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研究的“他山之玉”——读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
苗泳; 1:中国政法大学 2: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摘要(Abstract)：

<正>刘禾是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擅长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其代表作,曾获得美国文学艺术界最高奖——古汉根奖的《跨语际实践》[1],便是其跨"界"研究的重要成果。一部文学著作,却试图"扩展什么是历史的观念",警醒人们关注曾被遗忘的"话语史";一本研究翻译的书,却聚焦"现代性"问题,借助其"跨语际实践"的独特视角和"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概念,试图消解"中∕西"、"现代∕传统"、"外来∕本土"等"二元"思维模式中的内在张力。巧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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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苗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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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2]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3]韩毓海:“‘中国’:一个被阐释着的‘西方’——‘跨语际实践’与当前文化研究方法论问题”,载《上海文学》1996年第3期。[4]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5]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6][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7]朱其永:“‘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8][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9][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10]刘亚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与萨义德东方主义之比较”,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期。[11]韩大元:“近30年我国宪法学方法论的演变”,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1期。[12]王人博:“庶民的胜利——中国民主话语考论”,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1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4]张秋实:“瞿秋白: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首倡者”,载《长白学刊》2004年第4期。[15]衣俊卿:《现代性维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16]林来梵,褚宸舸:“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史”,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17]孙森森:“话语变迁背后的学术与政治——以‘违宪审查’术语在大陆宪法学界的流变为分析对象”,载《金陵法律评论》2012年秋季卷。[18]高平:“政治正确与宪法重述——物权法与宪法的话语比较及阐释”,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3期。[19]刘星:《一个历史实践——近现代中西法概念理论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①“Modernity”译为“现代性”,也有译为“现代化”;“Modernize,modernization”,一般译为“现代化”。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内涵繁复、聚讼不已的概念,但至少可以明确,它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核心是“理性”和“主体的自由”。“现代化”(Modernize,modernization)则主要指从一个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也暗示着旧制度或体制的局部改变和改进。现代化理论把“现代性”同它的现代欧洲的起源分离开来,使之成为一般社会发展过程在时空上中立的模式,切断了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语境的内在联系,把产生于西方历史过程中的社会特征作为抽象的普遍适用的社会发展指标和相互联系的过程。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性”和“现代化”都缺乏实质的对应物,这类话语体现的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语言支配。因此,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化研究注定要涉及到“跨文化”、“跨语言”的领域。前述观点请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认同”,载于《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学者在概念使用中,“现代性”和“现代化”并不做特别的区分。笔者既无能力区分,便自随波逐流。①关于“现代性”研究对跨语言、跨文化研究方法的要求,可参见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①这是笔者根据沟口雄三的著作和孙歌的评论进行的总结,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一书。请参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②批评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刘禾对鲁迅的评价不够客观,对“国民性”问题的论证不够严密、不够准确。比如,陶东风,徐艳蕊认为刘禾过于夸大了西方话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所起的作用,忽略了历史事实本身在国民性话语塑造中所起的作用,也漠视鲁迅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反思与鉴别。见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149页。陶东风甚至认为,语言决定论是刘禾文章的基本方法论支点,这种极度夸大语言作用的理论似乎非常时髦,却违背基本常识与基本事实。见陶东风:“‘国民性神话’的神话”,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杨曾宪强烈的批评道,“不是别人,正是刘禾自己。在话语操作中,经常随心所欲地歪曲话语规范、扭曲词汇所指,利用语际书写成“跨语实践”的优势,行使着自己的话语霸权。”见杨曾宪:“究竟是谁的话语霸权”,载《文艺报》,2000年12月12日第003版。①限于篇幅,在此只讨论作为党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的最初翻译、使用过程,这是其作为宪法概念和制度的前提,而且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和作为宪法概念的“民主集中制”也很难完全分开,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②许多人对此作了考证,比如何益忠:“中共创建时期‘民主集中制’考”,载《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第87页。又可见李广德:“青年沈雁冰与中国共产党”,载《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③陈独秀等中央高层当时的主张,可参见何益忠:“中共创建时期“民主集中制”考”,载《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①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主要体现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之中,特别是后者的影响更大。下文中有关“话语”定义、话语与历史的关系等内容均引自《知识考古学》一书。参见,[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5-196页。①已经有宪法学者开始了这样的研究。比如,孙德鹏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运用“跨语际实践”的视角阅读历史和切入问题,认为,中国近代宪政史的研究不能忽视甚至遗忘跨语际实践的历史,跨语际实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语言学的视角对近代中国的宪政话语及其实践做出有效而合理的解释。认为清末以来,宪法和宪政在成为政治实践和政治现实之前,正是在话语的意义上被体验着。见孙德鹏:“清末君主立宪话语中的宪法概念”,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①几代法学家的经历、成就及其对法学发展的影响,请参见许章润:《法学家的智慧——关于法律的知识品格与人文类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