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春山The differen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y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migrant enclaves in Shenzhen
YANGGao, ZHOUChunshan收稿日期:2017-07-10
修回日期:2018-08-11
网络出版日期:2019-02-20
版权声明:2019《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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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2017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接近1.7亿人。但由于长久以来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农民工在迁入地遇到各种排斥,无法像当地市民一样享受城市社会服务和保障[1]。农民工迁居到城市,不仅是人的流动,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的流动,迁居地成为多重网络之中的具体联系,并产生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意义[2]。因此,促进农民工在迁居地的社会融合不仅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国外与中国外出农民工相对应的概念是移民。移民社会融合研究发端于美国有关族裔移民、欧洲有关社会整合的研究[3],主要围绕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形成了同化论、多元论以及异质本地化的相关学说。同化理论最早于1930年提出[4],认为第一代移民到他们的后代,同化水平在不断提高,断言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最终都将放弃自身的独特身份和族裔特征并融入到主流社会[5]。Gordon于1964年总结了同化的三个过程：文化适应、结构整合、通婚[6]。有****在Gordon对同化过程静止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动态的维度：移民逐渐融入到主流社会,并逐渐失去他们鲜明的民族身份。但其忽略了移民适应过程中的变化和文化持续的多样性,比如大多数亚洲移民保持了民族身份和族裔文化,****后来发现移民及其后代与当地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性甚至被进一步强化[7]。族群文化多元主义逐渐成为解释移民融入的核心概念,认为移民的融入过程并非一个必然的结果,移民的融入会呈现出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征。移民在适应新的社会与文化环境的过程中,更多地是在流入地重建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关系网络,其原有的族群文化特征并不会必然消失[8]。多元主义者构想了如此图景：族裔社区的自我维系,每一个成员身处更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但仍长久地保留传统的身份和文化习俗。无论是同化论还是多元论都侧重于讨论移民的文化融合问题。
在传统的文化融合之外,20世纪晚期部分新移民表现出了经济融合和空间融合的特征,但保持了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历史传统,这种现象被称为异质本地化（heterolocalism）[9]。异质本地化强调居住的空间邻近对于维持族裔身份认同和族裔文化不是必须的,移民可通过族裔网络的参与以及其他的社会和文化纽带的连接,保持甚至强化族裔身份认同[10,11]。在前述研究基础上,有****从文化融合、社会结构融合、族群意识融合、公共事务融合、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和通婚等方面来测量移民的社会融合程度[5],但缺乏经济融合维度的考量。此外,研究表明语言、种族、信仰、社会资本、主流社会成员态度、迁入地相关政策等对西方国家移民社会融合有显著作用[12,13,14,15,16]。
关于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合,从不同视角,比如社会融合的概念[17,18]、社会融合的指标构建[19,20]、以及社会融合的模式（隔离型、多元型、融入型、选择型、融合型）[21]进行了大量研究。社会融合是一个系统问题,包含多个维度,总体上主要有以下四个维度：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17,19,22,23]。很多****通过构建社会融合指标分析社会融合水平[18,24],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上相对较低,主要与制度、本地人的排斥等社会因素相关,还与年龄、性别、婚姻、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个人因素有关[18,25,26,27,28]。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性,省际之间[22]、不同城市之间[29]社会融合水平不同。目前研究有涉及单个城市农民工整体的社会融合程度[23],也有比较不同城市间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差异[29],但针对城市内部不同类型农民工聚居区社会融合的差异研究还比较缺乏。此外,影响因素主要考量的是个人因素和制度因素。但不同类型的聚居区,不仅个人因素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且还应考虑聚居区（社区）因素,因为社会空间辩证法强调移民不仅作用于社会空间,而且社会空间会反作用于移民,其中对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便是反作用的表现之一[30,31,32]。
市场化下中国大都市农民工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33]。深圳是农民工聚集的大都市,本文选择深圳作为研究地,着重从空间差异的视角分析三种不同类型农民工聚居区的社会融合,并从个体和社区两个层面分析社会融合背后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利于全面了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而且通过不同类型聚居区总体社会融合程度以及不同维度的对比,便于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社会融合的策略,以期为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首先根据199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以2010年各街道农民工区位熵作为纵轴（区位熵1作为高低聚集的分界线）,2010年与1990年的差值作为横轴,深圳农民工聚集区可划分为五种类型：高聚集增长型、高聚集稳定型、高聚集减少型、低聚集增长型和低聚集减少型（缺低聚集稳定型）（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深圳市农民工聚集区地域类型划分和案例地分布
-->Fig. 1Five types of areas by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and the three case villages
-->
农民工聚居区的选取在遵循增长、稳定和减少划分的基础上,还结合了已有研究对农民工聚居区的其他划分方法[34,35]。一是从农民工群体的经济活动对聚居区和周边环境的依赖程度划分为无依托、半依托和完全依托三种类型。完全依托型农民工聚居区对周边环境提供的就业岗位或者经济活动依赖较大,周边环境的变化势必影响聚居区的发展。2014年国家统计局深圳调查队发布的报告显示,深圳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为64.1%,制造业的分布成为影响农民工聚集的核心因素之一[36]。因此,在大型制造企业或工业区周边形成了大量的农民工聚居区,比如位于龙华富士康北侧的清湖村、富源工业区东侧的塘尾村。目前该类型的研究较少,本文选取清湖村作为代表,也属于减少型。二是从聚居区内部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和交往的强弱程度划分为缘聚型和混居型两种类型。相关数据表明深圳有大量的缘聚型农民工聚居区（同乡村）,仅罗湖区就有13个,其形成与农民工传统社会网络的异地重构和寻求文化认同较为紧密。大部分同乡村农民工多从事相似的职业,比如大望的湖南攸县人和木棉岭的湖北洪湖人主要从事出租车行业,笋岗的湖北荆州人多从事二手家具电器行业,黄贝和罗芳的四川达州人则以室内装修为主。本文选取罗芳村作为缘聚型的代表,同时也属于无依托型和增长型。最后,半依托混居型以宝安区共乐村作为代表,也属于稳定型。
三类农民工聚居区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作为无依托缘聚型农民工聚居区,罗芳村又称“四川达州村”,2015年罗芳村常住人口20000人左右,其中外来人口超过18000人,以四川达州籍农民工为主,主要从事室内装修和保洁工作。早在2007年,便成立了中国首个“同乡村”流动党支部——四川达州流动党员支部委员会,由22名达州籍务工党员组成,该党支部是促进就业、重建乡土社会和稳定社区环境建设的重要推动力。罗芳村区位优越,靠近罗湖中心区,与香港隔河相望,交通便利,租金相对较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赋予了传统社会网络和低租金住房的供给,大量农民工涌向罗芳村。近几年,由于近邻城中村已被改造或即将被改造,比如黄贝岭和湖贝村,导致更多的农民工迁移到罗芳村。
Tab. 1
表1
表1三类农民工聚居区的基本情况
Tab. 1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rural migrant enclaves
| 罗芳村 | 共乐村 | 清湖村 | |
|---|---|---|---|
| 类型 | 无依托缘聚型（增长型） | 半依托混居型（稳定型） | 完全依托混居型（减少型） |
| 区位 | 中心城区边缘 | 中心城区外围中心区 | 中心城区外围 |
| 物质空间 | 目前的居住空间主要源于21世纪和90年代的两次重构,但内部缺乏休闲空间 | 在2000年以前,物质空间基本建设完成,但内部缺乏休闲空间 | 居住空间经历了一次外推和一次重构,内部缺乏教育空间 |
| 空间边界 | 具有明显的物质空间边界 | 物质空间边界较为模糊 | 有较为清晰的物质空间边界 |
| 居住空间 | 以多层住宅为主 | 以小高层和多层住宅为主 | 以小高层和高层住宅为主 |
| 人口 | 2015年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分别为2000人和18000人左右 | 2015年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分别为520人和20000人左右。 | 2015年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分别为1300人和33000人左右 |
| 住房模式 | 以租房为主 | 以租房为主,以集体宿舍为辅,并有一定比重的自购房 | 以租房为主,以集体宿舍为辅 |
| 家庭结构 | 家庭结构稳定,流动性较小,平均在深家庭规模3.1人 | 家庭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平均在深家庭规模2.4人 | 家庭结构缺乏稳定性,流动性较大,平均在深家庭规模仅为1.7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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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半依托混居型农民工聚居区,共乐村位于中心城外围中心区西乡街道的西南部,西邻西乡大道,东至乐群社区旧村,北至安顺路,南至宝安大道（宝安大道与深南大道相连,为深圳城市发展东西向的大动脉）。共乐村内布局有共乐旧村、南沙新村、新一村和新三村小区以及共乐小学和共乐幼儿园等。共乐村周边有共乐工业区、银田工业区、安华工业区等,曾主要作为附近工业园区员工的重要居住区,2007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于转型升级的压力,不少企业开始搬迁或倒闭,农民工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流失。然而近几年政府加大了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力度,导致低成本居住空间的不断压缩,加上自身区位条件的改善和便利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共乐村又吸引了农民工的迁入,聚居区总体上较为稳定。
作为完全依托混居型农民工聚居区,清湖村位于中心城区外围龙华富士康科技园区（属于深圳重要的制造业集聚区[37]）北部,隔梅观高速与华为相望,南距深圳北站约4 km。2015年清湖村有约33000名的外来人口,且90%左右的低于40岁。随着1996年富士康的进驻,位于其北部的清湖村开始了快速发展,但近年来随着富士康员工的不断减少,清湖村目前存在大量的空置商铺和住房,呈现衰减的趋势。此外,调查显示,清湖村农民工的家庭缺乏稳定性,平均在深家庭规模仅为1.7人,低于罗芳村的3.1人和共乐村的2.4人。清湖村农民工中独自一人居住的比例高达65.6%,远高于罗芳村的13%和共乐村的35.2%;3人及以上的家庭规模占比为17.7%,远低于罗芳村58%的和共乐村的41.7%。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6年3-6月开展的深圳市罗芳村、共乐村以及清湖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时间集中在下班期间,每份问卷都由调查者面对面地对农民工进行详尽的问答,问卷抽样比例接近0.5%。罗芳村、共乐村以及清湖村的集中调查点分别为8个、10个和5个,集中调查点的问卷数量为5~8份,在集中调查外,根据空间距离进行了分散的随机调查,调查足迹几乎覆盖了整个聚居区。在罗芳村,集中调查点主要位于聚居区的入口处、西北部、罗芳工业区、安芳幼儿园、东方学校等;在清湖村,选择了5个点进行问卷调查,包括清湖村入口、清湖村北部的休闲广场、清湖村中部的篮球场、富士康小北门出口处、清湖商业广场;在共乐村,有多达近10个点的集中问卷调查,包括共乐小学、丰乐园、乐城百货等（图2）。罗芳村、共乐村、清湖村分别发放103份、111份、105份问卷,共计319份,并全部收回。有效问卷分别为100份、109份、99份,有效率均在90%以上,总体有效率接近97%。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三类聚居区的空间边界和集中调查点分布
-->Fig. 2Spatial boundaries and investigation sites of the three types of rural migrant enclaves
-->
此外,罗芳村、共乐村和清湖村空间边界的划定首先视其行政边界为主要依据,即分别以罗芳社区、共乐社区和清湖社区的辖区边界为主要空间边界。但有些社区的辖区范围并非一个整体,比如共乐社区和清湖社区,因为两个社区除了本文划定的农民工聚集的地域,还包括相距聚居区一定距离的行政办公区、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以及教育等公共服务空间。因此,空间边界的划定还考虑了空间的连接性和空间的物质特征,最终划定了三类聚居区的空间边界（图2）。
2.3 社会融合的测量方法
国内大部分有关社会融合的研究主要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四个维度进行探讨。经济融合是起点和基础,是农民工融入迁入地的最基础保障,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社会适应是融合的广度,社会适应主要指在新的环境中,农民工对周边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的适应过程,包括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通过社会交往视角,能够反映农民工卷入城市社会的程度;文化交融是社会融合的重要阶段,农民工主要来自农村,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同样存在,适应迁入地的文化是实现社会融合非常重要的过程;心理认同是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只有农民工对迁入地有较高的满意度和归属感,才是真正实现了社会融合[19,22]。参考已有研究,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共设计了11项指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社会融合的主要结构因子（表2）。经济融合选取年收入、职业和居住面积;社交融合选取与社区居民交流的频率、主动上门拜访社区居民的频率、在深圳拥有的亲人和熟悉的老乡的数量、在深圳拥有好朋友的数量;文化融合涉及到语言习惯和传统风俗习惯的传承情况;心理融合主要考虑农民工对社区的归属感、对社区和深圳社会环境的满意程度。
Tab. 2
表2
表2社会融合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Tab. 2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index
| 序号 | 变量 | 指标 | 均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标准差 |
|---|---|---|---|---|---|---|
| 1 | 人均居住面积(m2) | 1=0-6,2=7-11,3=12-17,4=18-27,5=28-49,6=50-99,7=100及以上 | 2.85 | 7 | 1 | 1.289 |
| 2 | 目前的职业 | 1=无工作,2=产业工人,3=建筑工人,4=服务人员, 5=业务员,6=小型个体工商户,7=中大型个体工商户, 8=专业技术人员,9=中高层管理人员,10=办事人员 | 4.53 | 10 | 1 | 2.459 |
| 3 | 年收入(元) | 1=0-19999,2=20000-39999,3=40000-49999,4=50000-59999,5=60000-69999,6=70000-79999,7=80000-99999,8=100000-199999,9=200000-499999,10=500000及以上 | 4.36 | 10 | 1 | 2.274 |
| 4 | 平时以讲什么话为主 | 1=家乡话,2=普通话 | 1.85 | 2 | 1 | 0.357 |
| 5 | 老家的一些风俗习惯在这边有延续下来吗 | 1=有,2=较少,3=很少,4=没有 | 2.38 | 4 | 1 | 1.243 |
| 6 | 在深圳您有多少亲人和熟悉的老乡(位) | 1=0,2=1-5,3=6-10,4=11-20,5=20以上 | 3.59 | 5 | 1 | 1.216 |
| 7 | 在深圳您有多少好朋友(位) | 1=0,2=1-5,3=6-10,4=11-20,5=20以上 | 2.80 | 5 | 1 | 1.191 |
| 8 | 您和该社区的居民多长时间会聊一次天 | 1=从来没有,2=1个月不到1次,3=一月1次,4=一周一次,5=两三天1次,6=每天 | 3.05 | 6 | 1 | 1.927 |
| 9 | 您上门拜访该社区居民的频率是 | 1=从来没有,2=1个月不到1次,3=一月1次,4=一周一次,5=两三天1次,6=每天 | 2.13 | 6 | 1 | 1.547 |
| 10 | 您对所在社区有很强的归属感 | 1=非常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 3.03 | 5 | 1 | 1.032 |
| 11 | 您对该社区和深圳的社会环境满意吗 | 1=非常不满意,2=不太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 3.36 | 5 | 1 | 0.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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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有研究表明,性别的差异将影响迁入地家庭成员规模的大小,女性的独立性要低于男性,更倾向于将亲属接到身边[26];婚姻会给农民工在迁入地增加亲缘和血缘关系[26],传统社会网络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寻求生存和发展方面的资源;在迁入地居住时间的长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社会交往的融合影响较大[23];第二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具有更强的城市化倾向,社会融合程度更高[18];迁入地家庭成员的规模越大,将减弱与老家的联系,提升在迁入地的留城意愿和认同感;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影响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大都提升收入水平,促进经济融合,并增强对迁入地文化的接纳[38];本文试图探寻迁移距离对社会融合程度的影响,所以选取了户籍所在地这一变量。此外,聚居区（社区）是农民工生活的落脚点,也是开展工作和服务的突破口,对实现社会融合至关重要[22]。因此,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从个体和社区两方面探讨影响深圳不同类型农民工聚居区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因变量为整体社会融合程度和社会融合各主因子融合度,自变量共12个（表3）。其中,个体因素包括年龄、户籍所在地、受教育程度、在深居住时间、在深家庭规模、性别、婚姻、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情况。指标操作如下：① 年龄、在深居住时间、在深家庭规模三个指标均为实际值。② 性别、婚姻、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情况三个指标为二分变量,分别以女性、未婚、未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为参照组,赋值为1,将男性、已婚、已获取职业资格证书赋值为2。③ 户籍所在地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虚拟变量,前者设置成3组,以在广东省内为参照组赋值为1,广东邻近省份为2,其他省份为3;后者设置成6组,以未受过正式教育的为参照组,赋值为1,小学为2,初中为3,高中为4,中专为5,大专及以上为6。
Tab. 3
表3
表3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Tab. 3Descriptive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 序号 | 变量 | 指标（取值范围） | 均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标准差 |
|---|---|---|---|---|---|---|
| 1 | 年龄(周岁) | 实际值 | 33.59 | 78 | 17 | 10.898 |
| 2 | 户籍所在地 | 1=广东省内,2=广东临近省份,3=其他省份 | 2.35 | 3 | 1 | 0.726 |
| 3 | 您的受教育程度 | 1=未受过正式教育,2=小学,3=初中,4=高中,5=中专,6=大专及以上 | 3.07 | 6 | 0 | 1.278 |
| 4 | 在深居住时间(年) | 实际值 | 8.200 | 36.0 | 0.5 | 6.8120 |
| 5 | 目前所在住房家庭成员多少(位) | 实际值 | 2.43 | 7 | 1 | 1.492 |
| 6 | 性别 | 1=女,2=男 | 1.59 | 2 | 1 | 0.492 |
| 7 | 婚姻状况 | 1=未婚,2=已婚 | 1.61 | 2 | 1 | 0.488 |
| 8 | 您是否获得过职业资格证书 | 1=没有,2=有 | 1.19 | 2 | 1 | 0.394 |
| 9 | 该社区成员对我（家人）很友好 | 1=非常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 3.41 | 5 | 1 | 0.832 |
| 10 | 若社区内有活动,您会 | 1=不愿意参加,2=看情况,3=愿意参加 | 2.10 | 3 | 0 | 0.686 |
| 11 | 社区功能 | 1=纯居住地,2=居住和生活地,3=居住和工作地,4=居住、生活和工作地 | 2.75 | 4 | 1 | 1.110 |
| 12 | 社区环境 | 1=农村社区,2=半农村半城市社区,3=城市社区 | 2.15 | 3 | 1 | 0.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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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因素主要有社区支持度、社区活动参与度、社区功能以及社区环境。其中,社区支持度通过题项“社区成员对我（家人）很友好”来测量,赋值分别为“1=非常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社区活动参与度通过题项“若社区内有活动,您会”来测量,赋值分别为“1=不愿意参加,2=看情况,3=愿意参加”;社区功能通过题项“您认为该社区是一个怎样的社区”来测量,赋值分别为“1=纯居住地,2=居住和生活地,3=居住和工作地,4=居住、生活和工作地”;社区环境同样通过题项“您认为该社区是一个怎样的社区”来测量,赋值分别为“1=农村社区,2=半农村半城市社区,3=城市社区”。
3 社会融合程度分析结果
对前文所述的11项社会融合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KMO检验值为0.601,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值为497.839（P<0.001）,说明11项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表明,深圳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结构维度有5个,用Z1、Z2、Z3、Z4、Z5表示,其初始特征值分别为2.313、1.740、1.318、1.088、1.031。由于特征值之间差距较大,为便因子命名具有较好的解释性,本文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旋转后的载荷值（表4）。Tab. 4
表4
表4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Tab. 4Factor loading matrix after rotation
| 序号 | 原始变量 | 成分 | 共同度 | ||||
|---|---|---|---|---|---|---|---|
| 1 | 2 | 3 | 4 | 5 | |||
| 1 | 您和该社区的居民多长时间会聊一次天 | 0.874 | 0.025 | 0.045 | -0.107 | 0.050 | 0.782 |
| 2 | 您上门拜访该社区里的居民的频率是 | 0.846 | 0.025 | 0.121 | -0.086 | 0.011 | 0.741 |
| 3 | 年收入 | 0.064 | 0.798 | 0.101 | -0.029 | -0.028 | 0.654 |
| 4 | 目前的职业 | 0.036 | 0.733 | -0.016 | 0.280 | -0.081 | 0.623 |
| 5 | 人均居住面积 | -0.051 | 0.644 | 0.052 | -0.388 | 0.209 | 0.623 |
| 6 | 在深圳您有多少好朋友 | 0.038 | 0.025 | 0.849 | -0.103 | 0.003 | 0.740 |
| 7 | 在深圳您有多少亲人和熟悉的老乡 | 0.138 | 0.090 | 0.799 | -0.026 | 0.093 | 0.677 |
| 8 | 平时以讲什么话为主 | -0.087 | -0.012 | 0.031 | 0.738 | 0.108 | 0.629 |
| 9 | 老家的一些风俗习惯在这边有延续下来吗 | -0.094 | 0.044 | -0.158 | 0.716 | -0.047 | 0.568 |
| 10 | 您对该社区和深圳的社会环境满意吗 | -0.071 | -0.041 | 0.027 | -0.042 | 0.881 | 0.786 |
| 11 | 您对所在社区有很强的归属感 | 0.425 | 0.091 | 0.118 | 0.128 | 0.602 | 0.6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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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中可知,在因子Z1中,您和该社区的居民多长时间会聊一次天、您上门拜访该社区里的居民的频率的因子载荷量较高,分别为0.874、0.846,主要反映的是社区融合。在因子Z2中,年收入、目前的职业、人均居住面积因子载荷量较高,分别为0.798、0.733、0.644,主要反映的是经济融合。在因子Z3中,在深圳您有多少好朋友、在深圳您有多少亲人和熟悉的老乡的因子载荷量较高,分别为0.849、0.799,主要反映的是社会交往的广度。在因子Z4中,平时以讲什么话为主、老家的一些风俗习惯在这边有延续下来吗的因子载荷量较高,分别为0.738、0.716,主要反映的是文化融合。在因子Z5中,您对该社区和深圳的社会环境满意吗、您对所在社区有很强的归属感的因子载荷量较高,分别为0.881和0.602,主要反映的是心理融合（表4）。
5个主因子中,社区融合因子的方差贡献率最多,为15.867%,依次是经济融合因子、社交融合因子、文化融合因子、心理融合因子,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15.296%、14.09%、13.258%、12.107%（表5）。
Tab. 5
表5
表5深圳农民工社会融合所提取的主因子
Tab. 5Main factors extracted from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 因子 | 名称 | 初始特征值 | 旋转平方和载入 | |||||
|---|---|---|---|---|---|---|---|---|
| 合计 | 方差(%) | 累积% | 合计 | 方差(%) | 累积% | |||
| Z1 | 社区融合 | 2.313 | 20.793 | 20.793 | 1.712 | 15.867 | 15.867 | |
| Z2 | 经济融合 | 1.740 | 16.384 | 37.177 | 1.625 | 15.296 | 31.163 | |
| Z3 | 社交融合 | 1.318 | 13.138 | 50.315 | 1.442 | 14.09 | 45.253 | |
| Z4 | 文化融合 | 1.088 | 10.37 | 60.685 | 1.366 | 13.258 | 58.511 | |
| Z5 | 心理融合 | 1.031 | 9.933 | 70.618 | 1.236 | 12.107 | 70.6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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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主因子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可先求出整体社会融合的因子得分,然后将各主因子和整体社会融合的因子得分按照标准分转换到1~100之间的数值（表6）。整体而言,三类农民工聚居区社会融合程度为47.64,与已有研究（2011年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程度为45.51,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得分在45左右）[22,23]相比,社会融合程度较为接近。在各个维度上,从文化融合、心理融合、社交融合、社区融合、经济融合依次降低,并且经济融合、社区融合、社交融合与文化融合、心理融合的差距较大。
Tab. 6
表6
表6深圳三类农民工聚居区社会融合及其结构维度因子得分
Tab. 6Scores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rural migrant enclaves and their structure dimension factors
| Z1 （社区融合） | Z2 （经济融合） | Z3 （社交融合） | Z4 （文化融合） | Z5 （心理融合） | Z （社会融合） | |
|---|---|---|---|---|---|---|
| 无依托缘聚型（罗芳村） | 39.59 | 33.64 | 52.94 | 54.77 | 61.85 | 50.12 |
| 半依托混居型（共乐村） | 38.39 | 44.66 | 39.84 | 61.40 | 54.44 | 46.85 |
| 完全依托混居型（清湖村） | 33.10 | 31.04 | 46.84 | 62.94 | 56.84 | 45.99 |
| 三类聚居区 | 37.08 | 36.70 | 46.34 | 59.74 | 57.62 | 47.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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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芳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最高,其次是共乐村,最后是清湖村,社会融合的程度影响社区发展的稳定性,三类聚居区社会融合的程度与其发展类型是相吻合的。不同维度的对比表明,无依托缘聚型农民工聚居区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以及心理融合维度上最高,半依托混居型在社区融合、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维度上较高,完全依托混居型在社区融合和经济融合维度上最低。
虽然国内外****强调经济融合是社会、文化和心理融合的基础,但本研究认为在没有实现经济融合的前提下,依然可以在社会融合的其他维度上取得突破。作为半依托混居型农民工聚居区,共乐村是实现经济融合的最佳类型。完全依托混居型的社会融合程度最低,但该类型聚居区的文化融合程度最高且心理融合程度高于半依托混居型。
4 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首先从整体上分析深圳市三类农民工聚居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再对不同类型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探讨。4.1 深圳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分析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因素,将个体和社区因素中包含的12个变量引入整体社会融合及其各融合主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结果发现对总体社会融合程度起作用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社区支持度、职业技能、在深家庭规模、在深居住时间、年龄等5个因素,其因素解释力度为54.8%,显著水平P<0.001（表7）。Tab. 7
表7
表7深圳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多元回归模型
Tab. 7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 Z1 | Z2 | Z3 | Z4 | Z5 | Z | |
|---|---|---|---|---|---|---|
| 年龄 | -0.002 | -0.004 | -0.010 | -0.019* | -0.019 | -0.005* |
| 受教育程度（未受过正式教育） | -0.036 | 0.320*** | -0.118* | -0.068 | -0.045 | 0.005 |
| 在深居住时间 | 0.025* | 0.027** | 0.046*** | -0.017 | 0.025* | 0.010*** |
| 在深家庭成员共多少 | 0.025 | 0.062 | 0.014 | 0.057 | 0.147** | 0.032* |
| 性别（女） | -0.272* | 0.072 | 0.376** | 0.397** | 0.023 | 0.064 |
| 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内） | -0.061 | -0.131 | -0.016 | 0.050 | -0.003 | -0.028 |
| 婚姻状况（未婚） | 0.140 | 0.189 | 0.206 | 0.170 | 0.123 | 0.096 |
| 职业证书（没有） | 0.114 | 0.465** | 0.411* | -0.015 | 0.037 | 0.115* |
| 社区活动参与度（不愿意参加） | 0.172* | -0.071 | -0.161* | 0.058 | 0.071 | 0.009 |
| 社区功能（居住） | 0.030 | 0.064 | 0.037 | -0.011 | 0.027 | 0.026 |
| 社区环境（农村社区） | -0.016 | -0.077 | -0.053 | -0.176 | 0.238* | -0.014 |
| 社区社会支持度（非常不同意） | 0.340*** | 0.031 | 0.119 | 0.176* | 0.247** | 0.122*** |
| 常量 | -1.101 | -0.511 | 0.110 | -0.528 | -1.523 | -0.464 |
| F检验值 | 4.877*** | 7.103*** | 4.034*** | 1.997* | 3.638*** | 7.850*** |
| 调整后的R2 | 0.458 | 0.528 | 0.425 | 0.313 | 0.407 | 0.5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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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有因素中,社区支持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最大。其中,对社区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产生正向影响,并且是影响社区融合和心理融合最重要的因素。② 职业技能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影响经济融合和社交融合的所有因素中排在首位,尤其在经济融合方面,超过了受教育程度对经济融合的影响。③ 在深家庭规模主要对心理融合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家人相伴数越多,越有助于提高心理融合。扩大农民工的家庭规模是提高农民工心理融合的重要举措之一。④ 在深居住时间作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对农民工的社区融合、经济融合、社交融合以及心理融合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本次调查显示在深居住时间平均达到8.2年,其中罗芳村10.3年、共乐村8.8年、清湖村5.4年。在深居住时间不仅有利于社区融合,也有利于提高认同感、归属感和满意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人资本的不断积累,从而对经济融合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⑤ 年龄主要影响文化融合的程度,年龄越小,适应新环境尤其是语言环境、文化习俗越有优势。因此,越年轻的社区,其文化融合程度越高。
前文分析了不同因素对社会融合不同维度的影响,下文将总结不同维度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社区融合（Z1）主要受社区支持度、性别（负）、社区活动参与度和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经济融合（Z2）主要受职业技能、受教育程度和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社交融合（Z3）主要受职业技能、性别、社区活动参与度（负）、受教育程度（负）和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文化融合（Z4）主要受性别、社区支持度和年龄（负）的影响 ;心理融合（Z5）则主要受社区支持度、社区环境、在深家庭规模和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
4.2 三类农民工聚居区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对比不同类型农民工聚居区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分别对三类聚居区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最终得到18个回归方程（表8）。无依托缘聚型（罗芳村）在整体社会融合、社区融合、经济融合、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显著水平均小于0.05;半依托混居型（共乐村）在整体社会融合、社区融合、经济融合、社交融合和心理融合的显著水平小于0.05;完全依托混居型（清湖村）在整体社会融合、经济融合和社交融合的显著水平小于0.05。Tab. 8
表8
表8三类农民工聚居区社会融合的多元回归模型
Tab. 8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three rural migrant enclaves
| Z1（社区融合） | Z2（经济融合） | Z3（社交融合） | Z4（文化融合） | Z5（心理融合） | Z（社会融合） | ||||||||||||||||||
|---|---|---|---|---|---|---|---|---|---|---|---|---|---|---|---|---|---|---|---|---|---|---|---|
| 罗芳 | 共乐 | 清湖 | 罗芳 | 共乐 | 清湖 | 罗芳 | 共乐 | 清湖 | 罗芳 | 共乐 | 清湖 | 罗芳 | 共乐 | 清湖 | 罗芳 | 共乐 | 清湖 | ||||||
| 性别（女） | -0.081 | -0.309 | 0.077 | 0.004 | 0.203 | -0.197 | 0.375 | 0.645*** | 0.517 | 0.318 | 0.374 | 0.105 | 0.346 | 0.067 | -0.254 | 0.091 | 0.121* | 0.011 | |||||
| 年龄 | -0.021 | 0.008 | 0.003 | 0.004 | -0.011 | -0.004 | -0.021 | -0.015 | -0.016 | -0.040* | -0.002 | -0.022 | -0.034** | -0.018 | -0.005 | -0.013** | -0.003 | -0.003 | |||||
| 户籍所在地 （广东省内） | 0.161 | -0.096 | -0.345* | -0.171 | 0.015 | -0.054 | 0.121 | -0.103 | -0.148 | 0.011 | 0.057 | -0.020 | -0.042 | -0.221 | 0.096 | 0.006 | -0.059 | -0.068 | |||||
| 受教育程度 （未受过正式教育） | 0.209 | -0.061 | -0.018 | 0.293** | 0.269*** | 0.261** | -0.386** | -0.070 | -0.011 | -0.313* | 0.011 | -0.044 | -0.113 | 0.032 | -0.127 | -0.027 | 0.015 | 0.022 | |||||
| 婚姻状况（未婚） | 0.387 | 0.129 | 0.088 | 0.127 | 0.226 | 0.237 | -0.116 | 0.586** | -0.082 | 0.622 | 0.171 | 0.044 | 1.010** | 0.168 | -0.168 | 0.255* | .1530 | 0.007 | |||||
| 在深家庭成员 共多少 | 0.218* | -0.133 | 0.010 | -0.047 | 0.060 | 0.088 | -0.083 | 0.015 | 0.048 | -0.001 | 0.028 | 0.194 | 0.070 | 0.264** | -0.037 | 0.019 | 0.015 | 0.035 | |||||
| 职业证书（没有） | -0.816* | 0.654** | -0.175 | 0.722** | 0.504** | 0.279 | 0.232 | 0.495 | 0.455 | 0.409 | 0.045 | 0.047 | 0.326 | 0.215 | -0.202 | 0.018 | 0.250*** | 0.063 | |||||
| 在深居住时间 | 0.032 | 0.011 | 0.023 | 0.016 | 0.035* | 0.021 | 0.019 | 0.043** | 0.078** | -0.008 | -0.029 | -0.004 | -0.007 | 0.041* | 0.013 | 0.008 | 0.007 | 0.013* | |||||
| 社区社会支持度 （非常不同意） | 0.456*** | 0.332** | 0.385* | -0.071 | 0.233 | -0.120 | -0.090 | 0.160* | 0.251 | 0.323* | 0.087 | 0.052 | 0.315** | 0.093 | 0.257 | 0.104** | 0.133*** | 0.121** | |||||
| 社区活动参与度 （不愿意参加） | 0.085 | 0.432** | -0.041 | 0.018 | -0.121 | 0.010 | -0.286 | -0.235* | -0.075 | 0.241 | 0.034 | -0.088 | 0.267 | -0.012 | 0.081 | 0.037 | 0.023 | -0.027 | |||||
| 社区功能（居住） | -0.101 | 0.066 | 0.005 | 0.218** | 0.074 | 0.026 | 0.184 | -0.020 | -0.073 | 0.140 | -0.006 | 0.025 | 0.073 | -0.021 | 0.062 | 0.066* | 0.018 | 0.024 | |||||
| 社区环境 （农村社区） | 0.122 | -0.072 | -0.029 | -0.138 | 0.026 | -0.160 | -0.017 | 0.027 | -0.182 | -0.311 | -0.113 | -0.114 | 0.139 | 0.173 | 0.428 | -0.022 | -0.001 | -0.024 | |||||
| 常量 | -4.748 | -0.142 | -1.415 | 0.180 | -1.236 | -0.013 | 2.565 | -0.907 | 0.300 | -0.038 | -0.778 | 0.790 | -2.049 | -0.779 | -1.588 | -0.677 | -0.477 | -0.276 | |||||
| F检验值 | 3.136** | 3.442*** | 1.264 | 4.346*** | 2.542** | 1.947* | 1.724* | 4.036*** | 1.623* | 1.951* | 0.465 | 0.419 | 2.771** | 2.475** | 0.977 | 2.810** | 4.533*** | 1.751* | |||||
| 调整后的R2 | 0.634 | 0.586 | 0.452 | 0.694 | 0.528 | 0.533 | 0.519 | 0.616 | 0.498 | 0.543 | 0.257 | 0.280 | 0.610 | 0.523 | 0.407 | 0.613 | 0.639 | 0.5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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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社会融合影响因素来看,罗芳村受婚姻、社区支持度、社区功能和年龄（负）的共同影响;共乐村主要受职业技能、社区支持度和性别的影响;清湖村主要受社区支持度和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表9）。
Tab. 9
表9
表9三类农民工聚居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总结
Tab. 9Influencing factors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types of rural migrant enclaves
| 无依托缘聚型（罗芳村） | 半依托混居型（共乐村） | 完全依托混居型（清湖村） | |
|---|---|---|---|
| 社区融合 | 职业技能（负） | 职业技能 | （不显著） |
| 社区支持度 | 社区参与度 | ||
| 在深家庭规模 | 社区支持度 | ||
| 经济融合 | 职业技能 | 职业技能 | 受教育程度 |
| 受教育程度 | 受教育程度 | ||
| 社区功能 | 在深居住时间 | ||
| 社交融合 | 受教育程度（负） | 性别 | 在深居住时间 |
| 婚姻 | |||
| 社区参与度（负） | |||
| 在深居住时间 | |||
| 文化融合 | 社区支持度 | （不显著） | （不显著） |
| 受教育程度（负） | |||
| 年龄（负） | |||
| 心理融合 | 婚姻 | 在深家庭规模 | （不显著） |
| 社区支持度 | 在深居住时间 | ||
| 年龄（负） | |||
| 社会融合 | 婚姻 | 职业技能 | 社区支持度 |
| 社区支持度 | 社区支持度 | 在深居住时间 | |
| 社区功能 | 性别 | ||
| 年龄（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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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社区融合维度上讲,清湖村回归不显著,而罗芳村和共乐村均受到社区支持度的影响,但均非主要影响因素,影响更为重大的因素是职业技能,但罗芳村是反向影响。作为缘聚型农民工聚居区,罗芳村的四川籍农民工主要从事室内装修,其业务已经扩展到省外,在某种程度上,职业技能的提升削弱了聚居区内的交流。② 从经济融合维度上讲,职业技能是影响经济融合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受教育程度。此外,社区功能对罗芳村农民工的经济融合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共乐村的经济融合还受到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③ 从社交融合维度上讲,清湖村主要受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而罗芳村和共乐村的影响因素截然不同,罗芳村主要受农民工文化水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负向的,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小。作为缘聚型聚居区,社交网络主要集中在聚居区内且同质性较高,若受教育程度越高,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往的规模。共乐村主要受性别、婚姻、社区参与度（负）、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④ 从文化融合维度上讲,共乐村和清湖村回归均不显著,罗芳村主要受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年龄越小,越容易接受大都市文化和语言,但受教育程度对文化融合的反向影响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⑤ 从心理融合维度上讲,清湖村回归不显著,婚姻、社区支持度和年龄（负）对罗芳村心理融合的影响显著,年轻一代和已婚农民工对罗芳村的归属感和满意度更高。共乐村的心理融合则主要受在深家庭规模和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深圳农民工社会融合可划分为社区融合、经济融合、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五大维度。不同类型农民工聚居区,其整体社会融合以及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差异,整体而言,社会融合度最高的是无依托缘聚型（罗芳村）、其次是半依托混居型（共乐村）、最低是完全依托混居型（清湖村）,社会融合程度越高,聚居区越稳定。此外,无依托缘聚型农民工聚居区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以及心理融合维度上最高,半依托混居型在社区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维度上较高,完全依托混居型在社区融合和经济融合维度上最低。本文研究表明,三类农民工聚居区整体社会融合程度并不高,但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程度较高,远高于社交融合、社区融合和经济融合,这与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结果（即流动人口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远高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22]）是相吻合的。但与国际移民融合的规律相比,却有较大差异,国际移民容易实现经济融合,但在文化和心理融合维度上却难以实现,在迁入地重新构建自身的文化传统[7]。农民工的文化和心理融合程度较高,是由于地区之间文化上的差异相对较小,并且属于主观可控因素。而经济融合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受制于多方面因素,比如就业市场、政策环境等。此外,上海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表明,文化融合程度相对于心理融合和社会关系融合是较低的[23],这与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一定差异,主要是由于上海作为传统大都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农民工要适应当地的语言、风俗习惯还是具有一定困难。
社区支持度、职业技能、在深家庭规模、在深居住时间、年龄等5个因素是影响深圳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社区支持度,即农民工很看重聚居区内部的关系融洽程度,如果邻里关系较好,不仅有利于农民工的社区融合,而且对农民工归属感和满意度的提高大有裨益。在迁入地,促进农民工经济融合最关键的因素并非提高其受教育程度,而是提高其职业技能。研究发现,三类农民工聚居区整体社会融合均受到社区支持度的影响,此外,罗芳村还受到婚姻、社区功能和年龄（负）等因素的影响,共乐村还受职业技能和性别的影响,而清湖村还受在深居住时间的影响。
前人研究社会融合影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作用较大,但在本文研究中,只是对经济融合起到明显的正向作用,对其他维度的社会融合并未显示积极的影响。罗芳村社交融合和文化融合的影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起到的是负向作用,这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探讨。清湖村在某些维度上的回归不显著,在日后的研究中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该类型的研究。本研究借鉴社会空间辩证法,通过聚居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分析聚居区对农民工的反作用,但本文在分析聚居区的影响因素中,还需要深化和细化社区因素,以便更准确和全面地分析聚居区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
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是实现市民化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本文提出以下意见。① 政府在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过程中,可以在社交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等维度上寻求突破,因为经济融合的基础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这需要长期的过程。并且研究已经表明,在经济融合较低的聚居区,可以获得其他维度的社会融合。如果寻求经济融合上的突破,可以从提高职业技能入手,而非受教育程度。② 从农民工自身视角出发,鼓励农民工的主动融合,提升融入城市的主观能动性,主要表现为自我身份的认同和提高对城市的满意度,并鼓励他们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积累社会资本。③ 从聚居区角度讲,提高社区支持度是促进社会融合的有效路径之一,此外,要降低社区活动参与的门槛,提供社区居民交流的场所。充分发挥社区的桥梁作用,努力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和邻里关系,提升融入水平。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农民身份转化滞后于农民就业转移，导致原有未解决或破解的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向城市延伸，形成“新二元结构”问题，这是“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必须正视并致力于要缓解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依据抽样调查，在考察外来农民工的基本性状，揭示“新二元结构”问题的经济社会特征，评价现有缓解“新二元结构”问题的政策效应，了解并分析“外来农民工”对解决“新二元结构”的政策需求基础上，认为：基于现阶段缓解“新二元结构”问题的目标，即消除外来农民工不能享有与城市户籍从业人员甚或人才类居住证获得者同等机会和待遇的排斥性体制，必须构建“淡化”户籍、“强化”常住的制度安排，并要衔接、协调现有政策的执行和落实。 . 农民身份转化滞后于农民就业转移，导致原有未解决或破解的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向城市延伸，形成“新二元结构”问题，这是“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必须正视并致力于要缓解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依据抽样调查，在考察外来农民工的基本性状，揭示“新二元结构”问题的经济社会特征，评价现有缓解“新二元结构”问题的政策效应，了解并分析“外来农民工”对解决“新二元结构”的政策需求基础上，认为：基于现阶段缓解“新二元结构”问题的目标，即消除外来农民工不能享有与城市户籍从业人员甚或人才类居住证获得者同等机会和待遇的排斥性体制，必须构建“淡化”户籍、“强化”常住的制度安排，并要衔接、协调现有政策的执行和落实。 |
| [2] | . 在全球化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流动获得了内涵和外延的立体化与多面性,各种类型的流动正表征并重塑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何认识流动、分析流动对理解当前世界多重空间尺度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理解空间及附加其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性是流动实践空前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发生在全球与区域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城市内部日常生活与通勤的尺度上。另一方面,流动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基本概念的阐释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例如地方,认同这些话题都需要从流动性的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在新流动性范式下,从地方、城市、移民、旅游、身份认同、政策与管制等方面探讨流动性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期于在流动性这一场域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并促使国内学界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的解读。 . 在全球化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流动获得了内涵和外延的立体化与多面性,各种类型的流动正表征并重塑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何认识流动、分析流动对理解当前世界多重空间尺度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理解空间及附加其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性是流动实践空前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发生在全球与区域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城市内部日常生活与通勤的尺度上。另一方面,流动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基本概念的阐释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例如地方,认同这些话题都需要从流动性的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在新流动性范式下,从地方、城市、移民、旅游、身份认同、政策与管制等方面探讨流动性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期于在流动性这一场域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并促使国内学界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的解读。 |
| [3] | . ABSTRACT Review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similation perspective in American sociology, in terms of both it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Reviews the evidence on whether there has been a trend towards ethnic assimilation in the US. Various dimensions of assimilation are included, such as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termarriage, and popular attitudes. The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is purposely limited to studies of ethnic and racial inequality in the US. While the assimilation model has been the dominant perspective in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ethnic relations, it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debate as well as theoretical challenge. The final part of the paper reviews some of the major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position of the assimilation perspective in guiding sociological research.-from Author |
| [4] | . |
| [5] | . The 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 offer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the children of contemporary immigrants--become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ystem of stratification in the host society and the different outcomes of this proces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 and reviews the state of recent empirical research relevant to this theoretical approach. It also highlights main conclusions from recent research that bear on this theor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The geographical focus is on the United States. (EXCERPT) |
| [6] | |
| [7] | . |
| [8] | . Examines some of the arguments used to support the view that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is necessarily disintegrative. Suggests that pluralism should receive greater attention as a model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uthor/JLF) |
| [9] | . Abstract "This paper evaluates critically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well-known assimilation and pluralist models to the contemporary ethnic landscape of the U.S.... We then consider an alternative model, labelled heterolocalism, which suggests that members of certain newly arrived groups may be able to sustain their identity as an ethnic community despite immediate or rapid spatial dispersi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heterolocal perspective to non-metropolitan and transnational phenomena is evaluated in subsequent sections of the paper." excerpt |
| [10] | . When scholars map the urban geography of racial and ethnic segregation, they privilege the time when people are at home. When workers commute, however, the tract of residence of one group often becomes the tract of employment of others. It follows that an exclusive focus on the residential geographies of racial groups erases the presence of others who work in those neighborhoods. Not only does this analytical orientation create a false impression of a city's racialized spaces as fixed, but it also misleadingly characterizes neighborhoods as the domain of those who live, rather than work, in them. In addressing this oversight, the study compares levels of residential and work tract segregation for native-born and immigrant groups in a large U.S. metropolitan area, Los Angele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segregation by work tract is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by residential tract, suggesting more intergroup interaction takes place during working hours than at home. The difference in segregation between residence and work is very large in the case of native-born whites and Mexican immigrants. These two groups maintain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residential geographies but are quite likely to work in the same tracts. Such work tract complementarities are gender sensitive; they are much more likely between native-born white and Mexican men than between women of these groups. This gendered difference holds across all groups, with men more likely to work in tracts with men from other groups than women with women from other groups. The study offers new perspective on diurnal shifts in urban racial segregation. We conclude by speculating that reduced segregation at workplaces factors into recent increases in rates of interracial partnering, which may, in turn, ultimately leverage change in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
| [11] | .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1990s Wilbur Zelinsky's theory of "heterolocalism' has provided human geographer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with a new approach to analyz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ethnic identities of recent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Zelinsky's heterolocal model suggests that, to a degree unknown in the past, new migrants in North American cities may choose to settle in widely dispersed places, rather than in more concentrated ethnic enclaves,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ethnic identities. This article expands on and critiques prior work on heterolocalism in Oregon by examin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hips of two recent refugee groups in three urban area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Using data from U.S. and Canadian census records, refugee resettlement agency files, survey questionnaires, structured and un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ith post-Soviet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in the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Seattle, Washington, and Portland, Oregon metropolitan areas, I analyze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related social networks that define the identities and residential and religious spaces of these groups to test the efficacy of relating heteroloc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across an international boundary. |
| [12] | . Comment in Br J Psychiatry. 1997 Aug;171:189. Comment on Br J Psychiatry. 1996 Apr;168(4):404-9. |
| [13] | . Two competing views of determinants of immigrants' perceptions of U.S. society and perception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ir own group are examined. Assimilation theory suggests a process leading to lesser discrimination and a more favorable evaluation of the host society as immigrants' economic position, and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ulture and language improve. More recent conflict theories indicate a possible reversal in this causal sequence: greater familiarity with the culture and language and some economic advancement can lead to greater consciousness of the reality of discrimination and a more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host society. These competing perspectives are examined on samples of Cuban and Mexican immigrants interviewed at the moment of arrival in the U.S. and reinterviewed three years after. B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results are mixed, but lean definitely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flict/consciousness hypothesis. A LISREL model of immigrants' perceptions of society and discrimination confirms the basic similarity of causal effects across the two immigrant groups and the general agreement of those effects with conflict theory predictions.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
| [14] |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origins and definitions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writings of Bourdieu, Loury, and Coleman, among other authors. It distinguishes four sourc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examines their dynamics. Ap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in the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emphasize its role in social control, in family support, and in benefits mediated by extrafamilial networks. I provide examples of each of these positive functions.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same processes also deserve attention for a balanced picture of the forces at play. I review four such consequences and illustrate them with relevant examples. Recent writings on social capital have extended the concept from an individual asset to a feature of communities and even nations. The final sections describe this conceptual stretch and examine its limitations. I argue that, as shorthand for the positive consequences of sociability, social capital has a definite plac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However, excessive extensions of the concept may jeopardize its heuristic value. |
| [15] | . |
| [16] | . |
| [17] | . 本文运用2007年上海城市新移民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及其现状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包含着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四个因子；从社会融合程度来考察，城市新移民的总体水平偏低；从具体影响因子来看，体现出心理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依次降低的趋势。相对较高的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反映了作为新移民聚居地的上海为新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相对较低的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状况，则反映出“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宽容性以及城市生活成本迅速增长带来的社会融合障碍。因此，要实现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高度融合，需要新移民、本地居民和政府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 本文运用2007年上海城市新移民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及其现状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包含着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四个因子；从社会融合程度来考察，城市新移民的总体水平偏低；从具体影响因子来看，体现出心理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依次降低的趋势。相对较高的心理融合和身份融合程度，反映了作为新移民聚居地的上海为新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相对较低的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状况，则反映出“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宽容性以及城市生活成本迅速增长带来的社会融合障碍。因此，要实现新移民与本地居民的高度融合，需要新移民、本地居民和政府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
| [18] | . 本文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本文通过模型分析,验证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即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影响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融合;城市的制度安排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 本文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本文通过模型分析,验证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即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影响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融合;城市的制度安排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
| [19] | . 文章简要归纳国内外社会融合理论和测量指标,检讨并重构个体层次的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讨论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总是处在从适应到区隔融合、再到融合这三个阶段中的某一点上,在构建测量指标体系时所用的概念与变量应有较高的效度和简约性,且要与理论相对应。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这五个维度。关于我国迁移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终方向问题、扩展以社会融合为中心的因果链等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主流社会的定义、社会融合结果导致的社会流动方向的判断标准、分析单位等,并加强长期的跟踪研究,以便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状及其发展轨迹。 . 文章简要归纳国内外社会融合理论和测量指标,检讨并重构个体层次的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讨论当前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总是处在从适应到区隔融合、再到融合这三个阶段中的某一点上,在构建测量指标体系时所用的概念与变量应有较高的效度和简约性,且要与理论相对应。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这五个维度。关于我国迁移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最终方向问题、扩展以社会融合为中心的因果链等应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注意主流社会的定义、社会融合结果导致的社会流动方向的判断标准、分析单位等,并加强长期的跟踪研究,以便及时掌握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状及其发展轨迹。 |
| [20] | . 根据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结果和反映31个省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数据,建立分层线性模型从流动人口个体和省级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的大小。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仅与个人因素有关,而且还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的影响。个体层面从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与住房条件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差异的63.12%;省级层面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及基本社会保障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差异为36.83%。最后从政府、公民社会参与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措施和建议。 . 根据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结果和反映31个省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数据,建立分层线性模型从流动人口个体和省级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程度的大小。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不仅与个人因素有关,而且还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的影响。个体层面从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医疗保险、自我融入意愿、本地人接受程度、收入情况与住房条件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差异的63.12%;省级层面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及基本社会保障解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差异为36.83%。最后从政府、公民社会参与角度出发,提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措施和建议。 |
| [21] | . 文章以成年乡-城流动人口为切入点,界定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概念,构建了社会融入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五种融入类型。文章认为,概念"融入"比"融合"更适于形容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适应过程及结果;社会融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维度概念,而是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隔离是新移民难以避免的遭遇。流动人口的融入轨迹和模式因次人群而异,但经济整合通常发生在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从隔离、选择性融入到融合是多方面、多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文章以成年乡-城流动人口为切入点,界定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概念,构建了社会融入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五种融入类型。文章认为,概念"融入"比"融合"更适于形容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适应过程及结果;社会融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维度概念,而是动态的、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隔离是新移民难以避免的遭遇。流动人口的融入轨迹和模式因次人群而异,但经济整合通常发生在先,次为文化接纳,再次为行为适应,最后是身份认同。从隔离、选择性融入到融合是多方面、多层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 [22] | . 通过对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和社区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水平一般,且各维度的融入状况差别较大: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凸显融入的差异性;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不如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表现出融入的分层性;良好的社区服务与接纳环境可有效推进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社区依赖性;流入地和流出地以及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联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互动性。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视、排斥的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 . 通过对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和社区数据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以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测量,发现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入水平一般,且各维度的融入状况差别较大:制度约束和结构排斥使得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融入进程严重滞后于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融入,凸显融入的差异性;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不如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表现出融入的分层性;良好的社区服务与接纳环境可有效推进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社区依赖性;流入地和流出地以及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的联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凸显融入的互动性。推进融入既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消除歧视、排斥的制度障碍,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区氛围。 |
| [23] | . 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 口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人地因素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 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社 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总体而言,流入地因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 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社会空间紧密相 关.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 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 口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人地因素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 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社 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总体而言,流入地因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 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社会空间紧密相 关.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
| [24] | .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逐步成为影响城市管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对大连市1017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公共服务、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区参与和身份认同5个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测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从具体维度来看,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程度较好,而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有限,其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区参与的融合程度呈现出依次下降的趋势。户籍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分"使得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高于乡—城流动人口,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因素。 .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逐步成为影响城市管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对大连市1017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从公共服务、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区参与和身份认同5个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测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程度偏低。从具体维度来看,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程度较好,而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有限,其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社区参与的融合程度呈现出依次下降的趋势。户籍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分"使得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高于乡—城流动人口,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因素。 |
| [25] | . 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合。与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户籍制度改革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各种城乡制度改革不同,文章提出重视社会机制的作用,推动流动人口与所在城市社区、组织和居民产生更为密切的联系,使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积累起本地化的社会资本,这是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研究从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三个维度来定义和衡量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社会资本,分析影响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通过模型分析说明本地化的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所具有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流动人口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培养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包容,以及促进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发展更加积极、更加正面的社会交往,从而对培养二者之间的社会信任提出建议。 . 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合。与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户籍制度改革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各种城乡制度改革不同,文章提出重视社会机制的作用,推动流动人口与所在城市社区、组织和居民产生更为密切的联系,使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积累起本地化的社会资本,这是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研究从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三个维度来定义和衡量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社会资本,分析影响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通过模型分析说明本地化的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所具有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流动人口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培养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包容,以及促进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发展更加积极、更加正面的社会交往,从而对培养二者之间的社会信任提出建议。 |
| [26] | .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 基于上海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结构维度、现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结构维度包括经济适应、社会接纳、文化与心理融合;社会融合度较高,但融合质量有待提高;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特征、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安排,个人特征是基础性因素,经济因素不再是影响社会融合最重要的因素,但与社会融合呈现复杂的线性关系,制度因素特别是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最为重要。 |
| [27] | . 从移民的自我选择理论和技能转换理论角度，考察并比较了不同户籍性质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探讨外来劳动力是否可能实现与本地劳动力在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多属于正向自我选择式移民；外来非农户籍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融合的障碍，其无论在收入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率方面都高于当地城镇劳动力；外来农民工虽然在流动的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其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将追上本地劳动力，并实现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但低技能者的收入劣势无法改变。因此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是一种有差别的融合。 . 从移民的自我选择理论和技能转换理论角度，考察并比较了不同户籍性质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探讨外来劳动力是否可能实现与本地劳动力在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多属于正向自我选择式移民；外来非农户籍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融合的障碍，其无论在收入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率方面都高于当地城镇劳动力；外来农民工虽然在流动的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其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将追上本地劳动力，并实现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但低技能者的收入劣势无法改变。因此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是一种有差别的融合。 |
| [28] | . 近年来"家庭式迁移"日益成为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并对城市居住的独立性、权属和质量提出了现实需求。运用2009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四区域12市的2394份抽样调查问卷,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探究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住型""夫妻同住型""两代同住型"和"三代同住型"的流动家庭住房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购房比例和住房质量依次提高。流动家庭的住房权属和质量受到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类型、地理因素以及流动家庭与老家联系和在流入地融入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纳入城市归属感、留城意愿及与老家的联系等变量,将会显著弱化户口对住房的作用。由于不同类型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应对策略不同,住房特征产生了家庭分异。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梯度化的住房管理政策,以此推动流动家庭逐步实现"固化"到城市。 . 近年来"家庭式迁移"日益成为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并对城市居住的独立性、权属和质量提出了现实需求。运用2009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四区域12市的2394份抽样调查问卷,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探究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住型""夫妻同住型""两代同住型"和"三代同住型"的流动家庭住房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购房比例和住房质量依次提高。流动家庭的住房权属和质量受到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类型、地理因素以及流动家庭与老家联系和在流入地融入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纳入城市归属感、留城意愿及与老家的联系等变量,将会显著弱化户口对住房的作用。由于不同类型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应对策略不同,住房特征产生了家庭分异。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梯度化的住房管理政策,以此推动流动家庭逐步实现"固化"到城市。 |
| [29] | . 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对6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6个城市流动人口融入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环渤海的青岛和沈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高，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和长三角的温州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低，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无锡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总体而言，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城市特色或性质的不同。城市规模、城市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色、城市经济特征、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对于南北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差异，方言具有很大的影响，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 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对6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6个城市流动人口融入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环渤海的青岛和沈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高，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和长三角的温州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低，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无锡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总体而言，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城市特色或性质的不同。城市规模、城市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色、城市经济特征、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对于南北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差异，方言具有很大的影响，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
| [30] | .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e provis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and social services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welfare state. This organizational form, however, emerged in the distinctive, historical political-economic context of the Black Power Movement and America's Great Society. American cities are now very different places, transformed by immigration from spaces of Black–White separation to much more heterogeneous and diverse spaces. In this article, our central question is whether, and how, these vit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are incorporating immigrants into their work. We find that the answer varies, and such variations indicate differential access, or “differential citizenship”—in the urban structure of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welfare state. |
| [31] | . |
| [32] |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ccommodating rural migrants from the same origin areas have proliferated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is phenomenon has attracted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concern and media attention. However,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such rural migrant encla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pace, and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way 'the power of place' imposes influences upon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the labor-market process of rural migrant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Based on field study and qualitative method,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evolution process, basic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Hubei Village, a homeplace-based community located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Hubei Village in general has become specialized in economic structure, homogeneous in sub-ethnic composition, and diversified in social stratum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at abundant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cruitment channels embedded with native space connections engender this community an enclave of key social and cultural distinction from surrounding area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Hubei Village plays a key role in accumulating and retaining all kinds of sub-ethnic elements, e.g. capital, labor force, and identity. Specifically, Hubei Village provides a place for the circuit of Hubei migrants' economic capital, for upward mobility of hubei labor migrants, and for integration of Hubei migrants into the host society of detonation cities. Our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Hubei Village is a product of interrelated and interwoven forces at varied geographical scales, including market, institutional, and regional-level factors on a macro scale, factors related to urban expans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a meso scale, and factors related to competitive edges of Hubei garment factorie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Hubei migrants, and active response of local community on a micro scale. Based on our empirical study, we make a conclusive remark that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s new urban social spaces facilitated by grass-root efforts,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o-migrants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erefore, governments should be cautious to carry out the wholesale demolition of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nd should reconsider existing redevelopment policies toward urbanized villages.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ccommodating rural migrants from the same origin areas have proliferated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is phenomenon has attracted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concern and media attention. However,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such rural migrant encla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pace, and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way 'the power of place' imposes influences upon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the labor-market process of rural migrant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Based on field study and qualitative method,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evolution process, basic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Hubei Village, a homeplace-based community located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Hubei Village in general has become specialized in economic structure, homogeneous in sub-ethnic composition, and diversified in social stratum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at abundant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cruitment channels embedded with native space connections engender this community an enclave of key social and cultural distinction from surrounding area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Hubei Village plays a key role in accumulating and retaining all kinds of sub-ethnic elements, e.g. capital, labor force, and identity. Specifically, Hubei Village provides a place for the circuit of Hubei migrants' economic capital, for upward mobility of hubei labor migrants, and for integration of Hubei migrants into the host society of detonation cities. Our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Hubei Village is a product of interrelated and interwoven forces at varied geographical scales, including market, institutional, and regional-level factors on a macro scale, factors related to urban expans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a meso scale, and factors related to competitive edges of Hubei garment factorie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Hubei migrants, and active response of local community on a micro scale. Based on our empirical study, we make a conclusive remark that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s new urban social spaces facilitated by grass-root efforts,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o-migrants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erefore, governments should be cautious to carry out the wholesale demolition of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nd should reconsider existing redevelopment policies toward urbanized villages. |
| [33] | .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
| [34] | . 首先指出,所谓流动人口聚居区,即是以自发在社会经济部门从事经 济和业务活动的城市暂住人口为居民主体、以房屋租赁为主导建构方式、以城乡结合部为区位选择的自发型集中居住区.在对京、宁、深三市典型的边缘性聚居区进 行调研的基础上,着重从区位分布、居民构成、土地使用、空间布局、居住环境等方面入手,分析和归纳了各类聚居区不同的类型差别和特征分异,从而为其进一步 的整合提供客观的依据. . 首先指出,所谓流动人口聚居区,即是以自发在社会经济部门从事经 济和业务活动的城市暂住人口为居民主体、以房屋租赁为主导建构方式、以城乡结合部为区位选择的自发型集中居住区.在对京、宁、深三市典型的边缘性聚居区进 行调研的基础上,着重从区位分布、居民构成、土地使用、空间布局、居住环境等方面入手,分析和归纳了各类聚居区不同的类型差别和特征分异,从而为其进一步 的整合提供客观的依据. |
| [35] | . 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出现和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已成为北京外来人口生活居住的主要地区。2000年,北京市外来人口上万人的街道有102个,占到街道总数的30.4%,集中居住了74.4%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高度聚集的情况短期内不会消失,并会随着北京的发展,形成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聚集区。聚集区可以按照内部结构划分为缘聚型和混居型,依照行业依托情况分为完全依托、半依托和无依托。从动态角度来看,社会实行最低工资限额并能让向上流动成为可能,无依托型外来人口聚集区或许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中转功能之后,转型或消失。完全依托型和半依托型聚集区问题则只能从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分布及配套方面入手解决。 . 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出现和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已成为北京外来人口生活居住的主要地区。2000年,北京市外来人口上万人的街道有102个,占到街道总数的30.4%,集中居住了74.4%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高度聚集的情况短期内不会消失,并会随着北京的发展,形成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聚集区。聚集区可以按照内部结构划分为缘聚型和混居型,依照行业依托情况分为完全依托、半依托和无依托。从动态角度来看,社会实行最低工资限额并能让向上流动成为可能,无依托型外来人口聚集区或许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中转功能之后,转型或消失。完全依托型和半依托型聚集区问题则只能从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分布及配套方面入手解决。 |
| [36] | . 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为基础数据,以街道为单元,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技术揭示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具有受教育水平高、职业转型模式多样、留城意愿较低和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等特征。2农民工规模呈现西北部最高、中部其次、沿海最低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农民工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热点区（高聚集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宝安区和龙华新区,冷点区（低聚集区）则分布在南部的中心城区,与传统制造业布局相一致。3农民工空间演化格局相对稳定,全市农民工分布重心逐步向西北偏移;全市农民工集中度略有上升,热点区基本稳定,冷点区有所扩大;农民工人口密度高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逐步演变为＂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农民工空间变化差异较大,增长演变类型呈多样化。4深圳农民工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常住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5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受住房因素、就业机会、交通条件、社会网络、城市规划共同影响。 . 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为基础数据,以街道为单元,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技术揭示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具有受教育水平高、职业转型模式多样、留城意愿较低和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等特征。2农民工规模呈现西北部最高、中部其次、沿海最低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农民工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热点区（高聚集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宝安区和龙华新区,冷点区（低聚集区）则分布在南部的中心城区,与传统制造业布局相一致。3农民工空间演化格局相对稳定,全市农民工分布重心逐步向西北偏移;全市农民工集中度略有上升,热点区基本稳定,冷点区有所扩大;农民工人口密度高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逐步演变为＂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农民工空间变化差异较大,增长演变类型呈多样化。4深圳农民工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常住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5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受住房因素、就业机会、交通条件、社会网络、城市规划共同影响。 |
| [37] | . 利用深圳市企业空间分布数据,以街道为基本空间单元,运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因子达到产业变量降维和抽象目的,在此基础上构建SOM神经网络进行聚类分析,通过PCA-SOM耦合模型实现了对城市内部产业空间分类和结构描述。研究表明:街道的产业功能可以通过提取各产业企业分布数据的主成分因子来表征;PCA-SOM耦合模型将深圳产业空间划分为六种类型区,分类结果与实际吻合;深圳城市产业结构存在空间分异,有别于传统城市的同心环形模式,深圳城市中心区位于地理空间的底部,以集聚型现代服务业为中心、整体呈扇型辐射,并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深圳东部分区产业功能现状仍不明朗,需要对该区域做进一步的空间结构规划和政策支持,以形成多中心的产业辐射模式。 . 利用深圳市企业空间分布数据,以街道为基本空间单元,运用主成分分析提取因子达到产业变量降维和抽象目的,在此基础上构建SOM神经网络进行聚类分析,通过PCA-SOM耦合模型实现了对城市内部产业空间分类和结构描述。研究表明:街道的产业功能可以通过提取各产业企业分布数据的主成分因子来表征;PCA-SOM耦合模型将深圳产业空间划分为六种类型区,分类结果与实际吻合;深圳城市产业结构存在空间分异,有别于传统城市的同心环形模式,深圳城市中心区位于地理空间的底部,以集聚型现代服务业为中心、整体呈扇型辐射,并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深圳东部分区产业功能现状仍不明朗,需要对该区域做进一步的空间结构规划和政策支持,以形成多中心的产业辐射模式。 |
| [38] | . <p><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社会融入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话题,而流动前后获得的各类人力资本是移民融入的决定要素之一。文章实证研究了国内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力资本大都提升收入水平,促进社区参与,增强对流入地文化理念的接纳和长期居留意愿。但是,人力资本与不同融入维度之间的关系并非整齐划一,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对文化的影响最小;在多个人力资本变量中,岗位就业年数对融入的影响最为一致,其作用不亚于正规教育。这些都表明,人力资本与融入之间存在一种有差别的关系,因融入的维度和测量指标而异。但是,不是提高了收入,流动人口就能全面融入;提升流动人口流入前的人力资本,强化流动后的工作经验积累,对于流动人口的全面融入至关重要。 </span></p> . <p><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社会融入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话题,而流动前后获得的各类人力资本是移民融入的决定要素之一。文章实证研究了国内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力资本大都提升收入水平,促进社区参与,增强对流入地文化理念的接纳和长期居留意愿。但是,人力资本与不同融入维度之间的关系并非整齐划一,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对文化的影响最小;在多个人力资本变量中,岗位就业年数对融入的影响最为一致,其作用不亚于正规教育。这些都表明,人力资本与融入之间存在一种有差别的关系,因融入的维度和测量指标而异。但是,不是提高了收入,流动人口就能全面融入;提升流动人口流入前的人力资本,强化流动后的工作经验积累,对于流动人口的全面融入至关重要。 </span></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