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及其公法话语
杨海坤;郝炜; 1:山东大学 2:苏州大学东吴比较法研究所 摘要(Abstract)：

治理是现代民主政治世界广泛运用的规则技艺,并逐渐演进至国家治理层面。公法学的核心任务是规范多元政治控制符合人权保障的有序运行。国家治理是国家行政、立法、司法、政党、军事及其他国家资源的重置,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现代化应上升到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等重要地位。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能力现代化符合人权保障要求,具有民主化、科学化、效率化、文明化、法治化等内涵,防止滑向专制集权,促进人权进步。

关键词(KeyWords)： 治理;;国家治理;;人权;;公法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 杨海坤;郝炜;

Email: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陈端洪:《宪治与主权》,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2]高全喜:“论宪法的权威——一种政治宪法学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1期。[3][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4]徐显明:“人权的体系与分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5]叶必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6][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7][德]克里斯托夫·默勒斯:《德国基本法:历史与内容》,赵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8]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唤软法之治》,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9]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0]王占阳:“新权威主义是必要的历史过渡”,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6期。[11]周尚君:“地方法治试验的动力机制与制度前景”,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12]甘阳:《古今中西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4]关保英:“社会变迁中行政授权的法理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第2013年第10期。[15][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16]余凌云:“论行政复议法的修改”,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17]林文清:《地方自治与自治立法权》,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1有学者在针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分析时,精彩地论证了美国宪政智慧就在于其“革命的反革命”取向。作者认为,“变革,革命,但都不颠覆基本的宪法制度,把社会变革中的一切的振荡、一切革命的因素、一切的动力转换成一个动力因。”而宪法则是它的“形式因”。高全喜:“论宪法的权威——一种政治宪法学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1期。1 关于从全球治理视角开展的治理研究的相关文献,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2 本文作者之一杨海坤认为,“公共性可视为行政最根本的特征,它不仅是行政其他具体特征的源泉,而且还为行政共同体的行动提供了最高的伦理标准。”参见杨海坤:“现代行政的公共性理论初探”,载《法学论坛》2001年第2期;郝炜:“行政法学视野中的行政公共性”,载《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2 页。关于公共性与行政法学研究的关系一直是笔者关注的重点,该部分体现了以往的研究主旨。1 Rhodes,R.A.W.,Beyond Westminster and White–hall:The Sub-Central Government of Britain,London:Unwin Hyman,p.57(1998).1 这突出体现在以罗豪才教授为引领的公法学者近年来对“软法”的持续关注。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我国,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奉行一种国家管理模式,造成公共政策与法律制度刚性十足而难以给软法留下必要的生成与发展空间,公域软法现象故而不太明显,那么自改革开放至今20多年中,中国的公域之治事实上一直实践着软硬兼施的混合法模式,尤其是伴随着公共治理模式的日渐兴起,软法现象变得日益突出,如果我国公法学仍然一如既往地对软法现象视而不见,那显然是不正常的。”罗豪才、宋功德:“认真对待软法——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当然,对软法在宪法治理实践中的运行要保持密切关注,特别是在软法的司法保障功能方向上还需要作出深入探索。2 Randy Peerenboom,R.P.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0(2002).3 作者注意到了权威形式多样性是专制迈向民主的关键,“注重单一权威形式的权威主义者,无论新旧,其意识都是专制型的,而倡导多元权威形式则表明具有民主倾向”。於兴中:《法治与文明秩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7页。1关于“共治式的威权体制”和“法治式的威权政治”特征描述,参见于建嵘:“共治威权与法治威权——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和出路”,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4期。威权主义是政治统治的中间状态,自1964年西方学者对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开展研究以来,渐次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发展理论之一。参见孙代尧:“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载《文史哲》2003年第5期;陈峰君:“威权主义概念与成因”,载《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学界较多关注威权主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宪政框架内开展政党、法律与威权主义交互研究者寥寥。1莫纪宏:《实践中的宪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7页。本文作者之一杨海坤于2010年撰文:“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尊重和保障人权法”,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第4卷,全文收入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杨海坤著作:《走向宪政和行政法治的时代》一书。1 Eric A.Posner,Human Welfare,Not Human Rights.Columbia Law Review,Vol.108,p.1760(2008).1本文指陈的行政法黑洞和灰洞较之美国学者Adrian Vermeule的表述领域更为宽泛,是由我国行政法体系性特征所决定的,具有与美国行政法不同之处。主要原因包括:(1)形式主义的行政法律在我国的法律实效令人担忧;(2)全能政府认为提供法律公共产品是政府义务,至于是否受法律约束在所不问;(3)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与政党党内法规是两种不同规范体系,特定情形下行政主体藉由政党规范逃离行政责任和诉讼责任承担。至于美国行政法上的论述参见Adrian Vermeule,Our Schmittian Administrative Law,Harvard Law Review,Vol.122,p.1096(2009).1 Rachel E.Barkow,The Asc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nd the Demise of Mercy,Harvard Law Review,Vol.121,p.1336(2008);Richard B.Stewart&Cass R.Sunstein,Public Programs and Private Rights,Harvard Law Review,Vol.121,p.1193(1982).1 Ronald Mitchell,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Evaluat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2,No.4,pp.58-83(2002).1夏勇先生进而指出了人权具有道德属性、普遍权利属性和反抗权利属性三种属性。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