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勤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existing Chinese memorial archways and its causes
ZHAOYuan, MAQi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3-28
修回日期:2016-06-27
网络出版日期:2016-10-26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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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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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牌坊的起源可溯及春秋中叶的“衡门”和汉代的“棂星门”,最初仅作为一种门洞式实用建筑,而后逐渐具有了政治诉求和文化道德指引作用[1],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物化体现。梁思成先生曾说过,“今日之治古史者,常赖其建筑之遗迹或记载以测其文化”[2]。以“牌坊”为题名关键词,在CNKI期刊数据库（核心以上）及博硕数据库中检索,获得189篇1980年以来的相关文献,其中大多以文物及文史考略研究为主,其余67篇文献研究了牌坊文化现象及其社会功能[1,3],以及牌坊折射出的社会伦理文化[4]、制度文化[5]、儒家文化[6]、书院文化[7]、科举文化[8]、宗法文化[9]、宗教文化[10]和建筑文化[11]。文献分析还发现,在159篇有明确研究对象的文献中,有118篇所研究的牌坊位于长江以南,占文献总量的74.21%,究竟这种研究地域上的分异只是****的研究偏好,还是与牌坊本身的地域分异有关?进一步分析现有文献可知,目前仅有金其桢对中国牌坊的地域分异特征进行了简要阐述,指出牌坊在全国的分布很不均衡,并从文化内涵上分析了若干牌坊集聚地的牌坊类型;对其成因,概括为各地区民俗风情、经济发达程度、经济承受能力、气候和建筑材料条件,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大小的不同等[12],但并未具体分析上述原因是如何影响中国牌坊的地域分异的。此外,金其桢亦关注到了牌坊在更小尺度的地域集聚,重点介绍了中国若干牌坊群、牌坊乡、牌坊园和牌坊城[12],但未进行成因分析。其他****,如苗红磊对山东老石牌坊的分布及类型进行了调查[13],陈建标对四川隆昌形成石牌坊群的成因进行了初步探讨[14]。中国历史上的牌坊曾数以万计,如今数量已大为减少,但仍数以千计[12]。这些遗存于世的古老牌坊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载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本文以中国始建于民国之前、现仍存在的老牌坊为研究对象,运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定量揭示中国现存牌坊的总体地域分异特征,并系统解析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地域文化分异对牌坊建造与分布的影响。
对现存老牌坊的数据搜集、整理工作分为三步：第一步“海选”,利用搜索引擎,从互联网上广泛搜集各地牌坊的名称、地理位置、建造年代、形制、材质、文物保护情况等信息,形成数据库;第二步“甄选”,依据金其帧主编的《中国牌坊》[12]等中国目前较权威的牌坊专著,对数据库中的牌坊进行鉴别、修正、筛选和归类;第三步“补充”,通过CNKI、维普和Elsevier数据库,检索最新的相关文献,对牌坊数据进行补充和丰富,基本保证牌坊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数据搜集截止时点为2013年底,共整理出现存老牌坊1045座。
2 中国牌坊的文化内涵及类型
对中国牌坊的文化内涵及其演变的理解,有助于分析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对现存牌坊及其地域分异的复杂作用。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中国牌坊演化源流[
-->Fig. 1Origins and evolutions of Chinese memorial arc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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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牌坊的演化主要分为两大源流,其文化内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图1）。汉唐时期,中国城市结构主要采用“里坊制”,里坊的坊门衍生于春秋时期的“衡门”,在坊门之上,官府常张榜表彰坊里居民的伦理道德、科举功名等,使坊门有了最初的旌表内涵。北宋中叶以后,随着封闭的里坊制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制所取代,原先坊与坊之间的隔墙被拆除,无门扇的坊门则作为一种地名标志被保留下来,成为一种自成一体的建筑,仍具有划界、标识城市区域和旌表的作用[1]。后世统治者为袭旧制,分坊编民而治,也多在街头、巷口设置无门扇的坊门,上悬坊名匾牌,牌坊由此而生,形制也更加高大、精美[15]。至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受到统治者的接受和推崇,成为一种国家统治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旌表功能的牌坊成为统治者宣扬理学“忠孝节义”思想、教化百姓的重要工具[1]。据《明会典》（卷79）记载,明洪武元年下令：“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16]。这一命令直接催生了后世的节孝坊,使其成为一种伦理和制度符号。据《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载,“洪武二十一年,廷试进士赐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上命,有司建状元坊以旌之。圣旨建坊自此始”[17]。至清代,旌表政策有所放宽,据清《太仓州志》载,“按牌坊盖表厥里居遗意,国制凡贡生、举人、进士,官授牌坊银。则是岁贡以上,皆得建坊,不必功德巍巍也”[1]。此进一步促进了官授旌表牌坊的大量兴建。此类牌坊多建于城镇主要街道、路口,标识作用日渐式微,而旌表功能和纪念意义日趋强化[15],成为崇高荣誉和权威的象征[6,18],是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甚至是精神支柱。此时的牌坊已成为统治阶级控制人民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发展也日趋鼎盛[12]。
牌坊演化的另一支系是由华表与坊门相结合,形成华贵庄重的“乌头门”,唐宋时常用作“名门权贵、世代官宦”的府邸大门,唐宋统治者也对“乌头门”的使用作了明确的官阶规定,使“乌头门”含有了旌表门第之意。宋以后,用以标榜儒家地位的“棂星门”一般采用“乌头门”的形制,使得“乌头门”之称逐渐被“棂星门”所取代,且多不含门扇,成为牌坊的主要形制之一;后世又将具有纪念、标识意义的“阙”融入“乌头门（棂星门）”的形制中去,形成了气势更加雄伟的牌楼[1]。此类牌坊（牌楼）多建于宫苑、文庙、寺观、陵墓、祠堂、衙署等庄重场所,不仅能引导建筑群序列和轴线[19],也能够烘托气氛、彰显气度,意在尊崇敬畏[15]。
由此可见,中国牌坊虽然源远流长,但直至明清才登峰造极,建造于明清时期的牌坊是中国现存牌坊的主体（图2）,也反映出明清理学繁荣之于牌坊的意义,以及牌坊对于儒学和理学文化内涵的深深承载。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中国现存牌坊的立坊年代构成
-->Fig. 2Establishment periods of existing Chinese memorial arc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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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牌坊的建造目的,并主要参照目前引用较多的张玉舰分类法[20],将中国牌坊划分为七大类。
（1）节孝坊。为表彰节妇孝子而立。包括贞节坊、节烈坊、节孝坊三个亚类,旨在宣扬慈孝和贞节观念,维护“存天理、灭人欲”和“三纲五常”的理学伦理思想。
（2）功德坊。包括三个亚类,一是表彰科举和功名,二是标榜官位、彰显功绩、褒奖忠臣,三是旌表义举善行。功德坊不仅宣扬儒家的“忠义”道德,还具有光宗耀祖、鼓励读书仕进和笼络人才等作用。
（3）百岁坊。通常为年逾百岁的“寿星”所立,以表达人们的尊重和祝福,是历代倡行尊老的表现。百岁坊亦常含有节孝坊的内涵,称为“贞寿坊”。
（4）标志坊。主要起划分空间、标识地物的作用。分为两个亚类,一类位于景区、景点入口,起点景和引导作用;另一类建于街衢路口,起划界和标志地名的作用。
（5）庙宇坊。建于庙宇内外。按庙宇类型划分为宗教庙宇坊、祭坛神庙坊和先贤圣人祠庙坊三个亚类。庙宇坊上一般刻有教义,或记载庙宇主人的典故、事迹,并起到装饰、标识和渲染等作用,增加庙宇神圣感。
（6）陵墓坊。为纪念、颂扬逝者而建。一般立于墓道、墓冢前,是陵墓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彰显陵墓主人的身份地位。
（7）宗族坊。一般作为家族祠堂的附属建筑,包括宗祠的门坊以及立于宗祠外、用于彰显宗族兴旺的牌坊,是理学宗族思想的重要体现,兼有祭祖的功能。
在七类牌坊中,节孝坊、功德坊和百岁坊属于官授旌表牌坊,具有典型的“人本”属性,被称为“个人纪念碑”[20],特别是节孝坊和功德坊,是中国现存牌坊最主要的两大类型（图3）。标志坊既保留了牌坊最初的划界和标识功能,在分布地点上又向园林、景区等地拓展,属于“物本”属性牌坊。庙宇坊、陵墓坊和宗族坊是“乌头门（棂星门）”的继承者,其中庙宇坊和陵墓坊具有“神本”属性,旨在营造神圣感,宗族坊则体现了对宗族制度的尊崇,介于“神本”与“人本”之间,更具“人本”属性。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中国现存各类牌坊数量
-->Fig. 3The amounts of existing Chinesememorial archways by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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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现存牌坊的地域分异特征
3.1 总体分异特征
中国现存牌坊分布广泛但不均衡,除西藏和新疆无资料记载外,其余各省均有牌坊分布;但又高度集中在少数省份,呈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态势（图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中国现存牌坊的地域分布
-->Fig. 4The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Chinese memorial arc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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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分异来看,总体上呈现东南—西北分异格局,牌坊数量大体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大致可分为五级阶梯。其中,一级阶梯由牌坊数量最多的北京、安徽、浙江和福建四省市构成,二级阶梯包括山东、河南、江苏和广东,四川作为二级阶梯孤点隆起于西南内陆。一级和二级阶梯共同构成了牌坊分布的东部沿海集聚带。集聚带以西是牌坊分布的三级阶梯,除山西位于北方外,江西、湖北、贵州和云南四省均沿长江分布。四级阶梯大体纵贯中国中部,自北而南依次为河北、陕西、重庆、湖南、广西、海南和台湾。五级阶梯主要为古长城沿线及其以北省份,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和青海,诸省区皆少有牌坊分布,与其他阶梯之间大体以古长城为界,形成明显的东南—西北分化（天津和上海两市,香港和澳门两特别行政区因地域过小,不宜按绝对数量划定所属阶梯,故未进行具体分析。）。
3.2 类型分异特征
分别考察七类牌坊的地域分布特征,可按分布范围大小划分为广域型和局域型两大类（图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中国现存各类牌坊的地域分布
-->Fig. 5The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Chinese memorial archways by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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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数量较多的节孝坊、功德坊、标志坊和庙宇坊属于广域分布型,反映出其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这四类牌坊又均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节孝坊的分布南强北弱,在沿海、沿江地带显著集聚;功德坊则沿海集聚、向陆递减,又于云南、四川两省形成内陆分布高地,在主要集聚区上,与节孝坊具有一定的同位性;标志坊的分布虽然亦表现出一定的沿海集聚、向陆递减、西南凸起的态势,但由于北京、山东独占标志坊总量的40.96%和12.05%,从而使标志坊的分布呈现显著的双核极化特征;庙宇坊则呈明显的北强南弱分布态势,以北京最为集中,黄河中下游诸省、特别是河洛地区亦是主要分布区。
现存数量最少的陵墓坊、百岁坊和宗族坊则呈现明显的局域分布特征,反映出是这三类牌坊的社会基础具有特定的地域局限性。其中,陵墓坊以京冀、江浙和河南最为集中,特别是集聚于历朝国都或封地附近,与庙宇坊的分布具有一定同位性;百岁坊和宗族坊则仅分布在南方部分省份,与节孝坊和功德坊有一定地域重合,百岁坊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西南诸省,宗族坊主要沿安徽—江西—广东一线集聚。
3.3 时间维度分异特征
为考察中国牌坊的地域分布是否具有时间维度差异,故对比分析明、清两朝现存牌坊总量的地域分布格局。由图6可知,两朝现存牌坊的地域分布格局大致相同。进一步对比两朝牌坊的类型占比可知,除明代以功德坊为主、清代以节孝坊为主以外,其他类型牌坊的占比差异均不大（表1）。从文化宗源性来看,功德坊和节孝坊又都体现了理学的“忠孝节义”思想。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明、清两朝的牌坊分布及其主要文化内涵并不具有明显的时间维度差异。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中国现存明、清两代牌坊的地域分布
-->Fig. 6The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Chinese memorial archways buil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Tab. 1
表1
表1中国明、清两代各类牌坊的占比对比表（%）
Tab. 1Comparisons of the proportion of archways buil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y type (%)
| 节孝坊 | 功德坊 | 百岁坊 | 标志坊 | 陵墓坊 | 庙宇坊 | 宗族坊 | |
|---|---|---|---|---|---|---|---|
| 明代 | 6.38 | 41.07 | 1.02 | 13.78 | 8.42 | 27.81 | 1.53 |
| 清代 | 42.02 | 14.62 | 4.37 | 17.31 | 5.88 | 14.45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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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现存牌坊的地域分异成因
4.1 总体分异成因
牌坊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地域分布必然与地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的地域文化分异又是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表现,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分异又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宏观分异格局。4.1.1 宏观自然地理格局的影响 古长城成为中国牌坊分布的第五阶梯与其他阶梯之间的分界线,主要是受中国宏观自然地理格局的影响。长城地带与中国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分界线基本一致[21],在长城地带以南,以平原、水网、丘陵等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是汉族的主要分布地;以北则以草原、沙漠和高原为主要地理结构,以畜牧业生产为基础,自古是游牧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因此,长城地带就成为中国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成为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平衡带[21]。而牌坊所蕴含的儒家文化和理学思想正是植根于华夏文明的沃土,其对汉族民众的文化意义远高于对少数民族民众的意义。因此,中国现存牌坊几乎全部位于华夏文明区。
4.1.2 宏观经济格局的影响 在华夏文明区内,牌坊分布由东南沿海向内陆递减则主要是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分异的影响。历史上,除一等“御赐”牌坊是由国库出钱建造外,“恩荣”“圣旨”两等牌坊均需地方财政或宗族出钱建造[22]。据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的“旌门法式”中所述,“旌门之式,旧最繁重……皆官为建造也。今制：应旌表者,官给银三十两”[23],其他款项则由受旌表之家自行筹措。因此,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地牌坊的建造数量具有重要影响。同时,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地区的居民,对旌表政策、途径和流程了解较多,亦为牌坊的广泛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14]。此外,随着牌坊逐渐成为明清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文化道德控制的重要手段,统治者在社会经济活跃、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建造牌坊的意愿也更加强烈。
对此,可进一步通过对比中国现存牌坊的分布格局与中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格局来加以验证。鉴于中国现存牌坊多建造于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本文主要考察清前期（1840年以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地域格局。中国清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清代手工业、商业和集市（镇）的发展规模、分布密度均与农业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24],而农业发展仍以粮食生产为主,因此,可用清前期各省份的粮食亩产量来反映当时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清前期各省份粮食亩产量分布图（图7）可知,清前期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具有显著的南北差异,且在南方地区还存在沿海、沿江极化和向陆递减态势,与中国现存牌坊的地域分异格局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清前期中国粮食亩产量分布[
注：受古今行政区划差异的影响,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均采用直隶数据,内蒙古采用盛京、吉林、黑龙江数据,宁夏采用甘肃数据,青海、西藏采用新疆数据,上海采用江苏数据,重庆采用四川数据,台湾采用福建数据,海南、香港、澳门均采用广东数据。
-->Fig. 7The distribution of grain yield per mu in early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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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牌坊保护情况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牌坊保护情况亦会对现存牌坊的地域分异产生一定的影响。
（1）自然因素
南宋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尚在北方,北方气候干燥,建坊材质常采用易于雕琢的木材。随着中心南移,南方的建坊需求日盛,至元末明初以后,出现了适宜在多雨潮湿的南方地区建造的石质牌坊。石质牌坊比木质牌坊更经得起历史的沧桑磨砺,而位于北方的木质牌坊历经数百乃至千年的风雨侵蚀,特别是宋元以前的木牌坊多已毁圮[12],对北方现存牌坊总量造成一定影响。
南方各地的石质差异亦使石牌坊的存世量存在一定的地域分异。西南地区多山地、高原,青石（石灰岩）资源丰富,东南山地丘陵地区亦多硬度高、耐磨损的花岗岩资源,西南、东南地区的牌坊建造取材方便,又耐磨、耐风化,易于历久保存[14]。因而,中国南方地区的现存牌坊在总体分布上既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格局相吻合,又表现出沿丘陵、山地和高原地带省份（如四川、云南、福建等省）高起的特征。
（2）人为因素
北方地区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自两晋时起就战乱不断,抗日战争的战场也大都集中在北方地区,战火成为北方牌坊人为损毁的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运动以拆除牌坊为其核心工作之一,运动主要由北方兴起、逐渐蔓延至全国,北方地区受波及和影响的程度普遍强于南方地区,进一步加剧了北方地区牌坊的人为破坏,拉大了北方与南方现存牌坊数量的差距。
4.2 类型分异成因
对于各类牌坊地域分布的差异性,亦主要从地域文化、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三个方面分析其成因。4.2.1 地域文化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牌坊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因而文化的地域差异必然对牌坊类型的地域分异产生重要影响。借鉴吴必虎等的中国文化区划分方案[25,26],兼顾省域范围的完整性,将中国划分为华夏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文化区,其中,华夏文化区包括13个片区,游牧文化区包括4个片区,分别按各文化片区统计现存牌坊的数量及类型（图8）。结果显示,北方文化片区以庙宇坊、陵墓坊为主,南方文化片区则以节孝坊和功德坊为主,反映出中国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对牌坊类型的显著影响。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8现存牌坊在各文化区的分布及类型构成^1-京师文化区 2-三晋文化区 3-秦陇文化区 4-齐鲁文化区 5-中原文化区 6-吴越文化区 7-徽文化区 8-闽文化区 9-庐陵文化区 10-荆湘文化区 11-巴蜀文化区 12-岭南文化区 13-云贵高原文化区 14-关东文化区 15-蒙古文化区 16-新疆文化区 17-青藏文化区
-->Fig. 8The total amount and type compositions of existing archways by cultural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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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方文化对牌坊类型的影响
在华夏文明区北部,主要有京师文化片区、秦陇文化片区、三晋文化片区、中原文化片区和齐鲁文化片区。区内陵墓坊和庙宇坊众多,此类庙宇多为祭坛神庙或祭拜先贤圣人的祠庙,反映了北方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凝重,以祭礼文化为其灵魂。其中,京冀地区作为明清两朝京畿,孕育了独特的京师文化,多帝王陵墓坊,同时皇家祭坛、寺庙、道观、祠庙林立,是中国现存庙宇坊最为集中的地方。此外,北京还是中国现存标志坊的分布极核,同样是其京师文化的重要反映：一方面,皇家园林众多,是北京起标识景点作用的标志坊的主要集聚地;另一方面,北京街坊众多,用于标定范围或指示地名的标志坊广泛立于主要街道的起点、交叉口和桥梁等处,成为北京现存标志坊的另一主要类型。
秦陇文化片区、三晋文化片区和中原文化片区是广义的中原大地之所在,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先贤圣人辈出：在陕西,有供奉司马迁的太史公祠、供奉诸葛亮的天下第一武侯祠;在山西,有供奉晋王唐叔虞及母后邑姜的晋祠、供奉道教祖师吕洞宾的纯阳宫、供奉关羽的关帝庙;在河南,有供奉岳飞的岳庙、供奉周文王的文王庙、供奉诸葛亮的南阳武侯祠、供奉孙思邈的药王庙、供奉阏伯的火神庙等。这些先贤圣人作为民间信仰的对象,人神合一,后世子孙将敬仰和怀念铭刻在其庙宇及庙前的牌坊之上。此外,河南境内因有东汉故都和明朝王侯封地,现存陵墓坊亦较多,主要位于明代潞简王王陵和埋葬关羽首级的关林等地。
齐鲁文化片区是著名的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不仅有孔庙、孟庙,还拥有世界之最的家族墓地——孔林,是中国北方庙宇坊、陵墓坊的重要集中地之一。境内的泰山被奉为五岳之尊,历经帝王在此封禅,又被视为华夏民族的生命之根、文化之源,山中广布标志坊,承载和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厚的祭祀和信仰文化。
（2）南方文化对牌坊类型的影响
在华夏文明区的南部,吴越文化片区、徽文化片区、庐陵文化片区、闽文化片区、岭南文化片区以及巴蜀文化片区是现存牌坊的主要分布地,区内众多的节孝坊和功德坊是其理学文化繁荣的重要体现。程朱理学将“忠孝节义”思想并重,既要求民众为子以孝、为妇以节,又要求仕（士）人为官以忠、为民以义,这正是节孝坊和功德坊具有分布同位性的重要原因。
节孝坊主要集聚在徽文化片区,约占现存节孝坊总量的22.89%,且节孝坊与功德坊的分布同位性最为突出。徽文化片区是中国“新安理学”的发祥地,古徽州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理学思想中的节、孝观念已深深扎根于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27]。徽州以徽商文化闻名于世,随着清代徽商群体日益庞大、常年旅居外乡,为徽商守节尽孝的节妇烈女数量也同步增长。据《徽州府志》记载,明弘治年间徽州就有152位记入史册的贞节烈女[28]。因此,立坊铭节的需求日盛。加之徽商财力雄厚,“贾而好儒”“以儒饰贾”,有意将徽州塑造成“慈孝天下无双里”的礼教重镇,从而造就了徽州境内众多的节孝坊,且大多集聚于今歙县、休宁等徽商聚族而居之地,成为徽商宗族荣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致力于“贾儒结合”的徽商回乡创办书院[29],激励学子苦读仕进,仅明清两代,徽州因科举入仕的进士就达623人[30],逐渐形成了“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良性循环[31],为安徽境内大量功德坊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
现存节孝坊在巴蜀文化片区的集聚亦令人瞩目。巴蜀文化片区虽深居西南内陆,但受华夏文明影响的“史化度”较深[25],在宋代就已形成了四川理学,“忠孝节义”思想亦已深入人心[32,33]。与徽文化区相似的是,巴蜀文化片区的节孝坊分布亦与世家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主要在隆昌、富川、达县等地形成点状集聚。其中,扼守巴蜀古驿道的隆昌和恰当川渝鄂陕交界处的达县,自古商贾云集、人文鼎盛;富川则素来尚儒,淳厚守礼、重文重教[34]。在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浪潮中,此三地又均成为重要的客家大本营,使当地理学文化与客家文化相结合,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出现若干世家大族。他们广立节孝坊,作为宣扬礼教、教化乡里的重要工具,并作为光宗耀祖的重要手段,传播和落实崇尚荣誉的宗族观念[14]。
吴越文化片区、庐陵文化片区、闽文化片区和岭南文化片区虽亦是中国现存节孝坊的重要连片集中地,但更以功德坊的数量为胜。究其原因,这四大文化片区均以学风浓厚、人才辈出著称。其中,吴越文化片区的江浙两省素称“江南才子之乡”,又是明清理学中心,书院众多,办学水准高,分别造就了当时全国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的状元[35]。因科举入仕的人数亦甚巨,因而江浙两省的功德坊占比较高,凸显了吴越文化片区的才子文化特征。据光绪五年重修武进《阳湖县志》中所附余文钺绘的武进阳湖县治图可以看到,在县治主干道上,从常州府大门前的“中吴要辅牌坊”至天禧桥头的“甲戌牌坊”,糖葫芦似的贯穿了24座功德坊,受表彰者皆为科举高中或朝廷高官,而节孝坊则多隐于巷陌之中[19],尤体现出江浙民众对功名与出仕的推崇。江西庐陵地区（今吉安）自唐宋时起,就大量兴建书院学馆,先后近300所,“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形成了以“读书人多、状元进士多、达官闻人多、建功立德者多、忠臣义士多”为代表的庐陵文化[36],境内大量彰功显德的功德牌坊正是庐陵文化的重要象征。福建闽南地区作为朱子理学的发源地,特别是泉州、同安（今属厦门）、漳州等地,素有尚儒仕进的传统,从宋朝起,就成为中国状元的密集地之一[35],闽籍官绅为数众多,现存的大量功德坊也彰显出福建“地方文化事业之精进、人民财力之厚富”[37]。岭南地区的理学文化虽然兴起较晚,但深受庐陵文化和闽文化的影响与浸染,至清代乾隆年间,珠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居全国之首,为广东士子的学习和应试提供了基本条件,极大地推动了广东教育和理学文化的普及,也使当地追求科举功名的风气日盛[38],出仕人数逐渐增多,功德坊的数量也随之显著增长。
此外,仅在中国南方分布的宗族坊亦是理学宗族文化的重要体现。在中国历史上,自两晋时起,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北族南迁,大批中原士族为避战乱,纷纷迁至南方诸地聚族而居。为了加强内部管理、抵御外部冲击,各宗族纷纷响应朱子理学对祭祖敬宗收族、重建宗族制度的倡导,逐渐建立起一套等级森严、行之有效的宗法制度来统领氏族,实行村落自治,强化宗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39]。相应地,宗祠和宗族坊作为当地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也应运而生。同时,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又是与士族紧密结合的,士族的南迁也带动了主流文化的南迁,使其免于湮灭于战乱,在南方得以保存和进一步发展。因此,在中国南方,宗族文化兴盛之地亦往往文风昌盛、仕人辈出,特别是安徽歙县、江西吉安、福建漳州等地,使得宗族坊与功德坊的分布亦具有一定的同位性。
4.2.2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利用GeoDa 0.9.5软件,以清前期中国各省粮食亩产量作为自变量,以各类型牌坊的分省分布数量为因变量,进行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Multivariate Moran's I）,以反映各类牌坊地域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格局间基于空间邻接关系的总体相关性。结果表明,宗族坊、百岁坊、功德坊和节孝坊的分布与经济发展格局之间的相关性较高,而陵墓坊、标志坊和庙宇坊的分布却与经济发展格局之间几无相关关系、甚至呈负相关（表2）。
Tab. 2
表2
表2清前期中国粮食亩产量分布与现存牌坊分布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关系
Tab. 2Multivariate Moran's I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grain yield per mu in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ch type of existing archways
| 宗族坊分布 | 百岁坊分布 | 功德坊分布 | 节孝坊分布 | |||||
|---|---|---|---|---|---|---|---|---|
| 亩产量分布 | Moran's I | Z(I) | Moran's I | Z(I) | Moran's I | Z(I) | Moran's I | Z(I) |
| 0.7863 | 8.207 | 0.7369 | 7.7888 | 0.6668 | 7.0414 | 0.4768 | 5.1957 | |
| 陵墓坊分布 | 标志坊分布 | 庙宇坊分布 | ||||||
| Moran's I | Z(I) | Moran's I | Z(I) | Moran's I | Z(I) | |||
| 0.0797 | / | 0.0201 | / | -0.126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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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相关性的成因
从牌坊的文化内涵来看,“人本”属性的宗族坊、百岁坊、功德坊和节孝坊主要用于标榜主人的地位、功名、伟绩、善举、德行及福禄寿等,其主人多出身官宦世家、士人阶层,或为富商巨贾,牌坊的建立亦多具有家族意义或地方意义,也更依赖于地方或家族财力,因而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之间具有一定的同趋性。其中,节孝坊主人的社会阶层结构更具多元性,在现存牌坊中的比重也最大,其分布与经济发展格局间的相关性略低于其他三类。
（2）低相关性的成因
在与经济发展格局呈低相关或负相关的三类牌坊中,“神本”属性的陵墓坊和庙宇坊的建立主要体现了统治阶级或某种团体的意志,修建多由国库或团体出资,特别是陵墓坊主要分布在历朝国都或封地附近,与地方经济实力的关系不大。“物本”属性的标志坊主要为地方名物而立,其建立对地方财力有较大依赖,因而在分布上表现出一定的沿海集聚态势,但由于京师文化和泰山文化对标志坊的建立具有显著影响,使得标志坊在北京和山东高度集聚,降低了总体分布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格局间的相关程度。
4.2.3 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除奠定了中国现存牌坊东南—西北分异格局外,局地自然地理环境对特定类型牌坊的分布也有着直接影响,使其表现出某种地域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1）地域边远性的影响
地域的边远性主要对褒奖战功型功德坊的分布产生直接影响。在华夏文化区的边陲地带,统治者出于御敌平叛、维护稳定的需要,广建旌表战功、褒奖忠臣的牌坊,以激励更多官吏挺身而出,维护朝廷统治。例如,四川隆昌等地广布邑侯、郡候的德政坊,与其镇压蜀地农民起义密切相关[40];在山川雄险、民族复杂的云南,统治者为立足固 守[41],亦为当地官员和土司广立德政、忠义坊;而福建、广东沿海作为中国的东南边疆,亦多见旌表武将抗击海寇、抵御外族侵扰和收复失地的功德坊。
（2）地域险僻性的影响
险僻之地有利于躲避战乱,对宗族坊的分布产生直接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南迁的大批中原士族大姓迁徙至南方的偏乡僻壤、地势险峻之处,特别是在安徽—江西—广东一带的山区形成集聚。其中,徽州群山壁立、高峰陡绝,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陒,山为城、溪为隍,历来兵燹很少,因而大量南迁士族以歙县篁墩为主居地,环绕分散、聚族而居[39];又如江西吉安的渼陂,芗峰东立、象岭西护、瑶山南耸、富水北流,山环水绕、天然形胜,成为梁氏等宗族的祖居福地;此外,中国南方五岭山高岭峻,是中原战祸的天然屏障,亦为中原士族的理想迁居地。相应地,中国的宗族坊主要于安徽—江西—广东一线集聚。此外,在浙赣闽粤的交界山区以及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带亦有一定的中原宗族及其宗族坊分布。
（3）地域气候适宜性的影响
虽然影响中国百岁坊建立的主要因素仍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但地域气候的适宜性也对百岁老人及百岁坊的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例如,沿海部分地区及海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极少疫病流行,特别是广东珠江口的中山、佛山,福建漳州、厦门,以及海南岛等,是中国南方地区的“长寿岛”[42],亦是现存百岁坊的最重要分布地;安徽黄山山清水秀、宜人养人,与外界相对隔绝,歙县、泾县等地都是著名的长寿之乡,也是百岁坊的集中地之一;此外,云贵高原的和顺、青岩、鲁屯等地气候温和,川中丘陵地区全年降水分布均匀,气温年较差、日较差相对较小,极宜人居[42],亦成为中国重要的长寿福地和百岁坊分布地。
5 结论与讨论
探索文化现象的分布与扩散格局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任务[43],中国文化地理则应当研究中国特色文化的分布规律[35]。不仅如此,王会昌指出,文化地理学不仅应当研究文化现象本身的空间分布,而且应当着重研究地理环境在文化的形成、发展、运动和区域分异过程中的影响或制约作用,同时指出地理环境虽然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然而最终是人和人的生产创造了文化[44]。江莉莉也同样将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政治历史背景三者看作是中国文化地理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45]。牌坊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复杂作用,并且现有研究已反映出中国牌坊具有一定的地域集中特征。因此,基于翔实的牌坊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功能,研究中国现存牌坊文化遗迹的地域分异现象,并揭示各因素对其形成与演变的影响作用与机制,具有重要的文化地理研究意义。通过研究证实,中国现存牌坊存在着全局尺度和局地尺度的地域分异现象。半干旱与半湿润气候分界线是牌坊分布的天然界限,牌坊文化植根于华夏文明的沃土。中国自然地理环境自东南向西北的渐变,以及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逐渐形成了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南北分化和沿海沿江集聚的格局,奠定了牌坊分布的东南—西北分异格局。
中国牌坊虽然源远流长,但直至明清时期才登峰造极,这与明清理学繁荣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标榜“忠孝节义”思想成为牌坊的主要文化内涵,使其具有了“人本”属性和崇高荣誉。相应地,具有典型“人本”属性的节孝坊、功德坊兴盛起来,其分布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主要分布在南方。而中国北方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积淀了深厚的祭礼文化,是“神本”属性的陵墓坊和庙宇坊的主要分布地,“物本”属性的标志坊也在北京和山东形成两个分布极点。
综上所述,中国现存牌坊文化遗迹的地域分异是在自然地理格局的宏观控制下,由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二者的具体作用关系详见表3。
Tab. 3
表3
表3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变迁在牌坊演化与分布中的互动关系
Tab. 3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Chinese socio-economic changes on the evolu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memorial archways
| 历史时期 演变 | 历史文化演变 | 社会经济演变 | 牌坊类型 与内涵演变 | 牌坊材质演变 | 牌坊地域 分布演变 | 牌坊保存差异 |
|---|---|---|---|---|---|---|
| 明清以前 | 先秦子学 两汉经学 隋唐佛学 宋元儒学（理学兴起） | 北方中心 战乱频繁 城市结构由汉唐“里坊制”向宋元开放式街巷结构过渡 | 衡门（春秋） 具有旌表功能的坊门（汉唐） 以划界与标识功能为主的街巷牌坊;乌头门/棂星门（宋以后） | 以木质为主 | 主要分布在北方 | 易腐易烂,不易保存 受战火影响大 大多不复存在 |
| 明清时期 | 明清理学繁荣 | 南方中心 社会安定 开放的街巷式城市结构 | 功德坊、节孝坊大量兴起 以标榜理学“忠孝节义”为主 地方和家族荣誉的象征 | 以石质为主 | 主要分布在南方,沿海沿江集聚 北方以殿堂类牌坊和标志坊为主 | 坚固耐磨 大量保存下来 |
| 民国以来 | 南北数量差异进一步拉大 | 抗日战争、破四旧运动等造成人为破坏 逐渐重视文物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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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于较翔实的牌坊数据,研究了中国现存牌坊文化遗迹的地域分异特征,并初步揭示了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地域文化分异对牌坊建造、保护与分布的影响,但对现存牌坊的当代价值和利用考虑不足,使本研究相对欠缺现实意义。此外,由于主要是在中国宏观地域格局之下来研究牌坊分布,因而从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视角而言,研究中对微观的、个体的人性,对人的社会组织（社会政治属性）,及其与环境、空间、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不足[46]。
对此,在后续研究中,一方面可将牌坊文化遗迹看作一种文化景观,从宏观、微观多种尺度,重点研究环境、文化和地方等因素在其景观形成中的作用机制,提取其景观基因,并挖掘其旅游资源价值,突出牌坊文化遗迹的当代价值和利用;另一方面,可以以若干典型牌坊集聚点为例,着重解构其中人（组织）、环境、空间与地方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47],突出其多重意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41] | 云南的城镇在明代飞跃发展 ,城市的规模、城镇的分布、居民的构成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种发展和变化都与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有关。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 ,建立卫所 ,实施军政同城制度 ,掀起了云南历史上大规模的筑城运动 ,促使云南城镇规模扩大 ,数量增多 ,城市功能更加健全。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移民为云南城市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
| [42] | . |
| [43] | . . |
| [44] | 正 文化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中国文化地理学的思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近些年的研究内容侧重于讨论地理环境与文化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文化地理学基础理论或概论类著作,已出版的有《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王星等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文化地理学导论》(王恩涌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文化地理的鸿篇巨著,一直在人们的企盼之中。王会昌同志的《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对中国文化地理学作了新的开拓。全书约30万字,分8章,分别为:绪论;在中国文明的故 正 文化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中国文化地理学的思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近些年的研究内容侧重于讨论地理环境与文化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文化地理学基础理论或概论类著作,已出版的有《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王星等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文化地理学导论》(王恩涌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文化地理的鸿篇巨著,一直在人们的企盼之中。王会昌同志的《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对中国文化地理学作了新的开拓。全书约30万字,分8章,分别为:绪论;在中国文明的故 |
| [45] | . 一位著名的新加坡文化地理学家,兼亚洲问题研究专家从更广的视角回顾了近年出现的中国国内外地理****关于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以及中国的崛起对21世纪文化地理学的影响。作者指出了中国目前正面临的六大问题,并认为如果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还可以重塑文化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实用性形象。这六大问题分别是:农业改革、经济改革、城市变迁、城乡移民和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不公平、不断改变的家庭结构和环境变化。作者认为,如果中国文化地理学希望最大限度地帮助本学科开发一个更加国际化的,更为包容的研究方法,就要考虑到中国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给出有建设性的答案,并导出新的理论观念,使地理学的理论思维更加多样化。 一位著名的新加坡文化地理学家,兼亚洲问题研究专家从更广的视角回顾了近年出现的中国国内外地理****关于中国文化地理的研究,以及中国的崛起对21世纪文化地理学的影响。作者指出了中国目前正面临的六大问题,并认为如果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还可以重塑文化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实用性形象。这六大问题分别是:农业改革、经济改革、城市变迁、城乡移民和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不公平、不断改变的家庭结构和环境变化。作者认为,如果中国文化地理学希望最大限度地帮助本学科开发一个更加国际化的,更为包容的研究方法,就要考虑到中国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给出有建设性的答案,并导出新的理论观念,使地理学的理论思维更加多样化。 |
| [46] | . <p>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p> <p>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p> |
| [47] | . <p>新旧文化地理****对物质空间与文化观念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是引发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主要动力,而“文化超机体”的概念正是其争论的焦点。民居及其空间构成记载着城市历史,传递着城市记忆,是形成中国城镇历史特征的文化空间主体。通过解读平遥古城民居大门的文化属性,探究其文化过程发现：一方面,“家”作为文化超机体概念借由大门这一特定空间符号不同程度地留存于民居当中;另一方面,不同民居大门本身的文化特征,通过空间过程的追溯得以呈现。将文化的空间分析与空间的文化研究融入到微观形态分析的范式中,是对文化地理学超机体概念的批判性继承做出的呼应。</p> |
| [1] | . 牌坊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性标识之一.本文提出,牌坊并非如历来所说的"起于宋",而是起于春秋中叶.牌坊由起源到鼎盛,经历了由衡门-坊门-乌头门(棂星门)[冲天牌坊屋宇式牌楼]冲天牌楼,及由两柱单间-多柱多间-多柱多间多楼这样漫长曲折的演变发展过程.牌坊并非仅有 、所说的表彰、纪念、宣扬和标榜功能,而是具有旌表褒奖、道德教化、空间分界、情感承载、纪念追思、炫耀标榜、理念体现、风俗展示、装饰美化、标识引导等十大功能. 牌坊是中华文化的象征性标识之一.本文提出,牌坊并非如历来所说的"起于宋",而是起于春秋中叶.牌坊由起源到鼎盛,经历了由衡门-坊门-乌头门(棂星门)[冲天牌坊屋宇式牌楼]冲天牌楼,及由两柱单间-多柱多间-多柱多间多楼这样漫长曲折的演变发展过程.牌坊并非仅有 、所说的表彰、纪念、宣扬和标榜功能,而是具有旌表褒奖、道德教化、空间分界、情感承载、纪念追思、炫耀标榜、理念体现、风俗展示、装饰美化、标识引导等十大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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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牌坊作为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本文就牌坊的起源、功能及文化内涵等问题加以探讨，并指出牌坊文化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的特殊文化现象。 牌坊作为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本文就牌坊的起源、功能及文化内涵等问题加以探讨，并指出牌坊文化是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的特殊文化现象。 |
| [4] | . 地大物博的中国在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之中,涌现出大量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和地方文化风格的建筑群体。古老的牌坊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造型和外观形态,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以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极为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人文内涵,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和特殊的历史艺术价值,备受国内外研究****的青睐。牌坊建筑是建筑群的入口标志,充满了东方情调和中国特色,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历经千百年的演变和发展,遍及神州大地甚至远涉异国,形成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牌坊,作为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实物载体,不仅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缩影、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还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中华文化的典型标示和象征符号。牌坊是民间建筑中最为考究,装饰纹样最为丰富,艺术手法最为精美的建筑,牌坊文化瑰丽宏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它不仅是民间艺术和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也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以及伦理思想,为后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传颂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中华民族文明之路上的奠基石,牌坊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以其丰富多样的形式承载了先人对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等方面不同的认知。牌坊的建筑设计反映了诸如“三纲五常”、“宗法制度”等传统伦理思想,它承袭了古代建筑的传统形式和礼教制度,在总体布局上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封建思想和宗法礼仪,在环境分布方面充分表达出儒家生态伦理的思想。这些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牌坊建筑中所蕴含的伦理思想作为这笔遗产中重要的一部分已经深深渗透到当地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基于某螳政治、历史原因,部分古老的牌坊建筑已经不复存在,本文通过对湖北地区现存古牌坊建筑和近现代所建牌坊的实地考察,探究牌坊的历史与发展,共性与特点,展示出牌坊造型与类型的丰富性,通过对比,求同存异,总结出本地牌坊的特色,从身边实实在在的实例探讨牌坊建筑的区域性特色。但是由于现代建筑工业化程度较高,加之建筑商为获得最大利润,尽可能减少材料的运用,因此导致现代牌坊设计缺乏本身所体现的伦理含义和地域特征。本文将通过对古代牌坊的理解,以湖北地区为例,试图探讨现代牌坊设计中伦理含义的缺失,以及传统建筑中的伦理思想对现当代建筑的启示。 地大物博的中国在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之中,涌现出大量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和地方文化风格的建筑群体。古老的牌坊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造型和外观形态,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以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极为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人文内涵,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和特殊的历史艺术价值,备受国内外研究****的青睐。牌坊建筑是建筑群的入口标志,充满了东方情调和中国特色,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历经千百年的演变和发展,遍及神州大地甚至远涉异国,形成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牌坊,作为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实物载体,不仅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缩影、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还是国内外一致公认的中华文化的典型标示和象征符号。牌坊是民间建筑中最为考究,装饰纹样最为丰富,艺术手法最为精美的建筑,牌坊文化瑰丽宏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它不仅是民间艺术和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体现,也传承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以及伦理思想,为后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传颂千年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中华民族文明之路上的奠基石,牌坊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以其丰富多样的形式承载了先人对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等方面不同的认知。牌坊的建筑设计反映了诸如“三纲五常”、“宗法制度”等传统伦理思想,它承袭了古代建筑的传统形式和礼教制度,在总体布局上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封建思想和宗法礼仪,在环境分布方面充分表达出儒家生态伦理的思想。这些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牌坊建筑中所蕴含的伦理思想作为这笔遗产中重要的一部分已经深深渗透到当地人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扬,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基于某螳政治、历史原因,部分古老的牌坊建筑已经不复存在,本文通过对湖北地区现存古牌坊建筑和近现代所建牌坊的实地考察,探究牌坊的历史与发展,共性与特点,展示出牌坊造型与类型的丰富性,通过对比,求同存异,总结出本地牌坊的特色,从身边实实在在的实例探讨牌坊建筑的区域性特色。但是由于现代建筑工业化程度较高,加之建筑商为获得最大利润,尽可能减少材料的运用,因此导致现代牌坊设计缺乏本身所体现的伦理含义和地域特征。本文将通过对古代牌坊的理解,以湖北地区为例,试图探讨现代牌坊设计中伦理含义的缺失,以及传统建筑中的伦理思想对现当代建筑的启示。 |
| [5] | . 一很多地方都有贞节牌坊。2009年11月8日,我陪同来自广州大学的友人去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还看到了一组有关守节妇女生活场景的塑像:低落的神情,凄凉的面容,冷清的色调,晦暗的气氛。伫立在塑像旁边的文字提醒川流不息的参观者:这是一种畸形的婚姻,是旧 一很多地方都有贞节牌坊。2009年11月8日,我陪同来自广州大学的友人去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还看到了一组有关守节妇女生活场景的塑像:低落的神情,凄凉的面容,冷清的色调,晦暗的气氛。伫立在塑像旁边的文字提醒川流不息的参观者:这是一种畸形的婚姻,是旧 |
| [6] | . 牌坊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建筑形 式,文化内涵丰富,它与儒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牌坊承载着道德教化功能,它旌表功德、节妇烈女和科举成就,是掌权者手中驾轻就熟的御民工具,而制造这种 工具的就是儒学。儒学中的程朱理学打造的贞节牌坊最不人道,每一座贞节牌坊背后都是女人悲凉的故事,也彰显着理学的罪孽。 牌坊是中国独有的一种建筑形 式,文化内涵丰富,它与儒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牌坊承载着道德教化功能,它旌表功德、节妇烈女和科举成就,是掌权者手中驾轻就熟的御民工具,而制造这种 工具的就是儒学。儒学中的程朱理学打造的贞节牌坊最不人道,每一座贞节牌坊背后都是女人悲凉的故事,也彰显着理学的罪孽。 |
| [7] | . 牌坊是一种集建筑与雕刻艺术于一体的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一般用木、石、砖等材料建制,开雕、题刻、镂空,多见于书院、寺庙、陵墓、宗祠、衙署、园林、街道等.牌坊的建造,一般是皇帝御批,再则是经当地官府逐级呈报,直至朝廷批准后,方可建造. 牌坊是一种集建筑与雕刻艺术于一体的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一般用木、石、砖等材料建制,开雕、题刻、镂空,多见于书院、寺庙、陵墓、宗祠、衙署、园林、街道等.牌坊的建造,一般是皇帝御批,再则是经当地官府逐级呈报,直至朝廷批准后,方可建造. |
| [8] | . 对牌坊的研究，许多文章单一从建筑学的视角去探讨。实际上，浙江省的科举功名牌坊具有纪念科举举人、进士功名的作用。修建科举功名牌坊原因主要有皇帝下召修建和地方官员、家族人为光宗耀祖自建。科举功名牌坊的类型分为举人牌坊和进士牌坊两大类，举人牌坊分为普通举人牌坊与解元牌坊两类，进士牌坊分父子进士牌坊、兄弟进士牌坊，状元牌坊是进士的最高牌坊，有三元坊。科举功名牌坊表达了浙江古代社会民众的人生梦，具有鼓励民众勤奋学习、推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意义和建筑学研究价值。 对牌坊的研究，许多文章单一从建筑学的视角去探讨。实际上，浙江省的科举功名牌坊具有纪念科举举人、进士功名的作用。修建科举功名牌坊原因主要有皇帝下召修建和地方官员、家族人为光宗耀祖自建。科举功名牌坊的类型分为举人牌坊和进士牌坊两大类，举人牌坊分为普通举人牌坊与解元牌坊两类，进士牌坊分父子进士牌坊、兄弟进士牌坊，状元牌坊是进士的最高牌坊，有三元坊。科举功名牌坊表达了浙江古代社会民众的人生梦，具有鼓励民众勤奋学习、推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意义和建筑学研究价值。 |
| [9] | . 介绍了徽州古村落是徽州文化的主要载体，众多高大的祠堂和牌坊形成直观可视的文化景观，极大地渲染了古时徽州的宗法制度，通过对牌坊和宗祠的由来、特点、地理位置、作用、影响等进行分析，明确了宗法观念在徽州古村落的景观体现。 介绍了徽州古村落是徽州文化的主要载体，众多高大的祠堂和牌坊形成直观可视的文化景观，极大地渲染了古时徽州的宗法制度，通过对牌坊和宗祠的由来、特点、地理位置、作用、影响等进行分析，明确了宗法观念在徽州古村落的景观体现。 |
| [10] | . 描述贵阳青岩八道牌坊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透视青岩牌坊反映的政治变局、社会空间和宗教变局,并进而分析青岩牌坊儒教教化的社会控制功能.青岩牌坊的建立标志着儒教话语对布依族班氏土司之民族宗教话语的替代,标志着国家权力对青岩地方权威的替代,标志着以汉族为主体的青岩士绅登上青岩地方社会的政治舞台;青岩牌坊在历史上发挥着宣扬"尚齿"、"守贞"、"尽孝"、"完节"等儒教观念的社会控制功能. 描述贵阳青岩八道牌坊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透视青岩牌坊反映的政治变局、社会空间和宗教变局,并进而分析青岩牌坊儒教教化的社会控制功能.青岩牌坊的建立标志着儒教话语对布依族班氏土司之民族宗教话语的替代,标志着国家权力对青岩地方权威的替代,标志着以汉族为主体的青岩士绅登上青岩地方社会的政治舞台;青岩牌坊在历史上发挥着宣扬"尚齿"、"守贞"、"尽孝"、"完节"等儒教观念的社会控制功能. |
| [11] | . 牌坊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枝奇葩.本文对牌坊的历史、建筑渊源作了考证研究,指出牌坊丰富的文化内涵. 牌坊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一枝奇葩.本文对牌坊的历史、建筑渊源作了考证研究,指出牌坊丰富的文化内涵. |
| [12] | |
| [13] | . 山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历史上，山东的石牌坊曾遍布各地，而今现存的老石牌坊已经屈指可数，大多散落于各市县乡间。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并结合文史资料，对山东现存老石牌坊的地理分布、名称、结构类型及数量等进行了梳理和统计，试图展现山东现存老石牌坊的基本面貌。 山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历史上，山东的石牌坊曾遍布各地，而今现存的老石牌坊已经屈指可数，大多散落于各市县乡间。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并结合文史资料，对山东现存老石牌坊的地理分布、名称、结构类型及数量等进行了梳理和统计，试图展现山东现存老石牌坊的基本面貌。 |
| [14] | . 四川隆昌被誉为"中国石牌坊之乡",现存17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古驿道、移民大族、地方官僚、隆昌青石、民房与牌坊的关系这几个恰到好处的因素共同构成了隆昌蔚为壮观的石牌坊群。 四川隆昌被誉为"中国石牌坊之乡",现存17座明清时期的石牌坊。古驿道、移民大族、地方官僚、隆昌青石、民房与牌坊的关系这几个恰到好处的因素共同构成了隆昌蔚为壮观的石牌坊群。 |
| [15] | . 该文通过对牌楼形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结合它们在明、清时期城市中的实例,进一步认识牌楼在古代城市中的具体形态和作用. 该文通过对牌楼形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结合它们在明、清时期城市中的实例,进一步认识牌楼在古代城市中的具体形态和作用. |
| [16] | . 本书以六部为纲,以事例为目,记载了明代开国至万历13年 二百余年职官的建置沿革与所掌职事。 本书以六部为纲,以事例为目,记载了明代开国至万历13年 二百余年职官的建置沿革与所掌职事。 |
| [17] | 本书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驾齐驱的中国古代三大资料之一。其经济汇编（集成的6个总纲之一）考工典（经济汇编中下设8个分典之一）中含有大量的建筑建工类整合资料可加以整理利用，体例完备、结构严谨、可谓“康熙百科全书”中的“建筑建工全书”。 本书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驾齐驱的中国古代三大资料之一。其经济汇编（集成的6个总纲之一）考工典（经济汇编中下设8个分典之一）中含有大量的建筑建工类整合资料可加以整理利用，体例完备、结构严谨、可谓“康熙百科全书”中的“建筑建工全书”。 |
| [18] | . 符号化是一定群体思想和内在精神的感性化,它能在无外力诱导条件下让人的感官不自觉接受该群体思想的影响,从而轻松内化符号所蕴含的旨意,使群体思想和内在精神迅速普及化和大众化。儒家思想的普及化和大众化过程就采取了游说与私塾、神化并祭祀儒家人物、政府奖赏感性化、有形的宗族统治、建立庙宇和牌坊等符号化手段。这些符号化手段不仅使儒家思想不断传承,同时也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模式和伦理道德模式。 符号化是一定群体思想和内在精神的感性化,它能在无外力诱导条件下让人的感官不自觉接受该群体思想的影响,从而轻松内化符号所蕴含的旨意,使群体思想和内在精神迅速普及化和大众化。儒家思想的普及化和大众化过程就采取了游说与私塾、神化并祭祀儒家人物、政府奖赏感性化、有形的宗族统治、建立庙宇和牌坊等符号化手段。这些符号化手段不仅使儒家思想不断传承,同时也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模式和伦理道德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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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陔余丛考》分四十三卷，一至四卷论经义，五至十一卷论史籍编纂，十六至二十一卷杂论故事，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艺文，二十五卷论年号，二十六、二十七卷论官制，二十八、二十九卷论科举。三十至三十一卷杂论名义，三十二卷论丧葬礼俗，三十三卷论器物，三十四、三十五卷论术数神佛，三十六至三十八卷论称谓，三十九至四十三卷为杂考证。 《陔余丛考》分四十三卷，一至四卷论经义，五至十一卷论史籍编纂，十六至二十一卷杂论故事，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艺文，二十五卷论年号，二十六、二十七卷论官制，二十八、二十九卷论科举。三十至三十一卷杂论名义，三十二卷论丧葬礼俗，三十三卷论器物，三十四、三十五卷论术数神佛，三十六至三十八卷论称谓，三十九至四十三卷为杂考证。 |
| [24] | 本卷包括有农业篇、手工业篇、商品流通篇、土地分配篇、地主经济篇、农民经济篇。涵盖了社会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诸环节。清代前期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本书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经济机制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加强了数量分析，突破传统观念，作了有创新精神的探讨，提供了一系列新资料、新问题和新观点，并对手工业、商品流通、农民经济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作者简介】 方行，汉族，湖南省沅江县人。1926年4月生。北京大学史学系肄业。中国社会科学婃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从1978年开始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参加专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发表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农民经济的论文二十余篇。有《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清代前期农村的瘋贷资本》、《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经营独立性》、《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等。 经君健，汉族，江苏仪征县人。1932年生。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研究专业为中国经济史，主攻明清经济史及社会史。著有专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合著）、《清代的贱民等级》。论文有《试论清代等级制度》、《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等多篇。选编有《严中平文集》。 魏金玉，男，1926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汉族。北京大学经济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明汪时代农村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的研究。发表的专著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合著），论文有：《试论明清时代雇佣劳动者与雇工作等级之间的关系》，《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明清时代佃农的农妈地位》、《明代皖南的佃仆》、《清代押租制度新探》、《试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封建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等多篇。 本卷包括有农业篇、手工业篇、商品流通篇、土地分配篇、地主经济篇、农民经济篇。涵盖了社会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诸环节。清代前期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本书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结构、经济运行、经济机制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加强了数量分析，突破传统观念，作了有创新精神的探讨，提供了一系列新资料、新问题和新观点，并对手工业、商品流通、农民经济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基本上反映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作者简介】 方行，汉族，湖南省沅江县人。1926年4月生。北京大学史学系肄业。中国社会科学婃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从1978年开始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参加专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发表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农民经济的论文二十余篇。有《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清代前期农村的瘋贷资本》、《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经营独立性》、《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等。 经君健，汉族，江苏仪征县人。1932年生。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研究专业为中国经济史，主攻明清经济史及社会史。著有专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合著）、《清代的贱民等级》。论文有《试论清代等级制度》、《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等多篇。选编有《严中平文集》。 魏金玉，男，1926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汉族。北京大学经济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明汪时代农村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的研究。发表的专著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合著），论文有：《试论明清时代雇佣劳动者与雇工作等级之间的关系》，《关于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明清时代佃农的农妈地位》、《明代皖南的佃仆》、《清代押租制度新探》、《试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封建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等多篇。 |
| [25] | . 一、文化区及其划分标准 就像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很不一致一样,人们对作为文化的地域类型概念的文化区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在这里,我们把文化区看成是一个具有连续空间范围、相对一致的自然环境特征、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过程、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民族传统和人口作用过程的、具有一定共性的文化景观构成的地理区域。一般地,文化区可分为形态文化区和功能文化区两种类型。形态文化区以一种盛行文化的特征或几种文化的综合特征加以规定,其范围随着所采用的指标而变化,如聚落文化区、语言文化区等。功能文化区系指某个组织起来并有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的机能作用的地区,它在文化上不完全一致,其界 一、文化区及其划分标准 就像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很不一致一样,人们对作为文化的地域类型概念的文化区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在这里,我们把文化区看成是一个具有连续空间范围、相对一致的自然环境特征、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过程、具有某种亲缘关系的民族传统和人口作用过程的、具有一定共性的文化景观构成的地理区域。一般地,文化区可分为形态文化区和功能文化区两种类型。形态文化区以一种盛行文化的特征或几种文化的综合特征加以规定,其范围随着所采用的指标而变化,如聚落文化区、语言文化区等。功能文化区系指某个组织起来并有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的机能作用的地区,它在文化上不完全一致,其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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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出现了大批节烈女性,与之相伴的是众多的贞节牌坊矗立于各个街巷村落。本文试图通过阐述徽州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宗族文化,从徽州贞节牌坊的物化形态、空间象征建构,及其背后节烈女性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生存状态,重新解读其承载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识,并从深隐层次探讨贞节牌坊的构成方式及其与节烈女性的关系。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出现了大批节烈女性,与之相伴的是众多的贞节牌坊矗立于各个街巷村落。本文试图通过阐述徽州地区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宗族文化,从徽州贞节牌坊的物化形态、空间象征建构,及其背后节烈女性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生存状态,重新解读其承载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识,并从深隐层次探讨贞节牌坊的构成方式及其与节烈女性的关系。 |
| [28] | . 贞节作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内容,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明清两代贞节之风盛行,与其他地区相比,徽州贞节之风尤甚,无论贞节的人数还是"贞节坊"的数 量都位居前列.针对徽州地区这一特殊的现象进行个案研究,揭示了明清徽州贞节之风盛行的表现,分析了该现象形成的原因,并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从徽州妇女 的心理结构和徽商的直接作用等方面对这种现象作了社会心理方面的探析. 贞节作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内容,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明清两代贞节之风盛行,与其他地区相比,徽州贞节之风尤甚,无论贞节的人数还是"贞节坊"的数 量都位居前列.针对徽州地区这一特殊的现象进行个案研究,揭示了明清徽州贞节之风盛行的表现,分析了该现象形成的原因,并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从徽州妇女 的心理结构和徽商的直接作用等方面对这种现象作了社会心理方面的探析. |
| [29] | . 正 明清时的徽州,因地处山区,人多地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唐顺之《荆州文集》)。与一般商人不同,徽州商帮崇儒尚文,身为商贾而雅好诗文,人称"贾而好儒"。徽商认为"贾者力生,儒者力学,克尔家有日矣"(汪道昆《太函集》,以下未注出处者皆引自此书)。外出经商是为了谋生糊口,尊儒尚 正 明清时的徽州,因地处山区,人多地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唐顺之《荆州文集》)。与一般商人不同,徽州商帮崇儒尚文,身为商贾而雅好诗文,人称"贾而好儒"。徽商认为"贾者力生,儒者力学,克尔家有日矣"(汪道昆《太函集》,以下未注出处者皆引自此书)。外出经商是为了谋生糊口,尊儒尚 |
| [30] | . 明清时期，徽州考中的进士数量之多，为他郡所不及，这是徽州区域 一个较为突出的人文现象。徽州如此众多的进士，从内部区域分布来看，却是极不均衡的，这是由商业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从姓氏分布来看，则是集中在少数几 个大姓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大姓宗族拥有优越的文化教育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使其子弟具有较强的科举竞争力。 明清时期，徽州考中的进士数量之多，为他郡所不及，这是徽州区域 一个较为突出的人文现象。徽州如此众多的进士，从内部区域分布来看，却是极不均衡的，这是由商业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从姓氏分布来看，则是集中在少数几 个大姓之中，这是因为这些大姓宗族拥有优越的文化教育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使其子弟具有较强的科举竞争力。 |
| [31] | . 南宋以后,徽州文化以形成三大体系为标志而成型,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徽商崛起于南宋,兴盛于明清,并且以"左儒右贾"为特色.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徽商的兴盛在历史时空上的相遇不是偶然的,而是区域文化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必然结果. 南宋以后,徽州文化以形成三大体系为标志而成型,进入了繁荣发展时期.徽商崛起于南宋,兴盛于明清,并且以"左儒右贾"为特色.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徽商的兴盛在历史时空上的相遇不是偶然的,而是区域文化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必然结果. |
| [32] | . 四川理学及其特点余光贵关键词：宋明理学，四川理学，理学思想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具思辨特色和完备体系的理论形态。着意于从本体论上为纲常伦理 作论证，注重义理心性的探讨，具有丰富辩证思想等是其一般的思想特征。由于宋明理学在封建社会后期经历了一个由产... 四川理学及其特点余光贵关键词：宋明理学，四川理学，理学思想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具思辨特色和完备体系的理论形态。着意于从本体论上为纲常伦理 作论证，注重义理心性的探讨，具有丰富辩证思想等是其一般的思想特征。由于宋明理学在封建社会后期经历了一个由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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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 庐陵人重教尊儒，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坚信“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尊师崇学，兴建书院，蔚为风尚。 庐陵人重教尊儒，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坚信“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尊师崇学，兴建书院，蔚为风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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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对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岭南书院兴盛于明代，在晚清达到高潮，它极有助于古代岭南地区文化的普及和学术发展。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形式，对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岭南书院兴盛于明代，在晚清达到高潮，它极有助于古代岭南地区文化的普及和学术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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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 本文从巴蜀地区现存的部分牌坊铭文、碑文,以及家谱等原始资料入手,初步探究了巴蜀地区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连续不断的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为深入研究清代的农民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本文从巴蜀地区现存的部分牌坊铭文、碑文,以及家谱等原始资料入手,初步探究了巴蜀地区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期间连续不断的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为深入研究清代的农民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
| [47] | <p>新旧文化地理****对物质空间与文化观念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是引发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主要动力,而“文化超机体”的概念正是其争论的焦点。民居及其空间构成记载着城市历史,传递着城市记忆,是形成中国城镇历史特征的文化空间主体。通过解读平遥古城民居大门的文化属性,探究其文化过程发现：一方面,“家”作为文化超机体概念借由大门这一特定空间符号不同程度地留存于民居当中;另一方面,不同民居大门本身的文化特征,通过空间过程的追溯得以呈现。将文化的空间分析与空间的文化研究融入到微观形态分析的范式中,是对文化地理学超机体概念的批判性继承做出的呼应。</p> |
| [41] | . 云南的城镇在明代飞跃发展 ,城市的规模、城镇的分布、居民的构成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种发展和变化都与大规模的汉族移民有关。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 ,建立卫所 ,实施军政同城制度 ,掀起了云南历史上大规模的筑城运动 ,促使云南城镇规模扩大 ,数量增多 ,城市功能更加健全。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移民为云南城市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