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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明治宪法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影响——为《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00周年而作

中国政法大学 辅仁网/2017-06-25

论日本明治宪法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影响——为《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00周年而作
韩大元;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在理念、过程与具体规范的结构等方面深受日本明治宪法的影响。日本明治宪法不仅广泛影响了《钦定宪法大纲》的制定,而且对早期中国宪法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关键词(KeyWords): 明治宪法;;钦定宪法大纲;;影响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韩大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07BFX07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韩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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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正式公布的名称是《宪法大纲》,因它是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清政府在尔后的行文中,也公开称之为《钦定宪法大纲》。如1910年11月4日清廷宣布提前召开国会的上谕中提到“著迅速遵照《钦定宪法大纲》,编订宪法条款……”。[1]林伯晖在《日本立宪运动的过程》一文中说:“……日本的所谓民权,和欧洲的所谓人民之权是略为不同的……,欧洲的人权,是人民对君王所要求的权利,而日本的民权论,却是对于当时掌握政权的藩阀提出的。”《宪政月刊》(创刊号),1940年第1期。[2][日]芳贺彻:《明治维新和日本人》,转引自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页。[1]转引自[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周启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1]《辛亥革命》第4册,第28-29页。[2]《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端忠敏公奏稿》卷六,第36页。转引自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3]《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端忠敏公奏稿》卷六,第42页。转引自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1]端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端忠敏公奏稿》卷六,第29—32页。转引自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2]日本曾在明治初年设立“宪法取调局”,后来内阁附设有法制、统计等局。宪政编查馆“兼有日本新旧办法”。[3]《政治官报》,光绪33年9月23日,第四号,第518页。转引自熊大云:《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视察》,成文堂1998年版,第132页。[1]《日本宪法义解》的中文版有两个版本,一是丁德威翻译,由日本秀光社印。另一本是沈泓翻译,金栗斋铅印社于1901年出版,有严复写的序。序中说:“……而日本维新之规,凡所以体国保民,纪纲四国,经纬万端者,具于此矣,斯大礼必简之义也义解者,所以达宪法之-,而明夫其用者也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之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故是编者,谓之日本帝国宪法可耳,若以概欧洲立宪之制,则亦有舜驰不相比附者矣。”[2]载泽日记中记载,伊藤讲解时用英文,柏锐口译,钱承梽笔述,不像穗积那样用日语(唐宝锷口译)。据笔者查阅档案的史料,伊藤擅长德语,按一般常理应该用日语授课,但为什么用自己并不擅长的英语,笔者仍持疑问。[3][日]有贺长雄:《中华民国顾问应聘经过》,《外交时报》1913年17卷207号,转引自《近代中国官民的日本视察》,第165页。[1]《有贺长雄博士讲述宪政讲义》,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藏。[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转引自《辛亥革命》(四),第159页。[2]《论立宪万事根本》,《南方报》1905年8月23日,转引自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3]转引自[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1]1989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了王晓秋《清末政坛变化的写照——宣统元年间〈汪荣宝日记〉剖析》一文考定“李汪宪草”;俞江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中发表“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初步研究”,说明两种宪法草案的稿本发现的情况;尚小明在《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发表的“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一文中认为,在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中发现的“两种宪法草案”中的甲残本是日本学者鬼田三郎的《大清宪法案正文》,乙全本是民间立宪派团体制定的。[1]《大公报》1911年4月1日,转引自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2]目前“李汪宪法草案”还没有发现,但从《汪荣保日记》中可以看出基本框架和内容。[3]笔者感谢日本九州大学法学研究院洪英博士的协助,她帮助笔者复印了日本图书馆馆藏的北鬼三郎的《大清宪法案正文》,东京经世书院1909年出版。[4]《论预备立宪时代之人民》,《时报》,《预备立宪公会报》第2期,转引自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1]吴兴让:《国会与宪法》,《北洋法政学报》,第67册,转引自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2]李庆芳:《中国国会议》,《中国新报》第9期,转引自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据张一廛在《古红梅阁笔记》中说,“……乃以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预备立宪之清单,即杨所草定而通过者”。转引自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4页。[2]《大公报》1905年4月13日,转引自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1]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家永三郎等:《明治前期的宪法构想》,福林出版社1967年版。[3]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4][日]尾佐竹猛:《日本宪政史大纲》(上),宗高书店1978年版。[5][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6][日]佐藤功:“战后日本宪法与立法权优越的变迁”,载台湾《中央论坛》1984年19卷第3期。[7][美]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8][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周启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9][日]铃木安藏:《宪法制定与罗埃斯勒》,东洋经济新闻社1942年版。[10]毛磊等主编:《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11][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12]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14]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5]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6]钟叔河主编:《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17]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8]叶晓青:“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载《南方周末》2007年5月31日。[19]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0]张锐智:“黄遵宪《日本国志》中的宪政思想及其影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2期。[21][日]大石真:《日本宪法史》,有斐阁2005年版。[22]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六。[23]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24]张德美:《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5]尚小明:“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26]陈丰祥:“日本对清廷钦定宪法之影响”,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0年第8期。[27]李秀清:“中国宪政实践史上移植西方法的第一次尝试——清末立宪活动述评”,载《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28][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周启乾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29]俞江:“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载《历史研究》1999年6期。[30]中国法律史学会:《法律史论集》,法律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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