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传开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NINGYuemin, YANGChuankai收稿日期:2018-07-12
修回日期:2018-11-13
网络出版日期:2019-01-20
版权声明:2019《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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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促进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和集聚,加快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1]。201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3%,首次超过50%。2017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进一步上升到58.52%。然而,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很多进城农民未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形成了“半城镇化”现象[2],即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因未获得城市户籍,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子女上学难、社保水平低、居住条件差,由此形成城市内部新的二元结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为42.35%,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6.1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中有27%以上属于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属于进城农业转移人口。为了逐步解决半城镇化的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要缩小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促进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不仅有助于提升城镇化质量,更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3]。
社会融合理论源于西方国家对少数族裔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是指移民和本地居民相互适应和渗透,相互分享各自的文化、情感、记忆和经历的过程[4]。由于中国的城镇化主要由进城的外来农业转移人口推动,但因户籍制度的存在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隔离,因而其社会融合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焦点[5,6,7]。本文通过考察城镇化的行为主体,从宏观视角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融合问题进行研究,揭示中国外来人口社会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形成原因,进而提出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策略响应。
2 中国城镇化的三元行为主体
中国城镇化的特点、进程、问题、机制是多学科的研究热点。中国地理学界在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8,9,10]。就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而言,崔功豪、马润潮认为中国存在二元城市化模式,而自下而上的农村城市化模式起着重要的作用[11]。陈明星等认为市场力、内源力、行政力、外向力是影响中国城市化的四个主要动力因子[12]。宁越敏认为政府、企业和个人（主体是农业转移人口）是三个参与城镇化进程,可以自主做出决策的行为主体,并就此展开对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分析[13,14]。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三个行为主体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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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Three actors of influencing social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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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府与城镇化
一般认为,现代城镇化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市场经济主导的国家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干预城镇化的过程。直至二战结束后,一些欧洲国家政府为推动战后城市重建,开始运用规划、政策等手段引导城市的发展。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对城镇化进程也具有决定性影响。1950-1980年,受各种政策的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经历了数次起伏和波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的影响下,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加快[15]。1990年后,为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将部分经济、行政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政府,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由于不同层次政府的决策和施政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讨论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中央政府对城镇化进程起着统揽全局的作用。首先,中央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相应的城镇化政策。计划经济时代,实施严格控制大城市的政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控制农民外出打工。1990年后,不再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同时取消了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2000年,城镇化被列入国家发展战略。2014年,中央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十三五”期间要实现“三个1亿人”的目标,即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其次,为鼓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实行了分权化的措施。通过分税制使一部分税收留存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享有土地批租权、城市规划权、设置开发区等权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权限往往由省级政府再下放到地级市乃至县级政府,形成多层级的分权化。
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也出现了功能的转型,从原来为市民提供服务为主到现在开始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被学术界称之为企业型政府[16]。但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远甚于市场经济主导的发达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在享有相应权限后,以开发区、土地批租为空间手段,通过招商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同时,作为城市基础设施、服务设施的供应方,地方政府也是拉动经济增长项目的投资者和建设者。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在城市中形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是,分权化也导致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以辖区内发展为取向的行为主体[17]。鉴于行政区划的边界性,地方政府更多关注自身行政区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管理制度也在新的时代赋予了新的功能,成为形成地方壁垒的主要制度。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进城农业转移人口被称之为“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农民工”,他们不能够享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形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18,19,20]。
2.2 企业与城镇化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其扩张可产生大量的非农业就业机会,是拉动城镇化的直接因素,而其投资区位则影响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斯科特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解释了城镇化和区域发展,他认为福特主义和大规模生产不仅促进了美国大都市区的形成,而且由于这种福特制生产体系需要大量的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造成在居住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斯科特还认为,标准化的生产方式降低了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因此从上个世纪中期起发达国家开始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1970年代,这种生产转移的趋势益发明显[21]。Fr?bel认为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形成“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实际上就是二战以后出现的劳动空间分工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形式[22]。斯托伯和沃尔克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独特性问题以及对新国际劳动分工形成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福利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的成本大幅上升,除了支付工资以外,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还要支付各种附加费用,如为了职工的安全与保障支付的保险金、医疗费、退休金等,同时还要为保持劳动者的再生产支付包括教育等在内的必要费用。由此使劳动力的实际成本呈现广泛的空间差异,从而形成劳动空间分工的基础[23]。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向亚洲“四小龙”及东南亚国家转移。1992年中国实施全面对外开放的战略后,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大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寻找投资机会。与此同时,改制后的国企以及民营企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出口贸易国。众所周知,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正是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为进城农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中国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没有出现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普遍存在的大规模失业人口现象。总体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进城后的职业转化提高了收入水平。因此,国际资本和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双向流动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由于人力资源丰富,中国主要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全球劳动分工。在市场化导向下,新兴企业不再采用固定的报酬制度,而是实行计时或计件工资制度,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在实施低工资的同时,大量企业还往往采用各种手段,不支付或少交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使农民工社保不足额缴纳的情况大量存在[24]。由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弹性就业制度更具有竞争力,使实行终身雇佣制、拥有比较完善社会保障的国有企业为降低劳动力成本,也不得不实施弹性就业的合同制,并大量雇佣农民工。显而易见,上述就业制度的变化是全球化、市场化带来的冲击。为保障工人的利益,中央政府制订了《劳动法》等有关文件,但企业的上述行为仍然普遍存在。例如,一些企业按照户籍壁垒,对务工人员的社保缴纳情况进行“三六九等”的划分：外地农民工只有三险,即养老、医疗、工伤保险;本地农民工交五险,但不交公积金;本地城市户口的打工者则全交①（①为什么农民工不愿意上社保?http://www.cb.com.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0&id=1084796&all.）。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②（②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也经常发生。企业的上述行为,加剧了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融合困难。近年来,伴随各项政策逐步落实,农民工的待遇有所改进,但由此又造成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趋势,对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2.3 个人与城镇化
人口的自由迁徙是城镇化的基本条件。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乡村,不准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迁徙。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政府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限制到转而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迁徙。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体特征,如人力资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方言掌握程度等是影响其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25]。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外来人口往往更容易融入城市。第一代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有限,而且与农村的社会关系密切,他们融入城市困难较多,在丧失劳动能力后通常选择返乡。第二代或称之为新生代的农民工年龄轻,文化程度高,他们较文化程度低的第一代外来人口更易融入城市[26]。然而,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口总体上受教育程度较低。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高中及以上农民工仅占23.8%。由于农民工通常承担高劳动强度的工作,他们很少有机会去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数据显示,高达65.2%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即便是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职业技能和受教育程度较低,也往往难以胜任专业技能要求较高的岗位。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多是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学结束就进城打工,或者由第一代农民工抚养,在城市出生、长大,他们对农村和农业已经陌生,“回不去的乡村、留不下的城市”成为他们的真实写照。因此,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社会融入问题。
综上所述,外来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是上述三个城镇化行为主体综合作用的结果,户籍制度虽然起了重要作用,但目前职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主要取决于就业单位的属性。在上述三个城镇化行为主体中,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无疑处于最弱势的地位。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他们参与城市经济活动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但市场经济本身以及制度性的障碍使他们作为个体难以完全“嵌入”城市社会,形成所谓“脱嵌”的现象。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由于既难以融入农村又难以融入城市,形成“双重脱嵌”[27]。因此,新型城镇化也需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问题。
3 外来人口向大都市集聚及其社会融入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外出打工有多种选择,或就地就近,或跨省迁移。其中,大城市由于可以提供各种就业机会,成为农民工进城的优先选择。我们曾利用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2000-2010年间的中国都市化进程。2010年,中国拥有128座5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有80个。大都市区总人口为3.19亿,比2000年增加了1.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3.8%。在128个大都市区中,人口500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有16个,人口200万~500万的大都市区有25个,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人口分别占大都市区总人口的46.5%和25.5%,合计占到72%[28,29]。这表明,中国已出现了大都市区化的发展趋势。这和世界城镇化进程是相一致的,因为城市本身就是集聚经济的产物,而大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更明显。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务工,表面上与“城里人”无明显差异,实际上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险、文化适应、身份认同等方面显著低于“城里人”[30],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融入问题,这在大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6]。首先,制度排斥加剧了外来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合的难度,大城市严格的户籍制度使他们面临着社会保障缺位、子女义务教育缺失等问题[31];在住房方面,他们也被排除在迁入地的保障性住房计划外。例如,绝大多数城市的廉租房项目只受理符合条件的本市低收入阶层申请,拒绝外来人口的申请[32]。尽管居住证制度赋予外来人口若干本地人享有的权益,但本地户籍与居住证之间的差异在大城市依然十分突出。其次,在经济收入方面,外来人口的职业声望较差,多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等行业工作,与雇主或单位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收入不仅相对较低,而且面临着工资被拖欠的风险。第三,在文化适应、社会参与、身份认同等方面,多数农民工将自己定位为农民或复杂的边缘人,而明确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比例则很低[33]。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本地人对外来人口也具有偏见,在一般层次的交往中,城里人对于交往对象的城乡身份没有太多区分。然而,当问到是否愿意与农村人结为姻亲时,近20%的城市居民表示不愿意与农村人成为亲家③（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2011年中国民生及城市化调查报告http://css.cssn.cn/css_sy/lncgxz/201706/P020170615343851171043.pdf.）。在社会参与方面,进城农民工平常多与自己的老乡或工友交流,业余时间也主要是看电视、上网和休息,社会参与程度不高。
外来人口在向大城市集聚的同时,也加剧了大城市的城市问题,形成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半城镇化突出等城市病。《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对于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鉴于城市病比较突出,再次提出了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尤其是北京和上海,近年来通过整顿集贸市场、违章建筑等手段,促使一批农民工回流,从而使人口的快速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以上海为例,2015年的常住人口比2014年减少了10万余人。但这种控制外来人口的手段在社会上产生不少争议,认为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起到了反向作用,这无疑也进一步增加了外来人口在大城市的社会融合难度。
4 促进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策略响应
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首先要解决这一群体如何在城市中生存的问题,这需要健全和完善社会融合机制,其次也涉及中国城镇化的宏观布局等问题[34]。推动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不是一个城市能单独解决的问题,需要多主体、多部门,从系统的视角采取综合性措施。特别是外来人口较为集中的大城市,单纯依靠流入地政府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显然还不能有效解决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需要更高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及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4.1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设包容性城市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目标。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已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推进社会融合,其目标就是建设包容性城市（inclusive city）,包括社会包容、政治包容、经济包容和文化包容四个维度[1]。要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让在城市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享有均等发展的机会。中国包容性城市的建设应涵盖两个方面。首先,要按照中央要求,要加快进城农业转移人口,包括其家属在内的市民化。目前,进城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相比,仍存在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就业机会和待遇的不平等、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平等。这些由户籍管理制度产生的问题应是改革的重点[35,36]。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一轮户籍制度的改革开始启动。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指出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其中,城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下的城市不得采取积分落户方式④（④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0/11/content_5117442.htm[2018-02-10].）,这为户籍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目前问题的焦点是地方政府如何操作,特别是城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的城市是否也对农业转移人口实行有序开放,这应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其次,包容性城市的建设也是一个双向的过程[37]。一方面体现在城市人口对外来人口的接纳;另一方面,包括外来人口自身如何在精神、文化、政治上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例如,外来人口在城市社会事务方面的参与、城市生活方式的适应、文化的融入等等,这些同样属于市民化的内涵。
4.2 三个行为主体共同承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包括：9年制义务教育、一定标准的社会保障（养老、就业、医疗等）、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生活补助、廉租房、公租房）等。由于中国城乡人口之间的社会福利水平相差较大,推进市民化需要支付很高的成本,作为城镇化三个行为主体的政府、企业、个人应共同承担市民化的成本。中央政府的责任首先要逐步建立以全体国民为对象,重点目标人群是农村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消除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其次是伴随经济发展逐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如中国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普通百姓一旦遇到大病重病往往就成为困难户。为此,中央政府已在农村建立基本水平的农民养老金制度,并正在推进建立大病重病的医疗补贴制度。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养老、公共租赁房等,使基本公共服务能够逐步覆盖全体国民。地方政府则主要承担城市基础设施、以及教育、保障房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企业应根据国家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为所聘员工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劳动保护、福利报酬,并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企业社保缴纳能力对推进市民化有重要影响。若包括公积金在内,当前企业应缴纳的部分要占个人工资的41%。例如,在28%的养老保险缴费中,企业承担20%以上的比例（个人承担8%）,这一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2倍,对经营不稳定,盈利水平较低的企业来说难以负担。因此,中国企业在社保缴纳特别是养老保险缴纳存在着负担过重的现象。为此,国务院发文要求各地从2016年5月1日起将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缴纳比例降至20%,符合有关条件的降至19%,对企业公积金的缴纳也做出了一定调整⑤（⑤http://www.sohu.com/a/69521086_110211.）。
个人支付的费用主要指农民工进城定居时,所支付的个人及家庭生活和人口再生产的费用,包括日常生活、租房、子女教育、医疗等费用。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就业不稳定,而他们在农村尚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并享有其他的一些权利,这导致当前不少农业转移人口对户口迁入城市缺乏积极性。这种新情况反映了市民化的重点应放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而不必过于追求户籍城镇化率的提升。
根据在淄博的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包括外来人口和就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成本中,地方政府主要承担城市公用设施、保障房、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服务等五个方面的成本,合计每人每年4143元;个人主要承担生活、居住、社会保障三方面的成本,合计每人每年20332元,其中生活费占大头,为每人每年11748元;企业主要承担社会保障成本,若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住房公积金按最低标准5%计算）,需要为每人每年支付17229元[38]。可见,在三个行为主体中,企业承担的市民化成本最高,负担最重。
总体而言,在市民化进程中需要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首先,要多渠道筹措城市建设资金。过去,地方政府通常采用发行地方债券的方式进行城市建设的融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受到限制后,开始倡导公私合作的PPP融资方式。但是,既然私营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必然要求投资有回报,这就要求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体制、收费标准进行相应的改革。鉴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上级政府财政应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地区予以适当的支持。其次,要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支付市民化成本的能力。应加快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经营性用地产权和宅基地的流转机制,使进城农民拥有在城市长期生活的必要资本。同时,也要探讨进城落户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权益的退出机制,尤其需要研究跨地转移农村人口退出农村权益后的分配机制。第三,对经营有困难的企业,可试行弹性的社保缴金标准。
5 结论
城市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与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39]。中国城镇化作为影响人类21世纪进程的大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城镇化的本质是使人们生活的更美好,然而中国以往城镇化的进程显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日益凸显。在国内外新形势下,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应运而生,作为城镇化过程的更高级阶段,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已成为新时期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当前,国家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显然不能单纯就乡村论乡村,还需同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加快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从而提高农村经济规模化水平,而加快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无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文从宏观的视角,结合中国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与发展特点分析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政府、企业和个人是城镇化发展的三个重要行为主体,三者对中国城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三者之间的交互影响,也形成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而以市民化为目标推进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同样需要三个行为主体合力,共同承担市民化的成本。要采取多途径促进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但这些策略的实施不是单一城市能够完成的,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响应,更重要的是需要时间的循序渐进和城市社会的“洗礼”。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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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见: 宁越敏. 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传统城镇化道路逐渐显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在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的推动下,城镇化转型发展成为必然,而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并日益成为新时期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回顾了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然后从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角度探讨中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最后就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若干思路。未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应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加快经济发展,提供城镇化发展新动力;以人为本,促进社会融合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以国民为对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推进体制创新,关注小城镇发展,提升小城镇发展活力。 . 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传统城镇化道路逐渐显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在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的推动下,城镇化转型发展成为必然,而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并日益成为新时期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回顾了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然后从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角度探讨中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最后就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若干思路。未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应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加快经济发展,提供城镇化发展新动力;以人为本,促进社会融合建设包容性城市,推进以国民为对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推进体制创新,关注小城镇发展,提升小城镇发展活力。 |
| [2] | . 本文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半城市化”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由于系统、社会生活和行动、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相互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是相当不利的。 . 本文尝试用“半城市化”概念来分析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融合问题。“半城市化”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由于系统、社会生活和行动、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相互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迁是相当不利的。 |
| [3] | .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核心是强调了人的城镇化,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本文着重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方面阐述了对这个规划产生背景的初步认识。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以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中国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巨大,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支撑力面临严重的困难。城镇化是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性的重要前沿科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在城镇化研究领域具有突出优势和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面向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需求,还非常需要对这一重大领域进行深入的跟踪和研究。 .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核心是强调了人的城镇化,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本文着重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方面阐述了对这个规划产生背景的初步认识。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以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中国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巨大,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支撑力面临严重的困难。城镇化是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性的重要前沿科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在城镇化研究领域具有突出优势和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面向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需求,还非常需要对这一重大领域进行深入的跟踪和研究。 |
| [4] | |
| [5] | . 本文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本文通过模型分析,验证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即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影响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融合;城市的制度安排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 本文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本文通过模型分析,验证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即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影响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融合;城市的制度安排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
| [6] | . 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因素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总体而言,流入地因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社会空间紧密相关。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 基于上海市城中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维度,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从外来人口的个体因素和流入地因素两方面考察了对社会融合及其主因子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由社会关系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4个维度构成。从因子得分来看,上海城中村的社会融合程度总体水平并不高;在各个维度上,从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到经济的融合程度依次降低。总体而言,流入地因素对于城中村外来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要大于个体层面因素。其中,个体层次因素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最大,而流入地因素则对经济融合因子和社会关系融合因子的解释力度都较大。研究还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与其居住社会空间紧密相关。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
| [7] | .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
| [8] | . 2014年3月,国家印发《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将城镇化重点转向实现“人的城镇化”.国家城镇化政策转型离不开多学科众多****长期以来针对城镇化开展研究探索的集体智慧的推动,中国科学院学部牵头完成的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是标志性成果之一,在城镇化政策转型中发挥了作用.回顾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国家相关部委产生的工作推动与影响.认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要积极承担国家智库和思想库功能,加强基础研究以支撑决策咨询研究,城镇化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责任感与科学精神. . 2014年3月,国家印发《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将城镇化重点转向实现“人的城镇化”.国家城镇化政策转型离不开多学科众多****长期以来针对城镇化开展研究探索的集体智慧的推动,中国科学院学部牵头完成的城镇化系列咨询报告是标志性成果之一,在城镇化政策转型中发挥了作用.回顾城镇化系列咨询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国家相关部委产生的工作推动与影响.认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要积极承担国家智库和思想库功能,加强基础研究以支撑决策咨询研究,城镇化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责任感与科学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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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 2014年国家印发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型期,并将新型城市化作为国家未来相当长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为城市化领域研究提供了重大机遇。国际上,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和内容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丰富,研究阶段持续深化,领域持续扩展,研究方法手段持续改善和进步。国内城市化研究起步晚、进展快,在中国特色城市化合理进程的科学认知与思辨等诸多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展望未来,提出了城市化领域的5个科学问题及其子问题:城市化的跨学科特性与成立城市化学科,城市化概念、原理、方法等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城市化的区域特性以及与城乡统筹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空间格局研究,大数据支持下城市化和智慧城市的系统集成与模拟平台研究。 . 2014年国家印发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型期,并将新型城市化作为国家未来相当长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为城市化领域研究提供了重大机遇。国际上,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和内容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丰富,研究阶段持续深化,领域持续扩展,研究方法手段持续改善和进步。国内城市化研究起步晚、进展快,在中国特色城市化合理进程的科学认知与思辨等诸多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展望未来,提出了城市化领域的5个科学问题及其子问题:城市化的跨学科特性与成立城市化学科,城市化概念、原理、方法等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城市化的区域特性以及与城乡统筹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空间格局研究,大数据支持下城市化和智慧城市的系统集成与模拟平台研究。 |
| [11] | .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确定存在着二元城市化模式，而农村城市化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起着重要作用。作者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休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从城市化启动力的角度指出，这各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文章并由此分析了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探讨了其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的政府、农民、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下的运行机制 .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确定存在着二元城市化模式，而农村城市化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起着重要作用。作者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休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从城市化启动力的角度指出，这各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文章并由此分析了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探讨了其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的政府、农民、外部力量共同作用下的运行机制 |
| [12] | . 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1981—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综合水平持续提高，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是人口城市化，最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应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发展。 . 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1981—2006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综合水平持续提高，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是人口城市化，最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应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统筹城乡发展。 |
| [13] | . 本文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９０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企业发展模式，从而使经济绩效得到提高，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城市体系不断趋于完善。 . 本文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９０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企业发展模式，从而使经济绩效得到提高，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城市体系不断趋于完善。 |
| [14] | . 中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2011年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本文首先分析了当代中国城市化的三个特点,即规模大、速度快,半城市化现象显著;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显著;都市化现象已经显现,大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地区。其次,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城市问题出现的原因。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本文从政策制定和空间策略两方面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认为要深化改革,逐步解决半城市化的问题,二是要实施都市区和城市群发展战略,预防城市病的发生。 . 中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2011年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本文首先分析了当代中国城市化的三个特点,即规模大、速度快,半城市化现象显著;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显著;都市化现象已经显现,大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地区。其次,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城市问题出现的原因。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本文从政策制定和空间策略两方面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认为要深化改革,逐步解决半城市化的问题,二是要实施都市区和城市群发展战略,预防城市病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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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正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由于政府角色危机、财政危机、信任危机以及官僚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压力,西方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府再造运动。这场政府再造运动涉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再造力度之深,可谓空前。其共同特征是重塑政府,试图将政 . 正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由于政府角色危机、财政危机、信任危机以及官僚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压力,西方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府再造运动。这场政府再造运动涉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再造力度之深,可谓空前。其共同特征是重塑政府,试图将政 |
| [17] | .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分散的 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导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因素很多,但财政能力差异和政府偏好差异可能是最为直接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都可以放置于财政分权 的框架下加以动态和系统阐释。为此,本文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以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为逻辑载体,解释转型中的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 作用机制。 .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分散的 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导致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因素很多,但财政能力差异和政府偏好差异可能是最为直接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都可以放置于财政分权 的框架下加以动态和系统阐释。为此,本文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以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为逻辑载体,解释转型中的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的 作用机制。 |
| [18] |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市化也从低点起步、呈单调升势快速发展,2011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但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深刻制约下,城市化发展滞后,影响工业化、非农化发展;城市化速度过快,不利新农村建设;土地城市化呈大跃进式疯狂扩张,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继续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剥夺,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要推进未来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实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市化也从低点起步、呈单调升势快速发展,2011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但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深刻制约下,城市化发展滞后,影响工业化、非农化发展;城市化速度过快,不利新农村建设;土地城市化呈大跃进式疯狂扩张,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继续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剥夺,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要推进未来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实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
| [19] | .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逐步向城市蔓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在城市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阶层,他们与城市居民共同构成了“城市二元结构”。“城市二元结构”的日益强化,将导致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加大城市管理的难度,并造成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为此,应从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加以考虑,积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加强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建立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征地补偿机制,逐步消除“城市二元结构”。 .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逐步向城市蔓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在城市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阶层,他们与城市居民共同构成了“城市二元结构”。“城市二元结构”的日益强化,将导致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加大城市管理的难度,并造成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为此,应从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加以考虑,积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加强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建立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征地补偿机制,逐步消除“城市二元结构”。 |
| [20] | . Since the early 1980s,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migrants have moved into Chinese cities. Most rural migrants are not granted perman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he city and are only registered temporarily. The temporary population refers to such rural migrants. They have a low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and do not enjoy many social welfar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reserved for the permanent urban residents. Due to their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housing conditions for the temporary population is poor. The current housing reform in urban China has entirely focused on the local urban residents while the needs of the temporary population have been overlooked. How do the rural migrants make a living in Chinese cities? How are cities accommodating this large temporary population? What kind of policies might be adopted to manage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current employment and housing situations, and the causes of temporary population in China. Possible policy response to the problem is also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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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 正 自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如跨国公司的发展、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及区域集团化等.这些变化使世界经济结合为前所未有的紧密体系,而其中枢就是对世界政治、经济事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随着90年代上海浦东及全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新的国际劳动 . 正 自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如跨国公司的发展、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及区域集团化等.这些变化使世界经济结合为前所未有的紧密体系,而其中枢就是对世界政治、经济事务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随着90年代上海浦东及全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新的国际劳动 |
| [24] | .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China has experienced dual decentralization in transforming its economy, resulting in decentralization and deconcentra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ocial service delivery. Under the policy framework of decentralization, particularly when welfare financing has been decentralized to local governments, the emergence of welfare regionalism is evident in China. This paper sets out against this policy context to examine how three local governments in eastern coastal areas in China handle changing labour welfare needs by institutionalizing social and labour protection measures to meet the local needs instead of implementing central polic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examine why regional variations exist in welfare provision even though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is similar in these areas, this paper shows how different forms of capitals, government's governance style and diversity of industries have affected welfare arrangements for labour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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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 上世纪90年代末,农民工已开始着换代的变化,这一变动引起了笔者注意,并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王春光,2001),在这个人群中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多数。一开始,本人主要是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情况,理由是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进城动机等方面很不相同,在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对家乡和城市的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另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确立起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进入了社会认同的丧失和重构的艰难阶段,有可能成为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无“根”漂泊者。没有想到这样的提法,引发了学术界 . 上世纪90年代末,农民工已开始着换代的变化,这一变动引起了笔者注意,并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王春光,2001),在这个人群中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多数。一开始,本人主要是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情况,理由是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进城动机等方面很不相同,在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对家乡和城市的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另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确立起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进入了社会认同的丧失和重构的艰难阶段,有可能成为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无“根”漂泊者。没有想到这样的提法,引发了学术界 |
| [27] | .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守经历放在嵌入性视角下进行考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同时脱嵌于乡村与城市社会的特点,且"双重脱嵌"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留守经历导致新生代工人脱嵌于乡村社会,而这一主体性伴随其进入城市,导致其脱嵌于城市的劳动现场。双重脱嵌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持续不断的流动与漂泊状态,从而使得自为意义上的阶级形成面临重重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与"工厂政体"和"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两种工人阶级形成的解释逻辑展开了对话,指出工人阶级的形成还需要考虑具体历史情境下的重新嵌入问题。 .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守经历放在嵌入性视角下进行考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同时脱嵌于乡村与城市社会的特点,且"双重脱嵌"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留守经历导致新生代工人脱嵌于乡村社会,而这一主体性伴随其进入城市,导致其脱嵌于城市的劳动现场。双重脱嵌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持续不断的流动与漂泊状态,从而使得自为意义上的阶级形成面临重重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与"工厂政体"和"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两种工人阶级形成的解释逻辑展开了对话,指出工人阶级的形成还需要考虑具体历史情境下的重新嵌入问题。 |
| [28] | . 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规模壮大与能级提升。本文首先采用＂五普＂资料对大都市区进行界定,以大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界定中国的大城市群,分析了中国13个大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 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规模壮大与能级提升。本文首先采用＂五普＂资料对大都市区进行界定,以大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界定中国的大城市群,分析了中国13个大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
| [29] | . <p>借鉴都市区概念,采用“六普”城乡统计口径,以区、县为基本单元,利用人口密度、城镇化率等指标界定了128 个大都市区。其次,对2000~2010 年中国大都市区人口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的特征及变动进行了研究。从规模结构上看,以大都市区人口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属于较为分散的类型,但斜率<em>q</em>从2000 年的0.787 提高到2010 年的0.891,显示都市区的规模分布趋向集聚,且高等级都市区仍有一定发展空间。从空间分布上看,东部是中国大都市区的主要分布地带,且人口有进一步向该地区集聚的趋势,并形成了三大都市区连绵地区;中部地区都市区数量增加较多,但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区大都市区发展最为滞后,都市区极化现象十分突出。最后就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p> . <p>借鉴都市区概念,采用“六普”城乡统计口径,以区、县为基本单元,利用人口密度、城镇化率等指标界定了128 个大都市区。其次,对2000~2010 年中国大都市区人口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的特征及变动进行了研究。从规模结构上看,以大都市区人口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属于较为分散的类型,但斜率<em>q</em>从2000 年的0.787 提高到2010 年的0.891,显示都市区的规模分布趋向集聚,且高等级都市区仍有一定发展空间。从空间分布上看,东部是中国大都市区的主要分布地带,且人口有进一步向该地区集聚的趋势,并形成了三大都市区连绵地区;中部地区都市区数量增加较多,但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区大都市区发展最为滞后,都市区极化现象十分突出。最后就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p> |
| [30] |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但也存在粗放式发展问题。原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化为城镇内部户籍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新二元分割。因此,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实施,一定会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做出更多探索,逐步促进社会融合的进深发展。建议各地在试点过程中,考虑出台一些更加明确的＂以人为核心＂的政策导向内容,渐次以新型城镇化替代传统粗放式城镇化，从而步入包容式发展之路，既给当地户籍居民，也给进城农民创造发展机遇。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但也存在粗放式发展问题。原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化为城镇内部户籍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新二元分割。因此,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实施,一定会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做出更多探索,逐步促进社会融合的进深发展。建议各地在试点过程中,考虑出台一些更加明确的＂以人为核心＂的政策导向内容,渐次以新型城镇化替代传统粗放式城镇化，从而步入包容式发展之路，既给当地户籍居民，也给进城农民创造发展机遇。 |
| [31] | . http://www.journals.cambridge.org/abstract_S03057410080007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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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 农民工从其社会属性看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具有阶层流动性强、职业低质性、社会网络复制性、生活方式疏隔化等阶层特性.其社会地位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是城市社会中的"佣人"阶层、"沉默"阶层、"无根"阶层和"边缘"阶层.阻碍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源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障碍,因此,制度的改革、创新便成为新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市场与政府是冲击这种陈旧制度与政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 . 农民工从其社会属性看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具有阶层流动性强、职业低质性、社会网络复制性、生活方式疏隔化等阶层特性.其社会地位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是城市社会中的"佣人"阶层、"沉默"阶层、"无根"阶层和"边缘"阶层.阻碍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源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障碍,因此,制度的改革、创新便成为新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市场与政府是冲击这种陈旧制度与政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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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 我国的户籍制度是为了保证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实施而建立的，并一直维系至今。近些年来，户籍制度进行了很多改革。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各不相同。但总的来看，户籍制度改革尚未完成，户籍除了执行登记和管理人口的职能外，还与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密切相关。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得以维系的制度原因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历程，并讨论了如何从多方面着手，进一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 . 我国的户籍制度是为了保证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实施而建立的，并一直维系至今。近些年来，户籍制度进行了很多改革。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各不相同。但总的来看，户籍制度改革尚未完成，户籍除了执行登记和管理人口的职能外，还与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密切相关。本文分析了户籍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得以维系的制度原因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历程，并讨论了如何从多方面着手，进一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 |
| [36] | . 文章通过落户门槛的比较,探讨城市落户改革进程的障碍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哪些共性和差异,以及落户改革障碍产生的大环境。作者在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市场化改革以来所实施的户籍新政的基础上,构造落户门槛指数检视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取和限度。研究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城市落户门槛存在着"质"的共性但有"度"的差别,以落户条件为圆心的城市户籍现有改革,是以公共资源配置考虑、发展资源争夺为核心的地方利益博弈。 . 文章通过落户门槛的比较,探讨城市落户改革进程的障碍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哪些共性和差异,以及落户改革障碍产生的大环境。作者在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市场化改革以来所实施的户籍新政的基础上,构造落户门槛指数检视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取和限度。研究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城市落户门槛存在着"质"的共性但有"度"的差别,以落户条件为圆心的城市户籍现有改革,是以公共资源配置考虑、发展资源争夺为核心的地方利益博弈。 |
| [37] | . 采用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对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意愿进行了理论解构和实证分析;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居民对于流动人口的群体认同和个体接纳意愿,流动人口的主观融入意愿和客观融入评价的影响方式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共享对流动人口社会群体期望,但对流动人口个人接纳态度则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整体持肯定态度,但在日常交往中对流动人口仍持疏离甚至排斥的态度。城市居民对于流动人口的接纳意愿影响甚至决定着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和行为。而要实现城市居民接纳意愿和流动人口融入意愿的匹配,需要一个思路上统一、逻辑上一致的促进流动人口全面融合政策体系的支持。 . 采用2010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对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意愿进行了理论解构和实证分析;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居民对于流动人口的群体认同和个体接纳意愿,流动人口的主观融入意愿和客观融入评价的影响方式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共享对流动人口社会群体期望,但对流动人口个人接纳态度则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城市居民对流动人口整体持肯定态度,但在日常交往中对流动人口仍持疏离甚至排斥的态度。城市居民对于流动人口的接纳意愿影响甚至决定着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和行为。而要实现城市居民接纳意愿和流动人口融入意愿的匹配,需要一个思路上统一、逻辑上一致的促进流动人口全面融合政策体系的支持。 |
| [38] | .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从政府成本、企业成本、个人成本三个角度,提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测算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山东省淄博市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以及城边村原有居民三类不同人员的市民化目标,分别测算了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市民化行为主体的成本,并探讨了各级政府、企业以及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与主要责任.最后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双向互动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 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从政府成本、企业成本、个人成本三个角度,提出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测算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山东省淄博市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以及城边村原有居民三类不同人员的市民化目标,分别测算了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市民化行为主体的成本,并探讨了各级政府、企业以及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与主要责任.最后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双向互动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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