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再审程序改革检讨
李训虎; 1: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2: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 摘要(Abstract)：

既往的刑事再审程序改革注重指导理念的革新、强化,聚焦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理念的批判与"依法纠错"理念的推行。然而,理念革新主导的刑事再审改革成效不彰、沉疴如故,甚至改革主政者革故鼎新的理念都没有进入地方司法实务部门的话语系统。刑事再审程序改革遭遇挫折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指导理念的泛意识形态化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刑事再审程序改革遭遇的挫折促使我们反思、检讨并超越理念革新主导的改革模式。

关键词(KeyWords)： 刑事再审程序;;指导理念;;理念革新;;司法改革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资助成果

作者(Author): 李训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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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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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年12月14日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经验交流视频会议上的讲话)。⑥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原先的改革过程中没有机制探索、程序改革,只是表明改革的重心、重点发生了变化。①江必新:“积极探索审判监督纠错新机制推动审判监督工作科学发展”(2010年12月14日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经验交流视频会议上的讲话)。②本文统计数字数据来源《中国法律年鉴》所载“全国人民法院处理告诉、申诉、来信来访情况统计表”,中国法律年鉴社1996年—2012年版。①2002年再审数量出现大幅下降,似乎给人一种再审程序改革成效显著的感觉。然而,这样一种大幅下降充其量只是一种“被下降”。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的,“在2002年之前,法院系统对于信访数的统计是采取累进制,即只要群众来信或者来访,均累积进入信访总数,以此作为法院工作的‘业绩’。此后,累进制被修正为只要来信或来访是针对同一事项的话,那么不论来信或来访几次,均被记录为一次。通过此种统计方式的修正,涉法信访数也‘被下降’了。”参见王禄生:“风动还是帆动?法院再审率和信访数下降的内幕”,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fzqy/2012/1117/7120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05-05日。②沈德咏在十八大新闻中心举办题为“中国的司法公正”的网络访谈活动中指出,以2011年为例,全国法院办理各类案件1 200多万件,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为90.6%,二审后达到98.99%;各级法院再审中对原判确有错误的案件或因其他法定事由改判的占当年生效裁判的0.14%。从这些数字看,整体上讲,中国的司法是公正的,绝大多数案件的当事人对司法裁判是满意或基本满意的。参见任勇:“沈德咏在接受十八大新闻中心网络访谈时强调确保司法公正维护人民权益”,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11月14日。③有网络媒体针对前述沈德咏的访谈专门制作专题,提出质疑,指出无人申诉、改判率低是人造“司法公正”,无申诉的“公正”,只因无处申诉。浏览其后6677人参与的跟帖讨论,绝大多数普通网友与该专题观点基本一致。如果说专题观点更多代表个人性,但其后6000余人观点惊人的相似则值得我们深思。参见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3_bbs/8GNQ09BI00014JHT.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06-09。④正如上文指出的,同样是基于统计口径的变化使得涉法涉诉上访数量在2002年出现大幅下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2002年之后,涉法涉诉上访数量确实有所减少,但就整体数量而言,其仍然保持高位运行。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或许有人会认为图4并没有多强的说服力,毕竟其并非只针对刑事裁判,对于其中因为刑事裁判而引发的到人大、政协、党委、政府等其他机关和部门的信访我们无从考察。并且,由于缺乏关于这方面的直接数据,本文难以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通过图4中的数据我们亦可以得出刑事司法权威低下,刑事案件当事人仍然无限申诉的结论。因为我们难以想象当下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会比民事案件处理得更公正、刑事案件当事人会比民事案件当事人更满意案件处理结果而不去上访、申诉。因为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其所面临的司法环境、法官素质、当事人是大体相同的。当然,刑事案件更为复杂,很多刑事案件的申诉、上访可能因侦查行为、公诉行为引起。①必须承认,相当一部分上访人员的要求并非合理合法,其中亦存在无理上访。参见陈柏峰:“无理上访与基层法治”,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②例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工作报告强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工作报告提出“坚持有错必纠,发挥二审、再审的监督、纠错作用”。③2013年媒体广泛报道的、影响恶劣的浙江张氏叔侄涉嫌强奸杀人案、浙江陈建阳等涉嫌故意杀人案、河南李怀亮涉嫌故意杀人案、安徽于英生涉嫌杀妻案的当事人及其近亲属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漫长的上访、申诉过程,于英生案的申诉长达17年,最终启动再审的原因则是真凶落网。①当然,司法实务界高层人士从未有人直言“限制纠错”或者有类似表述。但从刑事再审程序改革启动之初,改革主政者对于“有错必纠”不遗余力的批判,在“依法纠错”理念指导下出台的司法解释限制申诉和申请再审的次数,以及改革过程中面对汹涌的申诉供给措施严重不足而怠于推出就可以看出端倪。改革之初,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纪敏曾著文指出“审监改革的目标是改变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维护既判力”,参见纪敏:“当前中国的审判监督工作”,载沈德咏主编:《最新再审司法解释适用与再审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当改革目标如此单一,仅仅偏向既判力,而对司法公正关切不够时,改革走向“限制纠错”几乎成为一种必然。当然,或许有人会说,这非“依法纠错”的错误,难道纠错不应依法?其实,传统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也需要依照法律,在传统理念下也没有人公然反对依照法律。“依法纠错”的问题在于改革主政者将其与维持裁判终局性紧紧捆绑在一起,尤其是联系主政者对于“有错必纠”的批判,使人难以不将其与限制纠错联系起来。②或许有人会认为,刑事再审程序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系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单纯从再审指导理念方面寻求答案并不恰当,甚至是在舍近求远,相反,盘点具体改革措施与改革成效的关系更为恰当。无需否认,决定改革成败得失有很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制定的具体措施、执行者的执行力等等,如若单独考察一个具体制度的成效,这种方式能够立竿见影。但如果考察的是过去十几年的刑事再审程序改革,即一个长时段、宏观层面的改革的成效,便能反映出改革指导理念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存在偏差?毕竟,改革主政者在改革之初首先强调的就是改革指导理念的革新,将指导理念置于首要的位置,并且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不断调适指导理念,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司法实践。基于此,反思刑事再审指导理念的变迁无疑是探究刑事再审改革历程的一个更为恰当的选项。③改革者为什么将维护既判力作为改革的着眼点,下文将作进一步论述。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在刑事再审改革过程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浏览过去十多年发表的关于刑事再审的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在抨击裁判缺乏终局性,呼吁落实裁判的终局性。这样一种呼吁增强了司法实务机关目前采取的改革思路的正当性。①苏永钦教授评价台湾司法改革时,将其评价为“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参见苏永钦:“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载《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第1期。②关于思想市场的论述,参看参见[英]科斯、王宁:《变革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以下。③当然,同样是信奉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不同国家的制度设计亦存在较大差异。④从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连续出版物《审判监督指导》可以看出,改革主导者、参与者对上述理论并不陌生,并对上述理论、学说在国内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①在2011年的全国审判监督工作会议上,江必新强调要“不断深化审监制度改革”,2012年改革话语则基本淡出。参见江必新:“不断深化审监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提升司法公信力”,载江必新主编:《审判监督指导》(总第37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江必新:“提升程序法治理念确保两法贯彻实施”(在2012年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景汉朝主编:《审判监督指导》(总第4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②2013年媒体报道、披露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诸多媒体以“密集平反冤假错案”为题进行报道,其中代表性的报道为赵凌、林战:“错案密集平反最高法的想法和办法”,载《南方周末》2013年6月13日。③据陈永生对20起冤案的分析,“因出现真凶而被纠正的有17起,占85%;因故意杀人案中被害人‘复活’而被纠正的有3起,占15 %。”参见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以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纠正的震惊全国的冤错案件中,问题依然如故,于英生案系真凶出现,陈建阳案系另有真凶。但疑点重重的上述案件中的当事人漫长的申诉、上访并未撬动积重难返的再审程序。①关于裁判的可接受性理论,SeeNesson,The Evidence or the Event?On Judicial Proof and Acceptability of Verdicts,98 Harv.L.Rev.1357(1985);易延友:“论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②再审程序非正常审级制度的一部分,但在当下由于无限申诉、无限再审的存在,目前的审级制度已经异化为“以两审终审为主体,以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为补充”的制度设计。③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刑事诉讼法中不可放弃的原则”,樊文译,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1973,最后访问日期:2013-06-09。④具体情况亦存在差异,如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设置了专门的非常上诉程序,德国则没有类似规定。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75条从9个方面对再审事由作出规制,但表述依然不够清晰,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裁量权。②当然,司法改革中亦存在对西方司法经验的简单移植、对西方法律思想简单消费的法律移植景观。①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刑事诉讼法中不可放弃的原则”,樊文译,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 le.asp?id=1973,最后访问日期:2013-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