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
梁欣; 1:国家法官学院 摘要(Abstract)：

<正>刑事诉讼模式变迁是指刑事诉讼模式所发生的新变化。从刑事诉讼历史发展来看,伴随着社会变迁的刑事诉讼模式变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微型变迁,其中有的表现为潜移默化,难以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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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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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①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根据地。红色割据政权受到苏联法律体系的影响,制订颁布了效仿苏联法律的部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2年颁布了《审判部暂定组织及审判条例》,建立了系统的司法组织及司法制度。这个时期的刑事诉讼有以下特征:第一,诉讼职能不分,未实现控审分离。审检合一,执行检察职能的人员附设于审判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最高法院以及各级裁判部均设有检察部门,负责侦查、预审、公诉以及出庭支持公诉。在鄂豫皖苏区,革命法庭下设审判委员会、国家公诉处、审判委员会负责审判,国家公诉处负责侦查、预审。第二,赋予被告人辩护权。根据地处于贫穷的农村地区,没有城市地区设立职业律师的条件。但根据地规定被告人在庭审阶段可以委托他们信任的人为其辩护。参见汪海燕著:《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第230-231页;第三,刑事审判遵循群众路线,即“依靠人民、联系人民、便利人民。”依照中国共产党的意识态,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根据地的刑事审判制度强调审判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群众可以参与审判,而参与的方式一种是法庭在作出判决之前征求当地群众的意见,另一种方式是群众直接参与审判。此外,群众路线的另一个标志是公开审判制度,当然公开审判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审判公开制度。公开审判最显著的特征是:审判不在固定的法庭进行,而是在公共场所进行,是“公审大会式的审判”。这种审判方式强调方便人民,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实际上,这种群众路线与中国文革期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以公判大会,批斗大会的形式取代正式审判不无关联。①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还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在会上,刘少奇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参见蔡定剑著:《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93页。②我国1954年《宪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被告人有权委托律师为其辩护。③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权倾一时的江青将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称为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过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的,多年与毛泽东对抗的官僚机构,江青提出:“公安部门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之外,其他的全部军管。”参见蔡定剑著:《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①我国曾于1957年起草过刑事诉讼法草案,后被搁置。①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并没有批准这一公约,意味着这一公约在中国并未实际生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现行法律中包括刑事诉讼法中的许多规定与公约中的规定不吻合,阻碍了公约在我国得到顺利批准。但随着这一公约的签订,该公约已经在我国相关的立法活动和学术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可以预见,这一公约一旦被批准,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法制的改革。2009年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提出,我们将创造条件尽早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12年刑诉法修改可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①在文革期间,全国共判处刑事案件120万余起。到1980年6月底,各级法院复查113万多起,其中,反革命案件27万多起,普通刑事案件86万多起。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25万多件。反革命案件中冤假错案约占64%,有些地区高达70%至80%。转引自汪海燕:《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第235页。②[美]布莱克著,段小光译:《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页。布莱克用“防卫的现代化”一词指一些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的动力并非发自社会的内部,而是发自社会的外部。因为他们感觉到为了保卫自己,免予西方优势的政治经济的侵袭,必须求得国家的安定与力量,而西方的侵袭可能是实际的,也可能是假想的。③实际上,西方法律文化作为外部因素的冲击对我国法律文化的冲击力度更大,表现方式和后果也更加明显:清末法制变革的结果,促使传统的中华法系法律结构的解体,从形式上改变了以往“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法律编纂体系,而且构成了以宪法为主导的公法与私法相分离、实体法与程序法相区别的西方式的法律体系。①参见[美]奥斯卡·蔡斯“法律程序与民族文化”,载《卡多佐国际法及比较法杂志》,1997年春季卷。[1]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董炯著:《国家、公民与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史良:《对于三十二个地区司法机关关于镇压反革命总结报告的批复并通报》,转引自强世功著:《法治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5]强世功著:《法治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公丕祥主编:《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7]冯若泉:“驳贾潜的‘审判独立’的反党谬论”,载《政法研究》1958年第1期。。[8]张武云:“打破常规,一日千里”,载《政法研究》1958年第5期。。[9]张培田著:《法与司法的演进及改革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0]梁治平主编:《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1]袁祖社著:《权力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12]马长山著:《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13]刘旺洪著:“国家与社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14][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15]曹卫东:“在雅典与耶路撤冷之间”,载《读书》2004年第5期。[16]胡水君:“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公民”,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17]卞建林著:《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18]左卫民、万毅:“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19]金耀基著:《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0]左为民:“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建构”,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