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上的真相——解读刑事诉讼法新增笔录类证据 马明亮; 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 2:新疆兵团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Abstract):
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笔录类证据,虽然在事实认定、程序争议问题的解决、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面临着重要的理论难题:与书证、人证的界限不明,证据的外延不明,是继书证之后的又一"口袋证据",这导致适用中的混乱。需要在整体上进行理性检讨。笔录类证据的独立是立法向实践的一种妥协,但由于缺乏相关制度规范作为内在支撑导致妥协可能沦为无原则的让步。通过司法解释完善笔录类证据运用规则乃当务之急,基础问题是明确其独立于书证、人证的标准与意义,厘清其范围。运用规则的重点是证据资格要素与法院调查程序。同时,完善程序性保障机制。这些努力旨在还原笔尖上的真相,防止冤假错案。
关键词(KeyWords): 笔录;;情况说明;;证据资格;;证据调查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刑诉法新增证据种类研究———以笔录类证据为范例”(编号GJ2013C29)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马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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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田文昌、陈瑞华著:《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田文昌、陈瑞华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2]陈瑞华:“论彻底的事实审——重构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的一种理论思路”,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3]王佳:“刑事错案与辨认”,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7期。[4]龙宗智:“进步及其局限——由证据制度调整的观察”,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5]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6][美]罗纳德·J·艾伦等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第3版),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7][美]米尔建·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何家弘审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8][英]约翰·斯普莱克:《英国刑事诉讼程序》,徐美君、杨立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9]林钰雄:《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10]孙长永:“论刑事证据法规范体系及其合理构建——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①其根源在于证据分类体系的不科学性。详细分析参见龙宗智:“进步及其局限——由证据制度调整的观察”,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②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是犯罪嫌疑人、证人言词证据的书面形式,不列入笔录类证据学界应无争议。①证据分类制度的价值与意义,参见龙宗智:“证据分类制度及其改革”,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①比如《高法解释》第101条规定,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应当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未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①有学者早就指出,证据都是些“看不见的情况”,参见James Baldwin,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转引自James S.Liebman etc,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Non-Matches as Evidence of Innocence,Iowa Law Review,Vol.98.2013.而笔录类材料尤为典型。①这种证据立法上的妥协并不少见,比如证人不出庭其证言不是必然排除,也是考虑证人出庭的难度而向现实的一种让步。参见龙宗智:进步及其局限——由证据制度调整的观察,《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①相关评论参见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51页;龙宗智、苏云:“刑事诉讼法修改如何调整证据制度”,《现代法学》2011年第11期。②相关性与合法性是材料具备证据资格的前提,客观性则是证据成为“定案根据”的前提。笔者赞同此观点,详细内容参见龙宗智:“进步及其局限——由证据制度调整的观察”,《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第33条。①如果证据法对这些笔录在法庭准入资格方面不做有效限制,这将使得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没有实质意义,裁判者依据侦查笔录进行事实认定的基本格局难以发生变化。参见陈瑞华:“论彻底的事实审——重构我国刑事第一审程序的一种理论思路”,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534页。①有学者持有相同观点。由于认定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将对其从重处罚,故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累犯的证明应当适用最严格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参见张军、江必新主编:《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适用解答》,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148 页。②根据《高法解释》111条的规定,证明被告人构成累犯、毒品再犯的证据材料,主要包括前罪的裁判文书与释放证明。这属于诉讼文书,其他的笔录类材料则属于笔录类证据。③比如在美国法中,这类材料被称之为说明性证据,它们是一种并不采纳为证据的说明性辅助物。参见[美]罗纳德·J·艾伦等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第3版),张保生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224页。④参见《高检规则》第446条。该条规定,公诉人可以根据讯问笔录、羁押记录、出入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看守管教人员的谈话记录以及侦查机关对讯问过程合法性的说明等,对庭前讯问被告人的合法性进行证明。①参见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60条规定。载《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黄道秀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57页。②两个《证据规定》具体是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于201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皆同。③既然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思路是借鉴英美的对抗制,那么其发达的质证程序也应重点引入。事实上,我们与之差距还非常明显,比如我们尚在讨论证人等相关人员应否出庭问题时,美国已经重点讨论证人、鉴定人等在交叉询问中的可信性问题了。可以参见Adrian Keane,Cross-examination of vulnerable witness—towards a blueprint for re-professionalisation,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idence&Proof,Vol.16:2,2012.George Vallas,A Survey of Federal and State Standards for the Admission of Expert Testinony on the Reliability of Eyewitnesses,Am.J.CRIM.L.Vol.39:1.2011.①转变观念重要性的相关论述,参见张军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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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上的真相——解读刑事诉讼法新增笔录类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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