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据法规范体系及其合理构建——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
孙长永; 1:西南政法大学 摘要(Abstract)：

刑诉法修正案对证据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和完善。这些修改和完善虽然包含了一定的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但并未形成一个足以保证公正审判的证据法规范体系。为了确保修正案的各项规定得到有效实施,为实现公正审判提供充分的证据法保障,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从体系上对法律规定的证据规范进行补充完善,具体包括:在与新法不相冲突的范围内,继续执行"两个证据规定";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通过地方规则和地方试点,进一步推进证据制度的创新和完善。

关键词(KeyWords)： 修正案;;证据制度;;公正审判;;规范体系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 孙长永;

Email:


参考文献(References)： [2]关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相关情况,参见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46-64页。[1]2003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第1款规定:“为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2]2000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20条第1款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在本国法律基本原则许可的情况下,视可能并根据本国法律所规定的条件采取措施,允许其主管当局在其境内适当使用控制下交付并在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下使用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如电子或其他形式的监视和特工行动,以有效地打击有组织犯罪。”[1]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规定:“出于强制、拷问或者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者拘禁后的自白,以及其他可以怀疑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獉獉獉獉獉何獉公獉诉獉方计獉划獉獉将獉被獉告獉人獉供獉述作獉为獉本,都方不证得据作提为出证的据诉”讼(着中重,如号果系有引证者据所证加明)。供英述国是或19者84可年能警是察通与过刑以事下证方据式法取第得76的条——第—2(1款)规对定被:告“人有采任取压迫的手段,或者(2)实施在当时情况下可能导致被告人的供述不可靠的任何语言或行为,则法庭不得将该供述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提出,除非控诉方能够向法庭证明该供述(尽管它可能是真实的)并非以上述方式取得,并且将此证明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可见,在日本和英国,凡是自白的任意性存在疑问的,不具有证据能力,因此控诉方对于自白任意性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1]笔者曾经对此有过专门论述,参见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59页。[1]该条规定:“只有在根据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Capital punishment may be imposed only when the guilt of the person charged is based upon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leaving no room for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facts.)[1]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我国最先出现于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该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1]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龙宗智:“两个证据规定的规范与执行若干问题”,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第20-22页。[2]参见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2年3月8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王尚新、李寿伟主编:《<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1]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的中国模式”,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2]龙宗智:《理论反对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3]陈光中:“刑事证据制度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之探讨”,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6期。[4]沈德咏:“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与发展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