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中心主义
The Investigation Centralism 陈瑞华; 1:北京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通过对嫌疑人人身自由的自行剥夺以及对涉案财物的自行处置,也通过对案件系属犯罪案件、嫌疑人构成犯罪等问题的公开披露和实质化定性,侦查机关与案件的结局发生了利害关系;通过侦查案卷移送制度的设计,法庭审判成为对侦查结论的形式审查和确认过程;通过各种法定的程序倒流机制,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有所疏漏的案件进行必要的拾遗补漏和程序补救,对法院作出有罪裁决施加重大的影响。侦查中心主义构造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后果,但迄今为止,我国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对此产生实质性的触动。要彻底解决庭审形式化问题,真正推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就必须对侦查中心主义给予认真的对待,并逐步抛弃这一问题重重的诉讼构造。

关键词(KeyWords)： 侦查中心主义;;庭审形式化;;庭审实质化;;审判中心主义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的研究成果

作者(Author): 陈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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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余缨、宋远升:“从‘侦查中心主义’到‘审判中心主义’下的诉审关系建构”,载《犯罪研究》2016年第4期。[2]柳叶:“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后基层政法经费保障问题的思考”,载《民族论坛》2002年第6期。[3]夏鹏程等:“关于政法机关经费保障问题的思考”,载《地方财政研究》2009年第7期。[4]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5]王达人、曾粤兴:《正义的诉求——美国辛普森案和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6]朱孝清:“论附条件逮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9期。[7]陈瑞华:“留有余地的判决——一种值得反思的司法裁判方式”,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4期。(1)参见周强:“必须推进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载2014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2)司法实务界对此所做的权威解读,可参见沈德咏:“加快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2015年6月12日《法制日报》;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3)有关刑事诉讼纵向构造的研究,可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上册)》(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以下。(1)关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研究,可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下册)》(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19页以下。(2)关于“新间接审理主义”的研究,可参见陈瑞华:《新间接审理主义----“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主要障碍》,《中外法学》2016年第4期。(1)参见扬帆:“‘公捕公判、游街示众’之痛”,载2010年8月4日《人民法院报》。(2)参见刘炜:“公捕公判:三令五申下回潮逆袭”,载2012年4月1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3)参见高亚洲:“惩罚犯罪不是‘公捕的借口’”,载2012年11月5日《检察日报》;另参见魏文彪:“质疑‘公开宣布逮捕’:‘公捕’可能侵犯名誉权”,载2001年8月3日《中国青年报》。(1)参见杨涛:“破案立功授奖能否等到判决后”,载2014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1)在几起由城管与小贩冲突引起的刑事案件(如崔英杰案、夏俊峰案等)中,作为被害人的城管队员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即被政府部门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这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争议。参见李欣悦、刘建宏:“崔英杰表哥:刚开始觉得英杰肯定是完了”,载2007年4月11日《新京报》。另参见卢斌:“夏俊峰仍然等待死刑复核,死亡城管烈士待遇未落实”,载2012年9月3日《南方都市报》。(1)有关程序倒流问题的早期研究,可参见汪海燕:“论刑事程序倒流”,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1)参见沈德咏:“刑事司法程序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载2014年10月24日《人民法院报》。(1)参见段文:“法院为何不敢做无罪判决”,载《凤凰周刊》2015年第9期;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6年3月1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载2016年3月21日《人民法院报》。(1)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浙江全省的统计数据。浙江省下辖11个地级市,设有一所高级法院,11个中级法院,一所海事法院,90所基层法院。2014年全省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共有135件,温州两级法院则启动28件,占全省的20%以上;2015年全省法院启动排除非法程序的则有53件,温州两级法院则启动了20件,占全省的37%以上;2016年1至6月全省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共35件,温州两级法院启动了10件,占全省的28%以上。以上统计数据引自徐建新、方彬微:“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的实证研究---以W市刑事审判实务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2016年“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与检讨”研讨会暨首届证据法学青年学术论坛论文。(1)参见程慎生:“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2015年1月8日《人民法院报》。(2)参见“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行使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载2016年10月11日《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