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 of "towniz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LIUShenghe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8-8
修回日期:2018-11-30
网络出版日期:2019-01-20
版权声明:2019《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
展开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0
PDF (11653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1 引言
城镇化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这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但对于小城镇在中国城镇化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却长期存在不同的观点与争议,并且这种分歧在近期有不断激化之势。在学术上,一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应调整“城镇化”偏差,明确“城市化”战略[1,2];也有一部分****提出,农民工都跑到大城市去住“贫民窟”已证明是一条“死路”,宜以“县镇化”承载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3]。在实践上,随着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后,全国各地竞相兴起“城市群”规划热潮;另外,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于2016年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特别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小城镇因在城乡联系与融合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再次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些****提出“村镇化”是推进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就地村镇化和村镇融合,与城镇化构成双轮驱动[4,5]。实际上,中国地域广袤,不同区域间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不均衡性[6],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能力及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也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亟待科学认知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过程与时空分异规律,探索因地制宜的区域城镇化发展战略与模式。“城镇化”与“城市化”两个概念虽均源于“urbanization”[7],但对于如何翻译一开始就存在争议[8],体现了****们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及发展模式的不同认知与学术理念,并逐渐形成“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小城镇论”以及“协调发展论”[9,10,11,12,13]等多种学术观点。费孝通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的著名论断,并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及“珠江三角洲模式”等三种小城镇发展模式[14,15],对相关学术研究和国家决策影响深远。随后,又陆续提出了“民权模式”“孙耿模式”“晋江模式”[14,15,16,17,18]等不同小城镇发展模式,以及工业型、旅游型、农业服务型、商贸物流型等特色城镇发展类型[19,20]。此外,关于小城镇人口的相关研究也较丰富,涉及小城镇人口规模、空间分布以及人口集聚力、影响因素和对策探析[21,22,23,24,25,26,27]。例如刘玉亭等结合小城镇设置标准、国内外相关研究等,对中国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及其合理规模做了初步探讨[28];张立测算了2000-2009年间人口高输出地区,小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变化,发现小城镇在省域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总体上呈衰减趋势[29];李国平等进行就业岗位对小城镇人口集聚力的影响研究,得出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常住人口集聚具有促进作用[30]。但总体来看,对中国小城镇及其在城镇化中作用的现有研究,案例调查与模式总结、主观性论断或理念性阐述偏多,而系统性的整体研究与客观性分析论证相对较为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对小城镇的概念界定存在分歧,小城镇的认定标准与人口统计口径变化频繁,难以获得具有可比性、长时间序列的小城镇人口数据,从而导致对小城镇人口集聚态势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认识不清或不准。
为此,本文将中国人口城镇化细分为城镇人口“镇化”与“城化”。基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规范统一相关概念界定,构建1982-2015年全国、分省、分县市等多空间尺度下,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及“镇化贡献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库,分析全国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集聚人口水平的历史轨迹,揭示不同空间尺度及主体功能区下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时空特征,为客观认识和准确把握小城镇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态势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为定量化测度镇区人口集聚程度及其对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贡献,本文将镇区人口占其城镇总人口的比例称为“城镇人口镇化水平”,以下简称为镇化水平;将某一时期内某区域的镇区人口增长量占城镇总人口增长量的比例称为“城镇人口镇化贡献率”,以下简称为镇化贡献率。它们的计算公式分别为:式中:TC、GC分别代表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TP、UP分别代表镇区总人口和城镇总人口;t、0分别表示末期和初期。
另外,为了分析、比较镇区人口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本文将镇化水平大于或等于50%的区域,称为“镇化主导型”;将镇化水平小于50%的区域,称为“城化主导型”。同样,为了分析、比较镇区人口集聚对城镇化发展贡献的区域差异,将镇化贡献率大于或等于50%的区域,称为“镇化推动型”;将镇化贡献率小于50%的区域,称为“城化推动型”。
2.2 数据来源及精度分析
本文主要依据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2005年、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直接提取或间接计算出相应年份不同空间尺度的镇区常住人口及其他数据。全国及分省尺度数据基本为直接提取。分县区数据来源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直接提取1982年、2010年的镇区人口数据。分别从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劳动力数据资料》直接提取镇区人口数据。其二,采用城镇人口减去市人口或城人口的算式,计算出1990年、2000年的镇区人口数据。1990年数据来源为《中国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分县区数据》中的第二种统计口径城镇人口和市人口。2000年的城镇人口数据来源《中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区数据》,2000年的城人口数据参照周一星等发表的《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重构二》[31]。如表1所示,作为本文主要数据来源的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对镇人口的统计范围与口径历经多次变化,差异较大,使用时必须慎重小心,注意数据精度与可信度。特别是在2000年以前,因普查统计口径变动过大,导致镇人口规模及增量可信度较差,故镇化贡献率可信度较差,而针对同一年份人口规模比值的镇化水平存在偏差但具有一定可信度。2000年以后的普查及抽样调查,统计口径均强化实体空间概念,比较科学,镇化水平、镇化贡献率可信度均有所改善。
Tab. 1
表1
表1历次人口普查镇人口统计口径及精度分析
Tab. 1Population statistics and accuracy analysis of town population in previous censuses
历次人口普查 | 年份 | 镇人口统计口径 | 精度评价 |
---|---|---|---|
第三次人口普查 | 1982 | 镇辖区全部人口,包括辖区内的农业人口 | 采用镇辖管行政范围内的全部人口,统计口径偏大 |
第四次人口普查 | 1990 | 不设区的市所辖的镇和县所辖的镇的居委会人口 | 无街道建制而设居委会的县级市人口计入镇人口,未统计设区城市的镇人口,总体上统计口径偏小 |
第五次人口普查 | 2000 | ① 市辖区人口密度在1500人/km2以下的区和不设区的市管辖的其他镇,镇政府驻地的村级地域内的全部人口;镇政府驻地城区建设延伸到的村级地域内的全部人口;镇管辖的其他居委会地域内的全部人口。② 县管辖的镇,镇政府驻地的村级地域内的全部人口;镇政府驻地城区建设延伸到的村级地域内的全部人口;镇管辖的其他居委会地域内的全部人口。③ 城镇地区以外的常住人口3000人以上的工矿区、开发区、旅游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地区按镇划定 | 未统计人口密度超过1500人/km2的市辖区镇人口,统计口径偏小 |
第六次人口普查 | 2010 | ① 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的人口。② 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人口 | 采用国家2008年批复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考虑全部镇的实体空间,相对合理。其中,不设区市城关镇属于城区 |
新窗口打开
具体来看:① 三普的城、镇统计口径均偏大,原因在于统计将辖区内全部人口纳入,包括大量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偏大,故镇化水平略微偏大。② 四普的镇统计口径偏小,城统计口径偏大。首先,不包括镇辖区内的农业人口。未统计镇近郊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业人口,以及设区城市的镇人口,使得镇人口统计偏小[32]。而县级市所辖的街道人口本为市人口,但由于部分县级市未设街道建制而设有居民委员会,故计入镇人口,两者折衷后缩小了镇人口的偏小程度。其次,对设区市仍旧保持市区总人口口径,继续偏大[33],但缺失未设街道建制的县级市人口,故城市人口偏差缩小。但总体上仍是镇人口统计偏小、城人口统计偏大,故镇化水平偏小。③ 五普镇统计口径略微偏小。纳入人口密度因素,强化实体空间概念,统计出的城镇人口比例基本符合2000年中国城镇化的实际状况[34,35]。但未统计人口密度超过1500人/km2的市辖区的镇人口,统计口径偏小,故镇化水平偏小。④ 六普统计口径与城镇实体地域基本一致,城、镇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权威。综上所述,基于三普数据计算的镇化水平略微偏大,四普、五普镇化水平偏小,六普统计口径比较合理、镇化水平比较可信。2005年1%人口抽样与五普统计口径一致,2015年1%人口抽样与六普统计口径一致。
本文采用的各类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并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行政区划简册》资料,通过经纬度数据抓取、数字化等地理信息技术,对照历史地图,分别回溯对应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时点的分县空间数据。通过人口普查数据与行政区划空间数据匹配,构建各期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和镇人口空间数据库。研究范围不包含港澳台地区。
2.3 概念辨析
人口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因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人口城镇化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城化”和“镇化”两个部分。其中,人口“城化”是指人口向各类城市的城区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人口“镇化”是指人口向小城镇的镇区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根据国务院于2008年批复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在开展城乡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统计、评价城镇化水平时,应以国务院关于市镇建制的规定和中国的行政区划为基础,以民政部门确认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辖区为最小划分单元,将中国的地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其中,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以及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均采用该规定,划分市区、镇区,并统计城镇人口、以及城(区)人口、镇(区)人口。本文也采用以上规定。
本文中的小城镇是指除县级市城关镇(即县政府驻地)之外的所有建制镇的镇区,包括县的城关镇。实际上,国内学术界对小城镇的界定仍未形成共识,虽然普遍认为建制镇是小城镇的主体,但对是否应包括县级市或县的城关镇、集镇存在较大分歧,可概括性地划分为宽口径、中口径和窄口径等三种观点(表2)。宽口径认为小城镇包括国家已批准的建制镇和尚未设镇建制的相对发达的农村集镇,显然也将县级市或县城城关镇包括在内[36,37]。窄口径认为小城镇是指除县级市或县的城关镇以外的建制镇,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为代表。根据原建设部1995年发布的《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建制镇,…,不含县城关镇”。中口径以统计部门为代表,也是本文所采用的概念界定。比较来看,这三种小城镇的界定口径各有其依据与优势,但在分析小城镇在城镇化中的地位与贡献时,本文所采用的中口径更为科学合理。因为中国对行政建制市、镇的设置有明确和严格的标准,无论从人口构成还是规划建设等方面来看,县级市的城关镇,更类似于城区;而集镇尚未达到建制镇的设置标准,更像乡村。
Tab. 2
表2
表2镇(小城镇)的三种不同界定口径比较表
Tab. 2Thre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owns (small towns)
不同界定口径 | 包括 | 不包括 | 代表性文献或部门 |
---|---|---|---|
宽口径 | 县级市城关镇;县城关镇;一般建制镇;集镇 | —— | 吴康等;纪泽民 |
中口径 | 县城关镇;一般建制镇 | 县级市城关镇;集镇 | 第六次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 |
窄口径 | 一般建制镇 | 县级市城关镇;县城关镇;集镇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
新窗口打开
3 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
3.1 镇人口总规模及镇化水平的历史演变
如表3所示,在1982-2015年期间,中国小城镇的数量、总人口规模总体均呈快速扩张之势,农村人口快速向小城镇集中;同时,城镇人口的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小城镇已成为人口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不过,小城镇的平均人口仍较小,提升较慢,总规模扩张主要依靠外延式数量扩张,质量有待提升。Tab. 3
表3
表31982-2015年中国镇人口规模及镇化水平的历史演变
Tab. 3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town population and townization level from 1982 to 2015
年份 | 小城镇个数(个) | 镇人口(万人) | 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万人/个) | 镇化水平(%) |
---|---|---|---|---|
1982 | 2523 | 4740 | 1.88 | 29.6(*) |
1990 | 11805 | 8373 | 0.71 | 28.2(^) |
2000 | 17132 | 16614 | 0.97 | 36.2(^) |
2005 | 19938 | 21955 | 1.10 | 38.2(^) |
2010 | 19152 | 26625 | 1.39 | 39.7 |
2015 | 20154 | 32212 | 1.60 | 41.8 |
新窗口打开
具体来看:(1)中国小城镇的数量和镇区人口总规模分别由1982年的2523个、4740万人,增加至2015年时的20154个、32212万人,分别增长了7倍和6倍,镇区人口总体呈现较强集聚态势。不过,1984年的建制镇设置标准调整,对小城镇数量与规模增长也具有较大影响。
(2)中国镇区总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即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呈持续提升态势,表明小城镇对人口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性在持续提高。总体上来看,镇化水平由1982年的29.6%提高至2015年的41.8%,增加了12.2个百分点。分阶段来看,2000年以前镇化水平均接近30%,说明小城镇对城镇化的推进作用已经比较显著。其中,1990年的镇化水平略低于1982年,可能由于1982年统计口径偏大、1990年统计口径偏小的双向偏差所致。2000年以后,镇化水平超过30%并不断增高,进一步体现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增强趋势。
(3)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较小,提升较为缓慢。特别是在1982-1990年期间,由于小城镇数量的急剧扩张,其平均人口规模大幅缩减,从1.88万人减小至0.71万人。虽然之后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也有所扩展,但总体较慢,至2015年已增长至1.60万人,仍未恢复至1982年时的水平。
3.2 不同时期镇化贡献率的历史演变
表4计算出1982-2015年期间不同时期中国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规模及其镇化贡献率。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数量众多的小城镇平均每年约增加900万~10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总规模增量的一半左右,且其贡献率呈稳中提升之势。Tab. 4
表4
表41982-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镇化贡献率等变化表
Tab. 4Changes of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townization contribution ratio and others from 1982 to 2015
年份 | 城镇人口年均增长量(万人) | 镇人口年均增长量(万人) | 镇化贡献率(%) | 备注 |
---|---|---|---|---|
1982-1990 | 1710 | 454 | 26.6 | 统计口径差异较大,数据可信度较差 |
1990-2000 | 1618 | 824 | 50.9 | 数据可信度一般 |
2000-2005 | 2322 | 1068 | 46.0 | 数据可信度一致 |
2005-2010 | 1903 | 934 | 49.1 | 数据可信度尚可 |
2010-2015 | 2027 | 1117 | 55.1 | 统计口径一致,数据可信度高 |
1990-2015 | 1898 | 954 | 50.3 | 数据可信度尚可 |
新窗口打开
具体来看:
(1)镇人口规模年均增长量及镇化贡献率这两个指标,由于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范围与统计口径差异比较大,导致1982-1990年期间的计算结果大幅偏低,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而在其他时期,数据可信度尚可,基本可用。
(2)在1990-2015年这25年期间,中国小城镇平均每年增长954万人,镇化贡献率高达50.3%,是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目的地与载体。
(3)1990-2015年间,小城镇人口集聚规模及镇化贡献率总体呈持续提升态势。这两个指标的最大值均出现在最近的2010-2015年期间,分别高达1117万人/年和55.1%。镇人口规模年均增长量的最小值出现于1990-2000年期间,为824万人/年。镇化贡献率的最小值出现在2000-2005年期间,仅为46.0%,远小于其他时期的50%左右。这说明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小城镇的发展态势与重要性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与提升。
4 中国城镇人口“镇化”的时空分异
4.1 省级尺度的时空分异
4.1.1 镇化水平的时空分异 如图1,绘制1982-2015年分省镇化水平的柱状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及变化态势的省级差异非常显著。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1982-2015年分省镇化水平柱状分布图
注:①按照2015年数值降序排序;②1982年不含海南和重庆,1990年不含重庆。
-->Fig. 1The provincial distribution of townization levels from 1982 to 2015
-->
(1)镇化主导型(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大于或等于50%)省份的个数持续增长,大多为属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传统农业大省和人口净流出大省。1982年为0个,全部为城化主导型;1990年3个,包括云南、海南和广西;2000年3个,包括西藏、云南和江西;2005年增加至7个,包括江西、安徽、广西、贵州、甘肃、四川和西藏;2010年增加至8个,包括江西、云南、西藏、湖南、广西、河北、贵州和安徽;而到2015年,已达10个省份,包括江西、云南、河北、西藏、河南、贵州、湖南、广西、安徽和四川,大多为属于中西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大省和人口净流出大省,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大城市数量较小,小城镇是区域人口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地。
(2)大多数省份的镇化水平呈总体增长态势。相较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后多数省份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明显上升,其中,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新疆、湖北等地区的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呈现持续上升的状态,这些区域人口城镇化对镇的依赖程度不断提升。
(3)镇化水平相对偏低的省份多为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部分甚至呈现镇化水平持续递减态势。截至2015年,除河北和广西之外,其他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均低于50%,以城人口主导人口城镇化,其中,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和广东最低,均低于25%。此外,1982-2010年,广东、天津、浙江等省份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呈明显的持续下降状态。
(4)各省镇化水平与其城镇化水平呈现较显著的负相关特征。如图2所示,进一步探讨省级尺度城镇人口镇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特征。横坐标表示城镇化水平,纵坐标表示城镇人口镇化水平,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年份,对各年散点进行一次线性拟合,1982-2010年,所有拟合曲线的斜率均呈现负值,而且斜率的绝对值越来越大,曲线向右上方不断抬升。不难发现,1982-2010年,各省份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城镇化水平与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呈现负相关特征,也就是说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往往越低,或者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地方往往镇化水平较高,而且这种负向关系是越来越明显的。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21982-2015年分省城镇人口镇化水平及城镇化水平的相关关系图
注:1982年不含海南和重庆,1990年不含重庆。
-->Fig. 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vincial urbanization and townization from 1982 to 2015
-->
4.1.2 镇化贡献率的时空分异 如图3,绘制分省镇化贡献率柱状分布图,考虑到历次人口普查时期镇区人口统计口径存在差异,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与2000年人口普查、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与2010年人口普查的镇区人口统计口径分别一致,故只计算2000-2005年和2010-2015年两个时段的镇化贡献率。不难发现,2005年以来,中国省级尺度的镇化贡献率同样存在显著的分异特征。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32000-2005年和2010-2015年分省镇化贡献率柱状分布图
注:按照2010-2015年数值降序排序。
-->Fig. 3The provincial distribution of townization contribution rates during 2000-2005 and 2010-2015
-->
(1)镇人口贡献率从部分负向贡献作用转为全部正向推动作用。2000-2005年,中国全部省份的城镇人口全部呈现正增长,多数省份的镇人口呈现正增长,而广东、上海、北京、海南、浙江和天津的镇人口呈现负增长,导致这些省份镇人口增量占城镇人口增量的比例为负值,镇人口贡献率呈现负向推动作用,这些地区多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城镇人口增长全部来源于城人口,城人口补偿了镇人口负增长的部分。而2010-2015年,所有省份的城镇人口和镇人口均呈现增长,因而镇人口贡献率全部呈现正值,对城镇人口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2)以镇人口增长为主导驱动力的省份呈现增多趋势。2000-2005年,吉林、甘肃、贵州、重庆、江西、四川、广西、青海、安徽、湖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南的镇人口增量占比超过50%,也就是说这15个省份的城镇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镇人口。而2010-2015年,镇化贡献率超过50%的包括吉林、河南、江西、江苏、青海、河北、甘肃、贵州、安徽、山西、山东、四川、广西、内蒙古、湖南、新疆、宁夏和福建,增长至18个,这些地区城镇人口增长主要得益于镇人口的增长。其中,吉林的镇化贡献率一直超过100%,也就是说吉林的城人口增长为负值,镇人口增长对城镇人口增长具有绝对的推动作用。
4.1.3 分省时空分异总体特征 综合各省镇化水平和镇化贡献率两个指标的组合关系(表5),可以发现:
Tab. 5
表5
表52000-2005年和2010-2015年分省“镇化”组合关系划分结果表
Tab. 5The provincial classification of townization syntagmatic relation during 2000-2005 and 2010-2015
组合关系 | 2000-2005年 | 2010-2015年 |
---|---|---|
镇化主导型+镇化推动型 | 安徽、江西、广西、四川、贵州、甘肃(6个) | 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8个) |
城化主导型+镇化推动型 | 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青海(9个) | 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苏、福建、山东、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0个) |
城化主导型+城化推动型 | 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云南、陕西、宁夏、新疆(15个) | 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上海、浙江、湖北、广东、海南、重庆、陕西(11个) |
镇化主导型+城化推动型 | 西藏(1个) | 云南、西藏(2个) |
新窗口打开
(1)同时具有镇化主导和镇化推动两个特征的省份,或者具有其中一个特征的省份,数量都呈现增长。对比2000-2005年和2010-2015年两个时期,“镇化主导型+镇化推动型”的省份从8个增长至10个,新增了河北、河南和湖南,减少了甘肃,这些城镇化对镇人口具有绝对依赖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和近西部地区,基本都是人口净流出大省;“城化主导型+镇化推动型”的省份从9个增加至10个,“镇化主导型+城化推动型”的省份从只有西藏1个新增到西藏和云南2个。
(2)同时具有城化主导和城化推动两个特征的省份始终占据多数,但数量有所下降。2000-2005年,“城化主导型+城化推动型”的省份15个,2010-2015年下降至11个,减少的省份包括云南、宁夏和新疆等西部省份,也包括江苏、福建等沿海省份,这些省份转化为镇化主导型或镇化推动型,但是并没有转化为兼具“镇化主导型+镇化推动型”的组合关系。
4.2 县市尺度的时空分异
由于仅有普查年份能够提供相对详尽的分县市数据,本文只分析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镇化空间格局的时空分异特征。此外,由于历次人口普查的镇人口统计口径存在显著差异,镇人口增量及城镇人口增量数据可信度均比较低,故在县市尺度层面舍弃镇化贡献率这一指标,只采用镇化水平来分析时空差异。1982-2010年县市尺度的时空格局如图4-图7(见第95页)所示,相应的统计指标见表6。图中参考方创琳等研究成果[38,39],以城市群范围作为参考反映城镇密集区,其中长三角地区按照最新规划更新边界。总的来看,具有以下时空分异特征:其一,镇化主导型县市,无论从数量还是国土面积占比来看,始终占据主体优势地位。其二,镇化主导型县市的数量和国土面积呈稳中略缩的态势。其三,城化主导型县市的数量和国土面积呈不断扩张之势,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群地区,呈集聚扩张的态势。具体来看: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41982年中国分县市镇化水平类型的空间格局图
-->Fig. 4China's county-level spatial classification of townization level in 1982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51990年中国分县市镇化水平类型的空间格局图
-->Fig. 5China's county-level spatial classification of townization level in 1990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62000年中国分县市镇化水平类型的空间格局图
-->Fig. 6China's county-level spatial classification of townization level in 2000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72010年中国分县市镇化水平类型的空间格局图
-->Fig. 7China's county-level spatial classification of townization level in 2010
-->
Tab. 6
表6
表61982-2010年中国县市单元镇化情况统计表
Tab. 6The county-level statistics on townization from 1982 to 2010
镇化水平类型 | 1982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10年 | |||||||
---|---|---|---|---|---|---|---|---|---|---|---|
个数 (个) | 面积比例 (%) | 个数 (个) | 面积比例 (%) | 个数 (个) | 面积比例 (%) | 数量 (个) | 面积比例 (%) | ||||
城化主导型 | 243 | 4.30 | 370 | 10.11 | 600 | 16.39 | 602 | 17.96 | |||
镇化主导型 | 1701 | 62.99 | 1912 | 73.96 | 1722 | 76.42 | 1695 | 82.04 | |||
无城镇人口 | 426 | 32.71 | 87 | 15.93 | 28 | 7.19 | 0 | 0 | |||
合计 | 2370 | 100 | 2369 | 100 | 2350 | 100 | 2297 | 100 |
新窗口打开
(1)1982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依赖镇化主导型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城化主导型的县市单元相对较少,且在全国呈分散分布,没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如图4所示,按照1982年城和镇的统计口径,一个县市的城镇人口要么属于“城人口”,要么属于“镇人口”,因而,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要么为“0”,要么等于“100%”。其中,以城人口主导城镇化的县市单元相对分散,只占全国地域面积的4.30%,主要是各地区的省会、工矿城市等;绝大部分县市以镇人口为主要的城镇化驱动力,达1701个,占全国地域面积的62.99%;还有426个县市在统计上没有城镇人口,辖内人口全部属于乡村人口,占全国地域面积的32.71%,主要分布在西北的西藏、青海、新疆南部、甘肃南部,以及华北的山西、河北等地区。
(2)1990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仍是镇化主导型,同时城化主导型的县市单元相对增多,空间分布依然具有分散特征。如图5所示,按照1990年城和镇统计口径,以城人口主导城镇化的县市单元共370个,占全国地域面积的10.11%,空间上分布相对分散,沿海地区相对偏少;以镇人口主导城镇化的县市单元仍然占据主体,占全国地域面积的73.96%,在空间上也广泛分布,没有明显的集聚或分散特征;还有87个县市在统计上没有城镇人口,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南部等地区。
(3)2000年,城化主导型的地区明显增加,出现了东北地区、山东沿海地区、湖北东部等典型集聚区,但是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属于镇化主导型。如图6所示,按照2000年城和镇统计口径,以城人口主导城镇化的县市达到600个,占全国地域面积的10.11%,在空间分布上依然是相对分散,但出现了东北地区、山东沿海地区、湖北东部等相对密集分布区,从长三角到珠三角的东南沿海地区也出现较多的城人口主导城镇化的县市;全国以镇人口主导城镇化的县市仍然占据主体,共计1722个,占全国地域面积的76.42%,在空间上依然广泛分布,其中,中西部相对较多;2000年仍然存在少量县市在统计上没有城镇人口,只有28个,主要分布在西藏北部和青海南部。
(4)2010年,城化主导型出现显著的集聚区,包括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地区、辽中南地区等,但是镇化主导型的县市仍然占据主体。如图7所示,按照2010年城和镇统计口径,每个县市单元由城、镇和村三种类型的地域单元构成,不存在统计上没有城镇人口的空间单元。其中,以城人口主导城镇化的县市主要分布于沿海发达的城市群地区,以及中西部省会驻地、地级市驻地等大中城市;而以镇人口主导的小城镇化发展模式仍然占据主体,但是空间分布重心偏向于中西部地区。
4.3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空间格局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在“改善人口资源环境紧平衡”章节中指出“制定和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口政策”,主体功能区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人口空间集疏的主要参照政策。本文参照樊杰《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中的中国主体功能区划(V1.0)方案[40],并将国家级和省级的各类型主体功能区进行合并,以空间相对精细、时间最为邻近、统计口径相对有效的2010年分县市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空间叠加计算,最终生成各主体功能区镇化水平的统计表,如表7所示。Tab. 7
表7
表72010年基于主体功能区的中国镇化水平统计表
Tab. 7The statistics of townization level for the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s in 2010
主体功能区类型 | 县市数量 (个) | 面积比例 (%) | 镇人口数量 (万人) | 镇人口占全国镇 人口比例(%) | 镇化水平 (%) |
---|---|---|---|---|---|
优化开发区 | 94 | 1.61 | 2059 | 7.64 | 38.57 |
重点开发区 | 611 | 13.29 | 7858 | 29.16 | 53.04 |
农产品主产区 | 799 | 26.23 | 10804 | 40.10 | 88.35 |
重点生态功能区 | 793 | 58.87 | 6224 | 23.10 | 92.12 |
总计 | 2297 | 100.00 | 26944 | 100.00 | - |
新窗口打开
总体来看,按照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开发强度从高到低排序,镇化水平越来越高。其中,优化开发区的镇化水平平均值低于50%,多为城化主导型;重点开发区的镇化水平略微超过50%;而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均超过85%,小城镇对城镇化的主导力量较强。具体来看:
(1)优化开发区。优化开发区涉及县市单元相对较少,只占国土面积的1.61%,镇人口占全国镇人口比例也只有7.64%。此外,镇人口占城镇比例平均值为38.57%,即镇化水平平均值不到50%,城镇化主导力量是城人口,镇人口的主导力量相对偏低。
(2)重点开发区。重点开发区涉及611个县市,占国土面积的13.29%,但镇人口比例达29.16%,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平均值达53.04%。也就是说重点开发区覆盖了大量的镇人口,且相对城人口,镇人口对城镇化具有略微优势的主导特征。
(3)农产品主产区。农产品主产区涉及799个县市,占国土面积的26.23%,覆盖了全国的40.10%的镇人口,是中国小城镇人口分布最多的主体功能类型区。从镇人口对城镇人口比例平均值看,高达88.35%,可见小城镇对农产品主产区的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主导作用。
(4)重点生态功能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面积最为广袤,占国土面积58.87%,但是由于自然环境本底条件,人口密度相对偏低,只拥有全国23.10%的镇人口。然而,在重点生态功能区,镇人口占城镇比例平均值高达92.12%,在各类型主体功能区中,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小城镇对城镇化的主导力量最强。
4.4 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城镇化进程,作为城镇的重要部分,小城镇对城镇化的贡献十分显著,城镇人口的“镇化”发展特征显著。从全国来看,城镇人口的镇化水平不断上升;从分省尺度来看,镇人口对中西部多数地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从分县市尺度来看,虽然城化主导型的县市范围呈现不断扩张,并且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群地区逐渐形成集聚区,但总体上镇化主导型的县市仍然占据主体,尤其是中西部大多数地区;从主体功能区看,这样的时空分异特征更为显著,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城镇人口的镇化水平相对偏低,而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城镇人口的镇化水平较高。这样的时空分异,与中国过去40年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社会资源分配、行政区划调整以及统计口径变迁是紧密相关的。(1)区域经济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经历了十分不平衡的时空发展过程,从沿海城市群地区高速发展,到中西部地区省会等大城市的快速崛起,中国沿海和内陆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依然客观存在。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剪刀差形成大量的人口迁移,其中以“人户分离”为特征的流动人口迁移最为突出,大量的流动人口向沿海城市群地区或中西部省会等大城市集聚,直接推动城人口的快速增加,因而在省级尺度的东部地区、县市尺度的大城市地区、主体功能区的优化开发区等往往是以城化主导型的城镇化模式;而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则呈现镇化主导型的城镇化模式,当然,也存在许多地区因为乡镇经济发展,而推动镇化主导城镇化。
(2)社会资源因素。虽然劳动力多向沿海地区或大城市集聚,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社会公共服务资源仍然与“户籍地”具有绑定关系,而随着乡村人口的逐步流失,这些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向小城镇或城市重新配置并不断集聚。为了小孩教育、老人养老等,许多农村地区人口或在外打工的劳动力更愿意在户籍登记地邻近的小城镇迁居或购房,形成公共服务资源拉动的城镇化模式,推动乡村人口向周边小城镇的就地就近城镇化,因而在省级尺度的人口净流出大省、县市尺度的农区县市、主体功能区的农产品主导区等,往往形成镇化主导型的城镇化模式。
(3)行政区划和统计口径因素。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撤县设区、撤县设县级市、撤乡并镇、撤镇改街道等行政区划调整一直很频繁,而中国统计上对城、镇及其空间范围的界定也与行政区划建制直接挂钩。在沿海地区或大城市,县改区、县改县级市、乡镇改街道的现象相对较多,导致农村人口或镇人口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在统计上逐步变更为城人口,而中西部的传统农区,这样的行政区划调整相对较少,县、乡镇建制相对较多,统计上城镇人口的主体也多属于镇人口,这也确实是导致中国城镇人口“镇化”发展时空分异的重要客观因素。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规模快速扩展,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稳步提升,但发展方式亟待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和大城市人口集聚过程,虽然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等历次人口普查对城人口、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但是总的来看,中国镇人口总量不断增长,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例即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从1982年的29.6%增加至2015年的41.8%,小城镇对中国城镇化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不过,近30年来,中国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展主要依靠小城镇数量的快速增长,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较小,提升较为缓慢,发展方式亟需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转变。(2)城镇人口的镇化具有显著的时空分异特征,中西部地区及非城市群地区的镇化主导特征最为突出。按照省级尺度,中国镇化主导型的省份从1982年的0个增长至2015年的10个,而且大多数省份的镇化水平呈总体增长态势;从镇人口增量对城镇人口增量的贡献度看,以镇人口增长为主导驱动力的省份呈现增多趋势;镇化主导型省份和镇化推动型省份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和近西部地区。按照县级尺度,虽然城化主导型县市不断扩张,并在城市群地区形成集聚区,但是多数县市仍然属于镇化主导型,特别在中西部广大农区。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分,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镇化水平相对较高。
(3)影响中国城镇人口镇化时空分异的因素包括区域经济、社会资源、行政区划调整及统计口径等。客观存在的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沿海地区及城市群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城化人口,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非城市群地区的城镇化主要是镇化主导型。随着城乡社会资源的不断充足,小城镇成为周边乡村地区的社会资源集聚区,其教育、医疗等优势资源推动了就地就近城镇化,提高镇化水平。中国繁复的行政区划调整和统计口径调整也客观影响中国城镇人口镇化的时空分异。
5.2 讨论
(1)中国城镇人口的镇化贡献率和镇化水平将稳中趋缓,小城镇始终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其一,在1990-2015年期间,中国城镇人口的镇化贡献率和镇化水平呈现出从快速增长向平稳增长转变的态势。其二,在“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总体空间战略导向下,主要城市群集聚人口能力持续增强,常住人口占全国比例稳步提升,特别是城镇人口总量占比增幅更高。这就意味着:在中国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城化贡献率和城化水平将持续提升,而镇化贡献率和镇化水平将相应地减少。其三,在广袤的中西部农区或生态地区,特色小镇培育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将进一步强化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推动这些区域镇化贡献率和镇化水平的提升。其四,根据国际经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生态文明意识的加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优美生态环境的小城镇,对大因城市病困扰日益严重的大都市区居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特色小城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综合考虑以上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判断未来中国城镇人口的镇化贡献率和镇化水平将稳中趋缓。(2)未来应通过城镇化与村镇化双轮驱动,强化城—镇—村的互联互通与融合发展,提升小城镇对乡村振兴的辐射服务功能。小城镇是大城市与乡村地区的链接地带,对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小城镇普遍存在规模偏小、基础设施落后、服务功能不全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承城带乡作用的发挥,亟需加快推进城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强化和提升小城镇对乡村振兴的辐射服务功能。未来,一方面,按照“自上而下”路径,提升既有小城镇集聚能力,突出发展小城镇带动周边乡村地区的就近城镇化模式;另一方面,按照“自下而上”路径,适当推动一批集镇和乡村的村镇化,重点提升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推进乡村与城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衔接融合和均等化,发展就地城镇化模式。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可适度加快大镇改市、大集改镇等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小城镇的服务功能与人口聚能力。
(3)基于主体功能与空间治理的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地实施差异化的小城镇发展战略与模式。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主要包括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群地区和中西部新兴城市群地区,发展功能承接型特色小镇,例如城郊科技小镇、都市休闲养老小镇、城郊通勤小镇等;在农产品主导区,包括非城市群且农业发达的地区,发展“农业+文旅”“农业+加工业”“农业+电子商贸业”等“农业+”型特色小镇,推动公共服务等值化;在重点生态功能区,推动农村人口有序向小城镇集聚,发展生态文旅型的环境优好型特色小镇。此外,主体功能区具有空间尺度的分异特征,国家尺度、省级尺度及更小尺度的主体功能区均存在差异,推动差异化的小城镇化发展战略,既要有国家、省级等宏观尺度的总体战略制定,也要重视具体城镇、社区等中观微观尺度的精细设计,推进小城镇的高品质空间打造。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 . , 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理性自主选择的结果。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聚是基本规律,大城市才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我国在"城镇化"发展思路的指导下,人为限制大城市人口及用地规模,致使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市运行不堪负重。通过政策倾斜、财政补贴等方式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仅无法避免其人口流失,而且导致了生产效率降低和资源浪费。最近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两极分化恰恰是"城镇化"发展思路带来的不良后果。当务之急是调整"城镇化"发展思路,确立"城市化"的指导思想,放开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为限制,以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为依据科学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合理配置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以特大城市为龙头,以城际交通为纽带,带动城市群、城市带的发展。而小城市和小城镇现阶段的重点是做好生态与文化的保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为未来"后城市化阶段"的人口回流奠定基础。 . , 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理性自主选择的结果。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口不断向大城市集聚是基本规律,大城市才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我国在"城镇化"发展思路的指导下,人为限制大城市人口及用地规模,致使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市运行不堪负重。通过政策倾斜、财政补贴等方式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仅无法避免其人口流失,而且导致了生产效率降低和资源浪费。最近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两极分化恰恰是"城镇化"发展思路带来的不良后果。当务之急是调整"城镇化"发展思路,确立"城市化"的指导思想,放开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为限制,以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为依据科学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合理配置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以特大城市为龙头,以城际交通为纽带,带动城市群、城市带的发展。而小城市和小城镇现阶段的重点是做好生态与文化的保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为未来"后城市化阶段"的人口回流奠定基础。 |
[2] | . , 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各类文献中一律采用城镇化概念。城镇化与城市化之间仅一字之差,涵义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都要统一到城镇化“官方口径”上去,值得认真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以小为主”的城镇化近30年,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输送过相当的正能量。但在目前的新形势下,是继续沿用城镇化概念还是转而采用城市化概念,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问题,同时还左右着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已步入“以大为主”的第二阶段,如果继续沿用城镇化概念便脱离了现实,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都会带来弊害。 . , 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各类文献中一律采用城镇化概念。城镇化与城市化之间仅一字之差,涵义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都要统一到城镇化“官方口径”上去,值得认真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以小为主”的城镇化近30年,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输送过相当的正能量。但在目前的新形势下,是继续沿用城镇化概念还是转而采用城市化概念,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问题,同时还左右着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已步入“以大为主”的第二阶段,如果继续沿用城镇化概念便脱离了现实,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都会带来弊害。 |
[3] | . , 正我们听得太多"城市化",以为农民工都需要如拉美国家那样,跑到大城市去住"贫民窟",其实这早已被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新生代农民工将是"新县镇"的主人、建设者和产业 . , 正我们听得太多"城市化",以为农民工都需要如拉美国家那样,跑到大城市去住"贫民窟",其实这早已被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新生代农民工将是"新县镇"的主人、建设者和产业 |
[4] | . , 村镇化是一种通过提升农民能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对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现实回应。在村镇化的建设中,应将文化与生态因素贯穿其中,充分发挥农村精英的作用,实现农村产业集聚,实现村镇融合,实现文化兴村,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 , 村镇化是一种通过提升农民能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对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现实回应。在村镇化的建设中,应将文化与生态因素贯穿其中,充分发挥农村精英的作用,实现农村产业集聚,实现村镇融合,实现文化兴村,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
[5] | . , 正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时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是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之一。习近平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 , 正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时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是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之一。习近平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
[6] | . ,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其造成的突出矛盾,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并简要探讨了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 . ,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其造成的突出矛盾,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并简要探讨了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 |
[7] | . , 2014年国家印发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型期,并将新型城市化作为国家未来相当长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为城市化领域研究提供了重大机遇。国际上,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和内容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丰富,研究阶段持续深化,领域持续扩展,研究方法手段持续改善和进步。国内城市化研究起步晚、进展快,在中国特色城市化合理进程的科学认知与思辨等诸多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展望未来,提出了城市化领域的5个科学问题及其子问题:城市化的跨学科特性与成立城市化学科,城市化概念、原理、方法等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城市化的区域特性以及与城乡统筹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空间格局研究,大数据支持下城市化和智慧城市的系统集成与模拟平台研究。 . , 2014年国家印发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型期,并将新型城市化作为国家未来相当长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为城市化领域研究提供了重大机遇。国际上,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和内容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丰富,研究阶段持续深化,领域持续扩展,研究方法手段持续改善和进步。国内城市化研究起步晚、进展快,在中国特色城市化合理进程的科学认知与思辨等诸多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展望未来,提出了城市化领域的5个科学问题及其子问题:城市化的跨学科特性与成立城市化学科,城市化概念、原理、方法等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城市化的区域特性以及与城乡统筹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空间格局研究,大数据支持下城市化和智慧城市的系统集成与模拟平台研究。 |
[8] | . , 本文运用CiteSpace和HistCite文献计量方法,以中文核心期刊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城镇化研究文献为对象,通过对文章数量、研究主题词与团队的分析,总结国内外城镇化研究的总体特征。研究发现:城镇化研究领域发表的期刊文章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已逐渐成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国际城镇化研究则呈现分散化的特点,主要包括环境科学、城市研究、自然地理、公共管理、区域研究等,各个研究方向之间相对独立,但仍存在相互引证关系;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由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独特特征与复杂性,中国城镇化研究的问题和内容上更为丰富和细化,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土地利用、工业化、产业结构、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空间结构等方向。 . , 本文运用CiteSpace和HistCite文献计量方法,以中文核心期刊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城镇化研究文献为对象,通过对文章数量、研究主题词与团队的分析,总结国内外城镇化研究的总体特征。研究发现:城镇化研究领域发表的期刊文章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已逐渐成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国际城镇化研究则呈现分散化的特点,主要包括环境科学、城市研究、自然地理、公共管理、区域研究等,各个研究方向之间相对独立,但仍存在相互引证关系;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由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独特特征与复杂性,中国城镇化研究的问题和内容上更为丰富和细化,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土地利用、工业化、产业结构、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空间结构等方向。 |
[9] | . , 正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的合理模式是什么?这是近几年来在我国学术界讨论得非常热烈的一个课题。笔者不同意那种把“遍地开花”地发展小城镇作为实现我国城市化基本模式的看法,认为,根据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我国城市化的现阶段,必须选择以大城市 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这是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的合理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继续发展现有的大城市。并随着质量和效益的提高,适当扩大其 . , 正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的合理模式是什么?这是近几年来在我国学术界讨论得非常热烈的一个课题。笔者不同意那种把“遍地开花”地发展小城镇作为实现我国城市化基本模式的看法,认为,根据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我国城市化的现阶段,必须选择以大城市 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这是现阶段我国城市化的合理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继续发展现有的大城市。并随着质量和效益的提高,适当扩大其 |
[10] | . , 正 一、城市化预测 随着我国向“小康”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迈进,我国城镇人口水平也将逐步提高,国内理论界对此已毫无疑义。但我国到2000年城乡人口转移的规模还没有作精确预测,大多数估计为2亿以上。我们从城市化机制出发,建立了城乡人口转移的人口经济模型 这一模型考虑了城乡人口不同的自然增长率、城乡经济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变动趋势、人口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不同消费收入弹性等因素,模型预测结果见表1。 . , 正 一、城市化预测 随着我国向“小康”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迈进,我国城镇人口水平也将逐步提高,国内理论界对此已毫无疑义。但我国到2000年城乡人口转移的规模还没有作精确预测,大多数估计为2亿以上。我们从城市化机制出发,建立了城乡人口转移的人口经济模型 这一模型考虑了城乡人口不同的自然增长率、城乡经济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变动趋势、人口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不同消费收入弹性等因素,模型预测结果见表1。 |
[11] | . , 正 一、近年来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争论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正式把“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作为国家的城市发展总方针,我国城市发展方针提出以后,1984年费孝通发表“小城镇大问题”的调研文章,提出小城镇发展应当是中国式城市化的主要方向,在学术界和城市规划建设部门引起了广泛反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乡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小城镇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过程中的蓄水池”,“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唯一道路”等等成为一时的主潮流。这是典型的小城镇重点论。在这样的主潮流下面,有人提出不同看法,1984年11月底在成都召开的“大城市人口问 . , 正 一、近年来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争论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正式把“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作为国家的城市发展总方针,我国城市发展方针提出以后,1984年费孝通发表“小城镇大问题”的调研文章,提出小城镇发展应当是中国式城市化的主要方向,在学术界和城市规划建设部门引起了广泛反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乡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小城镇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过程中的蓄水池”,“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唯一道路”等等成为一时的主潮流。这是典型的小城镇重点论。在这样的主潮流下面,有人提出不同看法,1984年11月底在成都召开的“大城市人口问 |
[12] | . , . , |
[13] | . , 1980年提出的城市发展总方针,经过8年的实践,既显示了它的正确性,也反映出某些不足之处。本文从反思角度对这一方针作出了评价,并对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发展方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 1980年提出的城市发展总方针,经过8年的实践,既显示了它的正确性,也反映出某些不足之处。本文从反思角度对这一方针作出了评价,并对改革、开放时期的城市发展方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14] | |
[15] | |
[16] | . , 我国乡镇企业分散布局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乡镇企业新一轮的发展出路已成为学术界和 政府部门所关心的问题。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山东省济阳县孙耿镇“邻村换地、集零为整”的集地开发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乡镇企业从分散到集中、从粗放到集约 的难题。本文介绍了孙耿的具体作法.并从乡镇企业布局、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小城镇发展等方面探讨了集地开发的意义和孙耿目前存在问题.认为孙耿的作法在 以上几方面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普遍性的意义、集地开发在我国具有推广价值。 . , 我国乡镇企业分散布局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乡镇企业新一轮的发展出路已成为学术界和 政府部门所关心的问题。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山东省济阳县孙耿镇“邻村换地、集零为整”的集地开发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乡镇企业从分散到集中、从粗放到集约 的难题。本文介绍了孙耿的具体作法.并从乡镇企业布局、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小城镇发展等方面探讨了集地开发的意义和孙耿目前存在问题.认为孙耿的作法在 以上几方面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普遍性的意义、集地开发在我国具有推广价值。 |
[17] | . , 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的必要性,大家已形成共识.但小城镇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小城镇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与发展大城市的关系、规划问题等等,还存在较大分歧,理清思路,廓清认识,对小城镇的发展极为重要,本刊记者试对有关问题及观点综述如下: . , 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的必要性,大家已形成共识.但小城镇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小城镇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与发展大城市的关系、规划问题等等,还存在较大分歧,理清思路,廓清认识,对小城镇的发展极为重要,本刊记者试对有关问题及观点综述如下: |
[18] | . , 目的研究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模式。方法用系统观、区域观将小城镇放到一定的区域中,对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的发展特征及发展机制进行分析。结果周边小城镇处在一定的经济区域中,受到大城市的辐射、扩散和周围农村腹地的双重影响,呈现出特殊的经济、空间发展特征和动力机制。结论在由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农村腹地共同构成的大的经济区域中,周边小城镇具有更强的发展优势,能够依托中心城市,协调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 , 目的研究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模式。方法用系统观、区域观将小城镇放到一定的区域中,对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的发展特征及发展机制进行分析。结果周边小城镇处在一定的经济区域中,受到大城市的辐射、扩散和周围农村腹地的双重影响,呈现出特殊的经济、空间发展特征和动力机制。结论在由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农村腹地共同构成的大的经济区域中,周边小城镇具有更强的发展优势,能够依托中心城市,协调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
[19] | . , 培育小城镇特色,发展特色经济,是小城镇不断升级、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文章运用城镇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根据特色经济培育的原则,以常州市为例,对不同类型的特色城镇与特色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 . , 培育小城镇特色,发展特色经济,是小城镇不断升级、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文章运用城镇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根据特色经济培育的原则,以常州市为例,对不同类型的特色城镇与特色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 |
[20] | . , 小城镇,大战略。由于自然条件、经济产业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河南省特色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已初步形成了特色工业企业集群发展模式、特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商贸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交通枢纽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社会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等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以及特色小城镇发展的不同阶段,往往以某一动因为主,其他动因为辅,综合作用而形成。因地制宜,选择重点小城镇进行特色培育、重点建设,形成增长极,以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发展。 . , 小城镇,大战略。由于自然条件、经济产业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河南省特色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已初步形成了特色工业企业集群发展模式、特色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商贸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交通枢纽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社会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等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以及特色小城镇发展的不同阶段,往往以某一动因为主,其他动因为辅,综合作用而形成。因地制宜,选择重点小城镇进行特色培育、重点建设,形成增长极,以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发展。 |
[21] | . , 本文认为我国小城镇人口规模呈现出总人口规模太小、内部城乡人口结构不合理、地域差异大规模偏低等特点;进而指出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建制镇标准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完全转移、乡镇企业布局太分散、管理制度的限制等;最后提出修订设镇标准扩大镇域规模、打破乡镇企业的社区特征促进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立足体系全局规划城镇人口规模、推进制度改革等措施. . , 本文认为我国小城镇人口规模呈现出总人口规模太小、内部城乡人口结构不合理、地域差异大规模偏低等特点;进而指出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建制镇标准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完全转移、乡镇企业布局太分散、管理制度的限制等;最后提出修订设镇标准扩大镇域规模、打破乡镇企业的社区特征促进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立足体系全局规划城镇人口规模、推进制度改革等措施. |
[22] | . , 以贵州省镇宁县为例,重点对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人口空间分布形态进 行研究,分析了该县城人口空间分布的现状以及成因,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人口空间分布的几个特征:(1)城镇整体人口密度偏小;(2)旧城区 人口密度比较集中,而新城区人气不足;(3)居农混杂现象普遍. 以此来探寻城镇发展与人口集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以期对小城镇的规划建设有所借鉴. . , 以贵州省镇宁县为例,重点对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人口空间分布形态进 行研究,分析了该县城人口空间分布的现状以及成因,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欠发达地区小城镇人口空间分布的几个特征:(1)城镇整体人口密度偏小;(2)旧城区 人口密度比较集中,而新城区人气不足;(3)居农混杂现象普遍. 以此来探寻城镇发展与人口集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以期对小城镇的规划建设有所借鉴. |
[23] | . , 人口城市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变革,中国更是在实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城市化”。在中国人口城市化快速演进的格局中,小城镇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主体,却未能受到重视。首先,本文以人口迁移的基本理论和小城镇人口集聚理论为基础,在解构“城”“镇”化的前提下,将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市人口”与“(城镇)城市化”对接,把“镇人口”与“(乡村)城镇化”对接,并通过分析广东省城“市”化和城“镇”化的现实格局,观察乡村人口向小城镇集聚的城“镇”化过程,以揭示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能效。其次,在分析小城镇人口集聚因素的基础上,应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比较分析广东省内区域间的小城镇人口集聚能力。 经过以上研究,本文发现:第一,小城镇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主要载体。广东省城市化经历了由小城镇为依托向以城市为主导的转变过程。广东省外围欠发达地区仍处于“乡村城镇化”阶段,“镇人口”规模增长是其城市化推进的主导力量。第二,乡城人口迁移流动是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外来人口支撑了广东省城镇人口的半边天。与城市相比,小城镇的规模偏小,“镇人口”流动以短距离的省内迁流为主,而长距离的跨省流动人口主要发生在“市人口”层面,表明发达地区的人口聚集辐射效应显著强于欠发达地区;小城镇迁移与生活的低成本对省内人口流动“家庭化”有独特的吸引力。第三,可持续的人口集聚要以非农产业为支撑。小城镇的就业率略高于城市,意味着小城镇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较为协调,小城镇的就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较为吻合。 . , 人口城市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变革,中国更是在实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城市化”。在中国人口城市化快速演进的格局中,小城镇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主体,却未能受到重视。首先,本文以人口迁移的基本理论和小城镇人口集聚理论为基础,在解构“城”“镇”化的前提下,将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市人口”与“(城镇)城市化”对接,把“镇人口”与“(乡村)城镇化”对接,并通过分析广东省城“市”化和城“镇”化的现实格局,观察乡村人口向小城镇集聚的城“镇”化过程,以揭示小城镇的人口集聚能效。其次,在分析小城镇人口集聚因素的基础上,应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比较分析广东省内区域间的小城镇人口集聚能力。 经过以上研究,本文发现:第一,小城镇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主要载体。广东省城市化经历了由小城镇为依托向以城市为主导的转变过程。广东省外围欠发达地区仍处于“乡村城镇化”阶段,“镇人口”规模增长是其城市化推进的主导力量。第二,乡城人口迁移流动是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外来人口支撑了广东省城镇人口的半边天。与城市相比,小城镇的规模偏小,“镇人口”流动以短距离的省内迁流为主,而长距离的跨省流动人口主要发生在“市人口”层面,表明发达地区的人口聚集辐射效应显著强于欠发达地区;小城镇迁移与生活的低成本对省内人口流动“家庭化”有独特的吸引力。第三,可持续的人口集聚要以非农产业为支撑。小城镇的就业率略高于城市,意味着小城镇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较为协调,小城镇的就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较为吻合。 |
[24] | . ,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逐渐由大中城市向小城镇梯度推进,小城镇的战略地位越发凸显,但当前小城镇普遍存在人口规模偏小的问题,给我国城镇化进程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通过对浙北小城市培育试点之一的新市镇进行实地调查,梳理了新市镇人口集聚的历程并基于推—拉理论的视角对新市镇人口集聚能力进行分析,在借鉴其他小城镇经验的基础上,从产业、文化特色、体制创新、社会环境4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新市镇未来提升人口集聚能力的路径。 . ,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逐渐由大中城市向小城镇梯度推进,小城镇的战略地位越发凸显,但当前小城镇普遍存在人口规模偏小的问题,给我国城镇化进程带来了不利影响。本文通过对浙北小城市培育试点之一的新市镇进行实地调查,梳理了新市镇人口集聚的历程并基于推—拉理论的视角对新市镇人口集聚能力进行分析,在借鉴其他小城镇经验的基础上,从产业、文化特色、体制创新、社会环境4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新市镇未来提升人口集聚能力的路径。 |
[25] | . , 农业人口向小城镇转移集聚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山东省汶南镇作为一个农业大镇和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在农业人口转移和小城镇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该 镇农村土地减少,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等因素形成的推力推动农业人口向小城镇集聚,而镇区合理的产业结构所形成的强大经济磁力,优越的生活环境等因素所形成的 拉力吸引着农业人口向该镇区集中. . , 农业人口向小城镇转移集聚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山东省汶南镇作为一个农业大镇和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在农业人口转移和小城镇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该 镇农村土地减少,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等因素形成的推力推动农业人口向小城镇集聚,而镇区合理的产业结构所形成的强大经济磁力,优越的生活环境等因素所形成的 拉力吸引着农业人口向该镇区集中. |
[26] | . , 当前我国小城镇普遍存在人口规模偏小的问题,而人口因素是满足城镇发展规模的必要条件。人口集聚现象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受到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在推拉理论的框架下探析在农村向外推力一定的情况下,影响小城镇吸引人口的关键在于其自身集聚的拉力和中间阻碍因素,并讨论小城镇集聚人口能力不足的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 当前我国小城镇普遍存在人口规模偏小的问题,而人口因素是满足城镇发展规模的必要条件。人口集聚现象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受到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在推拉理论的框架下探析在农村向外推力一定的情况下,影响小城镇吸引人口的关键在于其自身集聚的拉力和中间阻碍因素,并讨论小城镇集聚人口能力不足的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27] | . , 正 我国是一个人口超过12亿的发展中国家,仅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2亿,至今实际人口城市化程度没有超过20%,相当于20世纪初全世界平均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滞后对经济与社会问题,诸如农村非农人口市民化程度低、土地等资源浪费严重、污染面广量大和“亦工亦农”的农业副业化等。毫无疑问,我国今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但是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能够增加就业,实现农村人口城镇化,至今尚无定论。但大部分****认为,小城镇的发展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重要途径。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要将近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所赡养的农村人口全部迁入现有的大中城 . , 正 我国是一个人口超过12亿的发展中国家,仅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2亿,至今实际人口城市化程度没有超过20%,相当于20世纪初全世界平均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滞后对经济与社会问题,诸如农村非农人口市民化程度低、土地等资源浪费严重、污染面广量大和“亦工亦农”的农业副业化等。毫无疑问,我国今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但是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能够增加就业,实现农村人口城镇化,至今尚无定论。但大部分****认为,小城镇的发展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重要途径。这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要将近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所赡养的农村人口全部迁入现有的大中城 |
[28] | . , 小城镇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之一.合理的人口规模聚集是促进小城镇良性发展的关键。国内外小城镇的设置标准大多以人口规模作为参照。在现行的设镇标准下,我国小城镇的特征表现为数量众多、人口规模偏小.而且小城镇的人口集聚性受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结合小城镇的设置标准、国内外小城镇人口规模的比较研究以及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与分析方法,对我国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及其合理规模做了初步探讨。 . , 小城镇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之一.合理的人口规模聚集是促进小城镇良性发展的关键。国内外小城镇的设置标准大多以人口规模作为参照。在现行的设镇标准下,我国小城镇的特征表现为数量众多、人口规模偏小.而且小城镇的人口集聚性受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结合小城镇的设置标准、国内外小城镇人口规模的比较研究以及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与分析方法,对我国小城镇的人口集聚及其合理规模做了初步探讨。 |
[29] | . , 在全面认识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指出,要使超过2亿农民工平稳完成城镇化转型的进程,除了要关注人口导入地的城市群资源集聚效应以外,还必须重视人口输出地的农村经济中心——即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表明,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不仅仅在于工业化,更重要的是农村人口对城镇服务的内在需求,包括住房、教育和人居环境等多年来小城镇发展滞后于城市,其背后有着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等原因为此提出,新时期小城镇发展仍然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项"大战略",但是发展思路需转变总之,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是我国未来健康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我国健康城镇化是否能够顺利推进和实现也可以说,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要有新的内涵。 . , 在全面认识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指出,要使超过2亿农民工平稳完成城镇化转型的进程,除了要关注人口导入地的城市群资源集聚效应以外,还必须重视人口输出地的农村经济中心——即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表明,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不仅仅在于工业化,更重要的是农村人口对城镇服务的内在需求,包括住房、教育和人居环境等多年来小城镇发展滞后于城市,其背后有着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等原因为此提出,新时期小城镇发展仍然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项"大战略",但是发展思路需转变总之,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是我国未来健康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我国健康城镇化是否能够顺利推进和实现也可以说,新时期的"小城镇、大战略"要有新的内涵。 |
[30] | . , 利用中国县域建制镇数据,研究了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与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了就业岗位对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主要结论是:(1)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尤其是哈大沿线、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省份。2009~2014年,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密度普遍上升,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在胡焕庸线两侧基本保持着稳定状态。(2)中国县域小城镇非农就业岗位分布与常住人口分布大致吻合,且集聚程度更高。(3)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促进常住人口的集聚。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就业岗位对小城镇常住人口集聚的影响逐渐降低,且第三产业就业岗位数量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将超过第二产业。(4)分区域看,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的人口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 , 利用中国县域建制镇数据,研究了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与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了就业岗位对小城镇人口集聚的影响。主要结论是:(1)中国县域小城镇常住人口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尤其是哈大沿线、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省份。2009~2014年,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密度普遍上升,中国小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在胡焕庸线两侧基本保持着稳定状态。(2)中国县域小城镇非农就业岗位分布与常住人口分布大致吻合,且集聚程度更高。(3)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促进常住人口的集聚。随着县域小城镇人口规模的增加,就业岗位对小城镇常住人口集聚的影响逐渐降低,且第三产业就业岗位数量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将超过第二产业。(4)分区域看,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的人口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
[31] | . , 这是一项涉及中国城市的基础研究。 城市人口规模是国内外城市研究使用最多的统计指标。迄今为止,国内的统计出版物和所有的城市研究仍以城市市区的户籍非农业人口和市区户籍总人口作为城市人口规模的指标。但是,这两个指标都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城市的实际规模。本文分析五普资料,建议以“市人口”来定义城市人口规模;评价了它的利弊;首次整理提供了2000年全国前100位城市的人口规模。试图通过这些基础工作重构我国城市人口的规模结构。 . , 这是一项涉及中国城市的基础研究。 城市人口规模是国内外城市研究使用最多的统计指标。迄今为止,国内的统计出版物和所有的城市研究仍以城市市区的户籍非农业人口和市区户籍总人口作为城市人口规模的指标。但是,这两个指标都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城市的实际规模。本文分析五普资料,建议以“市人口”来定义城市人口规模;评价了它的利弊;首次整理提供了2000年全国前100位城市的人口规模。试图通过这些基础工作重构我国城市人口的规模结构。 |
[32] | . , 正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我国城乡划分标准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问题一直是人口学、地理学等有关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一致认为用我国现行的市镇人口和市镇非农业人口两项统计口径来衡量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都下够理想;我国现行的城乡划分标准和市镇人口统计口径必须尽快改变。在这种背景下,1991年我国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对市镇人口的统计采用了新的口径。目前,对第四次人口普查市镇人口划分口径的探讨和市镇人口比重的宏观评价已有较深入的研究 [1] 、 [2] ,人们普遍认为第四次 . , 正 一、引言 近年来,关于我国城乡划分标准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问题一直是人口学、地理学等有关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一致认为用我国现行的市镇人口和市镇非农业人口两项统计口径来衡量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都下够理想;我国现行的城乡划分标准和市镇人口统计口径必须尽快改变。在这种背景下,1991年我国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对市镇人口的统计采用了新的口径。目前,对第四次人口普查市镇人口划分口径的探讨和市镇人口比重的宏观评价已有较深入的研究 [1] 、 [2] ,人们普遍认为第四次 |
[33] | . , 正 一、前言城乡划分是从地域上对城镇和乡村作出的界定。城镇人口则应是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对常住在城镇地域的人口统计,居住在乡村地域的则属乡村人口,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是对应于城镇和乡村地域的两种人口地理学概念。对于城市地域(镇较简单,本文不作重点)可作三种概念的界定,即城市的行政地域、景观地域和功能地域。城市的行政地域就是根据行政区划规定的城市管辖范围,在我国称市区,在国外即City proper;城市的景观地域是集中了各种城市设施,由非农业用地和非农业活动为主体的城市型景观分布范围,大致相当于城市的建成区;城市的功能地域一般是以一日为周期的城市商业、 . , 正 一、前言城乡划分是从地域上对城镇和乡村作出的界定。城镇人口则应是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对常住在城镇地域的人口统计,居住在乡村地域的则属乡村人口,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是对应于城镇和乡村地域的两种人口地理学概念。对于城市地域(镇较简单,本文不作重点)可作三种概念的界定,即城市的行政地域、景观地域和功能地域。城市的行政地域就是根据行政区划规定的城市管辖范围,在我国称市区,在国外即City proper;城市的景观地域是集中了各种城市设施,由非农业用地和非农业活动为主体的城市型景观分布范围,大致相当于城市的建成区;城市的功能地域一般是以一日为周期的城市商业、 |
[34] | . , 2001年3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重要数据公报(第一号)。其中 ,2000年11月1日不计军人在内的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45594万人 ,占总人口的36.09 %。这一结果与以前公布的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口径统计的数字有相当的距离 ,本文就第 . , 2001年3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重要数据公报(第一号)。其中 ,2000年11月1日不计军人在内的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45594万人 ,占总人口的36.09 %。这一结果与以前公布的按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口径统计的数字有相当的距离 ,本文就第 |
[35] | . , 城镇人口的统计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统计口径如何确定.本文对中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研讨,并着重对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相关问题作了剖析. . , 城镇人口的统计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统计口径如何确定.本文对中国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研讨,并着重对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相关问题作了剖析. |
[36] | . ,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作为链接城乡基地和桥梁、统筹城乡发展关节点的小城镇,其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和统计数据的分析,将60年来的我国小城镇发展划分为"恢复和初步调整、萎缩和停滞、恢复发展、快速发展、协调提升"五个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小城镇的成长方式已经由数量扩张向规模扩大转变,但区域发展差异显著、两极分化严重,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长江、珠江两大三角洲和华北、成都两大平原的小城镇集聚区。近年来,我国小城镇的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使小城镇区位优势的形成,在国内外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趋势下,小城镇产业蓬勃发展;专门化生产分工的不断深化,小城镇特色产业逐步形成,在东南沿海出现了颇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和专业镇;小城镇综合承载力凸显,是实现中国特色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 ,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作为链接城乡基地和桥梁、统筹城乡发展关节点的小城镇,其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和统计数据的分析,将60年来的我国小城镇发展划分为"恢复和初步调整、萎缩和停滞、恢复发展、快速发展、协调提升"五个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小城镇的成长方式已经由数量扩张向规模扩大转变,但区域发展差异显著、两极分化严重,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长江、珠江两大三角洲和华北、成都两大平原的小城镇集聚区。近年来,我国小城镇的发展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使小城镇区位优势的形成,在国内外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趋势下,小城镇产业蓬勃发展;专门化生产分工的不断深化,小城镇特色产业逐步形成,在东南沿海出现了颇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和专业镇;小城镇综合承载力凸显,是实现中国特色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
[37] | . ,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要发展小城镇 就必须解决好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供给、乡镇管理机制等一系列障碍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要求进行一系列政策和管理上的创新,包括改革乡镇政府 机构,实施政府再造;加强资金筹集,建立多层次筹资渠道;实施市场替代,提高小城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发挥乡镇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夯实小城镇发展的经济 基础等. . ,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要发展小城镇 就必须解决好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供给、乡镇管理机制等一系列障碍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要求进行一系列政策和管理上的创新,包括改革乡镇政府 机构,实施政府再造;加强资金筹集,建立多层次筹资渠道;实施市场替代,提高小城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发挥乡镇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夯实小城镇发展的经济 基础等. |
[38] | . , . , |
[39] | . ,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China'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ver the last 30 years. Since the early 2000s,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regional unit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China has declared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main spatial component of new types of urbanizat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as clarified at the first Central Urbanization Working Conference and in the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 (2014-2020). However, research on urban agglomeration remains weak and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From 1934 to 2013, only 19 papers published 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contained the them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0.5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and the first paper on urban agglomeration appeared less than 10 years ago. Despite a small number of divergent studies, this work has contributed to and guided the formation of the overall patter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For example, spatial analyses hav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structure and guided the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 spatial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process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dentifying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erial studies have facilitated pragmatic research; and problems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have provided a warning for future choices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into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should (1) review and examine new problems i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options and cultivation; (2) critically consider urban agglomeration whe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5+9+6 spatial pattern; (3) rely on urban agglomeration to construct new urbanization patterns such as 'stringing the agglomerations with the axis, supporting the axis with the agglomerations'; and (4) deepen national awareness about resources, environment effect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high density urban agglomerations, management and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inance and fiscal reserve mechanisms,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and standards for identifying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 ,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China'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ver the last 30 years. Since the early 2000s,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come the new regional unit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China has declared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main spatial component of new types of urbanizat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as clarified at the first Central Urbanization Working Conference and in the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 (2014-2020). However, research on urban agglomeration remains weak and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From 1934 to 2013, only 19 papers published 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contained the them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0.5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and the first paper on urban agglomeration appeared less than 10 years ago. Despite a small number of divergent studies, this work has contributed to and guided the formation of the overall patter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For example, spatial analyses hav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spatial structure and guided the National New-type Urbanization Plan; spatial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processe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dentifying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serial studies have facilitated pragmatic research; and problems wit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have provided a warning for future choices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into urban agglomeration in China should (1) review and examine new problems in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 options and cultivation; (2) critically consider urban agglomeration when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5+9+6 spatial pattern; (3) rely on urban agglomeration to construct new urbanization patterns such as 'stringing the agglomerations with the axis, supporting the axis with the agglomerations'; and (4) deepen national awareness about resources, environment effect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in high density urban agglomerations, management and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inance and fiscal reserve mechanisms,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planning, and standards for identifying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
[40] | . ,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是刻画未来中国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的规划蓝图,主体功能区规划已上升为主体功能区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制度。2004-2014年,笔者组织系列研究项目,配合国家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地域功能基础理论和功能区划技术流程,提出国家和省区尺度进行空间管制的地域功能区域类型为城市化区域、粮食安全区域、生态安全区域、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域等4类,在此基础上转化为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元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4类主体功能区。研制了由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环境容量、灾害危险性、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度和交通优势度等9类可定量指标及战略选择为1项定性指标构成的地域功能识别指标体系,进行了单项指标评价,开发并运用地域功能适宜程度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综合评价,测算了各省区保护类区域下限、开发类区域上限以及开发强度等关键参数;研讨了以规划为应用指向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方法,形成中国首部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2020年与2010年相比,全国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从3.48%增加到3.91%;按照省区集成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优化、重点、限制开发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48%、13.60%、84.92%,城市化、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5.08%、26.11%、58.81%。结合区域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状态、民生质量等相关分析,给出了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特征。通过区划方案校验,国家和省区分两级采用笔者主持制定的《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规程》互动完成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同预判的吻合程度多为80%以上。 . ,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是刻画未来中国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的规划蓝图,主体功能区规划已上升为主体功能区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制度。2004-2014年,笔者组织系列研究项目,配合国家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地域功能基础理论和功能区划技术流程,提出国家和省区尺度进行空间管制的地域功能区域类型为城市化区域、粮食安全区域、生态安全区域、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域等4类,在此基础上转化为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元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4类主体功能区。研制了由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环境容量、灾害危险性、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集聚度和交通优势度等9类可定量指标及战略选择为1项定性指标构成的地域功能识别指标体系,进行了单项指标评价,开发并运用地域功能适宜程度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了综合评价,测算了各省区保护类区域下限、开发类区域上限以及开发强度等关键参数;研讨了以规划为应用指向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方法,形成中国首部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2020年与2010年相比,全国国土空间开发强度从3.48%增加到3.91%;按照省区集成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口径,优化、重点、限制开发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48%、13.60%、84.92%,城市化、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区域的土地面积比重分别为15.08%、26.11%、58.81%。结合区域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承载状态、民生质量等相关分析,给出了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特征。通过区划方案校验,国家和省区分两级采用笔者主持制定的《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规程》互动完成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同预判的吻合程度多为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