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发展与国际法:风险及应对
Ope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何志鹏; 1:吉林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采取疏离国际法的策略去参与全球化、推进开放发展,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是认同风险和声誉风险;反之,如果采用借助国际法的方式,遇到的主要风险是观点风险和能力风险。认同风险是国家与民众对于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和身份的认同缺失;声誉风险是国家在世界上采取行动所积累的信用降低。这些是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核心决定因素,国家无法克服这两种风险转化为现实威胁的严重后果。所以,这种风险是不可解的,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此种风险,改为借助国际法的策略进行发展。观念风险主要是国家开放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国际法无用论或虚无论观念;能力风险则主要是国家所存在的体系认知、立法技术和专业队伍的差距。如果采用借助国际法的策略开放发展,应对两种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来自国家内部,因而是可以克服和改变的。通过自身的认真钻研、锐意创新,就能够达到充分利用国际法、改进原有国际法体系的目标,从而为中国及世界各国寻求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KeyWords)： 中国;;开放发展;;国际法;;风险;;应对策略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提升中国话语权与国际法律制度变革”(16JJD820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何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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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Crisis,1919-1939,Macmillan&Co.Ltd,pp.12-16(1946).(4)Max Habicht,The Special Position of Switzerland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29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457-463;Detlev F.Vagts,Switzerland,International Law and World War II,9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1997)466-475.(1)具体分析,见何志鹏、孙璐:“大国之路的国际法奠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探究”,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4期。(2)有关评论,见姜世波:“大国情结与国际法研究的学术心态——从中国对国际司法的消极心态切入”,载《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3)具体论述,参见何志鹏:“国际司法的中国立场”,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1)自然法的观念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过。其核心是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是非理念。在西方,这一观念流传的比较久远,从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开始,一直有绪传承至今。有关研讨,参见[英]洛克:《自然法论文集》,刘时工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澳]斯蒂芬·巴克勒:《自然法与财产权理论:从格老秀斯到休谟》,周清林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美]理查德·塔克:《自然权利诸理论:起源与发展》,杨利敏、朱胜刚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版;卢茂华:《自然法观念的变迁》,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吴经熊:《正义之源泉:自然法研究》,张薇薇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2)具体论述,参见何志鹏:“国际关系中自然法的形成与功能”,载《国际法研究》2017年第1期。(3)如前所述,身份认同当然也包括其内部的形象认可或行为方式认同,但经过转换之后,国家发展的主要压力仍然来自于外部。(1)系统风险(systematic risk)是金融领域常用的一个概念,也称市场风险、不可分散风险,是指那些基于多种因素影响而导致投资者损失风险增大的情况。系统风险的诱因发生在经济实体外部,作为市场参与者的经济实体虽然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本身无法完全控制。系统风险带来的波动面一般都比较大。参见黄达:《金融学(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241页。(2)例如2017年,人们发现日本APA酒店放置着歪曲历史的英文日文书籍,试图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行为、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的民众和官方都对此采取了十分明确的关注态度,并要求日本相关方面迅速采取行动撤掉相关书籍。而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未能得到诸国的支持,也与此相关,尽管日本对联合国的资金贡献非常显著。相关讨论,参见孙承:“论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8期;张森林:“日本加紧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动因”,载《日本学论坛》2005年第1期;鲁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的目标与动向”,载《外国问题研究》1997年第4期;鲁燕、明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程序与决策——以对日本的影响为中心”,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1期;张京:“浅析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5期;张碧清:“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活动及前景——兼谈联合国的改革”,载《日本学刊》1993年第3期。(1)这一条约和此后一系列不平等的基本情况和评价,参见熊志勇等:《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3页。(1)鞠成伟:“儒家思想对世界新人权理论的贡献——从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订立的贡献出发”,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1期;黄建武:“儒家传统与现代人权建设——以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形成的贡献为视角”,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2)例如在这方面,外交学方面的一些进步值得国际法领域关注,例如钱其琛先生的《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吴建民先生的《外交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014年出版)等。(3)纵观当前中国的大多数国际法教材,除了有限的几个问题,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对于中国自身的国际法实践问题关注的都不多(其中有些可能并不是作者不愿意探索,而是出版程序方面的问题),台湾地区的某些优秀国际法教材值得肯定(如丘宏达:《现代国际法》,陈纯一修订,三民书局2012年修订三版),大陆地区教材对中国的阐述还不如20世纪80年代初王铁崖先生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的状况,与国外的国际法教科书也很有距离。(1)将国际法看成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和进程,参见Rosa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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