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竑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006
The overview of research areas of Chinese Mainland's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CHENXiaoliang, ZHUHo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1-25
网络出版日期:2018-10-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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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聚焦:在“文化转向”的思潮下,批判性地反思和总结了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发展进程和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引,同时对新时代文化革新和发展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1 引言
对学科研究现状进行阶段性的评述和总结有利于在整体范畴上把握相关领域的发展脉络,厘清学科发展思路,反思学科发展问题,促进学科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从诞生之初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路程,其中不乏曲折坎坷的经历。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学科的发展也都进行了诸多评述和反思,然而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与文化地理学依然存有分歧的认识,如周尚意[1]、白凯[2]、张敏[3]、沈丽珍[4]、曾文[5]等都从不同视角对（社会）和文化地理进行了综合评述,虽然有所侧重,但其涵盖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内容却不尽相同。当然,本文并不打算对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进行本体论层面的探讨（如社会文化地理学、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或者对其学科归属问题进行界定,而是从认识论的层面将其看作是一种研究视域和分析框架。它是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对自然、社会、空间、文化等复杂关系系统的再认识和再发展,并且在这一再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其他领域渗透,并融合了不同学科的理论、思潮和方法。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2015年钱俊希等在《地理研究》发表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文章[6]。这是一篇具有特殊意义的论文,不仅仅是对文化地理学术争鸣的回应,更是打开了一个学术对话的空间,并且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内学术圈对（社会）文化地理学发展的再认识和高度的学术关注。换言之,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并吸引了众多眼球。实际上,西方地理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立场对立、厚此薄彼”的现象[7],“新范式或新观点”形成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对“旧有”观点或范式的“排除”和“纯化”过程[8]。不可否认的是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地位在学术界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克朗（Phil Crang）在2015年云南举办的“社会文化地理国际高级研修班”所做的报告中也指出,英国的人文地理学界对文化地理研究也存在“过于理论化、无明确公共政策、脱离经济领域”等批判和误解。溯源来看,社会与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的“火种”孕育在西方语言哲学转向之中,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同时兼容吸引了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思想精髓。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语言看作是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所构成的符号系统[9]。基于索绪尔的理论,文化研究的旗帜性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将权力关系理论引入到文化研究之中,将文化实践活动看作是社会表征系统运作的结果,其中充满着不平等的意义生产、交换和协商的过程,对文化政治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人是生活在意义之网之中的主体,其中不断交织着差异的政治和“文化战争”[11]。建立在批判“索尔学派”研究基础之上的新文化地理学,在“文化转向与实用转向”交互作用的影响下,结合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近年来发展了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情感地理（emotional geographies）、再物质化地理（re-materialization）等新兴领域,知识的生产变得愈发丰富多维[12]。不管怎样,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脱胎于大的地理学领域,而地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是集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于一体的系统科学[13]。地理学的思考横跨了众多领域[14],地理学的研究也更为多元[15],这些多元的社会实践和学术关注都为社会与文化地理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发展地理学,乃至环境研究、生态研究等学科方向的交叉愈发紧密[6],而国内****也在不同场合将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冠以“社会与文化地理”的标签。虽然文化地理****一直都在强调文化过程的社会和空间属性,但是这种指涉更加清楚地指明了文化地理学扎根于社会现实,不断向空间实践靠拢的态势。无论如何,国内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对话、交流的空间正在被逐渐“打开”,而也正是“保持观点的多样性并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开放、沟通与对话”这一特性,才促使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具备了一种无限交错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如同“根茎（rhizome）”空间一般在多维的层面展开[16]。总之,基于上述考量,对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进展进行评述。2 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缘起
中国古代有关人文地理的思想和记述知识极其丰富[17]。然而,伴随着中央王朝的衰落和近代西方作为一个新的“真理和知识中心”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走出了一条曲折的反思之路。在前苏联经验影响下,经济地理学一枝独秀,而人文地理学则被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标签[18]。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自我否定”和“污名化”的伴生品[19]。改革开放以后,在李旭旦先生的倡议下,中国人文地理学进入了全面振兴阶段,除经济地理学之外的分支学科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17]。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人文地理学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一直处在特定的张力之下——与全球化融合的不断增强不断促使地理****强化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这要求****一方面力图同国际接轨加强批判性思想的引进,另一方面要保持本土研究的政治方向正确性。社会与文化地理学领域中,王恩涌编写的《文化地理学导论》[20]、周尚意等编写的《文化地理学》[21]、顾朝林编写的《城市社会学》[22]、柴彦威等编译的《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23]等都是系统性和规范性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对了解当前研究的总体框架和进展提供了总论式的指引。概括来讲,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地”关系研究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早期大量的论著都集中在探讨自然环境与国家或区域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方面。如赵世瑜等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说》较早地从“人地观”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文化的趋异和趋同等时空特点[24]。王会昌所著《中国文化地理》深入剖析了中国文化形成与地理环境特征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中国文化区域的形成过程和规律性[25]。侯仁之所著《黄河文化》以黄河中下游地域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从新石器以来数千年间中华文化的起源与演变过程[26],是一部具有历史特性的文化地理著作。吕拉昌所著《整合、超越与发展：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生态系统研究》[27]和刘沛林所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28]均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环境关系和谐共生的典范之作。与此同时,这个时期的其他一些作品对特定的文化元素进行了空间关系的分析。司徒尚纪所著《广东文化地理》详述了岭南文化的发生、发展、传播及岭南地区的文化景观与文化的地域分异等内容[29],创新了区域文化地理理论的发展,是中国首部区域文化地理的学术性著作。张伟然所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除对湖南的方言、宗教、民风、民俗等的空间作了较好的分析外,还特别对影响湖南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行政区划和历次移民等进行了透彻的分析[30]。在专题性文化地理著作方面,周振鹤等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书中对方言与移民、地理、民俗等关系都做了深入的分析[31],是一项语言地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总结性著作。
回顾来看,早期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都遵循着“自然—文化”“空间—社会”相互独立的视角,以单要素、线性思维分析当前的社会现象,缺乏网络关系和相互建构的分析框架,忽略了空间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建构维度。在文化地理研究中,多从本体论层面上将文化固化为一种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来加以解读,地理单元的划分和边界的确定以及主导文化的特质性分析成为学术研究常态。而在社会地理领域,研究多强调空间结构和品质属性,“只见城市不见人”,较少用定性分析方法解释空间变量背后隐藏的社会关系。不管怎样,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已经初步形成了多维的学科体系和分支派别,并随着学科细化和分工发展,其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但就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来讲,其在整个人文地理学中的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弱小,所在位置相对边缘。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发展势头强劲,渐受到国内****的关注。因此,本文拟从几方面对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进行综观性的概述。当然,必须承认任何对总体进行的维度划分都会存在弊端,造成对主体差异的抹杀[32]。因为主题类别的划分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重叠,而且某一研究主题也不一定专属于某一既定范畴,随着跨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日益频繁,同一研究对象和社会问题也会成为多个学科关注的焦点。在最近的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综述中,周尚意等认为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文化地理学是一套认识“地方”的方法,并搭建了基于“地方”的复杂文化地理学科树框架,将众多学术概念囊括在了“地方”这一研究范畴之内[1]。这一框架无疑对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但缺乏“地方”架构下不同维度划分的依据。同时,对于不同维度下各个子概念的由来,以及各子概念之间关系和归类的依据也未做出说明。诚然,本文认同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理论的统一性论断,但这种统一性是学科研究的价值观和空间观的统一性,是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性,而非单一某一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强调的对于“元叙事/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的批判使我们不再相信有这样一种“语言游戏”可以在总体的观点下调和各种冲突,并且将一切都纳入到自己的给定框架下[33]。因此,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下,为尽量避免追求总体性的同时对差异性的抹杀,从研究领域着手,采用白凯等的分析框架[2],将时间尺度和领域范畴进一步延伸和拓宽,以便更全面地反映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成果。总之,本文并不强调学科之间的严格划分,也不认为这些研究话题之间是相互排斥和分离的,更不想对一些“本质性”问题等进行清晰的划分和界定。此外,本文也不可能涵盖中国社会与文化地理领域内的所有研究成果,其研究主旨仅从一个地理****的视角出发,抽离出一些相对连贯性和较强解释性的学术著作,对其当前研究轨迹和发展态势进行多方面的概述。
3 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3.1 文化区、文化传播与文化整合
在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相比于新文化地理,索尔传统影响下的文化区、文化传播和文化整合等一直是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话题。其中,传统的空间分析方法被频繁的应用在理解文化演变中物质空间的叠置关系上,大量的文献将文化看作一种相对静态的实体,认为文化散布在某一明确的空间单元中,并不断地向外传播且与其他文化不断发生交叉和融合。不同尺度文化区和附属亚区的划分,以及依据某一类型指标而对特定话题如对方言、饮食文化、文学地理、以及人才地理等的空间差异和文化区划的探讨,并以此探讨不同文化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34,35]是这一研究的特征。亦有对特定文化核心区的形成、特征以及结构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36]。在文化的传播、扩散和整合方面,相关研究体现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地域整合过程[37]、不同宗教的文化冲突和调适策略[38],以及民间信仰的阶层扩散模式[39]等方面。而由城乡二元冲突所导致的文化整合以及不同群体的文化适应问题也逐步引起了社会与文化地理****的注意。总体来看,地理****对文化变迁和整合的空间性研究视文化为一种区域生态系统[40],强调建立在地理环境基础上的人口迁移、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41]。随着对“超有机体”理论的批判,****愈发关注到微观层面的文化异质性,单一的文化总体性的观点逐渐被区域内的文化政治过程和地方实践多样性所取代。3.2 民族文化地理
不同于西方的种族研究,早期相当大一部分民族文化地理研究关注民族文化要素的实体结构,随着西方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国内****开始转向对身份认同、性别生产、地方想象等的关注,地方的隐喻作用渐受重视。在这一范式转变的过程中,地理****基于人地关系系统论,强调地理环境对族群的生产方式、聚落形态、文化特性和特定习俗的影响和塑造作用[42,43,44,45],且民族服饰景观和饮食构造经常成为分析少数民族时空规律和文化变迁的重要载体。在对特定习俗的研究上,地理****强调地方性知识的根植作用,密切关注特殊地理环境下人们形成的自然观和宗教信仰[46,47]。整体来看,大部分的研究通常都将文化视为人与环境复杂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同时,文化不仅表征了特定族群对自身生活环境的理解,而且也在加强和维系传统习俗规范和观念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传递作用。在后现代认同政治的影响下,特定族群的主体性和文化身份渐入国内研究者的视线,相关研究体现在对民族性的认同与建构方面。建构主义视角下,旅游发展进程中的民族文化演变受到多方主体力量的影响,其中交织着抵抗和协商的复杂互动关系,既存在地方精英强硬“改写”和“创造”新的地方意义的过程[48],也有社区民众集体行动的使然[49]。基于原真性的思考,快速的旅游商业化浪潮促进****展开对民族文化展演、认同与身份赋权的探讨[50,51,52,53]。对于跨境民族来讲,不同政治势力和多元历史文化建构下的族群认同及其不稳定性亦成为当前地缘政治和边界研究中的热点话题[54]。总之,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对于民族文化的研究,开始呈现出由民族元素的空间分异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过渡到民族身份的展演和建构上面来,尤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身份作为一种地方性权力是如何参与到复杂的地方建构过程,并积极的协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关系。3.3 文化景观与文化经济
索尔对文化景观的研究贡献卓著。在经验研究方面,新文化地理学将景观看作是权力关系和文化政治表征的舞台,这种景观思想颠覆了传统将景观作为反映客观实在和价值中立的观念,不同的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生产出了多元繁杂的景观意义。国内社会与文化地理****对景观的研究主要从两大方面展开,第一种是延续索尔学派的研究范式,分析景观中所表现出的特定观念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地关系的时空演变过程,如天堂般梦幻的云南哈尼梯田景观即是哈尼族人地和谐相处的空间实践的有效表征[55],并且,风水文化作为理解人与环境特殊作用关系的潜在分析方法也得到积极的讨论[56]。第二种是对景观的符号学研究,即景观的文化意义既非僵化,也非固定的,它与复杂的话语建构和多样的日常生活体验相互叠置和交织,因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象征意义。景观的感知和解读具有情境性和主体偏好性,其所表征的空间隐喻意义也处在不断的变换过程之中[57,58,59]。转型时期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对传统的地方景观和地方意义造成强烈的冲击,传统文化脉络和地方意义的延续越来越受到挑战[60,61]。此外,在城市增长机器的带动下,文化作为一种治理手段越来越被整合进城市的管理政策当中,文化符号的经济潜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和释放,景观在建构地方性的想象过程中被转换成可供售卖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转译和生产的逻辑在历史遗产开发[62]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此浪潮下,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成为热点话题,大量研究关注在空间分布、产业集群、产业协作、政府角色、创意阶层、创意环境等方面。文化创意产业区位选择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倾向,受资源禀赋、企业类型、制度环境等多重要素的影响[63,64,65]。并且,企业的创新潜能的释放与其所处的生产协作网络位置密切相关[66,67]。不管怎样,开放性和多样性的创意氛围的维系和营造,以及有效的创意活动空间的打造才是促进创意能动性发挥的关键要素[68,69]。然而,目前对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创新、知识产权、流通机制和关联性机制的探讨略显不足。总之,从“价值中立的景观”和“作为文化反映的景观”到“充满权力关系的景观”和“符号的景观”,虽然结构主义的方法在景观研究中依然占有显著地位,但国内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开始强调将景观作为社会文本解读的重要性,即景观成为文化建构的核心,是地方意义协商冲突的载体。3.4 地方和基于地方的政治
西方在对空间和地方这一对概念的辨析中不断发展了地方的内涵,使得地方这一概念在理论的解释框架中具有重要地位。人文主义地理学将地方看作是个体体验媒介和个人情感的依靠以及文化意义的中心所在,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地方在社会空间辩证理解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其特征建构的组成要素千差万别[70,71]。构成地方性和地方依恋的维度复杂而多元,集体记忆、地方传奇、宗教场所、怀旧空间、仪式活动、旅游地景、民俗节庆、饮食方式、社区文化站等都在不同尺度和层面对建构地方文化、重塑地方性和认同感产生影响。转型时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背景下,中国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地方认同断裂情形,在旅游发展、旧城改造、内城复兴以及绅士化为主导的城市再生运动下,新的城市空间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基于地方的意义也处在不断地抹杀和重建的过程中[72]。原来不构成地方性的技艺试图转化成为地方性知识传承创新系统[73],而许多旧有的文化景观却通过意义弱化和脉络替换重新包装成为地方营销的新卖点[74],在消费逻辑的演绎下,地方还能成为垄断利润形成的源泉[75]。在地方的再生产过程中,传统的地方表征快速地让位于城市化和现代性这一符号话语体系[76],“谁有优先地位来再现地方”,以及“谁对地方的表征应该被制度化为主流话语”等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这种领地性（territoriality）政治的过程中,地名往往成为不同权力主体争夺的最直接场域,拥有对地方的命名权成为建构地方意义的关键维度[77,78]。当然,地方性语言也在重绘我者与他者的界限,在表达地方意义和优先身份诉求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79]。不同的地方主体都在这一冲突的场域中呈现出相互对立抑或矛盾的立场,如行政区的变更与当地居民自组织的认同[80],艺术家的再现与本地村民日常生活式图景的分割[81],“新旧西关小姐”文化记忆和地方想象的表征权力的争夺[82]等。不同的媒介文本也基于自身的立场表征着差异化的城市意象和空间[83,84]。总之,基于地方的意义和认同在再生产和重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复杂权力关系的纠缠。在全球流动背景下,研究的视野也扩展到外来移民群体,深圳经济发达地区老福音村教会宗教空间越来越演变成为其身份认同和地方意义的中心[85],族裔经济区对外国移民群体也起到构建身份认同和支撑地方想象的关键作用[86],情境主题餐厅的外籍管理者建构了一种“世界人”的身份状态和“非家”的认同[87],“藏漂”群体地方体验和认同过程在现代性的作用下也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状态[88]。随着大量非洲黑人的涌入,广州小北地区的地方性和认同呈现出较强的对立性[89]。可见,如何从多维的视角和主体位置出发来审视不同社会成员和机构团体对“我所认为的地方是怎样的”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以包容的心态来接纳这一全球化进程的地方再现（local representation）过程。此外,门禁社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也成为透析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政治的强有力视角,社区管治、融合和感知的探讨[90,91]渐受重视。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特殊的城市微观消费空间的符号意义及其对情感、身体的认同重塑的研究也开始兴起[92,93]。总的来看,地方已经作为一种重要的本土力量不断参与全球化进程,地方的内涵和建构在全球化背景下将变得愈发复杂多元。3.5 边缘群体研究
边缘群体研究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国内地理学主要聚焦于外来移民、农民工、女性、老人以及儿童等群体方面,与宏观层面上空间分异与迁移格局的研究不同,社会与文化地理强调特定空间过程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和行为分析。在外来群体研究方面,相关探讨多从不同代际移民的文化适应、社会网络、居住分异、居住隔离、就业排斥、回流意愿、带眷迁移、政治参与、市民化、身份认同,以及社会融合等方面展开[94,95]。普遍认为,外来移民群体长期面临着多重门槛和生存困境,社会融合程度较低,日常生活总体状态呈现出极大的混合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并且,北京和广州的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分布经常呈现出以户籍地和族裔关系为特点的集聚区经济形态,表现在“河南村”“浙江村”“非洲部落”“湖北村”以及各种各样的“城中村”形式。这种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业缘基础上的社交网络具有矛盾性的特征。一方面可以成为移民经济资本循环的核心场域,并为其提供了城市适应场所;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移民社会资本的积累,造成族群要素的空间锁定状态[96,97]。一般认为,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乡二元体制是其结构性的根源所在,户籍制度及其所关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经常是解释地方政策管理、外来群体市民化阻隔、利益分配格局和就业市场空间分异的核心要素。因此,在城市空间内部,“走鬼”和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经常上演着“规训”与“反规训”的空间抵抗政治行为[98]。诚然,外来劳动力的个体差异如学历、收入、技能、交往意愿、社区参与程度等因素也极大的影响了外来打工者的城市融入[99,100,101]。另外,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蚁族”这一高校毕业生群体及其“学生绅士化”现象也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102,103]。在儿童和老年群体研究方面,已有****注意到了流动儿童的生存困境及其所面临的难题,但实证研究依然较为少见[104,105]。而对老年人的关怀问题中,研究也多聚焦于空间分布、购物行为、休闲行为等特征分析方面,空巢现象得到关注,但描述性研究居多,鲜有从日常生活网络的视角进行的切入分析[106]。并且,在日常行为活动方面,居民微观行为和日常活动组织正成为解释城市空间重构及其机制等方面的重要研究视角,GIS技术在分析不同群体出行时空特征方面成果卓著[107,108]。另外,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正日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青睐,空间的性别化和居住空间变迁最能体现出中国女性地位和角色转换的变化[109,110]。但在女性从后台走向前台、从厨房走向就业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性别不平等甚至隔离和边缘化现象[111,112,113],女性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向上流动,以及主体意识和角色地位的提升往往需要借助于特定的展演空间来实现[114],而旅游业经常成为女性赋权的重要场域[115,116]。总之,近年来相关研究不仅仅满足于分析社会现象所呈现出的空间差异性,而是越来越多地深入到空间内部,探讨空间机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空间实践分析中,人的能动性被赋予重要地位,不同社会群体的日常社会实践塑造了多样的空间性和地方性。同时,在广义社会赋权背景下,边缘社会群体的文化关怀渐受关注。4 结论与讨论
自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地理学开始了一场“文化转向”发展变革,在这一新的范式下,空间和地方不再是空洞的实体和容器,而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下、非本质、非僵化的、文化意义生产和社会关系建构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随着后现代主义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批判,空间的异质性、多元性、公平和正义等话语充斥着整个地理学界。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国内****在发展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同英美语系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对话这一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西方的许多理论和新思潮被介绍到中国地理学研究中来,如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文化霸权、行动者网络理论、日常生活理论,以及现象学理论等。并且在这些“启发性”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催生出了诸如出国旅居、家的地理、新健康地理、再物质化地理、想象地理、文学地理、性别地理、声音景观、死亡景观、边界研究、身体地理、情感地理以及道德地理等新的话题,这些都是地理学不断向社会文化领域进军的新探索。同时,多元的研究话题也促使****探求新的研究方法予以分析,典型的如白凯创造性地从自我叙事的视角对宗教活动空间进行了主体意向性解读[117],甄峰等运用大数据方法对人文地理问题的实践应用等[118]。这些都为传统的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增添了新生力量,并不断呈现出与西方的跟进和接轨之势,也表现出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科不断扩大的态势。可以概括来讲,纵观多年来的发展,中国大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呈现几个特征：① 在研究范式方面,多种研究范式并存。在社会与文化地理学方兴未艾的今天,既有本体论层面结构主义范式下的文化总体性分析,又有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文化政治解读;既有传统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分异的研究,又有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社会文化过程分析。这种范式交替并存的层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激烈冲突性。② 在研究理论方面,跨学科趋势明显。在社会现象日益复杂化的今天,西方大量的社会性理论被引入到空间分析当中。这些理论既有中宏观尺度层面的关系网络理论,又有微观层面的日常惯习、情感等分析。多样化的理论促使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研究愈发呈现出跨学科倾向,但对于国内来讲,这种百花齐放的现象也给学术交流和对话增加了难度和挑战。③ 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话题不断得到拓展。研究理论的丰富性必然带来研究话题的多元性,在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大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领域和话题进入到社会与文化地理****研究的视野,其尺度涵盖了大到国家、区域、城市、社区,小到微观空间以及身体等层面,越来越多的文本、话语、符号被用来分析复杂社会互动中的过程机制。同时,研究开始强调从宏观走向微观,制度性和人的主体性作用被赋予重要的地位。总的来看,西方文明所发展起来的形式逻辑体系和系统实验的因果方法不但影响了西方世界本身,也极大地扭转了东方世界融入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行动方式。在学术研究领域,表现为不同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等哲学思维模式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层理解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在这一影响下,西方的研究成果似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威知识,需要中国的社会****虔诚地加以学习和紧紧跟进,似乎只有西方的语言、西方的方法才能准确表述中国人文地理事项本身。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话语认同的合法性往往需要从西方的知识和理论中找到归宿,大量的西方文献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照亮着研究者前行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与西方研究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大陆****常常怀有一种纠结的心态,即面临着“如何将产生于西方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予以本土化以更好地契合中国多变的社会现实”和“本土研究怎样才能有效表达自己”的困境。这是中国近代的衰落以及西方对学术范式和话语霸权掌控的结果。在“修正主义”范式下,西方理论转译进中国语境的过程中会引发诸多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严重误解的情形。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本土社会与文化地理****在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化”以及发展自身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进而转换西方英美语系研究范式的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江莉莉（Lily Kong）[12]在有关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中曾多次呼吁,挖掘基于“中国特色”的研究潜能。然而,如何将中国哲学思想和基于本土的实践理论转换为后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派系,进而消解传统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寻求多样化的解释身份的方式,需要从批判性的自我反身性视角出发及其对西方知识和认知论霸权的深入解构中寻找。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改变了中国大陆几千年来叙事世界的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西方理论和案例研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理解中国现状具有较好的解释性。回顾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变迁过程,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社会所出现的许多现象都与西方曾经的发展经历相重合。中国当前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退化、社会极化、社会不公、传统社会关系瓦解、道德规范解体等对西方现代化历程来讲也都似曾相识,这些都促使着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地理****更好地理解西方和中国所发生的社会现实。因此,只有开展建设性的学术对话,通过实践构建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人—地”思想而非仅仅提供案例素材,才应是中国大陆人文地理****的努力方向和发声方式[119]。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认识到,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科体系中依然处在相对边缘的地位。社会与文化地理学尽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当前研究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体现在理论基础研究薄弱,方法创新不强,研究领域较为狭窄等问题,过于关注城市问题,对乡村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不足等方面。并且,对社会现象的敏感度和介入性还有待加强,对表达和解决弱势、边缘群体的文化权利和社会公正的诉求等方面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120]。此外,也应要看到,作为一门开放性较强的学科,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些许知识碎片化的倾向[121],尊重差异和多元的社会视角对统一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也提出了挑战。在“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并重的特殊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背景下,社会与文化地理学还应拓展多学科交叉的视角,除了深化已有研究领域,未来在制度主义、跨国移民、乡村性重构、环境保护、老龄化、文化公正、自然的社会建构和空间道德等方面也需有所加强。
致谢：感谢香港大学钱俊希对文章分析框架的建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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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梳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需要说明近年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或著述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1990-2005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主要从五个文化地理学主题开展研究。然而这五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十分清晰,也没有说清主要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搭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方和区域",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本文将这个研究目标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树"的主干,此外建立了"层间关系"和"尺度转换"两个分支,它们是探究地方性的两类方法。本文其次将文化地理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分别挂在主干和两个分支上,并努力呈现出主要概念和理论出现的先后顺序,揭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最后用"学科树",分析了中国大陆主要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代表性著述。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地方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第二,关于层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两层关系的分析,延展到文化各层之间的关系。第三,在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的领域研究较薄弱。 . 梳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需要说明近年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或著述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1990-2005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主要从五个文化地理学主题开展研究。然而这五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十分清晰,也没有说清主要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搭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方和区域",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本文将这个研究目标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树"的主干,此外建立了"层间关系"和"尺度转换"两个分支,它们是探究地方性的两类方法。本文其次将文化地理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分别挂在主干和两个分支上,并努力呈现出主要概念和理论出现的先后顺序,揭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最后用"学科树",分析了中国大陆主要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代表性著述。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地方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第二,关于层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两层关系的分析,延展到文化各层之间的关系。第三,在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的领域研究较薄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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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p>与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复兴和近年来文化地理学的迅速发展相一致,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主要在21 世纪之后才开始快速发展起来,研究内容涉及文化景观、地域文化、文化现象的传播与扩散等中国文化地理学各基础领域.最近,有关空间的文化研究,如空间的符号与表征、地方与认同、空间的生产,以及对城市的聚焦、与社会、经济的交叉等成为新的研究趋向,呈现出新文化地理学的特征.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的应用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如旅游研究与规划、城市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研究与规划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景观研究方面逐步形成特色,是未来具有国际对话潜力的文化地理学研究领域.</p> . <p>与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复兴和近年来文化地理学的迅速发展相一致,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主要在21 世纪之后才开始快速发展起来,研究内容涉及文化景观、地域文化、文化现象的传播与扩散等中国文化地理学各基础领域.最近,有关空间的文化研究,如空间的符号与表征、地方与认同、空间的生产,以及对城市的聚焦、与社会、经济的交叉等成为新的研究趋向,呈现出新文化地理学的特征.南京大学文化地理学的应用研究也在不断拓展,如旅游研究与规划、城市文化保护与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研究与规划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景观研究方面逐步形成特色,是未来具有国际对话潜力的文化地理学研究领域.</p> |
| [4] | . <p>南京大学是中国地理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基地,通过对南京大学社会地理学研究成果的梳理,把握中国社会地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地理学提供有益借鉴.南京大学社会地理学的发展紧跟国际社会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具有强烈的学科开拓性与创新性,一直以来其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地理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初期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地理学性质与内容的研究上,近期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城市社会地理学、乡村社会地理学及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人口分布规律、人口统计与表达方法、流动人口、女性地理学、城市空间、社会空间分异、城市管治、城市贫困、乡村经济、乡村城市化、乡村聚落、乡村土地利用以及信息社会的地理学等多个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迫切需要地理研究者对具有空间地域特征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吸收国外社会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逐步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地理学,这是中国社会地理学发展的宏观背景.</p> . <p>南京大学是中国地理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基地,通过对南京大学社会地理学研究成果的梳理,把握中国社会地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地理学提供有益借鉴.南京大学社会地理学的发展紧跟国际社会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具有强烈的学科开拓性与创新性,一直以来其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地理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初期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地理学性质与内容的研究上,近期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城市社会地理学、乡村社会地理学及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人口分布规律、人口统计与表达方法、流动人口、女性地理学、城市空间、社会空间分异、城市管治、城市贫困、乡村经济、乡村城市化、乡村聚落、乡村土地利用以及信息社会的地理学等多个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迫切需要地理研究者对具有空间地域特征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吸收国外社会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逐步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地理学,这是中国社会地理学发展的宏观背景.</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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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 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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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 一位著名的新加坡文化地理学家,兼亚洲问题研究专家从更广的视角回顾了近年出现的中国国内外地理****关于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以及中国的崛起对21世纪文化地理学的影响。作者指出了中国目前正面临的六大问题,并认为如果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还可以重塑文化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实用性形象。这六大问题分别是:农业改革、经济改革、城市变迁、城乡移民和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不公平、不断改变的家庭结构和环境变化。作者认为,如果中国文化地理学希望最大限度地帮助本学科开发一个更加国际化的,更为包容的研究方法,就要考虑到中国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给出有建设性的答案,并导出新的理论观念,使地理学的理论思维更加多样化。 . 一位著名的新加坡文化地理学家,兼亚洲问题研究专家从更广的视角回顾了近年出现的中国国内外地理****关于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以及中国的崛起对21世纪文化地理学的影响。作者指出了中国目前正面临的六大问题,并认为如果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还可以重塑文化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实用性形象。这六大问题分别是:农业改革、经济改革、城市变迁、城乡移民和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不公平、不断改变的家庭结构和环境变化。作者认为,如果中国文化地理学希望最大限度地帮助本学科开发一个更加国际化的,更为包容的研究方法,就要考虑到中国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给出有建设性的答案,并导出新的理论观念,使地理学的理论思维更加多样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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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 九九之年，怅然回首，便又想了一回中国近代地理之学的“身世”，只觉其为国家民族呼号之声犹在，而先辈****的心路历程，更令人难以忘怀。外来地理学地理是一门古老的知识体系，因为成熟得早，古代便有了系统的地理之学。古代地理学的支点是古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希望。在... . 九九之年，怅然回首，便又想了一回中国近代地理之学的“身世”，只觉其为国家民族呼号之声犹在，而先辈****的心路历程，更令人难以忘怀。外来地理学地理是一门古老的知识体系，因为成熟得早，古代便有了系统的地理之学。古代地理学的支点是古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希望。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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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 本文提出中国地域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至今可以分为十六个地域文化区，文章概括了各区的地理特征，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对弘扬传统文化，热爱乡土，开展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 . 本文提出中国地域文化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至今可以分为十六个地域文化区，文章概括了各区的地理特征，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对弘扬传统文化，热爱乡土，开展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 |
| [35] | . 湖南古代的民间信仰及其区域差异张伟然湖南古代民间信仰的内容甚为广泛，本文主要论述南岳朝香、杀人祭鬼、民祀及其地域差异。一南岳朝香信士亲身到南岳衡山许愿、还愿而烧香的风俗，叫做朝香，也叫朝岳、进香等。这在湖南是一种很有特点的习俗。朝山进香，全国各地所在... . 湖南古代的民间信仰及其区域差异张伟然湖南古代民间信仰的内容甚为广泛，本文主要论述南岳朝香、杀人祭鬼、民祀及其地域差异。一南岳朝香信士亲身到南岳衡山许愿、还愿而烧香的风俗，叫做朝香，也叫朝岳、进香等。这在湖南是一种很有特点的习俗。朝山进香，全国各地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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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 在界定海南文化是一种开疆文化的基础上 ,对其地域扩散与整合进行了研究。指出 ,开疆文化在海南岛的传播扩散有别于大陆文化传播中占主流的沿江河、沿平原扩散的模式 ,而呈现出以移民和传染方式为主 ,先西后东 ,先北后南按海拔从沿海向腹部五指山 ,从低到高渐次推延的文化传播特点。此外 ,海南文化的形成 ,实际上是各种形式的开疆文化在海南地域上的一种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即是在黎族文化本底的基础上 ,经历史时期汉、苗、回等民族文化 ,以及近代华侨文化、农垦文化等多种文化长期影响 ,并经相互碰撞、彼此融合等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后 ,在海南这一地域环境下整合生成的一种海岛文化。 . 在界定海南文化是一种开疆文化的基础上 ,对其地域扩散与整合进行了研究。指出 ,开疆文化在海南岛的传播扩散有别于大陆文化传播中占主流的沿江河、沿平原扩散的模式 ,而呈现出以移民和传染方式为主 ,先西后东 ,先北后南按海拔从沿海向腹部五指山 ,从低到高渐次推延的文化传播特点。此外 ,海南文化的形成 ,实际上是各种形式的开疆文化在海南地域上的一种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即是在黎族文化本底的基础上 ,经历史时期汉、苗、回等民族文化 ,以及近代华侨文化、农垦文化等多种文化长期影响 ,并经相互碰撞、彼此融合等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后 ,在海南这一地域环境下整合生成的一种海岛文化。 |
| [38] | . 文化整合是文化冲突与融合交错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在广东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它与岭南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教案正是这种冲突的直接表现.由于广东不同民族、不同民系地域文化的差异,这些地区教案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不一.在文化冲突过程中,教会也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实践工作,同时广东各民系地区文化也深深烙上了基督教的印记.1920年之后,基督教与岭南文化的整合基本得以完成. . 文化整合是文化冲突与融合交错的过程.鸦片战争之后,基督教在广东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它与岭南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教案正是这种冲突的直接表现.由于广东不同民族、不同民系地域文化的差异,这些地区教案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不一.在文化冲突过程中,教会也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实践工作,同时广东各民系地区文化也深深烙上了基督教的印记.1920年之后,基督教与岭南文化的整合基本得以完成. |
| [39] | . 对宋代妈祖信仰传播的地理空间分布及扩散态势与不同信仰人群间的关联进行分析,认为民间信仰的一种传播和扩散途径是从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逐步向较高的社会阶层扩散,并随着不同信仰人群的不同行为方式和活动空间特征,向着不同的传播路径进行传播,并形成不同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宋代是妈祖信仰发展的初期,渔民、海员海商和地方士绅官员这些不同的信仰群体在妈祖信仰传播地域扩大过程中先后加入,逐步实现信仰的等级扩散。不同信仰群体对其地域扩散推动方式不同:渔民群体以短距离传染性扩展扩散为主,海员海商群体以长距离迁移扩散为主,士绅官宦群体二者兼而有之。不同信仰群体对信仰地域传播形成的地理分布态势不同。渔民群体产生沿海岸小范围密集型分布,海员海商产生港口集镇分布特征,士绅官宦推动信仰向着政治中心传播。这些不同的传播类型和分布态势与各人群活动地域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 . 对宋代妈祖信仰传播的地理空间分布及扩散态势与不同信仰人群间的关联进行分析,认为民间信仰的一种传播和扩散途径是从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逐步向较高的社会阶层扩散,并随着不同信仰人群的不同行为方式和活动空间特征,向着不同的传播路径进行传播,并形成不同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宋代是妈祖信仰发展的初期,渔民、海员海商和地方士绅官员这些不同的信仰群体在妈祖信仰传播地域扩大过程中先后加入,逐步实现信仰的等级扩散。不同信仰群体对其地域扩散推动方式不同:渔民群体以短距离传染性扩展扩散为主,海员海商群体以长距离迁移扩散为主,士绅官宦群体二者兼而有之。不同信仰群体对信仰地域传播形成的地理分布态势不同。渔民群体产生沿海岸小范围密集型分布,海员海商产生港口集镇分布特征,士绅官宦推动信仰向着政治中心传播。这些不同的传播类型和分布态势与各人群活动地域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 |
| [40] | . 本文通过深入哈尼族地区调查，运用系统论及文化生态等方法，提出了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的概念， 分析了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的特征、组成、空间结构、物质能量流动及其功能，指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的人地系统，具有自我维系的功能。 . 本文通过深入哈尼族地区调查，运用系统论及文化生态等方法，提出了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的概念， 分析了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的特征、组成、空间结构、物质能量流动及其功能，指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的人地系统，具有自我维系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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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 鄂伦春族是１９５３年才结束原始游猎生活的少数民族。今天的鄂伦春族是由东北的一些古老民族经分化融合形成的。历史上鄂伦春人分布在外兴安岭（斯塔诺夫山脉）至黑龙江各支流的广大地域。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取得完全依赖所处的地理环境。处于封闭的环境中，社会发展极为缓慢。对于这个民族，人地关系的这段历史基本上由地理环境起决定作用的。 . 鄂伦春族是１９５３年才结束原始游猎生活的少数民族。今天的鄂伦春族是由东北的一些古老民族经分化融合形成的。历史上鄂伦春人分布在外兴安岭（斯塔诺夫山脉）至黑龙江各支流的广大地域。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取得完全依赖所处的地理环境。处于封闭的环境中，社会发展极为缓慢。对于这个民族，人地关系的这段历史基本上由地理环境起决定作用的。 |
| [44] | . 丽江地区历史时期是多元文化角逐的重要场所，本文从文化板块角度，对这一地区的文化特征进行了剖析 . 丽江地区历史时期是多元文化角逐的重要场所，本文从文化板块角度，对这一地区的文化特征进行了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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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 "祭天"是东巴教最大的仪式和纳西族最隆重的节日。丰富的东巴经典籍和民族志资料证明,祭天是纳西人族群认同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标志,是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整合而成的一个祭仪,它体现了纳西人重母系祖先的古代文化特点及其与分布在"藏彝走廊"的藏缅语族诸多民族"贵妇人,党母族"古风的相互关系。 . "祭天"是东巴教最大的仪式和纳西族最隆重的节日。丰富的东巴经典籍和民族志资料证明,祭天是纳西人族群认同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标志,是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整合而成的一个祭仪,它体现了纳西人重母系祖先的古代文化特点及其与分布在"藏彝走廊"的藏缅语族诸多民族"贵妇人,党母族"古风的相互关系。 |
| [47] | . 丧葬形式既是社会文化观念的反应，也是一定自然环境作用的产物。我国主要有5种丧葬形式—土 葬、火葬、塔葬、水葬和天葬。大部分民族采用火葬的形式。藏族作为我国民族大家庭重要的一员，在丧葬习俗上与其他民族有着很大的不同，90％以上的藏族同 胞接受天葬。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神奇的经学传说是天葬在西藏盛行的主要原因。由于天葬节约土地，净化环境，保护资源，在促进 社会文明方面有特殊意义，应予以理解和尊重。 . 丧葬形式既是社会文化观念的反应，也是一定自然环境作用的产物。我国主要有5种丧葬形式—土 葬、火葬、塔葬、水葬和天葬。大部分民族采用火葬的形式。藏族作为我国民族大家庭重要的一员，在丧葬习俗上与其他民族有着很大的不同，90％以上的藏族同 胞接受天葬。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神奇的经学传说是天葬在西藏盛行的主要原因。由于天葬节约土地，净化环境，保护资源，在促进 社会文明方面有特殊意义，应予以理解和尊重。 |
| [48] | . 在文化转向思潮的引领下,新文化地理学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移,更强调地理事象所发生的空间过程及其内化在特殊地域系统中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景观的符号象征意义和表征作用得到重新解读。以民族文化为旅游吸引物的发展背景下,通过对贵州世居民族仡佬族官方祭祖活动的参与式观察和相关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民族精英为将务川树立为仡佬族族群的中心,重构了"九天天主"及其祭祖仪式和场所,地方意义由此发生了改变‘,小塘石笋’由自然景观变为仡佬族族群的文化中心景观。"仡佬之源"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虽扩大了仡佬族的知名度,提升了地方影响力,但祭祀活动却呈现出精英的"台上"认同与民众"台下"认同的对立。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当地仡佬族模糊的身份记忆以及仡佬族作为散居族群的文化多元性所致。在仡佬族祭祖的文化实践中,精英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影响和重构了地方身份认同,而地方的民族身份认同又影响地方意义的重构。文章指出,没有民众的"自下而上"支持,悬置于族群之上的官方主导的文化重构实践具有很大的脆弱性。研究对完善地方感研究中主体性缺失及地方与认同研究中身份认同研究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在文化转向思潮的引领下,新文化地理学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转移,更强调地理事象所发生的空间过程及其内化在特殊地域系统中的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景观的符号象征意义和表征作用得到重新解读。以民族文化为旅游吸引物的发展背景下,通过对贵州世居民族仡佬族官方祭祖活动的参与式观察和相关群体的深度访谈,发现民族精英为将务川树立为仡佬族族群的中心,重构了"九天天主"及其祭祖仪式和场所,地方意义由此发生了改变‘,小塘石笋’由自然景观变为仡佬族族群的文化中心景观。"仡佬之源"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虽扩大了仡佬族的知名度,提升了地方影响力,但祭祀活动却呈现出精英的"台上"认同与民众"台下"认同的对立。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当地仡佬族模糊的身份记忆以及仡佬族作为散居族群的文化多元性所致。在仡佬族祭祖的文化实践中,精英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力影响和重构了地方身份认同,而地方的民族身份认同又影响地方意义的重构。文章指出,没有民众的"自下而上"支持,悬置于族群之上的官方主导的文化重构实践具有很大的脆弱性。研究对完善地方感研究中主体性缺失及地方与认同研究中身份认同研究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 [49] | . 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节日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碰撞过程中,不断经历着＂地方传统＂与＂现代发展＂的冲突与融合。本文通过元阳哈播、绿春两地长街宴节日活动的实地调研,研究哈尼族长街宴这一节日活动在旅游发展中的演变过程。研究指出：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在地方政府的引导或主导下,哈尼族长街宴为了适应游客传承的来自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经历了地方文化认同、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被包装、重塑成旅游节庆产品,从哈尼村寨走向旅游市场,从地方认同走向世界文化。 . 在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少数民族节日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碰撞过程中,不断经历着＂地方传统＂与＂现代发展＂的冲突与融合。本文通过元阳哈播、绿春两地长街宴节日活动的实地调研,研究哈尼族长街宴这一节日活动在旅游发展中的演变过程。研究指出：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在地方政府的引导或主导下,哈尼族长街宴为了适应游客传承的来自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经历了地方文化认同、文化适应与文化重构,被包装、重塑成旅游节庆产品,从哈尼村寨走向旅游市场,从地方认同走向世界文化。 |
| [50] | . 民间舞是由特定文化群体利用文化物质材料和文化主体精神综合创造的动态意象。它有两种基本的 类型．即特质意象和创造意象。特质意象使傣族舞在创造变化中始终保持民间舞动态意象的文化特征和标示。创造意象使民间舞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 社会文化环境下具有不同的时代展现。 . 民间舞是由特定文化群体利用文化物质材料和文化主体精神综合创造的动态意象。它有两种基本的 类型．即特质意象和创造意象。特质意象使傣族舞在创造变化中始终保持民间舞动态意象的文化特征和标示。创造意象使民间舞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 社会文化环境下具有不同的时代展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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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 .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engag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f place and place-based social and cultural specificities through a process of re-crea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re the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of Lugu Lake, a tourist destination in China's Yunnan Province, and of the Mosuo people, the local minority which practices a unique marriage system. We investigate how Mosuo society has been imagined in popular discourses and representations through two cultural labels: matriarchy and free sex. We also discuss how the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of Lugu Lake have restructured the encounters between the local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 men, and the incoming tourists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We interrogate the complex processes of identity formation in which both the tourist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 renegotiate and reconstruct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within various inside outside connections and interactions. Our central argument is that the sex encounters between tourists and the local Mosuo are conditioned by popular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of the sexual practices of the Mosuo. But the encounter in tourism between the gazer and the gazed also accommodates complex identity formations and the renegoti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empirical observations are twofold: first, the locality of Lugu Lake has been reproduced with folk and tourist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into an erotic frontier of free sex; second, we also argue that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this case is a reciprocal process which involves the local Mosuo's renegotiation of place-based identity, in a pursuit of imagined progress and modernity. |
| [54] | . 云南跨境民族具有多元的历史文化，与境外同一民族在族源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共通点或差异。云南跨境民族的多元文化对其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处理好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必须正确认识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 云南跨境民族具有多元的历史文化，与境外同一民族在族源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有着共通点或差异。云南跨境民族的多元文化对其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处理好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必须正确认识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
| [55] | . 文化景观及其保护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对景观概念及其研究的演变 ,以及文化景观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与进展进行了总结 ,并具体探讨了地处云南南部亚热带山地的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概念、特征、结构和功能及其保护措施。 . 文化景观及其保护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对景观概念及其研究的演变 ,以及文化景观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与进展进行了总结 ,并具体探讨了地处云南南部亚热带山地的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概念、特征、结构和功能及其保护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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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 书法景观是一种代表中国特色文化符号的文化景观,景观知觉维度研究是了解这种景观基本特征的手段。本文将尝试开放问卷对书法知觉场所地方记忆报告结果进行编码,并构建专门计算公式进行权重计算,结果表明书法景观主要知觉维度可归为6类:知觉时间、地理环境、书法特性、书法载体形式、价值和个体心理,并揭示了热点景点书法景观的知觉维度特征。眼动仪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点的书法景观作为地域标志和景观标志,在公众知觉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对园林、湖泊和海滨景点内的书法景观,公众更多知觉到了山岳和宫殿庙宇内的书法景观。利用知觉频数描述了不同类型书法景观的地理场所公众知觉特征,根据书法景观知觉频率可将这些场所划分为景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新闻媒体和广场三个层次。本文的研究实际上也为中国特色文化景观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 书法景观是一种代表中国特色文化符号的文化景观,景观知觉维度研究是了解这种景观基本特征的手段。本文将尝试开放问卷对书法知觉场所地方记忆报告结果进行编码,并构建专门计算公式进行权重计算,结果表明书法景观主要知觉维度可归为6类:知觉时间、地理环境、书法特性、书法载体形式、价值和个体心理,并揭示了热点景点书法景观的知觉维度特征。眼动仪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点的书法景观作为地域标志和景观标志,在公众知觉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对园林、湖泊和海滨景点内的书法景观,公众更多知觉到了山岳和宫殿庙宇内的书法景观。利用知觉频数描述了不同类型书法景观的地理场所公众知觉特征,根据书法景观知觉频率可将这些场所划分为景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新闻媒体和广场三个层次。本文的研究实际上也为中国特色文化景观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
| [58] | . 在比较了自然科学 (特别是旅游地理学 )和文化研究两个不同视角所建构的 2种不同的海滨旅游空间模式后 ,指出从文化研究角度探讨海滨旅游空间是传统旅游地理学研究视角的重要补充。接着在社会建构理论与符号学的分析框架下 ,讨论了海滨从“自然空间”转化为“旅游空间”的历史过程 ,并以深圳海滨为例 ,分析指出海滨旅游空间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建构 ,本质上是一个符号意指过程 ,包括神圣化和去神圣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形成了海滨的“边缘性”、“过渡性”、“浪漫性”、“女性化”、“感性”、“异国情调”和“殖民性”等多重符号意象。 . 在比较了自然科学 (特别是旅游地理学 )和文化研究两个不同视角所建构的 2种不同的海滨旅游空间模式后 ,指出从文化研究角度探讨海滨旅游空间是传统旅游地理学研究视角的重要补充。接着在社会建构理论与符号学的分析框架下 ,讨论了海滨从“自然空间”转化为“旅游空间”的历史过程 ,并以深圳海滨为例 ,分析指出海滨旅游空间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建构 ,本质上是一个符号意指过程 ,包括神圣化和去神圣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形成了海滨的“边缘性”、“过渡性”、“浪漫性”、“女性化”、“感性”、“异国情调”和“殖民性”等多重符号意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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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 地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对承载历史意蕴和传承城市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文章选用1983年版和2003年版1∶5000荔湾区行政区划图,通过对比来反映广州老城区荔湾区地名的变更,发现经过20年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内部发生的深刻变化,计有437个因各种原因已经消失的地名,348个新增地名,全区地名总体变化比率达到近43%;在变更的地名中,反映广州市荔湾区经济社会变化的地名最多,而消失的地名中则多属于历史街区地名。这些都深刻揭示出在现代化快速城市化变化背景下,大城市发展、更新过程中诸多内在的规律,进而为城市有序发展、历史地段合理有效地保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地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对承载历史意蕴和传承城市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文章选用1983年版和2003年版1∶5000荔湾区行政区划图,通过对比来反映广州老城区荔湾区地名的变更,发现经过20年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内部发生的深刻变化,计有437个因各种原因已经消失的地名,348个新增地名,全区地名总体变化比率达到近43%;在变更的地名中,反映广州市荔湾区经济社会变化的地名最多,而消失的地名中则多属于历史街区地名。这些都深刻揭示出在现代化快速城市化变化背景下,大城市发展、更新过程中诸多内在的规律,进而为城市有序发展、历史地段合理有效地保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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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 . 广告业是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必然结果,世界发达国家的广告业具有明显的创意和文化产业之特点。我国广告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恢复和快速发展。以深圳为例,将广告业作为文化产业服务与生产体系,采用广告业业内人士的分类框架,建构和分析了深圳广告产业的基本结构特点。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识别了广告业在城市空间的分布和集群形态。结合对广告公司的深入访谈,提出广告业集群的形成和关联机制具有广告主主导型、媒体依赖型、产业关联型、成本导向型、环境氛围导向型和社会关系型等6种模式。由“广告公司—广告主—广告媒介”组成的三角博弈关系以及三方各自可能到达的地理空间范围,共同作用,构成了广告公司生存、发展、区位选择、空间流动和地域拓展的核心动力机制,任何一方的实力和地理空间变化都可能影响一个城市和地域整体广告业的生态格局。 . 广告业是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必然结果,世界发达国家的广告业具有明显的创意和文化产业之特点。我国广告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恢复和快速发展。以深圳为例,将广告业作为文化产业服务与生产体系,采用广告业业内人士的分类框架,建构和分析了深圳广告产业的基本结构特点。运用GIS空间分析工具,识别了广告业在城市空间的分布和集群形态。结合对广告公司的深入访谈,提出广告业集群的形成和关联机制具有广告主主导型、媒体依赖型、产业关联型、成本导向型、环境氛围导向型和社会关系型等6种模式。由“广告公司—广告主—广告媒介”组成的三角博弈关系以及三方各自可能到达的地理空间范围,共同作用,构成了广告公司生存、发展、区位选择、空间流动和地域拓展的核心动力机制,任何一方的实力和地理空间变化都可能影响一个城市和地域整体广告业的生态格局。 |
| [66] | . 大芬作为深圳油画产业集聚体所在地,目前其商品油画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绝对的份额.从大芬油画发行的网络演变来看,地处深圳、毗邻香港和广州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是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从其集聚模式来看,内部的诸多生产协作使其生产趋于高质、高效,而技法和题材的创新则在网络中得以形成和推广.针对大芬油画发展中现存的问题,提出以下发展对策:积极实现商品油画产业升级;继续开拓市场,加强配套和相关产业的建设;扶持外部支撑体系的建设;建立自己的直销网络. . 大芬作为深圳油画产业集聚体所在地,目前其商品油画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了绝对的份额.从大芬油画发行的网络演变来看,地处深圳、毗邻香港和广州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是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从其集聚模式来看,内部的诸多生产协作使其生产趋于高质、高效,而技法和题材的创新则在网络中得以形成和推广.针对大芬油画发展中现存的问题,提出以下发展对策:积极实现商品油画产业升级;继续开拓市场,加强配套和相关产业的建设;扶持外部支撑体系的建设;建立自己的直销网络. |
| [67] | . 有研究认为创意企业之间的互动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然而企业之间互动是否受空间因素的影响,尚需要地理学家讨论。选择北京市设计创意产业基地(Design,Resource,Cooperation,简称DRC),调查其内部企业之间的网络特征,目的在于探究在这样尺度的空间单元中,企业之间便利的互动条件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度量了DRC内部全部创意企业之间的网络特征,并以之作为自变量,统计了这些网络特征与工业设计企业创新能力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相对狭小的园区规模对企业网络发育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第二,位于企业网络中较好位置的企业其创新能力也较强。本研究有两点讨论:第一,本研究没有考虑已孵化成功并迁出的企业,它们或许与位于网络之外的企业有密切联系;第二,虽然园区目前的空间范围不利于企业网络发育,从而影响企业创新,但是园区扩大到多大才不至于降低企业邻近性、增加企业间物理空间沟通成本,有待未来研究。 . 有研究认为创意企业之间的互动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然而企业之间互动是否受空间因素的影响,尚需要地理学家讨论。选择北京市设计创意产业基地(Design,Resource,Cooperation,简称DRC),调查其内部企业之间的网络特征,目的在于探究在这样尺度的空间单元中,企业之间便利的互动条件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能力。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度量了DRC内部全部创意企业之间的网络特征,并以之作为自变量,统计了这些网络特征与工业设计企业创新能力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相对狭小的园区规模对企业网络发育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第二,位于企业网络中较好位置的企业其创新能力也较强。本研究有两点讨论:第一,本研究没有考虑已孵化成功并迁出的企业,它们或许与位于网络之外的企业有密切联系;第二,虽然园区目前的空间范围不利于企业网络发育,从而影响企业创新,但是园区扩大到多大才不至于降低企业邻近性、增加企业间物理空间沟通成本,有待未来研究。 |
| [68] | . 本文以对上海田子坊地区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初步探索产业活动变迁对地方文化形象和社会关系重塑的影响机制。论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入不仅改善了田子坊的地方文化形象,也使当地原本简单的社会关系趋于复杂。资本的话语权愈加明显,而弱势群体的利益则常被忽视。但就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而言,文化创意产业促成了田子坊从一个传统的、地方性的、私密的、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空间向一个时尚的、国际化的、开放的、高收入群体为主的空间的再生产,因而具有深远的价值;有效协调田子坊区域内各类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各类社会群体长期、和谐共处将是田子坊地区持久繁荣的重要保障。 . 本文以对上海田子坊地区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初步探索产业活动变迁对地方文化形象和社会关系重塑的影响机制。论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进入不仅改善了田子坊的地方文化形象,也使当地原本简单的社会关系趋于复杂。资本的话语权愈加明显,而弱势群体的利益则常被忽视。但就区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而言,文化创意产业促成了田子坊从一个传统的、地方性的、私密的、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空间向一个时尚的、国际化的、开放的、高收入群体为主的空间的再生产,因而具有深远的价值;有效协调田子坊区域内各类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各类社会群体长期、和谐共处将是田子坊地区持久繁荣的重要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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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 . 全球化背景下旅游业迅速发展,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日益显著,并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大研古城自旅游开发至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古城原生文化也经历着某种程度的变迁。文章在两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以古城酒吧发展的视角,探求反映古城文化变迁过程,并应用乔治.里茨尔＂虚无＂与＂实在＂理论分析古城酒吧发展过程中＂虚无＂与＂实在＂的表征及动因。 . 全球化背景下旅游业迅速发展,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日益显著,并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大研古城自旅游开发至今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古城原生文化也经历着某种程度的变迁。文章在两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访谈法和观察法,以古城酒吧发展的视角,探求反映古城文化变迁过程,并应用乔治.里茨尔＂虚无＂与＂实在＂理论分析古城酒吧发展过程中＂虚无＂与＂实在＂的表征及动因。 |
| [73] | . 在工业空间的演替过程中,地方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地理学探究的问题。本文结合多琳·梅西地方历史层累理论,以北京平谷东高村镇为例,采用访谈方法,调查当地不同时期和同时期内各种动力对该镇地方性的影响。结论表明：资本作用和提琴技艺传承的能动性是决定东高村镇是否保持地方性的关键。本文认为：第一,一个地方历史层累的过程可以视为资本在当地的积累过程。第二,经济层与文化层的互动,以及多元主体的进入,使得原本不构成地方性的制琴技艺,试图转化成为地方性知识传承创新系统。第三,地方还由层内不同行动者与资本结构的博弈产生,一旦行动者无法突破资本结构的束缚,将导致地方性削弱。 . 在工业空间的演替过程中,地方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地理学探究的问题。本文结合多琳·梅西地方历史层累理论,以北京平谷东高村镇为例,采用访谈方法,调查当地不同时期和同时期内各种动力对该镇地方性的影响。结论表明：资本作用和提琴技艺传承的能动性是决定东高村镇是否保持地方性的关键。本文认为：第一,一个地方历史层累的过程可以视为资本在当地的积累过程。第二,经济层与文化层的互动,以及多元主体的进入,使得原本不构成地方性的制琴技艺,试图转化成为地方性知识传承创新系统。第三,地方还由层内不同行动者与资本结构的博弈产生,一旦行动者无法突破资本结构的束缚,将导致地方性削弱。 |
| [74] | . 城市内部各个地方的景观是其文化的可视载体,由于它们具有空间的相对固定性,因此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地方文化的主要观察对象。本文采纳新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即关注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的意义及其变化,并力图挖掘影响这些变化的动力,进而揭示影响地方文化演变的动力。文化景观具有传播文化符号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文本"。在商业区改建过程中,设计建造者借助这些文本,再度表达出其背后的意义,这种再度表达的过程就是传播学中的表征,也称为再现。本研究通过景观调查方法以及访谈方法,分析了该传统商业区景观在改造前后文化表征的变化,以及表征权力的变化。本文结论有三方面:①该商业区改造后新的景观表征多以北京文化符号替代了老商业区的文化符号。②这种替代的负面结果是不利于加强老商业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同时削弱了城市内部文化的多元性。③政府协同规划师在景观表征上具有绝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文化的"原真性"。因此本文建议在老城区改造中,尽力挖掘地方独特文化,给予当地人更多的文化表征权力。 . 城市内部各个地方的景观是其文化的可视载体,由于它们具有空间的相对固定性,因此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地方文化的主要观察对象。本文采纳新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即关注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景观的意义及其变化,并力图挖掘影响这些变化的动力,进而揭示影响地方文化演变的动力。文化景观具有传播文化符号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文本"。在商业区改建过程中,设计建造者借助这些文本,再度表达出其背后的意义,这种再度表达的过程就是传播学中的表征,也称为再现。本研究通过景观调查方法以及访谈方法,分析了该传统商业区景观在改造前后文化表征的变化,以及表征权力的变化。本文结论有三方面:①该商业区改造后新的景观表征多以北京文化符号替代了老商业区的文化符号。②这种替代的负面结果是不利于加强老商业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同时削弱了城市内部文化的多元性。③政府协同规划师在景观表征上具有绝对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文化的"原真性"。因此本文建议在老城区改造中,尽力挖掘地方独特文化,给予当地人更多的文化表征权力。 |
| [75] | . <p>以地方性理论为切入点,提出历史事件为地方性的来源。在洞庭碧螺春原产地苏州吴中区东山镇和金庭镇(原西山镇)进行访谈调查,了解地方性在洞庭碧螺春生产销售方面的作用。运用级差地租理论和垄断市场理论说明了当地通过占据历史事件发生地的“地方性”而获得了级差地租和垄断利润。研究结论为:① 历史事件和传说具有空间不可移动性,可以成为形成级差地租的因素。② 历史传说赋予地理标识产品的质量无法通过理化手段测量,因此会出现原产地之外的茶叶假冒当地茶叶销售获利。派生的建议是当地政府需要加强对地理标识产品的宣传及法律保护。</p> . <p>以地方性理论为切入点,提出历史事件为地方性的来源。在洞庭碧螺春原产地苏州吴中区东山镇和金庭镇(原西山镇)进行访谈调查,了解地方性在洞庭碧螺春生产销售方面的作用。运用级差地租理论和垄断市场理论说明了当地通过占据历史事件发生地的“地方性”而获得了级差地租和垄断利润。研究结论为:① 历史事件和传说具有空间不可移动性,可以成为形成级差地租的因素。② 历史传说赋予地理标识产品的质量无法通过理化手段测量,因此会出现原产地之外的茶叶假冒当地茶叶销售获利。派生的建议是当地政府需要加强对地理标识产品的宣传及法律保护。</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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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 . <p>收集各类网站有关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争议的素材，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进行解读，指出地方命名过程中涉及的商业、政治和文化因素共同指向命名权这一核心。中国社会群体通常采取非抵抗式的网络话语来参与地方命名过程，尽管争取到一定话语权，但地方的最终命名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权力机构。</p> . <p>收集各类网站有关广州地铁站命名与更名争议的素材，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进行解读，指出地方命名过程中涉及的商业、政治和文化因素共同指向命名权这一核心。中国社会群体通常采取非抵抗式的网络话语来参与地方命名过程，尽管争取到一定话语权，但地方的最终命名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权力机构。</p> |
| [79] | . In this article we investigate local citizens’ place politics and discourses of place identity during the 2010 language conflict in Guangzhou, China. Drawing on geographical scholarship on the relational construction of place and the progressiv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we conceptualize place as an assemblage of trans-local connections and disparate trajectories which constitute the radical hybridity of any particular place. In concretizing a relational rethinking of place into a loc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 we suggest that Doreen Massey’s thesis of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provides an important epistemological basis for destabilizing the normative local/non-local boundary in order to realize a relational constitution of place-based cultural identity and subjectivity. Based on a social and political campaign against state-led hegemonic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the 2010 language conflict in Guangzhou is a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constructed process in which the Guangzhou locals’ imagin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place and identity are reproduced within a local geometry of social relations involving the state language policy,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city’s migrant population. Both exclusionary and progressive discourses of place identities have been articulated in this process of re-negotiation and re-imagination of place-based identities. This paper acknowledges that some place-bounded politics may demonstrate a counter-hegemonic dimension and are therefore not inherently regressive. But we also contend that any place politics needs to ask which elements are to be welcomed and which can be excluded in a fluid regime of politics within specific networks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cultural boundary of insiders/outsiders must be constantly re-negotiated and rendered relational with the attentiveness to ethical responsibility towards otherness. |
| [80] | . Place identity is a fluid construction that is in a constant dynamics of re-imagination. Changes in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lead individual and groups to re-imagine and rebuild their place-based identity. One major force that causes people's interruption in place identity is the rationalizing spatial process that reduces place into abstract space that is open to reorganization.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interruption, reconfirmation and renegotiation of the place-based identity of local residents of the former municipal district of Dongshan, Guangzhou, China, after the official administrative establishment of Dongshan was cancelled by the Guangzhou municipal authority in 2005. Thirty-six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nd it is found that local Dongshan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had generally been enhanced, rather than vitiated, after the 2005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while discourses about interruptions in their place identity fill up their narratives. Although sensing obvious interruption in place-based identity, local Dongshan residents re-imagined the meanings of the place of Dongshan to build up culturally delimited borders that were conditioned by the name Dongshan, and this re-imagined place-based identity results from the local residents' renegotiation about what the place of Dongshan is and how their identities are connected to the place. |
| [81] | . The research on identity is very important within cultural and social studies. Identity represents the roles that individuals or social groups play within a soci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It is connected with self-recognition and self-definition. On the other hand, place identity means that the meanings of place are taken as part of self-definition. Through place identity, individuals or social groups understand themselv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ve nature of place as a reference. In this paper, place and identity are exploited as the main axes around which this discussion is embarked. Taking Guangzhou's "Artist Village"-Xiaozhou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e evolution of identities of both the local villagers and the newcomer artists is to be understanded, under the context of Guangzhou's urba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particular, the coexistence, juxtaposition, collision and even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lace-based identities are interested in.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an apparent status of fragmentation between the place identities of the two social groups. There is no sound proof in support of any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either group's place imagination, in which sense it can be believed that there will still be a long process before the two social groups are fully integrated in, regar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place-based identities. . The research on identity is very important within cultural and social studies. Identity represents the roles that individuals or social groups play within a soci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It is connected with self-recognition and self-definition. On the other hand, place identity means that the meanings of place are taken as part of self-definition. Through place identity, individuals or social groups understand themselv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ve nature of place as a reference. In this paper, place and identity are exploited as the main axes around which this discussion is embarked. Taking Guangzhou's "Artist Village"-Xiaozhou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e evolution of identities of both the local villagers and the newcomer artists is to be understanded, under the context of Guangzhou's urba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particular, the coexistence, juxtaposition, collision and even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place-based identities are interested in. The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an apparent status of fragmentation between the place identities of the two social groups. There is no sound proof in support of any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either group's place imagination, in which sense it can be believed that there will still be a long process before the two social groups are fully integrated in, regar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place-based identities. |
| [82] | . 事件是城市更新、区域旅游推广的重要形式，同时也充当了文化符号重构的载体。本文以“西关小姐”评选活动为例，解读在区域经济诉求的驱动下，文化符号被重新阐释、重组和再生产的过程，并分析呈现其中的传统与现代、地域与非地域、文化与市场、记忆与再现等多对关系。本文表 . 事件是城市更新、区域旅游推广的重要形式，同时也充当了文化符号重构的载体。本文以“西关小姐”评选活动为例，解读在区域经济诉求的驱动下，文化符号被重新阐释、重组和再生产的过程，并分析呈现其中的传统与现代、地域与非地域、文化与市场、记忆与再现等多对关系。本文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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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 . 城市内部不同地区的地方性大多与其在城市中的功能有关。在地方性形成过程中,除本地方的功能起决定作用外,各类文本对地方性的表征也是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有些文本加强了地方性,有些削弱了地方性。影视作品是一种文本形式,本文介绍了它们对加拿大多伦多古德汉—沃兹老酿酒厂区地方性的再造。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有上百部电影和电视、广告和音乐视频在这个地区制作,这些影视产品通过两种手法将本地段的历史文化建筑变为其他城市或区域的景象,从而改变了老酿酒厂区地方性的原真性(authenticity)。尽管当地的居民对这种改变有遗憾,但是当地的租户和电影产业从业人员却从这种改变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影视产业对该地区地方性的改变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所说的"无地方性"的典型体现。从文化延续性角度分析,影视作品本可以通过表征地方的原真性,完成文化的延续,但是本研究中这种短视的表征方式,无异于杀鸡取卵。 . 城市内部不同地区的地方性大多与其在城市中的功能有关。在地方性形成过程中,除本地方的功能起决定作用外,各类文本对地方性的表征也是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有些文本加强了地方性,有些削弱了地方性。影视作品是一种文本形式,本文介绍了它们对加拿大多伦多古德汉—沃兹老酿酒厂区地方性的再造。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有上百部电影和电视、广告和音乐视频在这个地区制作,这些影视产品通过两种手法将本地段的历史文化建筑变为其他城市或区域的景象,从而改变了老酿酒厂区地方性的原真性(authenticity)。尽管当地的居民对这种改变有遗憾,但是当地的租户和电影产业从业人员却从这种改变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影视产业对该地区地方性的改变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所说的"无地方性"的典型体现。从文化延续性角度分析,影视作品本可以通过表征地方的原真性,完成文化的延续,但是本研究中这种短视的表征方式,无异于杀鸡取卵。 |
| [85] | . 福音村是指基督教传入后在中国乡村地区出现的一种过半村民为基督徒的特殊聚落。深圳的老福音村具有百年基督教会发展史,它们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农村一样,在改革开放后被推进了全球化的浪潮,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生产方式、聚落景观和村民的生活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这些变化,在老福音村中,基督教对本地村民的影响已日渐式微,但在不断进入村内的外来人员中却出现“枯木逢春”的繁荣景象。在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中,福音村落发生了诸多变化。研究以深圳市三祝里福音村为个案,通过分析20世纪初以来该村落基督教的动态发展过程,关注全球化在福音村基督教的兴衰浮沉中所扮演的角色,尝试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剖析全球化背景下福音村如何“老死”,又如何获得“重生”的进程,以寻求本土化与全球化在村落演化中的响应。研究的开展是对国内相对薄弱之宗教地理和乡村地理之研究的有益补充和拓展。同时,也对当前形势下我国乡村生活方式的调适和和谐社会组织形式的构建,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居民开展自由、健康的宗教信仰活动产生积极意义。 . 福音村是指基督教传入后在中国乡村地区出现的一种过半村民为基督徒的特殊聚落。深圳的老福音村具有百年基督教会发展史,它们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农村一样,在改革开放后被推进了全球化的浪潮,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生产方式、聚落景观和村民的生活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伴随着这些变化,在老福音村中,基督教对本地村民的影响已日渐式微,但在不断进入村内的外来人员中却出现“枯木逢春”的繁荣景象。在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中,福音村落发生了诸多变化。研究以深圳市三祝里福音村为个案,通过分析20世纪初以来该村落基督教的动态发展过程,关注全球化在福音村基督教的兴衰浮沉中所扮演的角色,尝试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剖析全球化背景下福音村如何“老死”,又如何获得“重生”的进程,以寻求本土化与全球化在村落演化中的响应。研究的开展是对国内相对薄弱之宗教地理和乡村地理之研究的有益补充和拓展。同时,也对当前形势下我国乡村生活方式的调适和和谐社会组织形式的构建,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居民开展自由、健康的宗教信仰活动产生积极意义。 |
| [86] | .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华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其中部分开始由短期滞在转向长期居留,日本人为典型之一。外国人居留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及空间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影响,族裔经济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本文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实证了在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探讨了其规模、行业分布、形成过程及运作模式,通过案例剖析揭示了新时期在华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在广州日本族裔经济体系业已形成,并且其仍在发展壮大之中。广州的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高,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同时族裔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带来族裔景观,如广州的天河北地区即是一例。这些变化给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和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华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其中部分开始由短期滞在转向长期居留,日本人为典型之一。外国人居留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及空间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影响,族裔经济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本文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实证了在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探讨了其规模、行业分布、形成过程及运作模式,通过案例剖析揭示了新时期在华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在广州日本族裔经济体系业已形成,并且其仍在发展壮大之中。广州的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高,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同时族裔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带来族裔景观,如广州的天河北地区即是一例。这些变化给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和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
| [87] | . 地方感的研究为探讨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情境主题餐厅作为能提供特殊体验的一种微观文化空间,为员工构造了一个"异位(heterotopias)"的超现实空间(hyperreality)。本文通过对广州味道云南食府这一典型情境主题餐厅员工的体验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讨了情境主题餐厅员工对不同尺度空间产生的不同地方感特征及其原因,得出以下结论:①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地方感存在差异。他们对餐厅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餐厅所处城市具有地方依赖,但对餐厅以外的其他城市空间不存在地方认同;②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餐厅融洽的社交环境、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较高认同的情境(文化);③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所处城市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城市所提供的良好工作条件、较差的自然环境、低熟悉的城市空间、对家乡的依恋和对"异乡人"的身份认同;④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熟悉程度、环境和文化认同程度和归属/依恋程度的差异是员工对两者地方感存在差异的原因。结论对于丰富地方感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有重要的价值,能够为城市中其他微观文化空间的地方感研究提供借鉴。 . 地方感的研究为探讨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情境主题餐厅作为能提供特殊体验的一种微观文化空间,为员工构造了一个"异位(heterotopias)"的超现实空间(hyperreality)。本文通过对广州味道云南食府这一典型情境主题餐厅员工的体验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讨了情境主题餐厅员工对不同尺度空间产生的不同地方感特征及其原因,得出以下结论:①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地方感存在差异。他们对餐厅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对餐厅所处城市具有地方依赖,但对餐厅以外的其他城市空间不存在地方认同;②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餐厅融洽的社交环境、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较高认同的情境(文化);③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所处城市地方感特征产生的原因是城市所提供的良好工作条件、较差的自然环境、低熟悉的城市空间、对家乡的依恋和对"异乡人"的身份认同;④员工对情境主题餐厅及其所处城市的熟悉程度、环境和文化认同程度和归属/依恋程度的差异是员工对两者地方感存在差异的原因。结论对于丰富地方感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有重要的价值,能够为城市中其他微观文化空间的地方感研究提供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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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 .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面临新的重塑,以诸多大城市新近出现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发展最为突出。本文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三角检验法,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探讨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总体上,一个负面的黑人群体形象已经被建构起来。就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时间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言,各类本地居民在对黑人聚居的看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看法差别很大。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外在信息的影响,亦即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 .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面临新的重塑,以诸多大城市新近出现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发展最为突出。本文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三角检验法,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探讨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总体上,一个负面的黑人群体形象已经被建构起来。就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时间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言,各类本地居民在对黑人聚居的看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看法差别很大。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外在信息的影响,亦即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 |
| [90] | . 透过频繁发生的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现象，从城市社会学的社区管治理论视角分析在房地产”后开发 阶段”业主维权之特征和动因，探讨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房地产开发中各种利益群体空间冲突的内在机制和缓解冲突的途径。研究表明，在转型期，城市社区业主 维权特征表现出新的特征；业主维权是宏观社会背景、行业性质、市场机制和政府角色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业主民主权利意识的逐渐增强。市民社会在城市 中产阶级社区中逐渐成为一股社区营治的重要力量，这将为基于社会公平和空间公正的社区基层自治模式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政府与开发商应重视市民社会在 房地产“后开发阶段”的角色。最后，文章提出维护城市社区的业主利益、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的根本在于社区治理中空间权力体系的重构。 . 透过频繁发生的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现象，从城市社会学的社区管治理论视角分析在房地产”后开发 阶段”业主维权之特征和动因，探讨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房地产开发中各种利益群体空间冲突的内在机制和缓解冲突的途径。研究表明，在转型期，城市社区业主 维权特征表现出新的特征；业主维权是宏观社会背景、行业性质、市场机制和政府角色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业主民主权利意识的逐渐增强。市民社会在城市 中产阶级社区中逐渐成为一股社区营治的重要力量，这将为基于社会公平和空间公正的社区基层自治模式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政府与开发商应重视市民社会在 房地产“后开发阶段”的角色。最后，文章提出维护城市社区的业主利益、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的根本在于社区治理中空间权力体系的重构。 |
| [91] | . . |
| [92] |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微空间生产与重构的重要动力。而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符号和审美消费为主的后现代消费社会范式的崛起，促使文化成为行就消费空间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州方所文化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新生事物。贴上文化标签后的方所文化书店，一反实体书店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的窘境，出现伊始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剖析了方所文化书店这类实体书店文化身份的展演（performance），并对消费者的感知与认同进行了解读。结果显示，通过经营者对文化手段的操纵，方所文化书店被形塑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微观缩影，同时也成为一个具有尊贵与典雅特质的文化新空间。而消费者通过对实体微空间的环境、商品文化及人群品质的感知，也认同了这种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实体书店在标签化的文化表征与文化变迁中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被消费者重新认同。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微空间生产与重构的重要动力。而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符号和审美消费为主的后现代消费社会范式的崛起，促使文化成为行就消费空间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州方所文化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新生事物。贴上文化标签后的方所文化书店，一反实体书店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的窘境，出现伊始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剖析了方所文化书店这类实体书店文化身份的展演（performance），并对消费者的感知与认同进行了解读。结果显示，通过经营者对文化手段的操纵，方所文化书店被形塑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微观缩影，同时也成为一个具有尊贵与典雅特质的文化新空间。而消费者通过对实体微空间的环境、商品文化及人群品质的感知，也认同了这种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实体书店在标签化的文化表征与文化变迁中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被消费者重新认同。 |
| [93] | . How consumption restructures man-land relationship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human geography, with the coming of global consumption society. Western geographers began to stud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sumption practice and geography early in the 1990s, and today the research has already extended to the issues such a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place identity and space production, all of which could be reflected in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As a way of life under urbanization, consumption of body-build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body geography, space imagination and plac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actors translate body-building by some qualitative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plac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and actor network theory.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actors'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socially constructed a "healthy paradise", which is geographically imagined, and the consumption imagination is highly connected with the stability of discourse power. Geographical space produces both functional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and node-typical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the latter imaginatively embeds local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into global consumptive cultural network, which then links and extends local man-land relationship into globalization. By the way of body practice, the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of body-building under actor network reconstructs micro-location into a place with multiple level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dualistic man-land relationship,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constructed by consumption of body-building is manifold. Here, place is a crucial node where reality is mixed with virtual world, and locality is intersected with global world. Therefore, place has the function of representation for social discourse. 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a kind of manifold-and-node man-land relationship could be found in geographic micro-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geograph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construction and fitness club as a micro-location in a shopping mall, and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research on shopping malls. . How consumption restructures man-land relationship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human geography, with the coming of global consumption society. Western geographers began to stud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nsumption practice and geography early in the 1990s, and today the research has already extended to the issues such a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place identity and space production, all of which could be reflected in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As a way of life under urbanization, consumption of body-build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body geography, space imagination and plac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actors translate body-building by some qualitative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plac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and actor network theory.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actors'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socially constructed a "healthy paradise", which is geographically imagined, and the consumption imagination is highly connected with the stability of discourse power. Geographical space produces both functional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and node-typical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the latter imaginatively embeds local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into global consumptive cultural network, which then links and extends local man-land relationship into globalization. By the way of body practice, the consumption relationship of body-building under actor network reconstructs micro-location into a place with multiple level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dualistic man-land relationship,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constructed by consumption of body-building is manifold. Here, place is a crucial node where reality is mixed with virtual world, and locality is intersected with global world. Therefore, place has the function of representation for social discourse. 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a kind of manifold-and-node man-land relationship could be found in geographic micro-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geograph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construction and fitness club as a micro-location in a shopping mall, and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research on shopping malls. |
| [94] | . 本文利用一项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差异进行了深入考察。结果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虽已发生不同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变化,但在整体上仍延续了前者的特点而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除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外,还受到流动人口在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导的次级劳动市场高度集中、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低、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有限等状况的制约。这些结论对制定符合流动人口实际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 本文利用一项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差异进行了深入考察。结果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虽已发生不同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变化,但在整体上仍延续了前者的特点而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除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外,还受到流动人口在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导的次级劳动市场高度集中、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低、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有限等状况的制约。这些结论对制定符合流动人口实际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
| [95] | .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
| [96] | . 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于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以中国特大城市——广州为例，首先系统分析了广州流动人口近30年空间分布变化规律，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分布具有近郊区指向、文化程度较高者多集聚于发展新区、产业转型与转移对流动人口职业分布有重要影响、以户籍地为基础的集聚区经济形态已经出现。此外，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出现了跨国移民聚居区的基本雏形。其次，对其原因进行归纳，包括城市发展格局的演变及产业地域转移、户籍和劳动力二元市场等制度因素及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 . 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于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以中国特大城市——广州为例，首先系统分析了广州流动人口近30年空间分布变化规律，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分布具有近郊区指向、文化程度较高者多集聚于发展新区、产业转型与转移对流动人口职业分布有重要影响、以户籍地为基础的集聚区经济形态已经出现。此外，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出现了跨国移民聚居区的基本雏形。其次，对其原因进行归纳，包括城市发展格局的演变及产业地域转移、户籍和劳动力二元市场等制度因素及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 |
| [97] |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ccommodating rural migrants from the same origin areas have proliferated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is phenomenon has attracted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concern and media attention. However,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such rural migrant encla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pace, and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way 'the power of place' imposes influences upon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the labor-market process of rural migrant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Based on field study and qualitative method,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evolution process, basic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Hubei Village, a homeplace-based community located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Hubei Village in general has become specialized in economic structure, homogeneous in sub-ethnic composition, and diversified in social stratum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at abundant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cruitment channels embedded with native space connections engender this community an enclave of key social and cultural distinction from surrounding area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Hubei Village plays a key role in accumulating and retaining all kinds of sub-ethnic elements, e.g. capital, labor force, and identity. Specifically, Hubei Village provides a place for the circuit of Hubei migrants' economic capital, for upward mobility of hubei labor migrants, and for integration of Hubei migrants into the host society of detonation cities. Our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Hubei Village is a product of interrelated and interwoven forces at varied geographical scales, including market, institutional, and regional-level factors on a macro scale, factors related to urban expans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a meso scale, and factors related to competitive edges of Hubei garment factorie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Hubei migrants, and active response of local community on a micro scale. Based on our empirical study, we make a conclusive remark that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s new urban social spaces facilitated by grass-root efforts,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o-migrants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erefore, governments should be cautious to carry out the wholesale demolition of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nd should reconsider existing redevelopment policies toward urbanized villages.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ccommodating rural migrants from the same origin areas have proliferated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is phenomenon has attracted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concern and media attention. However,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such rural migrant encla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pace, and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way 'the power of place' imposes influences upon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the labor-market process of rural migrant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Based on field study and qualitative method,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evolution process, basic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Hubei Village, a homeplace-based community located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Hubei Village in general has become specialized in economic structure, homogeneous in sub-ethnic composition, and diversified in social stratum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at abundant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cruitment channels embedded with native space connections engender this community an enclave of key social and cultural distinction from surrounding area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Hubei Village plays a key role in accumulating and retaining all kinds of sub-ethnic elements, e.g. capital, labor force, and identity. Specifically, Hubei Village provides a place for the circuit of Hubei migrants' economic capital, for upward mobility of hubei labor migrants, and for integration of Hubei migrants into the host society of detonation cities. Our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Hubei Village is a product of interrelated and interwoven forces at varied geographical scales, including market, institutional, and regional-level factors on a macro scale, factors related to urban expans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a meso scale, and factors related to competitive edges of Hubei garment factorie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Hubei migrants, and active response of local community on a micro scale. Based on our empirical study, we make a conclusive remark that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s new urban social spaces facilitated by grass-root efforts,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o-migrants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erefore, governments should be cautious to carry out the wholesale demolition of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nd should reconsider existing redevelopment policies toward urbanized vill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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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 . 近些年,国内外****大多都是从制度角度讨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的"边缘人"状况。文章以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适应性进行个人因素与制度因素的比较,发现个人原因也是影响其城市适应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个人因素的分析,旨在使其从心理上摆脱"弱势群体"的影响,以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积极主动的融入城市生活。 . 近些年,国内外****大多都是从制度角度讨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中的"边缘人"状况。文章以问卷调查以及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适应性进行个人因素与制度因素的比较,发现个人原因也是影响其城市适应性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个人因素的分析,旨在使其从心理上摆脱"弱势群体"的影响,以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积极主动的融入城市生活。 |
| [100] | . 流动人口社会空间是原有城市空间底质上经过流动人口的各种实践活 动而人格化的空间,是一种再造的空间.运用社会地理学分析方法,本文首先抽炼出流动人口空间问题,集中表现为边缘化、混合性、非固定性和适变性,其中边缘 化是本质性问题.其机制既包括自身属性特征的社会化建构,也包括制度歧视、城市政府新自由主义倾向、空间竞争、企业追逐利润、本地人排挤等.其次,本研究 认为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城市空间整体观缺失、市场机制失灵是流动人口空间问题存在的根源.最后,对流动人口问题提出三点对策:树立包括流动人口空间在内的 城市空间整体观、确立相互协调、联动管理的工作思路、提高流动人口自组织化程度. . 流动人口社会空间是原有城市空间底质上经过流动人口的各种实践活 动而人格化的空间,是一种再造的空间.运用社会地理学分析方法,本文首先抽炼出流动人口空间问题,集中表现为边缘化、混合性、非固定性和适变性,其中边缘 化是本质性问题.其机制既包括自身属性特征的社会化建构,也包括制度歧视、城市政府新自由主义倾向、空间竞争、企业追逐利润、本地人排挤等.其次,本研究 认为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城市空间整体观缺失、市场机制失灵是流动人口空间问题存在的根源.最后,对流动人口问题提出三点对策:树立包括流动人口空间在内的 城市空间整体观、确立相互协调、联动管理的工作思路、提高流动人口自组织化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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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 .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况成为政治家和科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根据现有文献资料，配合笔者实地调研，进行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研究，尤其就北京唐家岭现象及其延续效应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现况、社会特征、群体聚居村落和后续空间效应等。文章认为：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是2000年以来、继下岗职工、农民工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第三大社会弱势群体。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低工资就业市场，其次是高房租租赁市场。他们是弱势社会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彻底改造甚至消灭这样的聚居体是没有必要的。 .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况成为政治家和科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根据现有文献资料，配合笔者实地调研，进行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研究，尤其就北京唐家岭现象及其延续效应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现况、社会特征、群体聚居村落和后续空间效应等。文章认为：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是2000年以来、继下岗职工、农民工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第三大社会弱势群体。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低工资就业市场，其次是高房租租赁市场。他们是弱势社会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彻底改造甚至消灭这样的聚居体是没有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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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 . <p>20世纪90年代之前，儿童群体在地理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随着来自地理学学科内部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合力推动，地理学家开始关注童年的社会空间以及儿童的地方体验。《儿童地理学——玩耍•生活•学习》一书的诞生及专刊《Children’s Geographies》的创立，表明儿童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然形成并日渐壮大。文章追溯了儿童地理学诞生的学科背景，并通过对其专刊《Children’s Geographies》及地理界三大权威期刊自创刊以来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梳理了西方儿童地理学的两大研究议题：1）童年的社会空间：公共空间、学校和家庭中成人的规训与儿童的抵抗；2）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童年：流动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内儿童地理学可能的研究方向。</p> . <p>20世纪90年代之前，儿童群体在地理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随着来自地理学学科内部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合力推动，地理学家开始关注童年的社会空间以及儿童的地方体验。《儿童地理学——玩耍•生活•学习》一书的诞生及专刊《Children’s Geographies》的创立，表明儿童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然形成并日渐壮大。文章追溯了儿童地理学诞生的学科背景，并通过对其专刊《Children’s Geographies》及地理界三大权威期刊自创刊以来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梳理了西方儿童地理学的两大研究议题：1）童年的社会空间：公共空间、学校和家庭中成人的规训与儿童的抵抗；2）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童年：流动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内儿童地理学可能的研究方向。</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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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 . The dramatic institutional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for the planning and provision of public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western cities, the urban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female, the elderly, the disabled, and the low-income groups have been "entrapped" in certain spatial territory with lower level of 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 in their daily life as a result of the urban sprawl, suburbanization of jobs and other public facilities, the institutional housing segregation, as well as the deficiency of the public transit.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gre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the dissolve of Danwei compound, land use separation, industrial sub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ial reloc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rket-oriented transition. As a consequence, individuals, especially the urban middle and low-income groups, would face great challenges of decreasing 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 in their daily life which could in turn result in the decline of the life quality. Aiming at discovering the spatio-temporal demand of the urban middle and low-income groups and promoting the social equity in urban policy and plan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o-temporal activity pattern of the urban middle and low-income residents in Be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emporal alloc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oth work and non-work activities, observed daily activity space and mobility based on the activity diary survey of 600 households, 1 119 individuals of Beijing in 2007. Aided by the GIS technique and tools, the 3D geovisualization of individual's spatio-temporal path and the spatio-temporal activity density surface are introduced to explore and compar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the middle and low-income groups and their counterpart group. It is found tha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urban China has exerted obviously mor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aily life of urban middle and low-income groups than their other groups. Firstly, the whole daily activity pattern show the trend of "fragmentation" due to the existing of large amount of out-of-home, non-employment activities during the day time. Also, the middle and low-income have relatively shorter work hour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orkday while they have relatively longer work hour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eekend. Secondly, there is no strong rhythm of their work time, and their work activities relatively dispersed in the large spatial extent. Also, most of their non-work activities are located within the 1-km distance from their home. Thirdly, the middle and low-income group has lower level of mobility than other groups. They have more single purpose trips, and more frequently use the non-motorized mode such as walk and bicycle in their daily life. Besides, they have much smaller observed activity space measured by convex polygon. Finally, it is argued that much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 consequences of provision the public housings for the low-income group. . The dramatic institutional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for the planning and provision of public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western cities, the urban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female, the elderly, the disabled, and the low-income groups have been "entrapped" in certain spatial territory with lower level of 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 in their daily life as a result of the urban sprawl, suburbanization of jobs and other public facilities, the institutional housing segregation, as well as the deficiency of the public transit.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gre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the dissolve of Danwei compound, land use separation, industrial suburbanization, and residential reloca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rket-oriented transition. As a consequence, individuals, especially the urban middle and low-income groups, would face great challenges of decreasing 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 in their daily life which could in turn result in the decline of the life quality. Aiming at discovering the spatio-temporal demand of the urban middle and low-income groups and promoting the social equity in urban policy and plan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o-temporal activity pattern of the urban middle and low-income residents in Be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emporal alloc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oth work and non-work activities, observed daily activity space and mobility based on the activity diary survey of 600 households, 1 119 individuals of Beijing in 2007. Aided by the GIS technique and tools, the 3D geovisualization of individual's spatio-temporal path and the spatio-temporal activity density surface are introduced to explore and compar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the middle and low-income groups and their counterpart group. It is found tha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urban China has exerted obviously mor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aily life of urban middle and low-income groups than their other groups. Firstly, the whole daily activity pattern show the trend of "fragmentation" due to the existing of large amount of out-of-home, non-employment activities during the day time. Also, the middle and low-income have relatively shorter work hour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orkday while they have relatively longer work hour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weekend. Secondly, there is no strong rhythm of their work time, and their work activities relatively dispersed in the large spatial extent. Also, most of their non-work activities are located within the 1-km distance from their home. Thirdly, the middle and low-income group has lower level of mobility than other groups. They have more single purpose trips, and more frequently use the non-motorized mode such as walk and bicycle in their daily life. Besides, they have much smaller observed activity space measured by convex polygon. Finally, it is argued that much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 consequences of provision the public housings for the low-income group. |
| [108] | . 在对北京5 个城中村进行24 h 活动日志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城中村流动人口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间利用分别可以划分为6 类,每一类的时间利用特征都与社会环境及该类人群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其中工作、娱乐、家务等活动起主导作用。就城中村流动人口而言,不同类别人群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与其时间利用特征紧密联系,同样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生活活动路径展示出居民的日常活动正越来越表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特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环境、生活空间以及自身特征3 个层次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于居民的个体行为,导致城中村流动人口活动时空间结构展现出独特的特征。基于微观个体的日常活动研究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 在对北京5 个城中村进行24 h 活动日志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城中村流动人口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时间利用分别可以划分为6 类,每一类的时间利用特征都与社会环境及该类人群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其中工作、娱乐、家务等活动起主导作用。就城中村流动人口而言,不同类别人群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与其时间利用特征紧密联系,同样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生活活动路径展示出居民的日常活动正越来越表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特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环境、生活空间以及自身特征3 个层次的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于居民的个体行为,导致城中村流动人口活动时空间结构展现出独特的特征。基于微观个体的日常活动研究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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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 . The impact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on female labors have attain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literatur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studies, among which a widely accepted viewpoint is that female labors engaging in informal employment are hard to or could not realize up-mobility development or formalize their work,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ever being placed in a low-level marginal position. Such totally general notion should be negotiated on account of the diversity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t is argued that the negative aspect of impacts of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on female is over emphasized with the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their positivenes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positive rol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he accumulation of female human capital, and using the case study of a typical female sector, the Tea Ceremony (chayibiaoyan) in Fangcun Tea Market in Guangzhou, with methods of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Tea Market concentrates lots of micro-enterprises, in which most of workers are female labors employed informally. Rather than locked in the weak, marginalized labor market, female tea-ceremony workers are found to be capable of accumulating their human capital and finally move into the high-level labor market or develop into employers of micro-enterprises through the way of utilizing informal training, forma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nstitution during their informal working process. Therefore,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functions are not simply well known "social valve" in promoting femal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market, but as a way for them to move up from a low-level, informal labor market into a high-level formal one. In this process, informal training formed spontaneously in the market and formal training formed by the government are the two important promotion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female labors. The implication of related policies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s related to forma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n different informal employment sectors with real consideration of their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 The impact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on female labors have attain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literatur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studies, among which a widely accepted viewpoint is that female labors engaging in informal employment are hard to or could not realize up-mobility development or formalize their work,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ever being placed in a low-level marginal position. Such totally general notion should be negotiated on account of the diversity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t is argued that the negative aspect of impacts of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on female is over emphasized with the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their positivenes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positive rol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he accumulation of female human capital, and using the case study of a typical female sector, the Tea Ceremony (chayibiaoyan) in Fangcun Tea Market in Guangzhou, with methods of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Tea Market concentrates lots of micro-enterprises, in which most of workers are female labors employed informally. Rather than locked in the weak, marginalized labor market, female tea-ceremony workers are found to be capable of accumulating their human capital and finally move into the high-level labor market or develop into employers of micro-enterprises through the way of utilizing informal training, forma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nstitution during their informal working process. Therefore,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functions are not simply well known "social valve" in promoting femal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market, but as a way for them to move up from a low-level, informal labor market into a high-level formal one. In this process, informal training formed spontaneously in the market and formal training formed by the government are the two important promotion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female labors. The implication of related policies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s related to forma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n different informal employment sectors with real consideration of their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
| [115] | . 以撒尼、傣和哈尼三个父权制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以曼春满、曼乍与曼嘎俭村、五棵树与月湖村、箐口和大鱼塘村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发展旅游村寨和未发展旅游村寨妇女的社会性别观念进行横纵向对比分析，探讨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父权制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认为：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的交融，少数民族妇女主体意识和自立能力的增强，不断建构起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性别观念。研究将有利于少数民族社区和谐社会的建设，并对男女平等国策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以撒尼、傣和哈尼三个父权制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以曼春满、曼乍与曼嘎俭村、五棵树与月湖村、箐口和大鱼塘村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发展旅游村寨和未发展旅游村寨妇女的社会性别观念进行横纵向对比分析，探讨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父权制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认为：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的交融，少数民族妇女主体意识和自立能力的增强，不断建构起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性别观念。研究将有利于少数民族社区和谐社会的建设，并对男女平等国策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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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 . 基于主位研究视角，以作者自我叙事的方式，对回族宗教活动空间的存在主义意涵进行了主体意向性解读，完整自叙和沉浸思考后作者认为，回族宗教活动空间存在以下特征：①回族宗教活动空间的核心构成为家、清真寺和坟园；②家、清真寺和坟园对回族宗教信仰者而言，不是单一的物理空间，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宗教“地方”；③说明了回族宗教活动空间具有地方到无地方的转化特征，无地方转换的地方指向是清真寺；④“接都畦”这一宗教仪式和宗教行为构建了回族宗教活动空间从空间到地方，从地方到无地方转换的桥梁。该分析过程与结论说明了回族宗教活动空间具有从地方的物质宗教空间结构到无地方的精神宗教空间结构的递进转换特征。 . 基于主位研究视角，以作者自我叙事的方式，对回族宗教活动空间的存在主义意涵进行了主体意向性解读，完整自叙和沉浸思考后作者认为，回族宗教活动空间存在以下特征：①回族宗教活动空间的核心构成为家、清真寺和坟园；②家、清真寺和坟园对回族宗教信仰者而言，不是单一的物理空间，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宗教“地方”；③说明了回族宗教活动空间具有地方到无地方的转化特征，无地方转换的地方指向是清真寺；④“接都畦”这一宗教仪式和宗教行为构建了回族宗教活动空间从空间到地方，从地方到无地方转换的桥梁。该分析过程与结论说明了回族宗教活动空间具有从地方的物质宗教空间结构到无地方的精神宗教空间结构的递进转换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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