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章武生;肖国玉; 1:复旦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近年来,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在讨论和确定司法政策时,普遍将重心放在调解上,而忽视了司法政策对判决的定位以及判决的功能和价值。特别是衡量民事司法效果的重要指标民事诉讼法任务实现的状况被边缘化、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案结事了。对调解功能的过分夸大和对调解优先原则的错误理解和运用,以及调解与判决关系不当处理的做法已经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事司法改革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重新审视和调整我们推动调解发展的司法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KeyWords)： 法院调解;;非讼化调解;;诉讼调解;;调解优先;;调判关系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复旦大学985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制度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2011SHKXZD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章武生;肖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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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对一些特别适合调解的案件,强制当事人参加调解,学者一般称其为强制调解或调解前置主义。这种调解前置主义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都有规定。例如,2000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的施行法15款a条规定,以下争议诉的提起只有在州司法管理机构设置或认可的调解机构对争议调解之后才被受理。[2]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79条规定,不管诉讼进行到何种程度,都可以试行和解或使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试行和解。为进行和解,可命令当事人本人到场。《日本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法院不管诉讼进行到何种程度,都可以试行和解或使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试行和解”。白绿铉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56页。[3]在法官积极促进和解的国家中,不同程度的强制调解也是存在的。例如,瑞士进行的法律实践调查就表明,在实践中向当事人施加压力促使其达成诉讼和解的情况并不少见。参见周翠译:《德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3]参见《人民法院报》2005年12月28日第1版。[4]参见程群、张莺:广西出现“零判决”和“零上诉”法庭,据报道,2009年,广西通过开展“调解年”活动,各类案件调解率显著提高,大量矛盾和纠纷成功化解,并且出现了“零判决”和“零上诉”法庭。广西百色市平果县旧城法庭、田林县浪平法庭全部案件调撤结案,成为“零判决”法庭;桂林市资源县车田法庭等成为“零上诉”法庭。中国法院网,2010年1月17日,下载日期2011年2月20日;又据《东方今报》2009年08月05日报道,2009年上半年,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理案件近200起,全部以调解方式结案,首次实现百案“零判决”。[1]例如,“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居高不下——淮安中院出台新规治‘顽疾’”,江苏法院网2010年4月13日;“灵宝法院提高调解案件执行率”,《河南法制报》2009年11月2日。[1]从地方裁判所一审民事案件的司法统计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和解结案的案件数量每年大致占以终结案件总数的17%左右,60至70年代上升到25%左右,到了20世纪80年代及上世纪末,这个比例已达到25%到35%之间。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1]郭艳:“信访‘总量下降’能说明什么”,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0日。[2]高皋、黄建中:“坚定不移地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6月28日。[3]李经纲、祖先海:“天津大力强化诉讼调解”,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4月12日。[4]范愉:“调解的正当性与发展趋势”,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0月15日。[5]范愉:“诉讼调解:审判经验与法学原理”,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6]张卫平:“诉讼调解:时下态势的分析与思考”,载《法学》2007年第5期。[7]徐昕:“‘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应当调整”,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5日。[8]徐昀:“‘调解优先’的反思——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分析框架”,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4期。[9]周永坤:“论强制性调解对法治和公平的冲击”,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10]周安平:“诉讼调解与法制理念的悖论”,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6期。[11]李浩:“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12]潘剑锋、刘哲玮:“论法院调解与纠纷解决之关系”,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4期。[1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4]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