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理性、程序理性与刑事司法绩效考评制度
郭松; 1:四川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在一定意义上,推行绩效考评制度是中国刑事司法机关为了治理刑事司法中的种种"乱象",而采取的一项组织控制措施。这是一种追求组织理性的意识自觉。基于程序理性的立场,理论界对刑事司法绩效考评制度多持否定态度。当下刑事司法绩效考评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影响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如果未来继续推行刑事司法绩效考评制度,我们需要在技术层面对其调整,并更新主观意识层面的认识。在刑事司法机关内部管理制度能对程序运作的过程与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当下,从组织理性的角度解读刑事司法绩效考评制度,有助于唤起对包括绩效考评制度在内的刑事司法机关内部诸多管理制度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KeyWords)： 刑事司法绩效考评;;组织理性;;程序理性;;刑事司法管理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警察证据收集行为实证研究”(SKQY201123)之阶段性成果;;四川大学“985工程”社会矛盾与社会管理研究创新基地的资助

作者(Author): 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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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①在理论界已有的讨论中,也有论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绩效考评制度的正面作用,但即便这一态度相对温和的论者还是强调了绩效考评对刑事诉讼程序运作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参见龙宗智:“审判管理:功效、局限及其界限把握”,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②代表性的讨论参见陈瑞华:“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初步研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李建明:“刑事错案的深层次原因——以检察环节为中心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③较为系统的论述参见黄维智:“业务考评制度与刑事法治”,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①比如,艾佳慧指出,中国法院系统推行绩效考评制度的目的在于获得法官司法行为的相关信息以激励法官和加强管理。参见艾佳慧:“中国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研究——‘同构性’和‘双轨制’的逻辑及其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王亚新也持类似观点,相关讨论参见王亚新:“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率——中国法院的财政保障与法官激励”,载《法学家》2010年第4期。②关于绩效考评制度功能的详细讨论参见[美]西奥多·H·波伊斯特:《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方法与运用》,肖鸣政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③王树恒、余黎明:“浅析新时期人民法院绩效考评体系”,载安徽法院网,http://www.ahcourt.gov.cn/gb/ahg y_2004/llyt/gygz/userobject1ai1941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2-06-08日。①参见左卫民:“十字路口的中国司法改革:反思与前瞻”,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6期。事实上,分析近几年见诸报端的刑事错案,不难发现,错误侦查、错误起诉与错误定罪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相关司法人员的不当行为而造成的。①正是因为个人功利化的动机将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组织的运作之中,现代组织才非常强调组织控制对组织目标实现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讨论参见[美]R·司各特:“组织中的控制系统”,崔树义译,载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诸理论》(II),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435页。②如陈瑞华就指出,在现行的量化管理和考评机制下,司法人员一旦意识到严格遵守法律程序会造成自己的利益损失,就有可能采取各种规避法律程序、架空法定制度的行动,进而使得“刑事程序失灵”。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①因果关系是指某个因素的存在一定会导致某个特定结果的产生。相关性是统计学上的概念,是指某个因素的变化会导致另外一个因素的变化,但这个因素的变化是不是另外一个因素变化的原因,是不能确定的。详细讨论参见[美]达莱尔·哈夫:《统计陷阱》,廖颖林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46-50页。②如朱桐辉就论证道,办案人为完成目标,争夺奖励,自会降低证据与程序要求,损害被追诉人的正当权益。这样,人头数、大案数与判决率等考核要求形成的巨大压力最终会转由普通公民承受。参见桐辉:“刑事诉讼中的计件考核”,载苏力主编:《法律与社会科学》(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①相关讨论可参见吴宏耀:“社会认知背景下的诉讼认识”,载王敏远主编:《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5页。①柯武刚与史漫飞指出,如果代理人得知,委托人对他的行为细节不很了解或保持着“理性的无知”,那么代理人就会受诱惑而机会主义地行事。如果委托人想发现代理人实际在干什么,需要耗费很高的监督成本。[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7页。[1]马日梧、谢力:“检察管理:从量化考评到检察再造的科学发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期。[2]艾佳慧:“中国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研究——‘同构性’和‘双轨制’的逻辑及其问题”,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3]万毅、师清正:“检察院绩效考核实证研究——以S市检察机构为样本的分析”,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1期。[4]王亚新:“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率——中国法院的财政保障与法官激励”,载《法学家》2010年第4期。[5][美]W·理查德·斯科特:《组织理论》(第4版),黄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6]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7][美]菲利浦·J·库珀等:《二十一世纪的公共行政:挑战与改革》,王巧玲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英]安东尼·吉登斯:“一种社会组织理论”,洪大用译,载苏国勋、刘小枫主编:《社会理论的诸理论》(II)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9]孙长永:“略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10][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11]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2]赵开年:“刑事司法控制:权力与行动——以检察司法控制为例”,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7期。[13][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4][法]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张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5][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6][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7][美]艾尔·巴比:《社会学研究方法》(第10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18]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19]朱桐辉:“‘数目字管理’下的刑事诉讼”,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6日。[20]施鹏鹏:“缺乏刚性,刑事程序难免失灵”,载《检察日报》2010年7月22日。[21][美]亚伦·德肖维茨:《合理的怀疑:从辛普森案批判美国司法体系》,高忠义等译,法律出版2010年版。[22][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梁根林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23]林喜芬:“中国刑事司法错误的治理路径——基于转型语境的理论诠释”,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24]刘品新:“当代英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25][意]奈尔肯主编:《比较刑事司法论》,张明楷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6][美]西奥多·H·波伊斯特:《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方法与运用》,肖鸣政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7][美]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孙艳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28][美]盖瑞·J·米勒:《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王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版。[29]朱桐辉:“刑事诉讼中的计件考核”,载苏力主编:《法律与社会科学》(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30]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1]马明亮:“司法绩效考评机制研究——以刑事警察为范例的分析”,载《中国司法》2009年第7期。[32]戴昕:“冤案的认知维度和话语困境”,载苏力主编:《法律与社会科学》(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33]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4]李莉:“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理性化建构”,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35]赵孟营:“论组织理性”,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36][法]让—马克·白休斯:“法官管理问题初探”,魏晓娜译,载周泽民主编:《国外法官管理制度观察》,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37][英]杰瑞·莱特克里菲:《情报主导警务》,崔嵩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8][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