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诚固, 刘仲仪Spatial patter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space and living space in Changchun
SHENQingxi, LIChenggu, LIUZhongy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5-11
修回日期:2018-08-20
网络出版日期:2018-11-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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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包括教育、医疗、交通、文体等社会性基础设施,其空间布局、组织模式、供需公平等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研究的热点[1,2]。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运行的重要支撑与城市基本功能的重要体现,其建设完善与空间优化配置对居民生活质量产生直接影响,而居住空间则是城市主要的功能空间和居民主要的生活载体,因此,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协调配置对于提升城市人居环境水平、消除社会隔离、维护社会和谐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3,4]。城市空间格局特征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议题,尤其在城市空间的结构与形态[5,6]、格局与演变[7,8]、扩展与模拟[9,10]、以及功能空间耦合关系[11,12]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本文对于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格局特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西方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研究的重点在于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公平的思考。基于对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讨论,Teitz M于1968年提出了公共设施区位理论,开创了城市地理学研究新领域。总体来看,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选择、供给机制研究阶段[13,14],20世纪70-90年代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模式与空间公平研究阶段[15],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社会结构视角讨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分异与可达性研究阶段[16,17,18]。国内关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研究对象主要围绕教育、医疗和文化娱乐设施,研究内容包含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19]、供给模式[20]、可达性[21,22]、公平性[23]等方面,整体来看,空间数理模型的定量化研究逐渐增多,涉及主题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不足的是,已有研究多侧重于服务设施空间格局与供给关系的探讨,对于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协调关系讨论较少,仅有的涉及二者关联特征的研究成果多以服务设施对房价影响为切入点[24,25],缺乏对于二者空间布局关系以及空间协调性的案例研究,而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协调布局恰是实现城市空间公平与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以长春市为例,选取主要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网点和居住用地、居住小区网点为基本数据,旨在探索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空间布局特征与协调性关系,揭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优化调整提供指导建议。
本文所指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格局特征分析,集中体现在二者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对比与空间关联性特性方面。其创新之处在于,基于城市功能空间协调关系的视角,挖掘详实的空间网点数据,引用多种数量模型,从空间分布形态、集聚特性、“临近性”关系三个方面刻画了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分布特征与协调关系,初步建立城市功能空间协调关系研究的框架。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格局特征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二者空间格局方面的特性与存在问题,进而为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关系提供参考依据,可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与城市功能空间优化理论提供实证研究成果。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长春市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2014年市辖区总人口为365.9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342.4亿元,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面积为344.72 km2。对于整个城市服务网点分布的研究,应包含城市的整个建成区范围。本文以《长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中的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图1）,涵括了中心城主要的建成区和部分城乡连接地域,总面积为612.08 km2。包括南关区、朝阳区、二道区、宽城区和绿园区5个建制区,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个开发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长春市中心城区范围与主要研究地物
-->Fig. 1The distribution of main research objects in the range of central area in Chang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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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是一种非参数的估计方法,广泛应用于点位数据的空间分析之中,其原理主要借助一个移动的单元格对点格局的密度进行估计,获取要素密度变化的图示,输出连续的空间分布结果,反映点位分布的空间相对集中程度[26]。运用ArcGIS软件获取各类网点的KDE分布（考虑到居住小区点位数据难以体现其规模差异,所以居住空间的KDE是基于2015年长春市用地现状图中的居住用地生成的）,并提取居住与各类服务设施KDE栅格值,导入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与显著性检验,得出各类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27],分析城市主要功能空间的形态格局及空间关联性特征。2.2.2 最近邻分析法 最近邻分析法（nearest neighbor indicator,NNI）是统计不同点之间最近距离的均值,该方法以点的距离为基础,主要用于测度点分布整体的集聚与分散程度[28]。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点的个数;min（dij）为点i到最近邻点的距离;d（NNO）为观测的平均最近邻距离;d（NNE）为空间随机分布条件下的理论平均距离;NNI为标准化最近邻距离指数。NNI <1,倾向于集聚;NNI >1,倾向于分散;NNI=1,为随机分布,研究结果通过“z检验”来检验可靠性。
2.2.3 Riley's K函数分析 最近邻指数能够判断各类网点整体的空间集聚特征,但无法判断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集聚特性。Riley's K函数即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是点格局分析的常用方法,按照一定半径距离的搜索圆范围来统计点数量[28],本文运用Riley's K函数分析主要服务设施网点、居住小区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空间集聚模式。计算公式为：
式中：n为点地物的个数;wij（t）为在距离t范围内点i与点j之间的距离;A为研究区面积。在随机分布状态下,L（t）的期望值为0,L（t）与距离t的关系图可以验证依赖于尺度t的点的空间分布格局。L（t）>0,为集聚分布;L（t）<0,为离散分布;L（t）=0,为随机分布。L（t）的置信区间采用Monte Carlo方法求得。L（t）的第一个峰值（偏离置信区间的最大值）可用于度量集聚程度,其所对应的t值用来度量集聚规模。
2.2.4 同位区位商分析法 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s）通常用于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构成地区的专业化部门,在区域经济学、地理学等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29,30]。“同位区位商”（the colocation quotient,CLQ）是区位商的衍生形式,可用于测度不同类别点之间分布的“临近性”程度,Leslie等对同位区位商公式进行了验证和完善,并以菲尼克斯为例分析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问题[31],目前国内文献对这一方法仍鲜有涉及。计算公式为：
式中：CLQA→B指A被B“吸引”的同位区位商,CA→B指A类网点中距B类网点距离近（相对于A类网点本身）的个数,NA和NB分别指网点类型A和B的个数,N为两种网点的总个数。CLQA→B<1,A趋向于远离B;CLQA→B=1,二者呈随机分布;CLQA→B>1,A趋向于靠近B。本研究运用CLQ测度主要公共服务设施网点与居住小区的空间“临近性”关系。
2.3 数据来源
基础教育、基础医疗和公共交通设施是和居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公共服务设施。考虑数据收集的可行性与代表性,本文以小学代表基础教育设施,以社区医院代表基础医疗设施,以公交站点代表公共交通设施。各类网点数据主要来源于腾讯、谷歌、百度等电子地图。由于不同类别电子地图数据略有差异,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综合多种电子地图数据,对于不确定的网点数据进行实地考察,同时参考长春市政府与规划部门颁布的各类文件、网站公布数据（如小学数据参考各区教育网站公布的学区划分方案等信息,社区医院数据参考各区卫生局网站等信息,居住小区数据参考安居客、二手房网站等信息）[32]。共获取社区医院302家、小学178所、公交站点1681个、居住小区790个,结合谷歌地图,确定每个点的经纬度,将所获取网点数据导入ArcGIS 10.0软件进行矢量化,以点要素的形式标注于长春市2015年用地现状矢量图上。居住用地数据主要来源于长春市2015年建设用地现状图,运用ArcGIS 10.0软件平台对数据进行转换、几何配准与纠正,获取居住用地的矢量数据。3 结果分析
3.1 空间形态格局特征
从核密度分析结果来看,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分布形态的差异性与相关性特征并存,居住空间与各类型服务设施空间虽然KDE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但整体上均呈现出了核心区集聚的分布特征。其中,居住空间广泛分布于“4环”内,整体呈“圈层式”分布格局,出现多个KDE高密度组团区域,呈现出“圈层+多中心”形态分布特征（图2a）;小学的中心集聚分布格局特征明显,KDE高密度值主要分布于上海路两侧的老城区（图2b）,与居住空间KDE分布相关系数为0.573,在0.01水平上（双侧）显著相关（检验结果下同）,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社区医院的分布格局与小学较为相似,KDE的极高值片区位于长春大街与亚泰大街交汇的老城区,分布的带状特征明显,沿“青年路—普阳街—宽平大路—前进大街—卫星路”“东风大街—和平大街”分别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带状,整体呈现出“中心+轴状+点状”的空间格局（图2c）,与居住空间KDE分布相关系数为0.695,为较强的相关关系;公交站点分布较为分散,其核密度值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逐渐降低,高新南区、净月区等外围区域的密度值较低,说明新城区的公共交通设施配套仍然滞后（图2d）,与居住空间的KDE分布相关系数为0.718,为强相关关系。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各类服务设施网点与居住用地分布的核密度图
-->Fig. 2The kernel density of all kinds of service facilities networks and residenti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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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心—外围”各圈层的网点分布来看,服务设施网点与居住小区网点分布的“错位”问题突出。利用长春市区4个城市环路将中心城区划分为“核心—外围”5个圈层区域,分析各圈层服务设施网点与居住小区的比例（某环内某类设施网点数占该类设施网点总数的比）数量关系。从比例变化来看（图3）：“1环”内与“4环”以外服务设施网点比例高于居住小区,“1~3环”低于居住小区,说明各类服务设施与居住空间“中心—外围”存在空间“错位”现象,并且这种空间的“错位”以小学最为明显,小学的布局不仅受到政府规划调控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历史发展惯性,老城区仍是基础教育设施集中地域,并且集聚了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而核心区外围广阔建成区域的基础教育设施普遍较为缺乏。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错位”一方面说明服务设施过度集中于城市核心区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城市核心区外围由于居住区稀疏、人口密度较低等原因,导致某些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各圈层服务设施网点与居住小区分布的比例
-->Fig. 3The distribution proportion of service facilities networks and residential areas in different l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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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间集聚性特征
最近邻距离指数结果显示,公共服务设施网点与居住小区网点空间分布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中心城区整体范围内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居住小区的NNI值均小于1.0（表1）,置信水平达到99%,即均表现为显著的集聚分布模式,但集聚程度存在一定差异,集聚程度依次为“社区医院>居住小区>公交站点>小学”。社区医院的NNI为0.575,明显低于居住小区的0.731,表现为较强的集聚特征,反映出社区医院在城市整体空间布局上较为集聚的特性。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历史惯性原因和核心区街道（社区）面积较小等的影响,城市核心区的社区医院分布较为集中;公交站点、小学的NNI分别为0.806、0.878,集聚程度略低于居住小区,主要得益于在空间配置上受政府规划调控作用明显,外围组团、郊区亦具备一定数量的分布,整个中心城区范围内布局相对分散,空间配置相对均衡。Tab. 1
表1
表1各类服务设施网点与居住小区的平均最近邻距离分析参数
Tab. 1The parameters of the NNI analysis of various service facilities networks and residential areas
| 类型 | 社区医院 | 居住小区 | 公交站点 | 小学 |
|---|---|---|---|---|
| NNI | 0.575 | 0.731 | 0.806 | 0.878 |
| z得分 | -14.104 | -14.458 | -15.184 | -3.118 |
| P值 | <0.01 | <0.01 | <0.01 |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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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类网点均呈现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状态,但集聚强度与集聚规模却存在显著差异,反映出各类网点空间分布的差异性特征。借助Crimestat 3.3软件中的Ripley's K函数分析,根据Monte Carlo模拟检验,获得各类服务设施网点与居住小区多尺度空间分布格局特征。结果显示,各类网点的L（t）曲线整体大于上包迹线（图4）,呈集聚分布模式,在99%的置信度上全部通过检验。从集聚的空间特征尺度来看,依次为“公交站点（7508.76 m）>居住小区（6205.09 m）>小学（6133.21 m）>社区医院（5729.23 m）”,集聚规模差异明显,其中公交站点最大,社区医院最小。从相应的L（t）峰值来看,依次为“公交站点（3456.32）>小学（2528.11）>社区医院（2099.43）>居住小区（1605.74）”,集聚强度亦差异显著,各类服务设施网点的集聚强度均明显大于居住小区,其中公交站点的集聚强度是居住小区的两倍多。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各类服务设施网点与居住小区Ripley's K分析
-->Fig. 4The Ripley's K index analysis of various service facilities networks and residenti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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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集聚规模还是集聚强度,公交站点都明显大于居住小区,集聚的模式较为独特,主要由于其“点多、面广”式的分布特性;小学与居住小区的空间集聚模式也存在一定差异,其集聚空间特征尺度对应的L（t）峰值明显大于居住小区,说明在一定空间尺度上,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集聚强度显著大于居住小区;社区医院的集聚空间特征尺度最小,对应的L（t）峰值也明显小于居住小区,说明其空间集聚的规模小、强度低,主要由于社区医院在空间上往往集聚于某些特定的区域（如长春大街两侧）,与最近邻分析、核密度分析结果一致。不论是集聚的整体水平,还是集聚的规模与强度,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均存在明显差异,这固然与各功能网点自身属性的差别有关,但也反映出了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分布的协调性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3.3 空间“临近性”特征
从同位区位商分析结果来看,居住空间具有“临近”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特征,但反之不明显,体现出二者空间分布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地,CLQ居住小区→社区医院、 CLQ居住小区→小学、CLQ居住小区→公交站点分别为1.210、1.176、1.133,均明显大于1.0,说明在空间布局上居住小区具有一定的“临近”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倾向,小学、社区医院的周围、公交站点密集的城市区域往往由于公共服务设施正外部性的影响受到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追捧,居住小区因而较为集中。反过来,CLQ社区医院→居住小区、CLQ小学→居住小区、CLQ公交站点→居住小区分别为0.967、1.018、1.036,均趋近于1.0,即接近随机分布,结果表明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布局上基本不受居住空间的影响。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在布局上受到历史基础、政府调控、交通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居住区的空间格局并非影响其布局的主要因素。如社区医院本身具有较强的集聚特性,在布局上更多的考虑是资源的共享,倾向于在特定区位集聚,导致其布局的“居住区指向性”并不明显。居住小区“临近”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的强度依次为“社区医院>小学>公交站点”,居住小区分布“临近”医疗设施的特征最为显著,说明基础医疗设施对居住空间的分布格局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其次是小学,基础教育设施对居住空间尤其是房价的影响作用显著[25],受子女入学便利性需求驱动,优质教育设施成为社会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随着学区制度的深入实施,基础教育设施对居住空间的影响作用将会进一步加大;最后是公交站点,便捷的公共交通也是影响购房者与房地产商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由于公共交通站点数量较多,空间覆盖面较广,导致其对居住空间布局的影响作用相对不明显。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探索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格局特征与协调关系,从而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调控、城市功能空间优化提供参考目的,利用长春市中心城区的小学网点、社区医院网点、公交站点、居住小区网点以及用地现状图等空间数据,借助ArcGIS 10.0软件平台,引用多种点要素空间分析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格局特征。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空间形态格局来看,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格局差异性与关联性并存,但整体上呈现出了核心区集聚的分布特征,各类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相关性依次为“公交站点>社区医院>小学”,公共服务设施与居住小区“核心—外围”数量关系变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小学与居住小区的“错位”特征最为突出。基础教育设施、医疗设施和公交设施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与居住空间在形态、格局、数量分布上的明显差异表明它们之间的协调性仍存在不足。第二,从空间集聚性特征来看,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均呈现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各类网点的NNI均明显小于1.0,但集聚规模与强度均存在明显差异,同样反映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协调水平仍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不协调是导致服务设施利用率低、生活不便、交通拥堵、空间极化等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促进二者空间协调性的提高是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与“城市病”治理的重要路径。第三,从空间“临近性”特征来看,居住空间普遍存在“临近”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特征,CLQ居住小区→社区医院、CLQ居住小区→小学、CLQ居住小区→公交站点分别为1.210、1.176、1.133,说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对居住空间的布局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反之不明显,反映出二者空间匹配的“非对称性”特征突出。总体来看,长春市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在形态格局、集聚特性、布局关系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公共服务设施的中心集聚特征显著,与居住空间整体的“错位”问题明显,暴露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分布格局的“非协调性”问题突出。因此,促进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在格局与功能方面的双重耦合成为未来城市功能空间调控的重要方面。
总的来看,作为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与居住空间的协调关系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二者空间形态格局整体上存在较大的“偏差”,尤其对于外围大面积的新城、新区而言,仍较为缺乏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供给与需求失衡的矛盾值得警惕。如何优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布局关系,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效率,进而实现供给平衡,成为城市管理与规划者亟需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点调控建议：一是实现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协调配置,促进公共服务设施数量、质量、类型等与居住空间的协调配置,避免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供给与需求的“错位”,同时防止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极化,倡导空间公平。二是对城市核心区过度集聚的服务设施进行疏散,就新城区而言,规划中应综合考虑各类服务设施的需求量并适当预留服务设施用地空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真正起到疏散核心区城市功能的作用,就老城区而言,公共服务设施的高度集中导致严重的服务设施的空间极化与交通拥挤问题,服务设施的“疏散”不仅是其自身空间平衡布局的要求,也是优化城市功能空间结构的重要路径。因此,城市不仅要“退二”,也应选择性地“疏三”。第三,倡导公共服务设施引导下的城市开发模式,公共服务设施的正外部性效应对于提升居住空间的环境与品质意义重大,基于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引导居住空间的扩展是未来城市开发的重要思路,同时也是实现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与需求平衡、避免“空城”“卧城”等现象产生的重要策略。
本文综合测度了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的空间格局特征,但遗憾的是,公共服务设施类型多样,限于数据可得性限制,仅讨论基础教育、医疗设施以及公共交通设施与居住空间的协调关系,未能对城市的行政、文化娱乐网点等展开研究,也未能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与居住空间耦合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基于详实的空间数据讨论城市各功能空间的耦合机理与机制将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程度总体较低,且整体综合公平水平低于大部分单类设施综合公平水平,综合公平程度在空间分布上呈以越秀区和海珠区北部为核心的单中心圈层结构空间格局,不同圈层间综合公平程度差异较大;地理环境、历史沉积、经济发展及转型期制度政策变革是驱动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格局演进主导因素,体现出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城市生态法则"和"专业化决策机制"共同作用的特征。 .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程度总体较低,且整体综合公平水平低于大部分单类设施综合公平水平,综合公平程度在空间分布上呈以越秀区和海珠区北部为核心的单中心圈层结构空间格局,不同圈层间综合公平程度差异较大;地理环境、历史沉积、经济发展及转型期制度政策变革是驱动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格局演进主导因素,体现出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城市生态法则"和"专业化决策机制"共同作用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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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城市空间结构面临关键转型, 相关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研究数量不断增多, 深度不断加强。因此, 有必要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总结, 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 以及与国际相关研究的差距。基于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统计, 将其划分为3 个主要的研究时期:① 20 世纪80-90 年代中期, 为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引入期及国内实证研究的起步期;② 20 世纪90年代中期-21 世纪初, 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积累期;③ 21 世纪初至今, 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总结及新城市空间现象研究的多元化时期。在对各个时期主要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 对比当前国际研究的最新成果, 提出未来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点研究领域应当集中于:转型期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的探讨, 新城市空间现象的深入探讨, 节约型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 城市空间结构深层机制的分析, 中、微观尺度研究领域的开拓, 新研究方法的应用等6个方面。 .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 城市空间结构面临关键转型, 相关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研究数量不断增多, 深度不断加强。因此, 有必要对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总结, 从中找出存在的问题, 以及与国际相关研究的差距。基于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统计, 将其划分为3 个主要的研究时期:① 20 世纪80-90 年代中期, 为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引入期及国内实证研究的起步期;② 20 世纪90年代中期-21 世纪初, 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积累期;③ 21 世纪初至今, 为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总结及新城市空间现象研究的多元化时期。在对各个时期主要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 对比当前国际研究的最新成果, 提出未来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点研究领域应当集中于:转型期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式的探讨, 新城市空间现象的深入探讨, 节约型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 城市空间结构深层机制的分析, 中、微观尺度研究领域的开拓, 新研究方法的应用等6个方面。 |
| [6] | . 以安徽省淮南市为案例,借助国民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和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等资料,以ArcGIS空间分析、SPSS统计分析结果为基础,构建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耦合评价模型,从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响应指数两个方面测度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的耦合过程、特征.结果表明:①在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②产业结构通过生产要素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起着推动作用,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性较强,耦合度介于0.5～0.65之间,呈上升趋势;协调度维持在0.99以上,处于中度耦合良好协调状态.③城市空间对产业结构的响应度经历了增高、降低、再次升高的变化过程,表现为前期和后期高、中期低的“U”型特征.本文还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产业结构生产要素的空间效应和环境效应人手,分析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耦合机理,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形态演化是产业结构演替过程中生产要素通过空间效应作用实现的自我修复结果. . 以安徽省淮南市为案例,借助国民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和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等资料,以ArcGIS空间分析、SPSS统计分析结果为基础,构建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耦合评价模型,从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响应指数两个方面测度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的耦合过程、特征.结果表明:①在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形态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②产业结构通过生产要素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起着推动作用,两者间的耦合协调性较强,耦合度介于0.5～0.65之间,呈上升趋势;协调度维持在0.99以上,处于中度耦合良好协调状态.③城市空间对产业结构的响应度经历了增高、降低、再次升高的变化过程,表现为前期和后期高、中期低的“U”型特征.本文还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产业结构生产要素的空间效应和环境效应人手,分析了煤炭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耦合机理,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形态演化是产业结构演替过程中生产要素通过空间效应作用实现的自我修复结果. |
| [7] | . Based on maps of urban land use in 1979, 1994, 2003, 2008,1 50000 topographic map in 1994 of Xuzhou, with reference to the latest national standards of the land-use status classification (GB/T21010-2007),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was identified into residential land, industrial land,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a vector database of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10m 10m grid database was generated by re-sampling in Xuzhou urban area. Then a spatial study o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f Xuzhou was carried out in the aspects of distance, orient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relationship, using the methods of GIS such as circle-layer and fan-shaped analysis based on the vector database, and spatial rhythm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grid database. The results were obtained as follows. (1) The line charts of distance about all the three typ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had the same process of changing from single-peak to multi-peak; both the crest location and the growth area of industrial and residential land had a trend of developing outward; industrial land replacement was steadily developing from the city center to the outer city; residential land had been decreasing within a scope of 0-5 km from the city centre since 1994; by contrast, the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had not a trend of developing outward and its growth had no continuity. (2)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developed relatively slowly in each orientation; industrial land expanded steadily to the northeast industrial area and the northwest and south outer city; residential land and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expanded rapidly to the beautiful southeast which was set as the dominant orientation of the city. (3)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 three typ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formed a relationship of discrete extension, then a relationship of cohesive extension; under the effect of the heavy industry, the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which developed slowly and served industry to a large degree, and the industrial land displayed a relationship of discrete extens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industrial area and residential land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was relatively distinctive. . Based on maps of urban land use in 1979, 1994, 2003, 2008,1 50000 topographic map in 1994 of Xuzhou, with reference to the latest national standards of the land-use status classification (GB/T21010-2007),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was identified into residential land, industrial land,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a vector database of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10m 10m grid database was generated by re-sampling in Xuzhou urban area. Then a spatial study o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of Xuzhou was carried out in the aspects of distance, orient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relationship, using the methods of GIS such as circle-layer and fan-shaped analysis based on the vector database, and spatial rhythmic analysis based on the grid database. The results were obtained as follows. (1) The line charts of distance about all the three typ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had the same process of changing from single-peak to multi-peak; both the crest location and the growth area of industrial and residential land had a trend of developing outward; industrial land replacement was steadily developing from the city center to the outer city; residential land had been decreasing within a scope of 0-5 km from the city centre since 1994; by contrast, the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had not a trend of developing outward and its growth had no continuity. (2)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developed relatively slowly in each orientation; industrial land expanded steadily to the northeast industrial area and the northwest and south outer city; residential land and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expanded rapidly to the beautiful southeast which was set as the dominant orientation of the city. (3)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 three typ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formed a relationship of discrete extension, then a relationship of cohesive extension; under the effect of the heavy industry, the commercial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which developed slowly and served industry to a large degree, and the industrial land displayed a relationship of discrete extens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the industrial area and residential land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was relatively distinctive. |
| [8] | . <p>通过构建“不同历史时期特殊事件-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模式，以天津市为案例，把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要素与城市空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解释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以特殊事件为切入点，首先把影响天津城市空间演变的特殊事件分为七大要素突发事件、经济政策、城市方针、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这些要素决定了天津城市的经济发展、产业构成、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布局、空间发展走向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住宅类型与分布；然后通过分析各要素里的重大事件对天津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找出各重大事件在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达到二者有机的统一。最后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做了预测。</p> . <p>通过构建“不同历史时期特殊事件-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模式，以天津市为案例，把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要素与城市空间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解释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以特殊事件为切入点，首先把影响天津城市空间演变的特殊事件分为七大要素突发事件、经济政策、城市方针、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这些要素决定了天津城市的经济发展、产业构成、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布局、空间发展走向以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住宅类型与分布；然后通过分析各要素里的重大事件对天津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找出各重大事件在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达到二者有机的统一。最后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天津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做了预测。</p> |
| [9] | . 进行城市空间扩展模拟分析研究,对于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Dyna-CLUE模型进行广州市的城市空间扩展模拟与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到现阶段,政府采取的土地利用数量调控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较为重要,空间区划的引导作用相对不明显;建设用地聚集度持续增大,单位面积内的斑块数则先增后减,二者揭示出的景观特征不完全一致;城市空间是外缘、飞地式和内填式三种空间扩展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1990-2005年以外缘和飞地式为主,在2005-2020年则以外缘和内填式为主,此时新增斑块与原有斑块的建设用地连成大斑块,单位斑块上的建设用地数量呈降势,前后两个时段内,城市由"摊大饼"外延式逐渐转向集约节约的内填式扩展,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初显成效。 . 进行城市空间扩展模拟分析研究,对于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Dyna-CLUE模型进行广州市的城市空间扩展模拟与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到现阶段,政府采取的土地利用数量调控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较为重要,空间区划的引导作用相对不明显;建设用地聚集度持续增大,单位面积内的斑块数则先增后减,二者揭示出的景观特征不完全一致;城市空间是外缘、飞地式和内填式三种空间扩展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1990-2005年以外缘和飞地式为主,在2005-2020年则以外缘和内填式为主,此时新增斑块与原有斑块的建设用地连成大斑块,单位斑块上的建设用地数量呈降势,前后两个时段内,城市由"摊大饼"外延式逐渐转向集约节约的内填式扩展,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初显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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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One of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the study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ing is dissecting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s among the different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types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residential space, industrial space, service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and we take Changchun city as our primary example. The land status maps and other statistics covering the years 2002, 2005, 2008, 2010 and 2012 provide the main data for this article. With the help of ArcGIS, SPSS and other analysis tool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We present two indexes: the Static Coupling Degree (expansion intensity index and coupling coefficient of land use conversion) and Dynamic Coupling Degree (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 — to study the coupling featur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interaction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In this dynamic research process, residential space is the focus of our study. Our research reveals the following: ①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2 to 2012,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in Changchun had still not escaped the ring pattern. Residential space shows excessive expansion, which is incompatible with other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This gives the near field expansion of urban space a low coupling degree. ② Functional urban space coupling shows significant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Both the dynamic and static coupling degrees of the core area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peripheral area,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re area has entered a phase of reconstruction involving greater integration of the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The peripheral area is still experiencing a rapid expansion, with relatively single function like residential districts or manufactory zones. ③ Implementing various coupling degree indexes and using a systematic clustering method and empirical discrimination method, we divide the central city of Changchun into six space types: completely mature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high coupling degree, relatively mature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high coupling degree, new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high coupling degree, relatively stable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low coupling degree, new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low coupling degree and special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low coupling degree. ④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 coupling include multiple influences, such as government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growth, lifestyle chang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expans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rban planning guidance and so on. Among these influences, urban planning plays a vital role as the bridge which allows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gradually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 One of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the study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ing is dissecting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s among the different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types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residential space, industrial space, service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and we take Changchun city as our primary example. The land status maps and other statistics covering the years 2002, 2005, 2008, 2010 and 2012 provide the main data for this article. With the help of ArcGIS, SPSS and other analysis tool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We present two indexes: the Static Coupling Degree (expansion intensity index and coupling coefficient of land use conversion) and Dynamic Coupling Degree (Shannon-Weaver diversity index) — to study the coupling featur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interaction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In this dynamic research process, residential space is the focus of our study. Our research reveals the following: ①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2 to 2012,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in Changchun had still not escaped the ring pattern. Residential space shows excessive expansion, which is incompatible with other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This gives the near field expansion of urban space a low coupling degree. ② Functional urban space coupling shows significant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Both the dynamic and static coupling degrees of the core area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peripheral area,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ore area has entered a phase of reconstruction involving greater integration of the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The peripheral area is still experiencing a rapid expansion, with relatively single function like residential districts or manufactory zones. ③ Implementing various coupling degree indexes and using a systematic clustering method and empirical discrimination method, we divide the central city of Changchun into six space types: completely mature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high coupling degree, relatively mature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high coupling degree, new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high coupling degree, relatively stable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low coupling degree, new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low coupling degree and special functional urban space with a low coupling degree. ④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 coupling include multiple influences, such as government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growth, lifestyle chang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expans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rban planning guidance and so on. Among these influences, urban planning plays a vital role as the bridge which allows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gradually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al urban spaces. |
| [12] | . 系统回顾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发展历程,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总结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以此为基础,对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演变阶段及其特征进行了总结,定量计算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空间演变情况,分析广州商务办公空间与城市空间结构的耦合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结构的"多次极化"过程与城市空间多中心化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商务办公空间在城市空间实现外拓后才逐渐呈"马赛克"式内嵌填充发展。而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职能的转变,商务办公空间的扩散可以实现与城市空间形态扩展的同步进行。 . 系统回顾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发展历程,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总结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以此为基础,对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演变阶段及其特征进行了总结,定量计算了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的空间演变情况,分析广州商务办公空间与城市空间结构的耦合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商务办公空间结构的"多次极化"过程与城市空间多中心化趋势基本趋于一致,商务办公空间在城市空间实现外拓后才逐渐呈"马赛克"式内嵌填充发展。而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职能的转变,商务办公空间的扩散可以实现与城市空间形态扩展的同步进行。 |
| [13] | .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社会性服务业的依托载体，是指城市中呈点状分布并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文体、商业等社会性基础设施。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确立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区位、供给效率是研究重点：70年代至90年代，从公共服务的双主体联合供给理论出发，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90年代以来，在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理论基础上，从社会结构视角深层次研究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可达性差异及社会空间分异。 .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社会性服务业的依托载体，是指城市中呈点状分布并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文体、商业等社会性基础设施。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确立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区位、供给效率是研究重点：70年代至90年代，从公共服务的双主体联合供给理论出发，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90年代以来，在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理论基础上，从社会结构视角深层次研究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可达性差异及社会空间分异。 |
| [14] | . No Abstract available for this article. |
| [15] | .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ypes of constraints that limit people's use of public parks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how willing people would be to visit parks given various changes in park operations and programming, and whether these patterns are functions of the separate or interactive effects of age and gender. Data from a survey of 637 non-users and infrequent users of public parks in Greater ... |
| [16] | . |
| [17] | . Abstract Yes Yes |
| [18] | . =02401) adults who received, completed, and returned questionnaires. Road distances to faciliti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02People in low income households, who are more likely to adopt low levels of activity, are least well served by affordable facilities that would enable them to become more active. I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s to meet targets for improving levels of physical activity, it may need to consider how market forces might be creating an in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facility provision. |
| [19] | . 对各个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标准规范的制定思路、设施种类划分、设施规划标准指标调整以及规划标准的演变历程进行详细分析,基于不同社区属性、社区居民的需求变化和需求发展趋势探讨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的设置准则:适用性、动态性和弹性。 . 对各个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标准规范的制定思路、设施种类划分、设施规划标准指标调整以及规划标准的演变历程进行详细分析,基于不同社区属性、社区居民的需求变化和需求发展趋势探讨了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的设置准则:适用性、动态性和弹性。 |
| [20] | .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与社会经济背景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体制综合转型促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其供给主体结构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化政府垄断转向政府公共部门、市场企业组织及社会非营利组织多元参与;在供给主体的制度设计上,供给决策由政治运动主导转向利益驱动,生产与提供机制由一体化转向垂直分离,垂直层级式管理机制也逐步转型为政府主导下的全方位监督。多元化供给主体及多样化机制组合驱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综合变革,是转型期制度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结构——能动性互动机制。 .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与社会经济背景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体制综合转型促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其供给主体结构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化政府垄断转向政府公共部门、市场企业组织及社会非营利组织多元参与;在供给主体的制度设计上,供给决策由政治运动主导转向利益驱动,生产与提供机制由一体化转向垂直分离,垂直层级式管理机制也逐步转型为政府主导下的全方位监督。多元化供给主体及多样化机制组合驱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综合变革,是转型期制度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结构——能动性互动机制。 |
| [21] | . 时间是急救服务的敏感因素,急救服务设施可达性的时空差异对于评估急救设施的选址及急救服务调度的效率,解决公众急救医疗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辅助政府部门的决策都至关重要。交通拥堵是常见的城市问题,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域更为明显,由于交通拥堵带来的时间滞后对急救服务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通过浮动车GPS大数据,分析交通拥堵对广州市中心城区急救医疗设施时空可达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考虑道路实际通行状况的情况下,在交通高峰期,社区的急救医疗服务平均可达时间和最长可达时间分别比采用设计时速计算增加20%和25%。2可达性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急救医疗服务可达性以急救医院为中心,沿着路网向四周呈现衰减趋势。急救医院布局较多、路网密集区域的可达性高,反之则低。交通拥堵对路网密集、行车规则设计复杂以及存在通过性交通流的地区影响显著。3对不同阻抗系数下可达性变化的敏感性分析,发现随着阻抗系数的增大,可达性变化的趋势有所放缓,紧急医疗服务可达性的分异变小;这一变化趋势在交通平峰期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在研究城市中心区域急救医疗服务时,考虑交通拥堵对可达性的影响,需要构建基于实时交通状况的可达性评估模型,合理选择模型参数,优化实时急救医疗服务调度,提升急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 时间是急救服务的敏感因素,急救服务设施可达性的时空差异对于评估急救设施的选址及急救服务调度的效率,解决公众急救医疗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辅助政府部门的决策都至关重要。交通拥堵是常见的城市问题,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域更为明显,由于交通拥堵带来的时间滞后对急救服务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通过浮动车GPS大数据,分析交通拥堵对广州市中心城区急救医疗设施时空可达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考虑道路实际通行状况的情况下,在交通高峰期,社区的急救医疗服务平均可达时间和最长可达时间分别比采用设计时速计算增加20%和25%。2可达性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急救医疗服务可达性以急救医院为中心,沿着路网向四周呈现衰减趋势。急救医院布局较多、路网密集区域的可达性高,反之则低。交通拥堵对路网密集、行车规则设计复杂以及存在通过性交通流的地区影响显著。3对不同阻抗系数下可达性变化的敏感性分析,发现随着阻抗系数的增大,可达性变化的趋势有所放缓,紧急医疗服务可达性的分异变小;这一变化趋势在交通平峰期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在研究城市中心区域急救医疗服务时,考虑交通拥堵对可达性的影响,需要构建基于实时交通状况的可达性评估模型,合理选择模型参数,优化实时急救医疗服务调度,提升急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
| [22] | . 城市公共交通的可达性体现了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水平,该研究为制定城市公共交通规划、优化社会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等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科学支撑。借助ArcGis软件,采用网络分析法,生成了长春市公共交通网络图;以最短可达时间和公共交通的服务频次作为评价指标,将非高峰和高峰时段作为时态的划分依据,探讨了长春市各居住小区和医院之间的可达性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春市居住小区的平均可达时间等级整体水平较高,且非高峰时段优于高峰时段;居住小区的平均可达时间等级在空间上分异显著,呈现出不连续的圈层式分布;可达时间等级越高的居住小区,周边的公共交通服务频次等级越高,但两个等级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致性,且高峰时段的公交服务频次明显高于非高峰时段;各医院在非高峰时段的时间可达性较好,而在高峰时段有了较为显著的下降,不同等级医院的平均可达时间各不相同,但其差异并不显著。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了长春市公共交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优化建议。 . 城市公共交通的可达性体现了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水平,该研究为制定城市公共交通规划、优化社会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等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科学支撑。借助ArcGis软件,采用网络分析法,生成了长春市公共交通网络图;以最短可达时间和公共交通的服务频次作为评价指标,将非高峰和高峰时段作为时态的划分依据,探讨了长春市各居住小区和医院之间的可达性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长春市居住小区的平均可达时间等级整体水平较高,且非高峰时段优于高峰时段;居住小区的平均可达时间等级在空间上分异显著,呈现出不连续的圈层式分布;可达时间等级越高的居住小区,周边的公共交通服务频次等级越高,但两个等级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致性,且高峰时段的公交服务频次明显高于非高峰时段;各医院在非高峰时段的时间可达性较好,而在高峰时段有了较为显著的下降,不同等级医院的平均可达时间各不相同,但其差异并不显著。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探讨了长春市公共交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优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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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 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为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作为稀缺资源的三甲医院与周边房价及人口分布之间关系。结果表明：在东西方向上，小区至医院的距离与小区房价之间有显著的三次函数关系，在0．713km范围内，随着小区距医院的加权距离的增加，房价越来越高。在0．713—2．048km范围内，房价随着加权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在2．048km以外，在研究距离范围内小区房价随着至医院加权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对周边人口分布有明显影响，其辐射范围在2km左右，在0．31km-2km范围以内，随着居委会至儿科医院加权距离的减小，居委会人口密度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三甲医院作为稀缺的医疗资源对人口分布产生明显的集聚效应。但在0．31km处，距离医院最近的居委会样本点的人口密度出现突然下降，远低于周边居委会的人口密度。 . 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为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作为稀缺资源的三甲医院与周边房价及人口分布之间关系。结果表明：在东西方向上，小区至医院的距离与小区房价之间有显著的三次函数关系，在0．713km范围内，随着小区距医院的加权距离的增加，房价越来越高。在0．713—2．048km范围内，房价随着加权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在2．048km以外，在研究距离范围内小区房价随着至医院加权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对周边人口分布有明显影响，其辐射范围在2km左右，在0．31km-2km范围以内，随着居委会至儿科医院加权距离的减小，居委会人口密度呈快速上升的趋势，三甲医院作为稀缺的医疗资源对人口分布产生明显的集聚效应。但在0．31km处，距离医院最近的居委会样本点的人口密度出现突然下降，远低于周边居委会的人口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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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 首先运用UNA测度长春市中心城区交通网络中心性；然后运用KDE法对交通网络中心性与商业网点进行空间插值，将二者转换为同一空间单位，测算二者相关系数，分析各类商业网点与交通网络中心性的空间相关性及二者关系的统计学特征；最后根据商业网点空间分布与交通网络中心性非协调性提出优化措施。究结果表明：交通网络中心性对商业网点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性影响；除生产资料市场外，其余商业网点空间分布与交通网络中心性均有较强关联性；邻近度对大型商场和专业店分布影响较大，大型超市和家居建材商店倾向分布于中间性较高的区域，直达性则是影响消费品市场分布较为重要的因素；其中，大型商场、专业店、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空间分布与交通网络中心性存在非协调性。 . 首先运用UNA测度长春市中心城区交通网络中心性；然后运用KDE法对交通网络中心性与商业网点进行空间插值，将二者转换为同一空间单位，测算二者相关系数，分析各类商业网点与交通网络中心性的空间相关性及二者关系的统计学特征；最后根据商业网点空间分布与交通网络中心性非协调性提出优化措施。究结果表明：交通网络中心性对商业网点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性影响；除生产资料市场外，其余商业网点空间分布与交通网络中心性均有较强关联性；邻近度对大型商场和专业店分布影响较大，大型超市和家居建材商店倾向分布于中间性较高的区域，直达性则是影响消费品市场分布较为重要的因素；其中，大型商场、专业店、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空间分布与交通网络中心性存在非协调性。 |
| [28] | . 以长春市中心城区大型商业网点 调研数据为基础,选取专业店、专卖店、大型商场、大型超市、家居建材商店、综合交易市场六种商业业态类型,运用点模式分析、有序多分类逻辑回归等研究方 法,探讨长春市大型商业网点的区位特征,并解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春市大型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布总体呈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并存的态势,但集 聚现象更显著,并表现出沿城市综合性中心地、商业中心布局的特征;各业态类型网点空间分布差异性较大,且具有不同尺度的空间集聚表现,专业店、大型商场以 小尺度范围的空间集聚为主,集聚程度较低;专卖店和综合交易市场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且后者区位选择的空间尺度范围较大;大型超市在空间上呈均匀离散分 布,家居建材商店仅在小尺度范围内表现出集聚分布;业态类型、土地价格、交通通达性及集聚特征是影响商业网点分布最显著的因素,同类因素对不同业态商业网 点分布的影响程度差异性较大。 . 以长春市中心城区大型商业网点 调研数据为基础,选取专业店、专卖店、大型商场、大型超市、家居建材商店、综合交易市场六种商业业态类型,运用点模式分析、有序多分类逻辑回归等研究方 法,探讨长春市大型商业网点的区位特征,并解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春市大型商业网点的空间分布总体呈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并存的态势,但集 聚现象更显著,并表现出沿城市综合性中心地、商业中心布局的特征;各业态类型网点空间分布差异性较大,且具有不同尺度的空间集聚表现,专业店、大型商场以 小尺度范围的空间集聚为主,集聚程度较低;专卖店和综合交易市场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且后者区位选择的空间尺度范围较大;大型超市在空间上呈均匀离散分 布,家居建材商店仅在小尺度范围内表现出集聚分布;业态类型、土地价格、交通通达性及集聚特征是影响商业网点分布最显著的因素,同类因素对不同业态商业网 点分布的影响程度差异性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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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78 Examine properties of Location Quotient with finite sample size. 78 Location Quotient unbiased as binomial. 78 Location Quotient potentially biased as Poisson. 78 Examine statistical inference based on Location Quotient. 78 Inference may not be appropriate under common data aggregation assumptions. |
| [31] | .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new metric we label the colocation quotient (CLQ), a measurement designed to quantify (potentially asymmetrical) spa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categories of a population that may itself exhibi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We begin by explaining why most metrics of categorical spatial association are inadequate for many common situations. Our focus is on where a single categorical data variable is measured at point locations that constitute a population of interest. We then develop our new metric, the CLQ, as a point-based association metric most similar to the cross-k-function and join count statistic. However, it differs from the former in that it is based on distance ranks rather than on raw distances and differs from the latter in that it is asymmetric. After introducing the statistical calculation and underlying rationale, a random labeling technique is described to test for significance. The new metric is applied to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point data to demonstrate its broad utility. The method expands upon explanatory powers present in current point-based colocation statistics.El cociente de co-localizaci0106n: una nueva medida de asociaci0106n espacial para puntos con datos categ0106ricosEste art0102culo presenta un nuevo indicador denominado cociente de co-localizaci0106n (Co-Location-CLQ). CLQ esta dise01±ado para cuantificar la asociaci0106n espacial (potencialmente asim0108trica) entre categor0102as de una poblaci0106n que en s0102 puede estar espacialmente autocorrelacionada. Los autores comienzan explicando por qu0108 la mayor0102a de indicadores de asociaci0106n espacial categ0106rica son inadecuados para muchas situaciones comunes. En un inicio, los autores analizan una sola variable de datos categ0106ricos (nominales) la cual es medida en varias ubicaciones de una poblaci0106n de puntos de inter0108s. A continuaci0106n, desarrollan el CLQ, como una m0108trica de asociaci0106n espacial de puntos similar a las funciones tipo k (cross-k-function) y el 0102ndice join-count (join count statistic). Sin embargo, CLQ difiere de cross-k-function porque se basa en en el rango o posici0106n jer0103rquica (rank) de las distancias y no en distancias mismas. Por otro lado CLQ difiere de join-count por ser asim0108trico. Despu0108s de presentar el c0103lculo estad0102stico y la l0106gica b0103sica del enfoque, los autores presentan y describen una t0108cnica de etiquetado aleatorio para la prueba de significancia. Finalmente, la nueva medida es aplicada a datos espaciales puntuales econ0106micos y ecol0106gicos con el fin demostrar su amplia utilidad. Los autores concluyen que su nuevo m0108todo ampl0102a las capacidades y el poder de explicaci0106n de los indicadores estad0102sticos de co-localizaci0106n de puntos. |
| [32] | . 以长春主城区6类共2 418个服务设施网点为基础数据,采用ArcGIS 10.1软件,引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圈层分析法等空间计量方法,基于服务设施布局视角讨论了主城区的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结果表明：服务设施网点所折射的城市用地结构以“单中心”集聚为主,同时外围也出现了扩散的再集聚,分层级呈现出“轴向式”与“跳跃式”并存的扩散格局,整体上形成了4级集聚中心;服务设施网点分布与建设用地整体上存在“偏差”,其集聚程度显著高于城市建设用地,“西南—东北”两翼的服务设施网点配套明显不足;服务设施高密度区主要集中于“三环”以内,与建设用地的扩展相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城市外围因服务设施配套不足导致的城市功能缺失问题普遍存在。 . 以长春主城区6类共2 418个服务设施网点为基础数据,采用ArcGIS 10.1软件,引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圈层分析法等空间计量方法,基于服务设施布局视角讨论了主城区的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结果表明：服务设施网点所折射的城市用地结构以“单中心”集聚为主,同时外围也出现了扩散的再集聚,分层级呈现出“轴向式”与“跳跃式”并存的扩散格局,整体上形成了4级集聚中心;服务设施网点分布与建设用地整体上存在“偏差”,其集聚程度显著高于城市建设用地,“西南—东北”两翼的服务设施网点配套明显不足;服务设施高密度区主要集中于“三环”以内,与建设用地的扩展相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城市外围因服务设施配套不足导致的城市功能缺失问题普遍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