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源, 乔伟峰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of coupling development between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WANGYahua, YUANYuan, QIAOWeife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8-15
修回日期:2016-12-9
网络出版日期:2017-01-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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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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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城市化过程中累积的诸多矛盾日益凸显。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在整体上表现为不协调发展的格局,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城镇以及其他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不断侵占农业和生态用地,土地城市化超前于人口城市化进程。国内外有关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对立统一关系[1-4]、发展快慢关系[5-8]和演化协调关系[9-12]等方面。部分****认为城市化和农地非农化是对立的,而更多****则认为二者是统一的;有****将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空间扩张速度大大快于人口融入城市速度的现象称为虚城市化现象[13-15];也有****从城乡双重用地的角度,指出目前城乡建设用地转化与城乡人口转化还不够协调,很多地区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呈现不断增长态势[16,17]。实际上,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是耦合发展的过程,既存在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又具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耦合关系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在不同阶段的驱动机制有所差异[18,19]。对全国和主要城市群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人口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驱动机制[20]。不同地区自然本底和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人口和经济活动布局的空间不均衡性[21],加之政府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人口流动和资源分配产生持续影响[22],一方面造成了“过度行政化”导致的特大城市规模膨胀、中小城市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空间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发展差异[23]。也有****认为,在长时间尺度上,耦合机制表现为内源力作用逐渐上升而行政力作用逐渐下降的必然趋势[24]。耦合概念原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相互依赖以至协同的现象[25]。当前学界对人口与土地城市化的耦合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的定量研究,包括运用容量耦合模型、协调发展度等方法[26,27]。为了进一步研究人口与土地城市化在耦合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对耦合关系进行量化,本文将多年度时间序列的人口与土地城市化数据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分别运用协整理论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对其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运用AR模型对其相互作用程度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城市化发展的进程、规律和国家调控政策,剖析其耦合发展机制。此外,研究选取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城市化发展阶段较完整的江苏省作为案例区,对于探讨耦合发展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具有典型意义。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起步较早地区,目前已经成为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省份,全省城市化进程也与经济发展格局相辅相成。一方面,全省城市化进程较快,城镇人口由1991年的1587.74万人增至2010年的4767.63万人,城市化水平由23.2%增长至60.6%,20年间上升了37.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全省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由1991年的800.60 km2增长至2010年的3424.65 km2,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为1.37,已经超过公认的1.12的合理阈值。整体来看,全省土地城市化明显超前于人口城市化。根据Northam曲线及其对城市化阶段的划分,1991-2010年期间,全省人口、土地城市化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初期、加速、稳定阶段（表1）,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城市化水平增长整体进入稳定期,因此将1991-2010年分为前后十年两个阶段进行研究。Tab. 1
表1
表1江苏省人口与土地城市化阶段划分
Tab. 1Stage division of population and landurbaniz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 阶段 | 人口城市化 | 土地城市化 | |||
|---|---|---|---|---|---|
| 阶段 | 增长率（%） | 阶段 | 增长率（%） | ||
| 初期 | 1992-1996年 | 3.40 | 1992-1995年 | 6.32 | |
| 加速 | 1996-2001年 | 8.30 | 1995-2003年 | 7.14 | |
| 稳定 | 2001-2009年 | 3.69 | 2003-2010年 | 6.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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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协整理论与方差分解 传统的作用关系研究多采用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但由于多数宏观经济数据在时间序列上并不稳定[28],因此,变量不经过平稳性检验,直接进行回归分析,不能揭示其真实关系。此外,城市化系统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其子系统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从时间尺度看,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既有长期均衡关系,又有短期波动,传统方法难以对这种动态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协整理论作为计量经济学中寻找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变量之间均衡关系的方法,常用于分析社会经济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关系。方差分解是用来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近似的相对方差贡献率（RVC）可表示为：
（1）
（2）
如果
2.2.2 自回归模型 本文选择基于自回归（auto regressive,AR）模型的线性回归法对样本数据进行LS估计,该方法是在线性回归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扰动项的自相关检验,从而使回归更具可信度。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式中：
由于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意味着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因此在构建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作用模型时,还应考虑被解释变量除了受到当期解释变量的影响外,还会受到上一期解释变量的影响。为此,研究建立AR;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修正,即加入含有滞后期的参数项,修改后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
式中：
2.3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为1991-2010年江苏省全省及13个地级市的人口和土地城市化数据（表2）。一方面,采用城镇人口、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对全省人口、土地城市化水平进行总体研究,并从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研究人口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作用机制,其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江苏省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另一方面,采用城区非农人口与建成区面积对13个地级市（包括设区的市、不设区的市及县城的城区）的人口与土地城市化耦合作用关系与程度进行评价,其数据来源为江苏省城乡建设统计年报。一般来说,研究城区人口—面积之间的关系,以建成区内建筑物占地面积和常住人口数量最为适宜,但这类数据往往难以取得;退而求次,可采用建成区面积和常住人口数量。但目前各类统计资料并不提供建成区人口数据,只有全市或市区范围内的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数据①（①如《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仅提供城市和市区的年末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仅提供城市非农业人口,《江苏城市建设年报》仅提供城市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因而只能采用市区非农业人口。换个角度来看,建成区内多以非农人口为主,且与常住人口成正比。国内****对城市人口—城区面积异速生长关系的研究也表明,非农业人口能真正反映中国城市地理学规律[29]。Tab. 2
表2
表2研究采用数据说明
Tab. 2Instruction of data used in the research
| 数据名称 | 研究用途 | 来源说明 |
|---|---|---|
| 1991-2010年江苏省全省城镇人口、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 分析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整体水平,并从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研究人口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作用机制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2-2011）、江苏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1996-2008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 |
| 1991-2010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城区非农业人口、建成区面积 | 评价13个地级市城区建成区内的人口与土地城市化耦合作用关系与程度 | 《江苏省城乡建设统计年报》（1990-2010）、《江苏省建设事业统计资料暨成就汇编（1991-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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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江苏省城乡建设统计年报》自2006年开始人口统计指标由“城市非农业人口”调整为“城区（县城）人口”,研究对因统计口径调整、行政区划调整等产生的数据跳跃进行了平滑处理,以保证该面板数据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3 基于协整理论的耦合作用关系与程度评价
3.1 协整检验与方差分解
3.1.1 协整检验 协整理论用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长期存在均衡关系,是进行方差分解的先决条件,研究通过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 5.0中的约翰森（Johansen）方法对全省1991-2000年和2001-2010年两个阶段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研究选取全省非农人口规模和建成区面积作为基础数据,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在进行协整检验前对基础数据取对数,以便降低各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如表3所示,1991-2000年和2001-2010年两个阶段的Tab. 3
表3
表3江苏省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指标协整检验结果
Tab. 3Co-integration test results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index in Jiangsu province
| 期间 | 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 单位根 | 统计量 | 5%显著水平临界值 | 伴随概率 | |
|---|---|---|---|---|---|---|
| Trace | λλ | |||||
| 1999-2000年 | None | 0.9420 | 25.3931 | — | 12.3209 | 0.0002 |
| — | 22.7830 | 11.2248 | 0.0003 | |||
| 2001-2010年 | 0.8508 | 19.1990 | — | 12.3209 | 0.0030 | |
| — | 15.2188 | 11.2248 | 0.00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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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整检验通过后,继续采用EViews软件计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相互作用的方差贡献率。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差贡献率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研究对象相互作用在时间上的期数,纵轴表示方差贡献率的百分比。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的方差贡献率
-->Fig. 1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o the land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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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方差贡献率
-->Fig. 2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 to the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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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耦合作用关系分析 从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的贡献率来看,1991-2000年的曲线轨迹从0开始,方差贡献率不断攀升,最后止于80%左右;而2001-2010年的曲线轨迹从第2期开始就逐渐趋缓,最后仅止于不足20%的水平。2个时段的方差贡献率显示,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的作用程度明显减弱。这表明,前十年期间人口城市化是土地城市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符合“城市人口的增加是城市土地扩展的直接动因”的论点[30]。而后十年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的驱动作用明显减弱,则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化影响因素愈发复杂密切相关,国内更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明确指出,“城市人口增加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影响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力度则逐年增大”。
从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贡献率来看,2001-2010年较之于1991-2000年有明显增长,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作用程度增强,这与两个阶段全省城市化发展路径变化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创造的“自下而上”的“苏南模式”是当时引领全省乃至全国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模式之一,这种“以工带农”、以小城市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城市模式,吸收和消化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90年代开始全省进入以外向型经济催生的“开发区模式”,一批与新城统一规划建设的开发区拔地而起,不仅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增长点,也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区。到1995年全省城市规划区面积扩大了2.26倍,新区和开发区成为城市化的主要空间载体,推动了各地城镇人口规模增长,至1999年全省城市化率达到34.94%,首次超过全国。此后,全省于2001年开始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基本解决了“市县同城”问题,由此进入以都市圈与城镇带为主导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扩展,城市直接影响区域明显增强,城市化发展水平和速度进一步提升,到2010年全省城市化率已经突破60%,进入城市化发展的稳定阶段②（②美国城市****诺瑟姆（Northam)于1975年提出了“城市化过程曲线”,以城市化水平10%、30%和60%将城市化发展划分为初期、加速和稳定三个阶段。）。
3.2 基于AR模型的作用程度评价
3.2.1 AR模型评价 在协整检验揭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上,本文选择基于自回归（auto regressive,AR）模型的线性回归法对样本数据进行LS估计,该方法是在线性回归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扰动项的自相关检验,从而使回归更具可信度。基于自回归模型,1991-2000年和2001-2010年两个时期的回归方程分别如下所示（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参数估计值对应的t统计量）：(0.6871) (0.0966)
在方程（4）中,
(0.4821) (0.0622)
在方程（5）中,
回归结果的R2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但D.W值均小于2,需要进行误差扰动项的自相关检验。如表4所示,序列相关的LM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序列不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的假设（接受概率大于0.05）,White异方差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序列不存在不带交叉项和带交叉项的假设（接受概率大于0.05）。因此,2个方程均通过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从回归系数来看,人口城市化每提高1%,1991-2000年土地城市化将增加1.5021个百分点,2001-2010年土地城市化则增加1.0294个百分点,后十年较之于前十年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的作用程度有所减弱,这与方差贡献率计算结果一致。
Tab. 4
表4
表4AR模型检验结果
Tab. 4Results of AR model test
| 检验项目 | 接受概率 | ||
|---|---|---|---|
| 1991-2000年 | 2001-2010年 | ||
| LM自相关 检验 | 一阶 | 0.1166 | 0.9628 |
| 二阶 | 0.1951 | 0.9199 | |
| White异方 差检验 | 不带交叉项 | 0.0645 | 0.2045 |
| 带交叉项 | 0.0645 | 0.20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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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基于AR修正模型的评价 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意味着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效应,因此在构建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作用模型时,还应考虑被解释变量除了受到当期解释变量的影响外,还会受到上一期解释变量的影响。根据加入含有滞后期参数项后修改得到的模型,1991-2000年和2001-2010年两个时期的回归方程分别为：
(0.4746) (0.3822) (0.3410)
在方程（6）中,
(0.7279) (0.4800) (0.4131)
模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2个方程均通过自相关和异方差检验。从回归系数来看,土地城市化每提高1%,1991-2000年人口城市化将增加（0.4390+0.3410）个百分点（0.4390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0.3410为含有滞后期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标准差,下同）,2001-2010年人口城市化则增加（0.9097+0.4131）个百分点,后十年较之于前十年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作用程度明显增强,这也与方差贡献率的分析结果一致。
Tab. 5
表5
表5AR修正模型检验结果
Tab. 5Results of adjusted AR model test
| 检验项目 | 接受概率 | ||
|---|---|---|---|
| 1991-2000年 | 2001-2010年 | ||
| LM自相关 检验 | 一阶 | 0.7682 | 0.0604 |
| 二阶 | 0.4520 | 0.1194 | |
| White异方 差检验 | 不带交叉项 | 0.5274 | 0.0923 |
| 带交叉项 | 0.5245 | 0.07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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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耦合发展作用机制分析
4.1 人口城市化的作用机制分析
方差贡献率的分析结果表明,较之于前十年（1991-2000年）,后十年（2001-2010年）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的驱动作用明显减弱。AR模型的分析结果则进一步量化了这一结论,人口城市化每提高1%,1991-2000年土地城市化增加1.50个百分点,而2001-2010年仅增加1.03个百分点。针对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作用程度减弱,研究主要围绕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和调控政策3个方面进行解析（表6）。Tab. 6
表6
表6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作用关系变化解析
Tab. 6Analysis of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change from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o land urbanization
| 机制 | 1991-2000年 | 2001-2010年 |
|---|---|---|
| 城市化发展阶段 | 人口增长作为土地扩张的主要因素,人口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后有力地推动了土地城市化 | 人口城市化进入减速期 |
| 城市化发展动力 | 苏南模式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小城市的发展壮大 | 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的有效集聚 |
| 城市化调控政策 |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及开发区热有力推动城市化地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 | 土地调控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城市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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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化发展阶段。作为城市土地扩张的直接影响因素,人口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对土地城市化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1991-2000年全省城市化水平由23.20%提高到41.50%,对应陈彦光改进的Northam曲线,这一时期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2001-2010年全省城市化水平由42.60%提高到60.58%,尤其是2005年全省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总人口50%以上,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减速期。前十年城市人口规模由1587.74万人增加到3040.81万人,增加了0.92倍,后十年城市人口规模由3134.73万人增加到4767.63万人,仅增加了0.52倍。
（2）城市化发展动力。全省早期的城市化重点是依托乡镇企业发展而进行的小城市建设,实行的是一种分散型城市化道路。这种以小城市为主要空间载体的城市化模式,吸收和消化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全省“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进程,使以建制镇为代表的小城市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全省建制镇数量由1978年的114个增加到1999年底的1167个,城镇非农业人口由230万增加到834万。2000年前后,全省先后开展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撤乡并镇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乡镇数由1999年的1890个减少到2010年的975个,乡镇撤并率达50%以上。全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工作优化调整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普遍较小、建设分散、缺乏规模效益的乡镇行政区划格局,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00年7月的全省城市化工作会议把推进城市化作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全省城市化发展更加突出都市圈建设。
（3）城市化调控政策。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各地兴起“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一批与新城区统一规划建设的开发区迅速发展,与外向型经济一并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和推动力量。2004年初,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国家明确提出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积极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管住管好“地根”,严把土地“闸门”。2009年以来,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务院又频繁出台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是客观国情。切实保护耕地,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建立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实施节约优先战略,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土地调控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过快的土地城市化进程。
4.2 土地城市化的作用机制分析
方差贡献率的分析结果表明,较之于前十年,后十年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AR修正模型的分析结果则进一步量化了这一结论,土地城市化每提高1%,1991-2000年人口城市化将增加0.4390+0.3410个百分点,而2001-2010年则增加0.9097+0.4131个百分点。针对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作用程度增强,研究主要围绕集聚效应、转移效应和滞后效应三个方面进行解析（表7）。Tab. 7
表7
表7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作用关系变化解析
Tab. 7Analysis of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change from land urbanization to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 角度 | 1991-2010年 | 2001-2010年 |
|---|---|---|
| 集聚效应 | “扁平化”发展 | “纵向化”抬升 |
| 转移效应 | 城市人口增长以本地城市化为主 | 欠发达地区非农人口向发达地区转移加快 |
| 滞后效应 | 就地城市化、本地城市化模式使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增长率基本保持同步 | “先建城,后进人”的城市建设模式使得人口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土地城市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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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聚效应。一方面,随着中心城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就业居住环境的不断提升,城市土地承载力进一步增强,在有限的旧城框架内人口集聚程度进一步提高,城市建设由原先的“扁平化”扩张转向“纵向化”抬升,符合发达国家城市生长的普遍法则,即城市越大,越应该向上层空间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密集带的发展格局也使得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集聚能力进一步增强。从城市规模分布研究提供的城市体系结构容量指标来看[31,32],1991-2010年期间全省首位城市的理论人口规模（即结构容量）有所增长,但随着中心城区集聚效应的不断增强,其实际人口规模增长速度更快。两者之间的比值由1991年的2.50下降到2010年的1.26,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不断提升。
（2）转移效应。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省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一批以新兴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城新区应运而生,加大了全省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一时期,第二、第三产就业人口增加了1167.21万人,而一产从业人口仅减少830.67万人。城市化模式由本地城市化为主向外来人口迁入转变,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流入人口呈净增长趋势,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省流入人口规模占当年常住人口规模占比不断提高③（③1990年流动人口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1993》中“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数据分别来源于《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江苏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五普”和“六普”数据的统计汇总。）（表8）。由于省内明显的区域差异,人口转移主要以流入苏南地区为主,苏南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占比从1990年的5.42%增长到2010年的38.89%,增加了33.47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苏中和苏北2010年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占比仅为14.75%和10.61%。
Tab. 8
表8
表8江苏省流入人口变化情况
Tab. 8Change of influx popul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 年份 | 流入人口小计 | 来自省内 | 来自省外 | |||||
|---|---|---|---|---|---|---|---|---|
| 规模 （万人） | 占常住人口 比例（%） | 规模 （万人） | 占常住人口 比例（%） | 规模 （万人） | 占常住人口 比例（%） | |||
| 1990年 | 197.97 | 2.93 | 118.86 | 60.04 | 79.11 | 39.96 | ||
| 2000年 | 909.98 | 12.46 | 658.39 | 72.35 | 251.59 | 27.65 | ||
| 2010年 | 1822.68 | 24.95 | 1084.76 | 59.51 | 737.93 | 40.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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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滞后效应。人口城市化的滞后效应是当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直接反映。经历了苏南模式,发达地区由于城市化水平较高,人口城市化模式表现为 “离土不离乡,农忙又返乡”的就地城市化,这种发展模式使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增长率基本保持同步。而2001-2010年的发展模式是由新区、新城建设拉开城市发展框架的外延扩张模式,表现为“离土又离乡,务工进工厂”。这种遵循“先建城,后进人”的城市化模式,与以往苏南模式时期农业人口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产业从而实现就地城市化不同,导致人口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土地城市化。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基于协整理论和AR模型对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作用关系及其程度进行评价,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从定性与定量的视角,对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结论如下：（1）方差贡献率的分析结果表明,较之于前十年（1991-2000年）,后十年（2001-2010年）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的驱动作用明显减弱,而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AR模型的分析结果对上述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量化：人口城市化每提高1%,1991-2000年土地城市化增加1.50个百分点,而2001-2010年仅增加1.03个百分点;土地城市化每提高1%,1991-2000年人口城市化将增加（0.4390+0.3410）个百分点,而2001-2010年则增加（0.9097+0.4131）个百分点。
（2）针对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作用程度减弱,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解析。从城市化发展阶段来看,1991-2000年人口增长作为土地扩张的主要因素,人口城市化对土地城市化的作用力明显高于后十年;从城市化发展动力来看,1991-2000年苏南模式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小城市的发展壮大,而2001-2010年城市化战略的实施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有效集聚;从城市化调控政策来看,1991-2000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及开发区热有力推动城市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在后十年期间出台的土地调控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城市化。
（3）针对土地城市化对人口城市化作用程度增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解析。从集聚效应的角度来看,城市建设由前十年的“扁平化”扩张转向后十年的“纵向化”抬升。从转移效应的角度来看,全省人口变化从1991-2000年的城市人口增长以本地城市化为主转为2001-2010年的欠发达地区非农人口向发达地区转移加快。从滞后效应的角度来看,前十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增长率基本保持同步,而后十年人口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土地城市化。
5.2 讨论
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是江苏的基本省情。土地详查数据显示,从1996-2008年全省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长了24.18%,在农村人口快速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虽然城市化率由27.32%提高到54.30%,但农村建设用地“不减反增”,13年间增加了15.75万亩。城乡建设用地的“双增长”仅是全省土地城市化深层次矛盾中的一个缩影。2014年二调变更数据显示,全省人均耕地仅为0.86亩,不仅远低于全国1.48亩的平均水平,更逼近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此外,全省土地开发强度也居高不下,2014年已达到20.99%,居全国各省（市）首位,苏南地区更是高达28.40%,一度逼近国际公认的30%的临界点。而在“十三五”期间,全省将迎来城镇化和工业化高峰,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南京江北新区等国家战略的机遇叠加推动,全省建设用地特别是区域性基础设施等刚性需求依然保持高位,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开放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外来转移人口持续增加,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将承受巨大压力。城市化发展规律及其在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城市化率接近50%时,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逐步凸显;超过75%,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将取代人口转移型,成为主要模式。2014年江苏省城市化率达到65.2%,其中苏南达到74.3%,省会城市南京甚至超过80%。可见,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对人口转移的吸纳效应,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城市化,从发展态势来看,全省将进入以结构转换型和人口转移型的城市化共同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城市化和人口红利都处于拐点阶段,城市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更是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人口、土地的协调发展,需要把城镇化最大潜力和改革最大红利结合起来,由此形成叠加效应,创造城市化发展的新动力。
江苏省把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形态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方向,通过明确不同规模、类型城市（镇）的功能定位和协调发展机制,强化都市圈④(④“十三五”期间全省将形成沿江城市带、沿海城镇轴、沿东陇海城镇轴与南京、徐州和苏锡常三个都市圈、淮安增长极“一带两轴,三圈一极”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发挥小城市（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作用,促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同推进。一方面,立足省情特点和发展阶段,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规范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同一乡镇范围内村庄建设用地布局调整试点工作,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另一方面,通过深入开展节约集约用地“双提升”行动,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和减量化管理,探索配合“供给侧改革”的新型供地模式,突出做好重大项目用地保障。只有顺应城市化和城镇发展规律,厘清不同阶段人口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加快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本文将人口变量引入城市用地扩张的理论模型中,以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为核心,剖析了人口增长与用地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中,受发展竞争驱动,地方政府将城市中决定用地规模的经济活动人口和享有公共物品的户籍人口割裂开来: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扩张城市用地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人口、攫取地租收益;另一方面,在级差地租分配中,拒绝让非户籍移民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分享城市增长中的级差地租收益,从而降低城市化发展的成本.地方政府在享有外来人口集聚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的同时却不必承担相应的公共物品成本,这种成本收益计算中的扭曲进而导致了城市增长中的用地过度扩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的问题.有鉴于此,在城市化相关改革政策中,应当引入人地统筹的调控思路,将级差地租收益分配与人口市民化问题相挂钩,有助于实现城市增长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抑制过度“土地城市化”并合理推进“人口城市化”. |
| [2] | Land urban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and restriction role in the rapi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it shows distinctiv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pplying urban area as the basic research uni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rea as the core indicator,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quantity and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study evaluat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absolute and relative proces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658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0.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ities with rapid l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discussed,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and its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major land use types are examined with the aid of GI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shows a clear spatial difference. The greater the city scale, the faster its land urbanization. The cities with rapid land urbanization show a significant pattern of central distribution in coastal regions and a scattered distribution in the inland regions. (2)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average quantity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the 656 cities was 3.82 km(2), the quantity of land urbanization is differentiated by administrative grade. The average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 was 6.89%, obviously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 reveals a pattern of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oastal and other cities. (3)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two primary land use types associated with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e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with a combined contribution rate of 52.49%. The greater the scale of the city,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driv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land. In small- and medium-scale cities of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growth of residential land is the primary driver of land urbanization, while in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cities on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axes,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land is the main driver. (4) Overall, urba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growth and investment are the three driver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but cities of different scales have different drivers. |
| [3] | . 城市群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城市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客观反映,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沿海城市群成为国家外向性经济、出口贸易和"世界工厂"的主要地区,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选择。本文重点就城市群概念、城市群国外研究、中国城市群的早期研究、中国城市群作为国家战略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对中国城市群研究进行了展望。本文认为:中国城市群形成机制较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要复杂得多,相关研究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城市群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城市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客观反映,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沿海城市群成为国家外向性经济、出口贸易和"世界工厂"的主要地区,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选择。本文重点就城市群概念、城市群国外研究、中国城市群的早期研究、中国城市群作为国家战略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对中国城市群研究进行了展望。本文认为:中国城市群形成机制较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要复杂得多,相关研究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
| [4] | . <p>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p> <p>城乡统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课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许多省市的城乡关系都面临复杂的困境,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关系实践不仅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和扩大内需及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具有内在的共同点,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分析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人口流动、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利用以及土地制度等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提出了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乡统筹理念、确立健康城市化的城乡统筹方向、从区域空间角度认识城乡统筹问题、着力解决城乡统筹的土地问题等观点,并指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统筹主要优化方向:优化重点区域发展、优化空间布局形态、优化集群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美好环境、优化市场导向机制.</p> |
| [5] | Analyzing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change is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and assessing ecological consequence of urbanization. More importantly, such analysis can provide basic information for appropriate decision-making. By integrating historical high spatial-resolution SPOT images and spatial metric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and evolution of land us... |
| [6] | Urbanization is the most drastic form of land use change affecting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ing and services far beyond the limits of citie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tself as well as its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it is important to quantify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land use data, we characterize the temporal patterns of Phoenix and Las Vegas - the two fastest growing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 using landscape pattern metrics at multiple spatial resolution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wo urban landscapes exhibited strikingly similar temporal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urbanization in the two desert cities resulted in an increasingly faster increase in the patch density, edge density, and structural complexity at both levels of urban land use and the entire landscape. That is, as urbanization continued to unfold, both landscapes became increasingly more diverse in land use, more fragmented in structure, and more complex in shape. The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metropolitan regions may be attributable to their resemblance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form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stage of urban development. While our results corroborated som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in the literature, they also showed spatiotemporal signatures of urbanization that were different from other cities. Resolving these differences can certainly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urban dynamics. Finall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 small set of landscape metrics is able to capture the main spatiotemporal signatures of urbanization, and that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do not seem to b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changing grain sizes of land use maps when the spatial extent is fixed. This landscape pattern analysis approach is not only effective for quantifying urbanization patterns, but also for evaluating spatial urban models and investigating ecological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C) 2010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
| [7] | . 以江苏省1996～2008年城市非农业人口和建成区土地面积为主要数据,借助分形地理学中的城市位序-规模分布法则和异速生长定律及其广义分形性质,对全省城市规模分布演化规律、结构容量和城市人口-面积异速生长标度指数、退化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全省城市体系发育较为健全,规模序列结构正处于集中向分散过渡的时期,大中城市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承载空间;全省城市人口-面积异速生长关系在整体上呈现退化迹象,2001年以后异速生长关系由负转正;南京、苏州、徐州等市的异速生长系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市,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象较为突出,但两者关系是否不相协调仍值得深究。全省城市体系演化形成的复杂格局对走江苏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江苏省1996～2008年城市非农业人口和建成区土地面积为主要数据,借助分形地理学中的城市位序-规模分布法则和异速生长定律及其广义分形性质,对全省城市规模分布演化规律、结构容量和城市人口-面积异速生长标度指数、退化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全省城市体系发育较为健全,规模序列结构正处于集中向分散过渡的时期,大中城市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承载空间;全省城市人口-面积异速生长关系在整体上呈现退化迹象,2001年以后异速生长关系由负转正;南京、苏州、徐州等市的异速生长系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市,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象较为突出,但两者关系是否不相协调仍值得深究。全省城市体系演化形成的复杂格局对走江苏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8] | . <p>土地城市化在中国快速而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支撑与制约角色越来越明显,但目前对土地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框架依然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土地城市化率的概念与测度方法,并确定其阈值。以中国656个城市的城区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和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基本数据,采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土地城市化率、城市土地扩展面积和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分别评价了中国城市的土地城市化规模、水平、绝对进程和相对进程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分析了九大类城市建设用地类型对土地城市化进程的贡献率。结果表明：① 近10年来,中国城市总体土地城市化率提高近一倍,由“金字塔式”等级分布逐渐转为“钥匙式”的分布格局;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较大,但城区面积更大,使其土地城市化率的数值较低。② 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展面积最大,呈现出行政等级式分异和空间集聚式分异的空间格局;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呈现出沿海城市群与其他城市分异的空间格局。规模越大的城市,土地城市化进程越明显。③ 近10年来中国土地城市化进程的两大核心用地增长类型是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规模越大的城市,工业用地增长的驱动作用越显著;中西部地区和中小规模城市以居住用地增长为核心,沿海城市群和重要交通轴线城市以工业用地增长为主。</p> <p>土地城市化在中国快速而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支撑与制约角色越来越明显,但目前对土地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框架依然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可供参考的土地城市化率的概念与测度方法,并确定其阈值。以中国656个城市的城区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和201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基本数据,采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土地城市化率、城市土地扩展面积和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分别评价了中国城市的土地城市化规模、水平、绝对进程和相对进程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分析了九大类城市建设用地类型对土地城市化进程的贡献率。结果表明：① 近10年来,中国城市总体土地城市化率提高近一倍,由“金字塔式”等级分布逐渐转为“钥匙式”的分布格局;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较大,但城区面积更大,使其土地城市化率的数值较低。② 省会城市和沿海城市群的城市土地扩展面积最大,呈现出行政等级式分异和空间集聚式分异的空间格局;城市土地扩展速度呈现出沿海城市群与其他城市分异的空间格局。规模越大的城市,土地城市化进程越明显。③ 近10年来中国土地城市化进程的两大核心用地增长类型是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规模越大的城市,工业用地增长的驱动作用越显著;中西部地区和中小规模城市以居住用地增长为核心,沿海城市群和重要交通轴线城市以工业用地增长为主。</p> |
| [9] | . <p>2014年国家印发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型期,并将新型城市化作为国家未来相当长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为城市化领域研究提供了重大机遇。国际上,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和内容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丰富,研究阶段持续深化,领域持续扩展,研究方法手段持续改善和进步。国内城市化研究起步晚、进展快,在中国特色城市化合理进程的科学认知与思辨等诸多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展望未来,提出了城市化领域的5个科学问题及其子问题：城市化的跨学科特性与成立城市化学科,城市化概念、原理、方法等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城市化的区域特性以及与城乡统筹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空间格局研究,大数据支持下城市化和智慧城市的系统集成与模拟平台研究。</p> <p>2014年国家印发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入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的转型期,并将新型城市化作为国家未来相当长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为城市化领域研究提供了重大机遇。国际上,城市化的基础理论和内容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不断丰富,研究阶段持续深化,领域持续扩展,研究方法手段持续改善和进步。国内城市化研究起步晚、进展快,在中国特色城市化合理进程的科学认知与思辨等诸多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展望未来,提出了城市化领域的5个科学问题及其子问题：城市化的跨学科特性与成立城市化学科,城市化概念、原理、方法等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城市化的区域特性以及与城乡统筹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空间格局研究,大数据支持下城市化和智慧城市的系统集成与模拟平台研究。</p> |
| [10] | .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和重要转型，认识把握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协调性和区域差异，对统筹区域城市化的“人地配置”和实现新型城镇化意义重大。选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运用协调度指数、塞尔指数等模型，考察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快速发展以来，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速率及其协调性的时空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由此造成的建成区非农人口密度变化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 土地财政主导下，城市扩张速度普遍加快，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协调现象由东部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② 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非农人口密度普遍下降，而直辖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建成区的大幅扩张导致非农人口密度区域差异缩小；③ 区域间建设用地指标与人口非农化相匹配的“人地挂钩”，是未来实现健康、协调城市化的有效途径。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和重要转型，认识把握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协调性和区域差异，对统筹区域城市化的“人地配置”和实现新型城镇化意义重大。选取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运用协调度指数、塞尔指数等模型，考察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快速发展以来，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速率及其协调性的时空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由此造成的建成区非农人口密度变化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 土地财政主导下，城市扩张速度普遍加快，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协调现象由东部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② 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非农人口密度普遍下降，而直辖市等经济发达地区建成区的大幅扩张导致非农人口密度区域差异缩小；③ 区域间建设用地指标与人口非农化相匹配的“人地挂钩”，是未来实现健康、协调城市化的有效途径。 |
| [11] | . <p>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一直处于全国城市化发展的前列，对全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近些年来，江苏省城市化发展在空间格局及动力机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表现为：大中城市成为城市化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城市化发展动力也日趋多元化。同时，江苏省城市化仍然面临着区域差异显著、集聚效应不强、公共服务能力不高、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等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江苏省城市化战略将会发生适应性的调整。指出以城市土地空间扩张及城市数量增加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已经基本不适应江苏省新时期新战略的要求，进而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全省城市化战略重点的调整方向，即质量提升战略、统筹协调战略及空间优化战略</p> <p>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一直处于全国城市化发展的前列，对全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近些年来，江苏省城市化发展在空间格局及动力机制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表现为：大中城市成为城市化人口的主要集聚区，城市化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城市化发展动力也日趋多元化。同时，江苏省城市化仍然面临着区域差异显著、集聚效应不强、公共服务能力不高、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等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江苏省城市化战略将会发生适应性的调整。指出以城市土地空间扩张及城市数量增加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已经基本不适应江苏省新时期新战略的要求，进而提出了今后一段时间全省城市化战略重点的调整方向，即质量提升战略、统筹协调战略及空间优化战略</p> |
| [12] | . 借鉴系统科学中的有关理论,分别构建了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1991—2011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各自的内部协调性、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和计量关系。结果表明:1浙江省各地级市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均逐步提高。2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度在研究前期(1991—2001年)提高的速度较慢,而在研究后期(2001—2011年)提高的速度较快。在研究前期土地城市化超前于人口城市化,而在现阶段土地城市化则滞后于人口城市化。3浙江省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耦合协调等级具有明显的时空演变格局,杭州市和宁波市的耦合协调等级通常领先于其他城市,而丽水市和衢州市则相对落后。4根据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度和相对发展度,绘制了"九宫格",对浙江省全部地级市未来城市化协调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借鉴系统科学中的有关理论,分别构建了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1991—2011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各自的内部协调性、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和计量关系。结果表明:1浙江省各地级市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均逐步提高。2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度在研究前期(1991—2001年)提高的速度较慢,而在研究后期(2001—2011年)提高的速度较快。在研究前期土地城市化超前于人口城市化,而在现阶段土地城市化则滞后于人口城市化。3浙江省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耦合协调等级具有明显的时空演变格局,杭州市和宁波市的耦合协调等级通常领先于其他城市,而丽水市和衢州市则相对落后。4根据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度和相对发展度,绘制了"九宫格",对浙江省全部地级市未来城市化协调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
| [13] | . 研究目的：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两个角度探讨二者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变规律以及空间差异。 研究方法：采用重心转移模型以及人口城镇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指数的方法。研究结果：（1）浙江省69县市的城镇人口增长率分布在0-46.37%之间；而 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分布在0-149.70%，从数量上比较，部分城市二者出现失调现象；（2）通过重心转移模型发现，2005-2010年人口重心向 西南方向转移了1891.04 m，建成区扩展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5029.73 m，二者重心转移的方向有所差异；（3）41个县市的协调性指数都达到了0.9以上，说明这些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协调；10个县市的协调 性指数在0.8-0.9之间，属于基本协调。研究结论：浙江省的城镇化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不同县市中，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程度有所差异，所 以在失调县市，需要进一步加强土地的集约利用，挖掘土地利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研究目的：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两个角度探讨二者协调发展的时间演变规律以及空间差异。 研究方法：采用重心转移模型以及人口城镇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指数的方法。研究结果：（1）浙江省69县市的城镇人口增长率分布在0-46.37%之间；而 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率分布在0-149.70%，从数量上比较，部分城市二者出现失调现象；（2）通过重心转移模型发现，2005-2010年人口重心向 西南方向转移了1891.04 m，建成区扩展的重心由南向北转移5029.73 m，二者重心转移的方向有所差异；（3）41个县市的协调性指数都达到了0.9以上，说明这些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协调；10个县市的协调 性指数在0.8-0.9之间，属于基本协调。研究结论：浙江省的城镇化总体水平较高，但是不同县市中，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程度有所差异，所 以在失调县市，需要进一步加强土地的集约利用，挖掘土地利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
| [14] | 本书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为主题, 多形式、多层次、多角度探讨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历程、现状、特点 及推进思路。 本书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为主题, 多形式、多层次、多角度探讨了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历程、现状、特点 及推进思路。 |
| [15] | . <p>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对人的城镇(市)化的科学评价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下的以城镇化率和城镇(或区域)城镇化质量为主的评价方法,难以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被忽略.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1995,2000,2005,2010和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及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建议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p> <p>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的重要国策,对人的城镇(市)化的科学评价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目前城--乡二元分析框架下的以城镇化率和城镇(或区域)城镇化质量为主的评价方法,难以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被忽略.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1995,2000,2005,2010和2012年全国及各省市的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及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建议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p> |
| [16] | |
| [17] | . <p>影响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主要涉及经济、自然、社会文化及制度与管理四个方面。基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决定差异化的空心村类型这一原理，划分了空心村演化类型及类型区域。重点揭示了城乡结合部和平原农区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的阶段特征。城乡结合部典型空心化村庄会在原址上完整演绎着实心化、亚空心化、空心化和再实心化等四个阶段；平原农区的空心村主要包括外出务工型集中高度空心化、外出务工型分散高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低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高度空心化等四种类型。一般状态下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大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段特点相对应。最后，结合高分辨率航片(0.25m)和入户调查数据，基于平原农区村庄空心化演化的案例研究，剖析了农村空心化演化的动力机制。</p> <p>影响空心村形成演化的因素主要涉及经济、自然、社会文化及制度与管理四个方面。基于区域经济社会与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决定差异化的空心村类型这一原理，划分了空心村演化类型及类型区域。重点揭示了城乡结合部和平原农区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的阶段特征。城乡结合部典型空心化村庄会在原址上完整演绎着实心化、亚空心化、空心化和再实心化等四个阶段；平原农区的空心村主要包括外出务工型集中高度空心化、外出务工型分散高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低度空心化、农业主导型集中高度空心化等四种类型。一般状态下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大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段特点相对应。最后，结合高分辨率航片(0.25m)和入户调查数据，基于平原农区村庄空心化演化的案例研究，剖析了农村空心化演化的动力机制。</p> |
| [18] | . <p>长三角是中国城市土地快速变动和人口快速集聚的热点地区,厘清并协调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间的关系,对统筹区域土地资源合理配置,调控人口流动及实现新型城镇化意义重大。以长三角1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重心耦合模型和基于人均约束性构建的协调性系数,对1994-2012年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总体耦合态势及演变、空间耦合特征及格局进行分析,并探讨影响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城市土地扩张速度整体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二者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和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关系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人地耦合关系整体上呈现出增强—减弱—增强的态势,土地重心与人口重心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间协调性逐步增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空间耦合类型中,人口过快增长型和人地基本协调型数量有所减少,但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中的趋势;土地快速扩张型的数量有所增加,在空间上呈现扩散的趋势,各城市人地配置协调程度不高。③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交通发展与区位条件变化、政策因素等是影响长三角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及其耦合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p> <p>长三角是中国城市土地快速变动和人口快速集聚的热点地区,厘清并协调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间的关系,对统筹区域土地资源合理配置,调控人口流动及实现新型城镇化意义重大。以长三角1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重心耦合模型和基于人均约束性构建的协调性系数,对1994-2012年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总体耦合态势及演变、空间耦合特征及格局进行分析,并探讨影响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城市土地扩张速度整体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二者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和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耦合关系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人地耦合关系整体上呈现出增强—减弱—增强的态势,土地重心与人口重心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间协调性逐步增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空间耦合类型中,人口过快增长型和人地基本协调型数量有所减少,但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中的趋势;土地快速扩张型的数量有所增加,在空间上呈现扩散的趋势,各城市人地配置协调程度不高。③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交通发展与区位条件变化、政策因素等是影响长三角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及其耦合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p> |
| [19] | .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扩张问题的日益凸显,中国城市扩张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中国城市扩张速度与规模、模式与类型,以及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进行系统归纳;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经济学派、制度学派和经验学派的角度对中国城市扩张的驱动机理进行总结,并简要评述各学派研究的特点及局限性.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扩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区域性及等级性,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的不同等级的城市表现出不同的扩张态势,其相应的扩张机理也不同.因此,关于中国城市扩张的后续研究应加强现阶段及长时间尺度研究,选取更具普适性案例,采用更加全面数据和综合的方法,注重不同学派视角的综合,对中国城市扩张进行更加全面与科学的研究.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扩张问题的日益凸显,中国城市扩张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中国城市扩张速度与规模、模式与类型,以及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进行系统归纳;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经济学派、制度学派和经验学派的角度对中国城市扩张的驱动机理进行总结,并简要评述各学派研究的特点及局限性.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扩张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区域性及等级性,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的不同等级的城市表现出不同的扩张态势,其相应的扩张机理也不同.因此,关于中国城市扩张的后续研究应加强现阶段及长时间尺度研究,选取更具普适性案例,采用更加全面数据和综合的方法,注重不同学派视角的综合,对中国城市扩张进行更加全面与科学的研究. |
| [20] | . 城镇空间扩展是城市化作用于地理空间的直接结果，揭示城镇空间扩展过程、格局及机制已成为识别城镇发展阶段、认知城镇发展规律的有效手段。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以城镇用地扩展空间分异与关联特征为切入点，利用间隙度指数、分形维数、扩展强度指数、扩展速度指数和空间关联模型，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空间扩展特征的多样性、空间组织异质性和“热点区”格局演化。结果表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长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在以中心城市集聚为主导的过程中，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围绕“Z”形区域发展轴线，大致经历了点轴扩展、沾粘式增长和蔓延扩张的过程，区域融合现象凸显；空间扩展的“热点区”格局不断演化，“热点区”的核心集聚作用在减弱，沪宁沿线、沪杭沿线、杭甬沿线和沿江地区成为驱动长三角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同时，在城镇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差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城市化推动着长三角城镇空间一体化进程。 城镇空间扩展是城市化作用于地理空间的直接结果，揭示城镇空间扩展过程、格局及机制已成为识别城镇发展阶段、认知城镇发展规律的有效手段。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数据，以城镇用地扩展空间分异与关联特征为切入点，利用间隙度指数、分形维数、扩展强度指数、扩展速度指数和空间关联模型，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空间扩展特征的多样性、空间组织异质性和“热点区”格局演化。结果表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长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扩展在以中心城市集聚为主导的过程中，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围绕“Z”形区域发展轴线，大致经历了点轴扩展、沾粘式增长和蔓延扩张的过程，区域融合现象凸显；空间扩展的“热点区”格局不断演化，“热点区”的核心集聚作用在减弱，沪宁沿线、沪杭沿线、杭甬沿线和沿江地区成为驱动长三角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同时，在城镇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差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城市化推动着长三角城镇空间一体化进程。 |
| [21] | . <p>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其造成的突出矛盾,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并简要探讨了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p> <p>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其造成的突出矛盾,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并简要探讨了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p> |
| [22] | . <p>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p> <p>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p> |
| [23] | .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
| [24] | . 以省区为基本单元,借鉴欧向军等人提出的四维分析视角,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结合面板数据分析、时序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加以考察。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市场力、行政力以及内源力作用较强,而外向力作用较弱,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内生性特点。时序分析发现新世纪以来城镇化动力机制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趋势性,虽然金融危机会对动力组成结构产生一定的扰动,但是在长时间尺度上,内源力作用逐渐上升而行政力作用逐渐下降将成为必然的趋势。而空间分析显示,市场力与内源力具有一定的历史依赖性,优势地区将继续保持领先,落后地区继续维持落后状态。随着市场力的不断稳固和内源力的持续增长,城镇化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加剧。增加行政力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城镇化动力的多元化是缓解这一不平衡的重要策略。 以省区为基本单元,借鉴欧向军等人提出的四维分析视角,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结合面板数据分析、时序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加以考察。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市场力、行政力以及内源力作用较强,而外向力作用较弱,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内生性特点。时序分析发现新世纪以来城镇化动力机制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趋势性,虽然金融危机会对动力组成结构产生一定的扰动,但是在长时间尺度上,内源力作用逐渐上升而行政力作用逐渐下降将成为必然的趋势。而空间分析显示,市场力与内源力具有一定的历史依赖性,优势地区将继续保持领先,落后地区继续维持落后状态。随着市场力的不断稳固和内源力的持续增长,城镇化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将加剧。增加行政力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城镇化动力的多元化是缓解这一不平衡的重要策略。 |
| [25] | . 在阐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涵义的基础上,利用协同学思想构建二者之间的耦合度模型,并对1985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时间上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时序基本处于颉颃阶段,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较低;②从空间上看,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明显存在着地域性差异,且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东部省区普遍高于中西部省区的规律,同时它还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③由于经济发展、历史基础、自然条件和政策影响的差异作用,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强度与耦合协调程度在空间分布上不具有对应性。 在阐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涵义的基础上,利用协同学思想构建二者之间的耦合度模型,并对1985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时间上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时序基本处于颉颃阶段,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较低;②从空间上看,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明显存在着地域性差异,且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东部省区普遍高于中西部省区的规律,同时它还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③由于经济发展、历史基础、自然条件和政策影响的差异作用,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强度与耦合协调程度在空间分布上不具有对应性。 |
| [26] | . 将山东半岛作为研究区域,建立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质量指数 及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了山东半岛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质量的耦合关系和协调发展情况.结果表明:①城市化水平只能反映城市化 的速度,并不等同于城市化质量,土地城市化较快的城市,在土地城市化质量上反而较低.②从时间序列上看,山东半岛城市群自1999年到2010年,土地城 市化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2004年起半岛城市群城市土地面积迅猛增长,土地城市化质量开始明显低于人口城市化质量.③从空间格局上看,山东半岛 城市群8地市总体协调发展度偏低,烟台、日照、威海三市的人口城市化质量和土地城市化质量耦合度较低. 将山东半岛作为研究区域,建立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质量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质量指数 及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了山东半岛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质量的耦合关系和协调发展情况.结果表明:①城市化水平只能反映城市化 的速度,并不等同于城市化质量,土地城市化较快的城市,在土地城市化质量上反而较低.②从时间序列上看,山东半岛城市群自1999年到2010年,土地城 市化速度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2004年起半岛城市群城市土地面积迅猛增长,土地城市化质量开始明显低于人口城市化质量.③从空间格局上看,山东半岛 城市群8地市总体协调发展度偏低,烟台、日照、威海三市的人口城市化质量和土地城市化质量耦合度较低. |
| [27] | . 文章首先基于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概念与内涵构建评价指标,在综合测度1990-2008年间北京市各系统的城市化水平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上的耦合容量系数模型和改进的耦合协调度函数,评价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演变规律和作用机理。评价结果表明：（1）各系统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整个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由人口导向型城市化向经济导向型城市化演变的过程;（2）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彼此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整体水平都较高,且处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并表现出与城市化划分基本一致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及其彼此间的耦合协调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体制改革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等的影响和作用。最后就北京市的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分析与评价可以作为城市规划明晰城市发展阶段和质量、确定城市合理规模、安排规划实施时序、制定对策建议以及检验规划效应的新依据。 文章首先基于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概念与内涵构建评价指标,在综合测度1990-2008年间北京市各系统的城市化水平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上的耦合容量系数模型和改进的耦合协调度函数,评价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演变规律和作用机理。评价结果表明：（1）各系统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整个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由人口导向型城市化向经济导向型城市化演变的过程;（2）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彼此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整体水平都较高,且处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并表现出与城市化划分基本一致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及其彼此间的耦合协调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体制改革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等的影响和作用。最后就北京市的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分析与评价可以作为城市规划明晰城市发展阶段和质量、确定城市合理规模、安排规划实施时序、制定对策建议以及检验规划效应的新依据。 |
| [28] | <p>Land urban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and restriction role in the rapi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it shows distinctive spatial heterogeneity. Applying urban area as the basic research unit and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rea as the core indicator,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quantity and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study evaluat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absolute and relative proces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658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0.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ities with rapid l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discussed,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and its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major land use types are examined with the aid of GI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shows a clear spatial difference. The greater the city scale, the faster its land urbanization. The cities with rapid land urbanization show a significant pattern of central distribution in coastal regions and a scattered distribution in the inland regions. (2) Over the last 10 years, the average quantity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the 656 cities was 3.82 km<sup>2</sup>, the quantity of land urbanization is differentiated by administrative grade. The average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 was 6.89%, obviously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rate of land urbanization reveals a pattern of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oastal and other cities. (3)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two primary land use types associated with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e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 with a combined contribution rate of 52.49%. The greater the scale of the city,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driv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land. In small- and medium-scale cities of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growth of residential land is the primary driver of land urbanization, while in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cities on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axes,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land is the main driver. (4) Overall, urba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growth and investment are the three driver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but cities of different scales have different driver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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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p>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 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 对1981-2006 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 综合水平持续提高, 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 其次是人口城市化, 最 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 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 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 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 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 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 趋势, 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 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 应强化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p> <p>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 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 对1981-2006 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 综合水平持续提高, 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 其次是人口城市化, 最 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 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 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 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 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 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 趋势, 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 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 应强化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p> |
| [31] | . <p>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p> <p>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p> |
| [32] | . 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一定的结构性和分异性.文章以江苏省为例,运用帕雷托(Pareto)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校验,从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和城市化水 平的空间分异两个方面,对近年来该省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江苏城市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梯度性,区域城市化水平的两级分化和 空间收敛趋势明显. 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一定的结构性和分异性.文章以江苏省为例,运用帕雷托(Pareto)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校验,从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和城市化水 平的空间分异两个方面,对近年来该省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江苏城市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梯度性,区域城市化水平的两级分化和 空间收敛趋势明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