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晓溪China's new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towar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rg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Evol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since 1952
SUNBindong, JINXiaoxi收稿日期:2018-09-10
修回日期:2018-11-23
网络出版日期:201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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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大中小城市发展差距扩大是突出的矛盾。大城市空间无序扩张,房价畸高,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而中小城市的建设相对滞后,城市功能缺失[1];而且良好的互补协调关系尚没有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形成[2]。因此,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迫在眉睫。《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优化城市规模结构的战略任务。城市规模结构的优化涉及到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产业关联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一个好的城市规模结构首先要具有有效的人口规模分布结构[3,4]。在自由市场的机制作用下,集聚效应与拥塞效应的共同作用最终将导致城市人口规模近似符合齐普夫（Zipf）定律[3]。有鉴于此,探究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演化规律和长期影响因素,有助于洞察中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现状、过程、问题和机理,对于优化城市规模结构和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众多****对中国早期城市规模分布演化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发现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总体上符合齐普夫定律,城市规模分布相对均衡,但1949年后确实发生了波动和变化[5,6,7,8,9,10]。后续的研究佐证了上述观点,并且发现1990-2000年初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走向更加均衡化[11,12]。然而,近年来,陆续有研究提出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并不符合齐普夫定律[3,13],其规模结构的演进趋势正在向集中化（或非均衡化）发展转变[14,15]。
关于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城市规模分布有很大联系[16]。El Shaks认为城市规模分布会随着经济发展先集中后分散[17]。陆旸也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会无限膨胀①。（①陆旸. 城市规模分布和经济发展: 存在一种特定模式吗?.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工作论文, 2014.）Rosen等[18,19]基于短期数据的研究发现,城市规模分布会随着经济增长趋于分散。对57个国家的2011年截面分析发现,经济发展带来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但城市化率高的国家,其城市规模分布更加分散[20]。
其次,经济地理变量包括人口规模、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都将影响城市规模分布：① 人口规模。尽管一些文献认为人口众多的大国具有更加分散的城市规模分布[18,21,22],但基于跨国的研究发现,较大的国家人口规模有利于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20]。② 非农产业水平。Fujita认为标准化生产的成熟制造业从大城市向成本较低的低等级城市扩散,导致国家城市规模分布更加分散[23]。而陆旸发现制造业占比代表的集聚经济能够促进人口集中。③ 对外开放水平。传统的观点认为,沿海城市因位于开放前沿而获益。但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观点认为,对外开放会降低关税和交通成本,内陆城市拥有更大的市场,经济活动趋向于空间分散[24,25,26]。盛科荣等的研究支持了后者的观点[20]。④ 基础设施条件。中心地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都指出,运输成本是影响人口和经济集聚的重要因素[27]。Krugman等[26,27]认为,人口和经济活动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呈分散—集中—再分散的U型分布。目前实证文献测度交通基础设施的指标不同,尺度不同,结论也不统一[20,28-31]。
再次,政治环境也是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1949年后城市规模分布的波动被认为与政策不连续性密切相关[21]。Alperovich研究表明旨在实现更多人口扩散的政策效应有限,政府干预往往会促使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19]。Ades等认为,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会导致城市规模分布出现极化[32]。盛科荣等[20,33]都指出,民主化程度的增强会促使城市规模分布向均衡化发展。政府干预是中国经济的突出特点,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城乡人口迁移政策是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最后,刘易斯等[34,35,36]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城市规模分布的重要原因。农村劳动力往往因寻求更高的收入而大规模迁入城市,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化人口倾向于迁入哪类城市,需要实际检验。段瑞君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对中等及以上城市的人口增加影响更为显著[37]。
综上所述,已有关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相关研究往往针对不同时间段或不同地区的数据,因而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鲜有研究长时段、系统地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动态演化过程[38];虽然部分研究对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但系统、严谨的计量检验还有待加强[20],这对于深刻认识城市发展规律和提高决策科学化具有重要价值。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的创新在于,在已有文献基础上,基于可获得的最新口径数据和较长的时间序列,探究1952-2014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动态演化规律,运用计量经济工具实证探究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演化的影响因素,为优化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体系和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城市规模分布指数测度
一定区域内城市人口规模的等级分布称为城市规模分布[39]。首位分布指城市人口集中分布在城市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首位城市或少数几个大城市[40]。向首位分布演化的趋势本文定义为集中或极化;反之,当城市人口相对均匀的分散于城市之间,城市之间主从关系不严格,则定义为分散化、均衡化或扁平化[41]。在刻画区域的城市规模分布上,国内外大量的经验研究也表明,规模位次法最为全面[16]。故本文使用规模位次法来测度城市规模分布,数学表达式如下：
式中：Ni是城市i在全国城市中的人口规模位次;Pi是城市人口规模;
在进行测度前,本文还参照Henderson[44]的做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城市样本是联合国公布的2014年中国人口大于30万的398个城市（集聚区）,这些城市在1952-2014年间的常住人口成为本文测度城市规模分布的基础数据。这些城市尽管在2014年因人口大于30万而进入样本,但可能存在某些城市,在其他年份的人口低于当年的人口门槛,导致城市规模分布指数估计的偏误。因此,本文进行样本“坏数据”的处理。选取2014年城市集聚区人口的最小值和所有比这一最小值大的集聚区人口总和的平均值的比率0.248866作为基准门槛值。也就是说,每年进入样本的城市,其规模与当年城市平均人口规模的比率应不低于这个门槛[44]。1952-2014年各个年份进入样本的城市个数和最小城市人口规模呈现不断递增的趋势。1952-1986年,入选样本的最小城市规模为9万~15万人不等,且各年样本数皆小于200个;1987-1996年,城市样本数增幅较快,1996年城市样本数突破300个,最小城市规模为13万人左右;1996年以后,入选的城市样本个数与最小城市规模继续稳定增加,于2014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398个与30万人。
2.2 方法和数据
对于城市规模分布的演化,运用可视化方法对前面测度出来的城市规模分布系数进行处理。在长时间序列的处理上,通常采用协整回归的方法探究变量间长期而稳定的关系,即对因受扰动而偏离长期均衡点的变量,均衡机制能进行调整以使其恢复均衡状态[45]。但前提是建立在平稳数据变量的基础上。若数据不平稳,将首先把数据处理成平稳数列;若数据是单整的,则进行协整回归来确定影响因素与城市规模分布演化的长期关系。本文根据研究综述中考虑到的影响城市规模分布演化的因素,从经济发展阶段、新经济地理、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四个方面选取指标,建立影响因素分析框架。研究开始时间节点是1952年,因时间跨度较大,影响因素在不同年份的数据可获得性不同,故根据不同年份数据的可获得性,将研究周期分为4期：1952-2014年,1960-2014年,1978-2014年及1993-2014年。周期开始时间点越晚,分析中考虑的因素越全面。1952-2014年协整回归的估计方程如下：
式中：Y为城市规模分布指数;POP为人口规模;GDP为人均GDP;HD为公路密度;RD为铁路密度;GOV为政府支出占GDP比例。1960-2014年协整回归的估计方程在式（2）基础上增加了反映产业结构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反映国际影响的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例以及城市化率;1978-2014年协整回归的估计方程又增加了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和城乡收入差距变量;1993-2014年协整回归的估计方程又增加了每百人互联网用户变量。
被解释变量即1952-2014年的城市规模分布指数由规模位次法计算得出。解释变量中,人口规模（POP）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人均GDP（GDP）使用世界银行公布的2010年不变的美元价格计算;公路密度（HD）和铁路密度（RD）分别是每百平方公里的公路总里程数和铁路总里程数,反映交通运输成本对于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政府干预（GOV）则借鉴已有文献,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相关文献结论并不一致,本文认为政府干预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取决于政策倾斜的对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非农产业水平（INDUSTRY）采用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反映产业结构变化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对外开放水平（TRADE）采用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城市化率（URBAN）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表示;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TELEPHONE）用以衡量信息交流的成本,该指标上升意味着城市之间信息交流成本的下降,会促使要素向大城市集聚,但也会增强外围可达性而导致城市体系均衡化[46];城乡收入差距（INCOME）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测度城乡收入差距;每百人互联网用户（INTERNET）同样反映国家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信息交流成本,实际结果与固定电话一样取决于实证检验。
以上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取对数处理。人口数据来自2014年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其他指标来自世界银行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
3 结果分析
3.1 城市规模分布演化
1952-2014年全国城市规模分布指数变化如图1所示。由于1996年数值游离（异常值）,故采用插值法,取1995年和1997年β的均值作为1996年的城市规模分布指数。1952-2014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指数基本稳定在1.2~1.25之间,波动幅度较小,比以往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结果大一些,但考虑到样本是规模相对较大的城市,故城市规模分布相对更加分散或均衡是合理的。根据城市规模分布指数的变化,可以把1952年以来中国城市规模演化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① 1952-1961年的集中趋势;② 1961-1984年的分散趋势;③ 1984-1994年的集中趋势;④ 1994-2001年的分散趋势;⑤ 2001-2014年的集中趋势。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城市规模分布指数变化
-->Fig. 1The change of th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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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政策尤其是城镇化政策密切相关：① 1950年代初期至1960年代初,在“重点建设”政策指引下,专注于工业大城市建设,区位条件优越的大中城市率先增长[8]。② 20世纪60年代后,“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起作用,再加上“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的施行,分散力量大于集中力量,城市规模分布趋向分散。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进一步减少了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分布分散在各等级的城市中。③ 城市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大城市发展迅速,再加上知识青年大量返城,集中的力量驱动着国家城市规模向首位分布演化[47]。④ 1990年城市规划法明确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方针,国家政策力度增强,大城市规模得到严格的控制,中小城市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从而出现一定程度的收敛式增长[48],国家城市规模向分散化、扁平化发展。⑤ 《国家十五计划纲要》提出要走符合中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成为改变中国城市结构的新动力源,户籍制度逐渐放开,大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城市规模分布又向集中化发展[49,50,51]。
3.2 影响因素
根据不同年份数据的可获得性,对4个研究周期的城市规模分布演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协整检验。为了满足检验要求,首先对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表1多数模型都显示,人口规模（POP）与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Tab. 1
表1
表1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协整回归结果
Tab. 1Factors affecting China's city size distribution: Cointegration regression results
| 1952-2014年 | 1960-2014年 | 1978-2014年 | 1993-2014年 | ||||||||
|---|---|---|---|---|---|---|---|---|---|---|---|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模型（5） | 模型（6） | 模型（7） | 模型（8） | ||||
| GDP一次 | GDP一二次 | GDP一次 | GDP一二次 | GDP一次 | GDP一二次 | GDP一次 | GDP一二次 | ||||
| POP | 0.0525*** | 0.1109*** | 0.1429*** | 0.1033** | 0.2971 | 0.1901 | -0.3095 | 2.0826** | |||
| （0.018） | （0.038） | （0.045） | （0.043） | （0.195） | （0.339） | （0.588） | （0.736） | ||||
| GDP | -0.0063 | -0.0862* | -0.0561*** | 0.1528** | -0.0302** | 0.0145 | 0.0355 | -0.6820*** | |||
| （0.004） | （0.046） | （0.019） | （0.067） | （0.013） | （0.115） | （0.036） | （0.190） | ||||
| GDP2 | 0.0054* | -0.0195*** | -0.0027 | 0.0386*** | |||||||
| （0.003） | （0.006） | （0.007） | （0.010） | ||||||||
| HD | 0.0079 | 0.0082 | -0.0044 | 0.0119 | -0.0112 | -0.0110 | -0.0008 | 0.0042 | |||
| （0.009） | （0.008） | （0.012） | （0.012） | （0.014） | （0.014） | （0.007） | （0.005） | ||||
| RD | -0.0246 | -0.0545 | -0.0439 | -0.0405 | 0.0224 | 0.0248 | 0.0176 | 0.1226** | |||
| （0.030） | （0.034） | （0.037） | （0.034） | （0.064） | （0.065） | （0.047） | （0.041） | ||||
| GOV | 0.0642 | 0.0751* | 0.0826* | 0.1046** | 0.0330 | 0.0458 | 0.6977*** | 0.2015 | |||
| （0.042） | （0.042） | （0.047） | （0.043） | （0.094） | （0.101） | （0.208） | （0.188） | ||||
| INDUSTRY | 0.0084 | 0.0140* | 0.0028 | 0.0061 | -0.0191 | -0.0056 | |||||
| （0.008） | （0.007） | （0.014） | （0.017） | （0.039） | （0.026） | ||||||
| TRADE | 0.0124 | -0.0267 | -0.0608** | -0.0639** | 0.0175 | -0.0242 | |||||
| （0.025） | （0.026） | （0.029） | （0.030） | （0.019） | （0.016） | ||||||
| URBAN | 0.4101** | 1.0468*** | 0.0905 | 0.2079 | -0.2214 | -2.1901*** | |||||
| （0.171） | （0.250） | （0.241） | （0.388） | （0.578） | （0.640） | ||||||
| TELEPHONE | 0.0018*** | 0.0017*** | 0.0003 | 0.0027* | |||||||
| （0.000） | （0.000） | （0.002） | （0.001） | ||||||||
| INCOME | 0.0014 | 0.0012 | -0.0185 | 0.0147 | |||||||
| （0.008） | （0.008） | （0.011） | （0.011） | ||||||||
| INTERNET | -0.0017 | -0.0000 | |||||||||
| （0.002） | （0.001） | ||||||||||
| C | 0.1348 | -0.8168 | -1.5333* | -1.4325* | -4.7171 | -2.7075 | 7.4594 | -38.6282** | |||
| （0.362） | （0.6527） | （0.855） | （0.779） | （3.997） | （6.569） | （11.985） | （14.404） | ||||
| 样本量 | 63 | 63 | 55 | 55 | 37 | 37 | 22 | 22 | |||
| R-squared | 0.310 | 0.3455 | 0.431 | 0.539 | 0.677 | 0.679 | 0.974 | 0.9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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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自1952年以来发生巨大的变化,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带来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或分散。鉴于此,为检验人均GDP（GDP）与城市规模分布可能存在的“U”型关系,在各周期模型中,分别加入GDP一次项和GDP一、二次项。模型（1）中,人均GDP不显著,模型（2）中人均GDP与城市规模分布呈现正U形关系,但87.30%的点分布在对称轴左侧,故认为此周期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规模分布集中化。模型（3）中的人均GDP负显著,模型（4）中人均GDP与城市规模分布呈倒U关系,但由于100%的点在对称轴右侧,因此可认为在此周期,人均GDP同样促进了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化。模型（5）中人均GDP负显著,模型（6）加入二次项后变得不显著,故此周期经济发展同样是推动城市规模分布集中化发展。模型（7）中,人均GDP不显著,模型（8）加入二次项后,人均GDP与城市规模分布显著正U形,由于87.27%的散点位于对称轴右侧,故此期间人均GDP主要促进城市规模分布向均衡化发展。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在1952-2014年间,人均GDP与城市规模分布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首先促进了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化,但近期则有促进分散发展的趋势。
从其他变量来看,政府干预（GOV）与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TELEPHONE）显著为正,即促进了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化。每百人互联网用户（INTERNET）并不显著,可能与研究的时间周期太短有关。铁路密度（RD）在最后一个周期中正显著,表明促进了近期的分散化发展。城市化率（URBAN）在较长周期内显著为正,但在最近周期内显著为负,说明城市化水平提高会促使城市规模分布先分散再集中。对外开放水平（TRADE）在1978-2014年周期内显著为负,表明对外开放总体上促进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发展。非农产业水平（INDUSTRY）仅在个别模型中呈现微弱正显著。
采用残差估计法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ADF检验统计量均小于10%临界值,表明各阶段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城市规模分布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关系。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了中国1952-2014年的城市规模分布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 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基本稳定,符合齐普夫法则,且更为分散;在1952年后到2000年左右,总体上向分散化趋势波动,随后向集中态势发展;城市规模分布波动与中国的城市化方针、区域经济政策以及市场经济发展有较强的耦合性。② 城市规模分布与全国人口总量、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体制、电话通讯、铁路交通、对外开放水平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人口规模越大,城市规模体系越趋于分散。随着人均GDP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分布先集中后分散,这一结论与El Shaks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城市规模分布的关系假设较为一致[17]。政府干预与城市规模分布分散正相关,表明“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的政策起到了作用。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以及铁路密度与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显著正相关,说明城市之间信息交流和交通成本降低会促进全国尺度的城市规模分布分散,但互联网还没显示出显著相关性。城市化率在较长周期内与分散相关,但在最近周期内却显示相反趋势。对外开放主要促进了大城市的发展,从而使得国家城市体系倾向于首位分布。本文结论带来的政策启示是,首先,适度均衡发展的城市规模体系应该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方向。作为大国,中国比小国需要更加均衡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支撑。这不仅是辐射与服务大国地域空间、发挥更完整产业价值链优势的需要,也是空间正义和国家安定统一的客观要求。这不仅得到跨国研究的证据支撑[46],本文结论也显示,大多数社会经济发展指标都指向于推动全国城市规模分布分散化和均衡化演化,日益增多的人口为拉动国家城市格局的多中心均衡发展提供动力,人均GDP水平提高对于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也开始从集中转向分散,信息化和高铁等交通设施水平提高也都会促进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化。但自2000年以来,全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却一改之前的分散化而呈现明显的集中化转向,所带来的后果与当前超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城市病”频频告急和中小城市发展缺乏动力相关,这一趋势值得警惕,需要进一步研判这是正常的周期波动还是对城市规模体系的不利冲击。如果是后者,则需要及时采取策略应对,保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目标有序实现。
其次,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要求以城市群为载体,以互利共赢机制为抓手,最终以市场一体化为目标。当前实施的雄安新区战略则是在京津冀城市群层面上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战略响应。长三角等其他城市群的空间重构也应及早提到战略上来,以上海为例,多中心的都市圈发展是值得重视的方向。本文研究结论说明,对外开放对大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暗示中小城市在外向化和投资吸引力方面还需要改进。但这并不单纯地排斥大城市发展,促进城市群内大中小城市在职能功能方面协调分工,优势互补,应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特征。破除城市群内行政区分割,走向市场一体化是根本解决之道,在过渡阶段,构造多方共赢的互利机制是可行的策略。
最后,发挥政府积极调控作用,同时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中国政策对于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研究结论表明了政府作用的有效性。但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长时段演化显示,政策调控也带来阶段性的城市规模分布剧烈波动,从后果来看,对城乡协调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因而未来应该增加政策长期性和稳定性,减少对城市化发展的人为冲击。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受制于数据可得性,用于城市规模分布测度的基础数据是人口大于30万以上的城市样本,对更小规模的城市考虑不足;关于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基于时间序列的协整回归检验,虽然能够显示长期稳定的因素间相关关系,但对因果关系揭示还不够,有待于今后数据可得性的提高和分析工具的改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p>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 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p> . <p>城镇化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是涉及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如何协调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在过去一阶段，虽然城镇化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在某个时期或一些地区，城镇化过速发展阶段，出现了无序的发展状态，大中城市边缘盲目扩展，水土资源日渐退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特别是有些政府决策人对城镇化的许多制约因素认识不足，甚至决策失误，导致了城市环境出现许多不安全、不舒适的问题。着重从地理空间与自然资源保护的角度，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3 个理论与实践问题① 如何认知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新的路径；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如何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③ 在新型城镇化实施过程中，如何认识中国城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p> |
| [2] | .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雄安新区战略提出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大小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可以为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学术依据。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的发展差距更大。未来应实现多中心空间发展战略,抓住雄安新区建设的战略契机,在政府积极引导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打破行政分割,促进区域协调分工,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有序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 .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雄安新区战略提出的背景下,检验京津冀城市群大小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关系,可以为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学术依据。研究发现：核心城市抑制了周边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集聚阴影和“环京津贫困带”;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增长负面溢出效应;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内核心城市辐射和带动功能明显不足,区内城市间的发展差距更大。未来应实现多中心空间发展战略,抓住雄安新区建设的战略契机,在政府积极引导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打破行政分割,促进区域协调分工,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有序的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 |
| [3] | . 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层级结构,是城市层级体系优化的必要条件。根据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人数,利用"等级—规模"法则检验和核密度估计,并基于空间经济学框架,建立劳动力区位选择模型,且进行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我国城市层级结构与幂律为1对应的金字塔结构存在差异,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城市规模分布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户籍改革有助于优化我国城市层级体系。优化城市层级体系,应该成为当前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的一致目标。 . 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层级结构,是城市层级体系优化的必要条件。根据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人数,利用"等级—规模"法则检验和核密度估计,并基于空间经济学框架,建立劳动力区位选择模型,且进行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我国城市层级结构与幂律为1对应的金字塔结构存在差异,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城市规模分布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户籍改革有助于优化我国城市层级体系。优化城市层级体系,应该成为当前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的一致目标。 |
| [4] | . 2014年国家印发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型期,并将新型城市化作为国家未来相当长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为城市化领域研究提供了重大机遇。国际上,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和内容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丰富,研究阶段持续深化,领域持续扩展,研究方法手段持续改善和进步。国内城市化研究起步晚、进展快,在中国特色城市化合理进程的科学认知与思辨等诸多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展望未来,提出了城市化领域的5个科学问题及其子问题:城市化的跨学科特性与成立城市化学科,城市化概念、原理、方法等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城市化的区域特性以及与城乡统筹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空间格局研究,大数据支持下城市化和智慧城市的系统集成与模拟平台研究。 . 2014年国家印发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型期,并将新型城市化作为国家未来相当长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为城市化领域研究提供了重大机遇。国际上,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和内容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丰富,研究阶段持续深化,领域持续扩展,研究方法手段持续改善和进步。国内城市化研究起步晚、进展快,在中国特色城市化合理进程的科学认知与思辨等诸多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展望未来,提出了城市化领域的5个科学问题及其子问题:城市化的跨学科特性与成立城市化学科,城市化概念、原理、方法等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城市化的区域特性以及与城乡统筹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空间格局研究,大数据支持下城市化和智慧城市的系统集成与模拟平台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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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城镇体系的研究是城市地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城市地理学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项重要任务。所谓城镇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域内,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城镇所构成的一个既分工、又协作,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城镇的规模、职能和空间分布是城镇体系的三个主要侧面和研究的出发点。城镇规模体系包括整个体系的规模结构和规模大小。前者可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镇数目的比例关系来说明,后者则可用所有城镇的大小序列分布水平进行描述。一个国家的城镇规模体系总是在一 . 城镇体系的研究是城市地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城市地理学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一项重要任务。所谓城镇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域内,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城镇所构成的一个既分工、又协作,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城镇的规模、职能和空间分布是城镇体系的三个主要侧面和研究的出发点。城镇规模体系包括整个体系的规模结构和规模大小。前者可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镇数目的比例关系来说明,后者则可用所有城镇的大小序列分布水平进行描述。一个国家的城镇规模体系总是在一 |
| [7] | . 城镇等级规模体系(以下简称等级体系)是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规模级城镇的组合状况和发生发展规律。在分析城镇的人口规模和制订城镇的发展战略时,把城镇放在城镇体系的背景上,可以避免很多盲目性和片面性。 . 城镇等级规模体系(以下简称等级体系)是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规模级城镇的组合状况和发生发展规律。在分析城镇的人口规模和制订城镇的发展战略时,把城镇放在城镇体系的背景上,可以避免很多盲目性和片面性。 |
| [8] | . 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域内的城市组成一个系统,系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城市规模分布理论就是考察这一系统内城市规模层次的分布规律,以及产生这种分布的原因。 统计模式是研究城市规模分布最直接的手段。通常的统计模式包括顺序——规模分布(the rank—size distribution)、帕雷托分布(the pareto distribution)和对数正态分布(the lognormal distribu- . 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域内的城市组成一个系统,系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城市规模分布理论就是考察这一系统内城市规模层次的分布规律,以及产生这种分布的原因。 统计模式是研究城市规模分布最直接的手段。通常的统计模式包括顺序——规模分布(the rank—size distribution)、帕雷托分布(the pareto distribution)和对数正态分布(the lognormal distrib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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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 This paper uses urban data to investigate two important issues regarding city sizes in China, the relative growth of cities and the nature of th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The manner in which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grow relative to each other is examined and, contrary to the common empirical finding that the relative size and rank of cities remains stable over time,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Reforms and the One Child Policy since 1979 have delivered significant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Chinese urban system. Th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remains stable before the reforms but exhibits a convergent growth pattern in the post-reform period.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city sizes highlights a link between log normal and Pareto distributions for city sizes prompting the employment of Pearson goodness-of-fit tests to examine directly which theoretical distribution provides the best approximation to the empirical city size distribution. Contrary to the evidence for other countries, a log normal rather than Pareto specification turns out to be the preferred distribution. |
| [14] | . 城市规模分布的特征受城市化政策的影响。本文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对城市人口统计口径进行详细探讨的基础上,使用齐夫回归方法研究发现,随着城市化政策在2000年前后的调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趋势经历了从分散化发展到集中化发展的转变。另外,研究发现已有的基于"市区非农业人口"的研究低估了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度。本文的启示是,走一条以大城市为主要载体的城市化道路是加速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 . 城市规模分布的特征受城市化政策的影响。本文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对城市人口统计口径进行详细探讨的基础上,使用齐夫回归方法研究发现,随着城市化政策在2000年前后的调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趋势经历了从分散化发展到集中化发展的转变。另外,研究发现已有的基于"市区非农业人口"的研究低估了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度。本文的启示是,走一条以大城市为主要载体的城市化道路是加速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 |
| [15] | . 本文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空间基尼系数、齐普律和马尔科夫转换矩阵等方法,分析了我国所有建制市的人口规模分布体系及演化情况,并在数据质量、时间范围和研究方法上改进和扩展了已有研究。研究发现,2000年我国的城市体系集中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高于以往基于户籍人口和不完整的城市样本的估计结果;2010年的城市集中度有所提升,进一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使用不同方法得到的结论非常稳健。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一时期城市人口集中度上升的原因:一方面,2000年后撤县设区政策的广泛实施使得大城市发生外延式扩张;另一方面,集聚效应的增强使得大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上升,使得内涵式扩张加速。 . 本文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空间基尼系数、齐普律和马尔科夫转换矩阵等方法,分析了我国所有建制市的人口规模分布体系及演化情况,并在数据质量、时间范围和研究方法上改进和扩展了已有研究。研究发现,2000年我国的城市体系集中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高于以往基于户籍人口和不完整的城市样本的估计结果;2010年的城市集中度有所提升,进一步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使用不同方法得到的结论非常稳健。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一时期城市人口集中度上升的原因:一方面,2000年后撤县设区政策的广泛实施使得大城市发生外延式扩张;另一方面,集聚效应的增强使得大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上升,使得内涵式扩张加速。 |
| [16] | .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
| [17] |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ary changes in the city siz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ly defined urban systems and the proces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s examined. Attention is directed to the problems of defining and measuring changes in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using the results to test empirically the relationship of such changes to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xisting theoretical structures and 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 which have tried to explain or to describe respectively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of cities are represented by central place theory and rank size relationships. The problem is not that deviations exist but that an adequate definition is lacking of urban systems on the 1 hand and a universal measure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which could be applied to any system irrespective of its level of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The problem of measuring changes in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is further compounded by the lack of sufficient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different systems of cities for the purposes of empi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Changes in city size distributions have thus far been viewed large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lassic equilibrium theory. A more differentiated continuum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should replace the bioplar continuum of underdeveloped developed countries in relating changes in city size distribution with development. Implicit in this distinction is the view that processes which influence spatial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early format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 are inhere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perating during the more advanced stages. 2 approache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levels of development and primac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at a given point in time; and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a limited sample of 2 advanced countries the US and Great Britain. The 75 countrie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cover a wide range of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found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primacy of distributions of cities and their socioeconomic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 of the primacy curve (or its evolution with development) seemed to follow a consistent pattern in which the peak of primacy obtained during the stages of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with countries being less primate in either direction from that peak. This pattern is the result of 2 reverse influence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ountries--centralization and concentration beginning with the rise of cities and a decentralization and spread effect accompanying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and importance of the periphery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pattern of authority. |
| [18] | . Author(s): Rosen, Kenneth T.; Resnick, Mitch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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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 基于57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构建了首位城市规模、首位度、4城市指数、变差系数和偏态系数5个指标来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多维度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区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对外经济联系、区域政治因素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城市的发展直接与生产条件的区域组合联系在一起。区域人口规模和人均GDP规模的扩大将提高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口在高序位城市的集聚程度，对外贸易联系的增强倾向于降低城市人口在高序位城市的集聚程度，首都虚拟变量影响着首位城市和其他高序位城市的相对规模，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民主化程度的增强倾向于降低首位城市规模和首位度。 . 基于57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构建了首位城市规模、首位度、4城市指数、变差系数和偏态系数5个指标来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多维度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区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对外经济联系、区域政治因素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城市的发展直接与生产条件的区域组合联系在一起。区域人口规模和人均GDP规模的扩大将提高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口在高序位城市的集聚程度，对外贸易联系的增强倾向于降低城市人口在高序位城市的集聚程度，首都虚拟变量影响着首位城市和其他高序位城市的相对规模，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民主化程度的增强倾向于降低首位城市规模和首位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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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 Abstract The abstract for this document is available on CSA Illumina.To view the Abstract, click the Abstract button above the document tit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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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Many of the world's largest cities are now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develop a simple theoretical model, inspired by the case of Mexico, that explains the existence of such giant citie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strong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that arise when manufacturing tries to serve a small domestic market. The model implies that these linkages are much weaker when the economy is ope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 in other words, the giant Third World metropolis is an unintended by-product of import-substitution policies, and will tend to shrink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liberaliz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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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cent advances in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e.g., Fujita etal. [12]), we analyze impacts of transport costs on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We first identify prototypes from the existing models, and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how transport costs influence the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forces of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We then investig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glomeration/dispersion patterns given gradually decreasing transport costs for different goods. |
| [28] |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on industrial location when increasing returns are present. Trade integration implies that firms tend to locate in countries with better domestic infrastructure. High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strong returns to scale magnify industrial relocation due to differentials in domestic infrastructure or capital endowments. Regional policies which finance domestic infrastructure in a poor country lead firms to relocate in this country. Regional policies which finance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a poor country will lead firms to leave this country. We also analyze the incentives for countries to inhibit industrial relocation. |
| [29] | . 本文用OLS方法测算我国各省、三大区域以及全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和经济规模分布Pareto指数（1997年、2000年和2003年），对Pareto指数进行跨区域和跨时间的对比分析，并实证分析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显著地服从Pareto分布，并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工业化、产业结构以及运输能力对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具有显著影响，而工业化和运输能力则是影响城市经济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 . 本文用OLS方法测算我国各省、三大区域以及全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和经济规模分布Pareto指数（1997年、2000年和2003年），对Pareto指数进行跨区域和跨时间的对比分析，并实证分析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显著地服从Pareto分布，并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工业化、产业结构以及运输能力对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具有显著影响，而工业化和运输能力则是影响城市经济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 |
| [30] | . 利用广东省1990年~2007年各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数据计算广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的Zipf指数,得出广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由分散分布向均衡的位序——规模分布过渡的结论。同时,选取5个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广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的Zipf指数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990年以来,5个解释变量对广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作用有所变化。1990年~2000年,促使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的力量强于分散力量。进入2000年以后,集中力量逐渐减弱,与分散力量趋于平衡。 . 利用广东省1990年~2007年各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数据计算广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的Zipf指数,得出广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由分散分布向均衡的位序——规模分布过渡的结论。同时,选取5个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广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的Zipf指数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990年以来,5个解释变量对广东省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作用有所变化。1990年~2000年,促使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的力量强于分散力量。进入2000年以后,集中力量逐渐减弱,与分散力量趋于平衡。 |
| [31] | .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建立了一个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基于Zipf法则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然后采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 .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建立了一个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基于Zipf法则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然后采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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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urbanization is accommodated by increases in numbers and in sizes of citie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lay a key role. Estimation uses a worldwide data set on all metro areas over 100,000 from 1960 to 2000. The degree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strongly affect growth in both city numbers and individual city sizes. Effects on city sizes are heterogeneous. Technology improvements help bigger cities relative to smaller ones. Increasing democratization levels the playing field across the urban hierarchy, helping smaller cities. Given these opposing effects, the overall relative siz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worldwide is unchanged over the time peri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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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 文章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二元经济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城市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采用2011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的影响逐渐降低;公共财政支出对高分位数城市规模的影响最大;在中等城市规模附近,知识溢出的影响最为显著;城乡收入差距对中等及中等偏上城市的影响较为显著。另外,文章分区域研究了城市规模影响因素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同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 文章结合新经济地理学、二元经济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城市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采用2011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的影响逐渐降低;公共财政支出对高分位数城市规模的影响最大;在中等城市规模附近,知识溢出的影响最为显著;城乡收入差距对中等及中等偏上城市的影响较为显著。另外,文章分区域研究了城市规模影响因素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同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
| [38] | .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city-size distribution, as measured by its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from 1949 to 2008. The robustness of the findings was checked by means of time-series Gini coefficients, panel unit root tests for Gibrat's law, and analysi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 Although China's city-size distribution presented different patterns of growth in the short run, it has shown an approximately parallel-growth model in the long run.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parallel growth rule of city-size distribution also appl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ough it might work differently there. In countries with relatively mature and complete urban systems, parallel growth results from similar growth rates in all the c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eriencing rapid urbanization, parallel growth mainly results from the emergence and rise of a large number of new cities, offseting the fast growth rate of large cities. This demonstrates that government policy intended to affect city size may be misleading. |
| [39] | . 文章应用城市位序—规模法则与分形理论,测算了1999—2008年间分别以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和经济规模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分维值,对分维值进行了纵向对比分析,并实证分析了影响城市规模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显著的分形特征,符合城市位序—规模法则;1999—2008年间三种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分维值均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城市规模具有明显区域性差异,资本投入、科技水平、产业结构和外资是推动城市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据此提出了发展和完善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的对策建议。 . 文章应用城市位序—规模法则与分形理论,测算了1999—2008年间分别以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和经济规模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分维值,对分维值进行了纵向对比分析,并实证分析了影响城市规模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具有显著的分形特征,符合城市位序—规模法则;1999—2008年间三种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分维值均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城市规模具有明显区域性差异,资本投入、科技水平、产业结构和外资是推动城市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据此提出了发展和完善中国城市规模体系的对策建议。 |
| [40] | . <p>基于2010年市域数据,定量分析市域范围的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探索最优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i>① </i>在控制了其它重要的生产要素后,单中心规模分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i>② </i>随着规模由小变大,具有最优经济绩效的城市规模分布形式存在单中心<i>-</i>多中心<i>-</i>单中心的转变;<i>③ </i>没有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最优城市规模分布的明确证据;<i>④ </i>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单中心分布更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p> . <p>基于2010年市域数据,定量分析市域范围的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探索最优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i>① </i>在控制了其它重要的生产要素后,单中心规模分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i>② </i>随着规模由小变大,具有最优经济绩效的城市规模分布形式存在单中心<i>-</i>多中心<i>-</i>单中心的转变;<i>③ </i>没有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最优城市规模分布的明确证据;<i>④ </i>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单中心分布更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p> |
| [41] |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深刻改变着中国的城市规模体系结构,不同规模城市间的人口集疏表现为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根据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中国城市人口及其流动人口的空间数据库。借鉴城市位序规模理论,提出城市流动人口服从类似规律的假设,探究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服从的数学规律,进行斜率等关键参数的测算和无标度区的识别,并根据城市人口位序规模分布与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耦合关系,将城市划分为吸纳流动人口绝对超前型、相对超前型、相对滞后型、绝对滞后型等4种类型。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且向高位序城市集聚的特征显著,集聚力量大于分散力量,这种极化特征不断提高。2中国大多数城市属于绝对滞后型,其流动人口规模仍未达到其理论值,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潜力。3特大和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大多超前,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大多已相对超载;而中小城市的位序规模大多滞后,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一直较弱,目前大多相对规模不足,提升潜力与空间极大。4城市在经济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等引力上差异、流动人口自身的地域认识和定居意愿等均是影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大规模的"乡—城"流动人口,深刻改变着中国的城市规模体系结构,不同规模城市间的人口集疏表现为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根据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中国城市人口及其流动人口的空间数据库。借鉴城市位序规模理论,提出城市流动人口服从类似规律的假设,探究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服从的数学规律,进行斜率等关键参数的测算和无标度区的识别,并根据城市人口位序规模分布与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耦合关系,将城市划分为吸纳流动人口绝对超前型、相对超前型、相对滞后型、绝对滞后型等4种类型。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且向高位序城市集聚的特征显著,集聚力量大于分散力量,这种极化特征不断提高。2中国大多数城市属于绝对滞后型,其流动人口规模仍未达到其理论值,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潜力。3特大和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大多超前,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大多已相对超载;而中小城市的位序规模大多滞后,其流动人口集聚能力一直较弱,目前大多相对规模不足,提升潜力与空间极大。4城市在经济水平、公共服务水平等引力上差异、流动人口自身的地域认识和定居意愿等均是影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位序规模分布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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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 Despite the availability of more sophisticated methods, a popular way to estimate a Pareto exponent is still to run an OLS regression: log(Rank) = a 090808 b log(Size), and take b as an estimate of the Pareto exponent. The reason for this popularity is arguably the simplicity and robustness of this method. Unfortunately, this procedure is strongly biased in small samples. We provide a simple practical remedy for this bias, and propose that, if one wants to use an OLS regression, one should use the Rank 0908081 / 2, and run log(Rank 090808 1 / 2) = a 090808 b log(Size). The shift of 1 / 2 is optimal, and reduces the bias to a leading order. The standard error on the Pareto exponent 0209 is not the OLS standard error, but is asymptotically (2 / n)1 / 20209. Nume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advantage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over the standard OLS estimation procedures and indicate that it performs well under dependent heavy-tailed processes exhibiting deviations from power laws. The estimation procedures considered are illustrated using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 to Zipf090005s law for the United States city size distribution. |
| [44] | .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urbanization is accommodated by increases in numbers and in sizes of citie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lay a key role. Estimation uses a worldwide data set on all metro areas over 100,000 from 1960 to 2000. The degree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strongly affect growth in both city numbers and individual city sizes. Effects on city sizes are heterogeneous. Technology improvements help bigger cities relative to smaller ones. Increasing democratization levels the playing field across the urban hierarchy, helping smaller cities. Given these opposing effects, the overall relative size distribution of cities worldwide is unchanged over the time peri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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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 关于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经济学家主张要素向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自由流动,而城市和经济地理学家则认为应对不发达地区发展给予支持。本文以国家尺度的城市规模分布来测度经济地理格局和城市化空间结构,综合运用截面和面板双重估计方法,探索了国家经济地理格局与国家规模的关系。结论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表征国家规模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与国家经济地理的均衡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大国的经济地理倾向于多中心均衡布局。机制在于,经济中心的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地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距离对于生产力和城市化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先极化后均衡的演化趋势;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比重的提高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样也会促进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向均衡方向发展。再考虑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和中国地大物博的既有现实,本文政策启示是,大国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应该走适度均衡发展之路,国家采取空间干预政策促进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 关于国家空间发展战略,经济学家主张要素向中国沿海发达地区自由流动,而城市和经济地理学家则认为应对不发达地区发展给予支持。本文以国家尺度的城市规模分布来测度经济地理格局和城市化空间结构,综合运用截面和面板双重估计方法,探索了国家经济地理格局与国家规模的关系。结论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表征国家规模的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与国家经济地理的均衡分布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大国的经济地理倾向于多中心均衡布局。机制在于,经济中心的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地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距离对于生产力和城市化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先极化后均衡的演化趋势;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比重的提高以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样也会促进国家经济地理格局向均衡方向发展。再考虑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和中国地大物博的既有现实,本文政策启示是,大国的经济地理和城市化格局应该走适度均衡发展之路,国家采取空间干预政策促进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
| [47] | .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其造成的突出矛盾,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并简要探讨了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 .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其造成的突出矛盾,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并简要探讨了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 |
| [48] | .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系统时间序列规模分布的罗仑兹曲线、基尼系数以及年均增长率与基年城市 规模的相关关系，研究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规律，结果表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化在短时期呈现略有不同的收敛或发散态势，从长期看仍呈现近似的平行增 长模式，从而证实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演进也存在平行增长的规律，作为城市系统相对完善的国家，平行增长表现为各城市基本相同的年增长率，而在城市 化高速发展时期的国家，城市规模分布的平行增长表现为新城市的大量出现部分抹平了大城市的相对快速增长，从而说明长期以来我国在城市规模框架内构造城市发 展路径的方针是不可行的。 .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系统时间序列规模分布的罗仑兹曲线、基尼系数以及年均增长率与基年城市 规模的相关关系，研究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规律，结果表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化在短时期呈现略有不同的收敛或发散态势，从长期看仍呈现近似的平行增 长模式，从而证实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演进也存在平行增长的规律，作为城市系统相对完善的国家，平行增长表现为各城市基本相同的年增长率，而在城市 化高速发展时期的国家，城市规模分布的平行增长表现为新城市的大量出现部分抹平了大城市的相对快速增长，从而说明长期以来我国在城市规模框架内构造城市发 展路径的方针是不可行的。 |
| [49] | .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1949年以来我国城市数量和城市平均规模都处于明显的上升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首位度以及城市规模对数对城市位序对数的回归系数总体上趋于降低,说明我国城市体系并不符合Zipf法则,同时也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城市体系总体上呈扁平化发展趋势,但1996年以来这一趋势有所逆转。城市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大城市的增长速度要明显低于小城市,城市市场潜力、城市自然条件对城市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 .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1949年以来我国城市数量和城市平均规模都处于明显的上升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首位度以及城市规模对数对城市位序对数的回归系数总体上趋于降低,说明我国城市体系并不符合Zipf法则,同时也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城市体系总体上呈扁平化发展趋势,但1996年以来这一趋势有所逆转。城市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大城市的增长速度要明显低于小城市,城市市场潜力、城市自然条件对城市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 |
| [50] | . 针对我国区域城市体系发展现 状,对该体系的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了我国城市体系的区域分布特征、区域城市体系的分布密度以及规模结构。研究结论显示,东部省份城市的数量和空 间分布密度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城市体系的发育程度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分析结果也表明,各地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演化趋势较为一致,都经 历了一个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 . 针对我国区域城市体系发展现 状,对该体系的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了我国城市体系的区域分布特征、区域城市体系的分布密度以及规模结构。研究结论显示,东部省份城市的数量和空 间分布密度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城市体系的发育程度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分析结果也表明,各地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演化趋势较为一致,都经 历了一个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 |
| [51] | . 在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作用下,中国东西部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态势.采用人口分布结构指数、基尼系数、重心迁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以中国1935-2010年6期人口普查县级统计数据为数据源,实现人口密度分界线的空间刻画和中国人口分布的时空分析.结果表明:受社会历史、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差异相对明显;尽管人口分布的均衡性发展态势不断增强,但总体空间格局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胡焕庸线至今仍能很好地概括中国人口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空间格局,但该线西侧的甘肃、宁夏、内蒙古等人口密度超过50人/km2的区域面积呈现增长的趋势,且持续向西北扩张. . 在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作用下,中国东西部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长期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态势.采用人口分布结构指数、基尼系数、重心迁移、空间自相关等方法,以中国1935-2010年6期人口普查县级统计数据为数据源,实现人口密度分界线的空间刻画和中国人口分布的时空分析.结果表明:受社会历史、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差异相对明显;尽管人口分布的均衡性发展态势不断增强,但总体空间格局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胡焕庸线至今仍能很好地概括中国人口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空间格局,但该线西侧的甘肃、宁夏、内蒙古等人口密度超过50人/km2的区域面积呈现增长的趋势,且持续向西北扩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