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芹莉World resource geography: The present status, deficiency and opportunity of China's resource geography
HUANGXianjin, LUQinli收稿日期:2016-01-6
修回日期:2016-03-11
网络出版日期:2016-04-2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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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全球化与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及其时空过程,都在逐步纳入全球性网络,尤其是资本与生产技术的迅速全球化扩张,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各国、各地区或生产组织均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1,2]。全球化的环境中,不仅世界经济以全球为版图配置资源,表现出极强的经济活力,空间生产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各种生产要素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国界与区域的模糊化,非均衡分布的空间生产结构已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素[3]。全球空间生产是全球化时空压缩的体现,资本依赖流动空间且打破空间障碍在全球实现增殖,资源要素的全球流动也为中国创造了更多的条件和机会[4]。自然资源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是各国或地区发展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条件,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对象。资源配置全球化发展的强劲态势,使得本身在地理空间上分布和配置不均的特点被打破,得以在全球空间上得到优化配置,但同时也伴随着争夺更加激烈的局面[5]。中国近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的大浪潮。新兴市场上,大多数金砖国家最近几年经济的表现已黯然失色,以资源出口为主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压力增大。相比较而言,中国表现仍相对强劲,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6]。但在工业化加快时期,中国对资源的需求量也相应地急剧增加,对煤炭、铜矿等资源的消费已位居世界之首,加之一些资源的自身禀赋不足、人均短缺、分布不均,对国外资源进行有效的实施利用战略,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于2015年3月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开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中国逐渐从全球化追随者向全球化推进者、从国际规则遵循者向国际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进行转变。该战略规划了中国未来30年全球战略资源的配置格局,其中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被列为共同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优势的关键领域。相较于“走出去”的政策和强劲的全球化实力的重大需求,中国在世界资源地理研究领域还极其薄弱。加强对世界资源的地理空间分布、保护、开发、流动、贸易以及存在风险等方面的研究,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在融入资源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战略要求。
2 世界资源研究及其发展
在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由于处于国际资本主义生产的大规模扩张时期,便对世界资源地理开始予以重视。美国、苏联、日本、英国等国在解决社会化生产与资源要素矛盾的过程中,认识到资源分布不均的现象以及地理位置带来的经济水平发展差异,从而采取空间生产转移、资源运输等战略,降低资源利用及开发成本、提高其利用效率,从而扩大世界军事、经济影响力[7,8]。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依赖于初级商品被视为国际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问题,初级商品出口国受制于贸易条件的长期衰退,扩大了发达工业化国家与贫穷落后、资源禀赋却丰富的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9]。而大规模的资源耗竭性开发,给自然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引起区域性、阶段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土地、粮食、矿产、石油等资源威胁,重要资源的开发使用及其经济影响带来地域发展的不均衡和社会分化风险加剧[10]。例如典型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11],则是某种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过度开发并“享受”初级产品集聚出口导致的现象[9,12,13]。同时,人类大规模、过度地利用自然资源引起了人们对全球变化影响等环境恶化现象的关注与担心,焦点也逐渐从经济增长的自然极限,转向衡量各类稀缺资源的困境,再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14,15]。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空间生产格局的改变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更多的****开始关注全球化对世界资源利用的影响,尤其是对具有资源禀赋优势国家的利弊权衡[16,17],以及资源峰值、资源危机的研究[18,19]。资源利用对全球化影响的好坏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一些****认为,全球化应该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有着积极作用,例如比较优势理论,专业化的发展和生产的局部丰富的因素等[16,20],有利于出口和工业的可持续扩张[21];但为了迎合消费需求,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开采模式[22,23]。而全球化对稀缺自然资源的负面效应却十分显著[16]。由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出口商品,引发了日益稀少的资源（如水）等在生产过程的投入的迅速增加[24],恶化出口国环境,甚至形成“资源诅咒”,即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却落后于资源贫乏的国家或经济体。有研究认为全球化是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某种程度上与“荷兰病”相似,即是国家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所导致[25,26]。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除了土地资源具有不动产性,煤炭、石油、各类金属等自然资源均作为可流动的生产要素伴随资本进行优化配置,一国或地区的贸易开放度、资源配置及管制才是问题根源,尤其是对于非洲这样资源禀赋如此丰富的地区[27,28]。
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战略性地位,长期以来都吸引着国际的持续关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始终把全球资源战略部署当作国家全局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世界资源地理更是十分重视。华盛顿的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WRI）始终保持两百人左右的科研队伍,并且自1986年开始,美国政府乃至联合国的决策都能从其连续出版的世界资源报告及各类重要的资源报告中获取详实且有说服力的借鉴[29]。此外,1972年成立的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30]（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IIASA）、1998年成立的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IGES）[31]等针对全球性资源和环境问题进行了科学研究,形成成果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对联合国及其相关国际组织进行规则制定、国际合作决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借鉴。
3 中国关于世界地理资源研究的发展
服务国家建设的资源地理考察与资源地理学科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而较为系统性的中国资源地理学起步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研究内容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剧增、战略资源短缺、粮食与生态环境危机频现,对中国全球化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日益显著的影响,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资源地理学逐步开始着手对国际融合、资源研究领域扩展进行探讨[8,32,33]。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以及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地区界限日益模糊,相互依赖程度加大,要想统筹国内外市场,充分开发并且合理利用世界资源,就必须对其进行综合性分析,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战略和体系,从而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浪潮,趋利避害,加快高质量发展,确保国家未来发展的资源安全[34,35]。全球资源的研究主体选择中,中国****主要聚焦于石油、天然气、黄金以及其他矿产资源等,少数对水、森林等进行研究[36,37],此外,还有不少文献针对利用资源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38,39]。而在区域选择中,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亚、东北亚、东南亚、非洲、俄罗斯等地,更多集中在对中国的周边地区[40,41]。这些区域为矿产资源富集区,因此相关的研究导向性也较为明显。围绕全球资源的竞争愈加激烈,如何进行更好的勘探开发和利用引起了各国关注,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能源问题。中国石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加之近年来世界石油市场形势变幻莫测,世界资源地理研究的重要性、战略性和紧迫性愈发凸现。除资源因素外,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合作等与全球化战略有关的问题也正在成为世界资源地理研究的热点[35]。例如,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组织开展了“非洲石油资源”、“非洲农业地理”等研究,近期出版了《非洲资源开发与中非资源合作安全研究丛书》,研究了中非能源合作及非洲土地资源、渔业资源等资源利用与中非合作问题[42];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油气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对世界石油供应板块地缘格局及重心迁移的驱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43,44];中俄森林资源合作开发与林业双边合作的发展前景和俄罗斯向亚太地区和中国油气出口长期规划研究[45,46]。此外,其他****也对俄罗斯、泰国、老挝、中亚国家的钾盐资源进行了分析,解决了中国钾盐资源紧缺的问题[47];对东南亚深海油气勘探开发形势及对外合作前景进行了分析[48]以及对非洲的土地、森林、矿产等进行了探讨[49,50]。这些科学研究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提供了决策基础,为国家部署中长期的资源战略、鼓励资源配置国际化政策以及制定资源外交对策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促进中国与各国、地区的合作也具有重大意义。
除上述学术研究成果外,中国世界资源地理研究的队伍发展也引起了关注。20世纪80年代期间,中国的世界地理研究队伍较为庞大,例如南京大学侧重对非洲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侧重对东南亚、非洲东部等区域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侧重对北美和西欧区域的探讨;东北师范大学致力于对苏联和东北亚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以及河南大学分别侧重于北美洲、拉丁美洲以及大洋洲等区域的研究,并积极成立了相应的研究中心,从而形成了覆盖全世界的地理研究网络[35],并先后组织翻译了《世界资源》、《世界资源报告》等系列文献,出版了大型专业丛书如《世界石油地理》、《世界农业地理丛书》、《世界钢铁工业地理》等,为中国深入了解全球资源地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自90年代以来,世界地理工作者更多转向国内问题的研究,对世界资源地理的研究远落后于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步伐与进程,力量薄弱,且水平有待提高。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一段时期,由于缺乏专业的科研队伍,对世界资源的研究力量薄弱,研究生教育几乎空白,科研基础平台较为狭窄[29]。近几年来,世界资源地理的研究又开始逐渐引起重视,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新疆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等均加强了世界资源地理研究。同时,伴随着传统发展模式导致的环境成本加剧和结构不平衡,中国开始探讨绿色发展的路径,国际组织或社会也更加关注中国资源地理问题及其研究。2008年,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办公室成立,是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第一个海外办公室,其主要聚焦在可持续城市、气候变化、水资源、碳捕获与存储以及能源等领域。这不仅说明了国际资源研究组织对于中国资源问题的关注,也说明了国际间资源博弈问题更加突出,因此,也启示中国资源研究机构需要更多地关注国际资源问题,以探索多元化的国际资源合作道路。
4 中国融入全球化与世界资源地理研究的差序错位
世界资源地理研究在中国地理研究中已逐渐凸显重要性,但其研究能力与贡献仍然落后于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发展速度。据世界能源网站统计,中国2014年占全球能源消费的23.00%,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生产和净进口国,位居其次的美国也仅占17.80%,欧盟成员国下降了3.90%,仅占12.50%,俄罗斯的能源消费量也下降了1.2%[51]。目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和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全球化的发展速度急需世界资源供应,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价格、来源、通道、政治等风险。因此,需要加强保障中国全球化进程战略实施的世界资源研究。4.1 世界资源研究需求与研究成果的差序错位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融入全球化战略实施,与全球化资源配置密切相关。但从现有研究来看,仍远不能与进程速度相匹配。以中国的《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世界地理研究》、《自然资源学报》、《资源科学》等对世界资源地理研究影响力较大的六种期刊为例,近10年间共发表论文达11012篇,但有关世界资源地理的研究论文不足50篇,远不及六大刊物刊文总量的1%,且重点更多关注在地缘政治演变、世界各国区域的经济发展、经济联系和经济要素的空间运动规律等,较少对世界资源地理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52,53],这与中国融入全球化配置资源的能力不相称。自1990年以来,中国部分资源进口所占比例,除食品进口所占比例较为平稳,维持在6%左右,其余所占比例都在不断上涨。能源的进出口由90年代的净出口到2012年净进口13%;矿石和金属进口所占比例由3%上升到13%;燃料进口由2%上升至17%（图1）。因此,中国对于世界资源研究需求大与研究成果贡献低的差序状况较为突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990-2014年中国部分资源进口所占比例
-->Fig. 1The proportion of China's imports of some important resources from 1990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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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世界资源研究与中国全球化资源配置空间的差序错位
中国贸易最为紧密的伙伴大多分布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延至非洲。2014年中国的十大原油进口国、十大对外投资区域、外资来源地以及技术来源地中,均有七个左右分布在这些区域。当前中国最重要的“一带一路”战略,即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沿线的许多国家自然资源禀赋丰富,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源供给体系中最为适合的目标区,重要资源和技术水平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同时,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基础牢固且发展迅速,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54]。而中国对世界资源的研究区域也主要集中在中亚、东北亚、东南亚、非洲、俄罗斯等,大体趋势相符,但仍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远落后于中国全球化发展的步伐与战略需求。资源全球化过程通过对资源进行区域性再配置,衔接了社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以及风险控制等一系列相关问题[55],而其本身的利用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又使得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用更为复杂。因此,如若没有科学研究作支撑,资源全球化利用措施将缺乏科学性,其结果不利于中国对世界资源的有效利用,利益保障难以实现。4.3 世界资源研究与中国全球化投资战略的差序错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更能体现出中国全球化进程的加快。2002-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39.8%。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超过1000亿美元,蝉联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增速为全球对外投资流量增速的4倍以上,达22.8%(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4-09/10/content18573358.htm.)。而中国对外投资流量的比例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图2）,分别达70.10%和13.30%。与亚洲、非洲国家在采矿业和农业上的合作较为突出[56],例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镍、铁,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越南的铝土、铁,津巴布韦的黄金、镍、铜等矿产,泰国、老挝的钾盐,中亚国家的油气等,都是中国急需的大宗矿产品。农业和矿产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非洲地区,中国对其投资规模在逐步扩大,且投资国家集中,主要在南非、赞比亚等地,占中国对非洲投资总量的67.4%。但世界资源研究中,对这些国家或地区资源地理问题的深入研究成果则较为缺乏,也必然影响中国对其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决策与进一步发展。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中国2013年进出口、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区分布
-->Fig. 2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imports, exports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flows of China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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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融入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资源地理研究方向与展望
在“一元多极”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框架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再一直处于完全跟随的地位,正在逐渐成为参与者和引领者。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升温,“一带一路”、周边互联互通、非洲“三网一化”等重大战略的加快实施,世界资源研究的地位将更加突出,加强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地理的研究,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国家资源安全以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在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世界资源地理研究的方向和重点领域应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国际化的科研团队。中国融入全球化战略实施以及全球化资源配置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得到各国、地区政府的认同,也离不开各国或地区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合作,可以借助中国地理学会、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等组织,设立世界资源专业委员会,或者组建世界资源研究的中国科学联盟,增强中国科学家对于世界资源研究的整体性科技创新和服务决策能力。因此,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良好的国际互动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高质量的中外合作科研团队与专家队伍,共同开展世界资源研究。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具有前瞻性、全覆盖的专家队伍。国家科技、教育、外交、农业、商务等主管或基金资助部门应该重视该领域的科学研究,鼓励重点企业、各大高校和科研单位充分发挥以往对世界资源地理研究方向的优势,加大研究经费投入,成立相应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并纳入教育部国别研究重要范围,引导重点国家或区域与全球资源研究的共同推进,并形成覆盖各个国家、地区的世界地理研究队伍。中国还需要加强对世界资源研究学科建设的研究,重视世界资源研究机构的青年人才培养力度,保障研究队伍得以持续地发展和壮大,调整学科方向、扩大师资队伍、加大经费预算、重视实验室的建设与配套, 确保中国在世界资源研究领域高级人才源源不断。
三是突出战略引导,以纲带目,全面提升世界资源研究能力。“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战略实施的重大空间,因此,需要以这一战略为引导,突出对东北亚、中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等地区主要自然资源的储量、供求态势、区域分布以及开发和合作潜力等进行持续且系统的跟踪调查研究,并以此带动和提升世界资源研究能力的全面提升。在一些研究力量较为薄弱且在全球化进程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例如海洋、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科技信息教育等人文资源方面,重点加强协同创新,提升研究水平。
四是逐步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世界资源地理数据库。① 通过搜索、统计、GIS、RS等方法,整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世界资源地理研究的数据、成果等进行汇集,加强学术研究与对外经贸部门的合作,对重要资源的地区划分、与国家经贸难易程度、投资布局、投资环境等进行分类整理,建立较为系统的世界资源数据库;② 开展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与世界资源形势的研判,增强全球经济、地缘政治等变化对于世界资源影响的科学判断能力,不断增强全球资源安全尤其是中国资源安全的保障能力;③ 积极支撑中国融入全球化发展的战略实施,为中国利用全球资源、制定相关政策以及政府进行中长期规划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优质的数据服务平台。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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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提出了很多挑战。但是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积累了不少重要的经验,通过在经济全球化合作过程中采取的一些趋利避害措施,我们相信: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取得最终的胜利。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提出了很多挑战。但是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积累了不少重要的经验,通过在经济全球化合作过程中采取的一些趋利避害措施,我们相信:我们完全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参与国际竞争,取得最终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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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总体上看,全球空间生产结构呈现出非均匀的地理分布状态,大多数制造业集聚在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并存在大量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俱乐部冲突.全球空间生产结构发展实践表明:公共逐利机制、私人逐利机制与自愿者利益协调机制对空间生产结构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以世界城市体系、汽车产业集聚为主体的空间生产结构优化范式正在形成. 总体上看,全球空间生产结构呈现出非均匀的地理分布状态,大多数制造业集聚在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并存在大量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俱乐部冲突.全球空间生产结构发展实践表明:公共逐利机制、私人逐利机制与自愿者利益协调机制对空间生产结构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以世界城市体系、汽车产业集聚为主体的空间生产结构优化范式正在形成. |
| [4] | . 随着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转向和空间生产的现实实践，以全球化、城市 化为载体的全球空间生产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维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途径。全球空间生产与中国空间生产互动融合，催生出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必将 同时成为转型时期中国和平发展的力量之源与阻碍因素，影响广泛而深远。推进空间生产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中国化，建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体系，为中 国积极参与全球化、正确规避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空间问题，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提供指导。 随着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转向和空间生产的现实实践，以全球化、城市 化为载体的全球空间生产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维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途径。全球空间生产与中国空间生产互动融合，催生出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必将 同时成为转型时期中国和平发展的力量之源与阻碍因素，影响广泛而深远。推进空间生产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中国化，建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体系，为中 国积极参与全球化、正确规避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空间问题，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提供指导。 |
| [5] | . 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益处是能够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但同时也使得国际社会对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 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益处是能够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但同时也使得国际社会对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 |
| [6] | . 201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在 发达国家中将应该最亮丽,中国经济的表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仍将相对稳健。这一经济格局有可能使没有正式框架的中美两国集团(G2)成为客观存在,在未来几 十年这也许就是中国经济外交政策所必须面对的现实。过去几年,中国积极参与了国际经济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结果不是十分理想。中国需要 通过"一带一路"落实经济外交新战略:新的经济外交战略必须明确"一元多极"的基本原则,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下接受美国领导者的地位,坚持经济全球 化的方向,鼓励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并推动国际经济体制改革。 2015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在 发达国家中将应该最亮丽,中国经济的表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仍将相对稳健。这一经济格局有可能使没有正式框架的中美两国集团(G2)成为客观存在,在未来几 十年这也许就是中国经济外交政策所必须面对的现实。过去几年,中国积极参与了国际经济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结果不是十分理想。中国需要 通过"一带一路"落实经济外交新战略:新的经济外交战略必须明确"一元多极"的基本原则,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下接受美国领导者的地位,坚持经济全球 化的方向,鼓励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并推动国际经济体制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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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资源地理学是研究资源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交叉学科,随着经济发展中资源问题的加剧、资源重要性认识的深化和地理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地理学在研究资源形成机理、动态演化、科学配置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已经形成很强的学科影响与学科独立性。本文介绍了中国资源地理学发展的背景,评价了其学科地位,并对其进行了学科体系划分。通过研究2000-2013年期间国内5种重要学术期刊的文献,分析了中国资源地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其脉络,归纳了主要研究热点。研究指出,资源地理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资源科学和地理学中的地位牢固,目前已经具备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学科体系可概括为理论、实务、部门和分区等4个部分21个主要领域。从研究论文数量增长趋势看,中国资源地理学已经进入学科稳定发展期,土地、水、生物等领域的研究比较活跃,但各部门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均衡。就主要领域的研究热点看,土地资源地理研究以宏观研究和市域以上尺度研究为主,研究内容主要是城乡土地变化和土地资源区域影响等,水资源地理研究集中在主要水系流域,生物资源地理研究偏重森林和农业区,气候资源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西部尘源区和东南季风区对全国区域性气候变迁的影响,自然旅游资源地理研究重点是特色旅游区的资源景观、资源开发和资源保护,人力资源地理研究以三大都市圈及其周边城乡为主,聚焦劳动力转移和城市空间等。各领域的研究总体呈现方法、尺度、内容的日趋多元化。 资源地理学是研究资源与地理环境关系的交叉学科,随着经济发展中资源问题的加剧、资源重要性认识的深化和地理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源地理学在研究资源形成机理、动态演化、科学配置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已经形成很强的学科影响与学科独立性。本文介绍了中国资源地理学发展的背景,评价了其学科地位,并对其进行了学科体系划分。通过研究2000-2013年期间国内5种重要学术期刊的文献,分析了中国资源地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其脉络,归纳了主要研究热点。研究指出,资源地理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资源科学和地理学中的地位牢固,目前已经具备独立学科的基本条件,学科体系可概括为理论、实务、部门和分区等4个部分21个主要领域。从研究论文数量增长趋势看,中国资源地理学已经进入学科稳定发展期,土地、水、生物等领域的研究比较活跃,但各部门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均衡。就主要领域的研究热点看,土地资源地理研究以宏观研究和市域以上尺度研究为主,研究内容主要是城乡土地变化和土地资源区域影响等,水资源地理研究集中在主要水系流域,生物资源地理研究偏重森林和农业区,气候资源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西部尘源区和东南季风区对全国区域性气候变迁的影响,自然旅游资源地理研究重点是特色旅游区的资源景观、资源开发和资源保护,人力资源地理研究以三大都市圈及其周边城乡为主,聚焦劳动力转移和城市空间等。各领域的研究总体呈现方法、尺度、内容的日趋多元化。 |
| [9] | CiteSeerX - Scientific documents that cite the following pap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
| [10] | . 资源科学研究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方重要基石。人类-资源关系的演进经历了自然崇拜时期、人本位与技术革命时期和现代协调发展时期三个阶段。真正的资源科学研究缘起于20世纪初期,作为资源科学研究三大支柱的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和资源经济学发展较快。近二、三十年来的资源科学研究表明,战略化、管理化和数量化是现代资源科学研究的三大趋向。 资源科学研究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方重要基石。人类-资源关系的演进经历了自然崇拜时期、人本位与技术革命时期和现代协调发展时期三个阶段。真正的资源科学研究缘起于20世纪初期,作为资源科学研究三大支柱的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和资源经济学发展较快。近二、三十年来的资源科学研究表明,战略化、管理化和数量化是现代资源科学研究的三大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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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Recent literature proposes that a booming minerals sector may not only lead to Dutch disease effects, it may also be a development curse. Mineral economy case studies have tentatively confirmed this ''recourse curse thes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ong-run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a more general grouping of mineral-based economies, and finds little corroborating evidence. |
| [14] | Mr. Mors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Cornell University,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Resources a . . . . a . I . . t . . . . . 33 Political Science 3 |Economic Views MI | Conclusions 451i 3. MALTHUS,RICARDO, AND MILL ON INCREASING NATURAL RESOURCE SCARCITY S |T |
| [15] | The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land degradation and costs and effects of soil erosio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optimal levels of soil erosion, a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social costs of soil degradation is elaborated.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measurement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scarcity of soil in the agriculture sector. Reliable estimates of the true impacts of soil degradation can only be made if data on marginal damage costs and marginal conservation costs are available. The different scarcity indicators are evaluated and competitive land rental prices are considered as appropriate in indicating soil scarcity in agriculture. |
| [16] | Much political science scholarship, including important work in this journal, has explored the implications of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s-particularly oil and other highly valuable export commodities-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Although the first wave of literature emphasiz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se resources, more recent work emphasizes how domestic institutions can condition the relationship, sometimes leading to positive effects. In this special issue, the authors expand this literature in two important ways. First, they renew att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is relationship, exploring how trade, migrati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other global forces influence the effects these resources have on countries. Second, they link the study of the globalization-natural resources nexus to broader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such as how domestic institutions shape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how economic factors affect the political survival of regimes and individual leaders. The five studies in this collection use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ologies (formal models, country case studies, and large-N empirical analyses) to examine several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actors linking resources with politics. The findings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polit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expand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the resource curse literature to include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e.g., water), and shed light on whether globalization has the ability to improve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around the world. |
| [17] | Is there a resource curse? One school of scholars argues that resource income is associated with slower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others contend that the nega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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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as evidence mounts on the critical role it plays in determining societal well-being.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Kofi Annan, reflects a growing consensus when he states that “good governance is perhap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eradicating poverty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1. Not surprisingly, governance as a term has progressed from obscurity to widespread usage, particularly in the last decade This policy brief is the offspring of a major paper on Governance Principles for Protected Areas in the 21st Century presented in 2003 at the Fifth World Parks Congress in South Africa2. Parks Canada commissioned this paper as part of its lead role in organizing a governance workshop stream focusing on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governance of Protected Areas (PA) and systems. |
| [20] | Responding to multiple problems affecting governance of natural resource access and trade, governments implement formalization processes, often driven by the interests of development agencies. In so doing, they interact with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texts in which resources are extracted, produced, and traded. They also contend with histories of ownership, access rights, market configurations, and practices attached to resources and the lands in which they are located. As development policy, formalization frequently materializes as top-down restructuring based on current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norms. However, its adoption is often unsuccessful and entails risks including leakage, barriers to small or poor actors, elite captur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women or marginalized groups. The insights herein are informative to current processes of formaliz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EU) timber trade regime and other resource governance efforts. At the minimum, incorporation of adaptive approaches and user-accountable monitoring in such processes are recommended. |
| [21] | The article focuses on global warming and rise of 27% CO2 in atmosphere during the period 1800-1990. Physical science can explain the thermodynamic issues of atmospheric heat entrapment, identify the chemical compounds responsible, and even isolate the kinds of human activities responsible for creating those compounds. However, experts in these questions cannot addres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that explain the choice of systems, machinery, and locations employing those compounds. The logic explaining these most fundamental choices can atmospheric CO2 have risen 27% during the period 1800-1990, from 28oppm to 355ppm. Fossil fuels are consumed throughout the activities of daily life, being used to power homes, businesses, and transportation. But the support for this consumption requires an expensive infrastructure of pipelines, wires and roads, as well as the money to pay for the fuels themselves. In 1995,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emissions of CO2 emerged from of the core may have been the mechanism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in the ratio of CO2/GDP observed over time in the semi-periphery, no research has yet sought to validate this implication by actually tying the flow of investment capital to observed changes in the volume of output CO2 over 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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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have long assumed that trade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encourages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ecome more democratic; yet no one has developed formal hypotheses abou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cy.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se two trends are indeed related, but not necessarily in the direct manner that has commonly been postulated. Combining theories of embedded liberalism and conflict-based theories of democracy, the model presented here depicts the process that affects decisions to strengthen democracy as trade and capital flows increase. I argue that increasing exposure to international export and financial markets leads to improvements in democracy if safety nets are used simultaneously as a strategy for providing stability and building political support. Empirical evidence is provided by econometric analysis covering 59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the time period 197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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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Using cross-country regressions,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int-source"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investment in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 and social welfare (life expectancy and infant mortality) for all countries and for the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Contrary to most literature, we find little evidence of a natural resource curse for all countries. Only the "voice and accountability" measure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is nega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oil wealth. In the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is associated with lower primary school enrollment and life expectancy and higher infant mortality compared to other resource rich countries. Compared to other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however,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t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re not significantly worse off with respect to our indicators. (C) 2011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
| [27] | 1 Nathan Jensen is Assistant Professor Political Science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Leonard Wantcheko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t New YorkUniversity. We thank Bill Foltz and Pauline Jones-Luong for comments. The usual caveat applies. |
| [28] | There is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how natural resources affect both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regim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add to this literature by focusing on how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affects the incentives of governments to uphold contracts with foreign investors across all sectors. They argue that although all states suffer reputation costs from reneging on contracts, governments in natural-resource-dependent economies are less sensitive to these costs, leading to a greater probability of expropriation and contract disputes. Specifically, leaders weigh the benefits of reneging on contracts with investors against the reputation costs of openly violating agreements with firms. The authors' theoretical model predicts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resource wealth and expropriation. Using a data set from the political risk insurance industry, the authors show that resource dependent economies have much higher levels of political risk. |
| [29] | . 资源全球化是指在自然资源（可再生或不可再生）空间分布不均衡、资源配置多样化的基础上，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再配置的过程。资源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经济活动最显著的特点，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资源进出口活动呈现的活跃态势，我国资源进口来源和出口去向结构呈现的全球化态势表明，我国已经融入资源全球化的国际秩序之中。然而，我国对世界资源的科学研究远远落后于国家融入资源全球化的发展和进程，表现在科学研究极其薄弱，缺乏专业科技队伍，研究生教育几乎空白，没有科研基础条件平台。作者建议国家科技主管部门重视对世界资源的科学研究并在战略制定，经费投入，政策管理，与相关部门协调等方面起到主导作用；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重视高等教育对世界资源的教学和研究，确保我国在世界资源领域高级人才源源不断；建议我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方案中，增加世界及区域性资源研究平台建设内容；建议启动建设国家级世界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计划并逐步形成与发展一支我国高水平的世界资源研究领域专家队伍。 资源全球化是指在自然资源（可再生或不可再生）空间分布不均衡、资源配置多样化的基础上，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再配置的过程。资源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经济活动最显著的特点，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资源进出口活动呈现的活跃态势，我国资源进口来源和出口去向结构呈现的全球化态势表明，我国已经融入资源全球化的国际秩序之中。然而，我国对世界资源的科学研究远远落后于国家融入资源全球化的发展和进程，表现在科学研究极其薄弱，缺乏专业科技队伍，研究生教育几乎空白，没有科研基础条件平台。作者建议国家科技主管部门重视对世界资源的科学研究并在战略制定，经费投入，政策管理，与相关部门协调等方面起到主导作用；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重视高等教育对世界资源的教学和研究，确保我国在世界资源领域高级人才源源不断；建议我国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实施方案中，增加世界及区域性资源研究平台建设内容；建议启动建设国家级世界资源研究重点实验室计划并逐步形成与发展一支我国高水平的世界资源研究领域专家队伍。 |
| [30] | Recently, a number of reports on global renewable water resources have been produced. These studies generally report the average annual renewable water resource for large regions or countries based on runoff from rivers and streams. This average resource data is then compared with estimated water demand now and in the future to determine which regions and countries could be facing serious water scarcity problems. Micro-economic analysis, however, suggests that increasing supply comes at a higher cost and could thereby reduce demand. Furthermore, the total renewable water resource is not 100% usable. The global studies have not considered the costs of developing and supplying water, the potential water losses due to development,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a systematic manner.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improve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analysis by developing a methodology for calculating regional supply curves from storage for surface water resources and to apply the methodology to study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the supply of water from storage in large watershed regions of China.;There are four major steps in developing the supply curves from regional reservoir storage. In step one, a spatially explicit hydrologic model that is sensitive to land use and climate changes called CHARM, for Climate- and Human Activities - sensitive Runoff Model, is developed to use climate databases to produce daily time series runoff calibrated to the annual averages. Step two develops a methodology to calculate evaporation from regional reservoir storage, incorporating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reservoirs, where little reservoir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third step, the storage-yield curve i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CHARM results and evaporation calculated from the area-volume curves developed in step two. Finally reservoir storage cost curves are developed based on watershed physiography and reservoir size. These cost curves are then combined with the storage-yield curve to produce a curve representing regional water supply from storage.;This regional water supply curve methodology i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water supply from storage in nine major watershed regions in China. Generally, the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GCM) scenarios used produce result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China, due to increased runoff in regions of water scarcity and high demand. However, the increased evaporation and flow variability takes its toll on some regions, increasing the frequency of floods and droughts and thereby the cost and need of storage in those reg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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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p>20世纪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基于地球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发展态势,结合我国地理学发展的自身特点及国家需求,本文从理论研究、方法论、学科建设、能力建设等方面,对21世纪我国地理学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p> <p>20世纪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基于地球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与发展态势,结合我国地理学发展的自身特点及国家需求,本文从理论研究、方法论、学科建设、能力建设等方面,对21世纪我国地理学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p> |
| [33] | . <p>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越来越重视全球问题与区域问题的结合,强调全球环境变化的问题应主要通过区域研究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20世纪下半叶,强烈的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背景叠加,使我国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自然过程与环境要素的变化包括:全球变暖背景下气候带的明显摆动,降水南增北减使南方洪涝增加、北方干旱日趋严重,巨大的物质和能源需求与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天然水文过程的重大改变。在地理格局变化方面,工业化过程带来的产业与经济格局变化,改变了人口格局和城市格局以及自然资源供需格局,地表景观格局因此而发生显著的改变。资源环境已经从发展的条件演变为制约我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中国地理环境特征与资源环境问题认识上的不确定性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潜在威胁。对此,需要从全球的视角开展深入的研究。</p> <p>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越来越重视全球问题与区域问题的结合,强调全球环境变化的问题应主要通过区域研究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20世纪下半叶,强烈的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背景叠加,使我国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自然过程与环境要素的变化包括:全球变暖背景下气候带的明显摆动,降水南增北减使南方洪涝增加、北方干旱日趋严重,巨大的物质和能源需求与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天然水文过程的重大改变。在地理格局变化方面,工业化过程带来的产业与经济格局变化,改变了人口格局和城市格局以及自然资源供需格局,地表景观格局因此而发生显著的改变。资源环境已经从发展的条件演变为制约我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中国地理环境特征与资源环境问题认识上的不确定性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潜在威胁。对此,需要从全球的视角开展深入的研究。</p> |
| [34] | .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资源稀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显现。从多角度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已成为资源利用研究的热点。本文根据1997年、2002年、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各自然资源部门的感应度系数,由此分析中国自然资源的渗透性,结果表明:石油和天然气、耕地和煤炭资源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渗透性最强。论文从相对稀缺指数衡量中国的各类资源相对于全世界是否稀缺。根据中国及世界的消费量及储量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指数,结果表明,能源矿产资源中以石油的相对稀缺程度最为严重;金属及非金属矿产资源中以钾盐、天然碱、钴、镍、铝的相对稀缺程度最为严重;可再生资源皆表现为相对稀缺,且耕地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有加重的趋势。中国自然资源面临着全面稀缺,能源资源和耕地资源具有高渗透性和相对稀缺性,多元化的能源战略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资源稀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显现。从多角度对自然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已成为资源利用研究的热点。本文根据1997年、2002年、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各自然资源部门的感应度系数,由此分析中国自然资源的渗透性,结果表明:石油和天然气、耕地和煤炭资源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渗透性最强。论文从相对稀缺指数衡量中国的各类资源相对于全世界是否稀缺。根据中国及世界的消费量及储量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指数,结果表明,能源矿产资源中以石油的相对稀缺程度最为严重;金属及非金属矿产资源中以钾盐、天然碱、钴、镍、铝的相对稀缺程度最为严重;可再生资源皆表现为相对稀缺,且耕地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有加重的趋势。中国自然资源面临着全面稀缺,能源资源和耕地资源具有高渗透性和相对稀缺性,多元化的能源战略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势在必行。 |
| [35] | . 本文总结近年来中国地理学家在世界地理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地缘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地理****研究的热点领域,研究成果涉及地缘政治学相关理论,世界热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趋势以及大国与周边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对中国的影响等;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地理一直是世界地理****关注的重点领域,近年来尤其在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此外,在世界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实证研究以及全球资源与环境治理方面也有不少成果.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我国世界地理学科的发展尚存在许多问题,一是研究力量薄弱,二是研究水平不髙,三是研究经费严重不足.这三方面的问题互为因果,致使世界地理学科的发展处境毎况愈下.为此,作者提出振兴世界地理学科的行动计划,包括组织举办“地理学与中国全球战略髙层论坛”;加强全球性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加强周边国家以及与我国经济关系密切国家的综合研究等. 本文总结近年来中国地理学家在世界地理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地缘政治日益成为世界地理****研究的热点领域,研究成果涉及地缘政治学相关理论,世界热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趋势以及大国与周边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对中国的影响等;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地理一直是世界地理****关注的重点领域,近年来尤其在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此外,在世界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实证研究以及全球资源与环境治理方面也有不少成果.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我国世界地理学科的发展尚存在许多问题,一是研究力量薄弱,二是研究水平不髙,三是研究经费严重不足.这三方面的问题互为因果,致使世界地理学科的发展处境毎况愈下.为此,作者提出振兴世界地理学科的行动计划,包括组织举办“地理学与中国全球战略髙层论坛”;加强全球性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加强周边国家以及与我国经济关系密切国家的综合研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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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 <p>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地处中亚中心，山地众多，山脉纵横，冰川广泛发育，水资源十分丰富，是中亚五国的“水塔”，控制着中亚五国的水资源命脉。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巨大且发展意愿十分强烈，研究其水资源及开发利用对找寻妥善的中亚水资源问题解决之道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分析介绍了吉尔吉斯斯坦自然地理以及与水资源形成有关的气候、地形地貌和冰川融雪概况，评价了吉尔吉斯斯坦水资源总量。然后在阐述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介绍了其主要水资源开发工程与水力发电、用水量变化，并对吉尔吉斯斯坦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p> <p>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地处中亚中心，山地众多，山脉纵横，冰川广泛发育，水资源十分丰富，是中亚五国的“水塔”，控制着中亚五国的水资源命脉。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巨大且发展意愿十分强烈，研究其水资源及开发利用对找寻妥善的中亚水资源问题解决之道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分析介绍了吉尔吉斯斯坦自然地理以及与水资源形成有关的气候、地形地貌和冰川融雪概况，评价了吉尔吉斯斯坦水资源总量。然后在阐述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介绍了其主要水资源开发工程与水力发电、用水量变化，并对吉尔吉斯斯坦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p> |
| [38] | . 从“牧童经济”到可持续发展人 类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可持续发展提出后的十几年内,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对生态系统变化所起的作用仍难以估量,但全球生态系统及其供应能力并没有因此而得到 理想的好转,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人类要有一个艰难的历程。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最终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 从“牧童经济”到可持续发展人 类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可持续发展提出后的十几年内,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对生态系统变化所起的作用仍难以估量,但全球生态系统及其供应能力并没有因此而得到 理想的好转,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人类要有一个艰难的历程。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最终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 |
| [39] | . 物联网包含了两个最关键的元素,即RFID和传感器.通过 RFID技术实现所有对象的标识,其目的是为了识别;通过传感器实现对象状态的即时了解,其目的是为了感知.从概念上来说,物联网要比传感网大一些,它是 继互联网之后的又一次技术革命浪潮,其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环境在线监控或者说环保信息化是重要的领域物联网,把握物联网的发展趋势,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坚持10年来坚持不懈的方向,凝聚行业共识,去除环境在线监控或环保信息化的错误观点,找寻政府和民间的各种动力,更好地推进环保领域物联网的建设,从 而借助技术手段实现中国污染的有效控制和环境的有效保护. 物联网包含了两个最关键的元素,即RFID和传感器.通过 RFID技术实现所有对象的标识,其目的是为了识别;通过传感器实现对象状态的即时了解,其目的是为了感知.从概念上来说,物联网要比传感网大一些,它是 继互联网之后的又一次技术革命浪潮,其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环境在线监控或者说环保信息化是重要的领域物联网,把握物联网的发展趋势,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坚持10年来坚持不懈的方向,凝聚行业共识,去除环境在线监控或环保信息化的错误观点,找寻政府和民间的各种动力,更好地推进环保领域物联网的建设,从 而借助技术手段实现中国污染的有效控制和环境的有效保护. |
| [40] | . 俄罗斯是石油科技大国,也是油 气出口大国。在外交上,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既是"胡萝卜"也是"大棒",其油气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能源格局乃至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越南石油储量超过8 200万吨,天然气探明储量超过1900亿立方米。油气合作是俄越双方能源外交战略的优先方向,亦是维系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手段。越南油气工业的发展 及对南海争议区块的非法开采,主要仰仗俄罗斯的技术和投资。俄越油气合作的历史、现状、双方战略利益取向等值得中方关注。 俄罗斯是石油科技大国,也是油 气出口大国。在外交上,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既是"胡萝卜"也是"大棒",其油气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能源格局乃至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越南石油储量超过8 200万吨,天然气探明储量超过1900亿立方米。油气合作是俄越双方能源外交战略的优先方向,亦是维系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手段。越南油气工业的发展 及对南海争议区块的非法开采,主要仰仗俄罗斯的技术和投资。俄越油气合作的历史、现状、双方战略利益取向等值得中方关注。 |
| [41] | . 矿产资源短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开发利用海外资源已是当务之急。非洲因其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和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成为我国开发利用海外资源的首选地。对非洲矿产资源的开发不仅要在战略 上予以高度重视 ,坚持贸易与开发并举 ,而且在选择矿种上要有针对性 ,坚持补缺、补紧、补劣的原则。同时应建立矿产资源风险勘探开发基金并成立协调开发办公室。 矿产资源短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开发利用海外资源已是当务之急。非洲因其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和鼓励外国投资的政策成为我国开发利用海外资源的首选地。对非洲矿产资源的开发不仅要在战略 上予以高度重视 ,坚持贸易与开发并举 ,而且在选择矿种上要有针对性 ,坚持补缺、补紧、补劣的原则。同时应建立矿产资源风险勘探开发基金并成立协调开发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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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 . 本文论述了当前中东、中亚和俄罗斯、非洲、北美和中南美等石油供应基地的资源储量、生产和出口现状以及石油供应板块地缘政治格局；回顾了石油供应板块重心由墨西哥湾（北美）迁移到波斯湾（中东）的历史过程；分析了造成石油供应板块重心迁移的自然、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和非传统安全等驱动力因子及其驱动力机制，得出了以下结论：经过一个半世纪演变形成的以中东为中心，包括中亚、非洲在内的世界石油供应板块，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地区。目前的石油供应板块地缘格局是自然、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演进的结果，今后还将继续演进。这一研究对经济正在高速增长、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石油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论述了当前中东、中亚和俄罗斯、非洲、北美和中南美等石油供应基地的资源储量、生产和出口现状以及石油供应板块地缘政治格局；回顾了石油供应板块重心由墨西哥湾（北美）迁移到波斯湾（中东）的历史过程；分析了造成石油供应板块重心迁移的自然、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和非传统安全等驱动力因子及其驱动力机制，得出了以下结论：经过一个半世纪演变形成的以中东为中心，包括中亚、非洲在内的世界石油供应板块，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地区。目前的石油供应板块地缘格局是自然、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演进的结果，今后还将继续演进。这一研究对经济正在高速增长、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石油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
| [45] | . 近年来,俄罗斯油气储量增速缓 慢,石油产量增长迅速,天然气产量基本保持稳定,2010年,俄罗斯石油产量达到了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文章在对俄罗斯区域性油气产量现状、俄罗斯油气 田发现情况,以及俄罗斯大型油气公司在国家油气工业发展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剖析的基础上,介绍了未来20年中,俄罗斯油气勘探开发长期发展战略的主要任 务,以及2030年俄罗斯油气储量、产量长期规划,油气勘探开发投资长期规划及俄罗斯向亚太地区和中国油气出口长期规划。 近年来,俄罗斯油气储量增速缓 慢,石油产量增长迅速,天然气产量基本保持稳定,2010年,俄罗斯石油产量达到了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文章在对俄罗斯区域性油气产量现状、俄罗斯油气 田发现情况,以及俄罗斯大型油气公司在国家油气工业发展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剖析的基础上,介绍了未来20年中,俄罗斯油气勘探开发长期发展战略的主要任 务,以及2030年俄罗斯油气储量、产量长期规划,油气勘探开发投资长期规划及俄罗斯向亚太地区和中国油气出口长期规划。 |
| [46] | . 根据俄罗斯森林资源与木材生产发展状况,探讨了俄罗斯森林资源的特点,总结了俄罗斯木材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俄罗斯林产品的品种和产量走势,分析了俄罗斯森工行业和木材生产的发展机遇,展望了中俄森林资源合作开发与林产品贸易和林业双边合作的发展前景. 根据俄罗斯森林资源与木材生产发展状况,探讨了俄罗斯森林资源的特点,总结了俄罗斯木材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俄罗斯林产品的品种和产量走势,分析了俄罗斯森工行业和木材生产的发展机遇,展望了中俄森林资源合作开发与林产品贸易和林业双边合作的发展前景. |
| [47] | . 探讨了钾盐矿产的应用，钾盐矿产在世界及我国的分布状况，提出了解决我国钾盐矿产资源紧缺问题的途径。 探讨了钾盐矿产的应用，钾盐矿产在世界及我国的分布状况，提出了解决我国钾盐矿产资源紧缺问题的途径。 |
| [48] | .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重要的具有深海油气潜力的地区之一，约有100多个深海沉积盆地。 2003-2008年，在东南亚发现的新增探明油气可采储量近96亿桶油当量（包括陆地和浅海）。目前在大于200米水深的海域中，近5年新增探明储量最 多的国家为马来西亚（17．8亿桶）和印度尼西亚（5．54亿桶），占东南亚地区这一时期总的新增探明可采储量的24．3％。目前东南亚的深海油气活动规 模较小，但深海油气资源潜力不容忽视。该地区深海勘探开发因受边界利益争端等政治问题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是其对外合作的一个制约因 素。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深水合作勘探和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充分利用地缘优势，适时进入，为我国能源供应多元化提供保障。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重要的具有深海油气潜力的地区之一，约有100多个深海沉积盆地。 2003-2008年，在东南亚发现的新增探明油气可采储量近96亿桶油当量（包括陆地和浅海）。目前在大于200米水深的海域中，近5年新增探明储量最 多的国家为马来西亚（17．8亿桶）和印度尼西亚（5．54亿桶），占东南亚地区这一时期总的新增探明可采储量的24．3％。目前东南亚的深海油气活动规 模较小，但深海油气资源潜力不容忽视。该地区深海勘探开发因受边界利益争端等政治问题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是其对外合作的一个制约因 素。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深水合作勘探和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充分利用地缘优势，适时进入，为我国能源供应多元化提供保障。 |
| [49] | . 非洲森林资源丰富,类型多样, 分布不平衡,且退化较严重。非洲林业生产和贸易具有①在林产品结构上,薪炭材占绝对优势;②森林采伐受外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控制,采伐方式具选择性、掠夺 性;③森林采伐地区差异大,明显受运输条件的限制,林区开发状况很不平衡;④木材加工工业薄弱,原木出口比重大,林业贸易具有殖民地特色;⑤非洲对林产品 消费量较大且具有明显的初级性等特点。非洲林业突出问题在于"出口原木,进口成品"的结构性矛盾。针对非洲目前林业特点及资源状况,在合理开采现有采伐区 和积极开发新林区的基本保护措施基础上,提出了非洲林业可持续经营的新的理念和措施。 非洲森林资源丰富,类型多样, 分布不平衡,且退化较严重。非洲林业生产和贸易具有①在林产品结构上,薪炭材占绝对优势;②森林采伐受外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控制,采伐方式具选择性、掠夺 性;③森林采伐地区差异大,明显受运输条件的限制,林区开发状况很不平衡;④木材加工工业薄弱,原木出口比重大,林业贸易具有殖民地特色;⑤非洲对林产品 消费量较大且具有明显的初级性等特点。非洲林业突出问题在于"出口原木,进口成品"的结构性矛盾。针对非洲目前林业特点及资源状况,在合理开采现有采伐区 和积极开发新林区的基本保护措施基础上,提出了非洲林业可持续经营的新的理念和措施。 |
| [50] | . 非洲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已探明石油储量仅次于中东和美洲地区.由于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石油开发商们更加重视蕴藏着巨大开采潜力的非洲石油,非洲已成为世界油气勘探的热点地区之一. 非洲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已探明石油储量仅次于中东和美洲地区.由于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石油开发商们更加重视蕴藏着巨大开采潜力的非洲石油,非洲已成为世界油气勘探的热点地区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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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 地理研究, 2015, 34(2): 199-212. 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 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地理学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和国家地缘战略的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基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空间思维和现代组织行为 学等理论,探讨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修正地缘战略和树立地缘目标的重要性,认为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地缘大思维,而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应首当其冲担当重 任。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地理学的地缘政治学学 科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精彩纷呈,并在重大领域有所突破。但其发展依然存在理论体系尚不完整、学科定位不清晰、优秀成果不足、过度依附西方思维等问题。 鉴于此,提出了未来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努力方向。 . 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 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地理学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和国家地缘战略的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基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空间思维和现代组织行为 学等理论,探讨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修正地缘战略和树立地缘目标的重要性,认为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地缘大思维,而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应首当其冲担当重 任。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地理学的地缘政治学学 科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精彩纷呈,并在重大领域有所突破。但其发展依然存在理论体系尚不完整、学科定位不清晰、优秀成果不足、过度依附西方思维等问题。 鉴于此,提出了未来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努力方向。 |
| [53] | . <p>中亚与俄罗斯油气资源丰富,是中国未来开展国际油气资源合作,实现油气进口多元化和能源运输安全的重要战略区域。从俄罗斯、美国、中国以及中亚自身的战略需求方面刻画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演变,并对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各国的能源合作特征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能源合作进展顺利,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从单纯的油气贸易向油气产业的上下游进行拓展,但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因地缘政治战略、价格因素等一波三折,乌克兰危机之后,双方合作出现新的战略机遇。针对在中亚能源合作可能遇到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俄罗斯的政策不确定性、中亚各国的局部冲突以及可能存在的资源国有化和来自国际石油公司的剧烈竞争,提出未来中国可以采取贷款换资源合作模式、双向合作模式与中亚国家石油公司联合经营模式、探索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油气资源供求一体化模式以及油气经贸一体化合作模式,以尽可能地降低能源合作风险。</p> <p>中亚与俄罗斯油气资源丰富,是中国未来开展国际油气资源合作,实现油气进口多元化和能源运输安全的重要战略区域。从俄罗斯、美国、中国以及中亚自身的战略需求方面刻画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演变,并对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各国的能源合作特征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能源合作进展顺利,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从单纯的油气贸易向油气产业的上下游进行拓展,但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因地缘政治战略、价格因素等一波三折,乌克兰危机之后,双方合作出现新的战略机遇。针对在中亚能源合作可能遇到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俄罗斯的政策不确定性、中亚各国的局部冲突以及可能存在的资源国有化和来自国际石油公司的剧烈竞争,提出未来中国可以采取贷款换资源合作模式、双向合作模式与中亚国家石油公司联合经营模式、探索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油气资源供求一体化模式以及油气经贸一体化合作模式,以尽可能地降低能源合作风险。</p> |
| [54] | . <p>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节点,在经济利益已经遍布世界的同时,必须面对日渐趋紧的外部约束,因此亟须在国际上实现战略突破。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综合国力尚存结构性缺陷之际,中国的全球战略应围绕欧亚大陆率先展开部署。“一带一路”为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指明了地理方向,是中国在新的地理历史条件下融入欧亚大陆的第一次尝试。在空间上,“一带一路”分别从欧亚大陆中部心脏地带和南部边缘地带,从东向西把这块大陆上的主要战略枢纽区串连了起来,其成功实施将赋予中国作为重要力量参与欧亚大陆战略态势的基本能力,并极大优化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内涵,预测“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四大战略风险,提出“一带一路”的五大地理支点,勾勒出“一带一路”地缘战略的总体轮廓。</p> <p>当前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特定历史节点,在经济利益已经遍布世界的同时,必须面对日渐趋紧的外部约束,因此亟须在国际上实现战略突破。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在综合国力尚存结构性缺陷之际,中国的全球战略应围绕欧亚大陆率先展开部署。“一带一路”为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指明了地理方向,是中国在新的地理历史条件下融入欧亚大陆的第一次尝试。在空间上,“一带一路”分别从欧亚大陆中部心脏地带和南部边缘地带,从东向西把这块大陆上的主要战略枢纽区串连了起来,其成功实施将赋予中国作为重要力量参与欧亚大陆战略态势的基本能力,并极大优化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内涵,预测“一带一路”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四大战略风险,提出“一带一路”的五大地理支点,勾勒出“一带一路”地缘战略的总体轮廓。</p> |
| [55] | Earthquakes, floods, drought, and other natural hazards cause ten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injurie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economic losses each year around the world.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in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emergency loans, and development aid are expended annually. Yet efforts to reduce the risks of natural hazards remain largely uncoordinated across different hazard type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focus on areas at highest risk of disaster.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presents a global view of major natural disaster risk hotspots - areas at relatively high risk of loss from one or more natural hazards. It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of the lo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otspots for six natural hazards - earthquakes, volcanoes, landslides, floods, drought, and cyclones. Data on these hazards are combined with state-of-the-art data on the sub-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output and past disaster losses to identify areas at relatively high risk from one or more hazar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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