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与困境:侦查程序完善的未竟课题
周长军; 1:山东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由于没有遵循利害相关者不得参与和主导修法活动的原则,同时受现行政治体制、司法体制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制约,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的修改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阶段性特征。侦查与立案、审判之间的关系仍未理顺;侦查程序的行政化/准诉讼化构造基本没有改观;侦辩失衡,侦辩之间的实质关系依然是求情而非对抗;选择性不执法、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辩护难等当下侦查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亦未得到立法的有效解决。从人权、法治的视角分析,侦查程序的完善还有许多未竟的课题。

关键词(KeyWords)： 侦查程序;;完善;;语境;;未竟课题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笔者主持的2010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司法部项目“未决羁押者的劳动权利保护研究”(项目编号:09SFB2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周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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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3]参见“谢亚龙狱中自称遭真凶陷害如遭不测请家人伸冤”,载《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12日。这方面的案例可以说俯拾皆是。由此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当下中国,非法证据的治理关键应当是事先的防范,而非事后的排除。[1]有官员就指出,法院、检察院是监督公安机关的,但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后,由于政法委书记又协调法院、检察院工作,监督环节就会有问题,“他们怎么监督呢?”参见钱昊平等:《政法委书记与公安局长的合合分分》,载《南方周末》2011年11月18日。[2]对于强制措施的界定标准,学理上存在一定的争论。有以实施者的实施手段为标准的学说,也有以侵害了被处分者的重要利益为标准的学说。将强制措施界定为侵害个人重要利益或者基本权利的处分,是多数法治国家的普遍认识。德国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罗科信教授就认为,刑事诉讼法上的强制措施均为对基本权利之侵犯。具体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4页;[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2]比如,据重庆警界一位老警察透露,外界历来传言文强是最大的黑帮保护伞,文强也曾被调查过,但他以培养黑帮人员作为“特情”、便于警方工作为由“说脱”了。参见黄秀丽:“扫黑风暴中的公安局长”,载《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又如,安徽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白玉岭以支付“线人”“耳目费”的名义大肆贪污公款。参见鲍小东:“贪淫特警队长的权色江湖”,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20日。[1]比如,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政府督查室主任苗新派受人之托,滥用职权阻止公安机关依法办案,要求当地公安机关春节前不要对网上追逃的4名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一事,经媒体披露后立即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和对执法不公的批评。参见陈国林等:《河北邯郸市政府副秘书长缘何身陷“录音门”》,中国新闻网,2012年2月6日访问。[2]比如,在前述安徽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白玉岭多年来办理的赌博、卖淫、打假等案件中,涉及近万人,卷宗6000多件,但无一件转为刑事案件。涉案人员家属只要通过关系送礼给白玉岭,然后交了罚款,涉案人员就会获得自由,还有很多案件因此没有入卷。参见鲍小东:“贪淫特警队长的权色江湖”,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20日。[3]比如,在河南尉氏县“强迫学生卖淫案”中,多位受害者家长在得知自己的女儿惨遭蹂躏后不敢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个别家长顶着压力到派出所报案,警方非但没有加紧破案,反而置之不理,百般刁难。在报案无门之后,一些在郑州打工的家长找到了当地媒体以及北京几家媒体的记者,欲将这起案件查个水落石出,但当地政府及公安部门不仅没有给予便利,反而对媒体记者的采访活动百般阻挠。参见孔力:“河南尉氏县‘强迫学生卖淫案’五人因渎职获刑”,载人民网,最后访问日期:2011-11-16。[4]参见国家森:《检察工作思考与实践》(上册),自印版,第350-448页。因2003年和2008年的《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都是对五年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当年的数据不清楚,故这两年的相关数据空缺。[1]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新浪博客,最后访问时间:2012-02-18日访问。[1]吴丹红:“新刑诉法‘73条’、‘83条’是进步”,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3月15日。[2]郑钰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有危害的”,载《成都商报》2011年10月28日。[3]周长军:“现行犯的初查措施:反思性研究”,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3期。[4]周长军:“公诉权滥用论”,载《法学家》2011年第3期。[5]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载《法学家》2008年第1期。[6]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以德国法的发展为中心”,载《政大法学评论》第62期(1999年12月)。[7]林莉红主编:《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8]刘长:“法院院长公开求证:我有何违法”,载《南方周末》2012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