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超From central place to city network: A theoretical change in China's urban system study
WANGShijun, LIANChao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8-7
修回日期:2018-11-5
网络出版日期:2019-01-20
版权声明:2019《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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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代城市发展机制较农业、工业文明时期已经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很多生产资料从有形变为无形,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迅速崛起,城镇从相对割裂的空间地点日益变为相互联系的、同时存在于多空间尺度中的地点。城镇体系（urban system）是指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中,由一系列不同职能分工、不同等级规模、空间分布有序的城镇所组成的联系密切、相互依存的城镇群体[1]。城镇体系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从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结构、分散城市理论,到流空间、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网络,城镇体系研究的理论模式在不断进化。中心地理论是城镇体系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Christaller在20世纪30年代对乡村聚落的市场中心和服务范围进行实验性研究,基于理想地表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通过中心职能与中心地两个概念解释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性,以演绎法得出六边形市场区的区位标准化理论[2]。此后,L?sch利用数学推导和经济学理论,得出一个与Christaller中心地完全相同的六边形区位模型,增强了中心地的理论基础[3]。在研究方法上,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商品服务范围的基本概念,同时将演绎法和严密的数学逻辑引入地理研究,城市地理学由描述、解释、归纳分类,过渡到理论演绎、实验反馈和模式化的研究方法,推动了“计量革命”的开始。中心地理论创立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城镇体系的研究与实践指导中,西方****也从中心地等级、时空框架、模型稳定条件与职能均衡特征等多角度对中心地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方法进行补充与完善[4,5]。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城镇体系的发展演化,通过各种高速基础设施网络和信息网络,城市间的联系不仅超出中心地理论的边界限定、打破以往封闭系统的认知,同时形成了在多空间尺度下和多等级城市间时空共享的网络关系。城市网络的基本原理可以追溯到离散城市等相关概念,即一组空间离散的城镇单元,通过职能上的分工协作与互补,形成一个城镇体系。随着地方专业化的加剧,离散城市并未绝对的按照等级模式排列,而是出现新的空间组织和关系状态。这种新型城镇关系也恰恰是中心地理论与模型无法适用和解释的[6]。相比较而言,城市网络理论通过强调区域的专业化分工和城市的外部性,以功能和职能上相似或互补的城市之间所形成的等级和非等级性的联系为视角,为研究这种新型城镇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近年来,在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手段不断成熟和大数据等基础数据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创新成为必然。创新与发展成为当代城市地理学理论建设的主题。城镇体系是城市化的重要载体,优化城镇布局是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方针,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健全功能完备、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强化城市分工合作,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中国城镇体系的理论内涵与研究框架日益丰富。因此,对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理论转变进行梳理和探讨,是完善城市地理学理论体系创新的需要,也是城市地理学对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积极响应。
2 中心地理论在中国城镇体系研究中的发展与运用
2.1 理论推进
中国城镇体系理论与实证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位序-规模法则、分形理论等一系列理论为基础,中国****先后提出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组织的城镇体系“三结构一网络”理论[7]、“点-轴系统”模型、国土开发“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的学科思想[8],指导中国城镇体系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这一时期,由于中心地理论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高度契合,使其在研究和规划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影响力。首先,中国城镇体系脱胎于农业社会,具有生产要素相对均质分布的空间特征,生产力、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发展历史阶段,这与中心地理论理想地表的假设条件和农业区位论的理论基础相适应。其次,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长期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城镇体系发展策略占据主导地位。中心地理论所强调的集聚资源要素、强化中心城镇职能和城镇之间的等级特性,有利于规划政策指导区域生产分工协作,对城镇空间组织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战略部署。在中心地的理论研究方面,王士君等指出中心地系统具有动态性、等级性和尺度差异特征、圈层异质性与多向性特征、重叠与嵌套特征等属性,随着发展阶段的演化,中心地将呈现出扩散域的重叠、嵌套、轮空、扩大、再集聚等多种空间层次变化特点[9]。基于中心地与分形理论之间存在自组织临界性的共同理论基础,陈彦光指出中心地分形结构与城市位序规模法则在本质上是城市体系自组织优化的能量分布结果[10]。交通原则是中心地三原则之一,可达性是研究中心地体系空间组织的重要视角。在交通革命背景下,区域发展进入动态增长时期,就空间可达性、交互作用、服务范围而言,区位差异将导致连续中心地等级的形成[11]。伴随着大量不同等级中心地和交通线的出现,中心地视图不再单纯呈同心圆状向外扩散,而是向点轴与圈层相融合的蛛网模式演变[12],或是沿交通线呈“点-轴”渐进式扩散,由“点-轴-网”构成全面有组织的均衡发展阶段,因此高度的网络化将是未来中心地体系最主要的组织形式[11]。在中心地的理论创新方面,中心地体系的完善首先应突破传统中心地理论的严苛假设、忽视系统动态性和自然-人文要素综合性的固有缺陷,以动态的和联系的眼光审视中心地系统的外部条件、内部要素和组织形式与机制变化,从中发现理论创新的视角[13]。
2.2 实证应用
在中心地等级测度指标的选取上,周一星等较早提出应使用城市的绝对重要性（结节性）代替克氏的相对重要性[14]。此后,中国****通常利用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非农业人口、第三产业比例、人口密度、服务性行业从业人员比例和区位熵等变量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城镇体系、城市群的中心地空间组织结构进行测度研究,并与理论模型的组织形态进行比较。相关结论如：经济总量是影响区域空间自组织演化程度的首要因素,以中心地理论为空间范式,在经济、交通和行政三原则的划分下,武汉城市圈空间自组织演化尚处于发育阶段[15],中心地系统呈现“金字塔”型结构[16];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处于空间自组织演化高级阶段[15];安徽省县级以上中心地具有接近现行政区分布的六边形网络空间结构[17];湖南省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兼有市场与交通原则的双重性质[18];东北边境地区县级及以上中心地形成了“金字塔”型的等级体系,由绥芬河、满洲里、丹东、黑河、珲春5个一级、8个二级、25个三级中心地构成三级的空间格局[19];吉林省中部地区具有结构相对完整的中心地六边形网络体系,从空间构图角度来看,中心地属于K=3体系,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发育特点[20];辽宁省辽河以西地区中心地的空间结构并不严格属于克氏中心地理论中的任何一种,呈现出一级、四级中心地南北带状分布,二级中心地沿海—内陆对应分布、三级中心地承担承上启下的结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宏观政策、海洋的切割作用、与环渤海其他区域联系的影响[21]。同时,中心地的等级结构在中国不同地区存在共性,如湖南省城市群和吉林省中部地区一级中心地均为区域中心,其功能和地位明确、稳定,在忽略吉中地区二级中心地系统存在等级缺失的情况下,两个地区均呈现次级中心地系统紧致合理、再次级结构松散的特征[18,20]。2.3 新时代下中心地理论的局限性
2.3.1 理想化的假设条件 21世纪以来,无论是以经验科学为基础的传统地理学理论,还是以抽象计量模型为手段的现代地理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理论与实践应用中的不适应性[13]。Christaller为了使中心地理论在数学逻辑上更严密,提出了人口密度和空间可达性均质化的假设条件,并得出每个空间单元中心地平均分布在整个区域的理论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认为,空间的不均衡性是前提存在的,发达地区通过先发优势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二者之间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而且将会进一步拉大,导致核心—边缘结构的产生。在现实发展中,中心地理论均质化的前提假设与理想结构也是无据可循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资源要素分配与分布在东西部、城乡间的空间差异也越发显著。因此,城镇体系研究的空间均质性假设条件无论是对于人口、资本要素还是在各级中心地的空间分布上都是不存在的。2.3.2 追求几何图式的结构描绘 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不存在严密的可验证性。城镇体系是经济社会关系与地理空间的结合产物,城市依托经济社会关系的组织逻辑产生复杂的空间交互效应,复杂性是城镇体系的基本属性之一。中心地理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进行了严格的理论假设和逻辑推理,旨在寻找城镇空间结构的理论模式。中心地等级规则的本质是城市等级体系的一种自相似性,而Christaller将这种存在于复杂系统中的自相似性变成他对于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几何规则的追求,将分形结构近似为欧式几何图式[10]。在现实中,城镇体系形成过程中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古典中心地理论致力于描述和归纳的、符合严格假设条件下的完美结构图景却难以存在,这一点在中国不同尺度下城镇体系中心地研究中获得了实证验证[20,21],最终导致中心地理论由于盲目追求结构美感而忽视人文地理学的社会学属性,削弱了其在解释复杂社会系统时的准确度。
2.3.3 忽略城镇体系发展的动态性 传统中心地理论致力于描绘一个城镇体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探索决定城镇数量、规模和分布的一般规律,即通过演化过程与市场均衡状态下的理想图景将城镇体系的发展历程以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研究。由于整个模型的推理过程建立在实现市场均衡的基础上,因此无论在何种时间节点、何种空间尺度下展开观察,事实上都只是获得了中心地系统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静态点。在当今信息化与全球化发展大背景下,无论是国家尺度还是区域尺度下的城镇体系,实际上都是一个全球流动与地方化的交互过程。任何城市都不应仅被视为静态的地方空间,而应被视为一个处于形成和不断发展中的动态过程。从该命题出发,城镇体系研究不仅要着眼于不同功能、规模城市构成的体系结构,更要深入剖析城镇关系这个复杂组织形式的动态演化过程。
3 城市网络研究的兴起
信息化作用下地方空间与流空间的共存促使地域空间结构从等级化转向网络化[22],城市网络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关系所驱动的,以生产、服务、信息、交通流通为代理人,以全球城市、国家与区域城镇体系、城市群为实体投影,在相对无约束的时空尺度下产生的一种城市关系。在城市网络中,城市依托网络系统而存在,城市所占有的物质资源禀赋的重要性被弱化,节点的功能地位和关联关系是城市网络的组织逻辑与运行机制。3.1 城市网络的产生背景
3.1.1 交通革命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导致区位论的解释失效 交通系统的演进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并对城镇体系的关系结构与空间布局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无论是早期的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还是中心地理论,其理论建立时城镇之间的要素流通是以物质和人员转移为主,各级中心地的发展显著受到区域交通可达性的制约,因此中心地理论将运输成本和交通时间作为评价区域地理条件的主要因素。近年来,以高铁、航空为代表的高速交通方式迅速发展,其所带来的时空压缩特性正在逐渐改变着中国城镇的可达性与传统的空间关系,进而促进区域经济格局和空间结构的调整[23]。首先,可达性的提高显著改善了边缘地区的区位条件,改变产业布局时固化的区位选择;其次,中心城市的腹地范围随之扩大,其自身的功能覆盖与影响力也进一步得以扩散;再次,在高速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下,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越发增强,区位条件不再成为影响城镇之间联系的绝对性因素,这一系列的改变使得以区位论为基础的中心地理论在解释城镇之间的关联关系时显得乏力。3.1.2 流空间理论的产生 流空间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22]。以中心地理论为代表的早期研究受制于视角限制,通常将研究对象限定于一个自然地理单元或行政区划的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区域,并视研究对象为封闭区域的场所空间。流空间概念与传统场所空间概念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是建立在地理距离的“邻近”基础上,而前者则将“邻近”概念抽象为社会行为与关系的接近、时间与过程的共享[22,24]。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开始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信息流是流空间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其在空间上具有无约束性和无差别化的特性。信息流的产生进一步增强了城镇之间的交互关系,同时也增加了城镇体系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由于这一类虚体的要素流具有“去空间化”的特征,因此将使生产协作与经济辐射具有更大的区位弹性,超出传统中心地理论中对于研究对象所划定的明确限制界限。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生产方式和空间组织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城镇体系的结构特征也逐步向开放、流动、多中心的网络化模式转变[25]。
3.1.3 全球化与生产网络的产生 全球化和信息化正深刻影响着全球城市体系,对于地理空间而言则主要表现为不断加剧的空间差异性和不断增强的空间联系性这两种对立统一的复杂变化特征[26],全球化成为国家与地方尺度下城镇系统演进的一个过程。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作用下,跨国公司力图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生产区位,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垂直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相互交融,导致全球生产呈现网络化的组织现象[27,28]。原本相对隔离的生产系统通过各种渠道高度整合,高级生产活动从传统的物质产品生产向信息产品转移,在全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高度集聚,而大量的标准化生产环节则无差别的向全球各地迅速扩散[29]。城市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要素流动,由行政区划主导的等级空间逐渐向关系网络化的功能空间转变,同时地方尺度下的市场规模已经无法满足中心城市的经济扩张,其对外联系也不再仅限于自身腹地。正是在这种发展轨迹和机制的转变背景下,城镇体系需要被放置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下来观察和理解,而非仅仅停留在传统中心地理论的地方尺度下。
3.1.4 制度与体制演变——中心地组织原则的转化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体制转型是推动当今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19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经历着巨大的社会、经济体制转型[30],有关转型的讨论已经进入一种全面国际化的语境。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长期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城镇体系占据了主导地位,以中心地体系为代表的等级制在中国普遍存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企业和个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状态日趋形成,中国城镇体系的组织原则也随之发生变革。在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变迁、地方政府治理转变与区域、城市等不同尺度的空间重构相互作用下,城市不仅是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而且城市中各种力量的成长、组合与嬗变也强烈地反作用于经济与社会过程[31],这种相互作用过程不断推动着立足于城镇体系关系的复杂性、等级制与非等级制共存特性的网络化理论的产生。
3.2 城市网络的研究视角
在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相继提出流空间、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的理论概念,在Taylor和GaWC小组连锁模型的研究方法影响下,西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超乎寻常的繁荣起来。近年来这一方法被****引入国内,加之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提供了可以直接测度城市网络的关系型数据,中国人文地理学掀起城市网络研究的热潮。3.2.1 基于企业组织视角 城市网络的本质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企业的组织关系与区位策略是经济联系的构建者,隐含了城市之间的资本、信息、人员和产品等要素流通。以企业组织为城市联系的代理人,连锁模型是近年来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活动空前深入的融入了全球生产体系中,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中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中国城市空间结构[32]。随着区域城市关联向纵深发展,传统的极核单中心或双中心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多中心网络化空间发展模式必将成为城市空间发展的最佳选择[33]。基于这一视角,中国****指出：基于企业组织的中国城市网络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集聚趋势、核心—边缘结构;网络联系“东密西疏”,形成以北京、上海、广深和成渝为核心（顶点）构成的菱形结构、钻石结构[27,34]。
3.2.2 基于交通流视角 经济联系显然不足以全面揭示城市网络的特征和内涵,交通基础设施联系直接反映出城市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以及具有数据获取相对便捷和反映现实相对准确的特性。中国****基于公路、铁路、航空流对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格局演化进行深入研究,并进一步指出：中国航空网络、铁路网络的等级结构与城镇体系的规模等级、结构存在明显的相似性或正相关关系[35];基于交通流的中国城市网络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层级特征;不同种类的交通设施流反映出不同的空间结构特征,航空流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呈现出以北上广,或北上广深和成渝为顶层节点的网络框架;铁路流表现出空间邻近性特征和核心—外围的组合关系;公路流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性和对城市群发育程度的良好识别作用,突出表征了发育较为完整地域系统的内部联系功能,具有明显的“属地化”特征[36,37]。
3.2.3 基于信息流视角 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不断扩展加深了信息要素对于区域发展的作用,因此基于信息要素视角下的信息空间研究有助于政府管理部门为信息化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布局提供科学的决策[38]。较以往利用官方渠道统计数据进行城镇体系研究,信息流数据具有精确、动态、实时的特点与优势。信息空间是以信息要素为主要构成,由信息流实现区域信息纵向贯通,横向互联的虚拟空间。尽管信息空间本质上是建立在地域空间基础上的,但信息流的虚拟性、无边界性使得从中可以发掘出区别于实体流的网络特征和城市网络中流的非均衡性特征。中国****基于微博、CN域名、百度指数等互联网数据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研究,并获得诸如网络空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与层级区分、呈现“异质”的发展趋势、信息网络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城镇体系的空间与等级特征等共性结论[38,39]。
4 从中心地到网络化：城镇体系研究的差异
4.1 主体特征：由中心性到节点属性
中心地理论强调中心城市在城镇体系中由其功能地位所体现出的重要性。Christaller认为重要性是一种城市经济效果的综合评价,而人口规模、空间规模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中心地的重要性,对此他通过中心性、结节性指标量化这种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服务能力,相关研究进一步基于规模—位序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强调与强化中心城市的重要性,研究结论通常为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金字塔结构[16,19]。与中心地立足于空间组织的向心性不同,城市网络更趋于研究城市作为网络节点所身处的结构位置、发挥的功能属性及这一属性在网络中所承担的职责。由此可见,网络中的节点城市是承担一定职能与功能的战略性地区,城市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规模等级上,也体现在其所发挥的职能与协调作用,体现在连通性、控制性、不可或缺性等诸多方面[40,41]。城市的规模等级与其在网络中的地位并非绝对正相关,很多中小城市通过自身的某项突出职能与不可或缺性在城市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进一步产生和发挥区域性的影响,而不局限于地方空间。正是由于对城市节点属性的发掘,城市不再被简单地看作为贸易场所、港口、金融中心或工业重镇性质的中心地,而被视为在网络中承担要素流通与循环的必要组成部分。4.2 主体关系：由等级从属到功能互补
随着城镇体系发展阶段的演进,中心地理论所阐述的城镇之间的等级制度是对城镇关系的片面理解。中心地理论以等级制解析城镇关系,强调的是空间组织的向心性和自上而下的单向垂直联系,是低等级依附于高等级,而不存在逆向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然而,城镇体系是一个趋于复杂化的自组织网络系统,城镇关系不仅存在于垂直的高对低等级城市间的控制、低对高等级城市的依附,也同时存在于相同或相近等级城市之间的水平互相影响中,即多等级的交互反馈机制。这就导致传统中心地理论无法从机制上解释当前各等级城市之间通过生产上的分工协作建立起来的紧密关系。城市网络立足于城镇体系中的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关系,揭示了城市的外部性。互补是指不同的城市通过提供不同的经济职能、服务和履行各自的互惠作用,最终增强了网络中的其他特性。实际上,功能互补并非新概念,早在多中心城市区域、城市群、都市区、大都市带产生时,功能互补已经被利用于解释这些地理现象的内部机制。城市网络研究中强调的互补性,是为了通过描述在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双向流动的交互关系,从而指出城市网络中不仅存在垂直的制约关系,也存在水平的相互获取关系。由此可见,中心地理论中所演绎的强调竞争和排他性的区域发展观正在被分工协作、网络化的新型城镇关系所替代。
4.3 空间尺度：由地方到全球
Christaller认为每一种商品都有一个给定阈值的最小需求以及固定的地理域,例如功能分区、经济分区、生产协作分区。城市（或中心地）某一类、或某一特定规模的单位所提供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取决于城市及其腹地的人口总和所能达到的阈值,即中心地理论将城镇关系触及的尺度限定于中心城市所影响的腹地与地方空间。长期以来,中国对城镇体系及其空间结构关系的理解和规划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心地等经典地理空间模型的影响[24],形成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地级市的具有明确的空间管辖权限和辐射范围的等级体系。在流空间和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愈发依赖于城市之间频繁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伴随着现代化交通和信息通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时空压缩,要素流在空间上呈现出无边界限制的延伸并产生影响,其所触及的空间不再仅限于城市腹地、经济区、功能分区,而是在更大的尺度上产生作用,直至全球尺度。原本相对独立又保持完整的地理单元如国家、区域和地方越来越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因此列斐伏尔等人认为城市必须通过不断发展和空间扩张的资本主义所塑造的更宏观的地理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可见,城市网络理论使得城镇体系研究的着眼点由封闭系统走向开放系统,由地方空间走向全球的空间尺度。从最初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到区域城市网络。城市网络研究不仅关注少数全球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中心地位,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边缘城市通过协同合作形成区域网络并与世界城市网络产生关联效应。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城镇体系的系统性和组织性并非自然形成和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性空间生产的过程同步进行着积极的重构与演化。中心地理论的研究客体的发展导致中心地理论发展明显滞后,使得其无法解释当今全球城市等新形式的城镇关系。首先,中心地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将中心地系统视为封闭系统、理论创立的空间均质化假设条件、致力于描述和归纳符合严格假设条件下的完美结构图景,这导致其在现实应用中缺乏普适性,实践价值受到影响。其次,在交通革命、流空间理论、全球化和信息化、体制转型等多重发展背景的不断推动下,中国城镇体系的空间重构与研究理论转变成为必然。研究对象的特征演进导致城镇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础由等级制的中心地理论向关系制的城市网络转变。继而,对城镇体系主体特征的关注由中心性向节点属性转变,城市被视为在网络中构成要素流通与循环过程的必要部分;主体关系的分析逻辑由垂直、垄断和控制的等级制向垂直与水平、互补与协作的复合关系转变;研究尺度由地方、行政区划界限向功能空间、更大的、无约束的全球尺度转变,最终,研究的落脚点由封闭、静态、独立、结果向开放、动态、关系、过程转变。
5.2 讨论
城市网络是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是未来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建立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背景、以古典区位论为基础的中心地理论在当前中国城镇体系研究与规划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不适应性,但这并不代表对于传统理论应该全盘否决。长期以来,中心地理论在中国城镇体系规划中发挥着基础性理论作用。城市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研究理论,其中也存在着与中心地理论的共同特性。因此有****指出,在一定的空间尺度下,中心地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式集权网络,可以通过网络语境清晰地界定中心地空间体系[24]。同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前无论是以实测流数据、企业关系数据还是基于普查数据和物理模型构建的网络,大多仍然遵循着通过关系强度来计算规模、通过规模划分等级的研究路线,最终又回归到规模等级结构的传统研究视角和定论方法上,忽略了城市网络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导致无法识别出专业性城市在网络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在市场化力量和转型期复杂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城镇体系在发展中出现诸多依赖西方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因此,针对转型期中国的时代背景、特殊国情和城镇发展中的现实状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体系研究理论框架和范式,将是未来城市地理****研究的重要方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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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Whil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entral place model have often been highlighted, no other paradigm has replaced it. However, recently some researchers have hinted at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model of spatial organisation, a network model. This model would hold most in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eatures of this network mode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entral place model. Moreover, it explores whether this model describes spatial reality better, thereby focusing on complementarity, a main feature of the model. The relationships within multi-location hospitals and universitie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hogescholen), which spread their offer of care and study programmes over multiple, close-by cities, are analysed for this reason. Within the hospital care sector there is a clear trend towards complementarity, in line with the network model. The hogescholen sector provides a more ambiguous picture. The network model, however, still seems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e central place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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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本文主要阐述现代城镇体系规划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包括城镇体系规划的概念与目标;城镇体系发展机制——集聚与辐射;城镇体系规划基本观点——经济观与环境观、基本内容——结构与网络和程序——步骤与流程等。并认为,城镇体系规划是以现代系统理论和城市-区域理论为基础,运用行为分析、空间组织和计量分析等方法形成的新的规划学分支。 . 本文主要阐述现代城镇体系规划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包括城镇体系规划的概念与目标;城镇体系发展机制——集聚与辐射;城镇体系规划基本观点——经济观与环境观、基本内容——结构与网络和程序——步骤与流程等。并认为,城镇体系规划是以现代系统理论和城市-区域理论为基础,运用行为分析、空间组织和计量分析等方法形成的新的规划学分支。 |
| [8] | . . |
| [9] | . The Central Place Theory and Economic System Theory have strong theory agreement and mutual feedback. They are both basic theories of Geography and they also have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This mutual feedback of theories reveal in many ways. Firstly, they have strong relationship in concep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reg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 of study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Regional view of Reg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determines Economic Region System theory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s a kind of typical economic regional system, the space structure can be seen as the space projec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econdly, division and relationship are important theory joints on Economic Region System Theory and Central Place Theory. Thirdly, condition analysis take the very important role as basic theory in central place research from the view of economic region. As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Economic Region System theo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comprehension of Central Place Theory. No matter from concept connotation or from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it is very clearly that central place system is a part of economic region system. It has the same general attribute of economic region, and it also has many other own characteristics,such as dynamic features, grade features, scale diversity, circle heterogeneity and multi-direction features, overlap and nested structure, re-agglomeration and so on. As a complex economic system, the diffusions of central place system will appear different kind of multi-dimensional-level structures and changes,such as multi-tiered, overlap,bye,enlargement and re-agglomeration. . The Central Place Theory and Economic System Theory have strong theory agreement and mutual feedback. They are both basic theories of Geography and they also have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This mutual feedback of theories reveal in many ways. Firstly, they have strong relationship in concep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reg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 of study in the field of Geography. Regional view of Reg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determines Economic Region System theory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basic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s a kind of typical economic regional system, the space structure can be seen as the space projec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econdly, division and relationship are important theory joints on Economic Region System Theory and Central Place Theory. Thirdly, condition analysis take the very important role as basic theory in central place research from the view of economic region. As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Economic Region System theo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comprehension of Central Place Theory. No matter from concept connotation or from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it is very clearly that central place system is a part of economic region system. It has the same general attribute of economic region, and it also has many other own characteristics,such as dynamic features, grade features, scale diversity, circle heterogeneity and multi-direction features, overlap and nested structure, re-agglomeration and so on. As a complex economic system, the diffusions of central place system will appear different kind of multi-dimensional-level structures and changes,such as multi-tiered, overlap,bye,enlargement and re-agglomeration. |
| [10] | . 从中心地理论出发，导出关于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一组标度定律；进而从标度定律引出幂律方程，并将其推广到分形几何领域；然后借助Christaller提供的德国南部中心地观察数据检验文章的推导结果，从而将确定型中心地模型发展为随机型分形模型，与Allen-Prigogine的中心地晶态结构非晶化模拟结果形成理论对应。 . 从中心地理论出发，导出关于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一组标度定律；进而从标度定律引出幂律方程，并将其推广到分形几何领域；然后借助Christaller提供的德国南部中心地观察数据检验文章的推导结果，从而将确定型中心地模型发展为随机型分形模型，与Allen-Prigogine的中心地晶态结构非晶化模拟结果形成理论对应。 |
| [11] | . <p>以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为基础, 以最短通行时间、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作为可达性的评价指标, 以基于GIS平台开发的可达性计算模块为技术支撑, 从空间可达性、空间相互作用、空间服务范围几个方面对均质背景和交通背景下的中心地体系进行空间分析, 探讨中心地体系的空间演化及空间重构, 以期对中心地体系的过程模拟和空间表达进行初步探索性的尝试。结果表明:均质背景下, 次一级中心地产生于上一级中心地可达时间最长的地方;基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的可达性在同等级的中心地间出现了差异, 相同等级的中心地越是靠近高等级中心地, 其加权平均出行时间越短, 由于中心地相对区位的不同, 同一等级的中心地之间出现了差异增长, 其结果会形成连续的中心地等级。伴随着交通网络的演进, 中心地空间结构进入由“点-轴-网”构成的全面有组织的均衡发展阶段。</p> . <p>以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为基础, 以最短通行时间、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作为可达性的评价指标, 以基于GIS平台开发的可达性计算模块为技术支撑, 从空间可达性、空间相互作用、空间服务范围几个方面对均质背景和交通背景下的中心地体系进行空间分析, 探讨中心地体系的空间演化及空间重构, 以期对中心地体系的过程模拟和空间表达进行初步探索性的尝试。结果表明:均质背景下, 次一级中心地产生于上一级中心地可达时间最长的地方;基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的可达性在同等级的中心地间出现了差异, 相同等级的中心地越是靠近高等级中心地, 其加权平均出行时间越短, 由于中心地相对区位的不同, 同一等级的中心地之间出现了差异增长, 其结果会形成连续的中心地等级。伴随着交通网络的演进, 中心地空间结构进入由“点-轴-网”构成的全面有组织的均衡发展阶段。</p> |
| [12] | . 从影响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交通因素入手，在其变化过程中探讨沈阳经济区中心地结构的演变。以可达性作为度量沈阳经济区交通因素优劣性的指标，通过对1992，2000和2011年3个时段的交通数据计算，得出沈阳经济区各中心地可达性，并通过可达性与中心地空间结构的叠加分析得出沈阳经济区各中心地的发展特征与演化趋势。研究表明：沈阳经济区中心地空间结构中心极化明显，内部圈层中心地体系完整，发达程度高，主要交通轴线上的中心地数量及规模发展较快。在交通因素主导下，可达性与中心地空间相互作用强烈，并引导中心地视图向点轴与圈层相融合的蛛网模式演变。 . 从影响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交通因素入手，在其变化过程中探讨沈阳经济区中心地结构的演变。以可达性作为度量沈阳经济区交通因素优劣性的指标，通过对1992，2000和2011年3个时段的交通数据计算，得出沈阳经济区各中心地可达性，并通过可达性与中心地空间结构的叠加分析得出沈阳经济区各中心地的发展特征与演化趋势。研究表明：沈阳经济区中心地空间结构中心极化明显，内部圈层中心地体系完整，发达程度高，主要交通轴线上的中心地数量及规模发展较快。在交通因素主导下，可达性与中心地空间相互作用强烈，并引导中心地视图向点轴与圈层相融合的蛛网模式演变。 |
| [13] | . 中心地理论是城市地理学揭示规律、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面对时代发展、社会转型、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城市与区域巨变, 中心地理论需要创新发展。首先, 突破中心地理论的严苛假设、忽视系统动态性和自然—人文要素综合性的固有缺陷, 拓宽其普适性。其次, 以动态的和联系的眼光审视中心地系统外部条件、内部要素和组织形式与机制变化, 从中发现理论创新的视角。包括人口再分布, 城市体系重组, 全球产业网络兴起等宏观背景变化的视角;现代交通条件、信息技术发展、技术革新、体制变革等影响要素和机制变化的视角;全球城市网络形成, 城市带、群、链迅速聚合, 底层中心地重构等中心地系统组织形式新变革的视角;RS、GIS和现代统计手段应用的视角。再次, 中心地理论创新与发展有必要从“肢解”阶段进入到整体完善过程, 构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框架:①以指导实际应用, 形成理论和研究范式为创新和发展的目标;②以中心性测度新模型、严苛条件缓和、动态中心地系统、中心地系统畸变模式、中心地扩散域的空间嵌套等为创新和发展的核心内容;③突破自然—人文耦合要素对中心地系统影响机理及模型化表达, 现代中心地系统空间图景, 动态开放的现代中心地系统建设等重点问题。 . 中心地理论是城市地理学揭示规律、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面对时代发展、社会转型、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城市与区域巨变, 中心地理论需要创新发展。首先, 突破中心地理论的严苛假设、忽视系统动态性和自然—人文要素综合性的固有缺陷, 拓宽其普适性。其次, 以动态的和联系的眼光审视中心地系统外部条件、内部要素和组织形式与机制变化, 从中发现理论创新的视角。包括人口再分布, 城市体系重组, 全球产业网络兴起等宏观背景变化的视角;现代交通条件、信息技术发展、技术革新、体制变革等影响要素和机制变化的视角;全球城市网络形成, 城市带、群、链迅速聚合, 底层中心地重构等中心地系统组织形式新变革的视角;RS、GIS和现代统计手段应用的视角。再次, 中心地理论创新与发展有必要从“肢解”阶段进入到整体完善过程, 构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框架:①以指导实际应用, 形成理论和研究范式为创新和发展的目标;②以中心性测度新模型、严苛条件缓和、动态中心地系统、中心地系统畸变模式、中心地扩散域的空间嵌套等为创新和发展的核心内容;③突破自然—人文耦合要素对中心地系统影响机理及模型化表达, 现代中心地系统空间图景, 动态开放的现代中心地系统建设等重点问题。 |
| [14] | . 城市中心性是指一个城市为它以外地方服务的相对重要性,是用以衡量城市中心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心性”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偏差,有必要对中心性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专门研究.文章在明确中心性概念,回顾国内外中心性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统计资料,利用最小需要量和主成分分析法,对1997年全国22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中心性等级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根据城市中心性指数的高低,把我国城市划分为五级体系. . 城市中心性是指一个城市为它以外地方服务的相对重要性,是用以衡量城市中心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心性”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偏差,有必要对中心性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专门研究.文章在明确中心性概念,回顾国内外中心性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统计资料,利用最小需要量和主成分分析法,对1997年全国22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中心性等级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根据城市中心性指数的高低,把我国城市划分为五级体系. |
| [15] | . 以克里斯塔勒中心地模型为空间范式，在经济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下划分武汉城市圈、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单元，与理论模型空间划分进行比较。将现实功能单元划分与理论空间模型之间破碎地块面积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作为评价空间白组织演化的指标，用以对比各自的模型拟合度以客观解析中国城市群空间自组织演化状态。结果表明：区域经济总量是影响区域空间自组织演化程度的首要因素，武汉城市圈空间自组织演化尚处于发育阶段，仅相当于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个空间子系统或二级功能单元，但政府规划建设尤其是交通设施建设较为有序和科学，待其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其空间自组织演化将更趋合理。京津冀都市圈空间组织演化合理程度更高，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自组织演化最为合理，处于空间自组织演化高级阶段。同时，相对于巨大的经济总量的差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城市群（都市圈）空间白组织演化水平实际差异并不那么显著，表明空间自组织演化作为空间成长的内生动力规律性明显。 . 以克里斯塔勒中心地模型为空间范式，在经济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下划分武汉城市圈、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单元，与理论模型空间划分进行比较。将现实功能单元划分与理论空间模型之间破碎地块面积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作为评价空间白组织演化的指标，用以对比各自的模型拟合度以客观解析中国城市群空间自组织演化状态。结果表明：区域经济总量是影响区域空间自组织演化程度的首要因素，武汉城市圈空间自组织演化尚处于发育阶段，仅相当于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个空间子系统或二级功能单元，但政府规划建设尤其是交通设施建设较为有序和科学，待其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其空间自组织演化将更趋合理。京津冀都市圈空间组织演化合理程度更高，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空间自组织演化最为合理，处于空间自组织演化高级阶段。同时，相对于巨大的经济总量的差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城市群（都市圈）空间白组织演化水平实际差异并不那么显著，表明空间自组织演化作为空间成长的内生动力规律性明显。 |
| [16] | . 通过构建武汉都市圈中心地的中心性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抽取6个主因子对都市圈内的26个县级及以上中心地进行中心性测度,并据之将武汉都市圈中心地划分为4个等级。运用数学建模方法将中心地等级、中心性综合得分与主要交通方式时速结合起来,将中心地的扩散域界定转化为不同交通方式、不同通行时间的时距函数。运用Arc GIS10.0平台对数据进行网络分析以获取各中心地的扩散域;叠加各等级中心地的扩散域,最终获得武汉都市圈扩散域空间嵌套模型。在中心地等级划分与扩散域嵌套空间模型基础上,分析了新时期交通因素、信息技术因素、制度因素等共同作用下的中心地系统格局与扩散域形成机理。 . 通过构建武汉都市圈中心地的中心性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抽取6个主因子对都市圈内的26个县级及以上中心地进行中心性测度,并据之将武汉都市圈中心地划分为4个等级。运用数学建模方法将中心地等级、中心性综合得分与主要交通方式时速结合起来,将中心地的扩散域界定转化为不同交通方式、不同通行时间的时距函数。运用Arc GIS10.0平台对数据进行网络分析以获取各中心地的扩散域;叠加各等级中心地的扩散域,最终获得武汉都市圈扩散域空间嵌套模型。在中心地等级划分与扩散域嵌套空间模型基础上,分析了新时期交通因素、信息技术因素、制度因素等共同作用下的中心地系统格局与扩散域形成机理。 |
| [17] | . 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50年代开始传播以后,就成为地理科学重要理论之一.本文根据安徽省县级以上中心地分布规律,分析了安徽省城镇空间结构和等级规模基本特征,对安徽省未来城镇体系建设进行了初步探讨. . 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50年代开始传播以后,就成为地理科学重要理论之一.本文根据安徽省县级以上中心地分布规律,分析了安徽省城镇空间结构和等级规模基本特征,对安徽省未来城镇体系建设进行了初步探讨. |
| [18] | . 以湖南省为例，运用中心地理论与聚集分形模型分析了“3+5”战略规划下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与等级体系。结果表明：“3+5”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兼有市场原则( K=3)与交通原则( K=4)的双重性质，且服从K=133的勒施市场等级指数，属第46级市场区；同时，“3+5”城市群以一级中心地为中心，其二级中心地空间分布紧凑合理，三级中心地较为松散，四级中心地呈现内松外紧的双分形结构。 . 以湖南省为例，运用中心地理论与聚集分形模型分析了“3+5”战略规划下城市群的空间结构与等级体系。结果表明：“3+5”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兼有市场原则( K=3)与交通原则( K=4)的双重性质，且服从K=133的勒施市场等级指数，属第46级市场区；同时，“3+5”城市群以一级中心地为中心，其二级中心地空间分布紧凑合理，三级中心地较为松散，四级中心地呈现内松外紧的双分形结构。 |
| [19] | . 通过构建边境地区中心地的中心性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 法,抽取地方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进出口贸易额、外贸依存度、城市化率、口岸数量与级别6个主成分对东北地区38个县级及以上边境中心地进行中心性 测度,并据之将其划定三个等级.东北边境地区呈现绥芬河、满洲里、丹东、黑河、珲春5个一级、8个二级、25个三级中心地的空间格局.并在中心地等级划分 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东北边境地区中心地系统空间格局的特征及其形成机理. . 通过构建边境地区中心地的中心性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方 法,抽取地方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额、进出口贸易额、外贸依存度、城市化率、口岸数量与级别6个主成分对东北地区38个县级及以上边境中心地进行中心性 测度,并据之将其划定三个等级.东北边境地区呈现绥芬河、满洲里、丹东、黑河、珲春5个一级、8个二级、25个三级中心地的空间格局.并在中心地等级划分 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东北边境地区中心地系统空间格局的特征及其形成机理. |
| [20] | . 利用分形理论中的回旋半径法分别对吉林省中部地区4 个级别的中心地进行分维测算和分析, 得到不同级别中心地的不同结构特征:一级中心地长春市功能和地位明确、稳定, 二级中心地等级模糊且功能缺失, 三级中心地结构紧致合理, 四级中心地量大但联系松散。进一步通过空间构图的方式, 以城镇居民点矢量化数据为基础, 构建吉林省中部地区中心地原始空间图景, 通过对原始图景的修补和模型抽象化处理, 得出结构相对完整的中心地六边形网络体系。进而将其与传统中心地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修补之后的吉林省中部地区中心地属于克里斯塔勒<em>K</em>=3 体系。但是从现实发展来看, 吉林省中部地区形成合理的中心地体系, 需要加快部分三级中心地的发展, 并促其部分升级为二级中心地, 解决区内二级中心地空间缺失问题;同时, 还须解决四级中心地结构松散问题。 . 利用分形理论中的回旋半径法分别对吉林省中部地区4 个级别的中心地进行分维测算和分析, 得到不同级别中心地的不同结构特征:一级中心地长春市功能和地位明确、稳定, 二级中心地等级模糊且功能缺失, 三级中心地结构紧致合理, 四级中心地量大但联系松散。进一步通过空间构图的方式, 以城镇居民点矢量化数据为基础, 构建吉林省中部地区中心地原始空间图景, 通过对原始图景的修补和模型抽象化处理, 得出结构相对完整的中心地六边形网络体系。进而将其与传统中心地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修补之后的吉林省中部地区中心地属于克里斯塔勒<em>K</em>=3 体系。但是从现实发展来看, 吉林省中部地区形成合理的中心地体系, 需要加快部分三级中心地的发展, 并促其部分升级为二级中心地, 解决区内二级中心地空间缺失问题;同时, 还须解决四级中心地结构松散问题。 |
| [21] | . 将辽西地区按照县级以上行政单位划分为21个中心地,以辽西地区 中心地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综合打分法,测度各城市的中心性,并据此对辽西地区中心地进行等级划分与空间结构、功能关系分析.辽西地区中心 地可划分为四个等级,其具有等级间差距大,同级间较均衡的特征.辽西地区中心地的空间结构并不严格属于克氏中心地理论中的任何一种,具有一级中心地与四级 中心地南北带状分布,二级中心地沿海—内陆对应分布、结构紧致,三级中心地联结一级中心地与底层中心地的结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宏观政策、海洋的切割作 用、与环渤海其他区域联系的影响.为建立合理、高效的中心地网络,辽西地区应积极参与外部区域的协作和联系；同时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协调区域内部的产业 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巩固锦葫城市群的中心作用；加强底层中心地对中心地网络的贡献. . 将辽西地区按照县级以上行政单位划分为21个中心地,以辽西地区 中心地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综合打分法,测度各城市的中心性,并据此对辽西地区中心地进行等级划分与空间结构、功能关系分析.辽西地区中心 地可划分为四个等级,其具有等级间差距大,同级间较均衡的特征.辽西地区中心地的空间结构并不严格属于克氏中心地理论中的任何一种,具有一级中心地与四级 中心地南北带状分布,二级中心地沿海—内陆对应分布、结构紧致,三级中心地联结一级中心地与底层中心地的结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宏观政策、海洋的切割作 用、与环渤海其他区域联系的影响.为建立合理、高效的中心地网络,辽西地区应积极参与外部区域的协作和联系；同时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协调区域内部的产业 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巩固锦葫城市群的中心作用；加强底层中心地对中心地网络的贡献. |
| [22] | .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book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I: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y Manuel Castells. |
| [23] | . 基于列车时刻表中的省会城市间交通时间以及相应票价数据和各省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数据,以铁路服务价格、城镇居民消费铁路服务能力两方面为突破口,分析高铁网络对中国省会城市经济可达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铁网络不同程度地提升了省会城市铁路服务价格,降低了铁路服务价格与时间可达性的相关性,同时改变了铁路服务价格的分布格局。2城镇居民消费铁路服务能力等级差异明显,其中收入水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铁路服务价格的影响也不容忽视。3高铁网络缩小了＂所有城市＂铁路服务价格、铁路服务消费能力分布的不公平性,但扩大了＂高铁城市＂铁路服务价格、铁路服务消费能力分布的不公平性;铁路服务消费能力分布的不公平程度高于铁路服务价格分布的不公平程度。 . 基于列车时刻表中的省会城市间交通时间以及相应票价数据和各省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数据,以铁路服务价格、城镇居民消费铁路服务能力两方面为突破口,分析高铁网络对中国省会城市经济可达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铁网络不同程度地提升了省会城市铁路服务价格,降低了铁路服务价格与时间可达性的相关性,同时改变了铁路服务价格的分布格局。2城镇居民消费铁路服务能力等级差异明显,其中收入水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铁路服务价格的影响也不容忽视。3高铁网络缩小了＂所有城市＂铁路服务价格、铁路服务消费能力分布的不公平性,但扩大了＂高铁城市＂铁路服务价格、铁路服务消费能力分布的不公平性;铁路服务消费能力分布的不公平程度高于铁路服务价格分布的不公平程度。 |
| [24] | .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进程对经济地理空间的重塑，流动空间理论应运而生，并形成对经典的中心地理论的持续挑战。文章通过对山东省城市网络的研究，证明在省域尺度，流动空间理论与中心地理论存在内在统一性。将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空间数据作为测度城市网络的依据，从城市网络视角重新认知具有中心地、等级特征的省域城镇结构及其空间特征。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证明，空间距离、行政等级等皆对省域城市网络具有影响力，前者主要体现在对网络空间形制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表现在对网络权力结构的影响。文章的最后，结合研究结论从流动空间语境出发，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了再认知，并对我国省域空间规划提出了若干思考。 .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进程对经济地理空间的重塑，流动空间理论应运而生，并形成对经典的中心地理论的持续挑战。文章通过对山东省城市网络的研究，证明在省域尺度，流动空间理论与中心地理论存在内在统一性。将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空间数据作为测度城市网络的依据，从城市网络视角重新认知具有中心地、等级特征的省域城镇结构及其空间特征。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证明，空间距离、行政等级等皆对省域城市网络具有影响力，前者主要体现在对网络空间形制的影响，而后者则主要表现在对网络权力结构的影响。文章的最后，结合研究结论从流动空间语境出发，对中心地理论进行了再认知，并对我国省域空间规划提出了若干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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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 A network perspectiv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organizing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critical overview of existing empirical models for estimating intercity networks based on corporate linkages. Extending a recently proposed primary linkage algorithm by Hennemann and Derudder, this paper advances a new method for approximating urban network with locational strategies of firms. The new method considers both regional and hierarchical network features, and avoids information loss that is typical for the conversion between two-mode intercity corporate networks and one-mode intercity networks. In addition, networks estimated by the new method are suitable to be used with social network analytics. The newly proposed method is empirically validated with intercity corporate networks formed by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APS) firms in China's two largest metropolitan regions: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and Pearl River Delta (PR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uggests that (1) in contrast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s (e.g., the interlocking city network model), our new method would produce regional and hierarchical urban networks that more closely resemble the reality; and (2) the new method allows the effective use of social network analytics such as betweenness and closeness centralities. Nevertheless, the authors note that the validity of any approximation methods for urban networks depends on the soundness of underlying assumptions about how network actors (firms, in our cas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 A network perspectiv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organizing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critical overview of existing empirical models for estimating intercity networks based on corporate linkages. Extending a recently proposed primary linkage algorithm by Hennemann and Derudder, this paper advances a new method for approximating urban network with locational strategies of firms. The new method considers both regional and hierarchical network features, and avoids information loss that is typical for the conversion between two-mode intercity corporate networks and one-mode intercity networks. In addition, networks estimated by the new method are suitable to be used with social network analytics. The newly proposed method is empirically validated with intercity corporate networks formed by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APS) firms in China's two largest metropolitan regions: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and Pearl River Delta (PR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uggests that (1) in contrast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s (e.g., the interlocking city network model), our new method would produce regional and hierarchical urban networks that more closely resemble the reality; and (2) the new method allows the effective use of social network analytics such as betweenness and closeness centralities. Nevertheless, the authors note that the validity of any approximation methods for urban networks depends on the soundness of underlying assumptions about how network actors (firms, in our case)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
| [27] | . 全球化、信息化与快速城市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体系,多区位企业组织所形成的城市网络正处于日益复杂的空间嬗变过程。基于2010年企业名录的总部—分支机构型关联数据,研究构建了330×330的地级以上城市网络连接关系,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工具来探索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的城市网络联系呈现以'北京—上海—广深—成都'为核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不同等级的网络流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是一个择优性和地理邻近性复杂作用的过程;2中国城市网络正处于一个简单随机向复杂有序结构的转化期,整体大尺度的网络结构还有待形成;3中国城市网络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网络效应;4中国城市的二值点度网络为明显的异配性连接特征,而加权强度网络连接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富人圈'的现象;5中国城市网络的层级性并不明显,城市网络的点度和强度的关系呈非线性增加特征。 . 全球化、信息化与快速城市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体系,多区位企业组织所形成的城市网络正处于日益复杂的空间嬗变过程。基于2010年企业名录的总部—分支机构型关联数据,研究构建了330×330的地级以上城市网络连接关系,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工具来探索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的城市网络联系呈现以'北京—上海—广深—成都'为核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不同等级的网络流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是一个择优性和地理邻近性复杂作用的过程;2中国城市网络正处于一个简单随机向复杂有序结构的转化期,整体大尺度的网络结构还有待形成;3中国城市网络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网络效应;4中国城市的二值点度网络为明显的异配性连接特征,而加权强度网络连接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富人圈'的现象;5中国城市网络的层级性并不明显,城市网络的点度和强度的关系呈非线性增加特征。 |
| [28] | .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迅速发展并不断深化。全球生产网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契机。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对出口产品升级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可能是中国出口产品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以此为基础衡量出口产品升级。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有波动上升迹象,东中西区域产品质量基本呈现递减趋势。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尤其是深入融合到价值链中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出口质量升级,但研发投入不能通过提高垂直专业化的程度来提升质量,印证了出口企业提升价值链地位能力的不足。地区财政自主权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 .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迅速发展并不断深化。全球生产网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契机。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对出口产品升级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可能是中国出口产品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以此为基础衡量出口产品升级。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有波动上升迹象,东中西区域产品质量基本呈现递减趋势。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尤其是深入融合到价值链中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出口质量升级,但研发投入不能通过提高垂直专业化的程度来提升质量,印证了出口企业提升价值链地位能力的不足。地区财政自主权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 |
| [29] | . 论文从中心地理论当前发展的新背景和新条件入手，梳理了中心地理论的发展脉络，指出其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创新框架和未来导向，探讨了中心地系统形成与演变的一般机制与影响要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东北地区为实证地区，阐明其发展历史和阶段性特征，利用数学统计方法与GIS技术对其进行中心性测度、职能类型划分和扩散域空间界定。具体而言，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对中心地理论的相关基础理论尤其是区位论进行详细的阐述，指出当前地理学研究范式转变和城市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文化转向等发展特点要求对中心地理论进行相应的改造和理论拓展。结合... . 论文从中心地理论当前发展的新背景和新条件入手，梳理了中心地理论的发展脉络，指出其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创新框架和未来导向，探讨了中心地系统形成与演变的一般机制与影响要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东北地区为实证地区，阐明其发展历史和阶段性特征，利用数学统计方法与GIS技术对其进行中心性测度、职能类型划分和扩散域空间界定。具体而言，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对中心地理论的相关基础理论尤其是区位论进行详细的阐述，指出当前地理学研究范式转变和城市地理学的制度转向、文化转向等发展特点要求对中心地理论进行相应的改造和理论拓展。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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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实现功能空间分离。伴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全球500强跨国公司逐步在中国实现地理扩张和功能扩张。本文基于1979-2008年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已有投资的城市追加投资,不同功能呈现一定差异性地理分布,但功能之间共聚趋势明显。区域性总部和商务功能聚集在一线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于省会和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研发功能追随生产功能。条件逻辑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存在显著的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来源国集聚以及跨功能共聚现象。市场潜力及城市行政地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集聚效应较制度优势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地理集聚提升一线城市的功能,强化顶级城市的领导力和聚集力。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我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推动区域协作。 .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实现功能空间分离。伴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全球500强跨国公司逐步在中国实现地理扩张和功能扩张。本文基于1979-2008年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已有投资的城市追加投资,不同功能呈现一定差异性地理分布,但功能之间共聚趋势明显。区域性总部和商务功能聚集在一线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于省会和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研发功能追随生产功能。条件逻辑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存在显著的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来源国集聚以及跨功能共聚现象。市场潜力及城市行政地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集聚效应较制度优势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地理集聚提升一线城市的功能,强化顶级城市的领导力和聚集力。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我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推动区域协作。 |
| [33] | . 基于＂中心地＂和＂流空间＂理论,综合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和改进后的引力模型,从城市外向服务可能性的角度,分析山东省城市经济联系强弱,并结合省内企业集团母子公司的跨地域布局,构建基于要素流动的抽象城市关联。对比探究2000-2009年山东省两类城市关联格局多中心网络化的演化趋势,判别省内四个地区两类城市关联动向,印证了＂流空间＂理论基础上的城市关联研究,能够克服＂中心地＂理论对于空间距离和城市属性相对稳定性的过分依赖,客观有效地反映城市关联结构和方向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山东省城市关联结构从＂点—线—网＂三个维度均表现出多中心演化态势,城市网络关联均衡化趋势显现。（2）城市网络关联日趋紧密,关联结构发育成熟,城市区域内部形成紧密高效的多核心＂环形＂骨干网络。（3）鲁东、鲁中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向心性消减,鲁南、鲁西北城市经济关联局域内向集中,＂抱团取暖＂发展成效显著。（4）鲁东半岛企业关联内向集中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 . 基于＂中心地＂和＂流空间＂理论,综合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和改进后的引力模型,从城市外向服务可能性的角度,分析山东省城市经济联系强弱,并结合省内企业集团母子公司的跨地域布局,构建基于要素流动的抽象城市关联。对比探究2000-2009年山东省两类城市关联格局多中心网络化的演化趋势,判别省内四个地区两类城市关联动向,印证了＂流空间＂理论基础上的城市关联研究,能够克服＂中心地＂理论对于空间距离和城市属性相对稳定性的过分依赖,客观有效地反映城市关联结构和方向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山东省城市关联结构从＂点—线—网＂三个维度均表现出多中心演化态势,城市网络关联均衡化趋势显现。（2）城市网络关联日趋紧密,关联结构发育成熟,城市区域内部形成紧密高效的多核心＂环形＂骨干网络。（3）鲁东、鲁中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向心性消减,鲁南、鲁西北城市经济关联局域内向集中,＂抱团取暖＂发展成效显著。（4）鲁东半岛企业关联内向集中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 |
| [34] | . 从全行业的资本支配视角,采用企业关联网络的总部—分支法,识别和解析中国主要城市关联网络的基本特征,包括层级、格局、方向和腹地维度。验证了城市关联网络是城市体系研究的重要方法,而企业关联网络则是城市关联网络的有效表征。城市体系研究不仅要关注地理上的邻近性,更要强调功能上的关联性;不仅要关注城市作为场所空间的邻近性,更要强调城市在流通空间中的关联性。城市关联网络的本质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企业是城市关联网络的"作用者",众多企业的区位策略界定了城市之间的关联网络。 . 从全行业的资本支配视角,采用企业关联网络的总部—分支法,识别和解析中国主要城市关联网络的基本特征,包括层级、格局、方向和腹地维度。验证了城市关联网络是城市体系研究的重要方法,而企业关联网络则是城市关联网络的有效表征。城市体系研究不仅要关注地理上的邻近性,更要强调功能上的关联性;不仅要关注城市作为场所空间的邻近性,更要强调城市在流通空间中的关联性。城市关联网络的本质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企业是城市关联网络的"作用者",众多企业的区位策略界定了城市之间的关联网络。 |
| [35] | . The rail transport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veyance carrying passengers and cargos. Railway network which is comprised of stations and railways influence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national urban system. This paper screens out the study objects including 186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having starting trains by timetable, and analyze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urban system based on the data of starting train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number of railway trains at starting st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hierarchy of urban system. On this basis, it uses the methods of charts discriminance and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to classify all the 186 cities into four hierarchies. There are 3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8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30 sub-regional central cities and 145 local central cities.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of railway network,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urban system. (1) The urban hierarchy system presents a typical pyramidal structure, which means the higher the hierarchy of the cities is in the system, the smaller the number of the cities is. (2) The administrative, topograph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ffect the railway network markedly, consequently affect the urban hierarchy system greatly. (3) Th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in eastern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western China, which means the higher-hierarchy citi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 and the railways of the west cities are mostly in east-west direction. (4) High-hierarchy cities are evenly distributed in eastern China, which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Chinese urban railway network and coincides with the "T"-shap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national land. (5) Six pairs of dual-core structure of urban patterns have been formed among high-hierarchy central cities due to the close connection of railway network. . The rail transport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veyance carrying passengers and cargos. Railway network which is comprised of stations and railways influence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national urban system. This paper screens out the study objects including 186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having starting trains by timetable, and analyze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urban system based on the data of starting train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number of railway trains at starting st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hierarchy of urban system. On this basis, it uses the methods of charts discriminance and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to classify all the 186 cities into four hierarchies. There are 3 national central cities, 8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30 sub-regional central cities and 145 local central cities.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of railway network,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urban system. (1) The urban hierarchy system presents a typical pyramidal structure, which means the higher the hierarchy of the cities is in the system, the smaller the number of the cities is. (2) The administrative, topograph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ffect the railway network markedly, consequently affect the urban hierarchy system greatly. (3) Th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in eastern China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western China, which means the higher-hierarchy citi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 and the railways of the west cities are mostly in east-west direction. (4) High-hierarchy cities are evenly distributed in eastern China, which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Chinese urban railway network and coincides with the "T"-shap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national land. (5) Six pairs of dual-core structure of urban patterns have been formed among high-hierarchy central cities due to the close connection of railway network. |
| [36] | . 交通流是反映城市间社会经济联系的重要表征,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网络研究中。基于2010年中国城际铁路与航空客流OD数据,本文从城市节点、流量、子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与组织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1)铁路与航空流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均呈现出以北上广为顶层节点的空间等级结构体系,但除顶层结构外两种网络结构差异较大。(2)城市网络体系中的铁路流联系表现出空间邻近性特征,而航空流联系则主要受到城市节点的规模大小与职能属性的影响。(3)铁路流的首位联系受省级行政区划的制约,航空流的首位联系空间跨度大,形成了若干具有垂直层间联系的地域子系统。(4)铁路网络拥有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7个子网络,而航空网络中则不存在明显的子网络。技术经济特征与管理体制是造成铁路与航空两种网络特征差异的主要原因。 . 交通流是反映城市间社会经济联系的重要表征,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网络研究中。基于2010年中国城际铁路与航空客流OD数据,本文从城市节点、流量、子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与组织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1)铁路与航空流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均呈现出以北上广为顶层节点的空间等级结构体系,但除顶层结构外两种网络结构差异较大。(2)城市网络体系中的铁路流联系表现出空间邻近性特征,而航空流联系则主要受到城市节点的规模大小与职能属性的影响。(3)铁路流的首位联系受省级行政区划的制约,航空流的首位联系空间跨度大,形成了若干具有垂直层间联系的地域子系统。(4)铁路网络拥有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7个子网络,而航空网络中则不存在明显的子网络。技术经济特征与管理体制是造成铁路与航空两种网络特征差异的主要原因。 |
| [37] | . 交通流是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于认识城市间相互作用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市间公路、铁路和航空客流数据,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关联进行特征提取和规律挖掘。研究表明:1公路流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性和对城市群发育程度的良好识别作用;2铁路流呈现出"两横三纵"带状分布格局;3航空流视角则基本形成了以"菱形结构"为核心的城市网络框架。不同类型交通流刻画出不同层面的城市间关联格局,但却有着其内在联系。航空流是城市关联格局骨架构筑的主要形式,铁路流则为核心骨架的连通提供支撑轴带,而公路流是对整体骨架和支撑轴带的有效填充,从而形成区域间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的要素关联和空间关系。 . 交通流是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于认识城市间相互作用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市间公路、铁路和航空客流数据,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关联进行特征提取和规律挖掘。研究表明:1公路流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性和对城市群发育程度的良好识别作用;2铁路流呈现出"两横三纵"带状分布格局;3航空流视角则基本形成了以"菱形结构"为核心的城市网络框架。不同类型交通流刻画出不同层面的城市间关联格局,但却有着其内在联系。航空流是城市关联格局骨架构筑的主要形式,铁路流则为核心骨架的连通提供支撑轴带,而公路流是对整体骨架和支撑轴带的有效填充,从而形成区域间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的要素关联和空间关系。 |
| [38] | . 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不断扩展加深了信息要素对于区域发展的作用,因此基于信息要素视角下的信息空间研究有助于政府管理部门为信息化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布局提供科学的决策。从信息流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基于互联网信息流要素的信息空间测度方法,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区域信息空间的格局和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信息空间呈现"异质"发展趋势,省份的信息影响力呈现"东—中—西"三层递减态势。国家发展战略对信息空间的格局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中东部省份中,北京、上海和广东省连接了中国南北以及东部地区,形成稳定的"三角格局",现阶段中国的信息空间格局并没有完全脱离地理空间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部分依赖于地域分布。 . 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不断扩展加深了信息要素对于区域发展的作用,因此基于信息要素视角下的信息空间研究有助于政府管理部门为信息化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布局提供科学的决策。从信息流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基于互联网信息流要素的信息空间测度方法,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区域信息空间的格局和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信息空间呈现"异质"发展趋势,省份的信息影响力呈现"东—中—西"三层递减态势。国家发展战略对信息空间的格局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中东部省份中,北京、上海和广东省连接了中国南北以及东部地区,形成稳定的"三角格局",现阶段中国的信息空间格局并没有完全脱离地理空间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部分依赖于地域分布。 |
| [39] | .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变化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从网络社会空间的角度入手,对中国城市网络发展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微博社会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与层级区分,城市的网络连接度与城市等级表现出了相对一致性。根据城市网络层级与网络联系强度,东部、中部、西部3大区域板块的网络联系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内部的联系,以及东部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联系几乎构成当前网络体系中的全部。城市网络呈现出分层集聚现象,具体表现为"三大四小"发展格局,即京津冀区域、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成渝地区、海西地区、武汉地区、东北地区。高等级城市在整个城市网络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北京以突出的优势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中心,而上海、广州、深圳则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副中心。 .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变化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从网络社会空间的角度入手,对中国城市网络发展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微博社会空间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与层级区分,城市的网络连接度与城市等级表现出了相对一致性。根据城市网络层级与网络联系强度,东部、中部、西部3大区域板块的网络联系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内部的联系,以及东部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联系几乎构成当前网络体系中的全部。城市网络呈现出分层集聚现象,具体表现为"三大四小"发展格局,即京津冀区域、珠三角区域、长三角区域、成渝地区、海西地区、武汉地区、东北地区。高等级城市在整个城市网络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北京以突出的优势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中心,而上海、广州、深圳则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联系副中心。 |
| [40] | . 目前中国地学领域对网络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网络研究方法尚未得到应用的同时,许多地理现象尚未寻找到合适的抽象网络模型,不断拓展和应用有效的网络分析方法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背景下,基于百度迁徙平台获取的春运人口流动大数据,构建中国春运人口流动的有向加权城市网络,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测度方法,对该城市网络的节点重要性和功能进行评估和分类,分析其呈现的二维空间特征与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并与已有方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利用有向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方法,可有效提取有向加权网络的层级结构、功能分异和非均衡性等特征,不但可区分典型城市、枢纽城市、门户城市与边缘城市等不同的城市类型,还可以识别城市的集聚与扩散特征,从而获得比无权无向网络更为丰富和具有实践意义的信息参考,是一种有效的地理网络分析方法。 . 目前中国地学领域对网络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网络研究方法尚未得到应用的同时,许多地理现象尚未寻找到合适的抽象网络模型,不断拓展和应用有效的网络分析方法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背景下,基于百度迁徙平台获取的春运人口流动大数据,构建中国春运人口流动的有向加权城市网络,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有向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测度方法,对该城市网络的节点重要性和功能进行评估和分类,分析其呈现的二维空间特征与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并与已有方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利用有向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方法,可有效提取有向加权网络的层级结构、功能分异和非均衡性等特征,不但可区分典型城市、枢纽城市、门户城市与边缘城市等不同的城市类型,还可以识别城市的集聚与扩散特征,从而获得比无权无向网络更为丰富和具有实践意义的信息参考,是一种有效的地理网络分析方法。 |
| [41] | . 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是近年来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首先从网络拓扑结构角度讨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其次,基于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复杂网络方法、改进后的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方法对城市网络进行测度。结论指出:(1)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分析有其特定的数据结构要求,其适用于树形结构、而不适用于局部存在完整图的网络结构的测度;(2)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小世界现象,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下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与重要交通设施对人口流动网络产生框架性的导向作用。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大理一线是关联结构与强度空间差异的明显界限。(3)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更能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属性特征,和辨识资源流通对网络城市产生的不同影响与空间效应。城市网络中既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以高中心性高控制力为特征的典型城市,也包括武汉、太原、贵阳、福州等高中心性低控制力的枢纽城市,和兰州、银川等低中心性高控制力的门户城市。因此,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概念对加深城市复杂多样化内涵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 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是近年来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方法。本文首先从网络拓扑结构角度讨论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研究的条件性;其次,基于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网络,利用复杂网络方法、改进后的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方法对城市网络进行测度。结论指出:(1)递归理论用于城市网络分析有其特定的数据结构要求,其适用于树形结构、而不适用于局部存在完整图的网络结构的测度;(2)基于人口省际流动的中国城市网络存在小世界现象,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在全国和区域尺度下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与重要交通设施对人口流动网络产生框架性的导向作用。哈尔滨—北京—西安—成都—大理一线是关联结构与强度空间差异的明显界限。(3)转变中心性与控制力更能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属性特征,和辨识资源流通对网络城市产生的不同影响与空间效应。城市网络中既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以高中心性高控制力为特征的典型城市,也包括武汉、太原、贵阳、福州等高中心性低控制力的枢纽城市,和兰州、银川等低中心性高控制力的门户城市。因此,转变中心性和控制力概念对加深城市复杂多样化内涵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