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上广On the social space evolution of Shanghai: In dual dimensions of the Hukou and the occupation
WANGChunlan, YANGShangguang收稿日期:2018-07-17
修回日期:2018-09-20
网络出版日期:2018-11-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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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各个国家经历了经济重组与社会转型,城市产业布局和土地利用方式发生明显变化,同时也对城市社会空间产生影响。随着中国全球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与权力驱动着城市新一轮的扩张、更新与重建,城市空间经历破坏与再生。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来看,城市空间再生产伴随着社会阶层的空间转换,富人区与平民区边界形成、差异以及符号化[1]。列斐伏尔指出：“作为民生产品的城市空间不仅是个人遮风避雨的物理空间,而且是实现家庭组建、后代抚养、生活关照、情感交流和心灵慰籍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2]大城市贫困集中地区通常难以维持高级别的商业和服务机构的运作,交通区位和可达性差,就业信息和机会缺乏[3]。这对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分裂、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贫困陷阱的形成等产生重要的刺激作用。空间分异、社会空间极化、下层阶级聚居等社会问题在大城市空间集聚,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主要呈现出人口密集混合功能旧城区、干部居住区、工人居住区、农业人口散居区、知识分子居住区等几个社会区类别[4];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增了跨省移民聚居区以及受到新业态影响形成的各类职业人口聚居区[5]。基于2010年分街道镇人口普查职业数据的研究发现,北京的社会上层和社会中层更为集中在城区,而社会下层分散地分布在整个城乡地区,在五环以外地区社会下层占比明显较高[6]。2000年以来,居住分异中的户籍维度尤其受到关注,在这一维度上,城市空间上的居住区分割已经出现并日益凸显[7]。基于2010年分街道镇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深圳市外来农民工与常住人口的分布演化呈现差异特征,外来农民工的快速增长区域位于深圳西北部,其负增长区域主要位于中心城[8]。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分街道镇迁移人口数据的分析发现深圳市三类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空间集聚与分异现象,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边,省外迁移人口则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9]。
随着城市社会极化发展,处于社会等级结构高低两端的群体在特定城市区位高度集聚,形成城市边缘地带的流动人口聚落、内城绅士化等现象。在地租级差的影响下,中心地区成为新建高档楼盘的主要集中地,中产阶层化现象直观地体现在物质环境的显著变化上[10]。顾朝林等[11]对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集聚的唐家岭现象及其延续效应进行分析,探讨北京城市社会空间这一特定群体的聚居状况、社会特征和空间效应等。吴启焰等[12]从梳理研究框架入手,探讨新兴市场化国家大城市新白领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边缘化及中产阶层异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空间后果。
不同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的形成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大小不一,但基本都可以从宏观结构性因素和微观能动性因素两个方面来解读。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是城市政府和单位提供的社会福利,城市社会空间主要由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和职业决定[13]。1992年中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打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体制,居民收入多样化、差异化,社会经济地位日渐成为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重要因素,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市场因素开始起作用[14]。个人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需求和住房偏好选择住房产权、类型、质量和邻里,单位制下“凝固”的城市社会空间走向破碎化和复杂化[15,16]。家庭支付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在当代中国大城市居住分异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基于收入与社会状态的住宅“选择”不仅仅是个人负担住房能力的结果,开发商、政府规划等同样会影响住宅选择[15]。
已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化中职业维度与户籍维度的分异现象显而易见。在此基础上,户籍维度和职业维度的交叉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探明,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的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在中国大城市居住分异与隔离现象中的作用。比如普遍被认为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工的集聚现象及成因,跨省迁移人口集聚与隔离现象是否全部归因于户籍身份差异和户籍分割制度。空间尺度的精细化和微观化正在成为学术界剖析复杂城市巨系统演化机制的一种发展趋势。相比街道镇,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为接近的居村委是更为接近西方国家“邻里”的基本单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因街道镇居民的社会特征异质性与平均效应产生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认知偏差问题。
以下研究基于上海市的人口地理信息库,从职业以及户籍双重维度上分析上海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的演化特征,可以为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等急剧变迁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城市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可以为国际上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提供具有中国情境的样本案例。上海市的人口地理信息库基于上海市基本地理信息库以及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居村委统计数据形成。利用上海市行政区图册,在道路、河流、绿地、地标建筑等的辅助识别下,对全市大约6000个居村委的空间范围和边界进行判别,矢量化得到上海市基本地理信息库。基本地理信息库采用的是2014年上海市各居村委的边界与代码,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库代码有一定的差异,为此,采取人工校对的方法,统一调整行政区边界以及人口数据,最终得到居村委基本单元的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以下“跨省移民”指的是在2000年、2010年普查时点在沪常住的中国大陆外省市户籍居民,“跨境人口”即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所指的“境外人口”,为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国境内居住三个月以上,或者能够确定将居住三个月以上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但不包括驻沪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出差、旅游等在境内短期停留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2 户籍维度上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
当代上海城市居住分异格局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同时也随着城市扩张呈现出新的特点。综合当前中国户籍管理和福利属地管理的情况,可以将大城市人口大致划分为跨境移民、跨省移民和本市户籍人口。跨境人口当中的港澳台人士与外籍人口在文化程度、职业地位、居住空间等方面都相对较为接近。2.1 跨省移民分布边缘化
采用Wong[17]提出的局部分异指数,计算基于居村委基本单元的跨省移民（相对于户籍居民）的局部分异指数①(① 局部分异指数计算公式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00年、2010年上海市跨省移民局部分异指数的空间差异
-->Fig. 1Spatial differences of inter-provincial immigrant local differentiation index of Shanghai between 2000 an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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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rcGIS软件中以人民广场为中心向外每隔0.5 km做缓冲区分析,计算各缓冲带内的跨省移民占常住人口的比例。结果显示,外环线（大约距人民广场15 km）以内,跨省移民占所在区域总人口的比例明显为一个较低的洼地（图2）。上海市郊区是跨省移民占比相对较高且攀升幅度较大的区位,并且峰值所在区位由2000年紧邻中心城外缘的地方外推至距离城市中心20 km以外。2000-2010年期间,跨省移民占比上升最快的区域为距离城市中心大约20~40 km处;距离城市中心15~35 km的地带内跨省移民占比超过50%,意味着这个环带区域内跨省移民数超过户籍居民数。中心城核心区（从人民广场向外约3 km的区域）跨省移民占比增长速度也较快,但其增幅明显小于郊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上海市跨省移民占常住人口比例的空间变化注：图中的数值为各城市环带内的跨省移民占同一环带内常住人口的比例。
-->Fig. 2Spatial variations curve of the inter-provincial immigrant percentage in Shanghai's resident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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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跨境移民向心分布
从1863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的近一百年时期中,上海由所谓公共租界、法租界及除租界以外的南市、闸北、浦东和附近郊区的华界等三个部分组成[18]。这个时期,无论是何种国别、何种社会经济地位、何种来华原因的外籍人口高度集中都居住在租界范围内。旧上海时期,上海华洋等级与空间等级之间形成了固定的意义联络,城市主导空间与附属空间泾渭分明,外侨以各种手段强化空间的等级和特权,在居住、休闲等方面空间权利的平等问题引起强烈关注[19]。当代全球化和资本高度流动性背景下,亚太地区出现了异常激烈的全球城市之争。中国特大城市致力于改变他们与全球经济的关系,一些城市把实现全球城市地位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20]。为了适应全球竞争,跨国精英城市主义成为城市政府政策安排和空间再生产的一种重要特征。国际精英群体在全球城市形成了飞地、封闭社区等高度隔离的居住空间形态,形成所谓的全球超富裕阶层的特权空间逻辑,为萨森所描述的新中心地理论的表现之一[21]。跨国迁移加剧了穷人与富裕阶层的相对集聚和分化,以及跨国精英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分化。城市空间组织出现一个普遍特征,即富裕阶层集中在振兴的核心地区而穷困阶层被疏散到脆弱的郊区,新兴跨国研究领域引来一个关键性的讨论,全球城市是否注定会变得更加隔离[22]。
新中国成立以来,华界与租界之间的社会等级和空间等级关系经历了瓦解、重构的过程,旧上海时期繁华的中心城与凋敝的农村、干净整洁的租界与脏乱差的华界的对比格局已经发生明显改观,但这个历史上形成的空间差异和不平等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延续。同样采用以上Wong[19]提出的局部分异指数,计算基于居村委基本单元的上海市跨境移民（相对于常住人口）局部分异指数（图3）。结果显示,城市居住分异延续性特点较为明显,跨境移民更倾向于分布在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且向旧上海时期租界范围以外沿东、西两个方向拓展,浦西一侧明显偏向于居住在苏州河以南,即上海传统的“上只角”区域。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约81.0%的境外人口居住在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而户籍居民和外来人口的相应比例分别为57.5%与36.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10年上海市社区跨境移民局部分异指数的空间差异
-->Fig. 3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local differentiation index of cross-border immigrants of Shanghai communities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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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业维度上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职业类别是划分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综合性指标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时反映出居民的经济地位、权力地位和社会声望。中国大城市职业维度居住空间分异特征的形成不仅仅与个人经济收入和择居能力有关,同时也受到来自城市经济转型、产业布局调整、住房开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3.1 中心城白领化、绅士化发展
对照国内外各类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表,各职业类别均被赋予了高、低不等的数值。我们参照一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高低排序,对各职业类别赋以高低不等的数值②(② 职业类别的赋分方法为：各类管理人员（7分）、专业人员（6分）、办事人员（5分）、商业服务业人员（4分）、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相关人员（3分）、农林牧渔业人员（2分）、失业人员（1分）。),分别计算每个居村委所有居民的平均职业得分,以此来反映其该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图4）。结果显示,2000-2010年期间,受到上海市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人口职业结构整体向着非农化、白领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城、郊居民的职业构成状况存在梯度差异,中心城社区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明显高于郊区,并且在最近两次普查期间,这个城郊二元的社会空间模式显然在迅速发展和不断加强当中。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00年、2010年上海市社区平均职业指数的空间差异
-->Fig. 4Spatial difference of average occupational index of Shanghai communities in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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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上海市中心城社区经历了一轮快速的白领化、绅士化发展过程。这意味着在上海市人口分散化、郊区化分布的背景下,职业地位相对较高的群体仍倾向于居住在中心城。社区平均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高于5的社区大体上都是以白领阶层为主的社区。2000年上海市职业指数分值较高的社区主要位于中环线以内的苏州河以南、黄浦江以西区域,尤其是内环线以内的西南片区。2010年时这种情况部分发生变化,平均职业指数分值较高的社区在中环线以内迅速增加,高值区同时向浦东新区拓展,主要是以陆家嘴为中心点的黄浦江东侧滨江带状区域。职业指数高值区自城市中心向外拓展的半径在各个方向也有差异,其中向西南方向的拓展半径最大,已经超出外环线。中心城绅士化填充式增长和扩张的同时,远郊也生成了几个空间范围有限的局部高值区域。上海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远郊新城建设带动了郊区少数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抬升效应,大致位于上海市重点建设的松江、嘉定、青浦几个郊区新城。
3.2 城市白领阶层分化与居住分异
前述分析表明,随着上海市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布局调整,中心城社区经历了一轮快速的白领群体集聚过程。白领阶层由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几类职业人群构成,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个群体内部产生明显分化,内部异质性远大于早期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中提到的“干部”身份群体。对比2000-2010年期间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三类职业人群在城市各区位分布及变化情况（图5）,三类白领职业人群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收入和社会声望越低,则其居住空间边缘化的特征越突出。管理人员仅内环以内区域的比例有所减少,内环与外环之间区域的管理人员比例明显上升;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在外环线以内各环带比例均有所减小;外环线以外区域,管理人员比例明显下降,而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比例均有所上升,办事人员比例上升幅度明显较大。在城市人口郊区化、分散化的发展阶段,作为城市精英群体的管理人员的空间分布却在向中心城集中。由此可见,位于繁华中心城的住房仍是当代中国大城市上中阶层的择居地首选,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居住区位也是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和直接的表征。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2000-2010年上海市不同职业地位人群在各城市区位分布及其变化注：图中的数值为各城市环带内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分别在全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Fig. 5Distribution and change of population of different occupations in different city locations of Shanghai in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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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市各居村委居民职业构成变化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2000-2010年期间,管理人员占比上升较为明显的社区大多数都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同类社区在郊区仅为少量零星分布;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上升较为明显的社区也多数分布在外环线以内中心城,还有若干同类社区分布在外环线附近的近郊以及远郊新城,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00年以来上海市各大学在近、远郊建立新校区的影响;普通白领（办事人员）占比下降的社区明显较多地分布在中心城,而其占比上升幅度较大的社区则大量分布在外环线以外的近郊以及远郊新城（图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2000-2010年上海市各居村委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占比变化
-->Fig. 6During the period 2000-2010, the proportion of managerial, prof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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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户籍维度与职业维度居住分异的交叉分析
4.1 中观尺度下比较明显的职业维度居住分异现象
城市居住分异格局当中户籍与职业两个维度可能存在交互影响。以上基于城市圈层环带的中观尺度分析显示,户籍维度上,跨省移民与上海市户籍居民、跨境移民相比,居住空间呈边缘化分布特点。由于跨省移民的职业构成高度集中在少数类别,其空间分布边缘化的特征实质上可能是职业维度上的群体分化与居住分异现象,户籍维度上的居住分异本质上却是职业维度上的居住分异。受到文化程度、劳动技能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上海市跨省移民所从事的职业大多为二、三产业中的制造加工、建筑施工、运输操作、商业服务、餐饮服务、居民生活服务等较为艰苦的工作岗位。根据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尽管跨省移民中从事高端职业的人口比例在增加,然而其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三类职业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均在40%以下,而在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两类职业人群中所占比例超过60%。为此,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中分别提取本地户籍居民各类职业从业人员、跨省移民各类职业从业人员在内环以内、内中环间、中外环间、外环以外四个环带区域的分布比例。如图7所示,城市中观尺度上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受到职业分化和城市产业布局演化的影响更大。对于各类职业从业人员而言,从事同一类职业的本地户籍居民与跨省移民在各环带的比例分布差异均较小,而受到城市产业布局和功能分区的影响,不同职业类别从业人员在各环带区域的分布比例有明显差异,外环线以内三个环带区域均以服务类从业人员的占比较大,而外环以外区域生产制造类和农林牧渔类从业人员的占比明显较大。从2000年、2010年对比来看,主要变化也体现在不同职业类别从业人员的环带比例分布变动。2010年不同户籍身份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三类从业人员分布比例相差相对较大一些,但上海市户籍的各类职业从业人员在外环线以内的比例仅比相应职业跨省移民占比高出约5个百分点。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2000-2010年上海市户籍居民、跨省移民各类职业从业人员在环带区域的分布及变化
-->Fig. 7The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of Shanghai permanent residents and inter-provincial immigrants with different occupations in the circle areas in 20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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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2010年人口普查对跨境人口的调查表没有涉及职业类型,所以无从验证这类户籍身份群体的居住区分布特征是否与其职业地位相关。跨境人口中的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约达到70%,而全市人口当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22.8%,由此可推测其职业地位总体相对较高,其在中心城高度集中的特点也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职业类别的影响。
4.2 微观尺度下客观存在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与隔离现象
基于圈层环带数据的城市中观尺度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维度分异现象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现象更为明显一些。尽管如此,微观尺度下跨省移民的居住隔离现象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期间隔离程度明显上升。隔离指数③(③ 隔离指数的公式为：在微观社区尺度下,各类职业身份的跨省移民混合居住的现象较为普遍。根据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市跨省移民占常住人口比例较高的社区（居委会）个数快速攀升,跨省移民占比达到60%~80%的社区个数从2000年的103个增长到2010年的515个,跨省移民占比达到80%以上的社区个数从2000年的5个增长到2010年的415个（图8）。将2010年跨省移民占比达80%以上的居村委按照跨省移民比例由大到小排序,各社区跨省移民职业类别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社区尺度下基于户籍身份差异形成的居住分异现象比较常见,跨省移民聚居并非完全出于业缘联系。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82010年上海市各社区跨省移民的职业构成状况注：图中横轴为2010年上海市跨省移民在社区常住人口中的占比,全市居村委按照跨省移民占比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图中仅列出了跨省移民占比超过80%的居村委。
-->Fig. 8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inter-provincial immigrants in Shanghai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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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同类职业身份,跨省移民与户籍居民也存在明显的居住隔离现象。以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为例,跨省移民占比超过80%的社区个数达到约1000个。将2010年上海市各社区按照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在各类职业从业人员中的占比从大到小排列,发现社区这类职业从业人员占比越大,跨省移民在单个社区的集聚程度更高（图9）。跨省移民在同类职业人员中的占比超过80%的社区主要分布在近郊和远郊的各区县,其中34.2%的社区分布在近郊的闵行、宝山、嘉定等三个区,26.1%的社区分布在浦东新区,30.4%的社区分布在远郊的奉贤、青浦、松江等三个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占比越小,从事这类职业的跨省移民与上海市户籍居民在社区混合居住程度总体更高一些,这类社区在中心城的分布比例明显比前一类社区更高一些,跨省移民在同类职业从业人员中的占比为60%~80%之间的社区有33.8%分布在中心城各区。跨省移民在同类职业人员中的占比低于60%的社区有41.9%分布在中心城各区,这一分布比例比近郊区和远郊区都要高一些。综合以上数据分析,在微观社区尺度下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客观存在,在这些社区中,基于户籍身份形成的居住分异现象超越了职业身份差异的影响。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92010年上海市各社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中跨省移民与户籍居民的构成注：图中横轴数据为2010年上海市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在社区各类职业从业人员中的占比,全市居村委按照这类职业从业人员占比由大到小依次排列。
-->Fig. 9The structure of inter-provincial immigrants and house hold residents in Shanghai community prod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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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采用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接近的居村委作为基本分析单位,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估分化人群的居住分异和隔离程度,街道镇空间单元内部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较大异质性,会导致对城市居住隔离程度的低估。采用居村委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空间单元内混合居住的情形,可以更加清晰和准确地辨别分化群体的空间分异特征与模式,以及发现城市社会空间演化中的延续性和变异性,尽可能地减少误判的情况。研究表明,在新世纪最初的十年期间,上海市在户籍与职业两个维度上的居住分异与隔离现象比较明显,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保持了较大稳定性。在城市圈层环带的中观尺度上户籍与职业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现象均比较明显,中心城经历快速白领化、绅士化的发展过程,精英阶层更多地进入中心空间,普通白领、跨省移民在边缘空间进一步集聚。随着城市扩张,社会结构中的边缘群体在空间分布上进一步边缘化,跨省移民集中分布区域由旧上海市时期的中心城边缘转移至中心城以外的近郊区甚至远郊区。综合近年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北京、上海、深圳等几个中国大城市大体上呈现类似的“中心—边缘”社会空间结构特点。此外,上海市职业维度社会空间演化分析表明,相对弱势的普通白领阶层在传统优势区位的占比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顾朝林等[11,12]基于个案研究得到的关于白领地位边缘化和中产阶层异化的观点。
在分析单一的户籍维度和职业维度居住分异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两个维度交互影响下的居住分异现象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两个维度交互影响形成的居住分异特征表现有所不同。在城市圈层环带的中观尺度下,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上的居住分异现象更为明显;无论如何,在微观社区（居村委）尺度上,跨省移民的居住隔离程度快速上升,处于中等偏上的区间,基于户籍身份差异形成的居住分异与隔离现象客观存在。在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的交叉分析中,还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比如,中观尺度下更为明显的基于职业身份差异的居住分异现象的成因,不能完全地归因于城市产业布局调整和功能分区,还要联系各类职业身份群体的择居能力与偏好、通勤能力等进行综合分析。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是城市社会等级性的空间表现和空间反映,空间安排折射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模式[23]。以土地产权和租差理论视角来看,绅士化及城市空间再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发商等利用对城市空间类型与区位调整来获取空间维度的城市中心区—外围区土地级差地租的收益,及时间维度的城市建成环境衰败所形成的潜在地租—实际地租之间的租差收益,从而实现资本的增值与积累[24]。虽然在后殖民时代上海市主导性空间和附属性空间的关系与空间排他性已经没有旧上海时期那么鲜明,但跨国精英、本土精英阶层对空间生产的规划和控制,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控制以及对利益分配的控制仍然存在,这是上海市中观尺度上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长期稳定的根源所在。
当前中国大城市居住分异与隔离现象较显著,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资源配置不公正问题突出。城市化的社会进化本身表现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城市化应以城市全员的幸福为现实行动和终极目标[25]。城市主体是否能够平等自由地享有空间权益,直接影响着居民生活状况、社会心态、幸福感等方面[26]。就城市治理而言,首先应深入剖析不同尺度下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特征、空间权力关系及空间逻辑,反思调整城市管理和规划的决策机制和理念等基本问题,为城市化发展的人本主义治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致谢：论文修改过程中,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王耀麟教授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9] | . 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人口的规模和流动性都在迅速增加。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以户籍为代表的城市社会人口管理制度背景下,城市内部不同身份群体社会隔离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对于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都市基于居住的社会隔离发展趋势和特点,国内文献还研究甚少。利用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微观数据,包括居委会和街道等多个微观尺度,可从户籍、学历、就业和年龄结构等多维度对上海居住隔离情况进行最新评估。在测度整体居住隔离指标上,通过探究局部居住隔离指标的数值与空间分布特征,可深化对居住隔离的层次性和空间差异性的认识。结果显示,随着2000年以来住房市场化程度加深和产业结构变迁,上海居住隔离正在加快,尤其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已经比较严重,正在对城市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变按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配置机制,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 . 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城市人口的规模和流动性都在迅速增加。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以户籍为代表的城市社会人口管理制度背景下,城市内部不同身份群体社会隔离的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对于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都市基于居住的社会隔离发展趋势和特点,国内文献还研究甚少。利用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微观数据,包括居委会和街道等多个微观尺度,可从户籍、学历、就业和年龄结构等多维度对上海居住隔离情况进行最新评估。在测度整体居住隔离指标上,通过探究局部居住隔离指标的数值与空间分布特征,可深化对居住隔离的层次性和空间差异性的认识。结果显示,随着2000年以来住房市场化程度加深和产业结构变迁,上海居住隔离正在加快,尤其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已经比较严重,正在对城市社会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变按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配置机制,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 |
| [20] | .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accompanying their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ny `mega-cities' in China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changing their relationships to the global economy and some have aimed at attaining global (world) city status as a key future development goa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world) city status and the emerging world economic system, and discusses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between `mega-cit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at Chinese cities will face in the 21st century, especially after the Asia financial crisis. It also explores the potential and possibility of achieving global or world city status in China. The main arguments are that only Hong Kong, Shanghai and Beijing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attain leading positions in the global urban system in the future. Post-1997, it has been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find a way to coordinate the functions of Hong Kong and the other major cities which allows them to operate smoothly together under quite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Finally, the authors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three metropolises and suggests some possibilities for coordinating their roles in the global urban system. |
| [21] | . Notwithstanding the burgeoning scholarship on enclave urbanism, urban gating has often been pigeonholed as an intra-urban development that is somewhat ‘epiphenomenal’ to wider global processes. Overlooked in the literature is how gated communities as globally-oriented spaces are intertwined with the transnational lifeworlds of its elite inhabitants. As key sites where transnational super-rich elites organize their consumption and reproduce their purportedly global lifestyle, gated communities are now emerging as a new ‘meta-geographical form’ that circulates in and around rapidly globalizing cities. Drawing on the case study of Sentosa Cove, an exclusive waterfront gated community in Singapore catering to ‘high net-worth’ residents, this paper critically examines how elite localities and transnationalism are being socially and spatially reproduced in the city-state. To this end, the paper makes a distinct contribution by bringing to bear critical transnationalism perspectiv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urban gating and the privileged geographies of the global super-rich.Research highlights?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gated communities/enclave urban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 Gated communities are linked up to transnational ideologies,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 Advances call to investigate the privileged geographies of the super-rich. ? Critically examines social-spatial practices of transnational global elites. |
| [22] | . 从学术史角度观察,社会学领域的一种新兴分支学科-空间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而齐美尔、列斐伏尔和吉登斯分别是这三个阶段的代表性****.通过展示空间社会研究从古典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的演变,表明了空间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对于社会学来说,从空间观察社会是推动社会学发展的一种新颖且有力的前沿方法,值得学界的关注和推广. . 从学术史角度观察,社会学领域的一种新兴分支学科-空间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而齐美尔、列斐伏尔和吉登斯分别是这三个阶段的代表性****.通过展示空间社会研究从古典社会学到现代社会学的演变,表明了空间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对于社会学来说,从空间观察社会是推动社会学发展的一种新颖且有力的前沿方法,值得学界的关注和推广. |
| [23] | .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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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市化也从低点起步、呈单调升势快速发展,2011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但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深刻制约下,城市化发展滞后,影响工业化、非农化发展;城市化速度过快,不利新农村建设;土地城市化呈大跃进式疯狂扩张,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继续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剥夺,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要推进未来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实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市化也从低点起步、呈单调升势快速发展,2011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但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深刻制约下,城市化发展滞后,影响工业化、非农化发展;城市化速度过快,不利新农村建设;土地城市化呈大跃进式疯狂扩张,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继续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剥夺,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要推进未来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实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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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中国城乡人口迁移产生了典型的移民社会故乡情结式的原生态乡愁。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变迁,城市居民因城市改造、拆迁而搬离家园,形成了城市内部移民。搬迁居民的空间迁移造成了居住环境、邻里关系、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中国式“城愁”。“城愁”是城市空间再生产所导致的原住地居民的社会关系变迁及其社会心理的变化,同样需要被审慎认知和纾解。 . 中国城乡人口迁移产生了典型的移民社会故乡情结式的原生态乡愁。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内部社会结构的变迁,城市居民因城市改造、拆迁而搬离家园,形成了城市内部移民。搬迁居民的空间迁移造成了居住环境、邻里关系、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中国式“城愁”。“城愁”是城市空间再生产所导致的原住地居民的社会关系变迁及其社会心理的变化,同样需要被审慎认知和纾解。 |
| [2] | .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率先开启了城市理论的空间转向。他以“三元辩证法”为哲学方法论基础，分析了城市空间的三种形态，即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认为城市空间是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三维统一体。列斐伏尔从微观的日常生活角度展开的城市空间理论建构，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贡献，对于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问题尤其是城市空间公平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率先开启了城市理论的空间转向。他以“三元辩证法”为哲学方法论基础，分析了城市空间的三种形态，即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认为城市空间是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三维统一体。列斐伏尔从微观的日常生活角度展开的城市空间理论建构，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贡献，对于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问题尤其是城市空间公平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
| [3] | . 回顾了1986年至2007年之间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领域的155篇学术论文及部分代表性专著,将我国该领域研究总结划分为3个阶段,梳理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进展与最新动态,评述了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研究成果、发展水平等的阶段性特点与变化,剖析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并针对研究中遇到的瓶颈,探讨了未来研究的可能重点与方向,以期有助于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获得新的突破。 . 回顾了1986年至2007年之间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领域的155篇学术论文及部分代表性专著,将我国该领域研究总结划分为3个阶段,梳理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进展与最新动态,评述了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研究成果、发展水平等的阶段性特点与变化,剖析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并针对研究中遇到的瓶颈,探讨了未来研究的可能重点与方向,以期有助于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获得新的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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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市中心区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研究。从９类４７个变量中抽取出５个形成广州市社会区类型的主因子，根据各主因子的得分，把广州市中心区划分为七类社会区，并把形成广州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五类。通过与１９８５年类似研究结果的比较，发现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现象更趋明显，具体反映在人口“外溢”、居住条件改善及新开发区的形成等方面。最后就如何引导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进行了讨论。 . 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市中心区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研究。从９类４７个变量中抽取出５个形成广州市社会区类型的主因子，根据各主因子的得分，把广州市中心区划分为七类社会区，并把形成广州市社会空间分异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五类。通过与１９８５年类似研究结果的比较，发现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现象更趋明显，具体反映在人口“外溢”、居住条件改善及新开发区的形成等方面。最后就如何引导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进行了讨论。 |
| [6] | . 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对北京社会阶层的区位分布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北京的社会空间分化为明显的中心、半边缘和边缘3个地带。从地区(街道、乡镇)尺度看,边缘地带的乡镇是底层社会空间,城区、城乡结合部和郊区的卫星城地区(街道、乡镇)都是阶层混居的社会空间,社会隔离表现为封闭的住宅小区与周边棚户区及老旧住宅并存的总体混居与局部隔离的形态;而城乡之间的社会隔离远远大于都市区内部的社会隔离。 . 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长表数据对北京社会阶层的区位分布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北京的社会空间分化为明显的中心、半边缘和边缘3个地带。从地区(街道、乡镇)尺度看,边缘地带的乡镇是底层社会空间,城区、城乡结合部和郊区的卫星城地区(街道、乡镇)都是阶层混居的社会空间,社会隔离表现为封闭的住宅小区与周边棚户区及老旧住宅并存的总体混居与局部隔离的形态;而城乡之间的社会隔离远远大于都市区内部的社会隔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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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为基础数据,以街道为单元,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技术揭示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具有受教育水平高、职业转型模式多样、留城意愿较低和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等特征。2农民工规模呈现西北部最高、中部其次、沿海最低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农民工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热点区（高聚集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宝安区和龙华新区,冷点区（低聚集区）则分布在南部的中心城区,与传统制造业布局相一致。3农民工空间演化格局相对稳定,全市农民工分布重心逐步向西北偏移;全市农民工集中度略有上升,热点区基本稳定,冷点区有所扩大;农民工人口密度高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逐步演变为＂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农民工空间变化差异较大,增长演变类型呈多样化。4深圳农民工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常住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5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受住房因素、就业机会、交通条件、社会网络、城市规划共同影响。 . 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为基础数据,以街道为单元,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技术揭示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具有受教育水平高、职业转型模式多样、留城意愿较低和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等特征。2农民工规模呈现西北部最高、中部其次、沿海最低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农民工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热点区（高聚集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宝安区和龙华新区,冷点区（低聚集区）则分布在南部的中心城区,与传统制造业布局相一致。3农民工空间演化格局相对稳定,全市农民工分布重心逐步向西北偏移;全市农民工集中度略有上升,热点区基本稳定,冷点区有所扩大;农民工人口密度高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逐步演变为＂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农民工空间变化差异较大,增长演变类型呈多样化。4深圳农民工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常住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5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受住房因素、就业机会、交通条件、社会网络、城市规划共同影响。 |
| [9] | .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
| [10] | . 首先诠释了中产阶层化的基本概念,然后在回顾中产阶层化研究的三大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对国际上若干典型国家的城市中产阶层化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阐明了国内城市中产阶层化的研究背景、研究状况和研究意义。 . 首先诠释了中产阶层化的基本概念,然后在回顾中产阶层化研究的三大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对国际上若干典型国家的城市中产阶层化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阐明了国内城市中产阶层化的研究背景、研究状况和研究意义。 |
| [11] | .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况成为政治家和科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根据现有文献资料，配合笔者实地调研，进行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研究，尤其就北京唐家岭现象及其延续效应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现况、社会特征、群体聚居村落和后续空间效应等。文章认为：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是2000年以来、继下岗职工、农民工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第三大社会弱势群体。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低工资就业市场，其次是高房租租赁市场。他们是弱势社会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彻底改造甚至消灭这样的聚居体是没有必要的。 .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低收入大学毕业生社会群体在城市的生存状况成为政治家和科学家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根据现有文献资料，配合笔者实地调研，进行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研究，尤其就北京唐家岭现象及其延续效应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现况、社会特征、群体聚居村落和后续空间效应等。文章认为：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是2000年以来、继下岗职工、农民工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第三大社会弱势群体。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体产生的原因，首先是低工资就业市场，其次是高房租租赁市场。他们是弱势社会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彻底改造甚至消灭这样的聚居体是没有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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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 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关注于中国城市社会分化、居住空间分异、社会流动、居住流动等问题的研究,并将其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予以考虑;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逐步从宏观的社会描述转向社会空间演进机制的深刻剖析,中产阶层化、郊区化、"城中村"、边缘社区、城市贫困等敏感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社会--经济--制度"的三重转型成为这些研究的注脚. . 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关注于中国城市社会分化、居住空间分异、社会流动、居住流动等问题的研究,并将其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予以考虑;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研究逐步从宏观的社会描述转向社会空间演进机制的深刻剖析,中产阶层化、郊区化、"城中村"、边缘社区、城市贫困等敏感问题得到更多的关注,"社会--经济--制度"的三重转型成为这些研究的注脚. |
| [15] |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ramatic shift in Shanghai’s socio-spatial landscapes in the postreform China. Supported by the recent population census, one percent sample survey, and other socioeconomic statistics, this paper posits that a socioeconomically segregated metropolis has emerged in Shanghai: It is an individual’s social status and the affordability of certain areas that determines where one can live. As such, a highly segregated socio-spatial structure has emerged in Shanghai driven not only by global forces, but also by developers and the state, as well as the associate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lls for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to review its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approach, and regulate its policies for suburb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central city gentrification. This aims to diminish the social damage inherent in an increasingly segregated city. |
| [16] | .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单位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空间最基本的细胞单元，承载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履行国家制度政策的职能。这一社会空间组织，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成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叙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随着管制放宽、市场经济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发展，单位空间景观开始解体。随着个人主义泛滥、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贫富差距的悬殊，社会结构中出现离心力加速的趋势，这对社会结构整合、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通过梳理单位空间的演变过程，试图理解与阐释中国当前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发展特征、地方政府的行动实践以及城市社区的建设。 .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单位是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空间最基本的细胞单元，承载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履行国家制度政策的职能。这一社会空间组织，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成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叙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随着管制放宽、市场经济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发展，单位空间景观开始解体。随着个人主义泛滥、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贫富差距的悬殊，社会结构中出现离心力加速的趋势，这对社会结构整合、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通过梳理单位空间的演变过程，试图理解与阐释中国当前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发展特征、地方政府的行动实践以及城市社区的建设。 |
| [17] | The essence of hedonic price modeling i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ing prices and housing attributes. Typically, housing attributes refer to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 However, it is obvious that the price of a house is not just determined by its structural attributes, but also attributes of the neighborhood in which the unit is located. Neighborhood attributes can b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neighborhood, such as street condition and proximity of employment centers, or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types of vegetative cover. Another set of neighborhood attribute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idents. The intensity and natur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pulation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this chapter is to evaluate how segregation is relevant in housing price determination and to suggest effective segregation measures that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housing price modeling. In other words, this chapter intends to provide insights on capturing neighborhood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s inputs to hedonic models. The objective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discussions of different facets of segregation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and various issues in using segregation measures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I will first offer taxonomies of segregation based upon several defining dimensions. Then I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s of segregation in residential space in reference to housing price determination. Segregation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undesirable, but specific impacts (positive or negative) of segregation on a neighborhood and the processes have not been concretely addressed. There are also many types of segregation and only those that are relevant to housing price modeling will be discussed. Then I will address several segregation measurement issues that are relevant to housing price modeling in general. The issue of geographical scale and the nature of segregation will be the major emphases. Some measures appropriate for hedonic modeling will be review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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