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话的法律全球化
谢晖; 摘要(Abstract)：

法律全球化不但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中,存在压制的法律全球化和对话的法律全球化之别。我们正处在对话的法律全球化过程中,这是由于经济的全球贸易及各国独具的经济资本、文化的全球交流及各国独具的文化资本、政治的全球对话及各国皆有的主权资本所致。但毋庸讳言,对话的法律全球化还面临种种挑战和问题。这些问题,仍然应主要奉行对话的解决方案,即在形式合理的全球法治框架内解决。全球法治既是对话的法律全球化的结果,也是保障对话的法律全球化得以顺利展开的基本手段。

关键词(KeyWords)： 法律;;全球化;;对话;;全球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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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谢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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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①该讲题在郑州大学讲演的整理稿,刊载于谢晖:《沟通理性与法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6页。①富勒强调:法律就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的事业”。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43页。②“扩展秩序”的主张来自哈耶克。参见[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8页。又可参见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上、中、下三篇),分别载于《公共论丛》第二、三、四辑,三联书店1996、1997、1998年版。①在欧洲人心目中日耳曼人的野蛮入侵,参见[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黄宜思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②有关匈奴人的征服史,参见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有关蒙古人对世界的征服及其描述,参见[伊朗]费志尼:《世界征服者史》(上、下册),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钺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③如西方殖民者、特别是英国殖民者当年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大肆动武,再加之瘟疫灾害、强迫迁徙等,导致大量的北美印第安人惨遭杀戮、或病死累死。参见[英]杰弗里·巴勒科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21页。④最典型的要数英国殖民当局在南非搞的种族隔离政策。众所周知,这一持续了300年之久的政策直到1997年才因“永久宪法”的颁布得以废除。有关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具体问题,参见杨兴华:“试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③香港大律师梁定邦先生在谈到法治社会中法律与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时指出:“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人人依法行事,法律不仅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也支配了他们的处事方式和生活习惯。”参见李泽沛主编:《香港法律大全》,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序。②如日本在2010年曾计划返还掠夺的韩国文物。参见http://news.eastday.com/w/20100721/u1a534471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03-24日;美国近年来曾多次返还数千件来自墨西哥的走私文物等。参见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10-26/428039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03-24日。在国际法上也有《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等法律文件。③在近代以来的内国政治架构中,权力分立和制衡是防止独裁的主要方式。自然,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也是制约一国独霸地搅乱世界秩序的有效方式,这便是国际社会的权力制约。苏联解体以及华约的解散,事实上使国际社会均等力量间的权力制衡不复存在,但好在主权国家的基本框架还在保存,这是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国际社会权力制约的基本前提。同时各大国也在日益积蓄着相互制约的力量,这也为国际社会的权力制衡提供着条件。所以,对于那种在全球化进程中主权观念已经淡化、主权本身也已经弱化的论断,应保持审慎态度。参见金纬亘:“国家主权观的变奏——西方生态主义语境中的‘弱化国家主权’论辨析”,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徐蓝:“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保护”,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2期。①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015.htm,有关联合国的较为系统的介绍。最后访问日期:2013-03-24。①美国的这种态度,这些年来有了明显变化。参见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2009年9月29日的报道:http://www.letv.com/ptv/vplay/32622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03-24。②如2008年时,美国曾拖欠联合国各项经费超过15亿美元;到2000年底,仅拖欠联合国会费一项,就接近12亿美元,直到2011年年初,才补缴了其中三分之一。参见“美国拒缴会费欺负联合国拖欠已成习惯性行为”,载《北京晚报》2011年11月12日。③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665234.htm,对多极化的论述。最后访问日期:2013-03-24。①参见韩旭东:“专家:美开启‘第六次世界战争’争夺规则主导权”,载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72467/1584795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03-24日;“美欲主导全球新一轮贸易主导权”,载《上海商报》2013年3月14日;“日本积极参与紧固件国际标准制定争主导权”,载http://info.wujin.hc360.com/2012/07/301018523588.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03-24等。①参见谢晖:“内国民主与国际专横”,载法律博客,http://xiehui.fyfz.cn/b/141865,最后访问日期:20130-03-24日。②“……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③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27页。特别是其中对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的考证,对这里的问题更有参考价值。④当韦伯强调“现代法的形式品质——形式合理的规则体系”的时候。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9-216页,表面看似乎是低估了法律的作用,而实质上毋宁说他把法律置于最高的位置。因为一切实质合理的规定,都需置于形式合理的体系中。背弃形式合理的规范和调整,实质合理就只能体现为个别正义,而无法扩展、升华为一般正义和普遍正义。[1]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载《顾准文集——读希腊史笔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许海山主编:《欧洲史》,线装书局2006年版。[3][英]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下册),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5]范跃红:“论新干涉主义”,载《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1期。[6]高鸿钧:《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7]赵峰:《世界贸易组织概论》,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年版。[8]孙中山:《建国大纲·民权初步》、《五权宪法》,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9]梁治平主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10]曾裕华:“布丹的主权论刍议”,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1期。[11]邓小平:“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2]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3]刘昊虹:“欧元问世后国际储备货币竞争格局与欧元危机”,载《财经科学》2010年第8期。[14]谢晖:《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5]牛绿花:《藏族盟誓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