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tial effect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reative tourism resource:A case study of center city of Suzhou
LIUChangxue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5-11-6
修回日期:2016-03-4
网络出版日期:2016-05-1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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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创意经济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创意作为一种要素成功融入到旅游产业转型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一种新型旅游——“创意旅游”（creative tourism）,成为解决传统大众观光旅游方式过于依赖自然、环境等弊端的重要手段,以满足人们日益倾向个性化、体验式的旅游产品。创意旅游对实现国家旅游局提出的全面推动中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中国旅游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的战略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创意是人类生存和进步不可或缺的要素[1],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创意产业在旅游业运用尤其是在影响目的地形象上的关注的增加,影视旅游、音乐旅游、美食旅游等旅游形式开始出现[2-5]。旅游业非常注重产业可持续发展,而“创意”要素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产生了创意旅游。“创意旅游”最早是由皮尔斯和巴特勒作旅游的一种潜在形式被提出[6],正式概念首次于2000年由Richards等提出[7],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旅游新西兰项目和台湾创意生活产业对创意旅游都各自给出了定义[8,9]。虽然这些定义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参与和“真实”的体验,让游客通过与当地人和文化的联系,开发他们的创造潜能和技能。创意旅游活动是让游客更多地了解旅游地的当地技能、专业知识、传统和地方独特品质[10]。创意运用于旅游业有许多种方式,如旅游产品和体验的开发,现有旅游产品的活化,使用创新技术来提高旅游体验或为旅游地增加氛围[11]。创意旅游意味着不只是游客需要创造性地参与,旅游目的地本身也需要在设计特色体验上创新,将创意嵌入旅游目的地中,从而给创意旅游者游览的动机。每个旅游地都具有提供知识、技能、实物资产、社会资本和“氛围”的特殊组合的潜力,从而使目的地与特定的创意活动所契合[12]。如韩国利川的陶瓷生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舞[13,14]。此外,创造一个特定的文化“场景”也可以用于创意旅游,如利物浦的默西之声、圣艾夫斯的英国艺术运动或是法国的殖民地[15,16]。创意也可通过特定的事件体现,如爱丁堡艺术节或罗斯基勒节[17,18]。特殊的当地技能也可成为发展创意旅游的资源,Raymond分析了新西兰工艺品生产商在发展中的旅游“真实”体验中的作用[19],Richards也分析了芬兰,希腊和葡萄牙为游客提供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创意体验的发展[20]。创意资源比有形文化产品更能可持续利用,因为创意旅游过程的本质强调基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经验并由此定义比基于建成环境的传统文化旅游更可持续发展[21];另一方面,无形文化资产可以通过传统文化相关企业向创意旅游企业转型后得到生存而被保存[11]。
国内创意旅游研究起步较晚,其概念于2007年提出,从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和旅游产业链三个层面进行定义描述[22]。创意旅游并不是将创意与旅游的粗略合并,而是以传统文化旅游为基础,以创意资本为支持[23],将创意产业集群形成的建筑、社区、商业设施、机构、会展、阶层、文化等有形无形的资源作为资源载体,形成旅游吸引力,具有很强的“活动参与性”。通过“产业链”的拓展、“空间链”的延伸、“价值链”的锻造和“主题链”的凸显[22],突破城市有形资源的硬约束,推动区域旅游业潜力的深度发掘。
综上,国外****对创意旅游研究较为成熟,而国内****研究还处于初步的引介和探讨阶段,鲜有对创意旅游资源的研究,尤其是对创意旅游资源空间效应研究更是空白。旅游资源是旅游地吸引游客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旅游地发展的基石,其空间分布特征是旅游地区域空间布局的物质基础,为旅游地发展产生积极效应。在体验经济下,传统旅游模式和产品发展受到的制约日益凸显,而创意旅游成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新引擎。因此,研究创意旅游资源的空间效应,对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有重要意义。苏州是国内外著名旅游城市,以古典园林为核心,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导的传统旅游发展模式,难以满足旅游市场由“大众观光”向“大众休闲”和“个性体验”转变的需求。近年来,苏州旅游业不断寻求突破,探索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道路。目前,苏州创意旅游发展已取得一些成绩,如旅游演艺、特色旅游街区、城市主题公园、创意产业园区等,尤其是工业园区成为苏州旅游品牌新优势,积极推动了旅游业发展。但目前苏州创意旅游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且创意旅游资源与传统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水平不高,没有将整体旅游资源的区域空间效应发挥出来。基于此,选取苏州中心城区研究案例,重点分析创意旅游资源对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所产生的空间效应,全面探讨其对苏州中心城区旅游空间格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推动创意旅游资源与传统旅游资源融合发展,优化区域旅游空间结构,促进苏州市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旅游竞争力,实现把苏州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质创意旅游城市的目标。同时,为中国其他城市创意旅游的开发和旅游产业的提升提供重要参考。另一方面,创意旅游资源是一种新的类型,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创意旅游发展,通过对创意旅游资源空间效应研究,能为其他地方创意旅游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创意旅游资源界定及分类
目前,国内外旅游****从各自视角阐释了创意旅游的概念,尚没有统一定论,但在阐述中都强调了创意旅游的创新性、独特性、参与性和体验价值等特征[6,7,22,24]。而创意旅游资源强调新奇和参与性等特点,将创意产业的趣味性、知识性、时尚性和创新性注入旅游产业,满足旅游者的新奇、娱乐和体验享受的需求,产生多种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包含了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创意旅游资源狭义上是指创意产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而成的高层次文化旅游资源类型,是创意产业将其独特的趣味性、知识性、时尚性和创新性注入旅游产业发展中,从而拓宽发展了旅游资源内涵和范围;广义上是指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供开发成为创意旅游产品的资源[25]。关于创意旅游资源类型,参考钱佳等提出分类方法[25],即：① 创意旅游资源可划分5个主类,包括创意主题园区类、创意城市景观类、创意活动类、创意社区类和创意旅游商品类等;② 5个主类可再分级为21个亚类（表1）。
Tab. 1
表1
表1创意旅游资源分类
Tab. 1Classification of creative tourism resources
| 主 类 | 亚 类 |
|---|---|
| 创意主题园区 | 主题公园、创意产业园、游戏和动漫基地、艺术园区和特色展示、演示场馆 |
| 创意城市景观 | 雕塑小品、建筑景观、广场景观、水景观、景观道、桥梁景观、交通设施景观 |
| 创意活动 | 特色民俗、现代节事、会展活动、特色表演、体验活动 |
| 创意社区 | 特色街区、特色聚落（村、镇） |
| 创意旅游商品 | 手工产品与工艺品、旅游日用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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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一般地,区域内旅游资源集聚性越强且类型越多样,则有利于旅游活动空间组织和增强对远距离客源地的吸引力[26],通常采用最近邻指数判别,分布状态可分为集聚型、随机型和均匀型[27]。因此,选取最近邻指数衡量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旅游资源分布状态的变化,并通过测算Voronoi多边形的面积变异系数来验证结果。旅游资源空间均衡效应可以反映旅游资源在市际尺度上的分布区域差异[28],主要通过不平衡指数来衡量,不平衡指数反映了研究对象在不同层级或不同区域内分布的齐全程度或均衡程度[29],该指标是度量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前后,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在不同区域中分布均衡状况的变化。同时,为直观体现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空间上的集聚状态和程度,引入核密度分析法。2.2.1 最近邻指数 最近邻分析法最早由生态学家Clark和Evans提出[30],通过计算最近邻指数衡量点状目标在空间中临近程度,测算研究区域内每个点状目标与其最近邻点间的欧式距离,并取其平均值,即为该研究区域内点状目标的实际平均最邻近距离（简称最邻近距离）rl。
当区域中旅游资源点呈随机型分布时,其理论最近邻距离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式中：rE为理论最近邻距离;n表示研究区域内点个数;A为研究区域面积。最近邻指数即为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与理论最近邻距离比值[27],计算公式为：R=rl/rE,其中,R为最近邻指数,当R>1时,空间点有均匀分布趋势,R理论最大值为2.15,此时空间点为均匀六边形分布;R=1反应出空间点呈随机分布状态;0<R<1反应出空间点有集聚分布倾向;R=0表示空间点完全集中,即所有点占据了空间位置[31]。
2.2.2 Voronoi多边形 Voronoi多边形可定义为：Ti={x: d（x, pi）<d(x, pi)|pi, pj∈S, Pi≠Pj},是对平面的一种剖分,在任意一个凸Voronoi多边形中,任意一个内点到该凸多边形的发生点pi的距离都小于该点到其他任何发生点pj的距离[32]。Voronoi多边形以帮助判断点集的空间分布属于哪一种形式,一般通过Voronoi多边形面积变异系数来衡量。Voronoi多边形面积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是Voronoi多边形面积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可衡量现象在空间上的相对变化程度。Duyckaerts研究提出,当点状目标为随机分布时,CV值为57%（包括33%~64%的值）;当点状目标集为集聚分布时,CV值为92%（包括大于64%的值）;当点状目标为均匀分布时,CV值为29%（包括小于33%的值）[33]。
2.2.3 不平衡指数 不平衡指数采用罗伦兹曲线中计算均衡指数的公式：
式中：n为区域数量;Yi表示各区域旅游资源数量占总量的比例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的累计比例。S介于0和1之间,其值越大,则旅游资源点分布均衡度越低,S=0反应出旅游资源点平均分布在各区域中;S=1在表示旅游资源点全部集中在一个区域中[29]。
2.2.4 核密度指数 作为空间分析中运用最广泛的非参数估计技术,核密度分析法是通过在每一个数据点处设置一个核函数,将该点的属性分布在指定阈值范围内（半径为h的圆）,密度值在中心位置最大,且随距离衰减,到极限距离处密度为0,衰减方式由核密度函数决定。区域分布密度计算公式为[34]：
式中：
2.2.5 建筑学剖视图——使用者温度计模型 “使用者温度计”模型是用来分析区域旅游资源特征与目标市场的游客偏好间的一致性,以及两地旅游活动空间组织的特点与紧密度[31,35]。测量过程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收集游客和旅游活动组织的相关信息,主要包括确定特定的目标市场群体偏好、空间行为方式及旅游者人口学特征,确定截面测量的点,简单描述各旅游资源点特征;其次,设计截面的水平展示,主要包括截面的地理属性特征和环境,需分析的旅游资源点,用垂线将分析区域分隔开,区域内各点的距离（km）通过垂线表示,每个细分市场的重要特征（通过调查得到）,水平杆的展示（测温棒）,用灰色来衡量游客偏好与旅游产品特征之间一致性的强弱关系,颜色越深表示一致性越强。同时,根据浅色区域的长短也可判断旅游地间各旅游产品联系的紧密度,浅色区域越短,则紧密度越大[31,35]。
2.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3.1 研究区域概况 作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中国十大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之一,其旅游业自起步以来,古城区就是苏州市最重要的中心旅游区,在苏州城市旅游体系中居首要地位[36],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国家5A级旅游区——虎丘,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平江路和山塘街等分布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和创意城市营建背景下,催生了一大批创意旅游资源,如苏州新地标,世界第一门——“东方之门”,中国最大的水上摩天轮公园,世界三大天幕之一——园区圆融时代广场周长500 m的“天幕”等。由于拥有丰富的创意旅游资源,苏州创意旅游得到快速发展,成为苏州旅游发展新优势,在成熟的传统观光旅游目的地基础上,苏州将成为新兴创意旅游城市。《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提出了“双城”即主城区（包括姑苏区和高新区）和新城区（工业园区）、“两片”即吴中和相城形成的城市功能片区的城市发展空间架构[37],奠定了苏州中心城区在苏州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入境和国内旅游市场看,2013年苏州中心城区接待人数占全市比例分别为72.56%和58.36%,可见,苏州中心城区正成为引领苏州“大旅游”空间格局形成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由此,选取苏州中心城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代表性,包括姑苏区、虎丘区、工业园区、相城区和吴中区,由于吴江市在2013年改为吴江区,暂不分析。2.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的旅游资源点主要分为传统旅游资源点和创意旅游资源点两大类。由于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时倾向于选择具有高品位度旅游资源[26],而国家3A级以上旅游景区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出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水平和旅游地的建设水准[38],因此传统旅游资源选取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和3A级以上旅游区。通过查找江苏省旅游局和苏州旅游局网站公布的相关资料收集。在对创意旅游资源五个大类进行空间分析时,由于创意活动和创意商品,要么为非物质资源,要么无固定地点,均无法在空间上落点,因此这里予以剔除。
数据的工作底图由江苏省测绘局提供的1:200000苏州市政区图,通过ArcGIS 9.3进行人工数字化（采用北京1954坐标投影系统）后,建立基础矢量底图。旅游资源落点通过谷歌地球确定精确坐标后,在矢量底图上运用ArcMap坐标输入功能确定。最终获得117个整体旅游资源点（包括传统旅游资源和创意旅游资源,重复资源点已剔除）,包括33个传统旅游资源点,76处单纯创意旅游资源点和8处传统旅游资源点融入创意元素后形成的创意旅游资源点。76处单纯创意旅游资源点包括创意主题园区类中包含主题公园2处,创意产业园7处,数字、动漫基地5处,艺术园区4处和展示演示场馆22处;创意城市景观类中包含雕塑小品4处,建筑景观7处,广场景观5处,水景观2处,景观道5处和桥梁景观1处;创意社区类包含特色街区6和特色聚落（村/镇）6处。
3 实证分析
3.1 苏州中心城区创意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创意旅游资源丰富了苏州中心城区旅游资源数量和类型。苏州中心城区传统旅游资源为41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1处（8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处,国家级森林公园5处,5A级景区5处,4A级景区12处,3A级景区10处（重复资源点按高级别归类,如同属于5A级景区和世界文化遗产的,计为世界文化遗产）。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资源点数量达到117个,资源数量显著提升。此外,在传统旅游资源类型基础上,加入了创意主题园区类、创意社区类和创意城市景观类资源,类型效应明显（图1）。苏州中心城区创意旅游资源分布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研究区旅游资源布局变化
-->Fig. 1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study area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reative touri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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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从数量上看,创意旅游资源分布广泛且相对集中 苏州中心城区的创意旅游资源主要集中于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均为33处,累计数量占创意旅游资源总数的78.58%;其次为吴中区和虎丘区,创意旅游资源数分别为10处和7处,所占比例分别为11.90%和8.33%;相城区创意旅游资源相对匮乏,仅有阳澄湖数字创意产业园1处。
3.1.2 从类型上看,创意旅游资源类型地区分布差异显著 一是创意旅游资源主类。首先,创意主题园区类在五大区域内都有分布,但主要集中于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其中,姑苏区所占比例最高为56.82%,工业园区为29.55%。其次,创意城市景观中,工业园区所占资源数占绝对优势,拥有19处资源点,所占比例达到76%,姑苏区、吴中区和虎丘区拥有的创意城市景观类资源所占比例分别为12%、8%和4%,相城区没有该类创意旅游资源,可见,创意城市景观类资源地区集中程度很大。第三,创意社区类中,吴中区和姑苏区资源拥有量所占比例相当,分别为40%和30%,虎丘区所占比例为20%居于第三位,该类资源在相城区没有布局。
二是创意旅游资源亚类。首先,艺术园区类、水景观类和桥梁景观类分布集中,其中,5处艺术园区位于姑苏区,3处水景观类资源位于工业园区,桥梁景观仅1处,位于吴中区。其次,创意主题园区类中的创意产业园类和特色展示、演示类,创意城市景观中的建筑景观类、广场景观类和景观道类,以及创意社区类中的特色街区和特色聚落两类分布皆较为集中。特色展示、演示类布局于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其中,特色展示演示类二者所占比例相当（姑苏区为54.55%,工业园区为45.45%）,工业园区拥有的建筑景观类较多;创意产业园类和特色街区类主要分布在姑苏区,拥有量占该类型资源总量比例分别为85.71%和71.43%;建筑景观类、广场景观类和景观道类以工业园区为重,占其所在亚类比例均在八成以上（建筑景观类为85.71%,广场景观类和景观道类均为80%）;特色聚落（村、镇）类则主要布局于吴中区,所占比例达到75%。第三,主题公园类、游戏动漫基地类和雕塑小品类分布较分散。主题公园类在虎丘区、工业园区和吴中区都有布局,比例分别为40%、40%和20%;游戏动漫基地类除虎丘区不具备外,其余4个区域都有分布,姑苏区所占比例为40%,另外3个区域所占比例均为20%,可见该类资源分布最为分散;雕塑小品类则主要分布在姑苏区、工业园区和虎丘区,其中,工业园区占有半成该类资源,虎丘区和姑苏区比例相同,均为25%。
3.2 苏州中心城区创意旅游资源空间效应
3.2.1 空间分布集聚效应 （1）最近邻指数为分析创意旅游资源对苏州中心城区旅游资源空间集聚度带来的影响,利用ArcGIS平均最近邻（average nearest neighbor）分析模块,结合最近邻指数公式,分别测算了传统旅游资源和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的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的最近邻指数。同时,分别计算姑苏区、虎丘区、吴中区、相城区和工业园区的传统旅游资源和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整体旅游资源的最近邻指数,并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创意旅游资源对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影响的空间差异（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研究区域旅游资源最近邻指数变化
-->Fig. 2Changes of th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Suzhou tourism resource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reative tourism resources
-->
从苏州中心城区整体变化看,通过ArcGIS计算可得传统旅游资源单体间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为3.29 km,理论最近邻距离为3.79 km,最近邻指数为0.87,空间分布呈弱集聚态势;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整体旅游资源单体间实际平均最近邻距离为1.43 km,理论最近邻距离为2.17 km,最近邻指数减小到0.66,空间分布呈集聚型。由此,创意旅游资源改变了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状态,资源集聚度显著提高。
从五个大区域变化看,创意旅游资源的加入使五大区域旅游资源的最近邻指数都有所减小,资源空间集聚度得到了不同程度提高。首先,工业园区资源空间集聚效应提高最为显著。传统旅游资源最近邻指数为1.58,分布呈均匀态势,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工业园区整体资源最近邻指数减小到0.64,空间分布转变为集聚型;其次,姑苏区和吴中区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最近邻指数均减小了,姑苏区由0.70减小到0.66,吴中区由1.41减小到1.22,空间分布紧密程度较原来相比增强了,资源集聚程度虽有提高但不明显;第三,虎丘区和相城区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最近邻指数分别由1.1和0.88减小到1.06和0.79,但两大区域资源空间分布没有改变,说明创意旅游资源对其资源整体空间分布影响程度不大。通过比较创意后整体旅游资源最近邻指数发现,姑苏区和工业园区整体资源分布呈集聚型,虎丘区和相城区整体旅游资源分布为弱集聚型,吴中区整体旅游资源分布则较为分散。
（2）Voronoi多边形
利用ArcGIS 9.3软件地统模块,分别以41个传统旅游资源点和117个整体旅游资源点为发生元,生成普通Voronoi多边形（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研究区域旅游资源Voronoi多边形变化
-->Fig. 3The change of Voronoi diagram of tourist attraction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reative tourism resources
-->
运用ArcGIS统计分析功能,计算每个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和平均值,得到Voronoi多边形面积变异系数CV。传统旅游资源Voronoi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为44.87 km2,平均值为50.10 km2,面积变异系数CV为89.56%;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整体旅游资源Voronoi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和平均值分别为26.08 km2和17.82 km2,CV值为146.35%,进一步验证了最近邻分析结果,说明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空间分布集群态势得到提升。
3.2.2 空间分布均衡效应 经计算,传统旅游资源不平衡指数S传统=0.378,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整体旅游资源S创意后=0.462,说明创意旅游资源使得苏州中心城区旅游资源在5大区域分布均衡度下降。考察创意前后旅游资源点在各区域分布的罗伦兹曲线可发现（图4）,传统旅游资源和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整体旅游资源的洛伦兹曲线都为凸曲线,且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洛伦兹曲线凸度增大,表明传统旅游资源点分布较为均匀,而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整体旅游资源点的空间分布较为集中,均衡度降低。传统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姑苏区和吴中区,资源点数量分别为15处和11处,其次为虎丘区,数量为8处,相城区和工业园区分别为4处和3处,可见虽然各地区虽然资源点拥有量不同,但地区差距不大。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姑苏区和工业园区二者资源点数量达到了48处和35处,拥有的旅游资源数量占到了苏州中心城区旅游资源总数的70.94%（图4）,吴中区、虎丘区和相城区资源数分别为16处、13处和5处,整体旅游资源点集中分布趋势加大。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研究区域旅游资源数量罗伦兹曲线变化
-->Fig. 4The change of Lorenz Curv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uzhou tourism resource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reative tourism resources
-->
3.2.3 空间分布核密度效应 为直观体现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分布的空间结构形态变化,利用ArcGIS中的Density工具对41处传统旅游资源点和117处整体旅游资源点进行密度分析。密度类型选择核密度,搜索范围和输出栅格大小采用默认值,面积单位选择km2[29],并生成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图（图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研究区域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形态变化
-->Fig. 5The shape change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uzhou tourism resource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reative tourism resources
-->
传统旅游资源普遍密度值较低,且呈现“单核心”空间结构形态。由图5a可知,传统旅游资源有2处高密度区,分别为观前地区和石路—山塘地区,均在姑苏区范围内,达到6~7个/10 km2,且该区域资源品位度较高,以世界文化遗产和4A级景区为主,整体资源等级较高,且由于地域限制,资源集中度强。其余4大区域资源呈现“大分散、小集中”格局,在大范围内资源点密度普遍为1~2个/10 km2,部分资源点密度值达到2~3个/10 km2,尤其吴中区和相城区分别有一处密度值在3~4个/10 km2左右。可见,吴中区、虎丘区、工业园区和相城区不仅资源数不足,且由于地域面积广,资源布局分散。其中,工业园区仅有3处资源点,且相距较远,不利于线路组织和旅游活动的开展,限制了其旅游发展。
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整体旅游资源密度值提高,且形成“双核心”空间结构形态（图5b）。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姑苏区资源密度值最大处为25~30个/10 km2,位于观前地区,与仅有传统旅游资源相比,提高了3倍左右。工业园区密度值得到大幅提升,最高值达到20~25/10 km2,在工业园区金鸡湖附近形成了一大集聚中心。传统旅游资源仅有3处布局于工业园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资源优势不足,竞争力较低,依靠传统旅游资源必然无法得到良好发展。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工业园区资源数量和类型得到极大丰富,在苏州中心城区范围内成为一大资源高密度值区。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旅游资源以姑苏区为主核心,工业园区为副核心,形成“双核心”空间格局,其余区域旅游资源密度普遍在1~5个/10 km2,呈遍地开花型布局。
此外,比较图5a和图5b发现,创意旅游资源提升了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密度,且拉大了地区间资源密度差距。传统旅游资源密度值最高为姑苏区范围内的6~7个/10 km2,其余四大区域资源点密度值大部分在1~2个/10 km2,部分资源点密度值为2~3个/10 km2,可见中心城区传统旅游资源整体密度值较低,且地区间差异不明显。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旅游资源密度高密度区分布在姑苏区（25~30个/10 km2）和工业园区（20~25个/10 km2）,而其余三大区域旅游资源密度普遍为1~5个/10 km2,说明创意旅游资源提高了苏州中心城区旅游资源密度,且地区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综上,创意旅游资源使区域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均衡度下降,旅游资源集聚度增大,形成“双核”空间发展模式。苏州中心城区传统旅游资源空间布局差异不大,空间分布为弱集聚型,呈现以姑苏区为中心的单核心空间结构形态,其余地区资源表现为“大分散,小集中”,形成“众星拱月”型空间格局。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中心城区五大区域旅游资源集聚指数都得到了提升,资源分布均衡度降低,呈现以姑苏区和工业园区为“双核心”的空间结构形态,形成“日月同辉”型空间格局,构成以姑苏区为主核心,以工业园区为次核心的“双核”区域旅游空间发展模式。
3.3 苏州中心城区旅游空间优化
3.3.1 “双核心”空间结构温度计剖视图 上述分析可知,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分布形成了“双核心”空间形态,且双核心的旅游资源密度值最高处分别为姑苏区的观前街和工业园区的金鸡湖。为了分析旅游市场需求对苏州中心城区旅游资源“双核心”的空间结构形态的响应,运用建筑学剖视图,以姑苏区资源密度值最大的观前街（A）和工业园区资源密度值最大的金鸡湖（B）为中心,以连接两大区域的主干道干将路为截面,将两个中心地间的交通线（公路）理想化为最近邻直线路径,得到理想地理截面AB,最上部为沿公路的分布与附近的主要旅游资源点（图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剖面图——观前街—金鸡湖截面分析
-->Fig. 6Section elevation diagram-analysis of Guanqian Street and Jinji Lake
-->
图6显示,以观前街（A）为核心的姑苏区是苏州重要文化、艺术中心,以园林典雅和小桥流水特色闻名,1处9点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园林中有8个布局于此,是传统旅游资源富集区。同时,该区拥有一批创意旅游资源,其中创意主题园区占多数。以金鸡湖（B）为核心的工业园区主要以现代化和高新技术为主,拥有一大批高品质创意城市景观和创意主题园区,如东方之门、金鸡湖音乐喷泉、李公堤水岸商业街和摩天轮乐园等。由此,姑苏区和工业园区的旅游资源禀赋高,独特性明显,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特征。根据区域近邻效应原理,即在一个地区具有多种类型的旅游资源,因互补性强的特点将延长旅游者在该地区的游玩时间,进而增强该地区的吸引力,可以吸引远距离客源市场[26]。因此,从实现提高旅游客源市场吸引力、拓展客源市场吸引半径、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等目标,必须加强联合开发姑苏区和工业园区旅游资源,从而实现区域近邻正效应。
从旅游活动空间组织角度看,观前街地区和金鸡湖地区之间最适合开展创意城市观光旅游、创意休闲度假游、创意亲水娱乐旅游和创意文化体验旅游。图6显示,截面AB中的水平准尺显示出超过总长一半的是深色,表明各点在这4类旅游活动中能对游客产生强的吸引力,说明两地之间旅游资源属性与目标游客偏好有很强的一致性,也表明两地旅游产品联系紧密。其中,创意城市观光旅游的水平标尺都为深色,即以创意城市观光旅游为目的游客100%选择了观前街和金鸡湖两个地区,说明观前街和金鸡湖的旅游资源和创意城市观光旅游活动项目是强关联。以该旅游活动为目的的游客主要为大众旅游市场,古典与现代两种风貌的城市景观对其吸引力都很强;同时,创意城市景观旅游对加强姑苏区和工业园区的联系度的作用最强。
以创意休闲度假旅游、创意亲水娱乐旅游和创意文化体验旅游为目的的市场分别有94.79%、90.24%和80.51%的游客选择了观前街和金鸡湖。其中,创意休闲度假旅游主要为商务和会议游客、以30~35岁的中高端收入企事业管理者为主,该部分人群以品味古朴与时尚共存的苏式生活为目的,即喜欢古城区小桥流水人家的休闲生活,更偏好园区现代都市休闲活动;创意亲水娱乐旅游市场主要为家庭市场和大学生市场,喜欢体验古城水乡风光、金鸡湖的浪漫夜景和高科技水幕电影;创意文化体验旅游市场为以专业文教科技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为主的中等收入人群,该部分人群以了解本地传统文化和民俗为主,同时对体验都市时尚文化也有一定兴趣。这三类旅游市场需求均为高档次旅游需求,与偏好创意城市景观旅游的大众游客相比,旅游偏好选择性强,个性更为突出,因此旅游活动与游客偏好之间存在一定的弱关联性,但总体上仍表现为强关联度,具有较强的契合度。
综上,以观前街与金鸡湖为主体的姑苏区和工业园区表现强关联,应加强两者联合发展,加大这4类强关联旅游活动项目的开发力度,增强对目标客源市场的吸引力,促使选择由观前街和工业园区组合成的创意城市观光、创意休闲度假、创意亲水娱乐和创意文化体验等旅游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
3.3.2 “双核”旅游空间发展模式 由于姑苏区和工业园区旅游资源互补性强,为资源联合开发,互动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干将路和地铁一号线为两区旅游合作提供了交通保障。在此基础上,结合旅游空间结构模型,运用“双核”结构理论,构建姑苏区-工业园区“双核”结构区旅游发展的空间模式,即分别以姑苏区和工业园区为主核心点和次核心点,双核成为苏州中心城区旅游发展核心层;以虎丘区、吴中和相城区为腹地层;以苏州市的昆山、太仓、常熟和张家港等4个县级市为辐射层。同时,对接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内其他区域,进一步拓展到国内及国际客源地（图7）。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创意旅游资源下苏州“双核心”旅游发展模式图
-->Fig. 7"Dual-core" tourism development spatial model of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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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合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旅游线路的基础上,姑苏区旅游发展可以在园林文化旅游、古城风光游基础上,大力发展环古城河夜游、平江路特色街区文化体验游、创意产业园和博物馆等创意旅游产品。工业园区则围绕金鸡湖周边的建筑景观、水景观和雕塑小品等,大力开拓创意城市景观游、金鸡湖休闲度假游、金鸡湖亲水娱乐游以及金鸡湖夜游等创意旅游产品,体现苏州现代化城市魅力。腹地层虎丘区、吴中区和相城区应深度挖掘各自创意旅游资源特色和优势,大力开发休闲乡村体验游、主题公园游和特色街区创意体验游等创意旅游产品,努力分流核心区客源。通过现有旅游资源的创意整合和旅游要素空间延伸,使苏州中心城区产生合力和倍增效应,成为文化与创意并存的,国际化、高品位、全功能的旅游综合体,形成龙头带动,从而带动昆山、太仓、常熟和张家港等外围区域,共同整合旅游资源、以创意建设旅游新景观,开发旅游新产品、开拓客源市场,共铸苏州整体旅游形象。同时,依托苏州在长三角的旅游产业优势和与上海毗邻的区位优势,打破行政界限,联合上海、杭州创意旅游资源加强旅游联合促销、旅游规划和项目合作,打造“长三角无障碍创意旅游”。
4 结论
（1）苏州中心城区创意旅游资源数量充足,类型多样,但地区分布不均衡。姑苏区和工业园区为创意旅游资源集中地区,其中,姑苏区以创意主题园区为主,工业园区多布局有创意城市景观类资源;虎丘区和吴中区资源较丰富,创意社区为主要资源;相城区创意旅游资源最为缺乏。（2）通过最近邻分析,发现创意旅游资源的融入使苏州中心城区旅游资源最近邻指数由0.87减小到0.66,由弱集聚型分布变为集聚型分布,提升了整体旅游资源的集聚效应。同时,创意旅游资源空间效应表现出地区差异,其中,工业园区集聚效应变化最为显著,最近邻指数由1.58减小到0.64;姑苏区和吴中区资源集聚分布略有提升,相城区和虎丘区资源最近邻指数虽有提升,但空间分布状态没有改变。
（3）传统旅游资源的不平衡指数为0.378,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不平衡指数为0.462,资源集中程度进一步加大,资源区域分布均衡程度下降。融入创意旅游资源后苏州中心城区整体旅游资源区域分布呈集中态势,且分布的均衡度降低。
（4）通过核密度分析,创意旅游资源的融入使苏州中心城区旅游资源整体密度变大,分布格局由以姑苏区为“单核心”的“众星拱月”型空间格局转变为以姑苏区和工业园区为“双核心”的“日月同辉”型空间格局。
（5）姑苏区和工业园区两大核心资源类型差异显著,呈现出很强的近邻正效应。因此,可构建苏州中心城区“双核”旅游空间发展模式,通过整合姑苏区和工业园区的旅游资源,联合开发,从而增强苏州旅游吸引力,延长游客逗留时间,提升苏州旅游区域旅游竞争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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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common perception of food as a mere attraction in tourism is challenged by stressing the complications and impediments experienced by tourists in the local culinary sphere in unfamiliar destinations, even when attracted to the local cuisine. Hygiene standards, health considerations, communication gaps, and the limited knowledge of tourists concerning the local cuisine are discussed, while the role of ethnic restaurants at home in preparing tourists for the food abroad is questioned.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culinary establishments mediate between the tourists and the local cuisine are described. The authenticity of dishes in such establishments and the varieties of culinary experience are considered. |
| [5] | . 在过去十几年里,没有一个概念能够像＂创意城市＂那样对欧洲的学术论著、城市政策和战略思考等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创意城市理念已经成长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新范式;但在另一部分人眼里,它不过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创造性的概念热潮而已，一旦人们发现创意城市实际能带来的现实效应非常有限，它的政治吸引力就会逐渐消失。事实上，尽管创意城市的概念非常模糊和笼统，但在全球化和城市竞争日益加剧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它仍然激励着无数规划师、政策决策者和城市开发管理人员，想方设法地通过“创意”来推进文化、经济和城市的全面发展： . 在过去十几年里,没有一个概念能够像＂创意城市＂那样对欧洲的学术论著、城市政策和战略思考等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创意城市理念已经成长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新范式;但在另一部分人眼里,它不过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创造性的概念热潮而已，一旦人们发现创意城市实际能带来的现实效应非常有限，它的政治吸引力就会逐渐消失。事实上，尽管创意城市的概念非常模糊和笼统，但在全球化和城市竞争日益加剧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它仍然激励着无数规划师、政策决策者和城市开发管理人员，想方设法地通过“创意”来推进文化、经济和城市的全面发展： |
| [6] | . The chapters in this book are revised and enlarged versions of papers originally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Study of Tourism held in Calgary in July 1991. Each is linked by the common purpose of developing a more thorough and critical approach to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as the subject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K. Przeclawski, pp.9-19) addresses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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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This study aims to characterize creative tourists and their perceptions of creative experiences at tourism sites. Creative tourists are active co-creators of their experiences; hence, they should be treated as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co-producers who have subjective opinions and feelings toward their creative experience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a creative experience is constructed by ‘inner reflections’, which include not only ‘consciousness/awareness’, ‘needs/motivations’ and ‘creativity’, but also ‘outer interactions’ which refer to ‘environment’, ‘people’ and ‘activity’ (Tan, Kung, & Luh, 2013). However, how a particular mix of factors interact and define an individual's perceptions of a creative experience may vary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creative tourists. Q methodology was used to reveal the tourists' inherent subjectivity of creative experiences with regard to the constructions of personal meaning. Five distinct groups of creative tourists were identified: novelty-seekers, knowledge and skills learners, those who are aware of their travel partners' growth, those who are aware of green issues, and the relax and leisure type. Each consists of a different composition of factors which can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how different creative tourists construct their personal creative experiences at these sites. |
| [12] | . The rapidly develo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reativity, arguably heralds a 'creative turn' in tourism studies. Creativity has been employed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cultural tourism, shifting from tangible heritage towards more intangible culture and greater involvement with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destination. The emergence of 'creative tourism' reflects the growing integration between tourism and different placemak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promotion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creative 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 Creative tourism is also arguably an escape route from the serial reproduction of mass cultural tourism, offering more flexible and authentic experiences which can be co-created between host and tourist. However the gathering critique also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creative hype and commodification of everyday li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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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As heritage and cultural tourism assume greater significance, the variety of ‘tourist places’ covered by that description has become more evident. Places associated with writers, painters and others can use those connections to promote a specific kind of image and to attract visitors. There is a general assumption that such artistic or literary places will attract the more discerning visitor and this is tested with reference to three small towns in France. The evidence presented here suggests that the visitor group is more diverse and includes both ‘generalist’ tourists and those who come to a place with a very specific purpose in mind. Among the influences upon the tourist perception and expectation are the ways in which the place is promoted, the nature of the link with an artist or writer, and the other attractions which the place has to offer tourists and visitors. |
| [17]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Edinburgh “Festival” positions the city via creativity. Its success in attracting audiences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contrasts with the limited extent it appears to modify the general image of Scotland among its tourists. Three styles of consumption are considered: Edinburgh as a tourism-historic city; Scottish performing arts; and inter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The festival is judged successful in its international arts positioning in terms of the core of serious repeat tourists it attracts, but much less so in modifying the image of Scotland as a “landscape and tradition” destin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if the focus of consumption is not seen as typical of a wider destination, familiarity will not necessarily impel changes in how the destination is imagin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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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创意产业的兴起推动了理念、智慧和科技向经济效益的转化，成为现代服务业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以其动态性、艺术性、产业链效应和高附加值效应等特点，为其他相关产业注入了活力。旅游业中加入创意元素，会进一步增强其活动和产品的动态性和参与性。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创意产业 . 创意产业的兴起推动了理念、智慧和科技向经济效益的转化，成为现代服务业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以其动态性、艺术性、产业链效应和高附加值效应等特点，为其他相关产业注入了活力。旅游业中加入创意元素，会进一步增强其活动和产品的动态性和参与性。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创意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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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 旅游者决策行为决定于感知环境和追求最大旅游效益,不同尺度地域上的旅游者行为特征也不相同。从这二个方面来研究旅游行为有助于完善旅游理学的地理论体系。 . 旅游者决策行为决定于感知环境和追求最大旅游效益,不同尺度地域上的旅游者行为特征也不相同。从这二个方面来研究旅游行为有助于完善旅游理学的地理论体系。 |
| [27] | . 旅游资源是旅游区域空间竞争的物质依托,其空间结构影响旅游区域 的空间竞争.该文运用最近邻指数R、β指数、γ指数、通达度指数、平均径路长、紧密度指数6种分析技术,对皖南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形态以及空间网络结构的 连接性、通达性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目前皖南旅游区内各景区点之间的空间联系较弱,加强和加快构建皖南旅游区旅游交通网络,提高旅游交通网络结构的连 接性、通达性水平,是皖南旅游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紧密度指数C=0.74表明,较为紧凑的区域形态为改善旅游交通网络结构的性能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旅游资源是旅游区域空间竞争的物质依托,其空间结构影响旅游区域 的空间竞争.该文运用最近邻指数R、β指数、γ指数、通达度指数、平均径路长、紧密度指数6种分析技术,对皖南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形态以及空间网络结构的 连接性、通达性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目前皖南旅游区内各景区点之间的空间联系较弱,加强和加快构建皖南旅游区旅游交通网络,提高旅游交通网络结构的连 接性、通达性水平,是皖南旅游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紧密度指数C=0.74表明,较为紧凑的区域形态为改善旅游交通网络结构的性能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
| [28] | . 本文以4A级景区(点)为例，基于GIS技术，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分布椭圆、最近邻指数等方法分析海峡西岸经济区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厦门是旅游景区资源最丰富的城市；旅游景区总体上在市际尺度呈集中分布趋势,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自然景点、红色景点和客家景点是主要景点类型和特色景点类型，其分布范围与区域自然地貌特征、历史文化渊源相符；自然景点、红色景点、客家景点在市际尺度上都呈集中分布趋势，在空间上自然景点、红色景点呈均匀分布，客家景点呈聚集分布。本文认为自然地貌特征与历史文化渊源、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是影响海峡西岸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并基于此提出一些优化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措施。 . 本文以4A级景区(点)为例，基于GIS技术，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分布椭圆、最近邻指数等方法分析海峡西岸经济区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厦门是旅游景区资源最丰富的城市；旅游景区总体上在市际尺度呈集中分布趋势,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自然景点、红色景点和客家景点是主要景点类型和特色景点类型，其分布范围与区域自然地貌特征、历史文化渊源相符；自然景点、红色景点、客家景点在市际尺度上都呈集中分布趋势，在空间上自然景点、红色景点呈均匀分布，客家景点呈聚集分布。本文认为自然地貌特征与历史文化渊源、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是影响海峡西岸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并基于此提出一些优化旅游景区空间结构的措施。 |
| [29] | . 选取国家旅游局评定的4A级景区中的509处资源型景区为样本景区,利用地理数学方法的空间分析手段和GIS空间分析工具,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分析资源型景区的旅游空间结构。结果表明,资源型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省际差异较大;高密度区域为长三角地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古都区。 . 选取国家旅游局评定的4A级景区中的509处资源型景区为样本景区,利用地理数学方法的空间分析手段和GIS空间分析工具,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分析资源型景区的旅游空间结构。结果表明,资源型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省际差异较大;高密度区域为长三角地区、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古都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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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 <p>运用最近邻分析法研究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阿尔山旅游区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状态,并以海拉尔市和阿尔山市为中心的空间点分布集聚性更为明显的A、B两个团簇为典型研究对象,分析A、B簇区的旅游资源特征与旅游活动类型逻辑关系、旅游地边际效用和旅游活动空间行为模式,并根据建筑学剖视图原理,运用“使用者温度计量”模式分析旅游地资源特征与目标细分市场游客偏好之间的紧密程度,通过有效组织强关联度的旅游活动实现A簇区和B簇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表明,最近邻分析模式、旅游地边际效用分析以及“使用者温度计量”模式为区域旅游活动空间组织提供了参考依据。</p> . <p>运用最近邻分析法研究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阿尔山旅游区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状态,并以海拉尔市和阿尔山市为中心的空间点分布集聚性更为明显的A、B两个团簇为典型研究对象,分析A、B簇区的旅游资源特征与旅游活动类型逻辑关系、旅游地边际效用和旅游活动空间行为模式,并根据建筑学剖视图原理,运用“使用者温度计量”模式分析旅游地资源特征与目标细分市场游客偏好之间的紧密程度,通过有效组织强关联度的旅游活动实现A簇区和B簇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表明,最近邻分析模式、旅游地边际效用分析以及“使用者温度计量”模式为区域旅游活动空间组织提供了参考依据。</p> |
| [32] | . <p>运用空间分析技术,以北京城区范围内的976个写字楼点位为基础,辨析城市办公活动空间集聚区的存在状态、分布特征和形成原因,为研究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提供方法借鉴。研究认为,北京城市内部存在明显的办公集聚区,并且空间偏向差异显著,一级集聚区多沿交通线分布且集聚方向与交通线方向一致,近3/4的办公活动集中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只有1/4分布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形成与西方国家大城市的办公活动集中分布在市中心的不同特点。究其原因,第一,经济功能分化催生办公活动空间集聚区的产生;第二,行政区界限成为办公空间扩展的天然屏障;第三,城市功能定位引导办公集聚区分布。CBD、金融街、中关村和上地是北京城市内部具有代表性的办公集聚区。</p> . <p>运用空间分析技术,以北京城区范围内的976个写字楼点位为基础,辨析城市办公活动空间集聚区的存在状态、分布特征和形成原因,为研究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提供方法借鉴。研究认为,北京城市内部存在明显的办公集聚区,并且空间偏向差异显著,一级集聚区多沿交通线分布且集聚方向与交通线方向一致,近3/4的办公活动集中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只有1/4分布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形成与西方国家大城市的办公活动集中分布在市中心的不同特点。究其原因,第一,经济功能分化催生办公活动空间集聚区的产生;第二,行政区界限成为办公空间扩展的天然屏障;第三,城市功能定位引导办公集聚区分布。CBD、金融街、中关村和上地是北京城市内部具有代表性的办公集聚区。</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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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 根据1957年与1982年2 个时期的地形图并结合1995年与2008年的遥感卫星影像提取路网专题信息,利用ArcGIS建立广佛都市区路网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中的核密度 估计方法并结合各个方位道路密度,分析广佛都市区的路网时空演变。分析表明,近50 a来广佛都市区的路网发展总体是以广州市的越秀区和佛山市的禅城区双核为中心不断向外蔓延,次一级核相继出现并不断扩大发展的过程。空间上,路网的演变也 呈现出一定的方向特性,正北,西南和正西方向一直是路网密度较高的地区,但路网发展最快的是西南和正东方向。路网密度内部差异逐年递减,路网系统发育不断 成熟。 . 根据1957年与1982年2 个时期的地形图并结合1995年与2008年的遥感卫星影像提取路网专题信息,利用ArcGIS建立广佛都市区路网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中的核密度 估计方法并结合各个方位道路密度,分析广佛都市区的路网时空演变。分析表明,近50 a来广佛都市区的路网发展总体是以广州市的越秀区和佛山市的禅城区双核为中心不断向外蔓延,次一级核相继出现并不断扩大发展的过程。空间上,路网的演变也 呈现出一定的方向特性,正北,西南和正西方向一直是路网密度较高的地区,但路网发展最快的是西南和正东方向。路网密度内部差异逐年递减,路网系统发育不断 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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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 商务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呈快速发展趋势,我国也将商务旅游列为专项旅游重点发展。商务旅游城市是推动商务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石,加快商务旅游城市建设与发展成为当前旅游研究热点。从商务旅游城市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选取人口、经济、商务旅游、环境以及科技等影响商务旅游城市发展因子,构建商务旅游城市发展系统动力模型,并对苏州工业园区2006-2020年商务旅游城市动态发展趋势进行模拟评价。结果表明:商务旅游城市发展动力系统紧密联系,各子系统在仿真期间保持增长的发展态势,但不同子系统增长幅度有所差异;各子系统内部因子的发展趋势和增长幅度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 . 商务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呈快速发展趋势,我国也将商务旅游列为专项旅游重点发展。商务旅游城市是推动商务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石,加快商务旅游城市建设与发展成为当前旅游研究热点。从商务旅游城市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选取人口、经济、商务旅游、环境以及科技等影响商务旅游城市发展因子,构建商务旅游城市发展系统动力模型,并对苏州工业园区2006-2020年商务旅游城市动态发展趋势进行模拟评价。结果表明:商务旅游城市发展动力系统紧密联系,各子系统在仿真期间保持增长的发展态势,但不同子系统增长幅度有所差异;各子系统内部因子的发展趋势和增长幅度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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