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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理人生2:山区·政区·社区研究文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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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今朝1,21.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理科学系,杭州310027
2. 浙江大学地理与空间信息研究所,杭州310027



Online:202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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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今朝. 《我的地理人生2:山区·政区·社区研究文集》评述. 地理学报[J], 2020, 75(7): 1554-1555 doi:


刘君德先生继2017年完成自传性质的《我的地理人生:涉足山区·致力政区·钟情社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以下简称“《地理人生(1)》”)后,又于2020年4月出版《我的地理人生2:山区·政区·社区研究文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0;以下简称“《地理人生2(文集)》”),构成丛书性质的“地理人生系列”。两书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完整而全面地展示了作者60余年从事区域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学术研究的历程与成果,揭示了作者主要学术观点和理论创新的形成、发展过程和核心内容。由于作者及其学术团队在中国当代行政区划改革的研究中提出原创性的“行政区经济”等理论概念及对现实行政区划改革(尤其是“市制”改革)的诸多政策建议,因此,该书的出版对于学术界准确理解“行政区经济”等理论和准确认识中国当代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作者的学术活动和经历,也可以折射出中国现当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政区地理学等的发展过程和若干重大学术活动的细节,故亦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与《地理人生(1)》相比,《地理人生2(文集)》的整理、编排别有特色。如果说前者是一部学术思想性的“自传”,写法上主要是纲要性地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而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予以主观性的阐述和说明的话,后者则更多地从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通过对作者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各类文稿的系统整理,完整地呈现了作者学术活动过程,尤其是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全书洋洋约128万字,逾120篇各类文稿(其中116篇为学术性文章),若简单以时间为序编排,则难见重点;各文写作背景不同,若不加说明,也难以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各文要旨。该书作者花费了很大心力,对选文分类相从,又酌加说明、评点,使得全书纲目清晰,予读者以较大的阅读便利。该书在文稿整理和编排上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1)文以类聚,主题突出。作者根据研究问题,将120余篇各类文稿适当归类;即以自己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而将全部文稿分为4大类:“山区”“政区”“社区”和“其他”,“政区”类由于文稿较多而细分为3个部分,全书共计6个部分;每部分中亦根据文章主题或研究对象而适当归类。各小类中,大体上也是先宏观后微观,先理论后实践。这样,各部分主题鲜明,各类中前后相承,便于读者全面了解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尤其是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相关文章同类并举,可见其思想演变脉络,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理解理论的要义。

(2)简说精评,有裨理解。更具意义的是作者在每篇文稿前后附有“背景”和“解读”的简短文字说明,对各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各文论述所针对的问题、主要学术观点,以及文章的影响、贡献乃至时代特征甚至局限等,予以扼要的说明。这些说明和评点是作者站在今天视角的审视和思考,有作者新的看法,更有反思与感悟,文字虽不多,但每有画龙点睛之笔,读来予人以深刻的启迪。

总体来看,《地理人生2(文集)》的出版,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反映了作者及其学术团队的主要学术贡献和理论创新,有助于学术界更深入地推进和深化行政区划领域的理论研究。

刘君德先生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较早直接介入中国行政区划问题研究的地理****。他在对当时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中,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存在的“行政—经济区”和强烈的“行政区经济”等现象,在此基础上,与学术团队共同努力,归纳出“行政区经济”理论,并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推动了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的政区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使之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中具有较明显的中国特色和较多原创性的分支学科。这一学术发展过程和主要理论观点,在该书第二部分“政区研究(上):理论开拓”中有集中的反映。类似地,“行政区—社区”理论,也是现实需要与理论思辨的产物;作者在传统的社会学等学科背景的社区研究之外,以地理学家的独特视角,发现中国社区所具有的强烈的行政化色彩,从而提出“行政区—社区”等创新性观点,丰富了对中国社区问题的研究(主要成果收录在本书第五部分“社区研究”)。

同时,刘君德先生及其学术团队直接参与现实问题研究,直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对国家宏观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和相关地区的具体区划调整方案等,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体现了作者重实践、接地气的治学理念和服务现实、经世致用的研究追求。这些成果,在该书的第3~4部分中有集中的体现。

第二,反映了中国现当代人文地理学、政区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和若干重大学术活动,具有重要的学术史的价值。

刘君德先生1955年跨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求学,1959年毕业留系任教,之后就一直与华东师大地理系相伴而行,并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其间,他既参与和见证了华东师大地理系科的发展、壮大,也亲身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教学、科研乃至政治运动、师生活动等。在这一漫长的岁月中,他还直接参与了系内外和中国地理学界的很多重要的学术活动,成为许多事件和活动的见证者,如:1983年参加中国科学院和综考会组织的“南方山区综合科学考察队”并担任第三分队队长,1990年筹备和领导“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的组建、成立和其后的学术活动等。对此,该书文稿中都有直观、直接的反映;作者在“背景”和“解读”中也有对相关史事的说明。因此,该书对华东师大地理系科的发展史(作者在20世纪50—80年代之间,有一段重要的研习和从事“区域地理学”的教学和科研经历,可以认为是以李春芬先生为首的华东师大“区域地理学”教学和研究团队的重要****;其后的山区、政区、社区研究则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1983—1988年间的“南方山区综合科学考察”活动、中国当代的行政区划研究过程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史的意义。尤其是关于中国当代行政区划研究的过程和成就、若干重要研究机构和学术活动等的变迁和过程,以及对作为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的政区地理学的形成、发展过程的总结等,本书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

刘君德先生在2015年基本完成“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区域权力·空间·制度”丛书共计20分册的编纂工作之后,即开始集中精力编写和整理这两部《地理人生》。第一部“自传”即有55万字,第二部“文集”更高达128万字;并给每一篇收录的文稿撰写“背景”和“解读”。年逾八旬的老人,花费数年的时间,付出如此巨大的精力,编纂这部“文集”,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和追求也值得我们体会和深思。正如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所言:“这种毅力和动力来自于一名地理****的‘成就感’,来自于对于后人、对于社会的一种‘责任感’”。该书所体现的刘君德先生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和坚持不懈、经世致用的精神,以及发展学术的责任感、使命感,都值得后辈学人深思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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