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词的中国语境与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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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辅仁网/2017-06-25

“讨论”一词的中国语境与政治意涵
张劲; 1: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摘要(Abstract)：

<正>"讨论"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语词。八二宪法经常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也部分地因为这样一个值得夸耀的缘由:宪法草案经过了一个最广泛、最深入、最持久的"讨论"过程。①在事实上,"讨论"已经成了中国不成文的宪法程序,而这个程序也是证明宪法本身的正当性或民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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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张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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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据参加八二年宪法起草工作的王汉斌同志回忆,“在起草这部宪法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过8次会议讨论,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过5次会议修改,其中3次是逐章逐节逐条讨论修改,并在全民中进行了4个月的讨论,才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参见《百年潮》杂志文章:“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一)——王汉斌访谈录”,2011年第2期;许崇德先生也评价说,1982年宪法序言“无论是从构思还是从其内容,修辞来评价,都称得上是高水平的佳作。它出自无数高人之手,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许崇德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0页。[2]相关史实参见:“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一)——王汉斌访谈录”,载《百年潮》2011年第2期。[1]参见:“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一)——王汉斌访谈录”,载《百年潮》2011年第2期。[1]笔者认为,中国的其他八个党派之所以合称“民主党派”,首先不是因为这些党派比共产党更具“民主色彩”,而是这八个党派的存在证明了共产党的“民主胸怀”。所以,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委员中有大量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就是宪法修改中党的民主精神的体现,也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一种尊重。还有一个不应该被忽略的细节是:既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也是民主人士重要象征的宋庆龄同志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随后,1981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的决定》。或许是和健康原因有关(在宪法讨论的过程中,宋庆龄同志已经重病在身),从能够公开看到的报道及回忆文章中笔者没有看到宋庆龄同志在在宪法讨论中发表意见。宋庆龄同志在讨论中是否发表了意见,笔者不确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共产党人对民主人士的极大尊重。[2]参见:“彭真与现行宪法的制定——许崇德教授访谈录”,载《百年潮》2011年第3期。[3]参见:“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一)——王汉斌访谈录”,载《百年潮》2011年第2期。[1]秦前红:“从历史的基点中寻找中国宪政的真知——评韩大元教授《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第二版)”,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秦教授的观感是对五四宪法的“讨论”而发,笔者认为,八二宪法的“讨论”也与之大体相当。[2]参见:“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一)——王汉斌访谈录”,载《百年潮》2011年第2期。[3]同上。[4]如人民日报社论《全民动员讨论宪法草案》(1982、4、29),光明日报社论《大家都来讨论宪法草案》(1982、4、28),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积极认真讨论宪法修改草案》(1982、4、30),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和讨论宪法草案》(1982、4、29);其后一些学者亦在相关杂志报刊发表文章,积极配合动员人民参加宪法讨论,如张友渔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宪法草案为何要交全民讨论”(1982、5、12),再如蒋碧昆在湖北日报发表文章“全民讨论宪法草案的重要意义”(1982、6、10)。[5]“王汉斌系列访谈——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http://www.hafxw.cn/Article/rwzx/yxfxj/201104/20190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8-28。[1][美]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转引自[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2]参见:“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一)——王汉斌访谈录”,载《百年潮》2011年第2期。[3]据许崇德先生回忆,仅在西南边陲的贵州省,就组织了2286次讨论。呼和浩特制锁厂有位叫王银祥的工人给全国人大写信,提出了有关土地利用问题的四点建议。信寄出之后,他又怕邮递行程太慢,错过时间,第二天便赶到邮局,用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发了一封近200字的电报阐述自己的建议。全国人大宪法工作小组收到王银祥的建议后,决定采纳他意见中的一点。http://history.inewsweek.cn/story-34.html中国新闻周刊。最后访问日期:2012-08-10。[4]秦前红:“从历史的基点中寻找中国宪政的真知——评韩大元教授《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第2版)”,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虽然,秦前红教授是分析五四宪法,但八二宪法在这个意义上和五四宪法是相通的。[1][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2]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3]刘政:“邓小平与1982年宪法制定”,载《上海人大》2006年第3期。[4]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7]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8]《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9]王人博:“宪法的中国性——对五四宪法发生过程的一种解释”,载《润物无声——中国宪政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0][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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