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开的价值重估——建立司法公开与司法权力的关系模型
钱弘道;姜斌; 1: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当前我国法院系统进行的司法公开化改革将司法公开的主旨定位为对法院的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地方法院在改革措施上将公众和司法权的主要关系局限为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通过两个模型可以说明公众、媒体与司法权的正向关系。第一个模型通过诉讼活动对当事人声誉的影响,分析司法公开如何通过"信号"机制提高法院判决执行力;第二个模型从"公众强制机制"出发,分析司法公开对于法院与行政机关在权力博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两个模型说明,在强调公众和媒体对法院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我们忽视了公众、传媒对司法权的强化作用,当前司法公开改革从理念到具体措施尚需补充完善。

关键词(KeyWords)： 司法权;;司法公开;;执行;;模型;;博弈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项目“中国法治评估研究”(NCET-06-0531);;211工程项目“转型期法治评估理论、制度与实证研究”(20300*123210301);;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3YJC820083)

作者(Author): 钱弘道;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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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见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http://www.court.gov.cn/qwfb/sfw j/jd/201003/t20100331_3593.htm。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见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http://www.court.gov.cn/qwfb/sfw j/jd/201003/t20100331_3593.htm。①齐奇、朱深远:“‘阳光司法’在浙江的实践与思考”,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1期。关于浙江、上海等地方法院司法公开改革的报道同样以监督司法、防治腐败为主要内容,把“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作为思想亮点。②从现有文献看,法律学者对于司法公开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公众与传媒监督司法、监督的方式与范围限度、公众与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矛盾等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不约而同地将司法公开的价值目标设定以“监督”为核心。见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卞建林:“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①J.Roland Pennock and John W.Chapman,Compromise in Ethics,Law,and Politics,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9),191.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见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http://www.court.gov.cn/qwfb/sfw j/jd/201003/t20100331_3593.htm。③对信誉机制在法律运作过程中的作用,参见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④Cho,I-K.&Kreps,D.M.,Signaling Games and Stable Equilibri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2:179-221(1987).①就现有法律制度来看,《公司法》、《证券法》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定中包括了公司“重大诉讼”这一内容,这本质上正是将司法公开的信息作为企业信誉及其增值能力的一部分,这一手段在判决执行率的提高上同样可以运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65、67条。②该模型主要受到Emory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Jeffrey K.Staton及其著作的启发,Staton对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国家(在其著作中主要是指墨西哥)的法院非常注重公共关系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通过博弈论方法对公众强制机制的作用方式进行了分析,见Jeffrey K.Sta-ton,Judicial Power an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Mexic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22-40.③相关著作如[美]基斯·亨廷顿著《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牛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④相关新闻见“巴基斯坦政府向最高法院让步”,和讯网2012年11月10日,http://news.hexun.com/2012-11-10/147812104.htm;l“巴最高法院宣布穆沙拉夫2007年实行紧急状态违宪”,新华网2009年08月0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8/01/content_11806861.htm。①关于两个条件的具体论述,见Georg Vanberg,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Germ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3-30((2005)).①Jeffrey K.Staton,Judicial Power and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in Mexic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22-40.①由浙江大学钱弘道教授主持的“司法透明指数”研究项目将法院网站建设水平作为司法透明程度的重要尺度,见彭波:“浙江出台首个司法透明指数用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正”,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1日;“我国首个司法透明指数诞生”,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日。[1]谭世贵:“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2]侯健:“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及其调整——美国有关法律实践评述”,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1期。[3]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4]周永坤:“民意审判与审判元规则”,载《法学》2009年第8期。[5]陈林林:“公众意见在裁判结构中的地位”,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6][美]朱·弗登伯格,[法]让·梯若尔著:《博弈论》,姚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7][美]埃里克·波斯纳著:《法律与社会规范》第1版,沈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8][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9]贺日开:“论司法权威与司法改革”,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5期。[10]景汉朝、卢子娟:“‘执行难’及其对策”,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11]季卫东、徐昕:“‘执行难’的理论争鸣: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之间的竞争与互补”,载《时代法学》2007年第1期。[12]孙笑侠:“司法的政治力学——民众、媒体、为政者、当事人与司法官的关系分析”,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13]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14]贺卫方:“司法独立审判需要广泛的公众认知”,载《南方周末》2011年12月8日。[15]陈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官——基层法官的忧思与展望”,载《司法制度讲演录(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16]贺欣:“为什么法院不受理这些纠纷?”,载《司法制度讲演录(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17]贺欣:“为什么法院不接受外嫁女纠纷——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权力和政治”,载苏力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