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查立法宏观问题研究
程雷;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当前我国秘密侦查手段日益扩大适用,同时法治化状况低下,立法薄弱、执法混乱、司法无力,从而导致侦查效率与人权保障双重价值受损。目前秘密侦查立法已经纳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过程中,有必要就立法中的若干宏观问题展开研究。首先需要衡量目前秘密侦查的法律规范状况与成因,其次应当评估实践中手段使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分析立法中的各种障碍及克服途径,最后有必要探讨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及疑难问题如何破解。

关键词(KeyWords)： 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立法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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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Foundation):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10XNF003);;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特别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Author): 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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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关于秘密侦查的界定及其两分法的类型划分、秘密侦查与“特殊侦查手段”、“技术侦查”等相关术语的甄别,参见程雷:《秘密侦查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8年版,第19-43页。[1]对本条中的“通信”,宪法学界的研究认为应当将其改为“通讯”,以适应现代通讯科技的极速发展,扩大公民通讯自由权的保障范围,参见刘玉华著:《因特网时代通讯自由问题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第291页。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因此笔者在此将宪法第40条解读为“通讯自由”的保障,而不再仅仅限于“通信自由”的范围。[1]该案的基本情况为2004年1月4日,府谷县电信局副局长申万良接到县公安局政委高光文的电话,高光文称:“现在县上不安定,我们有些案子需要在电话上作监控,因为有人可能要破坏陕京输气管道,还有些吸毒的,需要监控几部电话”。申万良表示同意,但要求公安局提供证明,随后高派城管办公室书记王明民带着一个民警持公安局巡警大队介绍信以及一封交话单前来办理监控手续,王明民当场在交话单的背后写上了几个电话号码,交给申进行监控。随后电信局监控组很快执行了监控,随后的三天里,每天上、下午王明民都亲自来电信局取走监控记录。直至三天后,王通知申无需继续监控了,同时执意要取回介绍信,这一取回介绍信的行为令申万良对此次电话监听行为产生了怀疑,经查被监控的电话号码为县人大主任、公安局局长以及前县人大主任,申万良迅速将此事通知该三人,三人联名向上级有关部门发出控告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了调查,相关报道参见《中国青年报》2004年3月23日,转引自李明:“在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监听制度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210-211页。[1]参见何家弘:“秘密侦查立法之我见”,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6期,第27页。在该文中何教授进一步认为“侵犯公民自由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等最为基本的人身权利,比秘密侦查对当事人权利的侵犯更加严重”。另可参见朱孝清:“试论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3页。两位作者敏锐地观察到秘密侦查中的欺骗与隐蔽可以作为与常规侦查行为中的强制进行相互转化的现象,即更多地使用欺骗与隐蔽可以更多地替代或者削弱我国侦查实务中对强制手段的过分依赖,应当说这种判断是符合比较法发展趋势与研究结论的。但是笔者个人认为,上述推理中将人身自由、安全以及健康权绝对化地置于隐私权之上,或者说将有形权利的保护置于无形权利的保护之上的看法,值得进一步论证。[1]陈卫东、程雷:“论秘密侦查及其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挑战”,载孙长永:《现代侦查取证程序》,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2]何家弘:“秘密侦查立法之我见”,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