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中国法学研究方法回顾——基于中外顶级法学期刊引证文献的统计比较(2001-2011)
熊谋林; 1: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法学研究方法,是中国学者近30年反复讨论的理论话题。通过对1981年以来的研究方法文献进行回顾,并随机抽取2001-11年发表在中国三大顶级法学期刊的310篇论文,对其7835个引证文献进行分析,对比《哈佛法律评论》2003-09年的13篇论文,研究发现中国法学研究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各种方法指数呈上升趋势,研究逐步科学化;2.引证中专著比例偏高,司法案例比重偏少;3.中外的司法差异分析不足,中国的司法案例较少,外国理论较多;4.影响中国法学研究方法的法系和国家走向多元化。研究揭示,中国未来的法学研究可能还需关注自身的司法问题,减少译著的简单运用。

关键词(KeyWords)： 法学方法;;文献分析;;实证研究;;多元化;;司法案例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新兴与交叉学科)”支持,项目批准号为JBK130202

作者(Author): 熊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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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谢邦宇:“法学研究方法必须改进和创新”,载《法学》1986年第9期。[2]舒国滢:“法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演进”,载《法律科学》1992年第4期。[3]刘水林:“法学方法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4]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5]曹子丹、薛瑞麟:“刑法学研究方法刍议”,载《中国法学》1988年第3期。[6]童之伟:“宪法学研究方法之改造”,载《法学》1994年第9期。[7]韩大元:“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学术倾向与问题意识”,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8]曹诗权:“论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载《法商研究》1996年第3期。[9]张卫平:“在‘有’和‘无’之间——法学方法论杂谈”,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1期。[10]熊继宁、李曙光、王光进、覃桂生:“新的探索——系统法学派的崛起”,载《政法论坛》1985年第3期。[11]季卫东、齐海滨:“系统论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兼论法学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12]熊继宁、陈慧谷:“法学发展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13]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14]刘思达:“法律社会学:定性研究是主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2日第11版。[15]王敏远等:“法学研究方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16]郭云忠、王贞会:“法律实证研究方法扫描”,载《检察日报》2009年4月23日第003版。[17]郭云忠:“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研讨会综述”,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18]金可可:“民法实证研究方法与民法教义学”,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19]屈茂辉:“民法实证研究中的计量方法”,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20]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21]陈春龙:“关于我国法学研究对象的两次大讨论”,载《中国法学》1984年第2期。[22]周新铭:“试论法学研究的比较方法”,载《现代法学》1981年第1期。[23]陈兴良:《犯罪论体系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4]冯亚东:“犯罪构成本体论”,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25]胡铭:“司法竞技、法律诊所与现实主义法学教育——从耶鲁的法律现实主义传统展开”,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3期。[26]刘作翔、刘鹏飞:“世纪之交中国法学研究问题前瞻”,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27]葛洪义:“法律方法的性质与作用——兼谈法律的结构及其客观性”,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3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8]陈锐:“法律方法上的西方经验与本土资源——兼论中国现代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29]陈金钊:“对“法学中国化”的理解”,载《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30]张文显:“再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31]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32]崔旺来、高富强:“我国法学权威期刊被引分析与研究”,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33]崔旺来:“1990年度我国法学九种核心期刊的引文分析”,载《情报资料》1991年第6期。[34]成凡:“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35]侯猛:“数据如此分组能否真实反映法学现状——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法学部分’”,载《法学》2008年第3期。[36]左卫民:“从引证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37]王敏远:“法学研究方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38]熊谋林:“比较视角:未成年人违法及其矫正措施略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2期。[39]周少华:“法学研究方法:书斋里的法学”,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①社科法学派积极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元素融入法学领域,注释法学派倡导通过学派之争建构规范法学方法体系。有学者对法律移植表示担忧,提出中国应当注重学术本土化。参见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的一个概览”,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张明楷:“学术之盛需要学派之争”,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本)》(代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张文显:“再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载《中国法学》1997第3期;陈金钊:“对‘法学中国化’的理解”,载《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①行政法专家包万超提出,“如果实证理论的重建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现存的规范理论将长期丧失应有的严谨性,并加重行政法学家在最基本的规范命题上的认同危机”;刑诉法专家陈瑞华指出:“法学研究应当尽量引进社会科学的方法,当然也应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使活的法律更加精确。郑礼仁:“‘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研讨会”,北大法律网,2002年11月29-30日,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2749,最后访问时间:2012-10-23。①周少华指出,“法学研究脱离实践的抱怨声在法律实务界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周少华:“法学研究方法:书斋里的法学”,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②参见陈征楠、朱志昊:《法学研究方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陈瑞华:《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另外,曾粤兴、黄茂荣、沈琪、吴庚、余凌云、许中缘等在2005-2011年都从各部门法角度出版法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专著。①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Law Journals:Submissions and Ranking http://lawlib.wlu.edu/LJ/index.aspx?mainid=1,accessed on October 11,2012.①数据和经验调查被看成是衡量研究是否科学的重要指标,这对于法学学者正确提出论点、展开论据、深入解释都有利。Gregory Mitchell,Empirical Legal Scholarship as Scientific Dialogue,N.C.L.Rev.,vol.83(2004)p.167;Thomas S.Ulen,A Nobel Prize in Legal Science:Theory,Empirical Work,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in the Study of Law,U.Ill.L.Rev.,vol.2002 no.4(2002),p.875;Rachel Croson,Why and How to Experiment:Methodologies from Experimental Economics,U.Ill.L.Rev.,vol.2002 no.4(2002),p.921;Susan Saab Fortney,Taking Empirical Research Seriously,Geo.J.Legal Ethics,vol.22(2009),p.1473.②图1显示,2002年和2011年的法律引用是偏值(outlier),因此本文在表达趋势时去掉这两个年度。③文献概述,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常用“文献综述”来表达。然而,中国法学者很少有系统做文献综述的习惯,将这个标准严格应用于中国法学似乎太苛刻。因此,本文对法学界的文献研究取名为文献概述,凡是文章中对研究观点做三种以上学说对比且有引证的,都视为有文献概述。④2011年的文献概述比例是一个偏值,作者在分析探索中曾排除,但排除后仍呈明显上升趋势。①学者的学术高产不可忽视,这不仅可以提高一门学科的影响力,而且对于法学研究方向也具有导向作用。且拿出版专著30余本、论文400多篇、司法意见1600项的法经济学家波斯纳来说,夏皮罗2000年的美国法学家引证研究显示,波斯纳已经成为美国引证率最高的法学家,达7981次,比第二名的德沃金多3500次,这不能不说是法经济学如此活跃的原因。Fred R.Shapiro,The Most-Cited Legal Scholars,J.Legal Stud.,vol.29,no.S1(2000),pp.409-426.①研究结果和苏力的分析基本一致,但刑法领域变化较大,表现在张明楷的引证较高。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②研究结果和夏皮罗的发现也较一致,如波斯纳的引证较高。参见Fred R.Shapiro,The Most-Cited Legal Scholars,J.Legal Stud.,vol.29,no.S1(2000),pp.409-426.①梅伦的研究指出,不同地区在司法习惯和法理传统上存在差异,须注意特定地区的司法和法律的具体情况。当代中国法专家皮尔伯曼的研究也指出,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应注意中国自身的司法现实和特殊国情,而不应完全学习他国的法律理论。Taylor von Mehren,Special Substantive Rules for Multistate Problems:Their Role and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Choice of Law Methodology,Harvard L.Rev.,vol.88,no.2(1974),pp.347-71;Randall Peerenboom,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Edinburg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xiv.①某著名法学刊物的编辑在探讨法学研究方法时,对文献和注释就有不同看法。他的原话如下:“我们现在一提学术规范,好像一篇文章就要有很多注释,我觉得没有必要吧。注释规范是西方论文写作的方式,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谈观点,但是现在大家都这么要求,都写现代的‘新八股’。有些注释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完全是贴进去的。”②Joseph Vining,Justice,Bureaucracy,and Legal Method,Michi.L.Rev.,vol.80,no.2(1981),pp.248-58.③Lee Epstein and Gary King,The Rules of Inference,U.Chi.L.Rev.,vol.60(2002),p1.①“不考虑知识的职业用途的纯理论教学”语出王晨光。参见王晨光:“法学教育的宗旨——兼论案例教学模式和实践性法律教学模式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