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与清代司法制度研究——以“刑科史书”为例
李典蓉; 1: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 摘要(Abstract)：

面对美国"新清史"的"冲击",研究清史者了解档案之外最好也要掌握满文的观点在近年影响力渐增。清代的司法档案中有不少是用满文书写的材料。以清乾隆朝的刑科史书为例,可发现普遍存在繁简不一的情形,满文司法档案与汉文司法档案相比在细节的描述上更细腻、直白,所蕴藏的信息也更为丰富。因此,若能掌握和运用清代司法档案的满文史料,将有助于深入了解清代社会制度的历史细节,以及清代中央与地方司法制度的实际运作。关于"刑科题本",它是学界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题本刑科"卷宗名的俗称,但这一名称并不精准,容易造成对题本来源的误解。建议日后研究者应尊重征引档案原名,避免以俗害义。

关键词(KeyWords)： 满文档案;;刑科史书;;刑科题本;;内阁题本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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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李典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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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①“新清史”学派有著名的“四书”,是可以代表该学派核心思想的著作。[美]罗友枝(EvelynSakakidaRawski),TheLast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美]柯娇燕(Pamela K.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1999)、[美]路康乐(Edward J.M.Rhoads),Manchus and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美]欧立德: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关于“新清史”的相关论著,可参考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②[美]欧立德(Mark Elliot)t,《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2010年8月发表于“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③[美]白彬菊(Bartlett Beatrice):“启示之书:论满文档案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载《晚期中华帝国》,1985(2),p.26。转引自[美]罗友枝:“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载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②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包传稿:《达海列传》。③《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己亥年二月辛亥朔。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包传稿:《达海列传》。⑤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包传稿:《达海列传》。①胡贡明:《陈言图报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收录于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第11页。②《满文老档》是清太祖、太宗时期,满洲记注政事及抄录往来文书的档册,主要是以无圈点满文及加圈点新满文记载的老文件入关后档册移到北京,交由内阁掌管。乾隆六年(1741),清高宗鉴于档册年久,又与通行字体不同,便谕令大学士鄂尔泰等人按照新文重录一份。至乾隆四十年因老檔止此一份,怕日久或致擦损。依照当时通行的新满文缮写并加签注的重钞本于乾隆四十三年钞完后,藏于北京。乾隆四十五年,又按无圈点老满文与加圈点新满文各钞一份,送盛京崇谟阁贮藏。光绪三十一年(1905)内藤湖南访问阳,见到重抄本,他在1911用晒蓝的方式将盛京本复印四千多张,但原始旧档当时仍在北京并未被带走。参见庄吉发:《文献足征:满原档与清史研究》,载于氏著《清史论集》(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0年版,卷750。④《清史稿校注》,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卷121,《职官一》,第3257页。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042。②如对台北中研院典藏内阁档案想有进一步的了解,可参考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明清史料》甲编,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①《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98,都察院,第17052页载:“(雍正)二年奉旨,以六科隶都察院。”王庆云:《石渠余记》,则载:“雍正元年始以六科隶都察院,定科道升转不限年,通行开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②掌印给事中为康熙五年(1666)自六科都给事中改。③《清史稿校注》,卷122,《职官二》,第3288页。④(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卷69。⑤笔者按:即《会典》所云史书、录书。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录号106795,刑科掌印给事中明德等谨奏为参奏事,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此特地感谢史语所助理王一樵先生的协助。①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登录号179607,刑科为缴送红本事移会,乾隆五年五月。②若想深入了解六科其他史书典藏概况,可参考刘子扬:“清代内阁六科史书述评——以雍正朝吏科史书为例”,载《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第122-128页。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刑科史书》,乾隆二十年二月分第二本。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刑科史书》,乾隆十九年二月分。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刑科史书》,乾隆二十年三月分第一本。①宋慈:《洗冤集录》,卷1,《检复总说下》。①[美]傅礼初:‘Review of Walter Simon and Howard G.H.Nelson,Manchu Books in London;A Union Catalogu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1.2(December1981),p.653。转引自[美]欧立德(Mark Elliot)t,《满文档案与“新清史”》,载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2页。[1][美]罗友枝:“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载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美]何炳棣:“捍卫汉化:驳伊芙林·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上)”,张勉励译,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3]吴唅:《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二十八年(明万历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4]申忠一:“建州纪程图录”,载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5]张晋藩:“盛京刑部原档序”,载《盛京刑部原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6]薛允升:《读例存疑(重刊本)》(四),载《刑律·断狱下·有司决囚等第》卷49,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7]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年版。[8]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版。[9]赖惠敏:《但问旗民:清代法律与社会》,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7年版。[10]陈惠馨:“重建清朝的法律帝国:从清代内阁题本刑科婚姻奸情档案谈起——以依强奸未成或但经调戏本妇羞忿自尽案为例”,载台北《法制史研究》2004年第5期。[11]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12]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13][美]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载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4]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编:《六部成语(满汉合璧)》,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5][日]羽田亨:《满和辞典》,学海出版社1998年版。[16]李鹏年等编:《清代六部成语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7][美]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张世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18]刘子扬:“清代内阁六科史书述评——以雍正朝吏科史书为例”,载《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19]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