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茜好Meanings and practices of bor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border mobility: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X, Hekou, Yunnan at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lands
TANGXueqiong, YANGXihao收稿日期:2016-03-22
修回日期:2016-05-7
网络出版日期:2016-08-3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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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边界分割了不同的政治实体[1]。邻近边界的区域——边境,不仅是一个被正式的地缘政治秩序划分的物理空间,而且是交流、合作与融合的重要平台,通过人们丰富的社会实践过程不断发生着意义的重构[2]。全球化在不断地增强越界的流动（mobility）——商品和货物的流动,信息、资本和服务的流动,以及人的流动[3]。边境地区广泛存在着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新型关系,而且是体现全球化的前沿和突出地带,隐匿地展示着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地方居民通过穿越边界而产生的联系[4]。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文化全球化,以及跨国经济和政治过程促进国家边界的开放,并引发了国家控制力的下降[5];无论边界两侧跨界而居的是否为相同族群,抑或是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可以跨越边界的束缚,实现经济生产模式的重构、社会结构的转变以及文化的传播与融合[6]。这些跨界流动的显著增强,使边境成为全球化热潮中空间流动和受流动性影响较典型的地区,边境及其跨界流动的过程和意义引起了全球****的关注。1.1 边界的意义及其空间实践的研究
边界研究关注边界与边境、民族—国家与主权、领土等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但是近年来主要立足于讨论地缘政治秩序对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形塑和影响,以及草根社群的协商策略,带有明显的社会文化地理学的意涵,因此逐步发展成为政治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交叉研究。“911事件”之后,国际****不断重新审视和思考边界在固有的地缘政治意义之下的其他文化与社会功能。以“美国—加拿大”的边界问题为例,两个国家在地理环境和文化特征上具有显著的相似性,良性互动的边界,没有激烈的冲突和权力斗争,因而该边界亦是更为广泛、动态和复杂的。在对边境地区跨边界本土文化、多层次政府工作和政治活动、地方政治影响力以及边境贸易和市场四个方面的探讨中,研究者认为边境地区生活的人群作为共享着社会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社区和集体,对跨界文化区域和社区具有更强和更明显的认同。以这种价值认同为基础形成的可延展性、动态、敏感、包容的边境文化,促进边民在保持主权的同时仍然可以实现双边的可交互性。为缓和政治层面上边界二分法的规则,文化具有有效的建构作用,在边境地区成为缓解国家间政治矛盾的替代品[4]。这一观点与欧洲****在探讨欧盟国家与非欧盟国家的边界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Wilson等欧洲****的边境研究中,关注边境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在对欧盟内部边界管治和经济社会耦合程度的探讨中,认为“欧洲”这一概念的话语及其意义也随着边界治理的变化而变化[7]。
****强调了跨边界的社会文化的交流,即跨边界的社会生活不仅与地缘关系有关,更重要是包含着一系列与边界息息相关的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其中,国家的边界管治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边界被认为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并且毫无疑问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见证和记忆载体。Brunet-Jailly提出边界的地理学问题首要便是理解国家的建构与解构,边境政策及其影响不断与边境地区实际的日常生活形成拉锯[8,9]。国家与边界密不可分,国家政府通过在边界实施的政治手段来体现国家的权威性,也由此保证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安定,过滤和管控一些可能造成“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被认为是边界治理的核心[10],也是治理者对于边界空间秩序建构的重要实践内容。
因此,边界催生的空间意义,是其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与社会主体的日常行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互动过程所形成的空间机制并非仅限于国家边界对于特定个人和群体的“接受”或“排斥”,而存在更多复杂的社会关系、空间行为与文化意义[11]。本文从日常社会实践展开,描绘一个生动的边境社会,包括国家边境日常管理和草根群体在边境语境下的生存体验,以及他们之间所产生的多元权力关系。
1.2 流动性对边界研究的意义
“流动性”这一学术概念,是一种对地理形态的形成过程和规律机制的解读,同时也是联系社会理论和空间理论,并透过具体的社会文化表征来认识人类在空间移动过程中意义的重要理论工具。流动过程催生新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并与“流动”本身发生相互作用。流动性生动地反映着边界的空间意义。边界一度被烙上的“僵化”“分隔”的标签越来越被“流动的空间”所撬动、消解。人们愈发倾向打破地理的藩篱,营造流动的、无区隔的空间关系。流动的自由不仅体现着一定的主体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获取资源与机会的能力,因此“流动”可被看做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权力则又意味着具有约束或打破法定的地缘政治主体（即民族—国家）所框定的边界秩序的能力[12]。跨界流动成为了不断重构多重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不仅反映着边界两端国家的权力关系角逐,也促使边境成为国家权力与草根群体互动的重要场域。
边境地区往往远离国家权力中心,草根群体具有一定的施展自下而上的能动性空间;但又深受国家权力的制约,因此其空间秩序是多个主体的权力运作逐步形成的。“911事件”促使流动性管控的研究成为边境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他们无可否认边界存在的可渗透性（porosity）,于是更关注其对边界开放性和封闭性的影响。以“美国—墨西哥”“美国—加拿大”边界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极为丰富,“美—加”边境向来被认为是温和非暴力的,受国家权力机关发起的管治实践的影响,同样也自下而上地形成了维护边界封闭性的“民兵”组织,体现了增强的国家意志和爱国主义的排他性。所以,边界及其影响的边境作为被建构的特殊空间和区域,可能会引发杂糅和混合,也可能遭遇差异和敌对,区隔的边界越是灵活性强,流动性大,其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加困难,意义也更耐人寻味[13]。这也催生出了诸如跨边界经济贸易往来的多元化,新式跨国犯罪及相关惩治执法等跨边界策略的研究话题[14]。可见,边界所引发的社会关系变动和意义的生产,与流动性实践的复杂性是密不可分的。基于这些全球化背景下对于边界与流动性实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Newman提出边境的地理学研究应该包含权力机关自上而下的空间管治和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日常实践,他们之间同时发生的双向互动将共同作用着边界的空间意义[13]。本文透过流动性的视角,探查以云南中越边界为代表的这两个方面的空间实践,进一步为解读边界的空间意义提供中国案例,并拓宽国内学界边界研究的思路,以期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边界问题。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边境地区、跨界流动的话题主要将空间维度作为静止不变的客观条件,探讨边境管理政策、跨境民族的历史沿革、空间分布与日常社会生活等问题[15]。地理****对边境地区的研究主要为跨界经济合作和地缘政治。研究多从民族—国家尺度出发将边界看作分隔不同国家或政治实体的界线,侧重领土认同和边界的区隔功能[16,17],还有少量研究对边界的多重意义加以剥离与解释,但亦未对国与国之间的国家边界引发的文化与发展轨迹的差异进行深入理解[18]。另有****关注到了国与国之间领土认同差异和全球化时代中的边界意义,强调边界所具有的政治功能[17];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毗邻国家的权力博弈和空间争夺,为当前中国面临的领土争端提供有力证据[19]。但上述研究大都从宏观、静态视角理解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并没有从具体的空间实践出发,对边境社会草根群体的日常生活加以关注。因此,本文案例分析的实践意义就在于,从流动性的动态视角出发,分析社会各主体的空间实践是如何对边界产生的空间关系进行利用、协商甚至挑战的,以此为国家和地方制定人性化的边境政策提出见解。
生活在云南省边界两侧的世居民族由于具有山同脉、水同源、人同种、话同语等有利条件,促进了两侧的社会接触与互动。1885-1897年,清朝政府与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签订界约划定中越边界,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在经历诸多历史动荡之后,中越双方政府终于在2008年12月31日共同发表声明正式划定中越陆路边界,形成完全没有争议的边界共识(新华社. 中越政府边界谈判代表团双方团长发表共同声明. http://www.guoluo.gov.cn/html/130/77882.html, 2009-01-01.)。然而,世居于此的民族群体,其身份上却经历了一个重新界定的过程[20]。随着法定边界的确定,原本属于同一民族、甚至同一家族的边民,被不同的国家归属强行区隔开来;他们所栖居的制度环境、生活惯习、工作方式亦发生了变化,促使社会交往和跨界流动产生了复杂的意义。在这一流动的过程中包含着国籍差异、信息交换、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逐渐塑造出一个新的边境社会[21]。其中,政府、军警等代表的权力机关的空间管治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云南边境地区的案例之所以有别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还因为这里所聚居的大都为非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跨界流动的过程对于塑造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非常关键,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杂糅的复杂性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总而言之,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界被日益纷繁的流动所瓦解,在给边境地区带来丰富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同时,也产生了更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对边界的空间秩序提出新的思考,本文基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地缘政治背景,不单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出发,同时也关注生活在边境的“人”,普通边民的日常生活,基层地方权力机关的实践治理经验,他们共同作用于边界社会文化涵义的形成和变化。在此过程中,本文围绕着跨界流动性实践,不再是基于单纯的地缘关系,而更主张通过流动所生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探讨边界多重的空间意义和功能。作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发展的窗口,中越边界云南段对于扩大沿边开放,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如何从实践层面提升边境社会生活品质,挖掘流动产生的社会资源,同时又能够加强国家安全防备,提升当地政府创新力,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与边境的实际生存条件相吻合,也将是本文所思考的问题。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县X村,所属乡镇地处云南省东南部,其东南部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街省孟康县接壤,国境线长81 km,境内有两个省级口岸。选取的案例区位于中越L边境检查站辖区,距乡政府所在地28 km,居住有苗、壮、彝、汉等民族,目前有12个自然村和村民小组,共454户,1968人。居住在此地的民族皆为跨境民族,与边境另一侧的越南边民语言相通、血缘相近、通婚频繁,同宗族甚至兄弟姐妹分居边界两侧的情况十分普遍。案例区代表了“滇—越”边界典型的山地乡村聚落,跨界流动由来已久,来往密切,民族结构相似,边境社会和谐,村落通过各类乡径与越南联接,通达便利,因此边民将跨界流动视作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一。随着距离边界越远,受其影响的社会空间越小,通过对比河口县下辖未与边界接壤的乡镇,日常跨界流动的频率逐步减弱。例如在河口县城,通过正式“国门”产生的边境贸易兴盛,而日常生活层面的跨界流动除了跨界务工之外并不突出。因此调研范围聚焦于最为临近边界的村镇一级,流动性典型,且受其影响的空间覆盖率较高。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贯彻“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访谈样本量达到对日常边境生活规律描述基本一致时,判断信息饱和。另外尽可能地获得了针对研究问题所需的质性材料,包括地方志、地方年鉴等文字材料,2013-2014年三次长期实地考察了河口县XX乡L边境检查站辖区的X村委会下辖的8个自然村,向边防武警官兵、政府官员、乡镇村干部、当地民族****以及日常频繁跨界的边民,了解他们对国家边界和跨界流动的理解,以及流动与边界之间的互动关系。累计访谈当地边民34人,乡（镇）村干部5人,边防管理人员（包括边防武警、民兵）10人,其他（包括地市级政府官员、当地民间****）3人,平均访谈时长为40分钟,部分访谈者访谈时长在1小时以上,并进行了多次回访。边民有苗族、壮族、彝族、汉族,年龄以35周岁以上的中年为主,具有长期扎根边境地区的生活经验及跨界流动的经历;8位60周岁以上的老年边民为当地跨界流动的历史沿革和今昔对比提供了口述资料。
研究对象依据不同的跨界流动的实践划分为两种人群：普通边民和权力机关。前者是边境地区的社会主体,他们的日常跨界流动对边界的社会文化场域的影响最为直接且深远。虽然边民尊重法定边界的权威,但日常跨界实践的多样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使得边界所构建的空间秩序常常受到消解和越界。与之相对,后者包括了边防武警、军队和政府公职人员,他们对边界的勘定、控制和监管起到基础性作用,并且是边界的法定政治意义的主要实践者,其制定的政策和具体的管治实践亦是围绕边界的政治意义展开。
3 边民日常跨界流动的空间实践
3.1 跨界流动的历史发展与动机
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边民而言,日常的社会交往和文化风俗形成已久,各种物质或非物质上的“跨境”“越界”流动频繁。法定边界,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当地空间实践的惯习：边界多数地段的实地走向依据自然地形条件;另外依据边民聚居区与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相适应之后的聚落景观形态。但是正式边界与惯习影响产生的生活区域界线之间,必然有所差别,不能完全重合,引发边民相应的社会—空间的调适策略;他们在空间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始终与权力机关保持着微妙的博弈。因此,边民打破国家法定空间秩序的行为十分常见。经历了特殊历史时期边境地区的冲突与动荡,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之后,边民依然保有一种可移动能力,且不断在日常实践中与地缘政治秩序磨合,为边境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涵义。中越陆路边境一带的跨界流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解放前以及解放初期,边境“过耕过牧”的情况长期存在。据县志记录,越南边民多次在中方一侧进行开地耕种,并且多次制止仍无效,长年放牧纵深达1~2 km;而过境砍伐木材、柴火及割草则更为普遍,其中一次砍伐木料达10 m3之多[22]。即使在中越边境战争时期,以及之后20世纪80年代,越南边民过境情况仍然时有发生。当代由于国家间宏观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动,中国边防管理日趋规范,加之越南边境管理存在处罚不当和官员敲诈的事件,“过耕过牧”已经成为历史。
但亲戚血缘关系跨越边界,日常的社会交往需求仍然不断地催生边民的“越界”。同时,地域邻近与熟悉也是边民互动频繁的重要因素,边民对跨国联姻、换工、务工和小商品交易习以为常,这些日常社会交往作为边民的生活常态,日渐加深着边民对于边境地方生存现状的认识。边民逾越边界的流动,一方面是两国宏观社会发展带来的差异性促使物质资源的交换、买卖,相互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另一方面,案例地所在边境地区人文环境比较亲近,围绕“走亲戚”“串门”的日常社交,如边民互市、亲戚走访、逃荒避难等都是他们跨界流动的主要内容。跨界流动的发生、发展是由基本生存需求构成的内在动机,以及互补的劳动力市场、差异性生产资料或社会资源等外生力量共同推动而成的,同时促进着对边界空间秩序的塑造。
3.2 日常生活诉求的持续性跨界流动
边民试图通过远亲、姓氏、民族、年龄而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中越两国之间在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福利待遇的差异,集中表现在越南边民通过跨界行为获取中方一侧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则是两国边民对边境环境的熟悉和认知度高,能够有效建立起稳固的人情关系,同时相对稳定地通过劳动、交换等手段获取所需的生存资料,然后进一步满足消费需求。访谈对象中有40人拥有越南亲戚,并且保持着良好联系,“请吃酒”“作客”“老人不在了”等事务促成非集市日的跨界流动。另外,如建屋盖房、修筑小水利工程、营造经济林或收获粮食瓜果等重体力活都会短期雇佣越南边民,人力成本低于中国工人,中越两国的亲戚朋友也因此能够维持持续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为跨界务工提供了重要保障,越南工人依靠当地的亲友关系到辖区内打工,“人情”保障成为最重要的用工标准。边民互市则是X村及其周边边境地区每周最为重要的社会交往活动,各类商品交易,两国亲戚朋友走访邀约,劳务商谈等都集中在这一天。互市地点和时间往往自发形成,集中在交通相对便利,有足够赶集空间的区位,且为边民熟知并普遍认可。通过互市,社会关系的维系不断加强,边民进行一定的物质资源的互补,以低廉的价格换取各自所需,如玉米、蔬菜、化肥、种猪、种牛等农畜牧产品,甚至是劳动力和技术的互补。
自由恋爱或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而自愿组合的跨国婚姻在当地十分常见。截至2014年3月,X村所辖的12个自然村,一共有73名越南妇女嫁入,每一个自然村寨均有分布,而且日趋增多。这是基于当地少数民族较为单一,苗族居多,且为跨境民族,民族文化和语言互通,能够建立较好的情感联系;但也存在不同民族通婚的情况,一方面是两国边民共同生活在熟知的地域范围内,对产生跨国婚姻的自然认可,另一方面是中国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以及越方女多男少、中方男多女少的社会现实所促成的。跨国婚姻的普遍性也促成跨界亲缘关系的形成和稳固,进一步推动了流动的生生不息。
总结而言,这些日常的物质流动和人口流动,归根结底是满足了生存在同一（边境）区域下的两国边民群体原始的生存需求,同时包含了对家族、民族同胞的情感需求,且与物质需求交织而形成了一个利益的良性互动。虽然越南边民因为法定边界的存在不能享受中国公民的权益和社会福利,但他们通过创造性地利用跨界的亲缘关系和文化认同,克服边界的阻隔作用,获取实实在在的经济和就业机会,满足基本生活诉求。且中国边民也乐于提供相应的机会给他们的同胞亲戚、朋友,以弥补当地劳动力短缺,降低人力成本。对于边民而言,边界虽然将他们的生活范围割裂开来,但地域邻近,逐渐形成的相互差异,让他们保持着原始的流动性本能,通过物质和人力流动来满足对生存区域的探索,寻求特殊经验以及建立多重的社会关系;通过情感交流维持一种起码的、较为低级的社会平衡。
3.3 维系民族文化认同的流动性实践
在边境地区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下,边民在生存需求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愿望驱使下往往有意无意地跨界参与社会文化活动,淡化了边界的法律含义,使得文化生活的空间往往通过诸多形式的民间交往突破边界的限制,实现延展。民族节庆和家族老人过世的祭祀活动,是当地最为重要的文化活动,伴随各种文化仪式,两国边民之间的家族情感、共同的民族文化得以传递和维系,本族群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也得以传达。苗族的踩花山节是当地最为重要的民族节日,有着久远的流动历史。以花山场为代表的文化交流场所,对边民的跨界流动产生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边界两侧同一文化事项的不同表达从侧面也体现着边界分隔与交流的辩证关系。国家之间社会经济大环境的长期割裂,边界两侧同民族的节庆文化内容随之形成显著的差异性,以X村为代表的边界中国一侧花山节,节目多样,形式新颖,注重学习都市文化风格和文化品位,舞台、音响等基础设施较好,但“原始”“原真”的对歌、芦笙舞较少;相邻的越南花农乡的花山节,原生态的苗族对歌、芦笙舞、抢亲等活动参与人数较多,物质环境虽然较差,但规模大、热闹。差异性的花山节更引发了较大规模的跨界流动,节日期间,每天的越境流动人数达到几百至千余人,边民们结伴从边防口岸或民间便道跨越边界来往于花山场间。边民通过跨界参与民族文化活动,不断更新着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认知,加深了对边界另一侧同民族同胞的亲近感,强化着苗族边民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但同时,由于宏观社会文化的差异性日益凸显,当地少数民族边民也更加增强了对各自国家身份的认知。
总之,跨界流动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建立社会关系、维系民族认同的方法,边民穿梭于栖居的边境,通过民俗活动的交流和相近的民族语言（包括当地方言、民族语言等）相互沟通,边境的民族文化基因得以传承,民族文化认同得以维系,甚至是发展和变化。这都使得以跨境民族为基础的边境社会依然能够产生复杂的社会关系与丰富的社会互动。原本在政治、经济层面催生差异性的边界,在跨界流动的文化中却有所消解,并且显示出其“融合”和“交流”的隐喻。
4 权力机关边境流动性的空间实践
流动性不仅与流动和自由相关,而且更与权力和治理相关联[3]。因为有了权力机构的治理（如政府、军警等）,边界的意义才得以立体地展演和呈现出来[23]。边界作为一个国际法律所规范认可的理念,是与领土（territory）概念紧紧绑定的,即两者都是作为一种区分权力的持续性意志的客观存在,同时是通过日常的管理手段得以具体、真实和客观化的呈现出来的[24]。即使是跨界的实践过程也并不代表国家的“缺席”,反而凸显了国家在界定边界含义过程中的关键作用。4.1 权力机关流动性空间管治的难题
中越边界的河口县段,出入境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按照国家和云南省关于边境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具体管理办法,进行统一规范实施空间管治,通过合法证件的识别和统计,掌握跨界流动的一般规模和规律。身份的认定一方面是权力机构树立权威和国家震慑的手段,为管理和控制出入境人员提供合理的身份保障;另一方面也为边民提供了安全性保障,边民由此加深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定[25]。权力机关的空间管治既是维系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又将带有国家政治意志的空间秩序附加于边民的日常生活,为人们的流动制造了某种程度上的“阻滞”。但是现实情况是该边境地区仍然保持着广泛而丰富的跨界流动,基于日常生活的时空规律逐渐形成了边境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事实,且此类既定事实与国家的跨界流动的相关政策无法完全对接。对于边界管治者而言,这种客观事实与其捍卫国家的空间秩序的责任相冲突,造成了在具体的空间实践中,正规的法律程序和手段往往面临困难和挑战。究其原因,一方面边境区域自然和社会环境复杂,权力机关的能力受限,然跨界流动是无法回避和打破的社会常态,甚至是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受限于知识水平和思想观念的相对落后,边民法治意识较低,对出入境证件办理的意义缺乏认知,导致口岸出入境管理阻滞了一部分缺乏办理条件或没有身份认定的边民流动。边民对于权力机关空间管治方式的误解,加之对于自己生活的边境地区的熟悉,使得他们的跨界流动行为似乎不需要国家给予合法性保障,而是自然遵守地方的“习惯法”。这无疑给权力机关提出了建立在边界所象征的“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地区安定和稳步发展的双重政治前提之下的治理难题。
4.2 边境生活惯习下的空间管治
面对边民对空间—政治秩序的挑战,边境管理者试图将流动性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工具,对边民在其所限定的空间秩序以外的空间体验进行柔性管理,一方面是适应和妥协部分地方文化惯性,另一方面则是利用这一惯性来作为响应对策,以逐步推进国家权力对于边境地区的掌控。除了国家针对性地对云南省边境地区制定的边境管理政策和指导性、纲领性的制度框架之外,当地政府也根据实地情况针对边境管理创建了与公安边防部队的联动管理机制。X村所在的乡镇创新性地实施边境网格化管理,由政府协调边防检查站等其他三个边防军警部门,共同于2013年9月在8个村委会筛选了96名网格员,组成边境管理护村队,定期边境巡查、维护界碑,统计涉外人员上报。制定《XX乡边境社会管理网格化管理考核办法（试行）》《XX乡村情民意收集、研判、调处奖励办法（试行）》,边境的空间管治权力和责任下移到基层村镇和村民,促进形成内部边防堡垒和防线。这种军政民的网格化管理方式使得权力机关有效获取边界信息,加强“民族—国家”的空间秩序中的内外部的权威性和震慑作用。另外,主权国家之间所必要的制度化屏障,使得边民流动与权力机关空间管治之间始终存在着日常生活和流动需求的空间抗争,真实的边界往往呈现出冲突、妥协和差异的多重性质,使空间政治处于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在受到“全景规范式”空间管治[26]的框架下,又保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化。因而在这种边境生存法则的影响下,权力机关的跨界流动管治也包含了其内在动机和空间实践的特殊性。
（1）国家意志推动下的空间管治具有弹性化
“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27],权力机关治理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和规范居民日常生存经验的空间秩序,实现国家行为的简单化、可操作化,并捍卫国家的政治与文化权威。然而面对变化多端的边境环境,权力机关始终维持着一种“内紧外松”的治理理念。对边民日常的一些不甚合法的“越界”行为采取默认、习以为常的态度,并试图将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流动行为进行保守地监控,掌握一般时空规律的同时逐步顺势规范,通过一系列柔性管理的手段来防止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种人文生境破坏良好的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比如边防军警和政府在执勤人员安排、边检工作时间等都依照当地的流动性习惯和规律。经过对多条山间便民跨界通道进行监控和调研之后,边检军警认可一条当地交通条件最优、流动最为频繁的便道为合理存在的半官方性质的通道,引导边民形成通过该便道流动的习惯,从而便于流动性监控。同时,为了能够适时监管赶集日的频繁流动,村委会与边防军警将集市市场的微观空间格局进行了划分,并未强制性规定边民固定摊位,各摊主也顺从了边境管理的合理调控,并随着常年以互市谋生的边民商贩约定俗成,逐渐形成了固定摊位,方便熟客辨别和买卖。
换言之,治理者试图以介入流动的途径来诱发跨界实践的行为习惯,最终达到治理流动的目的[28]。这些管理手段通过漫长的历史经验总结,并与邻国的边境管理者逐步达成默契——在与越南政府的边务交涉中也透露出对于边境流动治理的“不谋而合”。中越双方的边防管理人员（包括边防检查站、派出所等单位）就边务问题定期会晤。边防武警默认允许越境（无论是否持证）的越南人在村子里停留、打工一天左右的短期时间;国际无特殊疫情通报的情况下,对于需要检验检疫的农畜产品,如小型牲畜猪、鸡,小宗的粮食作物玉米、大米等也都认可通关买卖。受限于管理技术手段的单一和管理成本的限制,军警均采取简化处理和默许,只对贩毒、斗殴等严重违法犯罪活动予以打击和严肃处理。
可见,这种“灵活”治理理念下的正规监管是由不同形式的非正式监管、弹性管理、舆情处理以及即兴发挥的手段辅助进行的[29]。为了满足捍卫国家的空间秩序以及边界所象征的内外部权威的需求,权力机关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民间实践,加入“非正规”管理手段,减少不必要的负面后果。由于多样的空间组织和管理方式,权力机关用隐匿的方式将碎片化的边境地区网络化、可控化,让边民在“享有”一定流动性自由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受到规范和管理,但又保持了跨界流动的社会常态。此外,边民的流动并不足以颠覆民族—国家所界定的空间秩序,反而促使权力机关不断审视这种习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跨界流动性空间管治的意义
边境管理日渐深入到边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边民对于流动性的空间管治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理解。边界在政治意义上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割,其背后是宏大的国族叙事。无论是通过物质景观（如界碑,边防检查站）的营造,还是政治话语的宣传,民族国家都不遗余力地将边民纳入到一个整体的国家认同的框架之中。边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国族叙事的被动接受者,但他们往往很快便认同了有关地缘政治秩序、国家归属、民族国家认同的话语[30]。相应地,边民与当地军警和政府的互动过程中,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也要规避高风险的政治越界行为。在老卡集市从事杂货生意30年的边民W一直以来都办理正规证件出入境,即使与两国边防人员和边民都十分熟悉,但他始终认为遵守双方政府的规矩,维护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保障自己的生意得以长久。
调研中所接触的边民通行证持有量达80%以上,无证者大多为年长者或越南媳妇,而边民对于持有合法身份证件和规范出入境的认知则达到100%,这表明了某种程度国家意识的觉醒。但更多的则是出于一定的利己考虑,商人为了保障货品和财产安全,亲戚朋友间为了避免非法出入境可能遭到的军警质询或罚款,以及边境陌生人员非法越境可能造成的人身安全事件等等,这些问题常常使得边民尤其关注在边境管理背景下的社会治安、地区发展和民族关系的维系。边民顺应边界管治者对空间的治理,形成约定俗成的跨界流动的时空规律,一方面在挑战边界对其空间拓展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受跨界流动的空间管治的影响始终在国家制度框架内的变通和妥协。
总而言之,边境社会越来越多透过流动性来支配,而国家的治理思维也并不完全立足于对流动加以遏制。权力机关在国家与地区安全的考虑基础上,更多地从民族特性、地区稳定、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思考治理的方法和手段。边境管理模式表现出的政策弹性也是一种协商的手段。而边民对国家界线的了解是长期政治宣传和国家治理的累积性结果,进而使得空间秩序上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边界的地缘政治秩序虽然是由国家权力所界定,但维护和实现这种秩序的权威性需要地方权力机关的具体实践。边防军警对于禁止或提防什么类型的人来往,允许什么类型农产品的交易,并为普通边民提供日常交往的便捷服务,是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选择权的。他们既承担着实现边界的封闭性、限制性的责任,也很大程度上决定边界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程度,这种双重属性的挑战根本上来源于流动性常态所引发的边民需求与权力机关统治需求的差异,因此其管理方式也需是动态变化的。这也进一步呼应了边界所象征的国家意志,与美墨边境强硬的管理手段和表现方式显然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国家机关的行动者既试图规范世居边民的社会行为,又以地方知识和民族风俗等日常习惯作为指导,实现对从“人”到“地”的边境空间管治,即通过融合地方惯习,管理方式从单一的针对流动人员逐步转变为对边境管辖区的同时管理,弥补在处理复杂动态的跨界流动过程中的手段和技术上的缺陷,保障所在区域内空间管治的高效率和稳定性。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Newman对边境的地理学问题研究论调,即对边界的空间实践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展现,其体现出来的边界复杂性和流变在云南省中越边境社会同样存在。基于边界所赋予区域的特殊的空间属性,边民与权力机关的日常生活亦在不断地互动与协商。边民所代表的草根群体通过自下而上的跨界流动促进边界成为了一个固化的地缘关系以外,亦是衡量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以及政治权力形成和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变量和维度。权力机关自上而下的跨界流动管治则与之呼应,共同在流动性实践过程中将自身所携带的社会文化元素嵌入到边界这一空间属性中去。同时结论重申了边界所划定的空间区隔是“不断地被协商,并通过在这一区域所有生活的人日常生活的实践,以及与空间互动的辩证过程中得以重新诠释”[31]。具体而言,本文创新性地透过流动性的动态视角,得出了以下结论和思考：
第一,跨界流动作为边境地区独有的现象,不仅具有实用主义色彩,而且作用于边境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更重要的是对边民民族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边民在丰富的流动性实践中建立了多元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边民在与权力机关的流动性管治的不断磨合和协商的过程中,生产与再生产着边界的社会文化意涵。边民的跨界经历中往往体现出规避或减少与越方边民之间的各类差异,以维系彼此间的社会互动,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民族文化认同、边境区域认同。这是持续互动的基础和前提,同时也能促进社会效益的增加。
第二,权力机关在边境生存法则基础上的流动性实践深化了国家意志,边界即成为权力“物化”的工具,流动性形成治理的手段和方法之一,边境地区被不断地规划和塑造[32]。边民流动实践的持续也使得权力机关的治理意图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深化,这与欧美****探讨边界意义和管治过程中,边界内外“我者”和“他者”身份复杂性的识别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中越边境地区有所不同在于,权力机关看似对疆域范围内具有垄断的统治权,但边民并非完全是对权威的服从,而是在流动实践与空间管治的互动中,实现特定的诉求,同时与国家权力实现动态的平衡。换言之,权力机关不仅仅是通过多种方式“限制”流动性,同时利用流动性的特征来操作和强化国家权力。
从流动性的动态视角分析社会各主体的空间实践对于边界的利用、协商和挑战,可以看出中越陆路边界划定的国家边界并不与边民的日常生活边界完全重合。因而敏感的国家界线所体现的权力在日常流动、民族交往、地缘、族源等因素所营造的地区稳定发展的气氛中有所淡化和隐蔽,必须关注弹性化与多样化的边境管理手段在实际治理工作中的作用。国家和地方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政策等共同持续地作用于边民的流动性实践,成为树立边境地区空间秩序和流动规则的重要部分。这有可能成为挖掘政府制度创新力的沃土,有助于提升政府与边民的有效互动,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自生能力的提高。因此,边境地区的流动性治理需要以边民为主导,整体性地构造边民生活秩序,引导边民从日常生活方式上与国家意志相靠近,充分保有边境流动性所带来的发展活力和潜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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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ABSTRACT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state borders, as well as their geographical location, can change drastically over space and time. Along with their associated regions, they have competing and contradictory meanings, both material and symbolic. Their particularities require localized study but also wider contextualization. As a general response to peripherality, borders tend to generate questionable arbitrage activitie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ultimately derives from territoriality as a general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one which changes over time. Borders and border regions are thus particularly revealing places for social research, especially in the present era of accelerated globalizatio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growth of supra-state regions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 Much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bounded territorial units are declining in significance given the increased flows of capital, commodities, information and people across state borders. The key claims of states to control exit and entry and to monopolize the means of violence within fixed borders seem to be under threat. Social and communal boundaries are seen to be increasingly de-linked from territorial borders. Such propositions raise a series of questions concerning how and to what extent state borders and border regions are being re-made, re-negotiated and managed or mismanaged. The paper sketches this changing context for studies and comparisons of particular borders and border reg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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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t is border culture that ultimately sustains linkages, assures continuity and maintains prosperity between bounded states. In this essay we explore how border culture works, and how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border culture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borders work. Our approach is to establish a place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culture in the more extensive debates about border theory through a focus on the Canada-U.S. border, and how this border advances our knowledge of border culture and border theory. |
| [5] | . Borders are where wars start, as Primo Levi once wrote. But they are also bridges - that is, sites for ongoing cultural exchange. Anyone studying how nations and states maintain distinct identities while adapting to new ideas and experiences knows that borders provide particularly revealing windows for the analysis of 'self' and 'other'. In representing invisible demarcations between nations and peoples who may have much or very little in common, borders exert a powerful influence and define how people think as well as what they do. Without borders, whether physical or symbolic, nationalism could not exist, nor could borders exist without nationalism.Surprisingly, there have been very few systematic or concerted efforts to review the experiences of nation and state at the local level of borders. Drawing on examples from the US and Mexico, Northern Ireland, Israel and Palestine, Spain and Morocco, as well as various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and Africa, this timely book offer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ulture at state boundaries.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role of the state, ethnicity, transnationalism, border symbols, rituals and identity in an effort to understand how nationalism informs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at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Soldiers, customs agents, smugglers, tourists, athletes, shoppers, and prostitutes all provide telling insights into the power relations of everyday life and what these relations say about borders.This over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border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will be an essential text for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anthropology,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geography, nationalism and immigration studies. Show more |
| [6] | . ABSTRACT The recent round of enlargement has provided new impetus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Union (EU) external borders. This article conceptualizes the emerging European border regime as a composite policy, arguing that the regime is shaped by policy-making across such diverse areas as Regional Policy,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Neighbourhood Policy and Enlargement. It shows that different policy paradigms attribute diverging functions to the EU external border and prescribe different modes of governance and diverse patterns of openness and control. The policy process producing the border regime is therefore both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fragmented, reflecting interests, perceptions, norms, structures and procedures at various levels of authority (supranational, national, local) and in different policy sectors. This fragmentation results in a differentiated and uneven border strategy marked by diverse pattern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as illustrated by three case studies representing variations from the common European standard. |
| [7] | .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how state borders in Europe are changing in order to fully assess the factors which facilitate and encourag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enduring social significance of borders, the need for a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border change in Europe, and the impact of recent European integration. Change in the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European state borders has been the norm 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 Although much of this change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war, violence and coercion, a key contemporary issue facing the architect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s how the ambiguity and contradictory nature border change can be regulated democratically and managed cooperatively. |
| [8] | . The current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borders and borderlands is paralleled by a growing concern and debate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border model, or models, and of a border theory, or theories. Certainly, there is a new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and discussion that could help shar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borders. In this essay, I argue that a model or general framework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borders, and I suggest a theory of borders. The seeds of my arguments are grounded in a variety of discussions and in the works of border scholars from a variety of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My contention is that the literature on borders, boundaries, frontiers, and borderland regions suggests four equally important analytical lenses: (1) market forces and trade flows, (2) policy activities of multiple levels of governments on adjacent borders, (3) the particular political clout of borderland communities, and (4) the specific culture of borderland communities. A model of border studies is presented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essay, and I argue that these lenses provide a way of developing a model that delineates a constellation of variables along four dimens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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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 This article engages critically with the proposal that flow, fluidity, and mobility are the central and organizing features of globalization. By focusing on the growing obstacles that people- most of them from poorer nations- encounter as they attempt to cross national borders, I explore global interconnection and mobility as stratified and highly regulated. My adoption of crossing borders as a central analytic grows out of a broader discussion within border studies about the problematic way in which "crossings" have been used, namely in cultural studies and Border Theory. This article therefore explores crossing borders as moments in which differences can be powerfully reinforced and opportunities for transnationality systematically denied. Here, I attempt to look at the transnational as occurring within established structures of power (a militarized border) and probe the politics of "border crossings" by focusing on a group of social movement actors as they contest the state's authority to organize and manage movement across its southern border. In this analysis I attempt to frame the United States-Mexico border as a "diagnostic" site where anthropologists can study the dynamics of power and flows across global landscapes in the context of specific political fields and histories. Consequently, this line of analysis leads to a different set of metaphors for globalization-one rooted not so much in an iconography of a world in ceaseless motion, but in an image of a "gated glo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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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 The study of borders has undergone a renaissance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is is reflected in an impressive list of conferences, workshops and scholarly publications. This renaissance has been partly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a counternarrative to the borderless and deterritorialized world discourse which has accompanied much of globalization theory. The study of borders has moved beyond the limited confines of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discourse, crossing its own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to include sociologists, political scientists, historians, international lawyers and schola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this meeting of disciplines has not yet been successful in creating a common language or glossary of terms which is relevant to all scholars of borders. Central to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borders are notions such as 'borders are institutions', the process of 'bordering' as a dynamic in its own right, and the border terminologies which focus on the binary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them', the 'included' and the 'excluded'. Borders should be studied not only from a top-down perspective, but also from the bottom up, with a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border narratives and experiences, reflecting the ways in which borders impact upon the daily life practices of people living in and around the borderland and transboundary transition zones. In positing an agenda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border-related research, borders should be seen for their potential to constitute bridges and points of contact, as much as they have traditionally constituted barriers to movement and communication. |
| [14] | . Advances i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crease the potential f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round the world. 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becomes less inhibited by physical or economic constraints and becomes more of a function of legal constraints |
| [15] | . 跨界民族研究是我国边疆学的重要内容。我国西部与邻国跨界民族的形成十分复杂,有着深远的历 史根源。疆域的变迁、民族的迁徙等多重情况的相互叠加是其重要成因。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政治上区别为不同国家的民族。跨界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政治 隶属关系。在我国,跨界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是统一国家内部各民族和而不同、彼此交融、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我国跨界民族聚居地方隶属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不仅拥有历史继承性,而且具有现实延续性,并在时代的进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 . 跨界民族研究是我国边疆学的重要内容。我国西部与邻国跨界民族的形成十分复杂,有着深远的历 史根源。疆域的变迁、民族的迁徙等多重情况的相互叠加是其重要成因。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政治上区别为不同国家的民族。跨界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政治 隶属关系。在我国,跨界民族与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是统一国家内部各民族和而不同、彼此交融、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我国跨界民族聚居地方隶属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不仅拥有历史继承性,而且具有现实延续性,并在时代的进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 |
| [16] | . 国家安全是世界各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着重讨论国家安全概念、特点以及全球化下国家安全的新趋势.本文认为,国家安全是一个内涵简单、但外延广泛且不断演化的概念.从根本上讲,国家安全是维持主权国家存在和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既包括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也包括非传统的、非军事领域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和资源环境安全等.国家安全具有假设性、复杂性、演变性、层次性和非显性等特点.不断加强的全球化趋势为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内容和挑战;经济竞争力的较量、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信息"侵略"和"反侵略"等在国家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 国家安全是世界各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着重讨论国家安全概念、特点以及全球化下国家安全的新趋势.本文认为,国家安全是一个内涵简单、但外延广泛且不断演化的概念.从根本上讲,国家安全是维持主权国家存在和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既包括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也包括非传统的、非军事领域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和资源环境安全等.国家安全具有假设性、复杂性、演变性、层次性和非显性等特点.不断加强的全球化趋势为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内容和挑战;经济竞争力的较量、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信息"侵略"和"反侵略"等在国家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
| [17] | . 国家边界长期以来都是政治地理学研究中的突出主题。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涌现大量毗邻国家之 间的次区域合作,同时非传统边境安全异常突起。为此,国家边界由单一的维护传统边境安全的功能转变为同时维护传统边境安全、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及保障非传 统边境安全的三重功能。这三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内在联系,且相互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转化。在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形成梯级决策模 式、合理定量化评估及建立多主体、多层次的协调机构来优化组合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的优化思路。 . 国家边界长期以来都是政治地理学研究中的突出主题。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涌现大量毗邻国家之 间的次区域合作,同时非传统边境安全异常突起。为此,国家边界由单一的维护传统边境安全的功能转变为同时维护传统边境安全、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及保障非传 统边境安全的三重功能。这三者之间存在很强的内在联系,且相互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转化。在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形成梯级决策模 式、合理定量化评估及建立多主体、多层次的协调机构来优化组合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的优化思路。 |
| [18] | . 旅游资源归属地之争是当下旅游 规划和旅游管理中的一个棘手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确定地方要素的地理边界。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和西山在旅游开发中存在着地方要素边界不清的问题。以 东、西两山作为研究区,归纳了地方要素地理边界与行政区边界不整合的四种模式,探讨了地方要素地理边界清晰与否的三种原因,提出了使地方要素行政区归属清 晰化的三种途径。 . 旅游资源归属地之争是当下旅游 规划和旅游管理中的一个棘手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确定地方要素的地理边界。苏州市吴中区东山和西山在旅游开发中存在着地方要素边界不清的问题。以 东、西两山作为研究区,归纳了地方要素地理边界与行政区边界不整合的四种模式,探讨了地方要素地理边界清晰与否的三种原因,提出了使地方要素行政区归属清 晰化的三种途径。 |
| [19] | . 本文首先重点归纳了处在独立运 动中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和西方现代文明国家中的三类国际民族地缘冲突 ,并取典型的个案进行了研究 ,论证了中国跨国民族能和平跨居与其主流文明底蕴的关系 ,指出发展跨国民族和平跨居必须在不同文明碰撞中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之长 ,如美国的民族自然淡化政策 ,中越边境的民间主导型跨国民族自由交往模式等 ;同时必须争取地缘和平与文明共存 ,建立综合安全体系 ,特别是“文化安全保障” ,遏制政治亚文化的变异 ,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稳定 . 本文首先重点归纳了处在独立运 动中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和西方现代文明国家中的三类国际民族地缘冲突 ,并取典型的个案进行了研究 ,论证了中国跨国民族能和平跨居与其主流文明底蕴的关系 ,指出发展跨国民族和平跨居必须在不同文明碰撞中吸收一切人类文明之长 ,如美国的民族自然淡化政策 ,中越边境的民间主导型跨国民族自由交往模式等 ;同时必须争取地缘和平与文明共存 ,建立综合安全体系 ,特别是“文化安全保障” ,遏制政治亚文化的变异 ,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家稳定 |
| [20] | . ABSTRACT This review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 The ideas of early ethnography and applied anthropology about border regions are considered along with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eterritorialized communities and practices illustrated specifically by Mexican migration and transborder processes. The argument is made that the conceptual parameters of borderlands, borders, and their crossings, stemming from work done on the Mexican-US border, in particular, illustrate the contradiction, paradox, difference, and conflict of power and domination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nation-state, especially as manifested in local-level practices. Furthermore, the borderlands genre is a basis upon which to redraw our conceptual frameworks of community and culture area. |
| [21] | . This study of cross-border population mobility in the Hong Kong-Guangdong region adopts a humanistic and disaggregate approach to analyzing how ordinary and sometimes underrepresented people, such as housewives, workers,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elderly retirees, have engaged in border-crossing as a personal strategy to actively negotiate with the reproduction of regional asymmetry in the era of uneven globalization. Flexible sojourning across the border has long been pursued by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this region as a means of survival during natural catastrophes, economic downturns, wars and political turmoil. Cross-border population mobility has acquired a new momentum in recent years subsequent to the uneven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border. The border-crossers are, seemingly, a uniform group of people whose travel behavior does not deviate from the expectation of conventional wisdom. However, a closer analysis reveal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border-crossers. Four main types of border-crossers are identified: shoppers, workers, homebuyers and elderly retirees. Each type demonstrates distinct patterns of border-crossing and makes the trip out of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Border-crossing has different meanings to people of different social identities. Cross-border mobility can be and has been used by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ways as a personal strategy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of structural changes at home and across the border. The article calls for an extension of border studies beyond the existing emphasis on border functioning, nation-stat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oward examining more seriously and carefully the ordinary people who are involved in border-crossing as a practice of their everyday life. Joint Editors an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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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 At Israel's new border crossings with the West Bank,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the buzz-word: not only referring to modernized mechanical means-a Wall, newly designed crossings, and micro-mechanics such as turnstiles, signs, and fences-but also to new and sophisticated scientific technologies, such as sensor machines and scanners, and to modernized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such as advanced computer systems and biometric card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srael-West Bank border to be a result of four major processes: reterritorialization, bureaucratization, neoliberalization, and de-humanization. I utiliz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op military and state officials and with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s well as a series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s to explore the on-the-ground implications of the borders' transfor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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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 Abstract Th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Partnership of North America (SPP), signed by Canada,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March 2005, proposes a dramatic reshaping of the continent. This is no simple plan fo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SPP is much more expansive and includes quality of life issues such as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But what does it mean that there is an emergent concern with biopolitics, that is, with the lives and bodies of the region's citizens, at ? How are these citizens being imagined in the new regional vision?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states and sovereignty?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se questions by turning first to the trope of “partnership” as it emerges in the SPP, and then to the ways that borders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are being construed. The discourse of “partnership” signals a new political rationality that is reconfigu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rth American states, their markets and their citizens. The repercussions for citizens and citizenship ar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and are most clearly apparent vis-à-vis border policies, as I discuss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hile external borders are being hardened against most foreign nationals, mobility across internal borders is becoming more differentiated: more penetrable for some, and impassable for others. The SPP thus promotes a divisive and striated regional space that will help perpetuate the ongoing tensions around illegal immigrants and undocumented workers in North America. |
| [26] | . 近年来,针对某些群体的复仇型或后公正空间政治成为西方城市地理学理解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城市转型的重要理论。现有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空间政治嵌入地方的多样形态,但对其内含的对立性缺乏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现实空间矛盾为开展我国背景下的公共空间政治研究提供了源泉。本文基于列菲弗尔的基本空间理论,采用结构—能动的分析路径,运用宏观的政策和制度分析与对典型案例的观察、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摊贩现象为切入点对90 年代以来广州城市空间政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一种排斥性公共空间政治内在地包含了由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性的反规训构成的对立性,这一特性在广州表现为：① 对摊贩的排斥性空间政治是作为解决发展的潜在危机而实施综合环境改善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产生,并导致一种更为明显的“全景敞视主义”式规训机制的形成。② 对立的空间通过摊贩日常式的伺机而动和温顺的不遵守与插曲式的个体暴力和集体行动而形成,结果战略空间被重构为以维持个体生存、摆脱贫困和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工具空间。这种对立性在根源上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产生的实际冲突状况则将取决于空间发展观念及规训策略与反规训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抗或协调程度。 . 近年来,针对某些群体的复仇型或后公正空间政治成为西方城市地理学理解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城市转型的重要理论。现有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空间政治嵌入地方的多样形态,但对其内含的对立性缺乏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现实空间矛盾为开展我国背景下的公共空间政治研究提供了源泉。本文基于列菲弗尔的基本空间理论,采用结构—能动的分析路径,运用宏观的政策和制度分析与对典型案例的观察、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以摊贩现象为切入点对90 年代以来广州城市空间政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一种排斥性公共空间政治内在地包含了由结构性的规训与能动性的反规训构成的对立性,这一特性在广州表现为：① 对摊贩的排斥性空间政治是作为解决发展的潜在危机而实施综合环境改善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产生,并导致一种更为明显的“全景敞视主义”式规训机制的形成。② 对立的空间通过摊贩日常式的伺机而动和温顺的不遵守与插曲式的个体暴力和集体行动而形成,结果战略空间被重构为以维持个体生存、摆脱贫困和追求自由为目的的工具空间。这种对立性在根源上是一种社会产物,而产生的实际冲突状况则将取决于空间发展观念及规训策略与反规训力量两者之间的对抗或协调程度。 |
| [27] | . 王晓毅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Translated by Wang Xiaoyi.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 [28] | . With changing forms of mobility governance in the EU and borderwork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borderwork and mobility interweave in a European Community context and, in particular, how mundane politics of mobility co-shapes the borderwork that takes place in contemporary Europe. Borderwork is thus addressed in terms of multiplied processes of differentiation. Pricing policies as key components of the governance of transport flows in Europe influence the way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s formed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nd a territory criss-crossed by connected cities and regions. Furthermore, pricing policies add to intangible borders between the highly mobile Europeans who master complex mobile practices and those without access to the high mobility networks or are slow-mov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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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Mobility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flow and freedom; nonetheless, it is also about power and government. While mobility studies have shown how interpersonal social relations are increasingly supported by mobile technologies, it seems less clear how mobilities are involved in governing societies. Inspired by Michel Foucault's concept of governmentality and his 1978 lectures on security, territory and populat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societies are increasingly governed through mobility, rather than there being government of mobility. If circulation has become a producer of, rather than an obstacle to, societies, then governmobility is a meaningful concept relating to how societies are ruled through connections. In conclusion, the article asks: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governmobility for border studies, and more broadly, what are the powers of mobility studi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