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晓梅Not or yes in my backyar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uxury hotels and communitites in Dongguan
LIUMeixin, CAIXiaome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6-20
修回日期:2018-08-31
网络出版日期:2018-11-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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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地域性生活共同体的兴起,城市社区人越发地关心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及其居住品质[1]。邻避效应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在迎合生态转型上重新审视人居环境的重要理论之一,重在分析公众与具有污染性设施在选址、落址上的问题,试图通过探讨设施运行上对居民的负面影响,以及公众对邻避设施反对和抵抗的态势,以彰显和强调空间分配和使用不平等上公众参与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对于人居环境的消极意义解读不应仅仅关注具体形式的物质负外部性方面,也应关注文化层面上的影响,即关注邻避设施所带来的非物质影响。也正是由于人们越发关注城市中社区的居住质量,追求具有更高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的社区。因而,居住其中的社区人往往对邻避设施恨之入骨、群起驱之。对此,****试图从经济、制度和技术维度上解决或缓和邻避冲突[2]。然而在现实中冲突却依然存在,并越演越激烈,如花都垃圾焚烧项目群众上街游行抗议事件、葡萄牙有害废物焚烧厂群众街头示威事件等。迎臂效应的出现似乎也只成为解决邻避效应的一种理想状态,往往被轻描淡写般略过。东莞是以豪华酒店著称的城市,截止2015年,东莞共有78家豪华酒店[3]。遗憾的是如同星星之火的东莞豪华酒店,一度以来都被烙上了“黄色”或者“性服务”等不雅的符号。那么,社区居民对此是如何感知的,他们对这些酒店是否产生邻避冲突?2014年网络平台上更充斥着各种东莞酒店的负面新闻,霎时间放大性地裸露着城市、酒店与社区人的各种冲突,一定程度上负面地影响了周边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那么,在当时邻避冲突凸显以及创建追寻美好社区[4]的矛盾现实下,东莞豪华酒店周边社区居民对东莞豪华酒店又是如何感知的?在时空变化的情景中,他们对于豪华酒店是“请到我家后院来”还是“不要在我家后院”,也就是说到底是产生着“邻避效应”还是“迎臂效应”?社区作为一个利益攸关的共同体,置身其中的人总是希望它越来越好,努力“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5]。那么,东莞豪华酒店对当地社区景观建构及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酒店—社区”是一个不同行动者进行角力的场所,在这一过程中投资主体、政府与其他利益方又起着怎样的作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通过质性研究方法,以“邻避效应”和“迎臂效应”为理论基础,探讨在资本与相关利益作用的影响下,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所展演的互动关系,以期揭示其景观变化背后酒店与社区的互动关系逻辑。
2 “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研究
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yard）,称为“不要在我家后院”,是一种附近居民对具有负外部性效应的邻避设施普遍持反对的现象。关于邻避效应的研究,国内外都比较丰富,这类研究同时也存在几个基本概念,如邻避设施、邻避冲突。邻避设施,是O' Hare在1977年首次提出来的,也被称为“地方上排斥的土地使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LULU）”,通常指一些有污染威胁的设施,如变电站、垃圾掩埋场、发电厂等[6]。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害废物处理设施,如城市区域废物能源转换站和放射性废物处理设施;另一类是清洁能源设施如核电站、风能发电厂等[2]。由于周围居民对邻避设施不满而与政府或者邻避设施承建单位产生的对抗或冲突,则称为邻避冲突。关于邻避效应的研究,从时间轴来看,20世纪80-90年代****们主要讨论邻避设施诸如核电站、垃圾车等具有负面的外部效应的地址选择、影响、冲突及其治理的问题[7,8],对此Greenberg等****开始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研究邻避效应,并提倡民众参与[9]。20世纪以后,随着网络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新能源的开发,****关注社会所出现的新社会现象,从社会网络和传媒宣传等视角研究核电站、风能发电设施等邻避设施,并试图缓解邻避效应[10,11]。对邻避设施产生邻避效应的机理成为研究的热点,邻避效应的成因分析大致有以下三个：一是邻避设施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二是成本与效益的不对称,不公平分布[12],即不平衡的空间地位发展;三是公众邻避设施的风险认知、感知与风险可接受水平[13]。然而,Vittes等认为产生邻避效应不一定要有技术层面、经济层面的理性知识,而可能是一种情绪性反应[14],即邻避情结（NIMBY Syndrome）,就是一种自利的、意识形态的或政治倾向[15],邻避情结所导致的“邻避冲突”显得更为爆发而持久。台湾****邱昌泰等最早提出“迎臂效应（yes in my backyard）”这一学术用语[16]。迎臂效应从表面意思来看,迎臂就是张开双臂欢迎的意思,是指某个地区的居民不反对甚至是欢迎邻避设施在当地建设[17],相对邻避效应,具有更多的正外部性效应,也被称为“请到我家后院来”。在国内这一概念使用尚不广泛,主要使用在对邻避效应治理的回应之中,但往往只将迎臂效应一笔点过,将之作为治理的一种理想方向和目的。Nancy Kalikow Maxwell通过研究发现,图书馆是居民区当中最具有吸引力的设施和景观,远远高于学校、公园或医院,它们对于居民的吸引力如同杂货店和药店一样,尽管居民压倒性地支持和想有图书馆建在“我家后院”,但并非大多数人能够真正实现,图书馆的支持者以此发出心声,呼吁最大化地实现居民图书馆“请到我家后院来”[18]。Anne Bonds则通过种族化理论和邻避主义的地理涉入,以“请到我家后院来”为主导探讨经济发展、种族认同和特权之间的关系,如地方的白人领导提出要把高档白人社区和企业化的监狱请到贫穷的马斯达的奥勒冈镇中心,以重构我家后院的空间形态,同时也以此再度重申白人的优势地位,污名化拉丁裔及美洲原住民,高档白人社区和企业化监狱的到来再生产着不平等的种族地位[19]。在这一过程中,权力与资本无形地起着推动社区迁移与重构的作用。总而言之,相对矛盾展演得比较激烈的邻避效应,而似乎没有矛盾或相对平和的迎臂效应研究在国内外来说相对缺乏。
综上,对于邻避或迎臂效应的国内外研究,大多从设施的正负外部性来探讨其效应的根本原因。如邻避效应,邻避负的外部性,导致利益冲突,进而导致邻避冲突,最终引发邻避效应。已有研究关注邻避设施所产生的“物质垃圾”,而非“精神垃圾”。因此本文拟在邻避效应和迎臂效应研究的基础上,梳理“酒店—社区”的景观类型,同时,探讨东莞豪华酒店隐含的“精神垃圾”对社区居民的影响及其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东莞豪华酒店所产生的邻避或迎臂效应。
3 研究方法
东莞豪华酒店基本遍及32个镇区,是中国镇区上酒店最繁荣的特殊地方（图1）[3],因而也产生了酒店与很多社区成为“邻居”的局面。在豪华酒店发展演变的历程之中,酒店对社区的景观及居民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深远持久的影响,因而本研究选择东莞豪华酒店周边的社区作为研究的案例地,能更为完善地解读酒店与社区之间关系的“意义（meaning）”。“酒店—社区”具体案例地的选择主要根据可进入性、模式的吻合性以及典型性等指标进行。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15年东莞豪华酒店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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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包括面对面访谈、微信访谈及电话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调研时间从2015年8月-2016年3月。作者在此次调研之前,曾多次到达东莞,因为工作和实习的机缘认识了部分当地的酒店人员和居民。在调研中,共四次到达东莞进行调研,包括塘厦镇、虎门镇、莞城区、厚街镇,对这四个镇区的三正半山酒店、龙泉国际大酒店、东莞宾馆、嘉华酒店及其附近的社区居民、村民进行实地调研,重点观察酒店与社区的景观及他们与豪华酒店的日常生活情况,访谈社区人对酒店的态度,酒店对社区人的影响,投资方的投资原因等。除此之外,利用之前所积累的人脉关系,对除塘厦镇、虎门镇、莞城区、厚街镇以外镇区居民（居住在豪华酒店旁）的7人进行电话和微信访谈,以期延伸空间范围,丰富调研资料,增加可信度。2016年3月初,再次去到东莞进行第五次的补充调研,增加了对3名政府人员的补充调研。本文共访谈48人,其中23人是豪华酒店附近社区的居民,5人是非酒店社区的居民,3人是政府人员,15人是酒店人,2人是投资相关人,平均访谈时间超过1小时,在所获信息达到饱和后停止访谈。调研结束后对访谈资料、录音和观察日记进行整理,并按照访谈顺序对不同主体进行编码。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梳理,发现“酒店—社区”宏观景观背后存在更加微观的酒店与社区互动模式,因此接下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是对酒店—社区景观模式进行描述;其次分析社区居民对豪华酒店中“精神垃圾”的反抗与抵制,展演“酒店与社区”中的“邻避”因素;第三,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记忆与想象等几个方面阐释对豪华酒店的“迎臂效应”。
4 “酒店—社区”的景观建构
景观是地区某种独特而真实的“外部表现”,是随着人类活动的作用而不断变化的,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20]。研究发现,东莞豪华酒店所建构的“酒店—社区”景观模式是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大致可以分为四类：“酒店+房地产”型,如塘厦三正半山酒店;“酒店+村庄”型,如虎门龙泉国际大酒店;“酒店+镇中心”型,如厚街嘉华大酒店;“酒店+政府”型,如东莞宾馆。每种类型的空间位置、分布范围、表征的符号意义,以及对社区景观和居民的影响都有着大同小异之处。然而,酒店虽然也有其特殊的“邻避”因子,但却也在这种邻避之中得以快速繁衍发展。景观是一种综合的空间,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21]。以塘厦三正半山酒店为例的“酒店+房地产”型,一方面显著地改变着社区的文化景观,具体表现在景观的美化,包括建筑形式的精美、景观要素的完善、功能分区的细致以及文化意向的积极营造;另一方面,这类景观给特定的群体带来显著的经济价值,给社区带来“直线上升”的房价,而社区也为酒店带来“直线下降”的税收,二者达到双赢。
“酒店与社区的关系,应该是互利互赢吧。尤其是酒店和房地产一起建的,酒店如果和房地产一起建设,酒店可以减低税收,房地产的价格又可以直线上升。比如三正半山,那里的豪苑啊,卖到多贵啊。酒店给房地产带了很大的经济效应,此外,酒店还给附近的社区带来便利,也促使周边的自然环境变得更好,周边的富民社区也会去酒店消费,我觉得相互受益吧！”
——居民23
在城市化进程下,为了适应人类的演变过程,传统聚落、传统文化意象和景观要素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重建,空间内土地被“相继占用”[22]。“酒店+村庄”型的以虎门龙泉国际大酒店为例,乡村土地的开发被用于酒店产业的发展,如同在新石器时代被用于农业和放牧的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片沼泽的湖,顺应着特定时期的景观变迁过程[23]。这种景观变迁实际上在适应社会需求和村庄发展的基础上谋求平衡。具体而言,豪华酒店对于当地的村庄,能够因为酒店购地或与村庄合股带来征地款或分红;而当地村庄也能提供给酒店较低的地价,两种实际上都能获取各自的益处。除此之外,随着豪华酒店在乡村里的涌入,乡村的风貌发生着变化,村庄中凸显而起的豪华酒店让村庄的景观得以美化。作为村庄的居民,他们认为豪华酒店进驻乡村是一种国际化的现象,会倍感骄傲和自豪。
“是啊,这样村民能分红,如果社区有投资进去,酒店挣钱了,村民也能分红,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股份制的……”
——居民14
Ian A Simpson认为区域环境的改变是由社会驱使的[24],是在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作用下产生的。“酒店+镇中心”型的以厚街嘉华大酒店为例,其景观是适应地方发展的产物。相对其他三种类型而言,这种类型的景观带来的变化无论从建筑形式还是环境改造而言都没有其他三种显著,一般这类的酒店都是以商务型酒店为主,与当地社区的景观能融为一体。但是对于当地的经济景观而言,能够产生较大的积极效应,也能带来快速的文化景观,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镇中心往往具有较多的制造业,相对于会产生噪音、污染和外来人员的制造业而言,社区居民更欢迎豪华酒店这类景观。
“我家这边就有好几家五星级酒店,他们主要接待做生意的。酒店都是一块地围起来,所以看起来不会有太大改变,跟我们社区一起来看,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其实也挺融合的。”
——居民6
“酒店+政府”型以东莞宾馆为例,坐落在政府、学校等周边的豪华酒店往往具有更高的要求,包括酒店的选址、与行政单位的距离、酒店娱乐场所、噪声干扰等。景观是人类占有的历史面貌的写本[25],是可见的人类历史,这类酒店通常成为当地的标志性景观,因为对于附近的社区而言,相当于提供了更为完善的设施设备。研究发现,建在政府及事业单位周边的酒店,其建筑形式相对其他类型的酒店较为简单、古老和陈旧,但也更为“干净”（黄色产业）。
“像我们政府单位,有规定几米之内不允许有哪些娱乐场所等设施,但其实附近有酒店也是好事啊,毕竟配套越多越好嘛,东莞宾馆就曾经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而且东莞宾馆也是地标,环境建设好,我们觉得很不错呀。”
——政府30
然而,对于形成的“酒店—社区”景观,其“欢迎”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心理也经历着矛盾纠结的过程。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会表现出“爱恨交加”的情感,如同旅游者对景观变迁的过程既表现出强烈的憎恨感,又会表现出强烈的满足感、依恋感和忠诚感[26]。因为“酒店—社区”景观的建构通常带来房价的直线上涨,对于尚未购房的社区居民或居民的后代,则会面临这一挣扎。然而,相关主体在自我衡量之后,认为豪华酒店带来的利始终胜于弊,因而社区居民最终对于酒店还是表示欢迎和拥抱的态度。如居民3所言,“房价像天那么高,但是呢,酒店跟住宅是在一起的,酒店在半山腰上,晚上灯光很美,三正集团把住宅区和酒店的绿化做的很好,看楼的时候就看上了那里,忍痛买了。”
景观往往隐含着空间内权力主体间的博弈[27]。在“酒店—社区”景观建构的全过程中,实质上也是权力与利益运行的逻辑[28]。资本家总是试图通过无限制的利用地理扩张和地理重建解决资本积累问题以及达到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即哈维所言的“时空修复（spatial fixed）”,他认为城市的发展贯穿着“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两种逻辑[29]。研究发现,酒店的投资方往往具有过剩的资本,对于他们手中过剩的资本他们选择进行酒店产业的投资,这是由于投资酒店有助于升值地价,发展未来的房地产,而且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生产的价值。投资方如同无形的手与政府有形的手为了个人、集体及社会的共同利益,合力推动着“酒店—社区”景观的繁荣发展,对东莞城市的景观建构产生着重要意义。然而,在利益诱导下,政府、投资者、酒店人与社区居民却又面临着又一轮的矛盾、冲突与反抗。
5 反抗与冲突：我家后院的“豪华酒店”与“精神垃圾”
景观作为一种被阅读的文本,一个标识系统,是以一定的空间为载体对社会关系、文化与政治的展示[30,31]。曾被喻为“性都”的东莞如同一个“公开的秘密”,东莞酒店在其特定的地方空间上也表征着其特有的社会文化。然而,酒店中所表征出的“性文化”,在酒店旁边的社区居民看来是腐朽的文化,是精神的侵略。我家后院的“豪华酒店”所产生的美好与“精神垃圾”是矛盾对立的,使社区居民经历着冲突与抵抗。5.1 平静的后院：持久的非暴力反抗
为了改变其用途和空间结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土地会面临着连续不断重组,进而导致景观变迁[32]。传统的商业化景观变迁往往被看做威胁、负面的演变[33],因为传统景观特征的丧失与人类的破坏行为息息相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景观变迁和建构会产生不同的效应,能带来正向效应的景观改变往往会受到社区人的热烈欢迎,如图书馆、杂货店和药店受到国外社区居民的热烈欢迎。研究发现,东莞豪华酒店如同图书馆般,能产生迎臂效应,它能促使当地社区的经济、景观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带来正向的外部效应,因而备受欢迎。但同时它又异于图书馆,因其“精神垃圾”——性文化的存在给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持续的困扰而产生着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的“邻避效应”。非暴力反抗也被称为“市民的不服从”,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依据良心的一种反抗,包括良心上的拒绝[34]。看似平静的后院豪华酒店,却展演着一场场非暴力反抗运动。具体而言,对于女性群体的社区居民,无论是已婚还是未婚的,都表示厌恶、不满意性工作者的存在,不想自己居住的社区甚至城市里有太多色情存在。因为对于一部分有钱的本地人而言,自己的男性伴侣往往会出去酒店“娱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的和谐发展。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酒店黄色产业的存在却让她们表示很无奈,只能实行非形式化的抗争,如表达无奈的反感,做出良心上的拒绝,仅此而已。
“知道啊,小时候父母工作的地方对面有小区,在那时候都是香港人买来包养情人的,在我们本地话说来是‘鸡婆’,虽然有别于性工作者,但从那时起对黄色有了一点概念。后来长大,慢慢听到东莞很多酒店都有小姐。会觉得这些人很反感,觉得这些人好脏,甚至传染疾病破坏家庭,不能接受。”
——居民18
“家里那个经常会去,每次都说应酬身不由己啊,就在附近嘛,先是电话联络,然后酒店开房……希望扫黄啊,但不要每次只是扫到冰山一角！”
——居民11
而对于老一辈的社区居民或家长而言,对于自己社区旁边的所存在的酒店黄色产业,则更是表示痛心疾首和批判,他们认为性工作违背了中国传统“贞操”观念,违反了伦理道德。唯物质时代的现代使老一辈的群体追溯到伦理的起源、道德的起源、法律的监管、思考性的本质、生命的本质[35],并由此用语言从内心中发出批判和反抗。内心上反抗没有伦理道德的酒店黄色产业,行动上更是反对家庭中自己的孩子从事相关的、甚至是无关的酒店一线部门工作,规劝孩子只能从事酒店的二线工作。
“靠出卖身体赚钱,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人性、道德、价值、信仰到底在哪里?听到都觉得毒害啊,没有那次扫黄之前啊,真心害怕影响我的后代……”
——居民23
“在东莞酒店业中,本地人几乎不从事酒店业,大部分本地人也绝不让自己的小孩从事酒店行业,因为他们从骨髓里鄙视这个行业。如果硬是要从事酒店业,对岗位也有清晰明确的要求,例如只从事像采购、人事、财务等二线这样的岗位。”
——酒店人5
景观作为一种文本,更表征着一种文化。社区居民对于东莞豪华酒店表达着爱恨交织的态度和情感,他们认为我家后院的酒店“黄色文化”深刻地毒害和侵略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是一种“精神垃圾”,污名化的酒店行业理应铲除。然而,他们却又“有心而无力”,在这一空间上,只能上演着无数次非暴力的反抗。具体而言,他们爱恨交织的层面,主要是传统贞洁文化与现实黄色文化之间的矛盾,是“我者”与“他者”的矛盾。“我者”必须守住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底线;而“他者”是被阶层化或者说区域优越化淘汰的结果,是与我者隔离的群体。然而,当日常生活的便利性、表面的优越感与“诗和远方”的传统文化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却默默地选择了更多的关注在日常生活层面,妥协现实黄色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但他们内心上却始终无法妥协事关我者的利益,如对于家庭的保护,对于孩子就业的选择上。
5.2 轰动的后院：抵抗与温情共存
情感塑造着社会的文化空间[36],情感对人类的重要也不言而喻,影响着人们过去的认知、现在和未来的认知[37]。2014年2·9东莞扫黄事件新闻播出后,网上唏嘘一片,轰动了整个后院、东莞、中国甚至世界。政府、投资方、酒店人以及社区居民面对轰动的扫黄事件,可谓各方表达己见,呈现抵抗与温情共存的画面。在一片轰动的后院之中,作为我家后院的利益相关者社区居民,既展演着抵抗的力量,也诠释着东莞人的温情。正如访谈对象22所言,“东莞扫黄！我超级赞成扫黄,色情买卖,我一直关注扫黄,对于扫黄,坚持打击！”然而,当有关“东莞扫黄”的负面相关新闻无情痛斥东莞这片大地的时候,作为东莞人的访谈对象22却在原先的抵抗之中形色大变,她言之,“当我看到大家都在批判东莞的时候,我不禁地想挺身而出,所以我也转发了那条微博：东莞不哭,东莞加油！东莞挺住！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在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经验中激发着行动主义的情感因素,也包含对地方特有的情 感[38]。纵使豪华酒店黄色产业给社区居民带来很多日常生活和心理上负面影响,产生负面的“精神垃圾”。然而,当这个空间上的景观面临着消极的放大化的舆论压力的时候,作为这一空间上的居民,与之前强烈的邻避抵抗形成莫大的反差,从抵触的情感变成挺身而出的支持。纵然抵抗,依旧温情所在。本地居民重新诠释了“我者”与“他者”的内涵,如果说平静“后院”的抵抗呈现的是内部“我者”与“他者”的矛盾,那么轰动“后院”的温情展演的是东莞作为“我者”与外部作为“他者”的关系。
同时,国家意志指导下的权利机关自上而下的“扫黄政策”试图重新建构东莞豪华酒店的空间景观发展模式,通过强化和执行扫黄制度巩固酒店空间的合法形态,在这一政策逻辑指导下,重新界定政府人员的意识形态。当地的政府人员,作为扫黄政策的实施者和执行者,也是这场冲突的行动者。然而,面对轰动的后院,作为地方政府也夹杂着复杂的情感,既有美好也有痛。道德沦陷透视着对于人性敬畏和情感的缺失,“精神垃圾”影响着整个城市的文化营造,扫黄因而变得合理与理性。然而,连根拔起根深蒂固的酒店黄色产业却也赤裸裸地痛打了东莞的经济和名誉。他们在矛盾与冲突中寻找理性,在理性中也陷入对地方的深刻情感。
“政府的扫黄活动对于东莞的酒店是短暂的痛,但是能够为未来带来持久的美好,对酒店空间的强制管制是为了地方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政府29
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在接受采访时称,东莞足足牺牲了4年的发展速度,有望在今年迈过这一轮“爬坡越坎”阶段,突破转型升级的“拐点”。
——东莞新闻（2014年01月08日、第一财经日报）
随着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实施,酒店空间在权力管制下加以规范,酒店景观再造,酒店人也随之推演出复杂的思维意识形态。然而,作为东莞酒店人,也在担忧和无奈中重构自身的酒店人身份,用现代眼光审视这后院的利弊,理性衡量“精神垃圾”与“经济效益”的轻重,成为较为积极的能动主体。正如厚街某酒店的人力资源主管言之,“去年人心惶惶,酒店收入几乎砍掉娱乐休闲这块,人力资源方面,娱乐休闲从业大量被裁,2014上半年观望,下半年大部返乡,2015年酒店业回暖,心态渐渐由阴转晴。至于是宁愿它扫黄还是保持以前那样。我觉得不可能一成不变的,顺应时代发展,变则通嘛。”
弥漫着抵抗、悲痛、温情、理智的复杂情调,在错综复杂现实、争议和理想的背后,政府、投资方、酒店人以及社区居民都是“城市共同体”。他们理性上深知酒店苟且偷生的黄色产业是其“精神垃圾”,扫之不足以痛惜而该庆幸,可感性上当舆论与现实痛斥之时,却具有情感的亲近和维护冲动。也许正如朱军所言的空间的“亲缘性”正逐渐聚合,这里才是孕育着希望的“另一度空间”[39]。
6 协商与妥协：豪华酒店“请到我家后院来”
6.1 社区人的日常生活：酒店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日常生活,他们所参与的日常行为和活动的种类往往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不同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不一样的日常生活,正如每一处地方自有其特殊的发展过程,也有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地方生活实践。在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在东莞豪华酒店的衍生和发展历程中,社区人与周边的酒店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他们日常生活体验也相应地发生着日益的改变,酒店成为社区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研究发现,在社区人看来,豪华酒店虽然带来“精神垃圾”,然而它的功能却也恰似超市般的,能为他们带来生活上的便利,喝茶、吃饭、娱乐等,因而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社区人的日常生活,酒店已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方式。然而,豪华酒店却又超越超市的功能,作为大型的城市景观,能为社区甚至当地带来经济效应,尤其体现在以“地租经济”的东莞城市,带动流动人口引进从而达到更多的房子出租。此外,对于老一辈人,尤其是陪伴着酒店成长,消费多年或不能出远门的老人家,更离不开位于“我家后院”的酒店。“我家旁边就有豪华酒店,其实酒店就像超市一样,会给我们带来便利,比如说有朋友来了,可以带他去那里喝茶,吃饭,晚上还可以睡在那边,又近。而且建酒店吧,它是属于大型的固定资产,还可以带动人流,带动房子出租。”
——居民1
“对我的上一辈影响比较多,像我奶奶光顾那里很多年了,她比较喜欢去那里逛逛商场喝喝茶,圣诞节大餐可以在那里吃。”
——居民8
社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丰富的地方性表达,并广泛用于生活空间营造、社会网络拓展、群体意识建构等。研究表明,酒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一日三餐”、娱乐休闲之中。但度假型酒店与商务型酒店对于社区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有细致的差别,对于度假型酒店社区人的日常生活影响除了餐饮,还延伸到他们日常的健身之中,他们借助度假型酒店所营造的良好生态环境,健身设施进行日常的运动健身;相对商务型酒店的社区人而言,影响更多的则是餐饮与娱乐项目,如餐厅、KTV等成为亲朋好友热闹或相聚的地方。此外,部分社区居民也有了就近工作的选择,当地社区的酒店也成为部分人的工作地方。
“爸爸妈妈是医生,比较注重养生,酒店提供了很多健身设施,他们会去游泳,小区业主能享受优惠,也会去附近跑步。小区里面的人都喜欢到三正酒店喝早茶吃自助餐啊,方便。也很多人选择在那里办婚宴、尾牙。”
——居民18
“社区附近的昌明酒店可以供当地居民消费,社区居民或多或少都会进酒店消费。茶楼、各式餐厅、KTV、住宿、理疗等,每逢节假日都会去喝早茶,朋友聚会也会选择酒店这种比较正规的KTV。”
——居民12
酒店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过程。酒店对于社区人的日常生活改变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与相对应的酒店发展期发展着改变。在没有豪华酒店之前,社区人会前往其他更远的地方寻找替代品或次代品,如其他镇区或社区旁边的豪华酒店或者当地社区附近的酒楼。部分访谈者也表示,以前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酒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现在,已发生莫大的改变,已成为日常生活一部分。而在酒店发展的初期,发展中期以及2014年之后的扫黄期,酒店对于社区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是不大一致的。发展初期,由于周边五星级酒店少,会觉得消费太高而不敢去消费;发展中期,酒店不断增多,选择性大且社区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久而久之就成为日常生活消费和娱乐的一个选择,而且,在发展过程中,酒店推出的各种优惠社区居民的措施,服务和产品的日益完善,更为大众化,社区人光顾的频率也更多;而到了轰动的扫黄时期,也并未动摇社区人对酒店正规的常规性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对立面的辩证世界,也因此具备特有的矛盾与张力[40]。对于事件性日常生活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论述的,情感最终冲破理性,“迎臂”最终战胜了“邻避”。
“发展初期,大家都踊跃去尝试酒店的美食,享受酒店的各种服务;发展期,酒店的设施不断更新完善,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食物质量、样式也越来越好,我的忠诚度提高。扫黄期我也继续光顾,对我来说影响倒不大,就是那段时间连KTV和桑拿都查封了,受到一点影响吧。不过扫黄对我那某些男性朋友来说,影响还挺大的,你懂的。”
——居民2
“扫黄之后,酒店干净了,作为村民,我也觉得挺感激的。”
——居民13
酒店,是充满人类经验和意义的空间,每个周边的社区人都注定生活在其中。酒店景观的变迁影响着社区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而社区人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变化也反映着景观的意义变迁过程。日常生活是微小的细节,是微妙的变化,然而却“以小见大”,“对立统一”,成为当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缩影,成为人们生活方式发展变化的体现,并在矛盾对抗之间的协同中求得共存,最终豪华酒店成为社区人的一种日常生活 方式。
6.2 记忆与想象中塑造的酒店情结：请到我家后院来
不管什么形式的记忆,都具有集体性的特征[41]。而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群体的支持[42]。城市中的酒店景观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43],无论是已消亡或还在发展中或正在建起中的豪华酒店也是城市和人们记忆的符码。虽然个人记忆经常是杂乱、破碎,但具有高度的主观性,个人的回忆嵌入于普通人及其日常事情,他们在人与地方场所之间的关系建立中,起着关键作用[44]。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对周边豪华酒店的情结源于过去的生活经验,深深地根植于内心的记忆,使其具有一种特定的归属感、敬仰和情感认同。“我小时候周末父母有时会带我到华侨大酒店喝早茶,对于童年制造了一些回忆,可能小时候对陌生的东西记忆会特别好,这样也成为了长大后一份情感,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回忆吧。”
——居民5
“因为那里也有很多我们的回忆,我老伴的八十大寿,我儿子的结婚酒,孙子的满月酒都在那摆的,况且,毕竟是故乡嘛……”
——居民7
人们关于一个地方的记忆通常都是意化过的,含有和个人、他人、环境相关的感知及情绪因素在内[45]。总的来说,即是由个人情感和社会环境所构成,其形成受到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两个方面同时影响,由感知的主体、被视看的客体以及两方的关系[46],这三者间的关系共同影响忆起的景观感知。从客观的社会环境而言,时空的变化促使酒店也在发生着适时适地的变化,而主观个体对于这些变化也会产生个人情感的变化。研究发现,社区居民的酒店情结源于经验化的主观记忆以及客观的环境——酒店景观。同时,记忆总是在与他人的关联中发生,社区居民的酒店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酒店情结往往与关联他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社区人的情感变化与酒店的兴衰存亡也存在着意义上的关联性,这一群体对酒店的情感会随着酒店的发展阶段、发展变化以及兴盛衰落而产生微妙而深刻的情感变化。
“我在这住了很多年,也见证了这酒店的诞生与发展,是这边最高档的酒店了,想想我还是会因为酒店的发展起落而产生一些情感的变化,毕竟我们（和我老伴、孩子、朋友等）光顾它这么多年,它发展得好我会开心,它如果运作不下去,我可能会伤心。”
——居民19
“我挺想家附近那个没开张的希尔顿快点建成的,很高大上的感觉,我是真的看着它‘长大’,看着它一点点拔地而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装修得很漂亮,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但我觉得我不仅仅是一个过客跟路人,因为我想去那里工作,从它开始建的时候我就这么想,所以说,它建在我家旁边我很开心。”
——居民16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彼此共处的一个社区的想象[47]。研究发现,社区人对于尚未有豪华酒店的社区是否“请到我家后院来”这一问题的回答大多是依据一种“想象的”感知和判断过程而完成的。在这一想象的过程中会伴有由于不利因素（黄色、房价）而产生的“杂糅感”和“抵抗欲”,然而源于社区主体认为酒店能够带来更大的效益,如方便生活,提高房价等,因而最终会战胜这些“杂糅感”和“抵抗欲”。
“我家附近没有豪华酒店……黄色嘛,没有当然最好,干净点好啊,如果有的话,还是希望豪华酒店就建在我们社区里,喝早茶吃饭什么的都方便,重点是能提升我们社区的房价！但是提得太高,怕孩子买不起啊,不想我儿子住得离我太远,这么说,都想早点买好了,哈哈。”
——居民25
文化地理学将物质世界与想象世界辩证的联系在一起,以探讨空间中景观的真实意义[48]。此外,人们对于地方景观的想象过程中会根据自身或他人的社会经验和个人感情被诗意化地、想象性地再生产和再加工的[49],社区居民对于酒店形象的建构过程也是一种想象性的,再生产和再加工的。研究表明,尚未建有豪华酒店的社区居民衡量是否要在自己社区也建有豪华酒店是依据其他镇区或社区因建有酒店已带来的积极的经济效应、便利性以及良好的环境作为主要的考虑要素,而在这过程中经济状况成为矛盾争议和化解中的决定性力量。
“希望建在我们社区里啊,那样有人来住应该也可以提高附近的一些经济收入,能带动周边配套,像我们隔壁镇那样也挺好的……”
——居民24
酒店景观不是冰冷的几何空间和建筑物,它们承载着人类丰富的情感。纵使东莞豪华酒店在某个时空上带来了持久的“精神侵略”,影响着社会空间积极的文化营造,但东莞社区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经验、地方景观的往日、地方特有的情感以及对于景观的美好想象战胜了酒店所产生的“邻避效应”,这次交织的复杂因素共同塑造了社区居民深深的豪华酒店情结,形成“请到我家后院来”的社区与酒店共存画面。
7 结论与讨论
新文化地理学旗帜鲜明地强调物质性、主体性对文化世界形成、维护和转型的意 义[51],关注主体的情感、文化的多元和物质的符号意义。“请到我家后院来”或“请不要到我家后院来”实际上展演着复杂的物质、主体与情感的关系。本文以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互动关系为例,探讨高度商业化的酒店空间与周边社区的互动关系模式,并分析在此过程中所展演的邻避和迎臂效应。首先,本文总结东莞高星级酒店与社区的互动关系模式。研究发现：权力、资本与相关利益者共同推动着“酒店—社区”关系建构的全过程,其中政府与投资方发挥着强大的推动力量,正如“一个闭门造车就可能成功的乌托邦”[52]。东莞豪华酒店的发育与成长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于国家、地方政府和投资方力量之外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四种模式的“酒店—社区”关系建构,分别是“酒店+房地产”型、“酒店+村庄”型、“酒店+镇中心”型、“酒店+政府”型。多元主体之间的拉锯加速了“酒店—社区”关系的形成,体现政府与商业的主导意义,社区居民的推动力量。
其次,研究丰富和创新了邻避效应和迎臂效应的相关理论成果。一方面,以往人文地理学对于邻避效应的研究对象更多的只关注在具有物质污染或环境威胁的设施上,如垃圾场焚烧厂、核电站等,同时,对于邻避效应的负外部性影响因素的讨论往往集中在社会层面上经济利益的失衡、生态环境层面上的环境污染以及心理层面上的心理感知[8,9]。本研究发现看似平和的酒店也会产生邻避效应,而“精神垃圾——黄色文化”是造成邻避效应的核心驱动力。另一方面,以往对于迎臂效应的研究往往只成为邻避效应治理理想方案的策略之一。本文从物质和心理层面上丰富了迎臂效应的理论,提出酒店房地产成为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迎臂的新兴正外部设施,地方特殊情感和社区主体美好想象共同促进迎臂效应的形成。
第三,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互动关系模式并非是单一和静止的邻避或迎臂效应,而是处在动态过程中,它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与不同的行动者进行多次冲突、协商与制衡而形成的动态关系。此外,迎臂效应并非只是治理上的一种理想方向和目的,“邻避效应”在特定的时空也是可以顺利地转化为“迎臂效应”,二者并非矛盾对立的二元存在,迎臂情结一旦形成甚至能发挥出更为深刻、爆发和持久的效应。因此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邻避或迎臂效应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交织,相互并存的,不能以静止的状态和割裂的方式去看待。
长期以来,地理学的研究中往往只关注冲突和矛盾凸显的邻避效应,把邻避效应作为一个单独的系统进行解释,而忽视美好和谐、似乎没有矛盾的迎臂效应,或是只作为理想治理方案的策略之一。本文尝试将二者置于一个统一的动态系统中进行思考,在社会、生态维度上加入文化与情感的维度重新思考邻避与迎臂效应的理论框架（图2）,以期为人文地理学中分析邻避或迎臂正负外部性的设施关系提供新的思考与尝试。随着新文化地理学对于文化、空间和情感的多尺度转向,在解读社会经济、文化事物,也理应放置在更为宏观、复杂和多元关系的情境中。本文作为质性的个案研究,具有时空意义普适解读的局限性,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继续延展时间节点以丰富邻避与迎臂效应的理论建构。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邻避效应—迎臂效应理论框架
-->Fig. 2Theoretical model of not in my backyard or yes in my backyard
-->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本文描述了社区研究在中国引进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５０年代以后关于“小型社群的实地考察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大社会”这种对社区研究的批评意见，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并力图从新的角度对汉人社区进行研究。实际上，社区研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自身的重要价值。然而，小地方的研究与对大社会的理解，二者间的关系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 本文描述了社区研究在中国引进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５０年代以后关于“小型社群的实地考察不足以代表中国的大社会”这种对社区研究的批评意见，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并力图从新的角度对汉人社区进行研究。实际上，社区研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自身的重要价值。然而，小地方的研究与对大社会的理解，二者间的关系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
| [2] | . 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公共设施的需求不断地增加,而城市居民健康保护意识的增强和邻避设施客观上存在的负外部性,致使邻避设施越来越受到周边居民的强烈抵制,从而产生邻避效应。在调研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邻避效应概念的产生、发展及内涵,着重从相关案例的分析以及社会、管理和心理等方面回顾和讨论了邻避效应的成因,得出利益冲突(空间不均衡的成本——利益分配结构)是导致邻避效应的根本原因,并从经济补偿、制度缓解和工程技术缓解等方面讨论了邻避效应的解决机制。比较分析了国内外邻避效应理论的研究差异,总结了该理论知识的扩散路径。最后对邻避效应研究进行展望,以期望为城市邻避效应的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 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公共设施的需求不断地增加,而城市居民健康保护意识的增强和邻避设施客观上存在的负外部性,致使邻避设施越来越受到周边居民的强烈抵制,从而产生邻避效应。在调研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邻避效应概念的产生、发展及内涵,着重从相关案例的分析以及社会、管理和心理等方面回顾和讨论了邻避效应的成因,得出利益冲突(空间不均衡的成本——利益分配结构)是导致邻避效应的根本原因,并从经济补偿、制度缓解和工程技术缓解等方面讨论了邻避效应的解决机制。比较分析了国内外邻避效应理论的研究差异,总结了该理论知识的扩散路径。最后对邻避效应研究进行展望,以期望为城市邻避效应的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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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The Community of the future Frances Hesselbein, ... [et al.], editors （The Drucker Foundation future series） Jossey-Bass, c1998 : cloth :pb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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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Opinion polls show that public support for nuclear power has declined since the Fukushima crisis began, not only in Japan but also in other nations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oppose nuclear power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but the predominant concern is the perception that it is a risky technology. Some communities that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t even suffer from stigmatization. The nuclear industry has tried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to break down public resistance to nuclear power ncluding information campaigns, risk comparisons, and efforts to promote nuclear power as a solution to climate change. None of these strategies has worked well, mostly because the public lacks trust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Public resistance to nuclear power is likely to continu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site and build new reactors. This resistance may be a major obstacle to the rapid expansion of nuclear power. |
| [8] | . While a large literature exists on the siting of controversial facilities, few theories about spatial location have been tested on large samples. Using a new dataset from Japa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state agencies choose localities judged weakest in local civil society as host communities for controversial projects. In some cases, powerful politicians deliberately seek to have facilities such as nuclear power plants, dams and airports placed in their home constituency. This paper then explores new territory: how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civil society factors impact the outcomes of siting attempts. It finds that the strength of local civil society impacts the probability that a proposed project will come to fruition; the greater the concentration of local civil society, the less likely state-planned projects will be comple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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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 AbstractDue to increased energy demand, Turkey is continuing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introducing nuclear power. Gaining acceptance from local populations, however, may be problematic because nuclear power has a negative image and risk perceptions are complicated by a range of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 the views about nuclear power of school students from three locations in Turkey, two of which have been proposed as sites suitable for nuclear power plants. About half of the student cohort believed that nuclear power can supply continuous and sufficient electricity, but approximately three quarters thought that nuclear power stations could harm organisms, including humans, living nearby. Rather few students realized that adoption of nuclear power would help to reduce global warming and thereby limit climate change; indeed, three quarters thought that nuclear power would make global warming worse. There was a tendency for more students from the location most likely to have a nuclear power plant to believe neg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uclear power, and for fewer students to believe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Exploration of the possible nuclear power programmes by Turkey offers an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risk perceptions of students that affect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
| [11] | . Wind energy is now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energy resource throughout the world.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ate of Texas currently has the largest wind energy capacity with 8797 total megawatts and an additional 660 MW under construction. With this rapid growth, it is important to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wind energy is being perceived by the public. This paper explores three research strands: (i) describing th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f a population in close proximity to a wind farm development, (ii) determining the influence that proximity has on wind energy attitudes, and (iii) determining if the Not-In-My-Backyard (Nimby) phenomenon is appropriate for explaining human perceptions of wind energy. A survey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to explore perceptions of wind energy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general attitudes about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Results regarding general wind energy attitudes signify overall public support for wind energy. In addition, those living closest to the wind farm indicate the lowest levels of support, while those living farthest away indicate much stronger support. Findings support the view that the use of Nimby does not adequately explain the attitudes of local wind farm oppositio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and planning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with a focus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ducation. |
| [12] | . 中国城市社会正面临着两大制度变迁挑战,其一是单位制影响的逐渐弱化,其二是伴随着单位制式微而掀起的社区运动,在这两个向度的影响下,城市公共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也越来越多,比如邻避冲突。论文以美景花园反变电站事件为例,运用"动员能力与反动员能力共时态生产"框架,分析并解释了中国式邻避冲突相区别于其他国家(地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邻避抗议层级螺旋式提升;邻避行动议题难以拓展;邻避冲突双方无法达成妥协。涉及具体利益诉求的邻避冲突的存在是当代中国城市中的常态,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有无冲突,而是能否把这些冲突纳入制度化途径,即建构一种基于"制度缓解"的、恰当的邻避冲突解决机制。 . 中国城市社会正面临着两大制度变迁挑战,其一是单位制影响的逐渐弱化,其二是伴随着单位制式微而掀起的社区运动,在这两个向度的影响下,城市公共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也越来越多,比如邻避冲突。论文以美景花园反变电站事件为例,运用"动员能力与反动员能力共时态生产"框架,分析并解释了中国式邻避冲突相区别于其他国家(地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邻避抗议层级螺旋式提升;邻避行动议题难以拓展;邻避冲突双方无法达成妥协。涉及具体利益诉求的邻避冲突的存在是当代中国城市中的常态,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有无冲突,而是能否把这些冲突纳入制度化途径,即建构一种基于"制度缓解"的、恰当的邻避冲突解决机制。 |
| [13] | . Perceptions of risk from radiation have been studied systematically for about 20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ses the key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from this research with regard to the nature of risk perceptions, the impacts of these perceptions, and the need for communication about radiological hazard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generalisation from research in this area is that there is no uniform or consistent perception of radiation risks. Public perception and acceptance is determined by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radiation is used and the very different reactions to different uses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percept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acceptable risk. |
| [14] | . Abstract Most discussions about public resistance to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siting assume that opponents to the projects—those evincing “not-in-my-backyard” (NIMBY) attitudes—have strong environmental values, insufficient or inaccurate knoeledge, and can be assuaged by managerial input or economic benefits. Yet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person's orientation towards the environment is not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opposing these facilities, and that knowledge generally works to polarize differences rather than collapse them. Prescriptions for dilemma revolve around three strategies: education,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inclusion in management. Yet these prescriptions generally do not work as expected, and siting is delayed or scrapped. We propose that the foregoing assumptions are in some ways inaccurate or wrong, and that NIMBY attitudes have a stronger basis in core cultural values than more immediate instrumental considerations. The case of nuclear power is used as an analogy, since research has shown clearly that presentation of the issue as one of deficient public accountability by capitalist institutions has proved more effective th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evok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or economic efficiency. Technical issues, such as those involving nuclear power and hazardous waste, require intermediaries for most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issues and relate them to their core values. But while there are many continuities between the two issues, we find that there are still opportunities for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hazardous waste to develop different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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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 This article draws from geographic engagements with theories of racialization and NIMBYism to explore connection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al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 investigate the discourses of local white leadership surrounding two interconnected economic agendas crafted with the goal of remaking the central Oregon town of Madras into an upscale, white community, including (1) entrepreneurial prison development, and (2) an urban renewal project emphasizing high-income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emoval of blighted housing. Community leaders framed these developments as essential to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Madras based on its racial makeup and entrenched poverty. White officials promoted prison recruitment and upscale housing development through a normative racial framework that reaffirmed the privileged status of whites, stigmatized Latinos and Native Americans, and (re)produced unequal spaces. Through this empirical focus, I call attention to the centrality of race in economic practices, emphasizing how racialized privilege and marginalization are reproduced through development agendas that give shape to geographies of opportunity and (dis)advant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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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 《发现乡土景观》①一书是美国"乡土景观之父"杰克逊关于文化景观研究的力作。杰克逊建立了美国乡土景观研究的理论框架:两种理想景观———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以及三种景观原型———景观一、景观二、景观三。在此框架下,探讨当代美国乡土景观的典型要素:平面空间、乡村小镇、乡土建筑、可移动房屋、石材与木材、科技风格、新型公园、新田园。该书提出的乡土景观研究方法论、乡土景观内涵的理解等,对当代中国景观研究和景观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 《发现乡土景观》①一书是美国"乡土景观之父"杰克逊关于文化景观研究的力作。杰克逊建立了美国乡土景观研究的理论框架:两种理想景观———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以及三种景观原型———景观一、景观二、景观三。在此框架下,探讨当代美国乡土景观的典型要素:平面空间、乡村小镇、乡土建筑、可移动房屋、石材与木材、科技风格、新型公园、新田园。该书提出的乡土景观研究方法论、乡土景观内涵的理解等,对当代中国景观研究和景观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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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of plant remain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in Slovenian terminology corresponding to Eneolithic or Copper Age, ca. 4300—2300 B.C.) pile dwelling Ho00evarica in the Ljubljansko barje (Ljubljana Moor), Slovenia. This settlement existed between ca. 3650 and 3550 cal B.C. Seeds, fruits, wooden piles, macroscopic charcoal and pollen from the cultural layers were analysed. The remains of domestic plants such as charred grains of Hordeum vulgare (barley), Triticum monococcum, T. dicoccum (einkorn and emmer wheat) and Papaver somniferum (poppy seeds), as well as seeds of weeds such as Chenopodium album-type indicate early cultivation in the area. In addition, numerous remains of nuts and berries, especially of Quercus sp., Cornus mas, Rubus fruticosus and Corylus avellana demonstrate that the gathering of wild plant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ubsistence. Palaeoecological and archaeobotanical data from Ho00evarica further suggest that cleared land was used for agriculture and pastures during the Neolithic, and that different wood was cut for construction and for fuel. The species assemblage from Ho00evarica is very similar to those recovered from northern Alpine lake dwelling sites, however, several new taxa (e.g. Lathyrus sativus, Vicia sp.) appear in the assemblage.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finds is the seed of wild grape (Vitis vinifera ssp. sylvestris), which are the oldest on-site remains of grapevine from Slovenia. |
| [24] | . One little understood aspect of the settlement and colonisation of Iceland is fuel resource use. In this paper we identify fuel ash residues from temporally constrained middens at two contrasting settlement age sites in M vatnssveit, northern Iceland, one high status, the other low status and ultimately abandoned. Fuel residues derived from experimental combustion of historically defined fuel resources are used to provide control for thin section micromorphology and complementary image analyses of fuel residue materials found in the midden deposit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fuel resources utilised at the time of settlement were for both low temperature and high temperature use, and included a mix of birch and willow wood, peat, mineral-based turf and cow dung. There are, however, marked variations in the mix of fuel resources utilised at the two sites. This is considered to reflect social regulation of fuel resources and socially driven changes to local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s that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arly settlement sites in Ice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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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 This note reports on fieldwork conducted in Costa Blanca, Spain, which suggests that regular visitors' tolerance to landscape change has a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and that it is also given form through social conventions ingrained in particular forms of encountering place and conceiving oneself and one's relation with the world.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ecological thresholds tha... |
| [27] | . 以“优雅”著称的广州白天鹅宾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其标志性景观意义在时代变化中不断被建构与重塑。文章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方法,分析时空演变过程中白天鹅宾馆的物质景观、景观的权力表征以及不同主体对景观意义的博弈,从而探讨其景观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意义。研究发现白天鹅宾馆景观揭示了依附其上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其景观意义的演变与权力主体不可分离,不同权力主体的博弈,导致其景观意义在流变中摇摆。研究丰富了政府与旅游企业动态关系的认识,同时引入政治经济的元素来延展景观阅读的理论,为旅游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转型期中国宏观社会变迁与微观景观意义流变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 以“优雅”著称的广州白天鹅宾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其标志性景观意义在时代变化中不断被建构与重塑。文章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方法,分析时空演变过程中白天鹅宾馆的物质景观、景观的权力表征以及不同主体对景观意义的博弈,从而探讨其景观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意义。研究发现白天鹅宾馆景观揭示了依附其上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其景观意义的演变与权力主体不可分离,不同权力主体的博弈,导致其景观意义在流变中摇摆。研究丰富了政府与旅游企业动态关系的认识,同时引入政治经济的元素来延展景观阅读的理论,为旅游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转型期中国宏观社会变迁与微观景观意义流变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
| [28] | . 在乡村地理的相关研究中,景观特质演化的逻辑主线与运行机理未得到充分重视。以蒋巷村为案例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研究方法,以网络结构特征与权力关系为切入点,力图呈现乡村旅游景观特质网络演进过程,并解读其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1蒋巷村景观特质网络密度不断增大,景观特质间联系度持续增强;景观特质网络主题特色整体稳定,高中心度特质波动明显,其中,服务环境和村干部C的名人效应不断凸显,但乡村氛围有所下降。2蒋巷村景观特质演进的背后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两委、政治精英、驻村企业、村民以及当地的资源环境要素等七类主体组成的行动者网络;政府有效引导、精英人物视野以及形式变化下主体的倒逼与自觉成为景观特质演进成功与否的关键;权力格局与利益通道的变化成为角色定义、分配与转换的驱动力量,也成为景观特质网络构建的主要因素。3社会网络分析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抽象关系网络化以及演进形成机制逻辑梳理方面具有适用性。此外,还对景观特质演变与社会空间重构,空间、权力与利益的运行逻辑以及案例背后的制度逻辑进行了讨论。 . 在乡村地理的相关研究中,景观特质演化的逻辑主线与运行机理未得到充分重视。以蒋巷村为案例地,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研究方法,以网络结构特征与权力关系为切入点,力图呈现乡村旅游景观特质网络演进过程,并解读其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1蒋巷村景观特质网络密度不断增大,景观特质间联系度持续增强;景观特质网络主题特色整体稳定,高中心度特质波动明显,其中,服务环境和村干部C的名人效应不断凸显,但乡村氛围有所下降。2蒋巷村景观特质演进的背后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两委、政治精英、驻村企业、村民以及当地的资源环境要素等七类主体组成的行动者网络;政府有效引导、精英人物视野以及形式变化下主体的倒逼与自觉成为景观特质演进成功与否的关键;权力格局与利益通道的变化成为角色定义、分配与转换的驱动力量,也成为景观特质网络构建的主要因素。3社会网络分析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抽象关系网络化以及演进形成机制逻辑梳理方面具有适用性。此外,还对景观特质演变与社会空间重构,空间、权力与利益的运行逻辑以及案例背后的制度逻辑进行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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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Landscapes change because they a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al and cultural forces in the environment. Cultural landscapes are the result of consecutive reorganization of the land in order to adapt its use and spatial structure better to the changing societal demands. Particularly in Europe, history has recorded many successive and even devastating landscape changes, which have left barely any relics today. Today, the changes are seen as a menace, as a negative evolution because they cause a loss of diversity, coherence and identity, which were characteristic for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landscapes that are rapidly vanishing. This growing concern is also expressed in the 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 which will be used as a start for the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Three periods of landscape dynamics are considered: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s before the important changes that started in the 18th century, the landscapes of the revolutions age of the 19th to 20th century, and the post-modern new landscapes.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 driving forces such as accessibility, urba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calamities have been different in each of the periods and affected the nature and pace of the changes as well as the perception people have had about the landscape. Values change accordingly and so does the way of using and shaping the landscape. It is argued that this changing perception also influences what kind and aspects of landscapes are studied, protected and managed. Diversity and identity of cultural landscapes are central in the discussion. It is shown that coherence between small composing elements in a broader spatial context is important for the legibility of the landscape and that the ability to tell the (his)story of a place strongly enhances the identity and the overall value. This offers criteria for inventorying and assessing landscapes, which is needed to define futur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general trends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landscapes are rather well known, planning and managing future landscape remains difficult and extremely uncertain. The processes and management in past traditional landscapes and the manifold relations people have towards the perceivable environment and the symbolic meaning it generates, offer valuable knowledge for more sustainabl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for future landscapes. |
| [33] | . 遗产地旅游开发中的商业化现象越来越普遍,成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宗教型遗产地,其旅游开发的商业化既影响了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选取嵩山少林寺为典型案例,从商业化阶段、产业链形态、旅游景观变迁、旅游世俗化影响等方面,对商业化的演化过程进行刻画与解读;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商业化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的旅游商业化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视角,对客观认知中国宗教型遗产地的商业化开发状态,指导宗教型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 遗产地旅游开发中的商业化现象越来越普遍,成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宗教型遗产地,其旅游开发的商业化既影响了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选取嵩山少林寺为典型案例,从商业化阶段、产业链形态、旅游景观变迁、旅游世俗化影响等方面,对商业化的演化过程进行刻画与解读;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商业化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的旅游商业化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视角,对客观认知中国宗教型遗产地的商业化开发状态,指导宗教型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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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 为什么婚前守贞?又为什么婚前 不需要守贞?贞操观来自于哪里?道德究竟需不需要?性、爱、婚姻之间的本质是什么?道德又来自于哪里?这不是一些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深刻的哲学、伦理 问题。本文从性的本质与道德的起源问题入手,讨论了贞操的本质、起源与历史,最后回归到到底要不要贞操观的问题。从文章指出:我们的社会需要新的道德观 念,并提出了新道德观念的基本原则。 . 为什么婚前守贞?又为什么婚前 不需要守贞?贞操观来自于哪里?道德究竟需不需要?性、爱、婚姻之间的本质是什么?道德又来自于哪里?这不是一些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深刻的哲学、伦理 问题。本文从性的本质与道德的起源问题入手,讨论了贞操的本质、起源与历史,最后回归到到底要不要贞操观的问题。从文章指出:我们的社会需要新的道德观 念,并提出了新道德观念的基本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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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 The discipline of geography often presents us with an emotionally barren terrain, leading to spaces ordered solely by rational principles and demarcated according to political, economic or technical logics. However, this situation is beginning to change, as the recent burgeoning publications and conference session dedicated to emotion, which resulted in emerging "emotional turn" within geography. Four precursors contributed to "emotional turn" are discussed in this context, including body and feminist works, humanistic geographies,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and psychotherapy. As a new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ies, emotional geographies was considered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platform for exploring the spatiality and sociality of emotion, feeling and affect. According to the books and journals related to emotional geographies, seven hot issues are major concerns of scholars at present: climate change and ecology; intimate space; geopolitics of emotion; educational geography of emotion; place and belonging; ethnic and racial geography of emotion; special group. In summary, we hope the work conduc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can shed new light on domestic research upon emotional geography that is rarely presented in domestic research. . The discipline of geography often presents us with an emotionally barren terrain, leading to spaces ordered solely by rational principles and demarcated according to political, economic or technical logics. However, this situation is beginning to change, as the recent burgeoning publications and conference session dedicated to emotion, which resulted in emerging "emotional turn" within geography. Four precursors contributed to "emotional turn" are discussed in this context, including body and feminist works, humanistic geographies,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ies and psychotherapy. As a new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ies, emotional geographies was considered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platform for exploring the spatiality and sociality of emotion, feeling and affect. According to the books and journals related to emotional geographies, seven hot issues are major concerns of scholars at present: climate change and ecology; intimate space; geopolitics of emotion; educational geography of emotion; place and belonging; ethnic and racial geography of emotion; special group. In summary, we hope the work conducted in the present paper can shed new light on domestic research upon emotional geography that is rarely presented in domestic research. |
| [38] | In this paper, we suggest that social scientists' accounts of ‘activism’ have too often tended to foreground and romanticise the grandiose, the iconic, and the unquestionably . Second: in evoking the kinds of small acts, words and gestures which can instigate and reciprocate/reproduce such care. And third: in suggesting how such everyday, affective bonds and acts can ultimately constitute political activism and commitment, albeit of a kind which seeks to proceed with ‘not too much fu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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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总结了景观、记忆与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指出景观、记忆与地方认同联系密切，而且景观与记忆的研究大多与历史文化景观相关。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文章探讨了GIS和认知地图方法在城市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应用，并对佛山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集体记忆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城市化趋势下，从地理学视角，透过对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分析，将有助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持续性地保护和塑造城市地方感。 .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总结了景观、记忆与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指出景观、记忆与地方认同联系密切，而且景观与记忆的研究大多与历史文化景观相关。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文章探讨了GIS和认知地图方法在城市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应用，并对佛山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集体记忆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城市化趋势下，从地理学视角，透过对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分析，将有助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持续性地保护和塑造城市地方感。 |
| [44] | . First page of article |
| [45] |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ollective memory in inhabitants of two twin cities, Lviv (Ukraine, previously Lwów, Poland) and Wroc00aw (Poland, previously Breslau, Germany). Due to territorial change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 the two cities changed their state belonging and—consequently—their populations. This study focused on memory of residence place and 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A sample of 200 participants from three districts of Lviv and 301 participants from four districts of Wroc00aw were investigated on a number of issues, including reported place identity (city district, city, country region, nation, Europe, world, human being), place attachment (apartment, house, neighborhood, city district, city) and place memory (memory of the city, the city district, the street, and the house). Collective memory showed a powerful ethnic bias, equally strong in both cities, but with different underlying mechanisms: predictors of the bias were national identity in Lviv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age) and lack of place identity in Wroc00aw. Place (city) was constructed as national symbol in Lviv, and as an autonomous entity in Wroc00aw. Some evidence was also obtained that the degree to which place attachmen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r-order (national) or lower-order (local) identity predicts the amount of ethnic bias in perceptions of the pre-war past of the two cities. The findings are interpreted within the dual-process models of perception, here applied to perception of places. |
| [46] | . 王志弘等译. . Translated by Wang Zhihong,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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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 . Current local-scale changes in the landscape interweave with larger forces of globalization, time-space compression and media proliferation altering the face of landscape, both rural and urban, around the world. These larger forces span all sectors of human activity and inform a new cultural economy of space, creating new landscape spatialities that require a reformulation of landscape definitions, as well as new conceptual model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his paper aims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is objective by investigating such ongoing change and proposing new conceptual tools for the articulation, analysis and planning of the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t new geographical scales. Perhaps the most significant variable in these new landscape spatialities is geographical connectivity. Landscape may no longer be viewed as a segment of the geographical world—real, perceived or imaginary—but rather as a situated image or system at the interface of different scales of contact with an “observer”. In specific, landscapes today appear no longer spatially enclosed, restricted and tied to locality. Both in terms of function and of symbolism, they are increasingly characterized by processes, forms and signs with external, rather than internal, references. Empirical examples are drawn from the rural landscape of Gree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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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 本文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实态，以发生在一个新型商品房小区中的系列故事为线索，通过追踪和辨析国家在其中的角色、行动轨迹和行动策略，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社会生发与建构，探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自身的变化与国家干预方式的变化是怎样影响社会的生长并改变着国家与社会中各个团体之间的关系的，进而揭示出中国市民社会发育方式及国家一社会关系形态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最重要的差别之所在。 . 本文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实态，以发生在一个新型商品房小区中的系列故事为线索，通过追踪和辨析国家在其中的角色、行动轨迹和行动策略，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社会生发与建构，探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自身的变化与国家干预方式的变化是怎样影响社会的生长并改变着国家与社会中各个团体之间的关系的，进而揭示出中国市民社会发育方式及国家一社会关系形态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最重要的差别之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