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政体思维”是怎样被误解的——评王绍光的《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
程燎原; 1:重庆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王绍光认为,早期的梁启超将西方的"政体思维"引进中国,但他最终又转入了"政道思维"。这一论判可能存在一些误解之处。从梁启超有关政体问题的一系列论著及其政体思想的演变过程来看,"政体思维"作为其主要的特质,一以贯之地占有着支配地位。即使梁启超在不同语境下认识到政体之外的一些因素,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其"政体思维"一直是一条主导性的思维路线。

关键词(KeyWords)： 梁启超;;政体思维;;政道思维;;转向;;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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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程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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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王绍光:“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三联书店2012年版。[2]梁启超:“古议院考”(1896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3]梁启超:“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1901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4]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5]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6]梁启超:“立宪法议”(1900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1903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8]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9]梁启超:“开明专制论”(1906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5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10]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1906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11]梁启超:“政治与人民”(1907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12]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1907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13]“政闻社总务员马良等上资政院总裁论资政院组织权限说帖”(1908年4月),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4]梁启超:“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1910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7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15]梁启超:“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1910年),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6]梁启超:“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1910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7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17]梁启超:“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1911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8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18]梁启超:“《法政杂志》序”(1911年),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9]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191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9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20]梁启超:“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1915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9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21]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0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22]梁启超:“国民浅训”(1916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0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①王绍光在另外的文章中,也直接把“政体思维”归结为“政体决定论”,如“中国民主政治之道”,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1期;“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12期。①公元2011年8月6-7日,“中国文化论坛第七届(2011)年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在会议上报告了他的新作“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该论文的主要观点,先前已发表于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和韩毓海合著并由韩毓海执笔的《人间正道》(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7月版)一书的“中国民主政治之道”部分。该部分的内容,同时又以“政体重要,还是政道重要”为题,摘录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11年第4期(8月)。其后,该文收入上述年会的论文集,题为《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王绍光主编),三联书店2012年7月版。王绍光为该论文集所作的“序”,也进一步论述了其论文中的基本观点。而该“序”的精华部分,亦以“两个关键词”为题,发表于《读书》杂志2012年第10期。②《新民说》各节发表的时间不一,从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第1号至1906年1月9日第72号陆续刊载完毕。本段引文出自其“论政治能力”一节,发表于1904年6月28日《新民丛报》第49号。《梁启超年谱长编》也说:1904年,梁启超“关于政论方面,有《论政治能力》一文,……”(丁文江、赵丰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梁启超全集》将其全部记为1902年,王绍光亦据此而注为1902年,本文尾注同样依此处理。但若据1904年,王绍光将这段论述视为早期梁启超“政体思维”的表达,而认为1903年之后梁先生开始怀疑“政体思维”,则难免有矛盾之处。①梁启超在1902年下半年还发出《拟讨专制政体檄》,严厉指控专制政体:“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又具体声讨专制政体的十大罪状,声言与专制政体势不两立:“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并要“誓翦灭此而后朝食”。(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页)此外,陈书良选编的《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也收录了该文。①王绍光根据《梁启超全集》,说《开明专制论》出版于1905年,但实际上,该文发表于1906年1至3月的《新民丛报》。②按梁启超新的分类,国家可分为“专制的国家”和“非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国家”包括“君主的专制国家”(中国、土耳其、俄罗斯等)、“贵族的专制国家”(斯巴达、寡人政治等)、“民主的专制国家”(如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罗伯斯庇尔及大拿破仑任执政官时代等),而“非专制的国家”包括“君主贵族人民合体的非专制国家”、“君主人民合体的非专制国家”、“人民的非专制国家”(民主共和国家)。载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5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3页。①萧公权论断说,《开明专制论》“全篇宗旨在为君主立宪张目”,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页。②梁启超在《1906年致蒋观云》中亦解释说:“弟所谓开明专制,实则祖述笕克彦氏之说,谓立宪过渡民选议院未成立之时代云尔。日本太政官时代之政体,即弟所谓开明专制,而公所谓宪胚非有二物也。弟之用此名则有所激而言,弟持论每喜走极端,以刺激一般人之脑识,此亦其惯技耳。”参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0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49页。①王绍光将该文发表的时间注为1911年,《梁启超全集》和《梁启超法学文集》都记为1912年。该文注明为“元年除夕”,实际上发表于1913年《庸言》第1卷第4、6号(1月16日、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