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邦国,如何安顿我们的身心——从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的“欢欣雀跃”论及邦国情思、政治理性、公民理性与国家理性 许章润; 1:清华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反感国家社会主义,拒绝纳粹的意识形态,但于德军并吞奥地利,"收复斯特拉斯堡"却"欢欣雀跃",认为"这是将全部的德国历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说明国民的爱国主义存在着"历史之爱"和"政治之爱"的重大差异,并由此折射出立国时段的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的冲突,国家理性和国家理由的严重失衡。同时,知识分子面对乱局之怠思与失思,或者,其于主流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之"两情相悦,思无二致",以及对于国家这一法政架构的有选择的历史主义理论安排,是造成邦国神智混沌的致命因素所在,揭示了基于公民理想和普世主义的法政哲学对于邦国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KeyWords)： 历史主义;;国家理性;;政治理性;;公民理性;;立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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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许章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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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作品集》卷六,“精选书信”,转引自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关于德国人和他们的历史”,丁君君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9页。[1]此处可对比阅读迈内克于“一战”初期对于战争的看法,主要见诸他致友人的信件,如1915年5月5日和12月23日致Walter Goetz的信、1915年5月23日和7月31日致A.Dove的信。所有书信均辑集于《书信集》,收入其《文集》第四卷,1962年版。正文中所引书信转引自[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296页。这里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当年保持同样心情的不是只有迈内克,而是迈内克们。例如,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占领了布拉格。战后在民主德国享誉甚高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福斯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曾经孕育了莱比锡大学的布拉格大学,作为最古老的德意志大学又回到了德国人手中!这实在无法想象。这对斯拉夫人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而对我们又是怎样的恩赐。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为可以经历这一切而感到庆幸。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没有你所想要的那么多的黄油,还是没有咖啡还是即便不适应还得忙忙碌碌在所有时代的进步和发展面前,那一切显得多么可笑和无所谓。转引自[德]格茨·阿利:《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刘青文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1页。[1]有关“意见”与“真理”的区别及其与政治的纠结,泛详[美]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收见氏著:《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以下。[1]辜鸿铭先生的这一“历史之爱”,表达隐曲而直白,典奥却又深切,似远若近,值得后人今日细细回味品评。参详氏著《尊王篇》,特别是“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于皇太后本人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陈述”;《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的“已故皇太后”、“中国的皇太后:一个公正的评价”等篇,收见黄兴涛编译:《辜鸿铭文集》(上),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1][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的浩劫》,转引自[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并参详何兆武先生译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7页。引文中的黑体字为引者标注。[1]Misha Glenny,The Balkans,1804-1999:Nationalism and Great Powers,London:Granta,P.219(1999);并参详Richard Hall,The Bal-kan Wars,19121913:Prelude to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Routledge(2000).[1]在“西班牙”这首一度脍炙人口的诗作中,奥登自己同样为此时代氛围作证,一再咏叹“今天是斗争”、“今天是斗争”。在“对一个暴君的悼词”中,诗人的讽刺和愤怒更是溢于言表,说明这个“革命与战争”的时代真是个火药桶,而且,人人都是个火药桶:他追求的是某种的完善,他所创造的诗不难了解;他熟悉人的愚蠢,犹如他的手掌,对于军团和舰队兴趣特浓,他笑,高贵的参议员也笑而又喊,他哭,孩子们在街上纷纷死亡。以上参详王佐良编选《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页609以下。[2]“一战”爆发时,除开大都会中民众之群情激奋,一些欧洲的顶级知识分子对于这场“伟大的战争”(The Great War)同样“欢欣雀跃”。“二战”开战之际,德国民众的兴高采烈,重演着“一战”之初的情形。就“一战”爆发时的欧洲知识分子而言,例如,在维也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称赞奥匈帝国打击塞尔维亚的决定是“一场释放张力的豪迈行动”。在海德堡,比弗洛伊德更加坚定的爱国者马克斯·韦伯,以同样高涨的热情欢迎战争,“无论结果将如何,这是场伟大且美妙的战争。”在巴黎,唯一能和韦伯争夺那个时代最伟大社会学理论家头衔的埃米尔·涂尔干相信,战争有利于“唤醒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以上转引自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恩的《暴力的衰落》,第57页。[3]Heinrich von Treitschke,Politik,5th ed.,Leipzig,1922,vol.2,p.357.[4]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A.D.9901900,Cambridge Mass:Basil Blackwell,1990,Chap.3.[5]所以,饶有意味的是,论及苏联之所以能够打败德国纳粹的强大攻势,“二战”后一位俄军将领坦言,“第三帝国的纳粹理念和独裁政体压倒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但在东方,它遇到了相似的、甚至有可能组织得更好的政体,于是法西斯无法经受住火一般的考验。”参详Dominic Lieven,Empire: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p.68(2000).转引自前揭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恩的《暴力的衰落》,黄公夏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1]与“军事国家”相对,“平民国家”意味着只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满足个人利益和公共福祉一类的中性愿景,专注于民事目标;储备和使用暴力不再成为国家治理的重心,暴力意愿和能力让位于协调与妥协;军事从属于经济增长、福利供给、建立救助体系、管理金融和货币、打击犯罪以维护治安等民事、社会职能。进而,私人抱负和个体愿望取代了为民族、国家而奋战和牺牲的一统精神诉求,国家也不再享有训导民众朝此努力的权威。军队成为一项业务,不再是什么“大学校”,等等。有关于此,参详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希恩的《暴力的衰落》,第195-202页。[1]就德国而言,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魏玛共和时代也恰恰是反犹主义逐步走向公开化乃至甚嚣尘上之际,纳粹主义同时孕育于魏玛的怀抱。有关于此,参详李工真:“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反犹主义”,收见氏著《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8页以下。[2]实际上,迈公在《德国的浩劫》中就曾说过,“没有判断力但心底里并无恶意而又正直、甚至还想成为理想主义者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为数是大得惊人的。……还有那些内心里反抗希特勒,但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表面上服从的人,为数也非常之多。许多人本来是会表现出殉道者的勇气的,它们之未能这样做,是为避免连累自己的家庭。一切‘亲友’都要受到株连,——这是党的最高明的整人技术。”参详三联书店1991出版的何兆武先生译本,第183-184页。[1]阿伦特指出,类似于艾希曼这样的人,无论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穷凶极恶,罪犯却既不凶残也不恶毒,毋宁,是一些平常之人;人们从他的过去、从他在审判中以及之前的警方问讯中能发现的唯一的个性特点是一些纯然否定性的东西,那不是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一种“思的完全缺失”。而在此人世,“无思和愚蠢是比邪恶更普遍的现象。”参详氏著:《责任与判断》,陈联营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30-134页。[2]转引自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46页。[1]“国家理由”和“国家理性”,两个中文语词,都翻译自西文reason of state,或者ragion di stato、raison d’état或者staatsrson,但具体落实到中文世界,则表达的意蕴迥然有别,以对应于西文思想脉络中有关这一实体的多元理解。有关于此,仅举一例,当雅典人伸言“无论是战争、外交、谈判或投降(如果有必要甚至是向波斯人投降),国家的利益总是有足够的正当性,选择工具在任何情况下只是策略问题,而不涉及道德”。此即典型的“国家理由”,相反,却津津于追究道德理由,拷问其正当性,则关涉国家理性了。上述引文见[英]贾斯汀·罗森伯格:“国家的秘密起源:国家理性的结构性基础”,亓同惠、段勇译,收见许章润、翟志勇编:《国家理性与现代国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页。并参详周保巍:“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收见许章润、翟志勇主编:《国家理性》“历史法学”第4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9页以下。[1][德]格茨·阿利:《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刘青文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页。本书第二部分专门理述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的经济劫掠,资料甚详。[2]可以补充说明的是,上述纳粹奉行的两分法“国家理由”或者“国家理性”,特别是对于国内民众利益均沾式的政治收买,不仅暴露了民主政体的重大缺陷,即公共贪婪常常制约、销蚀着政治美德,而且,它是纳粹极权政体之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极权”的诀窍所在。其间的枢机就在于,“以民生接应政治”和“以治安对付政治”。仅就前者而言,对于一个公民社会有待发育的德意志民族而言,满足大多数人的民生需求,顺应人民福利的期待,就是最大的政治正当性。而纳粹领袖们对此也似乎洞若观火,让德国民众的脸色越发好起来,包括从军家属时不时收到了从战场寄回家的沉甸甸的包裹,即便是在战争的最后时段。所以,英国军官尤利乌斯·波泽纳1945年回到德国故乡时,不仅为战火劫灰而震惊,同时,对比意大利等国战火之下的饥寒交迫,他眼前的德国民众“美丽、健康、整洁,并且穿得也不错”。对此,他不禁感慨:“一种依靠数百万陌生人的劳作并通过对整个世界的掠夺而一直保存到最后的经济制度,在这里展示了它的结果。”引自[德]格茨·阿利:《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刘青文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297页。[1]柏林:“迈内克与历史主义”,刘克温译,载《读品》2011年第6期。本文为Routledge版迈内克:《历史主义的兴起》英译本导言,后收入柏林《观念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1][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2][美]哈罗德·伯尔曼:“迈向综合法学:政治、道德与历史”,收见氏著:《信仰与秩序》,姚建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3][德]弗兰克·罗塔·克罗尔:“普鲁士的德行——在国家理性和理想主义之间”,谢立斌译,收见许章润、翟志勇(编):《国家理性与现代国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4][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郭子林等译,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5][美]詹姆斯·希恩:《暴力的衰落》卷一,黄公夏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6][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政治与文化”,引自[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7][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回忆录》,引自[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8][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9]赵翼:《廿二史札记》,董文武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10][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关于德国人和他们的历史》,丁君君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11][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见《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2][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理主义》,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3][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14][德]格茨·阿利:《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刘青文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15][德]艾米尔·路德维西:《德国人:一个具有双重历史的国家》,杨成绪、潘琪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16][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17]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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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 辅仁网/201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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