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司法的非司法解决:群体性争议中的行政诉讼
汪庆华; 1: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通过对一起土地补偿纠纷引起的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长期的实地观察,并利用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大量一手资料,包括国家正式文件,详细的会议纪要,法院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意见,以及访谈纪录,探讨了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的运作逻辑。在有关群体性争议的行政诉讼中,行政诉讼的程序性退居幕后、规范性无关紧要、确定性边界模糊。民众的诉求进入了行政诉讼这一司法机制,但其解决完全是一个非司法的过程。行政诉讼作为民众和政府对话和争持的平台,成为了法官说服教育、政府讨价还价、民众获得赔偿的非司法解决的场所。

关键词(KeyWords)： 群体性争议;;行政诉讼;;问题化;;非司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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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汪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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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2]最近几年,群体性行政案件数量的急剧增加,是各地的普遍现象。以重庆一中院为例,2004年该院审理的群体性行政案件达35件,占该院受理的一审行政案件的20%。2005年1-5月,受理此类一二审案件已经达到39件。金代权、苏福(重庆市一中院行政庭法官):“试论群体性行政案件的审理”,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15期,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1]有关行政诉讼中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的概念讨论,可以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11页。[2]傅郁林:“群体性纠纷的司法救济”,载《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和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对集团诉讼从比较法、实际运行、经验分析以及改革建议等角度所作的综合性研究,可以参见范愉编:《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3]James Scott,Weapons ofthe Weak,Every Day Forms ofPeasant Resistan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4]Charles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McGraw-Hill Companies,1978.[5]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和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中,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冲突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体性事件的升级。尽管这些事件最后得以平息,其中折射出来的问题仍然值得深思。童兆洪认为,群体性纠纷产生有这样一些因素: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结构性根源;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是群体性纠纷产生的体制性根源;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力弱化是群体性纠纷发生的社会性根源。童兆洪:“群体性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与思考”,载《浙江审判》2003年第10期。[6]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有关农民维权的分析,还可参见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9期。[7]Kevin J.O’Brie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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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Richard Madsen,and Jonathan Unger,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De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王铭铭在对福建美法村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基础上,结合功能主义和历史主义对社区历程的考察,并揭示了明清以来村落中的国家社会关系转型。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王铭铭、[英]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中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22页。对包括村庄在内的小社区的一个人类学的经典研究,可以参见Robert Redfield,The Little Communi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在雷德菲尔德笔下,村庄呈现出作为整体、作为生态系统、作为社会结构、作为传记、作为个体、作为历史等多重的面向。[2]D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调查笔录,2001年9月1日,田野调查资料。[3]D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调查笔录,2001年9月1日,田野调查资料。[4]Li Lianjiang,Kevin J.O’Brien,Politics ofLodging Complaints,The China Quarterly,Vol.143,770.[5]Kevin J.O’Brien&Lianjiang Li,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36.[6]对杨盛民、张亮生、李长河的访谈,2005年1月。[1]对张亮生的访谈,2005年1月。[2]James Scott,Weapons ofthe Weak,Everyday Form ofPeasant Resistanc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p.245.[3]分化策略是政府摆平理顺群体事件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三峡库区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在如何对待移民群众上访问题时,就提出了上述分化办法。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9页。[1]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的几点体会”,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5期,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3]艾山村委会、中共艾山村党支部:“部分村民情况的证明”,2001年9月6日。田野调查资料。[1]Mancur Olson,The Logic ofCollective Action,Revised Edi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2]一位基层法院法官在总结处理群体性案件经验的时候,就强调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热饭冷炒,建立冷处理机制”。邹万成:“涉诉群体纠纷处理机制研究”,http://xgx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d=2758。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8月30日。[3]L市黄河大堤加高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关于加快防洪应急度汛工程进度的紧急通知”,2000年4月19日。田野调查资料。[3]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8页。应星进一步解释这三种技术。“所谓‘说’是指使移民对自身苦难以及苦难的归因的叙述技巧,所谓‘闹’是指‘逼迫’政府立即解决问题的策略性行为,所谓‘缠’是指移民抓住占得住的理由后就采取不间歇地、密集地上访主要领导,并充分利用科层制内的缝隙以上压下、以左攻右,来谋求问题解决的手法。”第138页。我们甚至在传统官僚制之下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机制。清代的地方官用监禁和恐吓来劝阻百姓不要轻易兴讼。百姓的上控将在时间漫长、成本高昂的过程中被过滤,只有那些经受了真正的非法行为侵害的人才能够坚持到底,把程序走完。欧中坦:“千方百计上京城”,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509页。[1]艾山815名联名村民,于10月22日的情况说明。田野调查资料。[2]对张法官(艾山案一审主审法官)的访谈,2005年1月。[5]有关行政诉讼强化了政权的合法性的讨论,See Andrew J.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15Journal ofDemocracy,Volume14,2003.[1]笔者在这里借用了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中有关暴力行动者的协同程度的说法。请参见[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谢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2]“今年或又是群体事件高发年政府处理水平待提高”,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1/05/content_10605345.htm2009年1月5日《瞭望》。[3]甚至于没有任何实质作用的抱怨机制都有助于缓解对政府或者企业不满的消费者的情绪。Laura Nadert,“Disputing without theForce of Law”,88Yale LawJournal(1979)998-1021.和我们大力提倡协调恰恰相反,Laura Nadert建议强化司法程序,以代替那些法律之外的机制。[4]对张法官(艾山案一审主审法官)的访谈,2005年1月。[5]对张法官(艾山案一审主审法官)的访谈,2005年1月。[1]萨利.安格尔.梅利在对美国底层民众的法律调查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形。参见氏著:《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郭星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对于司法的不信任和负面评价即使在法治相对完善的地区也普遍存在。在1995年所做的一次法律社会学调查中,学者们发现台湾民众对于法官持负面形象达到50.2%,持正面形象的为33.3%。他们的调查进一步显示,经验会强化负面印象和对法官和法院的不信任感,对法院裁判不信任因为有在法院诉讼的经验而进一步增强。苏永钦:《司法改革的再改革》,元照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0页。[1]自治型法表现出自治、法律与政治的分离、以法官、规则和程序为中心,对这些特征的详细讨论,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59-78页。[1]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2]金代权、苏福:“试论群体性行政案件的审理”,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15期,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3]傅郁林:“群体性纠纷的司法救济”,载《民事司法制度的功能和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4][美]查尔斯.蒂利:《欧洲的抗争和民主》,陈周旺、李辉、熊易文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5][美]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6]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7]赵树凯:“社区冲突和新权力关系———关于196封农民来信的初步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8]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9][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宏庆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10][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1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2][美]帕特里夏.尤伊克、苏珊.S.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