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重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范进学; 1: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基于西方法律传统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重新审视和考查了法律与宗教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彼此紧张并相互渗透、赖存与影响的关系,以此重新唤起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与忠诚,唤起对终极目的与生活意义的信仰,以寻找出解决危机之良策。为此,伯尔曼使用了最广义上的法律概念,在该意义上,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无法推导出"法律信仰"之命题,如将其中的"法律"理解为国家制定法,将是对伯尔曼的极大误解,所以,"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被过度误解的神话。我国的法律问题不同于西方,我国当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和守法精神,如何克服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及其人员的滥权问题,以及如何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在我国须认真对待"法律信仰",并摈弃使用这一范畴。

关键词(KeyWords)： 法律;;宗教;;西方法律传统;;整体性危机;;法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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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范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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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①《法律与宗教》的英文版的书名是“the Interaction of Law and Religion”,准确地翻译是:《法律与宗教的相互影响》。加与不加“相互影响”,对于准确理解伯尔曼的写作意图是大不相同的。伯尔曼欲通过探究西方法律传统历史中宗教对法律的影响、法律对宗教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揭示法律的宗教性与神圣性何以式微并最终丧失的原因,试图重新唤起西方人对法律的情感上的信任,从而使人们自律地遵守法律。②笔者围绕“法律信仰”问题曾发表过三篇文章:1998年发表于《中国法学》第3期“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1997年发表于《法商研究》第2期“法律信仰危机与中国法治化”和2007年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权利:从法律到信仰的路径选择”;前两篇文章核心观点以《法律信仰:基础与条件》为题载许章润主编:《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①伯尔曼:《法律与传统》,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其渐次表现是:第一阶段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的艺术家、诗人和小说家所运用的空间概念、时间概念和语言本身在解体与崩溃。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思想激变,当时西方传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业已丧失其正当性。这当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席卷西方社会的那场经济危机有关。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会的极度失望与价值颓废(参见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整体危机的表现还可进一步参看伯尔曼:《法律与传统》,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8页。德国社会学家格罗尼迈尔在2006年也指出:“当今社会最大的危险或许就是对过去回忆的缺失,即割断了与我们文化中道德权威的联系”,是伴随着人们生活了几百年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的消失的危险(参见[德]赖默尔格罗尼迈尔:《21世纪的十戒:新时代的道德与伦理》,梁晶晶、陈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①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笔者根据伯尔曼对法律与宗教关系的阐发,将中文译本中的“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法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狂信‘理解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法条;而没有法律的(宗教)信仰将蜕变成狂信”。因为,加与不加“宗教”事关文本确切意义的理解与把握,伯尔曼在纵论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时,一直强调宗教对于法律的影响,宗教是关乎信仰,法律关乎信任与服从,一旦宗教仅仅成为私人的个人事务,法律成为实证主义的法条规则,则二者之间的关系将被割裂,历史传统之中所形成的法律与宗教的内在勾联将丧失殆尽,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曾蕴涵着的神圣性以及宗教曾包含着的法律性也将不复存在。如此一来,在没有了宗教信仰的社会中,法律就退化成了僵死的法条;而在缺乏法律性的宗教信仰中,宗教信仰就成了狂信。所以,文句中如果不加上“宗教”,就使人误以为失去了信仰的法律将成为法条,而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成为狂信。个中体味需仔细酌量,否则就会南辕北辙。①Berman,Law and revolution,1983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at“Preface”.(参见中文版伯尔曼:《法律与传统》之《序言》,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值得说明的是,笔者将伯尔曼的原话即“law hastobebelievedin oritwillnotwork;it involves not only reason and will but not emotion,intuition,and faith.It involves a total social commitment”,译为“法律必须被人们所相信,否则就不会运作;它不仅涉及理性和意志,而且涉及感情、直觉和信仰,涉及整个社会的承诺。”中文版将其译为:“法律必须被信奉,否则就不会运作;这不仅涉及理性和意志,而且涉及感情、直觉和信仰,涉及整个社会的信奉。”其中“believe in”理解为“信奉”尚可,但将“commitment”同样译为“信奉”却不准确,前后两个“信奉”,不仅对应的词语不同,而且其语境也不同,前者强调“法律”必须被人相信,后者强调整个社会对“法律”的承诺并受其约束。①笔者在百度上搜索“法律信仰”关键词即找到相关网页约6090000篇文章,在谷歌网上找到约2550000条,文章标题多是:“论法律信仰的培育”、“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信仰的当代意义”、“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精神要素”、“法律信仰从娃娃抓起”、“社会呼唤法律信仰”、“树立法律信仰要从官员开始”、“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中国农民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必须被信仰”、“法律信仰:铸造法律权威的基石”等等,几乎都是肯定法律信仰之对于法治的意义。关于以法律信仰为主题的学术论文也多以肯定为主流:刘旺洪:“法律信仰与法制现代化”;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陈金钊:“法律信仰——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法律信仰在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罗军飞、李建华:“从道德信仰到法律信仰——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民族心态转换”,载《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朱玛:“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载《观察与思考》2001年第10期;任忍顺、王冶英:“论法律信仰与法律权威”,载《思想理论》2002年第1期;黄丽:“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从守法到对法律的信仰”,载《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叶传星:“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曹广婷:“刍论法律信仰”,载《理论导刊》2004年第11期;李海青:“现代性视野中的法律信仰”,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宿广升:“法律信仰——法治的精神支柱”,载《行政与法》2005年第4期;沈永胜:“对‘法律信仰’论题的一种事后解读”,载《内蒙古社会科学》;罗绍林:“试论法律信仰”,载《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薄振峰:“‘祛魅’时代的法律信仰”,载《理论学刊》2006年第4期;何平:“论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建设”,载《经济与法》2009年第5期;宋忠好:“伯尔曼式‘法律信仰’及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熊伟:“法律信仰何以可能”,载《广西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张海斌:“多元社会与法律信仰”,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颜丹丹:“法律权利信仰浅论”,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许娟:“法律何以能被信仰?——兼与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商榷”,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5期;任强:“为法律赢得神圣——中西法律观念的信仰基础反思”,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5期,王旭亮:“法律的仪式与信仰——一个宗教与法治的视角”,载《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施晓东:“浅论法律信仰危机与信仰的培育”,载《甘肃理论学刊》1999年第1期;邱爱民:“试论法律信仰的危机与培植”,载《学术论坛》2000年第6期;雷振扬:“论法律信仰的培植”,载《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姚俊廷:“法律信仰的建构及其意义”,载《理论界》2002年第1期;刘思斯:“对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12期;段睿:“法律信仰危机探析”,载《司法论坛》2004年第5期;李霞:“当前我国民众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及对策”,载《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黄丽:“法律信仰及其缺失的原因分析”,载《政法论丛》2006年第3期;蔡宝刚:“增进法律信用与塑造法律信仰——法的现代性语境下的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6期;张丽佳:“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状况之分析”,载《理论界》2010年第1期;任强:“法律信仰转型中人的主体性”,载《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钱国君,吴燕霞:“法律信仰与中国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西方自然法思想引发的思考”,载《文化学刊》2009年第5期;张云秀:“论西方法律信仰的主体生成”,载《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3期;夏燕:“论法律信仰之中的道德精神”,载《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李培才:“论我国法律信仰形成的法律心理基础”,载《理论界》2006年第2期;张云:“苏格拉底的法律信仰对我们的启示——从苏格拉底之死说起”,载《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董长海、王芹:“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信仰探析”,载《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等。①张永和对“faith”和“believe in”作了专门的区别,前者为“信仰”,后者为“信任”、“信奉”、“相信”等。参见《信仰与权威》,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183页。[1][美]伯尔曼:《法律与传统》,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2][德]赖默尔格罗尼迈尔:《21世纪的十诫:新时代的道德和伦理》,梁晶晶、陈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3][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2卷),袁瑜峥、苗文龙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6]黎鸣:《西方哲学死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7]张永和:《信仰与权威》,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8]魏敦友:“再评‘法律信仰’”,载《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9]范愉:“法律信仰批判”,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1期。[10]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版。[11]郑成良:“法律的定位:正义、程序与权利”,载《文汇报》2010年6月5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