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乃昂Distribu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on the Ordos Plateau over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its environmental significance
HUANGYinzhou, WANGNai'ang收稿日期:2018-03-30
修回日期:2018-07-24
网络出版日期:2018-11-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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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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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活动遗址是反映区域过去人类活动空间、生产生活背景的重要载体[1,2,3,4]。秦汉时期的鄂尔多斯高原因其重要战略防御地位备受统治者青睐。秦统一该区后,修建了众多边防城堡并移民戍边。汉承秦制,断续的移民使该区成为重要开发地区,遗址点的统计也表明这一时期是历史遗址分布最多的时期。由于目前该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而近几十年位于其中的毛乌素沙地沙漠化情况又十分严重[5,6],因此研究者十分关注这些遗址的历史地理和环境指示意义。早在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先生考察红柳河沿岸的一些古城遗址后就指出：“这些人类活动遗迹的存在,常常可以有助于研究某一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变化”[7,8,9]。随后,众多历史地理研究者结合古城址和文献记载讨论了鄂尔多斯高原的历史环境变化[10,11,12]。但该区不同时期的环境背景、历史沙漠化过程及驱动争论颇多。一些研究者认为,秦汉时期毛乌素沙地生态良好,但由于大量移民,是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大规模人类活动的开始,因此导致毛乌素沙地的出现和发展,并有“人造沙漠”一说[13]。然而,由于历史文献对秦汉时期该区生态环境的记载极少,基于现有的文献考证无法确知其生态背景,因此争论颇多,早期研究中赵永复等[10,11,14]人的讨论就极具代表性。近年来,随着资料的丰富,技术手段进步,研究渐趋多样化[15,16,17,18,19,20],遗址的意义发掘越来越充分,逐渐认识到毛乌素沙地内部的环境多样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沙地内城址的选址,理论层面上也逐渐抛弃最初沙漠与非沙漠的二分法,城址的环境指示意义因此得到更好的解释[21,22,23,24,25]。然而,纵观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仍在于大多研究在利用遗址重建历史环境时,就毛乌素沙地论毛乌素沙地,遗址环境背景的考证过程中缺少不同空间尺度的对比。本文将空间视角扩大到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46处历史时期遗址）,广泛分析区域内秦汉时期的遗址,对比不同空间尺度遗址的分布特征,尝试揭示毛乌素沙地在秦汉时期的环境背景,其结论或对弱化现有争论有一定助益。
论文中的遗址统一以秦汉时期而论,不再细分,主要是综合遗址特点以及秦汉时期的行政建制。一是汉承秦制,沿用秦代的城池;二是西汉至东汉该区郡县和人口大量减少,东汉只是对部分西汉的城池弃置不用,少有增加遗址的可能。因此重建的遗址格局应主要理解为西汉时期。区域范围界定上,北部、东部和西部以黄河为界,南部不明确划定边界,东南大致以无定河做模糊边界,南部和西南大致以沙地分布范围为界。
2 遗址资料的收集、处理与分析
遗址资料主要通过野外实地考察,并收集地方志书、考古发掘报告、各省/自治区的文物地图集（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省分册、内蒙古自治区分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册[26,27,28]。行政区包括鄂尔多斯全市、陕西榆林市的府谷县、神木县、榆阳区、横山县北部、靖边县北部、定边县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池县北部）、研究者发表的论文等（表1）。本研究主要收集遗址的使用年代、精确位置、面积规模、环境背景四个属性。Tab. 1
表1
表1秦汉时期遗址统计信息表
Tab. 1Inform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the Qin-Han dynasties
| 遗址面积S （单位：104 m2） | 遗址名（面积单位：104 m2） （＃表示本研究实地考察的遗址;*表示该遗址地表尚有的城墙遗存,面积可通过城墙测定;※表示有考古勘察记录,面积采用考古勘察结果;@表示遗址面积实地无法确定,且无细致考古勘测记录,采用相应省份的文物地图集记载） |
|---|---|
| 超大型遗址5个（S>50） | 浩绕柴达木古城＃,※（>100）;张家场古城＃,※（>100）;缸房村古城（又名古城滩城址）＃,※（≈100）;葫芦素遗址＃,@（≈100）;水头沟遗址＃,@（≈100） |
| 大型遗址8个 （25<S<50） | 砖窑堡遗址＃,@（≈35）;米家园遗址＃（30）;老米圪台遗址（大保当古城）＃,*,※（30）;前城城址＃,*,※（36）;广衍县古城＃,*,※（≈40,无完整城墙）;吉尔庙城址＃,*（42）;左记湾城址＃（面积40。该城面积存疑,文物地图集宁夏分册载边长650 m,实地痕迹很少,因缺少更多记录,疑为周长650 m）;哈勒正壕城址＃,*（28） |
| 中型遗址15个 （9<S<25） | 古城界城址＃,*（18）;榆树壕城址＃,*（20）;敖伦布拉格城址＃,*（24）;苏坝海子遗址＃,@（20）;敖泊淖尔城址＃,*（20）;美稷故城＃,*（22）;古城城址＃,*（14）;十二连城（多朝代城址连接,遗址整体面积大于100,汉代遗址面积不详,采用文物地图集记载）＃,*（10）;古城梁城址＃,*（18）;店塔遗址＃,@（10）;查干呼都嘎音希里遗址＃@（10）;乌兰淖遗址＃,@;杨坦遗址@（10）;沙场遗址＃,@（10）; 敖伦淖遗址＃,@（10） |
| 小型遗址19个 （3<S<9） | 大场子村遗址＃,@（6）;石子湾遗址＃（4.2）;水泉城址＃,*（8）;何家圪台城址＃,*（6.5）;末日吉庆城址＃,*（4.5）;瓦片梁遗址＃（6.5）;崔家畔西遗址＃,@（5）;葫芦素北遗址＃,@（6）;刘油房遗址＃,@（5）;郑家沟遗址@（5）;寨家畔遗址@（5）;润家湾遗址@（4）;坪仑墩遗址@（4）;枣林峁遗址@（5.2）;水地湾遗址@（3.5）;白家梁遗址@（4）; 诺干布拉格西遗址@（5）;诺干布拉格北遗址@（5）; 南梁遗址@（5） |
| 超小型遗址（此处仅含本论文作者实地考察过的遗址） （S<3万m2） | 沙沙滩古城＃,*（1）;城拐子城址＃,*（≈1.5）;城圪梁城址＃,*（1.2）;古城壕古城＃（1）;大昌汗城址＃,*（1）;呼和淖尔城址＃,*（2）;水利古城＃,*（2.5）;木肯淖城址＃,*（1.5）;红庆河城址＃,*（2）;黄陶勒盖城址＃,*（2.5）;奎素城址＃,@（1）;喇嘛河遗址＃,@（1）;摩林河古城＃,@（1） |
| 备注 | 本表中未标注@符号的遗址,除缸房村古城、老米圪台遗址（大保当古城）外,面积为实地考察确定。老米圪台遗址（大保当古城）有专门的考古发掘报告,参考2001年科学出版社的《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道》。缸房村古城未发表的考古调查记录为,残垣东、北、西残城墙尚存,城廓可见,南北长1500 m、东西宽900 m,残墙基宽12~15 m,高约1 m,记录细致,因此采信。表中未包含的超小型遗址面积,均采用各省、自治区的文物地图集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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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址的年代。在资料搜集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对地表遗物观察判断,或周围居民家中收藏初步断定,部分遗址进行了14C测年。结果显示,遗址年代与基于地表遗物判断的时期基本一致。此外,对部分具有歧义的遗址,尽管相关研究认为可能延续秦汉的城池（如统万城[29]）,因地表目前少有秦汉时期的遗物,不在统计之内。
（2）遗址的精确位置。通过野外实地GPS定位确定位置。本文最初的考察从2003年开始,当时的交通条件较差,城址调查效率较低。随着技术发展,遗址的调查变得相对容易。高清影像的利用,更为分析城址规模和周边环境提供了便利。在精确定位遗址的基础上,结合年代数据,利用ArcGIS软件,生成秦汉时期的遗址空间分布图（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鄂尔多斯高原秦汉时期人类活动遗址分布图注：底图采用Google Earth影像,以做环境参照。由影像可知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沙漠/沙地分布范围,其中泛白色区域为沙丘分布区。
-->Fig. 1Distribu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over the Qin-Han dynasties on Ordo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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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遗址的面积。遗址面积的准确性是分析区域遗址空间格局的基础。面积确定主要通过以下方法：对有城墙遗存的遗址通过GPS定位后在室内通过遥感影像测量获得,同时获得遗址的形制信息;对没有城墙的遗址通过实地测定遗物的分布范围确定面积;对有细致考古勘探的遗址,尽量搜索原始考察记录,采信原始记录。本研究中实地考察和考古记录查询后纠正了部分遗址文物地图集上的面积记录,如杭锦旗之吉尔庙城址,文物地图集（内蒙分册）[26]记载外墙边长1350 m,内城边长1100 m,实地考察后结合影像解读,清晰辨认出其城墙范围,测得内城面积约350 m×350 m,外城面积约650 m×650 m;榆阳区之缸房村遗址（又名古城滩遗址）,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27]记载面积为4.5万m2,但考古勘测记录是南北长约1500 m,东西宽约900 m;又如鄂托克旗之水泉城址,文物地图集（内蒙分册）[25]记载为边长约1000 m,实地考察边长不足300 m。
（4）遗址周边的环境信息。通过实地考察观察和室内遥感影像补充分析。主要明确遗址周边的水环境、地貌背景和沙漠化现状[24,25]及可能发生过的环境变化。
3 人类活动遗址的空间格局
3.1 遗址的规模结构
遗址的规模是反映城内居住人口规模直接指标,也是区位重要性的指示器。从区域城镇体系来说,一个较完整的区域内总会在几个位置形成少量较其他城址规模大许多的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从而承担区域中心功能。不同时期,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的速率影响,不同区域的区域中心在规模和空间分布等各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将遗址面积分为五个级别,分别为50万m2以上（超大型遗址）,25万~50万m2（大型遗址）,9万~25万m2（中型遗址）,3万~9万m2（小型遗址）,0~3万m2（超小型遗址）,并制作人类活动遗址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图（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鄂尔多斯高原秦汉时期人类活动遗址规模结构空间布局图（<3万m2的遗址名称未在图上标注）
-->Fig. 2The scale structure of Qin and Han archaeological sites on the Ordos Plateau（Names of sites less than 30000 m2 are not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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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明,超大型遗址共5座,分别是杭锦旗的浩绕柴达木遗址、伊金霍洛旗的水头沟遗址、盐池县的张家场遗址、榆林的缸房村遗址和神木县的葫芦素遗址。尽管面积划分为>50万m2,实际上这几个遗址的面积均接近100万m2或超过100万m2,基本是大型遗址面积的两倍以上,从规模上来说,具有首位度效应。空间位置上,超大型遗址形成了环绕毛乌素沙地外围分布的空间格局。大型遗址8座,其中5座分布在毛乌素沙地的外缘地带。另外3座分别是北部的哈勒正壕遗址、东侧靠近黄河的前城遗址,及广衍县古城遗址。除左记湾城址外,其他大型遗址均与超大型遗址有一定距离,符合城镇分布的一般规律。就左记湾城址而言,实际测算距张家场遗址约4 km,实地考察已无法确知该城址地表遗物的确切分布范围。从分布模式来看,不符合城镇地理理论,中国文物地图集（宁夏分册）[28]中的记载边长650 m或指的是周长,有待今后的进一步考证。中型遗址15座,分布以鄂尔多斯高原东北部为主。但毛乌素沙地的腹地存在3个中型遗址,分别是西部的敖伦淖遗址、中部的敖泊淖尔城址和杨家滩遗址。3万~9万m2小型遗址的分布与中型遗址的分布类似,但毛乌素沙地中部缺少。小于3万m2的遗址数量最多,这类遗址或为军政、驿站、聚落所在,仍以高原东北部和毛乌素沙地边缘分布最多。
3.2 遗址分布的空间格局
（1）整体结构利用ArcGIS的密度分析功能,基于遗址面积和遗址点的位置信息生成遗址的核密度空间格局图（图3）。由图3可见,鄂尔多斯高原的城镇集中在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的中间地带及鄂尔多斯高原的东部地带,并形成典型的十字型城镇空间结构,十字轴线附近集中了80%以上的遗址。十字轴线之外,西南部存在以张家场遗址为中心的核心区和以砖窑峁遗址为中心的次核心区。十二连城城址[30]、敖伦淖城址、敖泊淖尔城址、杨家滩遗址这四个点,尽管单个遗址归为中型遗址,但相邻区域内缺少大、中型遗址的连接,只是小范围内的独立中心。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基于遗址面积生成的遗址核密度格局图
-->Fig. 3Core density of Qin and Han archaeological sites on the Ordos Plateau, based on the area of the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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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字轴线
十字轴中心区包括2个超大型遗址,分别为北部的水头沟遗址和南部的葫芦素遗址。这个区域一直是鄂尔多斯高原的居住核心,史前时期已发现的重要遗址包括旧石器时期乌兰木伦遗址[31],新石器时期朱开沟遗址[32],这两个遗址在构建中国旧石器文化及新石器青铜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这里仍然是鄂尔多斯高原的区域中心所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和伊金霍洛旗即在此区。表明该区在不同时代相对地位尽管存在变化,就鄂尔多斯高原内部而言,其中心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十字横轴上,东端是以1个大型遗址（前城城址）和6个中、小型遗址及众多超小型遗址组成的遗址聚集区。遗址的聚集或与东侧的西口渡和娘娘滩渡有关。由于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晋陕大峡谷黄河深切,渡口较少,渡口附近往往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城址的密集分布是合理的。十字横轴以浩绕柴达木遗址为中心的聚集区,虽遗址较少,但该区是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的中心。这里作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连接点,无论从军事防御还是区域贸易中心而言,需有一个大型遗址承担此分工,浩绕柴达木城址恰担当了此角色。在十字横轴西端和十字中心的中间地带,还有以吉尔庙城址为中心的次核心区和以末日吉庆城址为中心的北部小型遗址聚集区,起到超大型城镇之间的连接作用。
十字纵轴的北端是以哈勒正壕遗址为中心的遗址聚集区。作为连接北过黄河渡口和鄂尔多斯高原中心区的重要节点,该区除大型遗址哈勒正壕遗址外,超小型遗址密集分布。十字纵轴的南段以缸 房村遗址为中心,该地是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北上的交通必经之地,具备形成超大型遗址的区位条件。
（3）西南核心区
西南的遗址分布相对稀疏,张家场遗址在此起核心作用。张家场遗址即西汉的朐衍县所在,这一结论得到大家公认。但作为西汉时期的普通县,历史文献并无多少笔墨可寻,如此大的规模,且出土物十分丰富,是值得思考的。由历史文献可知,朐衍县得名于朐衍戎,朐衍戎是先秦时期的西戎八国之一,说明该地作为朐衍戎的部落中心具有很长历史。而遗址出土的如“龟兹丞印”“神郡丞印”“上郡丞印”等数百枚各种印章和封泥及大量的钱币,牛、驼骨头等[33,34],则显示该遗址西汉时期是连接鄂尔多斯高原与河西地区及南部首都长安的重要贸易中心,来自各地的人流、物流汇集于此,只有较大的规模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此,尽管行政级别不高,超大规模同样是区位选择的必然。
4 遗址空间格局与主要交通线重建
空间上,城镇是点,交通线是轴,通过交通线的连接,区域便成为有机整体[35]。基于此,依托遗址的点密度格局,可初步重建鄂尔多斯高原秦汉时期的主要交通格局（图4）。由于地形、河流等的影响,重建的只是大致线路,并不一定与实际交通线重叠,但结果有利于理解秦汉时期该区的城镇空间结构,从而为揭示更多的历史地理现象提供参考。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鄂尔多斯高原秦汉时期主要交通线重建图
-->Fig. 4Reconstruction of the roads on the Ordos Plateau over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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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南北向交通
秦汉时期,该区北部为边防地带,是战略防御的主要地区,南北向交通是援兵的通道,亦是中原地区和边境地区交流的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无疑是修筑秦直道的地理原因。研究区东部,由遗址空间格局可知,十字纵轴恰可形成一条主要的南北向线路。在纵轴的北端,经过以哈勒正壕城址为中心的遗址聚集区北行就可过黄河,然后抵达汉五原郡（今包头市麻池城址）。《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北巡,“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千余里,威震匈奴”后“还,祠皇帝于桥山,乃归甘泉”,所走线路即此。对比秦直道的研究结果,这条南北交通线北段与秦直道基本重合。但是,秦直道在毛乌素沙地南部的线路存在两种假说[36,37,38]。西线说认为直道从咸阳北上经过定边,然后东北行穿过毛乌素沙地,最后并入该交通干线。东线说与本文重建的东部交通干线基本一致。考虑到从定边向东北行穿过毛乌素沙地中部,这条西线上秦汉时期遗址很少,因此更倾向于认可直道的东线说。但秦直道沿途具体经过哪些遗址,还需要进一步考古确定。
除这条直接北上的道路外,东部另外一条交通线亦不可忽略。即从缸房村遗址出发后,并不直接北上,而是向东北方向抵达靠近黄河右岸的前城城址所在的遗址密集区。这条线路部分与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向基本一致,遗址或与长城有关。这条线路在抵达前城遗址附近区域后,继续北上的道路,一条可直接北行抵达十二连城城址,并过黄河至汉代的云中郡,另一条则向西北行经过纳林镇遗址、榆树壕遗址,最后到达哈勒正壕遗址。后者线路上的两个城址均为中型遗址,其中之一为安置南降匈奴所在的美稷县[39],可见这条线路人类活动也是比较密集的。
西部的道路比较单一,从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道路是以沙场遗址为起点,经张家场遗址北行,过呼和淖尔城址,后沿都思图河畔北上抵达敖伦淖城址,后出现分道。一条直接向北经过水泉城址,抵达浩绕柴达木城址。浩绕柴达木城址作为区域中心来说,从该城直接北上应存在一条过黄河的重要交通线,但该遗址北部秦汉时期遗址点发现很少,无法通过遗址分布格局重建。另一条则是从敖伦淖遗址向东北行,经吉尔庙城址后再北行过黄河。
毛乌素沙地中部遗址点稀少,据此难以构建出一条贯通南北向的交通线路。北部敖泊淖尔城址在空间结构中应起着关键的连接作用,应有南北向道路北上抵达吉尔庙城址。南部因遗址较少,无法构建具体线路,但在唐代是确切存在的。《新唐书·地理志》援引贾耽所考：“夏州北渡乌水,经贺麟泽、拔利干泽,过沙,次内横刬、沃野泊、长泽、白城,百二十里至可朱浑水源。……。又经步拙泉故城,八十八里渡乌那水,经胡洛盐池、纥伏干泉,四十八里度库结沙,一曰普纳沙,二十八里过横水,五十九里至十贲故城,又十里至宁远镇。又涉屯根水,五十里至安乐戍,戍在河西壖,其东壖有古大同城……”。库结沙即库布齐沙漠,也就是说存在自统万城遗址直接北行过黄河的线路。鄂尔多斯高原汉代的人类活动较唐代大,按理该线路应该存在。
4.2 东西向交通
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作为战略防御前沿,受黄河围合的影响,尤其是西部,黄河湿地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开发的情况下,东西向交通并不发达。从西部过黄河继续向西的线路可以概括为两条,分别为南部经过张家场遗址向西至吴忠附近过黄河,另一条是北部经过浩绕柴达木遗址向西过黄河。北部东西向的线路可认为就是构成研究区遗址空间结构的十字横轴。由于不同遗址间交流的需要,且交通连接一般采取就近原则,因此线路可能存在两条。一条是葫芦素遗址向西经红庆河城址,到古城梁城址或吉尔庙城址后抵达浩绕柴达木城址的线路,另一条从水头沟遗址向西经过末日吉庆城址,继续向西抵达浩绕柴达木城址。至于十字横轴东段从前城遗址聚集区西行至十字轴中心的东西向线路,因该区沟壑纵横,遗址多分布在不同河流的沟谷平坝地区,根据交通选线原则,此区道路多在河谷或黄土梁峁之上,本文仅以一条线路概括。
鄂尔多斯高原南部东西向的交通以张家场遗址为核心,西行不远即到黄河,乃是通往河西地区的重要通道。东行道路,具体走向应从张家场遗址出发经行大场村（奢延县）[29]遗址和苏坝海子遗址。此外,考虑到汉代龟兹县的位置在榆阳区缸房村城址[40],可能存在一条从张家场遗址出发直接东偏北穿过毛乌素沙地的交通线,部分线路或与秦直道西线说重合。
5 遗址分布格局的地理环境指示
从生态格局来说,鄂尔多斯高原现今可分为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高原东部的黄土丘陵山地,以及毛乌素沙地与库布齐沙漠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库布齐沙漠西部以流动沙丘为主,东部以固定沙丘和平沙地为主;毛乌素沙地以固定沙丘为主,流动沙丘以北西—南东向呈条带状主要分布在西南部,条带之间为滩地或盐碱地[41]。毛乌素沙地因其中散布不少历史城址,是历史沙漠化研究的重点地区,也是争论最集中的地区。5.1 库布齐沙漠
秦汉时期库布齐沙漠存在与否争论较少,《水经注》载：“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阳县以南,悉沙阜耳,无佗异山。故《广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无山以拟之”,明确表明沙漠在魏之前就已形成,但具体范围不得而知。现今景观格局表明,库布齐沙漠被十大孔兑（自南向北流入黄河的十条河流）分割成多个台地,秦之九原郡因此得名,说明这些河流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存在。以罕台川（河）为界,以西流动沙丘成片,以东固定沙丘、平沙地为主,少见流动沙丘。罕台川以西河流分割的流动沙丘区恰是七片。遗址分布主要位于罕台川以东,且集中分布在罕台川、东柳沟间的台地上,即城镇空间格局的纵轴北段,其他区域的遗址很少,流沙区几乎没有遗址分布。这一分布模式表明秦汉时期库布齐沙漠的景观格局大体与现在一致,记载中“移沙七所”中“七所”指的应是罕台川以西因河流分割而形成的多片流动沙丘区。文献记载中用“七所”来形容,或表明当时流动沙丘还没有达到今天连接成片的程度,亦即沙漠化土地是不断增加的。5.2 毛乌素沙地
秦汉时期毛乌素沙地存在与否,是历史地理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部分****认为汉代还不存在毛乌素沙地,证据是毛乌素沙地中分布有众多的城池,且文献中有“水草丰茂”的记载。理论上,在不考虑政治、军事等因素的情况下,城镇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密切相关。承载力越高的地区人口密度越大,城镇分布就越密集。已如上述,本区遗址主要集中于沙漠化程度弱、生态风险相对较低[42]的高原东北部地区,且超大型遗址和大型遗址位于沙漠、沙地外部或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之间的中间地带。只有很少的中型和超小型遗址位于现今毛乌素沙地中部。而沙地中心的遗址相互之间比较分散,功能或更趋于交通中转站,如障城或塞城等。就单个遗址的周边背景而言,毛乌素沙地及周边的遗址分布具有近河、近湖特性[24],地貌部位多为向阳面和坡度较小区[21]。实地考察也表明,由于近水、近湖特性的存在,沙地内的城池周边环境一般相对较好,生态环境至今依然。对比现今毛乌素沙地内的居住空间模式,同样可以发现,现在沙地内有乌审旗（嘎鲁图镇）和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鄂托克旗（乌兰镇）等较大型的聚居区,同时还有较多乡镇驻地。因此沙漠内遗址的存在,从不同空间尺度综合来看和古今对比,并不能指代毛乌素沙地在历史时期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更不能指代秦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水草丰茂[43]。从上可见,在研究遗址的环境指示意义时,空间尺度的把握极其重要。遗址的整体格局反映的是区域环境的整体背景,降尺度去指示单个遗址的环境并不合适,以固定沙丘为主的毛乌素沙地更是如此,沙地内部的绿洲区同样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同样,单个遗址的环境背景也不能指代区域地理环境,其选址取决于其区位和小尺度环境状况,尺度外推容易得出全域“水草丰茂”的结论。局部环境和区域环境是个体与总体的关系,分析中需十分谨慎,二者之间不等同更不能相互替代。由此可见,在景观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地区,利用遗址指代过去的环境背景时,必须考虑所指代的空间尺度合理性问题,否则很容易得出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结论。
6 结论与讨论
区域历史人类活动遗址研究是一项十分综合的工作,对这些遗址的深入理解需多学科的共同推进。本文利用现代城市地理学相关理论,分析鄂尔多斯高原秦汉时期全域的遗址空间分布特征,据此重建当时的交通格局,初步阐释遗址空间格局的环境背景指示意义。结果表明,遗址集中分布在高原东部的黄土丘陵山地和毛乌素沙地与库布齐沙漠间的中间地带,空间上呈典型的十字结构。相对而言,毛乌素沙地人类活动遗址十分稀疏,指示了毛乌素沙地在秦汉时期的宜居性不强,早期部分研究认为毛乌素沙地秦汉时期“水草丰美”的认识值得商榷。本文的思路和方法为认识鄂尔多斯高原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的环境状态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今后更好地利用人类活动遗址揭示区域人地关系。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Chen et al. (Reports, 16 January 2015, p. 248) argued that early Tibetan agriculturalists pushed the limits of farming up to 40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We contend that this argumen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growing requirements of barley.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efine past crop niches to create better models for the complex history of the occupation of the plate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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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在采用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百分比法计算黄土高原地区各县级单元人类活动强度基础上，从总体变化、类型时空分异、地域单元变化及空间自相关性四方面分析人类活动强度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92年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为12．48％，2000年达到14．49％，2008年仅上升至14．81％，2000年以前增长相对较快，2000年以后增长明显放缓；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西北低、东南高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区域则随时间发生一定变化，呈现出较低、中等、较低与中等类型交错分布的变化趋势；除黄土丘陵地区人类活动强度较低、低类型大幅度转化为中等类型外，其他五大地域单元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正相关）特征，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东南部的汾渭谷地和豫西北盆地区，低值集聚区大片集中于西北半壁的鄂尔多斯风沙区、黄土丘陵地区以及青东高原山地丘陵区。 . 在采用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百分比法计算黄土高原地区各县级单元人类活动强度基础上，从总体变化、类型时空分异、地域单元变化及空间自相关性四方面分析人类活动强度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92年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为12．48％，2000年达到14．49％，2008年仅上升至14．81％，2000年以前增长相对较快，2000年以后增长明显放缓；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西北低、东南高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区域则随时间发生一定变化，呈现出较低、中等、较低与中等类型交错分布的变化趋势；除黄土丘陵地区人类活动强度较低、低类型大幅度转化为中等类型外，其他五大地域单元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正相关）特征，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东南部的汾渭谷地和豫西北盆地区，低值集聚区大片集中于西北半壁的鄂尔多斯风沙区、黄土丘陵地区以及青东高原山地丘陵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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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正 我国西北部的广大沙漠中,掩藏有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就以不同时代的古城废墟来说,其数目之多,也是很惊人的。其中有的已被发现,有的还沉睡在茫茫沙海中。只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毛乌素沙漠为例,其中已经确知是古城遗址的,就有十余处之多。还有一些古城,虽然见于文献记载,但其遗址所在,至今还渺无踪影。至于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也就是陕北和宁夏的万里长城附近一带,明显易见的城堡废墟,为数更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废墟,包括残存的万里长城在内,都是古代人类在这一地区进行频 . 正 我国西北部的广大沙漠中,掩藏有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就以不同时代的古城废墟来说,其数目之多,也是很惊人的。其中有的已被发现,有的还沉睡在茫茫沙海中。只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毛乌素沙漠为例,其中已经确知是古城遗址的,就有十余处之多。还有一些古城,虽然见于文献记载,但其遗址所在,至今还渺无踪影。至于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也就是陕北和宁夏的万里长城附近一带,明显易见的城堡废墟,为数更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废墟,包括残存的万里长城在内,都是古代人类在这一地区进行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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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 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统万城建成于公元４１９年，废毁于公元９９４年。统万城的兴废，不单单是一个城市的历史问题，而是揭示了北方生态环境敏感带地区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本文在前人工作基础之上，利用大比例尺航空遥感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在复原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的基础上，对建城初期的当地生态环境做了一些初步的复原工作，并探讨了统万城从修建到废毁期间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 . 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统万城建成于公元４１９年，废毁于公元９９４年。统万城的兴废，不单单是一个城市的历史问题，而是揭示了北方生态环境敏感带地区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本文在前人工作基础之上，利用大比例尺航空遥感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在复原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的基础上，对建城初期的当地生态环境做了一些初步的复原工作，并探讨了统万城从修建到废毁期间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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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 本文在追溯唐代六胡州的建置与“灵、夏之间”行政沿革的基础上,通过对内蒙古、宁夏、陕西三省区交界处,即毛乌素沙地西南缘的实地考察,并依据考古与文献资料,初步确定了今鄂托克前旗与盐池县境内的六个唐代古城址与六胡州的对应关系。从古城址的时空分布格局、选址条件、人类活动方式等出发,阐述了六胡州古城址的环境指示意义。唐初六胡州北部已经有比较严重的土地沙漠化问题,而六胡州一带建城时因受早期沙漠化过程的影响,在局部地形部位可能分布有地表积沙。 . 本文在追溯唐代六胡州的建置与“灵、夏之间”行政沿革的基础上,通过对内蒙古、宁夏、陕西三省区交界处,即毛乌素沙地西南缘的实地考察,并依据考古与文献资料,初步确定了今鄂托克前旗与盐池县境内的六个唐代古城址与六胡州的对应关系。从古城址的时空分布格局、选址条件、人类活动方式等出发,阐述了六胡州古城址的环境指示意义。唐初六胡州北部已经有比较严重的土地沙漠化问题,而六胡州一带建城时因受早期沙漠化过程的影响,在局部地形部位可能分布有地表积沙。 |
| [18] | .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desertification of the Mu Us desert, northern China has been pai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tratigraphic evidenc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problem using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wo phases of serious desertification occurred during the last two millennia, one is during the mid-to-late Tang dynasty (about A.D. 800) and the other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about A.D. 1500 1600). Further investigation of the cause of each phase of desertification demonstrates that the former phase of desertifi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abrupt climate change occurring in the mid-eighth century, but the latter, which start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stopped at late 1980s, is not consistent with climatic causation.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human activities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tter phase of desertification. |
| [19] | . 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的环境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明代延绥镇土地利用方式及规模对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影响及其程度,也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从军地类型、分布及数量,可以看出万历时期延绥镇屯垦有巨大发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等方法,揭示了延绥镇近边垦地的利用格局,探明了明万历末年延绥镇36城堡草场地与军垦地分布及数量。万历年间延绥镇近边地区景观的时空特征主要是军事和地理环境共同决定的。万历末至崇祯年间,由于连年战乱及自然灾害,延绥近边垦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抛荒率基本在90%以上。明军垦的发展对此阶段毛乌素沙地南移的影响不大,自然原因可能是毛乌素沙漠变迁的根本原因。 . 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的环境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明代延绥镇土地利用方式及规模对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影响及其程度,也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从军地类型、分布及数量,可以看出万历时期延绥镇屯垦有巨大发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等方法,揭示了延绥镇近边垦地的利用格局,探明了明万历末年延绥镇36城堡草场地与军垦地分布及数量。万历年间延绥镇近边地区景观的时空特征主要是军事和地理环境共同决定的。万历末至崇祯年间,由于连年战乱及自然灾害,延绥近边垦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抛荒率基本在90%以上。明军垦的发展对此阶段毛乌素沙地南移的影响不大,自然原因可能是毛乌素沙漠变迁的根本原因。 |
| [20] | . 通过史籍研究与实地考察 ,证实了统万城的兴废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军事原因 ,同时也有自然环境演化的因素。统万城只是偏居毛乌素沙地一隅的人文活动的烙印 ,其兴废与整个毛乌素沙地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 通过史籍研究与实地考察 ,证实了统万城的兴废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军事原因 ,同时也有自然环境演化的因素。统万城只是偏居毛乌素沙地一隅的人文活动的烙印 ,其兴废与整个毛乌素沙地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
| [21] | . 运用最近邻指数法、空间分析法和耦合分析方法,研究了毛乌素沙地31座汉代古城遗址的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城遗址空间格局与地理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对31处古城址进行点格局分析,得出古城遗址间平均最近邻直线距离为25.5 km,属于凝聚分布模式.汉代古城遗址主要集中在4个集聚区,即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秦长城—秦直道弱影响区(B)、两南集聚区(C)及西北集聚区(D).其中,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是最主要的遗址分布区,占古城址总量的48.4％.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呈西疏东密的分布特征,形成明显的“空间组群”格局.在当时的气候背景下,地貌和水资源等自然因素主要制约城址的选择,而政治、军事和交通区位等人文因素则对古城遗址的数量和空间结构起主导作用. . 运用最近邻指数法、空间分析法和耦合分析方法,研究了毛乌素沙地31座汉代古城遗址的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城遗址空间格局与地理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对31处古城址进行点格局分析,得出古城遗址间平均最近邻直线距离为25.5 km,属于凝聚分布模式.汉代古城遗址主要集中在4个集聚区,即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秦长城—秦直道弱影响区(B)、两南集聚区(C)及西北集聚区(D).其中,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是最主要的遗址分布区,占古城址总量的48.4％.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呈西疏东密的分布特征,形成明显的“空间组群”格局.在当时的气候背景下,地貌和水资源等自然因素主要制约城址的选择,而政治、军事和交通区位等人文因素则对古城遗址的数量和空间结构起主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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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FONT face=Verdana>古城址是研究历史时期区域人类活动及环境变化过程的良好时空坐标。毛乌素沙地中的大多数古城池都建在当时的绿洲之中,对其现状近水条件和分布格局等的研究发现,秦汉以来毛乌素沙地的地表水环境整体呈恶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湖沼湿地的萎缩和消失、外流河下切加剧但水量减小、部分常年河变成时令河、泉眼消失等等,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部水环境的改善现象,突出表现为红碱淖等湖沼在清末民初的出现和扩大。究其原因,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地表水环境的变化,总体上与气候变化过程一致,但清末以来人类开发活动的加剧对地表水环境变化也有重要影响。</FONT> . <FONT face=Verdana>古城址是研究历史时期区域人类活动及环境变化过程的良好时空坐标。毛乌素沙地中的大多数古城池都建在当时的绿洲之中,对其现状近水条件和分布格局等的研究发现,秦汉以来毛乌素沙地的地表水环境整体呈恶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湖沼湿地的萎缩和消失、外流河下切加剧但水量减小、部分常年河变成时令河、泉眼消失等等,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部水环境的改善现象,突出表现为红碱淖等湖沼在清末民初的出现和扩大。究其原因,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地表水环境的变化,总体上与气候变化过程一致,但清末以来人类开发活动的加剧对地表水环境变化也有重要影响。</FONT> |
| [25] | . 统万城筑城环境背景是认识毛乌素沙地北魏时期环境的关键所在。基于野外观察,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已有研究成果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建城时周边的水环境和沙漠化程度是研究的重点。研究结果表明,统万城建城时水环境远好于现在,在统万城东北和西北存在多个湖泊,但单个湖泊面积不大。建城时有可能从西北查干圪台处的湖泊引水至统万城附近,并在沿途人工挖掘形成季节性的小湖。根据现今沙漠化程度划分标准,建城时周边的沙漠化程度属于轻度,局部为中度。本研究提供了认识统万城建城环境的新途径,在明确毛乌素沙地历史环境变化机制中有重要意义。 . 统万城筑城环境背景是认识毛乌素沙地北魏时期环境的关键所在。基于野外观察,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已有研究成果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建城时周边的水环境和沙漠化程度是研究的重点。研究结果表明,统万城建城时水环境远好于现在,在统万城东北和西北存在多个湖泊,但单个湖泊面积不大。建城时有可能从西北查干圪台处的湖泊引水至统万城附近,并在沿途人工挖掘形成季节性的小湖。根据现今沙漠化程度划分标准,建城时周边的沙漠化程度属于轻度,局部为中度。本研究提供了认识统万城建城环境的新途径,在明确毛乌素沙地历史环境变化机制中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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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 “点-轴系统”理论建立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之上,但二者的理论内容和应用目标是不同的.“点-轴系统”理论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分析空间聚集和空间扩散导致“点-轴系统”空间结构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增长极理论及网络开发模式之间的关系. . “点-轴系统”理论建立在“中心地理论”基础之上,但二者的理论内容和应用目标是不同的.“点-轴系统”理论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分析空间聚集和空间扩散导致“点-轴系统”空间结构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增长极理论及网络开发模式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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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 本文针对当前在秦汉直道研究方面的种种不同说法,重新分析有关秦汉直道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调查结果,指出直道南端起始于甘泉,是以甘泉至咸阳间的已有道路为基础,这条道路的南端起点,实质上应是咸阳。根据唐代以前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目前只能完全肯定直道乃是连通云阳(甘泉)和九原两地,但在这两地之间具体究竟怎样连接,并没有特别可靠的证据足以复原。史念海主要依据唐代文献记载对直道路线所做的复原,亦即西线方案,反对者并没有能够提出有力的文献依据,所以,在目前看来,还是一种相对比较可信的说法。 . 本文针对当前在秦汉直道研究方面的种种不同说法,重新分析有关秦汉直道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调查结果,指出直道南端起始于甘泉,是以甘泉至咸阳间的已有道路为基础,这条道路的南端起点,实质上应是咸阳。根据唐代以前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目前只能完全肯定直道乃是连通云阳(甘泉)和九原两地,但在这两地之间具体究竟怎样连接,并没有特别可靠的证据足以复原。史念海主要依据唐代文献记载对直道路线所做的复原,亦即西线方案,反对者并没有能够提出有力的文献依据,所以,在目前看来,还是一种相对比较可信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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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 正 陕北榆林地区,正当毛乌素沙漠的南沿,经常受到风沙的危害。过去有所谓"榆林三迁"的说法,意即榆林自建城以来,为了逃避风沙的威胁,已经三次向南迁移城址。过去这一说法传播很广,并为一些中外地理学家所引用,做为我国西北部沙漠南移的证据。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有人未能分辨这一传说的真伪,客观上起了继续传播的作用。难道榆林城真的曾经向南不断迁移么?来自西北的风沙果真是不可抗拒的么?我国西北部沙漠不断向南侵袭的说法究竟有多少根据呢?面对这些问题,应该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弄清事实,揭示真相,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正 陕北榆林地区,正当毛乌素沙漠的南沿,经常受到风沙的危害。过去有所谓"榆林三迁"的说法,意即榆林自建城以来,为了逃避风沙的威胁,已经三次向南迁移城址。过去这一说法传播很广,并为一些中外地理学家所引用,做为我国西北部沙漠南移的证据。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有人未能分辨这一传说的真伪,客观上起了继续传播的作用。难道榆林城真的曾经向南不断迁移么?来自西北的风沙果真是不可抗拒的么?我国西北部沙漠不断向南侵袭的说法究竟有多少根据呢?面对这些问题,应该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弄清事实,揭示真相,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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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 <FONT face=Verdana>农牧交错带在我国区域生态安全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选择鄂尔多斯市作为研究区域，基于1988年和2000年自然和社会经济数据，通过对景观动态变化及生态脆弱性驱动因素的分析，确定脆弱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建立脆弱性评价模型，在GIS和SPSS软件支持下，运用空间主成分分析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显示,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度脆弱区和中度脆弱区，抵御外界干扰能力较差。生态脆弱性指数的空间分布有从东北、西部向中部逐渐增加的态势，生态脆弱性指数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城市区域、生态本底较为脆弱的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的西部地区。2000年与1988年相比，高度脆弱区分布范围有明显扩大、且连片趋势。其中，东胜区生态质量有所好转，准格尔旗没有较大变化，其他各旗都呈现恶化趋势，尤其以伊金霍洛旗为最。</FONT> . <FONT face=Verdana>农牧交错带在我国区域生态安全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选择鄂尔多斯市作为研究区域，基于1988年和2000年自然和社会经济数据，通过对景观动态变化及生态脆弱性驱动因素的分析，确定脆弱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建立脆弱性评价模型，在GIS和SPSS软件支持下，运用空间主成分分析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显示,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度脆弱区和中度脆弱区，抵御外界干扰能力较差。生态脆弱性指数的空间分布有从东北、西部向中部逐渐增加的态势，生态脆弱性指数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城市区域、生态本底较为脆弱的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的西部地区。2000年与1988年相比，高度脆弱区分布范围有明显扩大、且连片趋势。其中，东胜区生态质量有所好转，准格尔旗没有较大变化，其他各旗都呈现恶化趋势，尤其以伊金霍洛旗为最。</FO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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