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登记中的政府角色
王妍; 1: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政府应当在公司登记中扮演何种角色,是为民作主的全能政府,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抑或是无为而治的放任政府?我国长期的公司登记实践已经证明,由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对公司登记进行实质审查并没有使公司登记资料的真实性更加令人信服,在公司登记领域奉行全能政府的"好政府"哲学并不可能真正实现"好政府"的愿望,而以满足市场经济要求、为市场提供信息服务的有限政府可能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对"好政府"的诉求。当下我国已经转变政府行政理念,在公司登记中实行形式审查原则,这是公司登记领域中"好政府"哲学思想的转变,但是,这种哲学思想在当前需要更多的制度安排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关键词(KeyWords)： 公司登记;;好政府;;登记审查制度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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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Foundation): 王妍主持的2008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商事登记中权利与权利的博弈与定位研究》(08A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王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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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登记机关在各国有所不同,有的国家由法院负责登记,如德国、瑞士、韩国等,新《德国商法典》第8条规定商事登记由法院负责,但实际上德国目前正进行将登记簿管辖权转移给工商行会的试点;有的国家由行政机关或专门设立的附属行政机构为商事登记机关,如美国、英国等;有的国家规定法院和行政机关均为商事登记机关,如法国;有的国家规定由行会作为商事登记的负责机构;如荷兰(参见周林彬、任先行:《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00年版第238-239页)。[2]德国联邦司法部于1997年10月提出了一项名为“工商行会设置和管理公司登记簿和合作社登记簿试点法”的草案。联邦内阁于1998年3月18日决定,为各州制定一个开放条款,便于他们进行把公司登记簿的登记转让给工商行会的限期实验。(参见[德]罗尔夫.施托贝尔:《公司登记簿与行会》,范健、邵建东译,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第1999年版第44、45页。)[1]父爱主义(Paternalism)又称家长主义。(参见孙笑侠、郭春镇:“美国的法律父爱主义理论与实践”,《法律科学》2005年第6期;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中国社会科学》第2006年第1期;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另见舒国滢:“权利的法哲学思考”《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孙莉:“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之检省”,《中国社会科学》第2002年第6期。)[2]Gerald Dworkin.Paternalism,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paternalism.html.[3]Gerald Dworki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23.[1][美]约瑟夫.E.施蒂格利兹:《政府经济学》,曾强、何志雄译,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2][英]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3][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4][英]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5]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关于政府‘大小’问题的理论与历史考察”,载梁治平《国家、市场、社会:当代中国的法律与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6][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7]杨培雷:《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8]李庆钧:“‘有限政府’的概念分析”,载《学习论坛》2007年第12期。[9][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10]赵中孚:《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1]黄范章:《外国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与实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12][德]C.W.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13]范健:《德国商法:传统框架与新规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14]吴建斌:《现代日本商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5]肖建民:“英国公司登记注册制度及其启示”,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年第2期。[16]施天涛:“公司法的自由主义及其法律政策——兼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载《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1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8][英]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19]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20]杨宇立:《政府太累》,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2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22]王小卫:《宪政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版。[23]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24]冯果、柴瑞娟:“兼论我国的公司登记统一立法”,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25]何增科:“新制度主义:从经学到政治学”,载刘军宁等编《市场经济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26]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7][英]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8]虞政平:《美国公司法规精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