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静New marriage of culture and space under China's new vision: Approach and opportunities from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CAIJianming, LINJi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6-17
修回日期:2016-09-23
网络出版日期:2016-11-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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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纵观历史发展长河,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主导地位虽然不一定完全与其国际经济地位成正比,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其国际经济地位[1]。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能否形成一个与其国际经济地位相符、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新价值体系,以推动构建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合理、更公平的国际秩序,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挑起的重任和一个亟须破解的战略议题[2]。回顾世界文明的发展兴衰,中国文明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一直独秀于各国之列,并曾以其开放包容的融合力执世界文明之牛耳。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科技与经济的相对落后以及文化意识与思想观念的故步自封,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度衰落。但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稳步回升,仅仅继承传统文化是不够的。这就迫切要求中国在伟大复兴的同时催生新的文化,并将这种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人类共同的发展、繁荣和福祉再度做出应有的重大贡献。中国正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转型关头,主要体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肩负着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新文化价值体系重构的重大国际责任;中国已步入城市型社会,包容型的城市生活方式日益成为主导,民众对多功能、多样性、多元化的乐活型空间有更强烈的追捧;中国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经济发展也可能长期处于低高速的“新常态”,这就要求社会心理需要有更高的适应性和更大的弹性来应对;全民环境意识正在不断觉醒,民众对高品质舒适性怀有更强烈的向往与追求,这就要求始终需将“可持续发展”[3]与“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来[4,5]。
而这一切均有赖于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6],但新文化的形成却难以在传统空间里进行,这就需要通过打造契合时代需求的新空间加以孕育和培养,也就是说,要以人本化、舒适宜人性和城市性为导向进行具有特色的定制化地方打造（specific customized place making）,以吸引多元化人群进驻,从而不断形成具有引领性的新的先进文化。由此,新文化与新地方就可在积极良性的构建中互相促进、相互提升[7]。对以研究地方打造、空间优化为核心的地理科学[8]而言,这就意味着需要从科学和创新的视角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和前瞻性的研究,提出新命题,以探索新文化与新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创新型社会发展和创新空间重构提供科学的战略决策和政策依据。
2 中国新愿景呼唤新文化
中国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彰显和新文化的孕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文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环境氛围和软动力,而社会经济发展则为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提供了土壤基础和硬实力。在全球化日益加快和加深的当今世界,这一互动关系不仅变得随处可见,而且更加鲜明。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和垄断的国际话语权就是基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这就是说,一个国家要在全球竞争体系中站住脚,就要首先发展其社会经济,而一个国家要在全球竞争洪流中长期立于潮头,就必须依赖其文化软实力的长足发展。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主导性会给其文化主导性带来新契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面临着发展其自身全球文化主导性的重大新机遇。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2.1 逐步完备的顶层战略设计
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其全球文化主导意识正逐步显现,体现在目前中国正采取一系列战略举措,进一步加大其改革开放力度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所提出来的“‘双百’目标”“四个自信”“五位一体”“四化联动”“两个全面”“两个加快”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顶层设计体系（图1）,既绘制了战略愿景,又制定了实施步骤,同时更细化了关键突破口和行动抓手。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中国顶层设计总体战略解读：政治意愿下的使命型愿景与战略规划和设计
-->Fig. 1China's overall top-level strategy: Missionary vision of political will and strategic planning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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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迅猛增长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通过一系列政策,包括从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重点开放地区、全面国土开放、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一直到国家级新区、自贸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发展战略举措,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一直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全球第二大资本输入国,以及全球最大的外贸输出国。近年来,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程中,也正在由单纯吸引外资转向资本外投,而且对外资本输出力度也在不断增强,对输入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图2显示了中国2009-2014年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对比变化,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年增长率为6.2%,而对外直接投资年增长率则高达15.5%。从这一趋势看,中国一方面正在快速缩小其资本输出与输入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在资本输出总量上也正在继美国、中国香港特区之后成为全球第三大资本输出国,分别为3369.4亿美元、1427.0亿美元和1160.0亿美元①(①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若干规则制定、话语权等方面形成自己的主导地位[9]。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09-201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对比
-->Fig. 2Comparison of China's FDI inflows and FDI outflows during 200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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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浑厚的文化基因与旺盛的文化传承
中国具有形成全球主导文化的历史基因[10]。在近代工业化之前的长期封建社会里,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占到全球的40%~60%,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主导经济体,其所形成的大一统、天人合一的文化曾经备受尊崇,领先并主导世界达千年之久。自汉朝打通西域丝绸之路以来,中国与亚洲及欧洲的贸易往来就一直在蓬勃发展,至唐朝达到鼎盛,甚至还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壮丽景象。中西之间的商贸交流及产品类型虽日益多样化,但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却始终是贸易产品中的佼佼者。至宋朝,中国商品贸易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清明上河图》很好地记载和体现了这种市井贸易的繁荣与城市文化的高度发达。明朝时的郑和下西洋也显示了中国在航海技术上遥遥领先于西方世界,其文化价值观则以和平交往、共同繁荣为核心理念。时至清朝中叶,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仍具有相对较高的主导性,其茶叶、丝绸、陶瓷等出口产品仍然领先于世界。只是到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清朝末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以及技术上的故步自封,中国才开始在技术革新与社会进步等方面逐步落后于世界工业化国家,文化也因封闭而变得落寞,不再成为世界引领型主流文化,并被不断边缘化。其民族形象也被刻画成了“东亚病夫”和鲜有创新的负面一族。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近代民主与科学改革,尤其是1949年以来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融入全球化竞争体系,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大同、共荣等历史基因和大国精神又开始得以复苏,为中国主体文化在国际社会重新登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中国在对外资本输出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挑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对输入国文化的了解不够透彻,难以融入其文化根基并与地方氛围相契合,企业发展的持久性受到抑制;二是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文化价值观,难以为当地带去新理念并为当地培育出新文化。因此,伴随着资本输出和国际责任的增强,凝练创新性、包容性、可塑性的新文化便迫在眉睫。
2.4 文化的本质与新文化形成的突破口
这种新愿景所呼唤的新文化不是指泛化、滥化和庸俗化的遍在式文化定义,而是基于文化本质所确定的[11]。根据本文对文化本质定义的梳理和辨析[12],文化的本质在于个人及群体的自律和自我改善,是基于当时人们所掌握的最新科技知识和人类对世界的最好认知,所形成的一切内化了的价值体系、道德规范、文学艺术、礼仪风俗、建筑符号、生活方式、管理制度等和内化了的对外部空间环境的感知及趋向于不断固化的用于不断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群体判断、行为、反思等的总和。在这一文化定义下,价值体系是所有文化的根基、核心与出发点。所以,在创建中国新文化进程中,要特别注重凝练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目前,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已被全人类所普遍接受。但发达国家由于其经济的先进性和国际事务的主导性,占领了话语权和文化道德高地,对这一文化价值似乎拥有了更强的解释权和归属优越感。因此,中国需要基于这一文化价值,提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价值体系,为全人类新价值理念的构建贡献应有的力量。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未来创新发展的新要求,中国或许应以人地和谐与天下大同作为价值观突破口,在全球新秩序构建中强调创新驱动、以人为本和生态文明。其中生态文明主要是强调现状的复杂性、过程的阶段性和格局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国际事务中,要充分尊重各国的现实国情、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以及发展所形成的多样性格局。
新文化形成的两大关键在于人和空间,其中人是核心,空间是孵化器。也就是说,如何能像文艺复兴为欧洲带来崭新的文化思潮一样[13],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激发正能量,为中国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不竭的源动力,包括正确的信念引导、崇高的道德使命感、远大的利他情怀、持续的自我提升、浓烈的创新兴趣、科学严谨的探索精神、锲而不舍的大胆尝试、脚踏实地的践行态度、勇于东山再起的风险担当。而空间不仅是承载人的容器,更是一个能够孵化新文化的场所,以及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社会生态系统,以“吸引有志之士聚集”[13]于此,促使其学会用“包容性的眼光去接受多样性的事实”[13],并通过合作和协作实现个体（individual）的人格重塑和团体（group）或社区（community）[14]新文化的诞生。例如,从国际领衔型创新区的发展趋势来看[15, 16],集居住—工作—娱乐—学习为一体（live-work-play-learn）、以社交密集型（social interaction intensive）为目标导向并体现人本化（human-centric）、世界性（cosmopolitan）、城市性（urbanity）、舒适宜人性（amenity）、包容性（inclusiveness）和多功能（mixed-use）的特征,已成为这类创新空间得以成功的核心元素和本质要求。
3 从效率空间到人本化地方：文化与空间的新融合
空间与地方一直以来是地理学科研究的两大核心议题,其相互关系已日益变得交织紧密。Tuan认为,“空间与地方共同界定了地理学的本质”[8]。在他看来,空间的本质是追求自由,而地方天生是与安全感联系在一起的[17]。当人们不断对空间深化认识并开始赋予它各种故事、感受、情谊、意义和价值时,空间就变成了地方,而空间变成地方的过程就是一种“人化”的过程[18, 19]。正如Relph在其《地方和地方感》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空间为地方提供了一种环境或背景,而地方则以它的独有特质为空间提供了身份辨识并赋予其文化意义。无论人们用何种方式去感受、认知或阐释空间,几乎都要与地方的概念或地方感扯上关系[14]。Lukermann早在1964年就曾深刻阐述过地方所包含的六大特性[20]：① 区位性,是地方的根本所依,它既包括该地方的内在特质,具有一定的边界性,又体现出与其他地方的外在联系,具有空间的扩展性;② 集成性,集自然要素与文化要素为一体,并构建了独特的秩序与形态;③ 传递性,各地方通过空间互动和文化扩散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循环体系;④ 地方性,各地方都以其本地化的场景在更大区域内扮演独特的角色而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⑤ 更替性,随着历史文化新要素的不断嵌入和传统旧要素的逐步迭代,地方处于不断形成或崛起的过程,因此,各地方均具有各自的历史特色;⑥ 文化性,地方因人的活动,包括支撑其行为的潜在信念和对地方的认知而具有了意义。
由此可见,地方是依托客观区位和空间背景,以人本化为核心,通过思想交流、协调合作、经验活动而形成的融合自然现象与历史文化为一体,并能赋予所在空间独特身份和意义的空间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讲,空间更具功能性,更关注由科技引领和产业带动的高效率,而地方更偏情感性,更聚焦于通过文化的嵌入和渗透提升人的品格和修养。因此,在全球化日益带来空间同质化和地方性不断流失的情况下[21],不仅要重视空间的效率和功能优化,即生产的空间优化（space of production）,更要加强人本化的地方打造（place making）,即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22]。
3.1 空间形态演变的一般历史透视
纵观人类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进程,可看出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是三生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与地方得以重构与优化的两大主要动力[23]。科学技术对空间的影响强烈而直接,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显性效果,通常是通过资源资本的最大化利用、管理管治的最优化配置、人力人才的高效化使用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空间价值的不断外溢。其中,基础设施是城市体系进行高速稳健运转的重要保障和城市空间形态的主要塑造者,而这些设施的日益更新换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应用水平一般决定了空间的功能先进性。文化艺术对地方和空间的影响则是通过改变人的内心认知和价值理念得以体现,因此其作用深刻而持久,往往有“润物细无声”的隐性功效。这一影响过程一般会比较缓慢,但其主流格调却具有非常坚固且巨大的惯性力,并决定着地方的可持续性与活力氛围。图3显示了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与三生空间及人本化地方的交融关系。从图3可以看出,科学技术是空间与地方形成的硬件基础和显性支撑,而文化艺术则是人本化地方与空间活力保育的软性渗透和隐性氛围。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迫切召唤,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相互融合会日益趋于广泛而深刻,导致空间及地方之间的相互联动与融合也变得更加频繁和坚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花盆模型：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与三生空间及人本化地方的交融关系
-->Fig. 3Integrated relationship among cultural art, S&T and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s andhuman-centric places in vas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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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历史发展过程的透视[24]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变革会演化出不同的三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出图4所示的演化关系。① 在农业社会,科技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简单的生产工具和以步行、马车为主的交通方式,文化价值观主要以顺应自然为导向,崇尚自给自足,因此,生产空间体量大且紧邻生活空间,并共同被生态空间所环绕。② 在工业社会,科技的主要特征是机械化标准生产和以火车为主的交通方式,文化价值观崇尚契约精神,以效率为上,城市开始成为主要的活动场所,因此,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日益分离,生态空间相对被弱化和受轻视。③ 在信息社会,科技的主要特征则是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移动智能和以汽车、飞机为主的交通方式,文化价值观重新强调人地和谐与协作精神,三生空间开始基于以人为本而日益相互融合,其空间功能也更趋于混合利用,边界变得更加模糊,界定变得更加困难[2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不同时代文化与技术及空间关系演化图
-->Fig. 4Evolution of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culture, technology and space in different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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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间地方化的日益兴起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化和信息社会的日益成熟,时空距离缩短所形成的“地球村”效应使国际间的竞争更激烈,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新动向和新趋势,旨在通过打造城市群、世界城市和巨型城市引领下的城镇空间等级体系来获取竞争优势。这意味着,未来一国的核心竞争力将取决于其门户城市带领下的城镇体系的综合竞争力,而每个城市的竞争力又将取决于其内部不同圈层的地方化活力[26],特别是核心城区的地方化活力,而随着人本化和城市性的日益重要,这一趋势又变得尤为明显。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尺度的空间和地方类型对科技与文化作用力的回应机制不尽相同。从宏观尺度看,科技全球化已成为各区域发展的主要推手,使得全球大区域发展的相似性和同质性日益增强,但从微观尺度上看,文化本地化却一直是地方发展活力的基因源,这也正是城区、特别是核心城区拥有多元化地方社区和多样性活动的原因所在[27-29]。
正如图5所示,在城市区域内,外圈半城市化地区空间尺度相对最大,因此其空间组织形态也具有全球性的相似性趋势,通常以生态保育功能为主,包括都市农业开发以及依托交通廊道所形成的经济产业集群或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在内圈半城市化地区,其功能主要为各类高端产业创新区及创新园区,包括多功能都市农业创意园,地方文化在这一圈层中开始扮演相对重要的作用;核心城区空间尺度相对最小,但却是各类人群和各类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集聚的场所以及地方社区文化得以展映的空间载体。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城市不同圈层的典型空间功能类型及核心城区的主要地方创新空间
-->Fig. 5Typologies of typical function spaces in different urban circles and main innovation local spaces in urban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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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本化和城市性的需求不断增强,在全球范围内,核心城区越来越成为关注焦点,原因在于未来城市的创新竞争力将愈加依赖于核心城区各主要类型地方的创新空间打造与优化。基于已有研究[30]和未来的展望,至少有五类地方创新空间可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即多功能乐活空间、科技型创新空间（科创空间）、文化型创意空间（文创空间）、人本化养老空间、生态型居住社区,同时需要始终对舒适宜人性高的城市第三空间（如城市开放空间、社交空间、共享空间、绿色空间、线性绿色廊道、滨河步道等）[31],以及能动性的基础设施（如TOD轨道导向型开发、BRT快速公交系统、自行车道、人行道、WIFI高速无线网络覆盖、物联网、城市智能化信息平台等）予以重视。
3.3 地方人本化要求文化要素的根植、嵌入、融合与再生产
上述五类人本化地方创新空间的成功打造及可持续发展,其关键就是要根植于既有文化,适时嵌入新的文化要素[32-34],并通过新旧文化的有效融合促进新文化的再生产。如何将文化要素系统性地嵌入到人本化地方的打造中,就需要进一步从文化的各层级加以透视,厘清各层级之间的等级嵌套关系和相互作用机理,以为地方快速诊断和有效开发提供一个新的思维范式（paradigm）和清单指南（checklist）。基于对文化本质定义的辨析与文化演进特征的梳理,本文首次构建了图6所示的文化七层级倒金字塔模型,以帮助更好地从文化视角透视社会经济的空间发展和人本化地方打造。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文化七层级倒金字塔模型
-->Fig. 6Inverted cultural pyramid model by seven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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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倒金字塔模型（图6）中,每个层级代表了文化不同强度和频度的功能性、能动性和稳定性。元假设是人类文明的基因,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初始化认知,是文化价值观的根基和起点;价值观则是不同民族随着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历史演进过程各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相对固化的理念和信仰;符号是基于文化价值观抽象出来且旨在反映价值观体系的视觉化具象表述,通常简洁明了,感染力强,存续久远,具有很强的地方传承性[35],往往以雕塑、徽标、形象、布局、建筑、格调等方式呈现[36];英雄人物是文化传承、传递、传播的“活符号”,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所形成价值观和精神文化的综合载体,并有可能会随着不同的时空发展阶段和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发生变化;仪式通常是为纪念各种英雄人物,包括神话英雄人物所逐渐形成的各类风俗习惯、节日、表演、持续性的活动等[37];生活方式是通过价值观的传递、英雄人物的宣传、仪式的规律性举行所形成的相对统一、相对可预测的一套包含日常起居、交流交往、合作行为等方面在内的规则范式;管理管治则是为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和规范生活方式而制定或设置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机构和组织等,旨在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划定边界,并将时代文化渗入人心,使其理念和价值体系得以内化,增强行动的自觉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模型中,各层级具有覆盖交叉化、功能融合化的特征。自下而上来看,其影响方式呈现出隐性渐弱、显性渐强的趋势,其能动性、活动频率也依次增强、增多,但就其稳定性而言,则相对渐弱。就功能性而言,各层级会由于发展阶段和具体情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优势功效,因而,应作为一个整体对创新空间的打造发挥系统性作用。这就要求对文化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及融合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精准的应用研究。
3.4 中国人本化地方/社区打造的新需求
中国的城市社区空间形态演变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漫长的封建时期,该时期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主,社会以家族为纽带,聚落则以村镇为主体,其内部的空间组织以祠堂、庙宇为中心,道路尺度具有明显的人本导向。人们对地方的眷恋程度很高,往往体现出难以割舍的“乡愁”情怀,达到了Hammitt所指出的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体系中的最高程度。对于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情感维系程度[21],Hammitt等[38]曾建构了一个从地方熟悉度（place familiarity）、地方归属感（place belongingness）、地方身份认同（place identity）、地方依赖性（place dependence）到地方扎根性（place rootedness）的层层递进的地方依恋体系。
第二阶段：计划经济时期,该时期经济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社会以单位为纽带,尊崇集体主义,社区以单位大院[39]为主要载体,其内部空间组织以社区内相互独立的工作区和居住区为特征,人们的日常活动范围与社区空间基本完全重合,邻里之间关系紧 密[40],有一种大家庭的归属感,如机关大院、“工厂办社会”就是当时的典型,人们对地方有着难以释怀的念想。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时期,该时期经济以制造业为主导,就业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自由选择趋势,社会逐渐转向个体主义,城市空间形态在阶层分异的推动下出现了显著的差别,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相分离,典型的如当时各类开发区所形成的经济孤岛现象。而由职住分离所导致的昼夜活动范围虽有所扩大,但地方依附性日渐微弱,人们虽同处一个邻里社区,但心理距离渐行渐远,加上社区设计中公共空间的缺失,居民之间很难进行固定和密集的社会交往,导致独特的地方文化难以形成。
第四阶段：以新型城镇化为标志的后工业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将会以创新为主导,以知识、科技、信息和人才为支撑。由于千禧一代是知识经济的主力军,更倾向于人本化、城市性、舒适宜人性、包容性并能集生活—工作—娱乐—学习等多功能为一体、拥有大量第三空间的充满活力的地方,因此,不断构建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就成为吸引千禧一代创新型人才的一大关键因素。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这些人才的不断涌入及其社会交往的频繁化,就会不断催生出新的文化和氛围,而这种氛围反过来又会成为地方依恋的磁石,进一步稳固创新人才的留存度。目前,中国尚未形成特色鲜明的创新社区体系,但确已出现一系列具有活力的创新社区,如科技创新型的上海创智天地、缤纷乐活型的瑞安新天地系列[41]和万达广场系列、文化创意型的北京798和上海田子坊[42]等。这些成功的案例均强调了文化与地方空间的有机融合,代表了未来发展的一大新趋势,也是中国顺利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突破口。
因此,如何在城镇规划和设计中通过梳理国内外最佳实践,将文化要素有效而系统化地植入空间,进行人本化地方打造,构建更强的社区文化凝聚力,提高创新人才的地方依恋感,就成为地理学界、规划学界和其他相关学界所共同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
4 多学科融合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
文化与地方从来都具有相互促动的关系。新文化需要依托新空间产生新地方,而新地方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促进文化的革新与新文化的孕育[43]。未来的发展和全球化竞争在于创新空间的打造,而创新空间的地方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创新文化的嵌入与不断革新,因此,地理学对文化与地方相互关系的研究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44]。地理学在宏观区域研究方面已在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丰硕成果,具有比其他学科更大的优势,在诸如区域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分析、经济社会现状、环境承载力分析、产业集群布局、空间结构优化、时空演化机理及战略定位等方面已拥有非常深入和系统化的研究,但这些理论和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已不足以指导诸如地方创新空间的开发与建造,而地方创新空间恰恰如图5所示,是未来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地理学特别需要基于人本理念、通过诸如互联网+、大数据、智能信息平台等新技术的武装,从文化视角对地方创新空间的重构与优化进行深入的研究[45],这就要求首先对文化与人本化地方/空间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提出一系列新的命题。这些命题大体上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审视。
4.1 人本化需求研究
成功打造一个人本化地方和空间首先需要对目标人群的现有需求及其未来需求趋势进行透彻的研究和把握。这就要求对个体的人、群体的人、阶层的人和社会的人进行细化分析,包括个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教育程度、经验阅历;群体的消费偏好、社交习惯;阶层的共同爱好、行为选择;社会的规范准则、身份认同、开放包容度等,从而在最大化实现公共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满足个体的个性化需求和目标人群的差异化需求,最终使社区空间打造成为一个集文化自恰性、稳定性[46]与创新性为一体的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地方场所。重要的是,这一研究要特别借鉴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已有成果,以更加准确地把握人本化需求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未来的变化趋势。4.2 文化自身的系统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文明具有一元化内在价值导向的特征,文化则具有多元化外在表现的特征[46]。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而文化的外在形式又凭借文明的内在价值具有了意义[46,47]。因此,需要研究文明的演进过程;不同文明下各地方文化的表现形式、影响因素及发展机理;以及将文化多元化的外在表现通过嵌入到地方化空间而促成文化的革新,以推动地方文明的形成与进步。为此,需要在厘清文化的正向引导性和前沿引领性的前提下,通过借鉴已有的文化理论成果,包括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成果[18,27,44,48,49],探索如何将文化具体嵌入到地方化空间中来。由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对文化进行系统化分层以及探索各层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互动机理,从而为地方化空间的人本化打造提供标准范式和指导清单。本文提出的倒金字塔模型仅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4.3 地方化空间的综合研究
在已有空间与地方的研究基础上,需要进一步从文化视角来探讨,空间在多大范围内能形成地方性文化?文化各层级要素在不同空间尺度下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进行组合配置?不同空间尺度下的文化层级要素组合是否存在嵌套关系?如果存在,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从规划设计层面上,则特别要求对地方化空间内第三空间的等级、层次、数量、布局和互动体系,以及通达性、道路宽度、容积率、建设密度的人本化导向进行综合研究。4.4 人、文化、地方化空间各维度的集成研究
从人本化要求出发,需要系统性地探讨文化对地方化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对地方创新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影响?这种影响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这种影响是否存在阶段性差异?在每个阶段其表现特征如何?这种影响对不同类型的地方空间是否存在差异?基于文化与地方化空间的研究,如何创建一整套有效的指标体系,以进一步就文化对地方化空间影响的重要性及影响力进行定量测度,特别是应该基于文化对不同类型、不同尺度地方化空间影响的共性和国内外最佳实践案例,提取和抽象出一系列参数体系,以制定地方化空间优化标准,用于在实际的人本化地方打造中加以实施,包括道路设计尺度、绿道系统、舒适性设施等。在包括融资、政策、制度、设计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由谁来做?如何做?以最终实现文化与地方化空间的正向螺旋式交替演进（图7）,在不断提升地方化空间文化氛围吸引力的基础上,促进地方与人、文化的有效融合及可持续发展。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文化与地方化空间的螺旋式交替演进
-->Fig. 7Spirally interactiv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place-oriented space
-->
5 结论
随着城市区域化与区域城市化的发展势头日益明显,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体现在城市间的竞争,城市的竞争力又取决于其创新性,而创新性又取决于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高端人才往往对流动性、通达性、舒适宜人性、人文性（包括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安全性的要求很高,而这些要求均与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将各层级文化要素系统而有效地嵌入到地方创新空间,并与所在的区域体系进行有机融合,就成为地方创新空间乃至城市、城市群及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所在。厘清文化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螺旋式的交替演进是实现创新空间成功打造及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和关键突破口。地理学作为一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并以空间研究见长的综合学科,有能力、有责任对这方面的研究发挥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为中国提升其创新文化引导下的国际竞争力做出切实的贡献。
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的历史表明,其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而成的文化体系,天生具有崇尚和平与开放包容的基因。因此,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竞争体系,一步步实现其新愿景,中国完全有可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齐头并进、并在国际规则制定上日益掌握更大话语权的基础上,在世界文化体系的重构中再度回归与其大国地位相符的主体地位。为此,地理学当大有可为。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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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大国崛起的文化条件；关于文化建设的若干思考等。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大国崛起的文化条件；关于文化建设的若干思考等。 |
| [3] | . 一、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五观"论 与其它具有相对封闭系统的研究客体不同,城市是一个在物流、人流、信息流等方面完全开放的系统,这就决定了城市要采取别样的道路和方式才能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为此,作者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五观"论(图1),以期突出其独特性. 一、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五观"论 与其它具有相对封闭系统的研究客体不同,城市是一个在物流、人流、信息流等方面完全开放的系统,这就决定了城市要采取别样的道路和方式才能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为此,作者提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五观"论(图1),以期突出其独特性. |
| [4] | . 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城市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才会有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文章综述了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内涵、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形态，以及综合评价，阐述了其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借鉴。 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城市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才会有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文章综述了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内涵、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形态，以及综合评价，阐述了其对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借鉴。 |
| [5] | .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主客二元论的价值观主导下，开启了向自然大踏步进军和无节制索取的进程，创造了一系列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空间行为范式。在享受自然福利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人文福利，使人类傲然屹立在其所居住的星球上，但维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福利境况并不像期望的那样乐观。本文从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切入，阐释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福利的基本内涵和特质，归纳总结了空间福利的表现形式。分析了人类发展到现代其生存空间面临的系统超载、状态失衡、功能失序三大空间福利困境；提出了营造空间福利的途径和方向。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主客二元论的价值观主导下，开启了向自然大踏步进军和无节制索取的进程，创造了一系列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空间行为范式。在享受自然福利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人文福利，使人类傲然屹立在其所居住的星球上，但维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福利境况并不像期望的那样乐观。本文从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切入，阐释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福利的基本内涵和特质，归纳总结了空间福利的表现形式。分析了人类发展到现代其生存空间面临的系统超载、状态失衡、功能失序三大空间福利困境；提出了营造空间福利的途径和方向。 |
| [6] | Reviews the book '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 by John Naisbitt. |
| [7] | . 全球化的趋势必然会促进各个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而且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文化的传播将更加迅速有效,因而各种文化之间会加速影响和融合。在这一背景下,市民的文化诉求从单一走向多元,而文化的外在表现要求有多元化的城市空间作为载体,这就引发了我们对这一命题的思考。 . 全球化的趋势必然会促进各个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而且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文化的传播将更加迅速有效,因而各种文化之间会加速影响和融合。在这一背景下,市民的文化诉求从单一走向多元,而文化的外在表现要求有多元化的城市空间作为载体,这就引发了我们对这一命题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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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一方面，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国内政治上、学界和民众中有影响力、传播力、解释力和主导力；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国际上同样有影响力、传播力、解释力和主导力。 . 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一方面，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国内政治上、学界和民众中有影响力、传播力、解释力和主导力；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国际上同样有影响力、传播力、解释力和主导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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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古今中外对"文化"的解释有数百种。西方****对文化的定义大致划分为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不完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几大类。中国****对文化也有很多论述,基本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层次结构有不同的划分,主要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等。 古今中外对"文化"的解释有数百种。西方****对文化的定义大致划分为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不完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几大类。中国****对文化也有很多论述,基本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层次结构有不同的划分,主要有"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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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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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地方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当文化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交叉时，“地方”则为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提供了分析的基础。本文结合英美地理学刊物中若干涉及“地方”研究的文章，挖掘了地方的概念和内涵，以期对人文地理学诸分支提供学术支撑。本文的结论是：地方研究可支撑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和制度转向的研究；支撑区域地理学地方营销和旅游地理学旅游目的地营销的研究；支撑城市地理学公众参与式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支撑政治地理学的选区策略制定。因此，“地方”作为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其存在意义是为其他学科提供学术营养，同时，文化地理学对地方的研究也可以使得文化地理学的社会应用能力更强。 地方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当文化地理学与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交叉时，“地方”则为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提供了分析的基础。本文结合英美地理学刊物中若干涉及“地方”研究的文章，挖掘了地方的概念和内涵，以期对人文地理学诸分支提供学术支撑。本文的结论是：地方研究可支撑经济地理学文化转向和制度转向的研究；支撑区域地理学地方营销和旅游地理学旅游目的地营销的研究；支撑城市地理学公众参与式城市规划方案的制定；支撑政治地理学的选区策略制定。因此，“地方”作为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其存在意义是为其他学科提供学术营养，同时，文化地理学对地方的研究也可以使得文化地理学的社会应用能力更强。 |
| [19] | . 随着人文地理对地方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城市化、全球化浪潮对地方景观和地方性的巨大影响,因地方"贬值"所表征出来的"无地方"与"非地方"开始受到一些****的关注。国外关于"无地方"和"非地方"研究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采用比较分析、文本分析、实证调查等研究方法,从哲学的存在性争论、理论性探索到实证研究,逐渐深入分析"无地方"和"非地方"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其所表征的人地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总体来看,国外对"无地方"和"非地方"的研究已有一定成就,而对其研究成果的辨析和引入将会给国内的地方研究带来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以及实践层面的新思考。 随着人文地理对地方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城市化、全球化浪潮对地方景观和地方性的巨大影响,因地方"贬值"所表征出来的"无地方"与"非地方"开始受到一些****的关注。国外关于"无地方"和"非地方"研究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采用比较分析、文本分析、实证调查等研究方法,从哲学的存在性争论、理论性探索到实证研究,逐渐深入分析"无地方"和"非地方"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其所表征的人地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总体来看,国外对"无地方"和"非地方"的研究已有一定成就,而对其研究成果的辨析和引入将会给国内的地方研究带来理论研究的新视角以及实践层面的新思考。 |
| [20] | R07SUM07 Un domaine d'étude se définit le mieux non par l'analyse étymologique du terme qui le désigne, ni par sa position logique dans l'ensemble des sciences non plus que par la place qu'il occupe dans un programme d'enseignement, mais Men par l'histoire de son évolution, par ce qu'il a produit et par le degré de corrélation entre sa production et ses objectifs logiques. Une discipline, après tout, est un phénomène social, une communauté d'hommes de science entretenant une conversation d'intérêt commun, se posant mutuellement des questions et suggérant des réponses provisoires qui, elles-mêmes, entra06nent d'autres questions. Toute science considère comme acquis, ou comme existant de fa04on spontanée, l'objet qu'elle entend étudier. L'objet que la géographie tient pour acquis, qu'elle considère comme sa donnée propre, c'est le fait de l'espace. Voilà l‘élément géographique essentiel: la connaissance du monde tel qu'il se présente, i.e. divisé en espaces définis. Le pourquoi de cette division du monde en espaces définis—en régions: telle est la question géographique par excellence. Nulle autre discipline n’étudie ainsi les faits d'espace, du seul point de vue de l'espace lui-même, plut00t que du point de vue des phénomènes qui y sont contenus. On peut done définir la géographie par l'expression grecque “description de la terre”, si l'on entend par là que le géographe étudie la terre par différenctation spatiale. Lorsque nous parlons de méthode ou de concept géographique, nous faisons done référence à la fa04on dont nous formulons nos questions pour en arriver à la connaissance de l'espace défini, et l'explication, en géographic, comporte done la description et l'analyse de l'unité spatiale telles qu'englobées dans ces questions. Quel genre de connaissance la géographic représente-t-elle? Elle recherche des modes objectifs de répartition dans l'espace. Elle cherche également à découvrir le sens subjectif de l'espace. Mais comme le caractère des unités spatiales du monde se situe dans un “devenir” continu plut00t que dans un présent arrêté, il faut nécessairement étudier ces modes de répartition et ce sens subjectif de l'unité spatiale dans un contexte historique. La géographie est done une fa04on de voir le monde plut00t qu'un inventaire de ce qui y est contenu. Son premier niveau de pénétration est celui du concept de lieu—au sens absolu de site et au sens relatif de situation. Son second niveau est celui de l‘“09ge dans l'espace”, i.e. celui des rapports mutuels de temps et de lieu. Puis vient la découverte du système d'agencement des phénomènes dans l'espace, de cet ordre géographique qui donne l'unité d'ensemble malgré la diversité des éléments constituants. Le concept d’ unités régionales vient ensuite mettre l'accent sur l'interdépendance fonctionnelle des phénomènes spatiaux. Il faut également considérer l‘ évolution des associations de phénomènes dans un espace défini, puis les migrations de phénomènes de certains lieux à d'autres, i.e. les faits de circulation. L'auteur souligne enfin que la connaissance géographique, parce qu'elle est empirique et statistique, ne peu arriver qu'à des conclusions probables. Les notions de géographie sont done, par définition, contingentes. |
| [21] | .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州代表性酒吧为对象,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消费地理视角解读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重新诠释地方理论以及人地关系认识论。研究表明,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包括了一种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在空间实践-空间想象-再现空间三元一体的维度下,酒吧作为地方具有典型的反身性,酒吧影响着主体行为,行为主体构筑的权力话语也成为酒吧空间的意义构成,涉入酒吧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消费空间,酒吧具有空间生产、空间消费和空间流动的特质。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州代表性酒吧为对象,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消费地理视角解读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重新诠释地方理论以及人地关系认识论。研究表明,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包括了一种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在空间实践-空间想象-再现空间三元一体的维度下,酒吧作为地方具有典型的反身性,酒吧影响着主体行为,行为主体构筑的权力话语也成为酒吧空间的意义构成,涉入酒吧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消费空间,酒吧具有空间生产、空间消费和空间流动的特质。 |
| [22] | . Although ‘geography matters’ may seem like a heartfelt but specialist plea from human geographers, too often ignored by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interested i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itizenship,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Ben Rogaly demonstrates here that spatial distributions and locations clearly do matter. Space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a container or an absolute independent dimension but rather theorised in contemporary human geography as constructed out of the intersections of social relations. As the geographer Doreen Massey (1992: 65) once argued, ‘the spatial is social relations stretched out’ and its reverse, social relations quashed together as ‘places’ are distinguished by historical patterns of social relations intersecting over time and solidifying to construct difference between localities, at whatever scale they might be defined. And so, where people live affects thei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eir access to the goods of a society, including de facto and de jure citizenship, as well as the costs of, for example, want, scarcity, pollution and anti-social neighbours. |
| [23] | .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逐步由文化的空间研究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以文化的视角解读空间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特色,并由此赋予了文化地理学以新的广阔研究空间。本文在解析新文化地理学"解读空间"特色的基础上,着重探索了解读空间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发展的借鉴意义,强调应该结合转型期中国的特殊语境进行文化空间的解读,以适应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现代化和生态化背景下谋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特殊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逐步由文化的空间研究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以文化的视角解读空间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特色,并由此赋予了文化地理学以新的广阔研究空间。本文在解析新文化地理学"解读空间"特色的基础上,着重探索了解读空间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发展的借鉴意义,强调应该结合转型期中国的特殊语境进行文化空间的解读,以适应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现代化和生态化背景下谋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特殊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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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The question of how ecosystem services can be spatially defined and visualized continues to be challenging, particularly for cultural services such as recreation and ecotourism. This study proposes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that combin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participatory methods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map recreation and ecotourism at the municipality le... |
| [26] | .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城市结构增长作为一个十分复杂的空间现象，而一直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本文基于对西方各学派相关研究方法及成果的系统考察，从结构增长、空间组织、增长过程三个方面，以若干具体的原理，对城市空间结构增长进行了全面、深入地阐释，研究了新经济环境、技术要素的相关影响，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是建构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过程这一基本原理。本文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进行了丰富与完善。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城市结构增长作为一个十分复杂的空间现象，而一直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本文基于对西方各学派相关研究方法及成果的系统考察，从结构增长、空间组织、增长过程三个方面，以若干具体的原理，对城市空间结构增长进行了全面、深入地阐释，研究了新经济环境、技术要素的相关影响，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是建构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过程这一基本原理。本文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进行了丰富与完善。 |
| [27] | . 探讨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对保护传统的地方性和发展新的地方性十分必要。本文选择北京和上海两个艺术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分析人文主义机制和结构主义机制的相互作用。按照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区与外界的社会关系;按照人文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家、画廊经营人和消费者对地方性的认同程度。研究发现:(1)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机制共同促成艺术区以景观体现城市的地方性。(2)国外艺术品需求的结构机制虽促成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需求,但尚未形成对两个城市地方性题材作品的强大需求。(3)在外界结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三类人群对城市地方性的深层情感认同比较少,因此他们在创作或营销艺术品时,缺少人文主义的内在机制。由此建议:两市的政府应组织一些活动,鼓励艺术家创作本城市题材的艺术作品,从而使该类题材作品逐渐具有市场竞争力,并能抵制经济全球化过程对地方文化的负面冲击。 探讨地方性的形成机制对保护传统的地方性和发展新的地方性十分必要。本文选择北京和上海两个艺术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分析人文主义机制和结构主义机制的相互作用。按照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区与外界的社会关系;按照人文主义的分析思路,调查了艺术家、画廊经营人和消费者对地方性的认同程度。研究发现:(1)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机制共同促成艺术区以景观体现城市的地方性。(2)国外艺术品需求的结构机制虽促成了对中国题材作品的需求,但尚未形成对两个城市地方性题材作品的强大需求。(3)在外界结构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三类人群对城市地方性的深层情感认同比较少,因此他们在创作或营销艺术品时,缺少人文主义的内在机制。由此建议:两市的政府应组织一些活动,鼓励艺术家创作本城市题材的艺术作品,从而使该类题材作品逐渐具有市场竞争力,并能抵制经济全球化过程对地方文化的负面冲击。 |
| [28] | . <p>超级机制或超机体概念是人类学家提出的概念,后被美国伯克莱地理学派引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尽管该概念自引入之初起,就伴随着学术讨论,但是它在上个世纪的英美地理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新文化地理学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的分歧之一也在此概念上。本文列举了在美国和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中,超级机制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探讨了超级机制指导下,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在何种情况下是因果分析,何种情况下是非因果分析。进而指出,超级机制概念在分析宏观区域文化一致性上具有解释性,在分析微观尺度区域内的人地关系上也具有一定适用性。新超级机制理论在学术界的讨论过程中提出了一些修正,在分析社会文化时超级机制不适用。</p> <p>超级机制或超机体概念是人类学家提出的概念,后被美国伯克莱地理学派引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尽管该概念自引入之初起,就伴随着学术讨论,但是它在上个世纪的英美地理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新文化地理学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的分歧之一也在此概念上。本文列举了在美国和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中,超级机制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探讨了超级机制指导下,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在何种情况下是因果分析,何种情况下是非因果分析。进而指出,超级机制概念在分析宏观区域文化一致性上具有解释性,在分析微观尺度区域内的人地关系上也具有一定适用性。新超级机制理论在学术界的讨论过程中提出了一些修正,在分析社会文化时超级机制不适用。</p> |
| [29] | .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微空间生产与重构的重要动力。而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符号和审美消费为主的后现代消费社会范式的崛起，促使文化成为行就消费空间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州方所文化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新生事物。贴上文化标签后的方所文化书店，一反实体书店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的窘境，出现伊始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剖析了方所文化书店这类实体书店文化身份的展演（performance），并对消费者的感知与认同进行了解读。结果显示，通过经营者对文化手段的操纵，方所文化书店被形塑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微观缩影，同时也成为一个具有尊贵与典雅特质的文化新空间。而消费者通过对实体微空间的环境、商品文化及人群品质的感知，也认同了这种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实体书店在标签化的文化表征与文化变迁中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被消费者重新认同。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微空间生产与重构的重要动力。而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符号和审美消费为主的后现代消费社会范式的崛起，促使文化成为行就消费空间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州方所文化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新生事物。贴上文化标签后的方所文化书店，一反实体书店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的窘境，出现伊始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剖析了方所文化书店这类实体书店文化身份的展演（performance），并对消费者的感知与认同进行了解读。结果显示，通过经营者对文化手段的操纵，方所文化书店被形塑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微观缩影，同时也成为一个具有尊贵与典雅特质的文化新空间。而消费者通过对实体微空间的环境、商品文化及人群品质的感知，也认同了这种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实体书店在标签化的文化表征与文化变迁中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被消费者重新认同。 |
| [30] | . 通过分析北京市60年来在人 口、居住、产业、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相应空间格局的演变,表明北京市人口质量与居住水平不断上升,居住空间向多元化和郊区化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加 快,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快速兴起,文化与创意产业、旅游业蓬勃发展,产业空间呈现快速扩张与多元化的特点;文化与生态建设步伐加快,新 的都市文化和理念逐渐建立,符号消费异军突起,社会分化日益显现;各种新的城市空间使得城市空间发展更趋复杂化。未来北京城市空间调整与城市转型更加深 化,将形成分散多中心结构的世界城市。 通过分析北京市60年来在人 口、居住、产业、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相应空间格局的演变,表明北京市人口质量与居住水平不断上升,居住空间向多元化和郊区化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加 快,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快速兴起,文化与创意产业、旅游业蓬勃发展,产业空间呈现快速扩张与多元化的特点;文化与生态建设步伐加快,新 的都市文化和理念逐渐建立,符号消费异军突起,社会分化日益显现;各种新的城市空间使得城市空间发展更趋复杂化。未来北京城市空间调整与城市转型更加深 化,将形成分散多中心结构的世界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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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对城市规划影响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专项规划相结合；二是与重点片区城市设计相结合。县辖市作为我国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新建制市类型，其文化植入的特殊性包括文化体系地方性强、具象空间与抽象系统并重及可操作性强。研究以山东青岛南村县辖市为例，将生物学领域的“植入”概念引入城市规划，探讨在县辖市总体规划层面进行文化植入的方法和现实意义，突破了以往文化研究局限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和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的局限，是对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文化研究的重要补充。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对城市规划影响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专项规划相结合；二是与重点片区城市设计相结合。县辖市作为我国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新建制市类型，其文化植入的特殊性包括文化体系地方性强、具象空间与抽象系统并重及可操作性强。研究以山东青岛南村县辖市为例，将生物学领域的“植入”概念引入城市规划，探讨在县辖市总体规划层面进行文化植入的方法和现实意义，突破了以往文化研究局限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和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的局限，是对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文化研究的重要补充。 |
| [33] | . 以赣榆新城琴岛天籁片区城市设计为例,探讨在城市规划设计中进行文化创意元素植入的规划设计方法,在塑造具有文化认同感又改善现代人居生活环境的同时,提升城市的品质。 以赣榆新城琴岛天籁片区城市设计为例,探讨在城市规划设计中进行文化创意元素植入的规划设计方法,在塑造具有文化认同感又改善现代人居生活环境的同时,提升城市的品质。 |
| [34] | . 鉴于我国很多新区存在着文化建设滞后的问题,研究中尝试引入生物学领域的"植入"概念,力图通过这一概念促进城市新区的文化发展。植入概念包含三个要素——植入主体、植入客体、侵入;与之相对应,城市新区的文化植入主体是城市新区,植入客体是文化,而侵入是植入的途径;将城市设计作为连接城市新区与文化的媒介,亦即侵入的引申。城市设计所主导的文化植入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城市设计手段将城市新区的组成要素进行分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与这些要素相对应的文化类型,实现覆盖整个新区的文化情境。 鉴于我国很多新区存在着文化建设滞后的问题,研究中尝试引入生物学领域的"植入"概念,力图通过这一概念促进城市新区的文化发展。植入概念包含三个要素——植入主体、植入客体、侵入;与之相对应,城市新区的文化植入主体是城市新区,植入客体是文化,而侵入是植入的途径;将城市设计作为连接城市新区与文化的媒介,亦即侵入的引申。城市设计所主导的文化植入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城市设计手段将城市新区的组成要素进行分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与这些要素相对应的文化类型,实现覆盖整个新区的文化情境。 |
| [35] | . 全球化是去地方化，抑或在全新体系中定义新的地方性、凸显地方性，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论。伴随全球化进程，地方性饮食追逐人口流动跨地方扩展，这些跨地方饮食在保持文化原真性和适应本地顾客需求方面挣扎。如何保持原真性，保持何种原真性成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地方性与跨地方、原真性与符号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基于饮食文化原真性的理论分析，揭示了“原真性的符号化”这一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重要过程。与此同时，还阐述了在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过程中，原真性符号化的必然性及其循环过程，旨在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同时也有利于理解地方性文化的跨地方传播、创新与发展。 全球化是去地方化，抑或在全新体系中定义新的地方性、凸显地方性，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论。伴随全球化进程，地方性饮食追逐人口流动跨地方扩展，这些跨地方饮食在保持文化原真性和适应本地顾客需求方面挣扎。如何保持原真性，保持何种原真性成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地方性与跨地方、原真性与符号化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基于饮食文化原真性的理论分析，揭示了“原真性的符号化”这一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重要过程。与此同时，还阐述了在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过程中，原真性符号化的必然性及其循环过程，旨在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同时也有利于理解地方性文化的跨地方传播、创新与发展。 |
| [36] | . <p>地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对承载历史意蕴和传承城市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文章选用1983年版和2003年版1 ∶ 5000荔湾区行政区划图,通过对比来反映广州老城区荔湾区地名的变更,发现经过20年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内部发生的深刻变化,计有437个因各种原因已经消失的地名,348个新增地名,全区地名总体变化比率达到近43%;在变更的地名中,反映广州市荔湾区经济社会变化的地名最多,而消失的地名中则多属于历史街区地名。这些都深刻揭示出在现代化快速城市化变化背景下,大城市发展、更新过程中诸多内在的规律,进而为城市有序发展、历史地段合理有效地保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p> <p>地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对承载历史意蕴和传承城市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文章选用1983年版和2003年版1 ∶ 5000荔湾区行政区划图,通过对比来反映广州老城区荔湾区地名的变更,发现经过20年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内部发生的深刻变化,计有437个因各种原因已经消失的地名,348个新增地名,全区地名总体变化比率达到近43%;在变更的地名中,反映广州市荔湾区经济社会变化的地名最多,而消失的地名中则多属于历史街区地名。这些都深刻揭示出在现代化快速城市化变化背景下,大城市发展、更新过程中诸多内在的规律,进而为城市有序发展、历史地段合理有效地保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p> |
| [37] | . <p>文化创意产业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本文以北京南锣鼓巷的案例,展示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自发形成的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近十年来,作为老城中心休闲场所的南锣鼓巷,已经成为演员、导演、编剧和其他艺术者集中的文化创意地。质性访谈和小样本的问卷调查显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周边高等级的艺术和演出机构提供了创意活动的有力支持,有形的历史文化空间则形成创意过程的催化剂;而酒吧和咖啡店等的出现使创意人才得以聚集,其中的创意交流活动则促进创意成果的产生。本文认为,打造文化创意园区并非唯一的发展之路。是否能吸引具有创意潜质的人才,将其有机地组织并提升集体创造力,进而促进创意活动更密集地发生才是关键。</p> <p>文化创意产业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本文以北京南锣鼓巷的案例,展示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自发形成的地方创意环境和实体空间对城市文化创意活动的影响。近十年来,作为老城中心休闲场所的南锣鼓巷,已经成为演员、导演、编剧和其他艺术者集中的文化创意地。质性访谈和小样本的问卷调查显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周边高等级的艺术和演出机构提供了创意活动的有力支持,有形的历史文化空间则形成创意过程的催化剂;而酒吧和咖啡店等的出现使创意人才得以聚集,其中的创意交流活动则促进创意成果的产生。本文认为,打造文化创意园区并非唯一的发展之路。是否能吸引具有创意潜质的人才,将其有机地组织并提升集体创造力,进而促进创意活动更密集地发生才是关键。</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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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 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单位大院构成了中国城市空间的基本地域单元,是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经济—社会—制度的全面转型,中国城市空间正经历着激烈的空间重构。单位大院的空间及社会变化是中国城市社会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过程的微观缩影,是理解与透视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与社会变化的重要视角。本研究基于对北京市典型工业企业单位京棉二厂实地考察、访谈,以及厂史资料等多元数据,通过复原其从50年代建厂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过程,从空间模式、空间秩序等方面分析单位大院的空间性,试图通过对单位大院的空间变化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案例研究来透视中国城市转型与重构的空间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单位大院构成了中国城市空间的基本地域单元,是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经济—社会—制度的全面转型,中国城市空间正经历着激烈的空间重构。单位大院的空间及社会变化是中国城市社会经济转型与空间重构过程的微观缩影,是理解与透视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与社会变化的重要视角。本研究基于对北京市典型工业企业单位京棉二厂实地考察、访谈,以及厂史资料等多元数据,通过复原其从50年代建厂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过程,从空间模式、空间秩序等方面分析单位大院的空间性,试图通过对单位大院的空间变化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案例研究来透视中国城市转型与重构的空间过程。 |
| [40] | . 通过对北京市多个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的实地调研、访谈及文献研 读,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置于邻里理论视角下,阐述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对邻里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比较研究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在规模与边界、 用地布局、要素构成、道路系统和社区感方面的特点.基于邻里的空间性内涵,探讨了单位大院在封闭性与开放性、混合性与单一性、异质性与同质性等方面对城市 规划与住区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通过对北京市多个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的实地调研、访谈及文献研 读,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置于邻里理论视角下,阐述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对邻里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比较研究了单位大院与居住小区在规模与边界、 用地布局、要素构成、道路系统和社区感方面的特点.基于邻里的空间性内涵,探讨了单位大院在封闭性与开放性、混合性与单一性、异质性与同质性等方面对城市 规划与住区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
| [41] | Tradition and modernisation are often seen as a binary opposition.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built form seems incompatible to modern way of life, and the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neighbourhoods to modern use often causes controversy. Nowadays, ideas about ‘what is tradition’ become shifting, and traditional townscap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an obstacle to modernisation. This paper reveals how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is played in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The case study of Xintiandi, Shanghai, where traditional townscape is restored, highlights the connection of the city’s past and present. Xintiandi is a successful yet controversial city renewal project, where Shanghai’s traditional housing form Shikumen is restored and put into adaptive uses. In the course of urban modernisation, the role of tradition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ity’s past and present deserves more study. This paper aims to add a perspective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study of tradition. It argues for the diversity and fluidity of the ideas about tradition. In this view, tradition is not necessarily in dichotomy with, or opposite to modernisation; rather, tradition justifies the needs of modernisation and supplements its outcomes. The paper is developed in light of works on tradition by Shils, Hobsbawm, Giddens and others; The case study of Xintiandi shows what Old Shanghai tradition means to this city today, and how traditional elements are adapted and used in the course of urban modernisation. |
| [42] | In recent years, Shanghai has seen a surge of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 effort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iated roles of artists in shaping Shanghai's three prominent arts districts. For simplicity of analysis and illustration, visual artists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ers were crudely categorized into elite and non-elite groups depending on their exercised power in decision mak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ree sites. It was found that arts production and urban regeneration, two tightly state-controlled fields in China, were increasingly linked together in Chinese cities through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conversion. Artists were a critical link of the two fields. There was a clear stratification and fragmentation among Shanghai artists. Elite artists possessed huge amounts of all types of capital, whereas non-elite members were disadvantaged on all fronts. In the field of urban regeneration, artists were not simply used unconsciously as atalysts by property interest and regeneration officials, but their elite segment also proactively helped reconstruct the physical and the symbolic urban spaces.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by cultural entrepreneurs aided the conversion of esthetic proposition in the arts field to culturally valorized spaces for sale in the urban regeneration field and this was enabled by the elite's extensive connections with other powerful social agents in the business and the state sectors built over previous experiences. For the non-elite artists,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unaware of their auxiliary roles yet they had not acted as a collective critical force against the hegemonic growth regime. |
| [43] | . <p>祠堂是中国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宗族文化经历着重构。以广州城中村猎德、珠村内的祠堂及其所承载的宗族文化为考察对象,运用空间句法理论对两个代表性祠堂的空间形态特征与村民生活及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后发现：① 祠堂空间作为承载传统宗族文化的“场域”,其空间形态与村民行为模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重建后的猎德祠堂为了适应新的功能需求,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与珠村古祠堂明显的差别;② 在转型时期宗族文化的重构体现在祠堂传统的祭祀活动正在逐渐被娱乐活动所取代,休闲和宴席成为村民在祠堂中的主要活动事项,与古祠堂相比,猎德新建祠堂已成为一个面向社会的盈利性场所;③ 作为宗族文化景观的代表,祠堂空间形态演变反映出村民行为模式的改变,正是宗族文化衰退、重构的直观明证;④ 20世纪以后在夫妇制家族时代,村民的宗族意识在逐渐衰退,尤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当村落整体文化环境及承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发生巨变时这种衰退会加速。对承载传统文化的“场域”和聚落环境的探讨不仅为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城市更新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深层次理解建筑及其环境的“文化基因”提供了参考。</p> <p>祠堂是中国宗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宗族文化经历着重构。以广州城中村猎德、珠村内的祠堂及其所承载的宗族文化为考察对象,运用空间句法理论对两个代表性祠堂的空间形态特征与村民生活及行为模式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后发现：① 祠堂空间作为承载传统宗族文化的“场域”,其空间形态与村民行为模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重建后的猎德祠堂为了适应新的功能需求,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与珠村古祠堂明显的差别;② 在转型时期宗族文化的重构体现在祠堂传统的祭祀活动正在逐渐被娱乐活动所取代,休闲和宴席成为村民在祠堂中的主要活动事项,与古祠堂相比,猎德新建祠堂已成为一个面向社会的盈利性场所;③ 作为宗族文化景观的代表,祠堂空间形态演变反映出村民行为模式的改变,正是宗族文化衰退、重构的直观明证;④ 20世纪以后在夫妇制家族时代,村民的宗族意识在逐渐衰退,尤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当村落整体文化环境及承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发生巨变时这种衰退会加速。对承载传统文化的“场域”和聚落环境的探讨不仅为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城市更新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深层次理解建筑及其环境的“文化基因”提供了参考。</p> |
| [44] | . <p>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p> <p>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p> |
| [45] | . 21 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与“变迁”,典型社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已成为学界所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在初步总结国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过去10 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与关注,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提出,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地理学研究、权利与资本对社会文化空间形态与地方建构的影响、城乡与区域人口迁移所形成的流动现象与规模效应等,是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应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同时强调了,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注重知识贡献的普适性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特质的辩证统一. 21 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与“变迁”,典型社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已成为学界所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在初步总结国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过去10 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与关注,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提出,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地理学研究、权利与资本对社会文化空间形态与地方建构的影响、城乡与区域人口迁移所形成的流动现象与规模效应等,是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应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同时强调了,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注重知识贡献的普适性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特质的辩证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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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 对于文明的含义,古今中外的****有不同的认识。目前,中国****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即积极成果说、进步程度说和价值体系说;西方****也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即进步状态说、要素构成说和文明文化一体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发展性。因此,概而言之,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文明与文化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性。二者的联系表现在:(1)文化与文明的创造主体都是人;(2)文化与文明都是生产实践的产物;(3)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词源含义、产生的时间、所蕴涵的内容和传播的途径、方式均不同。 对于文明的含义,古今中外的****有不同的认识。目前,中国****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即积极成果说、进步程度说和价值体系说;西方****也形成了三种代表性观点,即进步状态说、要素构成说和文明文化一体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具有实践性、历史性和发展性。因此,概而言之,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文明与文化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性。二者的联系表现在:(1)文化与文明的创造主体都是人;(2)文化与文明都是生产实践的产物;(3)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词源含义、产生的时间、所蕴涵的内容和传播的途径、方式均不同。 |
| [48] | .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内地文化地理学是在引进国外文 化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审慎地借鉴国外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经验,无疑会促进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者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英美新文化地理学的两个特点,第 一方面涉及景观分析的视角,首先新文化地理学不再侧重景观的形态研究,而是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其次,它注重分析景观的符号学意义,研 究景观是由哪些符号构成了可供阅读的文本;第三,传统文化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集中在乡村地区,而新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文化景观;第四,新文化地 理学的景观研究具有很强的文化政治倾向.第二方面涉及文化的空间性.新文化地理学还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强调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着 我们生活的空间性实践.所以新文化地理学重视空间,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组成的.作者还介绍了英美文化研究,并将之作为新文化地理学出现的学术背景.最后提 出一个观点供读者讨论,即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流派,而非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以文化理论作为分析所有人文现象空间性的分析工具.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内地文化地理学是在引进国外文 化地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审慎地借鉴国外文化地理学的发展经验,无疑会促进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作者从两个方面介绍了英美新文化地理学的两个特点,第 一方面涉及景观分析的视角,首先新文化地理学不再侧重景观的形态研究,而是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其次,它注重分析景观的符号学意义,研 究景观是由哪些符号构成了可供阅读的文本;第三,传统文化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集中在乡村地区,而新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文化景观;第四,新文化地 理学的景观研究具有很强的文化政治倾向.第二方面涉及文化的空间性.新文化地理学还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强调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着 我们生活的空间性实践.所以新文化地理学重视空间,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组成的.作者还介绍了英美文化研究,并将之作为新文化地理学出现的学术背景.最后提 出一个观点供读者讨论,即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流派,而非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以文化理论作为分析所有人文现象空间性的分析工具. |
| [49] | . 梳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需要说明近年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或著述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1990-2005 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主要从五个文化地理学主题开展研究.然而这五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十分清晰,也没有说清主要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搭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方和区域”,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本文将这个研究目标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树”的主干,此外建立了“层间关系”和“尺度转换”两个分支,它们是探究地方性的两类方法.本文其次将文化地理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分别挂在主干和两个分支上,并努力呈现出主要概念和理论出现的先后顺序,揭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最后用“学科树”,分析了中国大陆主要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代表性著述.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地方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第二,关于层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两层关系的分析,延展到文化各层之间的关系.第三,在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的领域研究较薄弱. 梳理近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进展,需要说明近年代表性的研究课题或著述与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之间的关系.1990-2005 年中国大陆文化地理学主要从五个文化地理学主题开展研究.然而这五个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十分清晰,也没有说清主要概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搭建文化地理学的“学科树”.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地方和区域”,文化地理学的目标是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地方”的形成机制.本文将这个研究目标作为文化地理学“学科树”的主干,此外建立了“层间关系”和“尺度转换”两个分支,它们是探究地方性的两类方法.本文其次将文化地理学涉及的主要概念和理论分别挂在主干和两个分支上,并努力呈现出主要概念和理论出现的先后顺序,揭示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进程.本文最后用“学科树”,分析了中国大陆主要文化地理学研究者自己提出的代表性著述.分析的结果是:第一,关于地方形成机制的案例类型多样,多是基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分析.第二,关于层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自然与文化两层关系的分析,延展到文化各层之间的关系.第三,在不同尺度文化区转换的领域研究较薄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