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两个《规定》
汪海燕; 1:中国政法大学 摘要(Abstract)：

相对于以前的法律和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有两大突破:第一,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扩展到物证和书证;第二,比较详细地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然而,这两个规定有其内在的缺陷。这不仅表现为两个规定缩小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而且其中的有些程序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这很有可能使得被寄以厚望的两个规定变成一场"立法秀"。

关键词(KeyWords)：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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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Foundation): 汪海燕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刑事诉讼制度的法律移植研究”项目(07CFX042)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汪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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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最高法等五部委有关负责人就两个“证据规定”答记者问》,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2010-05/31/content_9909441.htm,访问日期,2010-05-31。[2]非法取得的辩解不排除,无论是从实体真实还是程序公正的角度考虑,都是合理的。下文对此不作讨论。《禁止酷刑公约》于1984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我国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该公约,该公约于1988年11月3日对我国生效。我国政府在1986年12月12日签署本公约时,同时声明对公约第20条和第30条第1款予以保留。详见黄芳著:《国际犯罪国内立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2]《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0条要求两类口供不能作为定案:(一)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二)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这二者的排除均是从证据的来源和客观性角度考虑,其目的并非为了遏制非法取证。[1]关于我国证据制度本质上属于自由心证的论断,参见汪海燕、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1]陈光中:“改革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大成就”,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6月1日。[2]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龙宗智:“试论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4]郑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