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尚意Mobility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Time, space and society
SUNJiuxia, ZHOUShangyi收稿日期:2016-07-22
修回日期:2016-09-20
网络出版日期:2016-10-1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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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解析
全球流动在近一个世纪大大增强,成为贯穿当代社会现实的新的时代精神。资本、物体、人和信息与日俱增的移动特性正在将一个“社会性的社会”建构成“流动性的社会”[1]。在静态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将稳定性和传统看作积极、正常并值得推崇的有意义的状态,而将变化、移置等视为非常态和失序。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流动转向”[2]反思以往恒定性的研究范式,不再将世界看作由黏滞的空间中所固化的物品组织而成的,而认为社会由流动所构成[3],将流动看作世界运转的方式。地理学从关注空间的横向扩展和动态演化,到从时空间结构的改变探讨空间流动及其对个体或者社会产生的意义;社会学从关注人口流动和纵向社会流动到讨论社会流动与地理流动的关系;人类学从特定社会范畴中的文化变迁与认同到研究群体流动中和流动后的主客互动等,不同学科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对流动现象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丰富的解释性结论,其中对地理流动的关注是各学科视角的汇聚点。从认识论层面上来说,事物总是在移动和变化中,而人们所感知到的静止状态,不过是一种幻象,那些稳定的时刻不过是流变过程的一张快照（snapshot）[4]。正如Peter Adey的分析,从古至今,即便那些被看作固定性代表的历史古迹和现代建筑,其建立与维系也丝毫离不开流动,在这些看似持久而不变的庞然大物背后,是物质材料、劳动力和金钱等要素的流动,因此,不动只是相对的,不动性（immobility）形式的背后,是流动性这一本质[3]。学术研究中,对移民、离散者、跨境公民身份等问题的研究超越以往静态的国家、种族、社区和地方范畴,引导着社会科学对游牧主义（nomadism）和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现象和理论的关注[4],流动性正在成为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旅游研究、交通研究、移民和边境研究等学科领域重要的研究视角。对流动的研究正在超越地理交通研究和社会研究的二元视角,在多元视角中整合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上升为一种“新流动性范式”[5,6]。现代世界正从地方空间（spaces of places）向流动空间转变（spaces of flows）,世界中的人、物体、影像都在流动,科技更是令虚拟世界中的地理和社会距离可以被实时跨越,流动不仅是单线的,还是网络状的,这种新的社会现象要求研究者们使用新的范式加以审视,修正以往研究中的静态性与边界性。区别于传统的流动性研究,新流动性范式不局限于关注移动现象的发生方式、规律、结果和时空效率、效益,更关注流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验、实践、差异性和多重社会关系,赋予流动现象更加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地理流动包括宏观的人、物体、资本、信息的流动,也包括日常通勤等日常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移动。既可以表现为主动的移动,例如自愿移民、旅游,也可以表现为强制性地流动和被迫地相对不流动。而这些流动不仅关涉一种移置,更关涉与其相关的权力和意义,流动象征着进步、自由和机会,象征着拓展的能力,而不流动或被迫流动则可以被解释为失权、边缘化和他者化。从时间角度来看,时间的流动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社会性,对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发挥重要作用,并决定着物品、信息和人的更替速度,是流动性的关键维度。流动通过时间与空间建构社会。新流动范式下,应该着重去理解流动是怎样被实践和被体验的,流动表征和建构了怎样的社会关系,流动如何体现和影响不同群体的身份和认同,流动的权力结构,流动过程中的权力博弈,如何通过空间和制度的设计与控制来治理流动等问题。
流动性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情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流动人口达到2.53亿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8.5%;2014年,国内旅游36.11亿人次,出境旅游1.17亿人次,入境旅游2636万人次,旅游业收入达到3.25万亿元,占国内GDP总量的5%以上;2014年末中国民用机动车保有量达2.64亿辆,其中民用汽车保有量超过1.5亿辆,私人轿车7590万辆。大量的数据显示出流动性正构成和刻写着中国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也日渐增强。中国为最具现实意义的流动性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场景,中国情境中多样化的流动性话题也必然成为国内多学科交叉合作以及与国外流动性研究进行对话的平台[7,8]。
主题主持人
（1）在流动性语境之下,许多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应当被重新思考。地理学中,受到流动性的深刻影响,地方不再是内生的、僵化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关系化的。地方置身于全球流动的网络之中：一方面,大量的移民流动使得构成地方的社群与景观呈现多样性的马赛克化;另一方面,全球的产品、信息、物资、文化、意识形态等形成流动的网络,以不同的方式交织在具体的地方。地方成为多重网络之中的具体联系,在流动与相互交流中不断生产新的价值与意义。流动是塑造社会文化并推动变革的力量之一,产品、服务、人口、文化和知识的传播,使得原本相对稳定与均质的地方越来越多地处在与“他者”的身份、文化以及实践不断协商的过程之中,传统与固着只是一种相对的稳定过程,该过程依然包含着复杂的内外相互作用和流变。地方越来越成为一个被流动所建构的过程,地方的意义因其于流动网络中的位置而产生。因此,在流动性空前增强的背景下,怎样去研究置身于流动网络中的地方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2）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是相辅相成的。首先,流动性是一种资源,社会流动能够促进地理流动。当向上社会流动发生时,说明社会地位的提升,经济水平的增强,所掌握社会资源更丰富,由此地理流动的可能性就更大。对流动资源拥有程度的不均等造就了流动能力的差异,进而加剧了不同人群与地方的区分。同时,流动性是一种权利,获得地理流动的权利,可以促进向上的社会流动。地理流动意味着通向其他区位的资源,并伴随着更多社会交往的机会,有利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地理流动可能为个人和群体带来更多福利。身体的移动不单是物理空间位置的变化或距离的产生,更是主体在社会结构中上下流动的表征和途径。所以,剥夺流动的机会和能力是对其权利的一种剥夺,同理,赋予更多的流动机会和能力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赋权。分析地理流动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明确社会的权力结构,并进一步了解权力结构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
（3）流动深刻影响着社会角色的分配和身份认同的展演。一方面,流动作为资源和权利使得流动实践成为身份的一种表征,界定了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流动性使社群与个体的身份认同更加多样化、更具弹性。流动的过程伴随着社会情境的多样化与转变,而人们在不同的情境当中需要使用不同的身份策略,例如在跨境族群的跨境流动中,边境贸易的增强使得超越出国家认同框架的民族身份认同得到增强,但是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本身不存在冲突。主体发展出更加复杂、更具张力的身份认同来适应流动性时代的到来。
（4）在全球、区域的尺度上,移民现象空前增强是流动性最明显的表现。移民既是流动性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新流动性范式的核心话题。新流动性范式下,人的迁移不仅仅是各种经济社会要素推拉作用的结果,更是一个复杂的生存体验,是身份认同和情感体验变迁的过程,是重新建构自我的过程。在迁入地,移民需要重新建构一种处于中间地带的文化身份,实现新的在地化,重新寻找到人与地之间的连接。与此同时,移民需要重新思考和迁出地之间的关系,与迁出地之间的情感、认同和责任。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两端之间的迁移过程本身也十分关键。例如,春运过程中,牵涉的地方情感和流动的形式对于建构自我、理解自我具有重要意义。承载流动的物质空间和流动的形式不单是工具和途径,还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也是建构文化意义的场域。例如乘坐高铁与乘坐普通的列车这两种流动方式本身就可能固化了社会的不均等,甚至生产出新的社会不平等。深入分析移民相关问题可以更好地理解流动性如何建构着新的社会现实及其意义。
（5）流动性的增强使旅游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强度,旅游流动日渐成为重要的流动形式。在新流动性范式下,旅游流动不仅包括传统旅游地理学研究中旅游者个体的空间流动（旅游流）,更重要的是与之相随的各种资源、关系、权力等所构成的流动性系统,及其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资本及其经济关系的流动。这种理解不但拓展了旅游的内涵与外延,也引发人们去理解旅游流动的特点及其与地方、空间和社会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旅游不应仅被理解为旅游引力与推力作用下的短期迁移行为,而更应当被当作意义产生的过程。对于东道主、旅游移民、游客、经营者等不同主体而言,通过旅游流动获得了怎样的体验?建构了怎样的主体意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在新的流动性范式之下予以探讨。
（6）从城市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流动性在各个尺度上体现出新的价值。在全球的城市、地方格局当中,有些城市和地方正在被流动激烈的建构着,而另外一些城市和地方可能被排斥在流动的网络之外。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所附着的全球系统当中,应怎样去协调流动和非流动的关系?在区域和国家尺度,如何使用城市治理和经济管理的不同体制对流动性进行管制,使用相应的制度策略来生产出所需要的流动?在城市内部,多样性的表现越来越丰富,流动也越来越复杂,而观察城市内部不同群体的流动,对分析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权力关系以及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诉求极具意义。此外,新的方法和数据可以为城市地理学的流动研究提供新的机遇。时间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很好地应用在流动性的研究中,时间可以表征流动的特点,从时间轴出发来研究不同社会人群的流动轨迹,对于描绘和理解复杂的城市图景尤为重要。流动也正在为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数据环境,例如越来越多的研究运用航空流、物资流等数据来分析城市等级结构和城市在地方网络中的位置与作用。这些都应成为城市地理学中新的研究方向。
（7）流动性经常伴随着冲突。流动具有不稳定的性质,素有不和谐、隐藏着冲突的隐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流动往往与个体安定的生活、社会稳定的状态背道而驰,如被流放的犯人,因战争或自然灾害形成的“流民”现象;在现代社会里,流动也可被当作反抗的手段和社会矛盾的呈现,如游行运动等。流动容易引发冲突,一方面,个体在流动过程中脱嵌于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缺少熟人社会的伦理约束,容易造成社会行为上的失范;另一方面,流动社会加速了流入地的社会变迁,外来的新事物、承载着多元文化基因的群体在短时间内涌入同一空间,既容易造成空间多元主体的利益争夺,也容易引发当地社会结构的动荡、造成本地人对外来者的敌对。如何应对流动性带来的冲突是全球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嘉宾观点
提笔之时,脑海里依然闪现着今天的新闻画面——巴黎遭到恐怖主义分子血腥袭击。在这个流动性很强的国际大都市中,人们分辨不出,那些高喊“真主伟大”和“为了叙利亚”的暴徒,谁是本地人,谁是才进入巴黎的人。按照一些“地方”研究的逻辑,常住巴黎的人,甚至是拥有法国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人,因为对巴黎有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y）,享受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久而久之就会有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进而产生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将这个逻辑与“流动性”结合起来,就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穆斯林进入法国这个基督教国家后,因为在此生活,就有了地方依附,久之就有了地方认同,从而加强了对法国文化的认同,或减小了反对法国文化的倾向。这个推导被今天残酷的暴力事件打碎。并再次证明了许多地理****的观点,纯粹的国家认同已经被跨国家的认同取代了[9]。倘若未来几周内的调查发现,在今日巴黎行凶的暴徒中有当地的穆斯林。那么就提供了一个反证。也许有****会说,多数迁移来法的穆斯林是符合上述地方认同过程的。然而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少数人不符合上述地方认同过程,他们对世界和平的冲击也是巨大的。
在全球联系日益加强的网络中,流动性不断改变着地方。作为对话,曾想指出使这个“结论或逻辑”成立的条件。然而,发现这种逻辑实证主义的思考方法,无法穷尽所有的成立条件。简单的经验主义分析就可以让我们得出答案：即流动性或许会改变人们对空间的看法,从而改变人们内心的地方感。但是人们身体的空间流动,并不一定带来文化的变化,以及对移入地认同的增加。Huntington预见的文明冲突[10]就发生在当下,而研究文化思想的“流动”和交流,较之研究身体的流动更为重要。
今天的巴黎暴力恐怖事件会成为巴黎的地方本性的内容之一。一个空间（或区域）具有相对客观的三大本性：第一是自然环境;第二是长期积累的实体要素;第三是在该地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之所以成为第三本性[11],是因为其他区域无法复制之。不同的人对区域的第三本性持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因此评价的结果也不同。不同评价结果就是不同的“地方感”。用不同的地方感所指导的主体行为也不同。日后爱好和平的人们,与宣言暴力的人们“流动”到巴黎,面对巴塔克兰剧场和法兰西体育场,他们内心的地方感知会截然相反。这便是对立的地方感。文化地理****在研究地方时,强调地方意义的空间尺度转换。如果不能促使人们将个人的、小群体的地方感与全人类的融合起来（升尺度）,那么这个世界上对立的地方感就会永远存在,它就会因“流动”导致更为尖锐的冲突。曾有文化地理学家分析在瑞典世俗社会中,穆斯林移民建立清真寺的空间策略,其中一个策略是,将清真寺作为穆斯林与当地社会沟通的桥梁[12],这或许是一个可以借鉴的视角。
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出现了波澜壮阔的人口的地理流动洪流。它不但包括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洪流,也包括人口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迁移的洪流。人口的地理流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并拉大了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关于劳动力的迁移现象,已有大量的研究,****们也提出了许多理论,如移民决策理论、“推—拉”理论、移民链理论、移民系统理论、移民聚集地理论、移民适应理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等等。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穷尽对劳动力迁移现象的理解。
在社会学领域,有一个“社会分层”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可以把人们归入不同的阶层,例如底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上层。人们的阶层地位的变动,就叫作“社会流动”。从较低的阶层向较高的阶层的爬升,叫作“向上社会流动”。反过来,从较高的阶层向较低的阶层转变,叫作“向下社会流动”。社会流动还可以区分为代际社会流动（即从父辈到子辈的阶层变动）和代内社会流动（即某一代人自身的阶层变动）。
地方或空间也同样存在一个分层的问题。不同的地方或空间,存在高低等级的不同。现在所流行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的说法,不过是地方分层的另外一种表述。那么,用什么标准来对地方进行分层呢?社会分层的标准包括经济（收入、财富）、权力和声望,地方分层是否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标准呢?答案是肯定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GDP总量和人均GDP）、地方的行政级别和地方的形象或声望,均构成地方分层的依据。但是,除了这三种划分依据,地方分层标准还必须加上集体消费（医疗、教育、公共交通、文化娱乐体育设施等）的标准。按照这些标准来看,地方与地方之间是不平等的。造成地方不平等的原因,除了地理条件（如区位因素、生态与资源因素等）外,还包括公共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不平等。借助行政权力,过多的资源被配置在“一线城市”。公共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不完全是按照市场配置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行政权力的意志。而公共资源的聚集,必然带来市场资源的聚集。因此,地方的不平等,实质上是机会和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不平等。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的地理流动,就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收入水平的差价,而且同时是一种以地方为中介的社会流动。正如社会学大师韦伯所说的,较高的阶层相比较低的阶层,具有更多的生活机遇（life chances）,处于地方分层体系中较高层次的地方,相比处于较低层次的地方,具有更多的生活机遇。因为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异,从某个角度看,乃是机会概率（生活机遇）的差异,而机会概率的差异,源于资源聚集度的差异。人们从一个较低层次的地方来到较高层次的地方,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机遇。
在这些生活机遇中,有一部分是与职业相联系。但是,也有一部分是与地方相联系的。例如,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公共交通、公共医疗体系等,均是以地方为单位进行供给的。因此,人们从一个地方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就业,不但是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水平,而且是为了获取职业性收入之外的更高的集体消费水平。相应地,人们的地理流动,不但实现了职业流动（社会流动的具体途径之一）或经济流动,而且也实现了消费流动（更高的集体消费水平）。而集体消费水平上的向上流动,也是一种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不是以市场分配的形式而实现的,而是以再分配的形式而实现的。这种集体消费或公共福利,变成移民的一种无形收入或隐性收入。
在某种意义上,地理流动乃是迁移者对地方政府所提供的生活机遇空间的一种“用脚投票”行为。在此意义上,地理流动将深刻地改变中国,因为地理流动导致人口的重新配置,直接影响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了吸引人口流入,或为了吸引劳动力留在本地,地方政府就必须考虑居民的需求,并对这些需求采取应对行动。从这个角度看,仅仅提倡产业升级,是不够的,因为产业升级需要高端劳动力,而高端劳动力不但要求更高的收入,而且也要求更高的个体权利和更多的个人自由。而这些,均属于社会升级的范畴。因此,产业升级的实现,必须借助社会升级。没有社会升级,产业升级是难以实现的。原因无他,就在于劳动力是“用脚投票”的理性人。
流动性在地理学中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围绕着特定的移动方式和人或物所处的地理环境与位置的关系而展开[13],受到近年来社会学研究新的流动性范式的影响,人文地理****也开始反思在移动机制和规律的研究中,人们在客观地理环境之外所携带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基因,事实上也作用于那些看似生硬和僵化的日常移动行为模式。“理性的人”也会有出其不意的移动行为。如城市里夜跑的达人,跑酷、越野等极限运动爱好者,虔诚转山的宗教信徒等,裹挟着多重社会文化特征的人们,其足迹和体验也发生于不计量成本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同时也充分调动了人们的主体能动性。
在新全球秩序中,诸多不断增加的跨边界流动——商品和货物、信息和通信产物、人和服务的输出与流动,在技术革新（汽车、飞机、互联网等的普及）的推动之下,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全球范围内生产、社交及时空的组织模式,衍生出不同的生存方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间流动所带来的“进步、自由、现代性和可拓展性”[14]并非人人享有,而是基于每一个个体所身处的综合环境,占有的可流动的资源和权利,这些要素将个体定位于社会结构当中的特定位置,并逐步塑造着人们所分配和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且,即使是那些充分享有某种流动性主动权的人们,也可能受到另一种非流动性因素的限制。
Merriman长期对英国公路和驾驶者流动性的研究揭示,从国家制定的交通法规、各地方的限制和治理约束,甚至是交通标识、交通灯和测速照相机等组成的限速体系,规范着驾驶者的行为,使得驾驶成为了发生在特定时空间当中的实践行为。驾驶者显然束缚于各种可见的或不可见的规则和物质景观中,受到各种来自国家或地方无形的权力压制,从未完全实现简单意义上的“自由”[15]。简言之,有了限制和规则,必有抵抗和争论,这种抵抗便是空间流动中的政治——权力的博弈。
一方面,如果将流动性作为人类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来衡量的话,具有不同流动能力和机遇的人掌握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的功能也将有所不同。Massey曾暗示到,生活在一个不平等、存在阶层分化的社会中的群体,都将具有不同水平、不同规模和种类的“流动”形式[16]。而这些流动形式都反之投射出特定群体在社会差异和层次结构中的作用。
在边界的跨境流动研究中,国家边界作为“民族—国家”领土空间的重要标志,对人流、物流和信息流都具有严格控制。但对于长期生活于此的边境居民而言,空间流动带来的社会权力则又意味着具有打破地缘政治主体（民族—国家）之间边界契约的能力,从而促使边界成为国家权力与草根群体互动的一个重要场域。同时,不同年龄、性别、社会身份的边境居民之间也存在着围绕“流动”的权力差异。那些掌控流动性主动权的人,才能最终实现利益和需求的转化,反之继续促进流动性的发展。因此,跨边界的流动性空间实践不仅与地缘空间关系有关,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在流动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
另一方面,长期积累的“流动性”历史经验表明,在空间流动过程中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家庭、地区、国家等不同尺度上的身份认同和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从原始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直至如今的后工业社会,流动性使社群与个体的身份认同更加具备弹性和多样化。流动的过程随着社会情境的转变形成了多重的社会网络关系。人们在动态的社会交往中往往需要不断地转变应对策略。同时,流动所带来的人与地方、空间的摩擦和冲突,亦需要不停地磨合和协商。
同样,以边界的跨境族群为例,跨边界的文化接触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政治空间与地方生活空间的边界在民族文化的互动当中似乎是模糊化了。但事实上,边民在跨境流动中产生的社会联系逐步显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等多维的国家社会之间的差异性。因而,边民通过跨境流动不仅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也隐含了对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的标准,跨境族群对不同主权国家的归属感并不影响边境两侧边民之间的文化亲近感——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本身并不冲突。反而由于国家与各社会成员角色功能在跨境流动性过程中的突出,巩固和加强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流动性对于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有着显著的建构作用,脱去实用主义的外衣,它实际上还促使了多重身份、身份的差异性在一种流动的变化和游走中得以伸张或抑制,并最终成为积极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话题的深入在帮助我们更生动地阐释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流动现象的同时,也将有助于解读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背景之下,人们那些“不理性”行为所带来的影响。
人口的流动不仅仅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文化转型[17]。中国原有的城市大部分是“地域性”城市,即城市的主体由某方言群体构成,以某种地域文化为特征。随着城市化、全球化浪潮的袭来,“流动人口”成为了现代城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尤其是身处东部的一线大城市,外来人口不断涌入,给原本基本“同质”的地域性城市注入了“多元”的血液,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累,便形成了“移民型城市”的雏形。也正是人群的多元带来了文化的多元,城市格局的改变,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城市人际关系、族群关系、家庭、居住方式、语言变迁、社会整合、城市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使得城市中的文化冲突、族群冲突慢慢凸显,市民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从人类学视角看,移民城市中由多元族群的相互关系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将愈来愈凸显。
一是民族格局的改变,多民族成为城市的常态。人口的流动包括中部、东部汉族人口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流动、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城镇流动和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向中部、东部城市流动三股潮流[18]。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中和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因此,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社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19]。
二是地域性族群的共存与互动。这里所说的地域性族群指的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来自国内不同地方的族群,包括不同省份、不同市县、不同乡镇等,如常说的河南人、四川人、湖南人等,或者是一个区域群体的泛称,不同的地域性族群汇聚在城市,各种各样的地域性文化[20]相互碰撞和融合,产生出新的城市文化。以往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局限,往往将城市族群简单划分为“本地人”和“外地人”,忽略了“外地人”本身内部构造的复杂程度。另外一方面,“外地人”的不断融入,也造就了一个“新X人”（新广人、新上海人）群体,地域性族群在积极寻求“家乡人”地域性认同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融入城市的认同,以此来提高生活水平。
三是国际性移民的进入。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从移民输出国向移民输入国的转变,大量外籍人员涌入中国。如广州,大量来自日本、韩国、巴基斯坦的亚洲人,以及大量非洲人的涌入,形成了“韩国街”[21]、“巧克力社区”[22]等;更加频繁的国际交流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城市风貌以及文化的融合与冲撞,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
总之,随着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人群、不同国家人群进入中国城市,这些多元的族群携带着各自的文化习俗,促成城市文化的多元化,使城市日益丰富多彩。但是由于风俗习惯、民族性格、语言、宗教等方面的文化差异仍是影响族群交往的深层因素。因此在族际的交流融合过程中,需要去除“自我中心主义”,尊重他者,善待他者,不断加强族群间的交流沟通和相互了解。交流不仅可以增进了解、加强团结,而且能够使各方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最重要的,可以培养开阔的心胸。只有当各族群的优秀文化在现代都市里异彩纷呈时,城市才能成为族群交融发展的桥梁和窗口,城市才会有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
中国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因此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现代仪式。旅游活动本身是以其异地性和人的流动性为特征的,而今流动与旅游相互赋予彼此以新的意义。传统的旅游研究中,将旅游系统视为由客源地、目的地与旅游交通组成的一种结构,假定旅游活动和旅游体验发生在目的地,与旅游通道相互区隔开来。而未来的旅游研究,必须要打破各个环节相互隔离的思维,注重旅游活动与日常生活,旅游活动与旅游交通等各个环节之间的一体性联系。例如,旅游体验、旅游感知不是从达到目的地那一刻而产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形成了它的轮廓,电视、书籍、杂志、网络讯息、各种形式散布的广告以及更加广泛的社会建构过程,都塑造了一种先于离开家的旅游体验和目的地的形象;旅游交通方式本身成为一种旅游体验形式,如火车旅游、自驾车旅游、自行车旅游,人们更加追求“在路上”的特殊体验。目的地、客源地、通道这空间分立的三元系统,因为旅游产品和旅游体验的拓展,其界限也日渐模糊。
流动不再只是游客到达异地的一种途径,而是成为旅游活动的核心。在流动的过程中,旅游的意义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一方面流动成为了旅游体验的重要部分,并且建构着旅游者行为的意义。在新的流动性范式下,旅游是一种非物化的、流变的过程与体验,人们的旅游动机并非恪守于以往对象化的体验,同时也追求旅游流动过程中产生于旅游主体之上的意义,例如获得自我接纳与自我认同,人与人之间真诚和睦的互动关系等。人们可以通过旅游来缓解现代生活的异化、程式化和无意义感,重新寻找主体存在的意义,寻找Heidegger笔下“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状态[23]。
由此,栖居与旅行或家与非家（not-home）之间的二元对立被拆解、破除,两种状态之间表现出连续性和复杂的互动。寓居不再依附于一个根植性的家的空间,寓居是一种追求和状态,可以发生在移动的过程中。家不限于一个固定、静态的点,家还能够表现出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栖居与旅行复杂交织在一起,共同形成一种寓居于世的状态。人们可以栖居于各种形式的流动当中,旅行就是这些流动中重要的一种。在后现代性的语境中,家不特指一个熟悉、安全、舒适、日常的居所,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人获得“在世存有”的归属感。永久性居所的家已经不完全是令人向往的积极的地方,它也透露出着程式化、保守与无意义等负面价值。因此,旅行,这个曾经处于家的对立面的状态,替代固守和静止,成为寻找更为本质的家的意义与体验的方式。人们通过旅行获得对所存在的世界的认识,通过与更广阔的地方建立起联系而获得对自我的认知,寻找存在和栖居于世的意义。这样,旅行与家叠合起来,旅行成为家的一种载体,家成为旅行的一种意义。
旅游是对流动本身的一种追求,这不单在于上述旅游所带来的个人在世存有的归属体验和意义感,更表现在旅游流动对社会结构更广泛的意义与作用。旅游流动投射在社会结构之上,可以形成社会流动、建构社会文化身份。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韦伯的理论中,消费与生活风格是社会分层的标准,而旅游通过展演一个人消费品位和生活格调定位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能否旅行、去哪里旅行、怎样旅行都彰显出一个人的能力、资源和品位。旅游所带来的移动不单是位置的变化或距离的生产,更是主体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流动的一种可能途径。因此,旅游具有了超出个体主观体验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主体通过旅游建立生活情境中与他者的关系,表征自我的存在与身份认同。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加速,****们就开始探讨如何从新的角度去解释技术进步影响下的空间结构变化。这其中值得强调的是Castells所提出的流空间（space of flows）概念[24]。Castells又将流空间从纯粹的虚拟技术空间扩展到地理空间与社会网络尺度,人及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的作用被考虑进来了[25]。尽管如此,近些年来在人类学、文化研究、地理、移民研究、科技研究、旅游和交通研究[5,26]所强调的新流动范式更多地关注了人的流动性,以及新时空协调模式。
中国已经进入了信息化建设的全面快速发展时期,之前的基于信息技术的数字城市框架正向一个融技术、经济、社会、空间于一体的智慧城市演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城市服务业经济的快速崛起,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服务业时代的到来。同时,城市区域快速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尤其是地铁、城际铁路、高速铁路的无缝衔接,与移动通信技术一起,有效地支撑了城市内外经济社会联系增强的需求,并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基于移动信息技术的“流动空间”时代。
要素流动性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在“人的流动性”的影响下,资金、技术、知识等要素流动的表现特征、作用机制与规律等,也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ICT的“强化”与“润滑”作用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就业特征变化、通勤方式的多样化、公共服务的遍在性等,共同支撑和维持了人的流动性。人的流动性是信息时代城市空间研究的核心所在,是理解当前城市空间逻辑的关键出发点。
以人的活动为核心的流动空间对于地理学研究的意义超过了传统的基于活动内容的场所空间。由于城市居民流动性的加强,使得信息、物质、活动等流动更加频繁,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社交网络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增加,人与人连接的转移,空间结构和个人之间的互动进程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中国传统的社会网络非常强调“关系”对于身份认同及权力构建的作用,这一概念也被西方****认为是理解中国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27]。而伴随着微信、微博、QQ等即时通信工具的出现及普及,居民社会网络在对传统同城熟人社交模式的突破上显示出空间跃级的特征。高度社会化的参与和共享使得人们开始由心理的亲近取代地理上的亲近,人们的社交网络已由之前的个人较深的关系网络（如家人、好朋友）扩展到更加广泛的基于共同爱好的关系网络。毫无疑问,这一网络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对碎片化的时间和流动空间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当然,尽管感受到了“流动性”给城市社会及空间带来的影响,但居民社会网络空间重构以及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机制如何,如何去主动应对,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目前,我们仍然关注的是“流动性”本身,而忽略了一个以社会参与及分享为核心的机制建立。也就是说,技术问题解决了,需求也出现了,但由于缺失一个有效的社会文化交流结构,我们身处网络与流动空间之中,却仍然感受到被割裂与隔离。这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如何在流动性框架下,挖掘社会资本价值,去构建网络合作、文化认同、社会信用体系,从而真正建立起一个开放、共享的智慧城市。
流动性的城市政策值得关注。一方面,除却最为明显的交通流动性问题,城市内其他的流动性也受到公共政策与规划的影响。例如,城市获取食物的方式随着城市的扩张与发展而不断变化,在用地、交通与商业政策的共同影响下,部分地区因为失去了传统的食品市场（local market）,而缺乏新鲜健康食品的流动性,形成“食品沙漠”（food desert）。与此同时,开发区、保税区与其他政策飞地（policy enclave),这些代表着金融的高度流动性的区域则直接由公共政策打造。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肌理（fabric）变化的累积性与路径依赖,城市政策对城市流动性的影响一般具有持续性。例如,美国20世纪50-60年代采取的倾向于汽车发展的交通政策一定程度上“锁定”了今日以私人汽车为主的交通流动性。鉴于此,在商讨新的城市发展政策时,如智慧城市与创意城市,需要更充分地讨论政策对不同类型流动性的持续性影响。
同时,流动性引发出了一些政策讨论。一方面,城市内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流动性,同一公共政策往往导致不同群体承担着不同的代价与收益。例如,修建机场、快速轨道增加了商务与旅游出行者的流动性,城市内部道路的扩建提升了私家车拥有者的流动性,而这些建设的负担则往往落在了包含非商务出行或非机动车出行的公众身上。另一方面,由于在物质与非物质空间所拥有的流动性不同,不同群体对于公共政策的讨论、参与程度不同。例如,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信息流动性）与更开放的公共空间（物理流动性）可以促进公众参与和社区营造。因此,城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政策对不同群体流动性的（重）分配效应,实现更为包容与平等的城市流动性。
城市政策的流动性出现新动向。与过往的城市政策制定过程相比,随着资本、信息、人员流动性的加强,城市政策的流动性也显著提升,政策思路在不同城市之间被更为迅速、广泛与深入地交流。这一变化具体体现在,但不仅限于：① 不少城市公共政策如小额信贷、参与式预算、公共空间管制与创意城市在全球大量城市迅速推广;② 部分智库、科技公司、意见领袖与明星****在“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被各地采纳的过程中起到推动作用;③ 政府之间交流更为频繁,在进行决策时越来越多地参考、比较与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城市政策的高度流动性并不一定导致着各地政策的趋同（convergence）,城市本地因素与外部经验共同影响政策效果。随着城市政策流动性在可预见未来的持续提升,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需要批判性地认识城市政策的高度流动性中的利益相关者、合作与纷争。
正如上文主题解读中所提到的,流动性的内容包括宏观的人、物体、资本、信息的流动,也包括日常通勤等日常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移动。无论是主动地移动,如自愿移民、旅游,还是强制性地流动和被迫地相对不流动,在流动的过程中,在不同群体、个人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社会冲突。前文中周大鸣教授在分析移民问题中也谈到了移民中的冲突,在此,主要侧重分析冲突对于社会变迁的积极功能以及旅游中的社会冲突。
冲突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破坏社会稳定和整合的因素,冲突对于社会的团结、一致、稳定和整合同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6]。在以旅游为主要产业的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冲突,旅游带来了更多的利益群体,丰富了冲突的内容、形式、性质,进而影响着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结合流动的特征和影响来说,研究其涉及的冲突是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旅游学的共同责任。
在旅游为主要产业的地区,政府、旅游企业、游客和当地人可以看作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或者称为主要的群体。每个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需求构成了他们身份形成的要素,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强化了各自群体的身份认同以及群体之间的界限[26]。冲突是指群体间针对资源、权力和地位、价值观等需求的争夺[28]。在很多旅游地都不难发现以上四个群体之间就这些需求的冲突。社会是由有着不同利益需求的群体组成的,群体的不同利益需求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奠定了其作为不同群体的基础,群体间的冲突强化了边界。政府、旅游企业、当地人和游客共同构成了旅游地社会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冲突有助于形成群体间平衡,并因此有助于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平衡[29]。冲突通常伴随着合作,共同的冲突将促进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的合作。外部冲突将提高内部群体的凝聚,甚至会促进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合作。冲突通过建立和维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发挥着功能性的作用。
在解决流动过程中的现实冲突时,首先,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政府,要客观认识旅游发展中的社会冲突。政府要客观认识潜在的冲突的性质,区分现实冲突和非现实冲突。现实冲突和非现实冲突理论上的差别显示出不应仅仅关注如何解决冲突,不应仅将冲突看作是社会疾病,而应该关注和强调冲突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功能。冲突可以看作是双方或多方力量的平衡。在冲突分析中应该考虑到背景条件,例如社会地位、文化标准、人口特征和社会结构等。这些因素影响着冲突的发生、方式、程度和解决。旅游发展要让各利益相关方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即使达不到帕累托改进,也可以力求实现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如果在地区旅游开发中某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可以通过协商达成补偿安排。只有每一方利益相关者的个体福利得到保障,才能真正增进当地社区的整体公共利益。所以,最优产出指的是相关群体如何补偿那些利益受损的群体,这样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不会因为变化而受损。
虽然流动并不是新的社会现象,但是流动性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直到最近才受到学术界关注。一直以来,流动被很多研究简单地视为纯粹的物理移动和表象。许多研究缺乏对流动现象本身的深入分析,而常常笼统地赋予其积极或消极的意义。比如,不少人文主义地理****认为不断加速的流动对人和地方的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模糊了人们的地方认同[30]。与传统研究相比,新流动性“范式”重新定义流动性的概念,强调批判地审视流动现象,并为流动性的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5]。它倡导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研究,主张多维度和系统性地对各种不同的流动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越来越多的****开始挖掘和讨论流动以及流动引发的一系列变化所包含的各种意义以及丰富的社会实践[3]。
根据新流动性“范式”,流动深刻地重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人和地方的关系;它是解释社会生活和空间再生产的重要视角。和世界很多地区一样,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推动社会变革;流动已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例如,旅游从一种少数人能够支付的奢侈消费慢慢发展成为许多家庭休闲活动必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网络的普及,物流和交通的改善,以及媒体的发展等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和感受其他地方的人和事。另一方面,跨地方乃至世界范围内流动的人,物品,资金和信息等也不断地改变着本地的生活空间以及居民的社会网络和实践。
新流动性“范式”极大地丰富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许多以往被认为不重要的、自然存在的流动现象被重新探究、分析和讨论。新流动性“范式”为旅游地理,移民地理,交通地理以及其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流动性研究的内容广泛,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跨国的经济流动,小到个人的移动。这些丰富多样的现象为地理****思考人的实践、社会关系以及空间的再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流动性研究可以有力地推动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讨论。
主题主持人总结：
以上嘉宾从地方感、地方分层、移民、跨境、旅游、信息技术、公共政策等不同视角对地理研究中的流动性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对话。总体来看,可以得到下述几个共识：
（1）流动性是移动、表征和实践的交织,具有丰富的隐喻和内涵。从个体或社群层面看,流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位移,也不仅是对时空效率的理性考量,流动的过程塑造了独特的个体体验和主体意义,承载着多重社会内涵。比如城乡之间的地理流动实现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流动;旅游的流动过程展演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边民的日常跨境流动象征着他们所拥有的社会权力,可以扩展多元的社会关系;移民的流动则是重构族群身份认同,获得多元与极具弹性的身份认同的过程。因此,对流动实践的关注不仅需要关注流动的起点和终点,流动的整个过程也需要不断去挖掘和阐释其意义。流动研究的重点应从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到对流动性本身的探讨上。从区域层面看,区域之间以及区域空间内部各要素的流动,包括流动的方向、速率等,意味着不同的空间资源配置和政策管制。通过政策和规划来限制区域的流动速率或者阻碍其对流动要素的获取,使一部分的地区通过流动力进行发展,而让其他区域承担成本和附带的负面效应,成为一种新的剥削方式,会更进一步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关注流动性资源的再分配,注意对“停滞”的区域进行社会升级,营造开放共享、兼容并包的、融合的、平等的、关注不同群体福祉的地方。
（2）新流动性范式引发了****对学科概念的再思考。比如地方被赋予更多动态的、关系化的内涵;人地关系经历从定居主义到游牧主义的意义转变;家与非家的二元对立逐渐被消解;身份认同超越固有的边界而增强了多样性和弹性。
（3）多元的流动性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信息的流动使中国的社会结构从依赖地理临近的亲缘关系结构跃级为基于信息技术的依赖、参与和分享的新型社会网络结构,形成了以人的活动为核心的流动空间,赋予社会和人以更复杂的社会联结、更广阔的自由空间和可拓展性,但也使个体陷入碎片化的时间和流动空间中。旅游流动使人可以通过流动追求积极的个人体验,同时表达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移民和政策流动使人与人、城市与城市之间发生着愈加快速、广泛而深刻的交流。
（4）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当下对地方治理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流动性和时空的压缩不但没有消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反而使文化和认同凸显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流动性加剧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紧张,多元文化认同的空间汇聚使地方成为一个异质性的空间,增加了文化和社会冲突的几率。如何将个人和小群体的地方感与更大尺度的地方感相融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流动性促使越来越多的群体卷入共同的利益事件中,利益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对此,应正确看待流动过程中的社会冲突,认识到冲突的积极的社会功能。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① 尽管流动性已成为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共同的研究议题,但其理论发展仍显不足。各学科对流动性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学科话语下的流动现象及特定场域中流动意义的探讨上,学科与学科之间并没能形成一个共识性的理论框架,这也是未来各学科在流动性研究上需要努力的方向。② 流动是多元的。某一流动往往发生在与其他流动所形成的关系中,并伴随着其他流动发生。在全球化的时代脉络下,越来越多的流动要素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巨大的流动网络,很难将单一的流动独立出来。因此,识别各流动要素的相互作用、构建起一整套的流动机制十分必要。③ 流动性与固着性具有紧密的关系,不仅体现为同一时空下对立的两种状态,也贯穿在同一过程中、互为条件。流动性因固着性而成为可能,反过来又创造结构及固着性。固着性涵盖的各种复杂的社会与经济关系,又可能影响到后续的流动。因此,对流动性的研究应还原流动性与固着性互相推进的过程,为流动性描绘更完整的图景,增进对社会的变迁的理解。④ 流动性的增强体现在穿越距离所用的时间大大减少,地方中的社会关系跨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进入到全球体系中“再联结”[31]。时间和空间应当同时作为地理学分析流动的两个相互依赖的重要维度。而当前,流动性的研究中对时间维度的关注较少,因此,地理学中时间地理学（Time-geography）的分析方法以及人类学等学科中对时间过程的分析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与借用。⑤ 流动性研究需要方法的创新。人类学的多点民族志、漫游式的移动民族志,事物追踪等方法可以发挥人类学的传统优势;而地理学科也可以充分利用GPS技术、大数据等新手段掌握流动的特征和态势。随着全球范围内流动现象的多元化、流动要素的复杂化以及要素流动速度的增强,流动性的研究任务愈显艰巨,需要不断强调学科内部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及跨学科方法的交叉运用。
对流动性的探讨和批判性思考,已经成为当前时代必然的趋势和要求。以上讨论以示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带动不同学科、不同群体对流动性进行研究、探讨和实践的热情与行动,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流动性与地理学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也激励地理****更加深入地探讨流动性对地方建构、地方网络、空间生产与管制的作用,分析流动性对不同群体生活实践、不同主体间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并探索这些作用与影响产生的机理。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Reviews the book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John Urry. |
| [2] |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way mobility has been given meaning by deci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t argues that in four key decisions the Court constructed a de facto “right to mobility” by linking mobility to notions of citizenship.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se cases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how mobilities are given meaning in particular contexts and how these meanings are framed within notions of mobility as an essential human freedom. The paper is framed by discussions of mobility, rights and citizenship and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role of other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mobility-as-citizen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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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has become more appropriate than the traditional Cartesian model of homogenous, self-enclosed and contiguous blocks of territory that has long been used to describe the modern interstate system' (Brenner, 2004, p.66). This shift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Westphalian model of statehood' based on national-territorial containers towards more `complex, polymorphic, and multiscalar regulatory geographies' (Brenner, 2004, p.67) is, we would add, fundamentally related to the emergence of complex mobility systems and their restructuring of both space and time.Mobilities cannot be described without attention to the necessary spatial, infrastructural and institutional moorings that configure and enable mobilities - creating what Harvey (1989) called the `spatial fix'. Thus the forms of detachment or `deterritorialization' associated with `liquid modernity' (Bauman, 2000) are always accompanied by rhizomic attachments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s of various kinds (Shurmer-Smith & Hannam, 1994; Sheller, 2004a). There are interdependent systems of `immobile' material worlds and especially some exceptionally immobile platforms, transmitters, roads, garages, stations, aerials, airports, docks, factories through which mobilizations of locality are performed and re-arrangements of place and scale materialized. The complex character of such systems stems from the multiple fixities or moorings often on a substantial physical scale that enable the fluidities of liquid modernity, and especially of capital. Thus `mobile machines', mobile phones, cars, aircraft, trains and computer connections, all presume overlapping and varied time-space immobilities (Graham & Marvin, 2001; Urry, 2003a). There is no linear increase in fluidity without extensive systems of immobility, yet there is a growing capacity for more flexible and dynamic scalar shifting, polymorphism of spatial forms and overlapping regulatory regimes. We can refer to these as affording different degrees of `motility' or potential for mobility (Kaufmann, 2002), with motility now being a crucial dimension of unequal power relations.Mobilities also are caught up in power geometries of everyday life (Massey, 1994). There are new places and technologies that enhance the mobility of some peoples and places even as they also heighten the immobility of others, especially as people try to cross borders (Timothy, 2001; Verstraete, 2004; Wood & Graham, 2006). `Differential mobility empowerments reflect structures and hierarchies of power and position by race, gender, age and class, ranging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Tesfahuney, 1998, p.501). Rights to travel, for example, are highly uneven and skewed even between a pair of countries (Timothy, 2001; Gogia, 2006). Many feminist theorists have argued that nomadic theory rests on a `romantic reading of mobility', and that `certain ways of seeing [arise] as a result of this privileging of cosmopolitan mobility' (Kaplan, 2006; see also Pritchard, 2000; Tsing, 2002). Ahmed, for example, critiques mobile forms of subjectivity and argues that the `idealisation of movement, or transformation of movement into a fetish, depends upon the exclusion of others who are already positioned as not free in the same way' (Ahmed, 2004, p.152). Skeggs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mobility paradigm can be linked to a `bourgeois masculine subjectivity' that describes itself as `cosmopolitan'; she points out that `[m]obility and control over mobility both reflect and reinforce power. Mobility is a resource to which not everyone has an equal relationship' (Skeggs, 2004, p.49; see also Morley, 2002; Sheller & Urry, 2006b).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privileging a `mobile subjectivity', therefore, but rather of tracking the |
| [7] | . <p>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p> <p>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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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Cited by 14 Related articles All 2 versions Cite SaveSavingSavedError saving. Try again? More Cached Few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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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正区域地理既是初中,也是高中地理的重要部分。从目前教材、教案和试卷所呈现的内容看,区域地理教学尚未彻底改变八股的面貌,依然是确定一个区域范围之后,分析区域的特征。中学地理教学中普遍使用的区域特征发掘方法为"区域比较"。值得肯定的是,这是中学地理教学中可以称之为"可迁移性"的地理学分析能力或地理学素养。在目前初中和高中教材中,尚没有专门的章节讲授区域比较方法,倒是在一些考试试卷中可以看到较为鲜活的区域比较案例,即创设一个情景,比较区域 正区域地理既是初中,也是高中地理的重要部分。从目前教材、教案和试卷所呈现的内容看,区域地理教学尚未彻底改变八股的面貌,依然是确定一个区域范围之后,分析区域的特征。中学地理教学中普遍使用的区域特征发掘方法为"区域比较"。值得肯定的是,这是中学地理教学中可以称之为"可迁移性"的地理学分析能力或地理学素养。在目前初中和高中教材中,尚没有专门的章节讲授区域比较方法,倒是在一些考试试卷中可以看到较为鲜活的区域比较案例,即创设一个情景,比较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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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or so, there has been a widespread and increasing fascination with the theme of mobility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Of course, geographers have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mobility, but as yet they have not viewed this in the same 'mobility turn' as in other disciplines where it has been used to critique the standard approaches to the subjects. This text brings together leading academics to provide a revitalised 'geography of mobilities' informed by this wider 'mobility turn'. It makes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eemingly disparate sub-disciplinary worlds of migration, transport and tourism, suggesting that each has much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rough the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concern for mobility. |
| [14] |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ssess the three leading categories of mobility: terrestrial, virtual and aerial, in order to see whether they constitute categories of a single entity of mobility, or alternatively, they constitute three distinct entities of mobility. This exercise is of significance because of the tendency to refer to 'mobility' in a rather general sense. Coping with this question, we will, first, put it within a review of relevant concepts and structures. Then, we will elaborate on the distinct features of each of the three mobility categories through their comparison, highlighting mainly differences among them. This will be followed by a presentation of a somehow opposite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convergences among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mobility. These two discussions will lead us to view mobility as one single entity consisting of three categories, since all the three categories are IT-based and IT-dependent, and given that they all share a similar model of mobility cycles for both moving people and mobility systems. Using this approach we will compare terrestrial public and personal mobilities, as well as aerial and virtual mobilitie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n implications of a single general mobility model. (C) 2010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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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 比照社会转型，一种对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解和思考应运而生。新媒体的普及使原有文化秩序中时空意义发生了转变。网络空间的文化重组，带来现实生活中的意义重构。在文化自觉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意识的构建，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动力基础。文化转型首先是人对自然界态度的转变，即从对自然无所畏惧的探索和利用，转变到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化转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态上去做文章。 比照社会转型，一种对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解和思考应运而生。新媒体的普及使原有文化秩序中时空意义发生了转变。网络空间的文化重组，带来现实生活中的意义重构。在文化自觉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意识的构建，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动力基础。文化转型首先是人对自然界态度的转变，即从对自然无所畏惧的探索和利用，转变到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化转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态上去做文章。 |
| [18] | .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这些变化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发生在各地区、各层面的民族交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的政府部门、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思想准备不足的现象.本文对如何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大潮中出现的城市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今后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各地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已十分普遍,这些变化推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迈上一个新台阶,也使发生在各地区、各层面的民族交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的政府部门、汉族民众和少数民族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思想准备不足的现象.本文对如何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大潮中出现的城市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对今后城市民族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
| [19] | .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祉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祉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
| [20] | . 传统文化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源泉 传统文化是一个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开放体系。虽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不断更新的21世纪，但是处于城市中的人们，仍然在既定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中生活，并在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成长。尽管人们有时想摆脱旧的传统、抹去旧的烙印，创造新的生活和形成新的经验，但是，却不能完全克服传统对自身的影响。 传统文化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源泉 传统文化是一个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开放体系。虽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不断更新的21世纪，但是处于城市中的人们，仍然在既定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中生活，并在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成长。尽管人们有时想摆脱旧的传统、抹去旧的烙印，创造新的生活和形成新的经验，但是，却不能完全克服传统对自身的影响。 |
| [21] | . 在分析西方文化适应理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韩国人在广州的文化适应状况。在适度的主动浅层融入的表象下,通过与朝鲜族人的互补共生,来维系以"深度区隔"为核心的文化适应,是广州韩国人文化适应的一种基本策略。这与西方理论所关注的文化适应现象有所差异,西方理论在解释文化适应现象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 在分析西方文化适应理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韩国人在广州的文化适应状况。在适度的主动浅层融入的表象下,通过与朝鲜族人的互补共生,来维系以"深度区隔"为核心的文化适应,是广州韩国人文化适应的一种基本策略。这与西方理论所关注的文化适应现象有所差异,西方理论在解释文化适应现象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 |
| [22] | . 本文采用第一手调研资料、通过长期实地调研,揭示广州"巧克力城"—中国的典型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发展历程与机制。研究揭示跨国商贸者跨越国界展开商贸活动,以族裔经济区为载体,进而推动地方重构的历史进程。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的兴起与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密切相关;非裔商人经由非洲到欧洲、北美、中亚、东南亚而后转入中国;在由全球到地方的多尺度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影响下,"巧克力城"的演化已历经三个阶段:兴起期、繁盛期和衰退期,其社会空间也经历了"兴起中的族裔经济区"、"繁荣中的族裔经济区"和"衰退中的族裔经济区"等三种形态,体现当代全球要素与地方要素互动的即时性与不稳定性。 本文采用第一手调研资料、通过长期实地调研,揭示广州"巧克力城"—中国的典型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发展历程与机制。研究揭示跨国商贸者跨越国界展开商贸活动,以族裔经济区为载体,进而推动地方重构的历史进程。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的兴起与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密切相关;非裔商人经由非洲到欧洲、北美、中亚、东南亚而后转入中国;在由全球到地方的多尺度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影响下,"巧克力城"的演化已历经三个阶段:兴起期、繁盛期和衰退期,其社会空间也经历了"兴起中的族裔经济区"、"繁荣中的族裔经济区"和"衰退中的族裔经济区"等三种形态,体现当代全球要素与地方要素互动的即时性与不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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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This paper is based upon 12 months of ethnographic study while living among the Tuva and Kazakh people in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Based on observation, interviews, participation and secondary documents the paper uses Coser's theory of Social Conflict to suggest a four part model of how tourism engenders 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 conflict and fluctuating alliances between stakeholders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ourism has been introduced by agents external to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 The actors are ethnic groupings and members of those groups,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t loc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 intermediarie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private sector entrepreneurs drawn from the majority and minority ethnic groups. Tensions are identified as being based on beliefs, resources and power, and a sequential pattern of primacy is identified consistent with stages of the tourist area life cycle. |
| [30] | On the Move presents a rich history of one of the key concepts of modern life: mobility. Increasing mobility has been a constant throughout the modern era, evident in mass car ownership, plane travel, and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And typically, people have equated increasing mobility with increasing freedom. However, as Cresswell shows, while mobility has certainly increased in modern times, attempts to control and restrict mobility are just as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ity. Through a series of fascinating historical episodes Cresswell shows how mobility and its regulation have been central to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
| [31] | came.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think of a more engaging word for the views I wantto convey. In elaborating the concepts of structuration theory, I do not intend to putforward a potentially new orthodoxy to replace the old one. B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