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琳Pattern evolution and its contributory factor of cold spots and hot sp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LIUHao, MALi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5-25
修回日期:2016-10-13
网络出版日期:2017-01-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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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日渐严峻,“大都市阴影区”渐 显[1]。2014年,河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北京的55%和50%、天津的77%和60%。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突出,河北仍有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39个,环首都贫困县9个。京津冀三地各自难以遏制经济发展失衡,区域协同发展逐渐成为现阶段社会共识[2]。中央政府通过了旨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京津冀地方政府相互签署新一轮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协同发展现已成为重要国家战略。实证探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热点的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可有助于科学把握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及其关键机制。区域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差距是客观现象,这源自偶发优势区位的累积性与自我强化性,是一种大范围的个体无意识选择过程。经济发展失衡则是区域差距的质变,亟需宏观规划予以协调[3]。近些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成为学界热点,研究多从三个方面进行：其一,京津冀产业经济失衡。陈红霞以相对价格理论的市场一体化测度模型量化区域市场整合程度[4],董冠鹏等分别以ESDA和Kernel密度估计法量化模拟经济增长[5]及其收敛效应[6],张旺等识别了主要服务业整体呈典型非均衡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态势[7]。其二,京津冀城镇空间失衡。孙铁山等引入区域密度函数分别评估了京津冀地区城镇[8]和人口的空间结构和增长模式[9],龙茂乾等归纳了两条倒U型的空间演化曲线并认为北京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10],牛方曲等提出了城市群多层次空间结构分析算法并实证探索了大数据处理区域复杂网络[11]。其三,京津冀发展战略政策。孙久文等探讨了区域合作战略和北京功能定位[12],李国平也全面探讨了京津冀地区人口调控[13]与产业布局[14]的战略对策,陆大道系统阐述了京津冀地区功能定位[15]和协同发展的战略政策[15,,16]。
本文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构建地区生产总值指数量化区域经济发展。评估单元为不受行政区划制约的1 km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及河北的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张家口、承德、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11个地市,面积21.6万km2。2014年,常住人口为1.1亿人,其中外来人口1750万,地区生产总值为6.6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6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倍。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并立的京津冀地区,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1992-2013年是实证研究时段。现阶段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也面临现实难题,京津人口增长过快诱发大城市病凸显,资源环境承载超限加剧自然生态退化,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大。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断加剧,发展热点与发展冷点临近并存,环京津贫困带不断显化[17]。
2.2 数据来源
夜间灯光可客观表征人类活动与区域开发的强度与广度,能精确量化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水平,例如地区生产总值[18]、城市规模[19]、能源消费[20]、城镇扩张[21]、人口分布[22]等。不过灯光饱和效应与卫星观测误差等客观因素对原始的DMSP/OLS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具有一定程度的“灰箱式”干扰[23],因此本文以2006年非辐射定标数据为基准,构建了夜间灯光综合修正模型以弱化灯光饱和效应和校正卫星观测误差。原始的DMSP/OLS夜间灯光下载自NOAA网站（http://www.ngdc.noaa.gov/dmsp/download_radcal.html）。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指标（或评估体系）因人因时因地存在显著差异,而地区生产总值仍是最重要的量化经济发展的基础指标,其他各类指标多源自地区生产总值的直接转化或间接作用。不过,单一的地区生产总值只能量化区域经济产出规模却难以体现区域经济投入效率,而区域经济投入效率也是一类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复杂系统的综合表征。夜间灯光分别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关联关系,这实质上就可作为区域经济投入效率的综合表征因子。本文充分发挥夜间灯光与地区生产总值各自的意义优势,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表征区域开发程度,以单位开发强度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衡量区域经济发展[23]。由于1992-2013年京津冀地区的区县行政区划发生变更,本文行政区划以2013年为基准对统计数据进行对应调整。为了消除市场价格因素制约,本文所用GDP均是可比价格的数据。
2.3 研究方法
本文分别从空间格局、格局演化两个层面探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热点的格局演化,并引入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并量化经济发展失衡的影响因素。2.3.1 空间格局 本文分别从全局和局部两个视角探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量化聚类和离散及随机空间模式,识别经济发展冷点和热点。吉瑞指数（Getis-Ord General G）和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是主要的全局聚类分析方法。莫兰指数（或吉瑞指数）评估数据集中高值和（或）低值的空间分布与预期的空间分布相比在空间上的格局模式[24]。为了更为精确地衡量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失衡,全局空间格局分析引入像元尺度（1 km×1 km为1像元）、斑块尺度（等值相邻像元为1斑块）与区县尺度。
局部空间格局采用优化的热点分析（Optimized Hot Spot Analysis）。优化的热点分析派生自局部热点分析（Local Getis-Ord Gi*）,用于识别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高值（热点）和低值（冷点）的空间聚类,可对数据进行查询以获得产生最佳热点结果的设置。优化的热点分析能自动聚合事件数据,识别适当的分析范围,并纠正多重测试和空间依赖性。以像元尺度对1992-2013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进行逐年的局部空间格局分析,基于90%显著水平识别经济发展热点和冷点,并测算1992-2013年经济发展冷点和热点的发生概率。本文分别以负值和正值表示经济发展冷点和热点的发生概率。经济发展热点和冷点是京津冀地区显著的高值和低值地域,分别代表经济发展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带。
2.3.2 格局演化 时序格局演化引入时空模式挖掘（Space Time Pattern Mining）,对发展热点和发展冷点识别空间上与时间上的演化模式。时空模式挖掘包括创建时空立方体和新兴时空热点分析,创建时空立方体是以点数据集构建多维立方体数据结构,而新兴时空热点分析识别立方体随时序发展、在空间布局中显著的热点和冷点趋势。新兴时空热点分析先以领域空间距离和领域时间步长对立方体每个条柱进行热点分析,再以Mann-Kendall法识别热点与冷点趋势[25],综合形成模式分类,如表1所示。经济发展热点和冷点的格局演化时空模式分为非显著模式、8种热点模式和8种冷点模式共计3类17种模式。
Tab. 1
表1
表1时空模式挖掘的模式类型及其定义
Tab. 1Spatio-temporal pattern types and its definition of space time pattern mining
| 模式名称 | ID | 定义 |
|---|---|---|
| 非显著模式 | 0 | 无统计显著性 |
| 新增的热点 | 1 | 最后时间步长成为统计显著性热点,之前从未是统计显著性热点 |
| 连续的热点 | 2 | 至多90%条柱是统计显著性热点,最后热点运行之前均非统计显著性热点,带有最后时间步长间隔的统计显著性热点单次未中断运行 |
| 加强的热点 | 3 | 90%时间步长间隔（含最后时间步长）已是统计显著性热点,每个时间步长中数量较小的聚类强度总体增加,且增加有统计显著性 |
| 持续的热点 | 4 | 90%时间步长间隔已是统计显著性热点,计数聚类强度无明显增减趋势 |
| 渐少的热点 | 5 | 90%时间步长间隔（含最后时间步长）已是统计显著性热点,每个时间步长中数量较小的聚类强度总体减少,且减少有统计显著性 |
| 分散的热点 | 6 | 至多90%时间步长间隔已是统计显著性热点,热点断断续续,时间步长间隔均非统计显著性冷点 |
| 振荡的热点 | 7 | 至多90%时间步长间隔已是统计显著性热点,统计显著性热点的最后时间步长间隔有一段之前为统计显著性冷点的历史 |
| 历史的热点 | 8 | 至少90%时间步长间隔已是统计显著性热点,最近时段不是热点 |
| 新增的冷点 | -1 | 最后时间步长成为统计显著性冷点,之前从未是统计显著性冷点 |
| 连续的冷点 | -2 | 至多90%条柱为统计显著性冷点,最后冷点运行之前均非统计显著性冷点,带有最后时间步长间隔的统计显著性冷点单次未中断运行 |
| 加强的冷点 | -3 | 90%时间步长间隔（含最后时间步长）已是统计显著性冷点,每个时间步长中数量较小的聚类强度总体增加,且增加有统计显著性 |
| 持续的冷点 | -4 | 90%时间步长间隔已是统计显著性冷点,计数聚类强度无明显增减趋势 |
| 渐少的冷点 | -5 | 90%时间步长间隔（含最后时间步长）已是统计显著性冷点,每个时间步长中数量较小的聚类强度总体减少,且减少有统计显著性 |
| 分散的冷点 | -6 | 至多90%时间步长间隔已是统计显著性冷点,冷点断断续续,时间步长间隔均非统计显著性热点 |
| 振荡的冷点 | -7 | 至多90%时间步长间隔已是统计显著性冷点,统计显著性冷点的最后时间步长间隔有一段之前为统计显著性热点的历史 |
| 历史的冷点 | -8 | 至少90%时间步长间隔已是统计显著性冷点,最近时段不是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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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化
3.1 空间格局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呈全局空间集聚格局,如图1所示,集聚格局于1992-2000年趋于强化,于2000-2005年维持高位,于2005-2013年趋于弱化。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持续存在,京津市区和郊区之间、京津市域和河北省域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所诱发的经济发展断崖[26]。不同尺度下的经济发展失衡格局存在明显的趋势差异,区县尺度和斑块尺度都呈波动上升,而像元尺度呈波动下降。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于区县尺度最为严峻,弱区划制约的斑块尺度次之,而于无区划制约的像元尺度最优,这表明现有的行政区划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可能存在一定的加剧效用。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992-2013年京津冀地区的全局空间格局分析
-->Fig. 1Global spatial patter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in 1992-2013
-->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和冷点的发生概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的高概率热点多在60%以上,而高概率冷点也多在50%以上,高值集聚与低值集聚同时存在,如图2所示。1992-2013年经济发展热点的高概率地区集中于京津市区及京津郊区和河北城区的部分地区,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阳光地带”;经济发展冷点的高概率地区则散布于张承等河北偏远区县,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积雪地带”。集中连片的经济冷点散布在高度集聚的经济热点周边地带,京津经济过于“肥胖”而河北周边过于“瘦弱”,城区经济过于“肥胖”而县乡过于“瘦弱”,经济发展在京津市区和郊区之间、京津市域和河北周边之间存在明显“断层”。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具有非常明显的京津市区、京津郊区和河北区县城区、河北偏远县乡等3种阶段类型。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1992-2013 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冷点和热点发生概率
-->Fig. 2The probability of hot spots and cold sp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92-2013
-->
3.2 格局演化
为了更好地分析1992-2013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时空演化模式,先分别识别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热点和经济发展冷点,而后再依次分析时空演化模式。图3a是经济发展热点的演化模式分析图,而图3b是经济发展冷点的演化模式分析图。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时序格局演化具有相当显著的地域性差异,经济发展热点和经济发展冷点各自所表征的时空演化模式存在非常强的局部特征,持续的热点、振荡的热点和振荡的冷点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热点最为主要的格局演化模式类型。基于局部莫兰指数识别经济发展热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集中分布于京津市域及散布于河北区县城区,城市地区一直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阳光地带”。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的格局演化主要存在加强的热点、持续的热点、渐少的热点、分散的热点、振荡的热点等5热点模式,和振荡的冷点等1冷点模式及非显著模式。加强的热点集聚于天津部分市区,持续的热点则分布于京津市区,渐少的热点集中于北京南部,分散的热点散布于京津近郊和石家庄、唐山等市区,振荡的热点散布于京津近郊周边和唐山等区县城区。振荡的冷点主要分布于京津远郊区和石家庄郊区,而非显著模式则散布于京津郊区和河北区县城区周边地带。总体而言,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的时序格局演化存在显著的同心圆圈层结构,经济发展热点自中心城区外延至远郊区县逐渐趋于整体性下降和弱化,京津市域尤为明显。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92-2013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热点和冷点的时空模式挖掘分析
-->Fig. 3Space-time pattern mining of hot spots and cold sp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92-2013
-->
基于局部莫兰指数所识别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主要分布在广大连绵的河北郊县农村地区,乡村地区始终都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积雪地带”。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的格局演化也主要存在持续的热点、振荡的热点等2热点模式,以及振荡的冷点等1冷点模式及非显著模式。持续的热点主要分布于京津远郊周边和承德、张家口、廊坊、保定、沧州和邢台等河北区县的城区周边,振荡的热点集聚于保定市涞源地区,而新增的热点和渐少的热点及分散的热点也集中出现于承德中北部地区。振荡的冷点广泛分布于广大的集中连片的河北区县乡村地区,而非显著模式则环绕于京津远郊和河北城区周边地带。总体而言,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的时序格局演化存在显著的非圈层团块结构,经济发展冷点自中心城区外延至远郊区县并不存在显著的梯度变化,而是在广大的河北乡村地区呈明显的集中连片式分布。
4 经济发展的失衡机制量化分析
4.1 失衡因素识别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化存在显著失衡,基于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和核心—边缘结构解释,严峻的冷热点失衡一方面由于发达地区不断累积有利因素而落后地区却持续积累不利因素,逐渐趋于经济发展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同时存在的地理二元经济格局,另一方面由于初始条件较好的核心区涓滴效应带动边缘区发展,同时边缘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流入核心区,加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而逐渐显化的极化效应加之外部政策的失调失效又进一步加快核心区而抑制边缘区的经济发展。总体而言,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空间格局演化,政策评估严峻的冷热点失衡主要受制于自然环境因素、基础设施因素和区域开发因素等影响机制,这在1 km×1 km像元尺度的经济发展冷热点概率的影响因素关系分析是相当显著的。自然环境因素。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多是自然地貌条件恶劣、生态环境本底脆弱和生态系统管理滞后,自身有限的自然环境承载能力是冷热点严峻失衡的初始性前置制约因素,环京津贫困带就是生态抑制性贫困区域。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失衡存在双向效用,一方面京津冀贫困带多是坝上和太行山区,地势崎岖导致开发成本激增,地貌复杂诱使自然灾害易发,而环境退化致使生态承载剧降,适于经济开发和发展利用的土地不足30%。脆弱的自然环境对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不仅增加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制约胁迫,更放大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身劣势制约,同时对经济发展的负向效应具有显著的长期的滞后性。另一方面长期的粗放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落后导致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也加剧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不断降低,这一定程度上又抑制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由于海拔高度和坡度是最为基础的自然环境因素,本文实证引入海拔高度和坡度表征区域自然环境状况。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热点都主要位于海拔低于200 m的平原地区,而经济发展冷点广泛散布在海拔低于1500 m的平原和山地丘陵地区,同时经济发展的热点和冷点的概率大小与海拔高低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总体而言,一个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适宜的平原海拔条件,而适宜的海拔条件并不一定带来好的经济发展,海拔因素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大中尺度下的海拔因素对经济发展也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制约作用关系。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1992-2013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热点概率的影响因素关系
-->Fig. 4Relationships between factors and probability of hot and cold sp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1992-2013
-->
与海拔因素类似,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热点也主要位于坡度小于8的平坦地区,而坡度小于35的平坦和斜坡地区都有经济发展冷点的广泛分布,同时经济发展热点和冷点的概率大小与坡度高低也没有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总体而言,坡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与海拔因素相似,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基础设施因素。以交通设施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与经济发展存在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关系,均衡化基础设施及其均等化公共服务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不仅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也存在非常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普遍效率不高且各自为政,缺少宏观统筹规划,交通基础设施尤为明显。被理论抽象为运输成本或服务成本的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基础,是经济发展区位优劣的重要表征,与弱化经济发展失衡存在密切关系。一方面可将边缘区连接核心区,“用时间缩短空间”,延长核心区生产要素的溢出半径,加快边缘区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多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先导作用,增加交通投资可带动边缘区相关设施的投资增长,增加的资本总量盘活落后地区经济发展,随之形成明显的交通运输放大效应和经济发展辐射效应。现如今,严峻的“断头路”和失衡的路网体系严重阻滞了京津冀地区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阻碍了边缘区享受中心区的经济外溢和产业转移,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
就本文实证而言,由于路网交通体系是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因素,故引入路网体系代表区域基础设施状况。基于现有京津冀地区高速-国道-省道三级区域路网体系,以个体效率（时速①（①按照中国道路设计规范,设定高速时速为120 km/h,国道时速为100 km/h,省道时速为80 km/h。））与整体效率（日交通量②（②设定高速日交通量为25000辆车/天,国道日交通量为15000辆车/天,省道日交通量为7500辆车/天。））的乘数效应为权重（高速0.5882,国道0.2941,省道0.1176）,构建京津冀地区标准化的交通指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主要位于标准交通指数大于80的优势地区,而经济发展冷点广泛分布于标准交通指数大于60的地区。总体而言,一个便捷的交通区位条件是成为经济发展热点的前提条件,如果缺少必要的配套设施与保障政策,再好的交通因素也无法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以路网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因素就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区域开发因素。以环京津贫困带为代表的京津冀经济发展冷点地区多是平原生态屏障、城镇供水水源和风沙重点治理区域。为了保障京津持续的经济发展,冷点地区相关区县要不断提高水源保护标准和推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并被政策定位为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系列的生态政策工程不仅耗费巨资,这挤占了原有有限的社会财力,更提高了环保准入门槛和经济运行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生产和资源开发,发展权尤其工业发展权受限,反过来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生态政策工程多是投入多、产出少的公益行为,却缺少必要的常态化的政策扶持和经济补贴,区域开发政策的失调失效导致冷点地区付出了巨大的现实成本和发展成本,普通百姓并没有从中享有等额的开发权利和发展权益。京津等经济发展热点地区作为受益方无偿或低成本享受巨额的环境收益,而经济发展冷点地区却难以从区域开发层面获得相应的经济性的补偿和扶持。
本文实证引入地表覆被表征区域经济开发活动,整体上越好的地表覆被表明区域开发活动越低,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程度越弱。以近2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标准化植被指数NDVI的年度最优值量化表征区域地表覆被状况,其数值越大即地表覆被状况越好、区域开发活动越低。类似于路网交通因素的制约作用形式,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也主要分布于植被指数介于0.55~0.75的绿化地区,而0.4~0.8的绿化地区是经济发展冷点的主要分布。总体而言,不顾及自然环境的区域开发是不可持续的,更易沦为经济发展冷点地区,一个好的自然环境是成为经济发展热点的前提条件,而良好的自然环境离不开高效科学的区域开发政策,合适的区域开发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4.2 失衡因素量化
为了定量梳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和冷点的失衡因素,本文在失衡因素识别基础上,引入SEM & SLM,SEM和SLM及非空间模型,以1 km×1 km像元尺度为评估单位,分别量化自然环境因素（海拔高度x1和坡度x2）、基础设施因素（交通指数x3）和区域开发因素（植被指数x4）及行政区划（是否城区x5）的制约程度和制约方式,进一步明确推动或阻滞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SEM&SLM模型的统计显著性最好。经济发展热点的影响因素是以1992-2013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概率为因变量的。京津冀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热点主要受惠于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倾斜的区域开发及优势的行政区划,其次是合适的海拔条件,负向作用的坡度条件并不显著,如表2所示。基础设施和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热点是显著的正向作用,基础设施越好的地区或划为城区区划的地区有更大的概率成为经济发展热点,基础设施的正向作用远大于行政区划因素（前者的正向作用强度约是后者的10倍）。区域开发和海拔高度则对经济发展热点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高海拔和区域开发倾向环保的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热点的概率越低,区域开发的负向效用也远高于海拔因素（前者是后者的2~3倍）。总体而言,相较于海拔高度等刚性约束而言,以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为代表的弹性约束的作用强度更为明显,这意味着自然环境区位恶劣的地区通过系统改善弹性约束条件也可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热点,只是建设的基础设施和扶持的区域开发的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Tab. 2
表2
表2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热点的影响因素分析
Tab. 2Factor analysis of hot spots of economic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 变量 | Spatial Lag + Error | Spatial Error | Spatial Lag | No Spatial Regression |
|---|---|---|---|---|
| Wy | -0.1242 | 0.0960 | ||
| (0.1671) | (0.0618) | |||
| x1 | -27.7426** | -35.2358*** | -50.5146*** | -56.7650*** |
| (13.8757) | (13.1181) | (12.2737) | (11.6282) | |
| x2 | -6.1954 | -2.4066 | 11.4067 | 13.0428* |
| (7.4991) | (7.5936) | (7.9100) | (7.8612) | |
| x3 | 140.7602*** | 135.9657*** | 118.4495*** | 119.1758*** |
| (8.5950) | (8.4397) | (8.2748) | (8.2844) | |
| x4 | -108.6509*** | -107.3908*** | -102.1181*** | -102.3979*** |
| (3.9867) | (3.9582) | (2.9524) | (2.9551) | |
| x5 | 12.5488*** | 12.8802*** | 13.6537*** | 13.9638*** |
| (1.0515) | (1.0318) | (0.9793) | (0.9614) | |
| 常数项 | 3.5869 | 0.2409 | 6.7111 | 11.6018 |
| (13.8509) | (8.9957) | (8.4688) | (7.8842) | |
| Lambda | 0.8966*** | |||
| (0.0813) | ||||
| R2 | 0.3143 | 0.3126 | 0.3169 | 0.3140 |
| 样本数 | 4841 | 4841 | 4841 | 4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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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经济发展冷点的影响因素是以1992-2013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概率为因变量的。京津冀地区沦为经济发展冷点主要受制于不适的坡度条件和低效的基础设施及限制的区域开发,而负向作用的海拔条件和正向的行政区划并不显著,如表3所示。区域开发因素对经济发展冷点有显著正向制约,倾向环保的区域开发地区因为所受发展制约越多而越容沦为经济冷点。基础设施和坡度条件对经济发展冷点则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基础设施越差的地区和坡度条件越陡峻的地区其沦为经济发展冷点的概率明显加大,而基础设施的负向作用略低于坡度因素（前者的负向作用强度是后者的0.8倍左右）。总体而言,经济发展冷点多受制于恶劣坡度条件而散布于自然环境陡峻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巨大,同时多是区域生态保育政策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开发受到诸多限制,基础设施效费比低下,现阶段很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彻底扭转其经济发展冷点 趋势。
Tab. 3
表3
表3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的影响因素分析
Tab. 3Factor analysis of cold spots of economic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 变量 | Spatial Lag+Error | Spatial Error | Spatial Lag | No Spatial Regression |
|---|---|---|---|---|
| Wy | 1.5523*** | 1.5601*** | ||
| (0.0859) | (0.0906) | |||
| x1 | -0.5403 | -28.8215*** | -1.8767 | 3.3874** |
| (0.8501) | (4.0991) | (1.1818) | (1.5649) | |
| x2 | -14.5886*** | -9.4589*** | -13.5263*** | 4.5093** |
| (2.1382) | (2.6640) | (1.9138) | (2.1959) | |
| x3 | -11.8277*** | 26.6048*** | -12.0994*** | 21.5347*** |
| (1.9848) | (6.0791) | (2.2825) | (1.6195) | |
| x4 | 5.9853*** | -4.6857* | 4.2490*** | -9.8031*** |
| (1.5510) | (2.7697) | (1.6159) | (1.9116) | |
| x5 | 0.4117 | -2.0965** | -0.0306 | -1.3350 |
| (0.2996) | (0.8802) | (0.4497) | (0.6077)** | |
| 常数项 | -5.8361*** | 6.0934 | -4.2922** | 11.6047*** |
| (1.5766) | (5.7726) | (1.8021) | (2.1216) | |
| Lambda | -0.8340*** | 0.9610*** | ||
| (0.0681) | (0.0134) | |||
| R2 | 0.5730 | 0.0079 | 0.5734 | 0.0312 |
| 样本数 | 6525 | 6525 | 6525 | 6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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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京津冀地区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失衡,这是现实困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识别量化区域经济发展冷热点的格局演化,梳理探讨经济发展失衡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等研究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以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和冷点为研究视角,更为科学地探讨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也是本文最为重要的实证价值之一。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总体呈局部波动的集聚态势,集聚于1992-2000年趋于强化,2000-2005年持续集聚,于2005-2013年趋于弱化。区域经济发展冷点和热点的发生概率具有显著地方性特征,经济发展呈京津市区、京津郊区和河北区县城区、河北偏远县乡的3种阶段类型,京津市区和郊区之间、京津市域和河北省域之间都存在明显的“虹吸效应”所诱发的发展断崖。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和热点的格局演化整体分为3类17种模式,持续的热点、振荡的热点和振荡的冷点是主要类型。呈显著的同心圆圈层结构的经济发展热点自中心城区外延至远郊区县逐渐趋于弱化,京津市域尤为明显。呈明显的非圈层团块结构的经济发展冷点却并不存在显著的梯度变化,而在广大的河北偏远县乡地区总体上是集中连片式的。
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热点概率与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等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都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好的环境因素,而好的环境因素并不等于好的经济发展。相较于海拔高度等刚性约束,以基础设施和区域开发为代表的弹性约束对经济发展热点的作用强度更为明显。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的主要制约是坡度条件和基础设施及区域开发政策,而负向作用的海拔条件和正向的行政区划并不显著。
本文实证探讨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冷点和热点的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不过尚需讨论格局演化的时段识别问题。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阶段有1992-2000年、2000-2005年和2005-2013年3个时段,失衡诱因是自身累积效应还是外部政策作用都需进一步的厘清量化。未来研究将重点关注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溢出效应,并引入空间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系统探讨近30年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失衡是否存在区际协同或区内博弈。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p>通过引入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构建产业联系强度测度模型,探讨了当前长江三角洲与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特征,研究了两大城市群空间经济差异,基于产业空间联系视野对“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 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产业联系强度越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② 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与其他各城市产业联系强度越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越趋于均衡;③从产业空间联系来看,中心城市与其邻近的外围地区的产业联系强度弱化是造成“大都市阴影区”形成的关键因素。</p> <p>通过引入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构建产业联系强度测度模型,探讨了当前长江三角洲与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特征,研究了两大城市群空间经济差异,基于产业空间联系视野对“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 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产业联系强度越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② 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与其他各城市产业联系强度越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越趋于均衡;③从产业空间联系来看,中心城市与其邻近的外围地区的产业联系强度弱化是造成“大都市阴影区”形成的关键因素。</p> |
| [2] | . ＂十二五＂时期,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以四大区域为地域框架,并针对特殊问题区域给予国家援助。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发展形势的变化,中央先后提出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带＂战略,包括＂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基本上勾画出了＂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即＂四大区域＋经济支撑带＋陆海统筹＂,从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两个维度丰富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拓展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空间感和层次性,形成东西联动、全面开放、区域协同、陆海统筹的新型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格局。未来应以深入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为重点,坚持创新驱动区域发展和大力促进区域信息化,实施东西并重,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开放战略,进一步完善区域补偿政策,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十二五＂时期,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以四大区域为地域框架,并针对特殊问题区域给予国家援助。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发展形势的变化,中央先后提出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带＂战略,包括＂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基本上勾画出了＂十三五＂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即＂四大区域＋经济支撑带＋陆海统筹＂,从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两个维度丰富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拓展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空间感和层次性,形成东西联动、全面开放、区域协同、陆海统筹的新型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格局。未来应以深入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为重点,坚持创新驱动区域发展和大力促进区域信息化,实施东西并重,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开放战略,进一步完善区域补偿政策,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
| [3] | . 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从1978年至2010年,城镇化率由17.92％迅速提高到49.95％,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一批区域性城市群正在加速形成.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群的形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城镇化也带来了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口过度膨胀,城市病集中爆发,经济增长与宜居性背道而驰;城市面貌千篇一律,野蛮拆迁横行,土地型资本运作难以持续;进城易,定居难,城乡“二元社会”问题正演变为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建立分工协作的机制任重道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未来10年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对策思路: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针,缓解地域中心城市人口压力;创新农村居民点用地管理制度,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科学化,全力提升城市品位;建立跨区域城市协调机制,破解恶性竞争与产业同构困局;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新老“二元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加速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从1978年至2010年,城镇化率由17.92％迅速提高到49.95％,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一批区域性城市群正在加速形成.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群的形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城镇化也带来了突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口过度膨胀,城市病集中爆发,经济增长与宜居性背道而驰;城市面貌千篇一律,野蛮拆迁横行,土地型资本运作难以持续;进城易,定居难,城乡“二元社会”问题正演变为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建立分工协作的机制任重道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未来10年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对策思路: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针,缓解地域中心城市人口压力;创新农村居民点用地管理制度,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科学化,全力提升城市品位;建立跨区域城市协调机制,破解恶性竞争与产业同构困局;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新老“二元社会”问题. |
| [4] | . <p>从商品市场一体化角度评价京津冀区域市场整合程度,选取1985~2007年间京津冀三省市九类主要商品相对价格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相对价格理论的市场一体化测度模型,对京津冀区域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测度。研究发现,23年间,京津冀区域市场的整合水平呈现"平稳-起伏-平稳"的变动趋势,但总体看,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趋于提高;相邻省市的市场一体化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区域市场整合程度呈现内部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京-津、京-冀和津-冀三个相邻省市的市场整合水平不一致,其主导位序由强变弱依次为京-津、京-冀、津-冀;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还表明,20世纪末以来京津冀市场一体化发展较快,且状态平稳。</p> <p>从商品市场一体化角度评价京津冀区域市场整合程度,选取1985~2007年间京津冀三省市九类主要商品相对价格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相对价格理论的市场一体化测度模型,对京津冀区域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测度。研究发现,23年间,京津冀区域市场的整合水平呈现"平稳-起伏-平稳"的变动趋势,但总体看,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趋于提高;相邻省市的市场一体化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区域市场整合程度呈现内部不均衡,主要体现在京-津、京-冀和津-冀三个相邻省市的市场整合水平不一致,其主导位序由强变弱依次为京-津、京-冀、津-冀;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还表明,20世纪末以来京津冀市场一体化发展较快,且状态平稳。</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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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p>利用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了京津冀都市区1995~2007 年经济分布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入经济增长分布模拟模型进一步模拟研究了其经济增长驱动力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分布形态经历了“双峰状”→“单峰状”→“双峰状”的演化过程。② 资本深化、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空间依赖效应对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起显著作用。③ 资本深化和技术效率对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分布演化起重要作用,而技术进步、空间外溢效应和误差分布效应则没有显著的作用。④ 资本深化分布的变化和技术效率综合作用效应的变化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分布演化的驱动力,并通过资本深化的分布效应和技术效率的综合作用效应这两个渠道对其经济分布演化产生影响。⑤ 对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不一定能够影响到其经济分布的演化,基于分解技术的经济增长分布模拟模型,并利用理论分布和实际分布差异性的统计检验可以识别真正影响其经济分布演化的因素及其作用渠道。</p> <p>利用kernel 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了京津冀都市区1995~2007 年经济分布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入经济增长分布模拟模型进一步模拟研究了其经济增长驱动力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① 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分布形态经历了“双峰状”→“单峰状”→“双峰状”的演化过程。② 资本深化、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空间依赖效应对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起显著作用。③ 资本深化和技术效率对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分布演化起重要作用,而技术进步、空间外溢效应和误差分布效应则没有显著的作用。④ 资本深化分布的变化和技术效率综合作用效应的变化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分布演化的驱动力,并通过资本深化的分布效应和技术效率的综合作用效应这两个渠道对其经济分布演化产生影响。⑤ 对京津冀都市区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不一定能够影响到其经济分布的演化,基于分解技术的经济增长分布模拟模型,并利用理论分布和实际分布差异性的统计检验可以识别真正影响其经济分布演化的因素及其作用渠道。</p> |
| [7] | . 以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区位熵、转移-份额分析等方法，测度了京津冀都市圈主要服务业集聚的整体状况、行业特征以及各城市分工程度和专门化率。空间上整体呈现出典型非均衡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的发展态势；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房地产等行业的专业化优势最明显；各城市主要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差异较大，专业化分工也较明显；北京的高端行业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和行业优势，其他9市也各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服务业集聚的驱动力包括专业化分工、竞争与协作和网络创新等自组织及政府干预等他组织2种作用机制。 以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区位熵、转移-份额分析等方法，测度了京津冀都市圈主要服务业集聚的整体状况、行业特征以及各城市分工程度和专门化率。空间上整体呈现出典型非均衡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的发展态势；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房地产等行业的专业化优势最明显；各城市主要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差异较大，专业化分工也较明显；北京的高端行业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和行业优势，其他9市也各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服务业集聚的驱动力包括专业化分工、竞争与协作和网络创新等自组织及政府干预等他组织2种作用机制。 |
| [8] | . 区域密度函数是分析区域空间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的有效工具,但其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尚比较少见。现有研究大多使用单中心密度函数,研究局限于单中心城市区域。探讨了适用于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区域密度函数的形式,并进一步将其应用于对京津冀都市圈空间结构特征及区域增长模式的分析。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区域人口密度分布发现,京津冀都市圈具有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分别应用单中心和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分析京津冀都市圈空间结构与增长模式,单中心密度函数的分析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的主要中心城市尚处于向心集聚的发展阶段,而多中心密度函数的分析则显示京津冀都市圈呈现集聚与扩散并存的空间发展趋势,并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增长模式,分别为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由于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因此能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密度分布的变化趋势。 区域密度函数是分析区域空间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的有效工具,但其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尚比较少见。现有研究大多使用单中心密度函数,研究局限于单中心城市区域。探讨了适用于多中心城市区域的区域密度函数的形式,并进一步将其应用于对京津冀都市圈空间结构特征及区域增长模式的分析。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区域人口密度分布发现,京津冀都市圈具有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分别应用单中心和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分析京津冀都市圈空间结构与增长模式,单中心密度函数的分析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的主要中心城市尚处于向心集聚的发展阶段,而多中心密度函数的分析则显示京津冀都市圈呈现集聚与扩散并存的空间发展趋势,并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增长模式,分别为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由于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因此能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密度分布的变化趋势。 |
| [9] | . <p>人口集聚与扩散是诠释区域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研究使用区域密度函数考察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趋势及模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空间发展正逐步由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90年代的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而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模式,即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同时,本研究建立动态VPM(Varying Parameter Model)模型,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主要受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及结构调整以及对外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p> <p>人口集聚与扩散是诠释区域形态和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对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区域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本研究使用区域密度函数考察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趋势及模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因素。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空间发展正逐步由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核心城市主导的向心集聚阶段,向90年代的多中心集聚与核心城市腹地扩散并存的阶段转变。而且,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与扩散模式,即去中心化扩散、中心增长型扩散和向心集聚。多中心区域密度函数综合考虑多个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口密度分布的影响,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京津冀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同时,本研究建立动态VPM(Varying Parameter Model)模型,考察区域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人口集聚与扩散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与扩散主要受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及结构调整以及对外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p> |
| [10] | . 北京“灯下黑”现象一直是困扰政府的一个难题。通过回顾区域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理论，归纳出两条反映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倒“U”型曲线，并从交通成本的角度对京津冀城镇群极化—扩散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京津冀城镇群内部，城镇距离北京越近，就业规模越小。2001—2010年间，京津冀城镇群就业规模极化程度提高了42%，就业人口分布更加不均衡。一个城镇交通可达性的改善对于该城镇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仍是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而且，扩散效应的经济影响还仅仅局限于隶属于北京的城镇，其他的城镇还未从中获益。根据两条倒“U”型曲线初步判断，北京与周边的中心—外围结构正在接近“拐点”。 北京“灯下黑”现象一直是困扰政府的一个难题。通过回顾区域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理论，归纳出两条反映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倒“U”型曲线，并从交通成本的角度对京津冀城镇群极化—扩散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在京津冀城镇群内部，城镇距离北京越近，就业规模越小。2001—2010年间，京津冀城镇群就业规模极化程度提高了42%，就业人口分布更加不均衡。一个城镇交通可达性的改善对于该城镇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北京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仍是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而且，扩散效应的经济影响还仅仅局限于隶属于北京的城镇，其他的城镇还未从中获益。根据两条倒“U”型曲线初步判断，北京与周边的中心—外围结构正在接近“拐点”。 |
| [11] | . <p>日益受关注的城市群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地域单元。在定义城市群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群多层次空间结构分析算法。该方法在评价城市综合实力的基础上确定核心城市,依据核心城市的通勤圈确定研究区域;在计算城市间多模式交通可达性的基础上评价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利用城市综合实力指数及相互作用强度进行城市群多层次空间结构分析,从复杂的城市群相互作用网络中分析确定其等级结构体系——多层次空间结构树。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给出了城市群边界和空间结构。研究认为北京城区周边缺乏成熟的二级中心城市,而在天津地区,天津市城区具有较强综合实力,形成相应的辐射圈,与天津滨海新区形成双核结构。最后对模型的应用进行了讨论。研究表明：提出的模型架构为利用计算机的大数据快速处理能力进行城市群复杂网络分析提供了有益探索,将为城市群空间决策提供良好的支撑。</p> <p>日益受关注的城市群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地域单元。在定义城市群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群多层次空间结构分析算法。该方法在评价城市综合实力的基础上确定核心城市,依据核心城市的通勤圈确定研究区域;在计算城市间多模式交通可达性的基础上评价城市间相互作用强度;利用城市综合实力指数及相互作用强度进行城市群多层次空间结构分析,从复杂的城市群相互作用网络中分析确定其等级结构体系——多层次空间结构树。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给出了城市群边界和空间结构。研究认为北京城区周边缺乏成熟的二级中心城市,而在天津地区,天津市城区具有较强综合实力,形成相应的辐射圈,与天津滨海新区形成双核结构。最后对模型的应用进行了讨论。研究表明：提出的模型架构为利用计算机的大数据快速处理能力进行城市群复杂网络分析提供了有益探索,将为城市群空间决策提供良好的支撑。</p> |
| [12] | . 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合作已经进入高级阶段,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合作和区域贸易都有新的进展.但是京津冀都市圈内部的区域差异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认为北京应当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中发挥要素集散、发展服务、辐射带动和区域创新等四项功能,并创建四大基地来巩固北京的核心城市地位. 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合作已经进入高级阶段,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合作和区域贸易都有新的进展.但是京津冀都市圈内部的区域差异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认为北京应当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合作中发挥要素集散、发展服务、辐射带动和区域创新等四项功能,并创建四大基地来巩固北京的核心城市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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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 制造业作为现代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行业之一,随着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及结构调整优化呈现出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特征一方面能够反映其布局的客观规律和发展态势,另外也能从一个侧面刻画出区域的协同发展状况。京津冀区域制造业在区县层面上总体呈现出由中心区域的京津走廊向东部沿海及冀中南腹地扩散的特征,由于各行业要素属性的差异,导致各类型行业的空间格局变动情况各有不同,首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出由中心区域及核心区县向河北全域欠发达地区扩散的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呈现出向东部沿海及冀南区域扩散的特征,而技术密集型行业则呈现出向环京津及冀中南重要城市扩散的特征。影响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最重要的因素主要包括要素禀赋、集聚动力以及区域政策。为优化京津冀制造业空间格局,应加快落实区域性产业政策,加快重要节点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区域产业合作及产业链延伸,促进区域制造业空间格局的多极化发展。 制造业作为现代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行业之一,随着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及结构调整优化呈现出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特征一方面能够反映其布局的客观规律和发展态势,另外也能从一个侧面刻画出区域的协同发展状况。京津冀区域制造业在区县层面上总体呈现出由中心区域的京津走廊向东部沿海及冀中南腹地扩散的特征,由于各行业要素属性的差异,导致各类型行业的空间格局变动情况各有不同,首先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出由中心区域及核心区县向河北全域欠发达地区扩散的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呈现出向东部沿海及冀南区域扩散的特征,而技术密集型行业则呈现出向环京津及冀中南重要城市扩散的特征。影响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最重要的因素主要包括要素禀赋、集聚动力以及区域政策。为优化京津冀制造业空间格局,应加快落实区域性产业政策,加快重要节点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区域产业合作及产业链延伸,促进区域制造业空间格局的多极化发展。 |
| [15] | . 本文回顾了京津冀大城市群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经济联系与利益矛盾。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京津两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发展特点及已形成的优势。根据各自的特点、优势和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原则,提出了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功能定位。 本文回顾了京津冀大城市群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经济联系与利益矛盾。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京津两市和河北省的经济发展特点及已形成的优势。根据各自的特点、优势和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原则,提出了京津冀大城市群中北京、天津、河北省的功能定位。 |
| [16] | . 本文通过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态势和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分析,提出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实力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除区位、自然资源、历史基础外,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以及大都市经济区的形成等因素是导致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而从区域不平衡到较为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地区在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以京津为核心的大都市经济区正在形成.同时,就如何正确看待天津滨海新区的地位、作用提出个人观点. 本文通过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态势和区域协调发展内涵的分析,提出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实力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除区位、自然资源、历史基础外,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发展以及大都市经济区的形成等因素是导致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而从区域不平衡到较为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地区在中国对外开放大格局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以京津为核心的大都市经济区正在形成.同时,就如何正确看待天津滨海新区的地位、作用提出个人观点. |
| [17] | . 在京津冀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河北省出现环绕京津地区的贫困带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普遍关注。目前国内贫困县的设定往往以经济指标为唯一度量标准，本文在经济维度基础上增加社会维度（代表人类贫困）和自然维度（代表自然贫困）两方面评价指标，构建县域贫困度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北省136 个县的贫困状况分别进行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三维评估，并基于SOFM网络将全省县域贫困度划分为五级，与河北省现有各类贫困县分布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多维度评估的聚类分析得到的高贫困度县域均与现有贫困县有很好的对应，与河北省贫困县分布现状基本吻合；由于经济—社会—自然的多维度贫困度评估综合考虑了贫困现状及其潜在可能性，评估更加全面和深入。基于自然维度的潜在贫困度对多维贫困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环京津地区的贫困现状比较严重、且潜在贫困程度高，应积极依托京津，承接产业转移。而在冀中南地区，尽管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但潜在贫困程度较低，因其较易脱贫而容易被忽视；同时，还存在大量非贫困县转化为贫困县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贫困问题的关注，分类扶贫、防治结合、区域联动，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社会财富同步增长。 在京津冀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河北省出现环绕京津地区的贫困带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普遍关注。目前国内贫困县的设定往往以经济指标为唯一度量标准，本文在经济维度基础上增加社会维度（代表人类贫困）和自然维度（代表自然贫困）两方面评价指标，构建县域贫困度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北省136 个县的贫困状况分别进行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三维评估，并基于SOFM网络将全省县域贫困度划分为五级，与河北省现有各类贫困县分布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经济单维度与经济—社会—自然多维度评估的聚类分析得到的高贫困度县域均与现有贫困县有很好的对应，与河北省贫困县分布现状基本吻合；由于经济—社会—自然的多维度贫困度评估综合考虑了贫困现状及其潜在可能性，评估更加全面和深入。基于自然维度的潜在贫困度对多维贫困度的影响分析表明：环京津地区的贫困现状比较严重、且潜在贫困程度高，应积极依托京津，承接产业转移。而在冀中南地区，尽管贫困现状较为严重，但潜在贫困程度较低，因其较易脱贫而容易被忽视；同时，还存在大量非贫困县转化为贫困县的可能性；应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贫困问题的关注，分类扶贫、防治结合、区域联动，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社会财富同步增长。 |
| [18] | We develop a statistical framework to use satellite data on night lights to augment official income growth measures. For countries with poor national income accounts, the optimal estimate of growth is a composite with roughly equal weights on conventionally measured growth and growth predicted from lights. Our estimates differ from official data by up to three percentage points annually. Using lights, empirical analyses of growth need no longer use countries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we can measure growth for sub- and supranational regions. We show, for example, that coastal areas in sub-Saharan Africa are growing slower than the hinterland. (JEL E01, E23, O11, 047, 057) |
| [19] | . 完善的城市体系可以不断优化各个城市的时空资源并强化区域城市的集聚效应，切实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综合效益最大化。受惠于城市因素流与城市作用潜力的显著相关关系，节点体系研究可以准确测度城市体系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又避免了功能体系研究所需矢量数据的难以获取与测算庞杂，而DMSP/OLS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可以综合地定量测度城市地区人类活动的广度与强度。基于夜间灯光指数的引力模型定量测度中国341个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二阶段聚类法综合分析其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中国节点城市被划分为7 大国家节点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哈尔滨与沈阳）、26 个区域节点城市与107 个省域节点城市，而中国城市体系则被划分为2 个国家城市体系（北方城市体系与南方城市体系）、8 个区域城市体系（华北城市体系、东北城市体系、西北城市体系、黄河中游城市体系与华东城市体系、华南城市体系、西南城市体系、长江中游城市体系） 与31 个省域城市体系。城市体系的地域范围是相对的、局部的，没有明确的识别界线，不过通过对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与顾朝林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综合比对评估，总体而言，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对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进行实证研究是可信的和可行的。 完善的城市体系可以不断优化各个城市的时空资源并强化区域城市的集聚效应，切实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综合效益最大化。受惠于城市因素流与城市作用潜力的显著相关关系，节点体系研究可以准确测度城市体系内部各个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又避免了功能体系研究所需矢量数据的难以获取与测算庞杂，而DMSP/OLS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可以综合地定量测度城市地区人类活动的广度与强度。基于夜间灯光指数的引力模型定量测度中国341个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二阶段聚类法综合分析其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中国节点城市被划分为7 大国家节点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哈尔滨与沈阳）、26 个区域节点城市与107 个省域节点城市，而中国城市体系则被划分为2 个国家城市体系（北方城市体系与南方城市体系）、8 个区域城市体系（华北城市体系、东北城市体系、西北城市体系、黄河中游城市体系与华东城市体系、华南城市体系、西南城市体系、长江中游城市体系） 与31 个省域城市体系。城市体系的地域范围是相对的、局部的，没有明确的识别界线，不过通过对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城市体系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与顾朝林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综合比对评估，总体而言，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对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与空间格局进行实证研究是可信的和可行的。 |
| [20] | <p>Electric power consumption (EPC) is one of the basic indices for evaluating electric power use. Obtaining timely and accurate data on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PC is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al deployment of electric power resources. In this study, an EPC model was developed using stable nighttime lights time-series data from the 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 (DMSP/OLS). The model was used to reconstruct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EPC in Chinese Mainland at the county level from 1995 to 2008. In addition,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PC were analyzed,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were drawn. (1) The EPC model reliably represented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PC in Chinese Mainland with approximately 70% accuracy. (2) The EPC in most regions of Chinese Mainland was at low to moderate levels, with marked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of high-level EPC, 58.26% was concentrated in eastern China. Six urban agglomerations (Beijing-Tianjin-Tangshan region, Shanghai-Nanjing-Hangzhou region, Pearl River Delta, Shandong Peninsula, middle-south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Sichuan Basin) accounted for 10.69% of the total area of Chinese Mainland but consumed 39.23% of the electricity. (3) The EPC of most regions in Chinese Mainland increased from 1995 to 2008, and 64% of the mainland area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EPC. Moderate increases in EPC were found in 61.62% of eastern China and 80.65% of central China from 1995 to 2008, whereas 75.69% of western China showed no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EPC. Meanwhile, 77.27%, 89.35%, and 66.72% of the Shanghai-Nanjing-Hangzhou region, Pearl River Delta, and Shandong Peninsula, respectively, showed high-speed increases in EPC. Moderate increases in EPC occurred in 71.12% and 72.13% of the Beijing-Tianjin-Tangshan region and middle-south of Liaoning Province, respectively, while no significant increase occurred in 56.34% of the Sichuan Basin.</p> |
| [21] | In China, rapid urbanization has increased the demand for urban land and intensified the conflict between limited land resourc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high urban density has been proposed to realize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chieving this goal requir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urban density in China. Nighttime light (NTL) data from the 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 (DMSP/OLS) are a good indicator of human activity. We applied NTL data to measure urban density in 70 major cities in China during 1992-2010. Based on temporal changes in NTL, we identified seven classes of urban density and clustered the distributions of urban density in 70 cities into six types. The dynamics of urban density were then obtained from the GDP density as an index of city development. The curves of urban density distribution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 concave increase to W-shaped and S-shaped to a concave decrease, indicating that the current urban land use in China is unsustainable and that the shortage of land resources must be addressed. An examin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density in Hong Kong revealed a different pattern and a potential solution for cities in mainland China. |
| [22] | Mapping human settlements from remotely sensed data at regional and global scales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ly attention but remains a challenge. The thresholding technique is a common approach for settlement mapping based on the DMSP-OLS data. However, this approach often omits the areas with small proportional settlements such as towns and villages and overestimates urban extents, resulting in information loss of spatial patterns. This paper explore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based on a combined use of multiple remotely sensed data to map settlements in southeastern China. Human settlements for selected sites were mapped from Landsat ETM+ images with a hybrid approach and they were used as reference data. The DMSP-OLS and Terra MODIS NDVI data were combined to develop a settlement index image. This index image was used to map a pixel-based settlement image with expert rules. A regress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estimate fractional settlements at the regional scale, which the DMSP-OLS and MODIS NDVI data were use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he settlement data derived from ETM+ images were used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Thi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a combination of DMSP-OLS and NDVI variables provided a better estimation performance than single DMSP-OLS or NDVI variable, and the integrated approach for settlement mapping at the regional scale was promising. Compared to the results from the traditional thresholding technique, the estimated fractional settlement image in this paper greatly improv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and accuracy of settlement areas. This paper provided a rapid and accurate approach to estimate fractional settlements from coarse spatial resolution images at the regional scale by combining a limited number of medium spatial resolution images. This research is especially valuable for timely updating settlement databases at regional and global scales with limited time, labor, and cost. |
| [23] | . <p>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快速,然而经济发展在行政辖区间并不均衡,且逐渐导致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为识别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首先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和可比价GDP,构建"单位开发活动GDP"表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然后运用Local Moran's <i>I</i>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五种类型:HH富化扩散,HL富化极化,LH贫化塌陷,LL贫化制约和非显著;最后以HH类型的边界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界线,采用缓冲区分析探讨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行政区划等人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不断加剧,京津富化扩散与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时增长;局部上,受京津市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京津郊区及区位优势显著的部分河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② 与传统认知的"环京津贫困带"不同,在两个空间尺度上识别出经济发展断层,一为京津市区与郊区之间,二为京津与河北之间,且前者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整体上较后者更为严峻.③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整体上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隔离效应,局部上受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制约.要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均衡,关键在于弱化城乡隔离,并辅以消除行政制约.</p> <p>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快速,然而经济发展在行政辖区间并不均衡,且逐渐导致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为识别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首先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和可比价GDP,构建"单位开发活动GDP"表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然后运用Local Moran's <i>I</i>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五种类型:HH富化扩散,HL富化极化,LH贫化塌陷,LL贫化制约和非显著;最后以HH类型的边界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界线,采用缓冲区分析探讨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行政区划等人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不断加剧,京津富化扩散与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时增长;局部上,受京津市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京津郊区及区位优势显著的部分河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② 与传统认知的"环京津贫困带"不同,在两个空间尺度上识别出经济发展断层,一为京津市区与郊区之间,二为京津与河北之间,且前者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整体上较后者更为严峻.③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整体上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隔离效应,局部上受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制约.要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均衡,关键在于弱化城乡隔离,并辅以消除行政制约.</p> |
| [24] | . 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其土地集约利用的利用强度、利用形式与利用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土地利用最佳集约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可有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将其分为拮抗、磨合和协调三大阶段9类状态,最后利用ArcGIS9.2对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并以环渤海地区27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研究期间内环渤海地区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多处于磨合阶段,没有拮抗阶段,且交互耦合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优化;基于其相对发展状态,环渤海地区城市多处于同步发展状态,滞后发展状态与超前发展状态较少,呈稳定的梭形形态;基于空间聚类系数,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呈先集聚后随机分布,没有空间强极化效应,高值集聚地域为京津冀圈,低值集聚地域则为辽东半岛圈。 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其土地集约利用的利用强度、利用形式与利用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土地利用最佳集约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可有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将其分为拮抗、磨合和协调三大阶段9类状态,最后利用ArcGIS9.2对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并以环渤海地区27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研究期间内环渤海地区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多处于磨合阶段,没有拮抗阶段,且交互耦合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优化;基于其相对发展状态,环渤海地区城市多处于同步发展状态,滞后发展状态与超前发展状态较少,呈稳定的梭形形态;基于空间聚类系数,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呈先集聚后随机分布,没有空间强极化效应,高值集聚地域为京津冀圈,低值集聚地域则为辽东半岛圈。 |
| [25] | . <p>以湖北省16 个副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近30 a 来的改革开放阶段为研究时段(1984~2013 年),构筑涵盖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与生态景观3 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AHP法为权重赋值,分别构建增长系数、协调系数与综合系数3 个维度的测度模型,计算各年度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基于ArcGIS10.0、DPS7.05 与SPSS19 软件,使用系统聚类、二阶段聚类、有序样本分类、非线性映射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Mann-Kendall 突变分析、全局莫兰指数、变异系数、局部莫兰指数等工具,模拟分析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整体时序演化(城市聚类、时段划分与演化趋势)、个体时序演化与空间格局演化(全局格局与局部格局)。结果表明,湖北省绝大多数城市的综合发展趋势正在出现积极变化,次级规模城市更具优势,总体差距仍较明显,毗邻城市差距逐渐收敛,国家发展观念、地区战略及体制机制的变化、城市发展的基础格局、城市规模的辩证作用、城市的地域特征深刻影响城市综合发展的时空格局。</p> <p>以湖北省16 个副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近30 a 来的改革开放阶段为研究时段(1984~2013 年),构筑涵盖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与生态景观3 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AHP法为权重赋值,分别构建增长系数、协调系数与综合系数3 个维度的测度模型,计算各年度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基于ArcGIS10.0、DPS7.05 与SPSS19 软件,使用系统聚类、二阶段聚类、有序样本分类、非线性映射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Mann-Kendall 突变分析、全局莫兰指数、变异系数、局部莫兰指数等工具,模拟分析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整体时序演化(城市聚类、时段划分与演化趋势)、个体时序演化与空间格局演化(全局格局与局部格局)。结果表明,湖北省绝大多数城市的综合发展趋势正在出现积极变化,次级规模城市更具优势,总体差距仍较明显,毗邻城市差距逐渐收敛,国家发展观念、地区战略及体制机制的变化、城市发展的基础格局、城市规模的辩证作用、城市的地域特征深刻影响城市综合发展的时空格局。</p> |
| [26] | . 区域经济增长是有着丰富时空内涵的动态变化过程,认识和定量分析这种动态变化过程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借助农业区位论、增长极理论和梯度推移理论的学术思想、概念和术语,在量化定义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GIS技术的区域经济增长时空分异模拟方法,进而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和专业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由城市增长极中心向外围,随着距离的增大,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显著的衰减特征,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低谷地带。1993~2003年期间,都市圈的经济增长时空分异尤以京、津两市的极化增长最为显著;京、津两大增长极除对唐山方向有拉动效应外,对其它地市的带动辐射力度尚较小;都市圈内部的城市等级还未完全展开,尚未形成合理的梯度推移和梯级演化结构。 区域经济增长是有着丰富时空内涵的动态变化过程,认识和定量分析这种动态变化过程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借助农业区位论、增长极理论和梯度推移理论的学术思想、概念和术语,在量化定义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GIS技术的区域经济增长时空分异模拟方法,进而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和专业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由城市增长极中心向外围,随着距离的增大,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显著的衰减特征,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低谷地带。1993~2003年期间,都市圈的经济增长时空分异尤以京、津两市的极化增长最为显著;京、津两大增长极除对唐山方向有拉动效应外,对其它地市的带动辐射力度尚较小;都市圈内部的城市等级还未完全展开,尚未形成合理的梯度推移和梯级演化结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