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必备要素——以刘襄瘦肉精案切入
王立志; 1:郑州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依照中国刑法理论之通说,危害公共安全罪保护法益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而中国刑法分则相关条文中亦有类似之规定。但是基于法益保护说及刑法实质解释之基本立场,则必然会得出"纯粹性财产安全不属于公共安全罪之保护法益"的结论。相应地,"人身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必备要素"的观点应当得到提倡。惟其如此,方可如实理解公共安全法益之本质意蕴,并且才能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实现罪刑均衡原则。

关键词(KeyWords)： 公共安全;;人身安全;;法益保护;;罪刑均衡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CFX034);;中国博士后基金会资助项目(编号:2013M530538);;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1BFX002);;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项目(人文社科类)的资助

作者(Author): 王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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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林山田:《刑法各罪论》,台湾大学法学院图书部1999年版。[2]林山田:《刑法特论》(上册),台湾三民书局1978年版。[3]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德]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5]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6]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7]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8]邵维国:“论我国刑法中公共安全的内涵及其认定标准”,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9]周光权:“论通过刑法减轻控方责任——兼及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10]胡东飞:“论刑法意义上的公共安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2期。[11][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1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1999年作者自版。[13]张明楷:“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的区分”,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14]陈子平:《刑法总论》(上册),2005年作者自版,台湾元照出版公司总经销。[15]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16]黄建辉:《法律阐释论》,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17]梅传强,杜伟:“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与立法再完善”,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18]苏彩霞:“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开展”,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19]高铭暄等:《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20]周雪飞:“浅谈药品批发企业的质量管理要点”,载《求医问药》2012年第10期。[21]蒋皓,倪永兵:“新医改背景下推进零售药店药学服务探讨”,载《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22][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3]王立志:《安全事故犯罪刑法规制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4][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①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公诉机关并无证据事实予以证明“已经对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因而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等两级法院的判决书中对此问题或者是闪烁其词,或者是讳莫如深。②本案之案情可参见,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人刘襄等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文书号:(2011)焦刑二初字第9号,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被告人刘襄等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案的二审刑事裁定书”,文书号:(2011)豫法刑一终字第137号。①本案之案情可参见,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被告人韩文斌等人非法经营一案的一审刑事判决书”,文书号:(2011)获刑初字第121 号。②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也认可了公诉人所提出的此证据事实。①仅以福尔马林为例,其是一种慢性中毒药物。长期接触低剂量的福尔马林会引起慢性呼吸道疾病、女性月经紊乱、新生儿体质降低甚至鼻咽癌等病症。另外,高浓度的福尔马林对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肝脏等都有强烈的毒害作用。①另外,从药品流通实践来看,某些基层医疗机构,由于地处偏僻,在采购某些非常规的零星药品时,或者在批发商临时供货不足时,为了让患者及时用药,就近从零售药店少量购进药品,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并且,《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规定药品零售商的质量控制要点是确保消费者合理安全用药。而毋庸置疑的是,医院等卫生医疗机构显然会比零售药店以及普通患者更能够合理安全用药。因此,对这种现象予以禁止甚至处罚,虽然有着法律上的依据,但却没有现实必要性。①猫头鹰属于鸮形目鸟类,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购买1只即可构成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罪。②对本案之详情可参见,“博士向动物贩子购猫头鹰放生,林业局称其违法”,http://news.sina.com.cn/s/2012-10-20/040925398471.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01-06。①同样的道理,本文认为,基于刑法实质解释说,将枪膛中灌满滚烫的铅水而致使枪膛永久性堵塞,从而彻底丧失发射功能之枪支,已然不属于刑法枪支犯罪中的“枪支”。如果将其用于收藏而持有,亦不会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另外,将火药粉中添杂面粉或者沙尘,由于火药、面粉及沙尘颗粒微小且体积相同,一旦混同将无法区分,并因此而会使得火药丧失爆炸能力的,亦不能将该火药视为刑法中的“爆炸物”;再如,对于放置在公园或者游乐场中的仅作观赏用途的退役军用飞机,因为也该飞机已被永久报废而无法继续载人飞行,亦不能被视为刑法中的“交通工具”。②限制解释是指将法条的字面含义作限制范围的解释,即解释的内容较之法条的字面含义范围为小,从而避免严格依照法条字面意义所有可能导致的某种不合理现象出现。一般认为,在刑法中,较为典型的限制解释存在于第29条。该条规定:“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从字义上看,不满18周岁的包括不满14周岁的人,但不满14周岁的人的危害行为不构成犯罪,因而教唆者不属于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构成间接正犯。因此,这里的“不满18周岁的人”应限制解释为“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惟其如此,才符合立法原意。①这也可以解释,在紧急避险中消防队员可以不惜将整栋楼房拆除而拯救濒临死亡的火灾幸存者,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在财产法益和人身法益之权衡中,后者永远居于道义和法律之最高点,不容有任何质疑。②例如,刘襄案中的财产损失为1.6亿,其最终判决即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①依据刑法第144条及141条之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只有在“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才能够适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②与刘襄案相对应的是,在“三鹿奶粉”案中,被告人张玉军虽然因制售含三聚氰胺“蛋白粉”而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害犯,并被判处死刑。但“三鹿奶粉”案导致众多婴幼儿因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引发泌尿系统疾患,多名婴幼儿死亡。因此,在重大人员伤亡结果已然发生的情况下,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玉军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实害犯,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③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瘦肉精”案、“毒奶粉”案、“染色馒头”案、王二团等玩忽职守案等4起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只有刘襄案件被定性为危害公共安全之犯罪。而在2013年浙江温岭市涉46人特大产销病死猪肉案中,司法机关在缴获的大批病死猪肉肉制品中,检出了奇异变形杆菌、副溶血性弧菌等,并检出菌落总数严重超标,经危害性评估认定,人食用后可能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仅从医学角度而言,这些病死猪肉及其肉制品对人体健康之危害并不亚于瘦肉精,但是在本案中,浙江温岭市人民法院2013年3月12日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兴兵等被告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猪肉和猪肉制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并判处主犯张兴兵有期徒刑6年6个月。较之刘襄案件,在张兴兵案件中,浙江温岭市人民法院应更为妥帖适当。④另外两个是非法经营罪和寻衅滋事罪。⑤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本罪罪状缺乏对行为自然性质的描述,只有纯规范性、依赖价值判断的描述。因此,认定本罪从一开始就必须进行实质判断,不仅需要借助其他罪名判断本罪的实行行为,而且本罪的成立更需要依赖法益侵害、社会危害性等本属于犯罪概念领域的概念。对此可参见,高艳东:《谨慎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相当性》,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 期。正基于此,对于本罪之司法认定,更应当坚持刑法实质解释之立场,适用“人身安全说”,对某一具体行为有无对公共安全法益造成侵害进行实质性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