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彦随Spatial pattern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county-level social inequality in typical agricultural areas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Henan province
GAOJunbo, LIUYansui收稿日期:2016-01-10
修回日期:2016-04-13
网络出版日期:2016-05-1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
展开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0
PDF (921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1 引言
公平是区域经济、社会和政策关注的核心因素,事关社会稳定与持续发展[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然而区域发展不公平、聚焦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等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并非所有区域和社会群体都能享有经济增长的好处,区域不公平、城乡不平等及社会群体收入差距日趋严峻;同时,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过度关注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已引发诸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等问题历来是区域经济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热点,相关实证集中于不平等空间模式、趋同或分异的发展趋势、经济改革尺度及效益、区域发展差距及其根源等[2,3],揭示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等从1980年代初逐步从省际过渡到省内,从区域内部转移到城乡差距,且农村内部差距已成为省内及区域整体不平等的最大根源[4,5]。区域不平等具有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始于系统的经济改革,并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正常现象”[1,6]。然而,与对迅速增多的区域经济不平等关注不同,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仍少有关注[7,8]。事实上,类似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也逐步扩大,相关实证集中于社会空间分异、阶层分化、居住迁移、职住分离、城市贫困、公共服务配置及城乡转型等多个领域[9-12]。直到近来,袁媛等引入剥夺概念,并藉此综合探讨了广州城市多重剥夺的空间聚集模式和广东省域社会综合发展不平等格局[13-15]。研究发现剥夺研究能有效揭示城市社会发展不平等态势,且中国城市社会剥夺因长期以来的政府角色及城市偏向发展政策而具有自身特征[16,17]。
剥夺（deprivation）概念最初源于1960年代的英国,因新城市贫困的出现,致使仅用经济指标已不能全面揭示新贫困问题,社会学创立“剥夺”概念来研究社会公平问题。地理学引入剥夺原理构建一个系统地检测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问题及其在地理空间集聚的框架,其实质是一种相对贫困的度量,用于更广泛检测地域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空间公正问题[18,19]。区域剥夺状态可以通过收入、教育、住房、工作等指标进行单项或综合定量测度[14,20]。在剥夺的多种维度中,收入低下是社会剥夺的最重要形式[19]。但收入贫困也仅为剥夺的一种状态,低收入也并非是无法享有住房及其他资源的决定因素[20,21]。因此需要综合多种而非仅仅经济指标进行多维剥夺测度。现有多重剥夺度量主要覆盖收入、就业、教育、健康、住房条件5个维度[22,23],人口结构、犯罪、居住环境等指标逐步受到关注[20,21]。多维剥夺测度对于探测社会剥夺聚集空间,破除发展障碍、引导区域社会发展和生活质量提升至关重要,因此在英国、加拿大、西班牙及澳大利等发达国家受到广泛关注并进行了持续研究。南非、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于近年逐步开始了社会剥夺研究,但仍处于引入阶段[24-27]。社会发展水平评估、公共服务布局及公共政策效应评价等领域的社会剥夺实证研究,促进了基于区域研究方法及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评价体系的发展,成为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地方政府系统检测公共决策领域里区域资源分配及相关政策制定、实施及监督的有效方法[18,27]。
综上所述,国内现有对区域不平等研究仍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现有实证多以人均GDP等经济指标为量化基础,但已有研究发现单一经济变量并不宜作为反映整体区域不平等的合适指标[7,28],应更多考虑社会指标以实现区域差距的精确度量。二是现有社会不平等研究集中于少数特大城市的住房不平等、城市贫困及社会隔离等领域,仅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剥夺的一个维度,而整体社会不平等应基于社会剥夺视角进行综合测度。三是社会剥夺研究仍刚起步于中国,现有实证仅限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和广州,其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导致其社会剥夺空间模式与强度显著不同于中西部省份和典型农区。河南省是中国典型传统农区和商品粮生产基地,2004-2014年已经实现了粮食生产的11连增,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但类似其他传统农区,河南省粮食产量与县级财力之间的“粮财倒挂”现象显著,“高产穷县”必将危机国家粮食安全,且对传统农区的社会发展滞后与不平等研究更是鲜有涉及。因此,本研究试图基于六普县域数据,从社会剥夺视角系统检测传统农区县域尺度下社会不平等空间模式及地域差异,揭示典型农区县域社会剥夺的驱动因素与形成机制,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以期促进粮食连增背景下传统农区可持续发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河南省地处中国中东部和黄河中下游地区。2014年总人口超过1亿,人口密度高达633人/km2,远超同期全国平均人口密度（142/km2）[29]。河南中东部地势以黄淮冲积平原为主,西南有南阳盆地,两者占河南总面积超过60%,是主要的粮食生产地区（图1）。河南省2014年粮食产量达1154亿kg,比2013年增产了11.7亿kg,并实现粮食产量从2004-2014年的11连增。即使在2004年前的2000-2003年间,河南省粮食总产量同样保持增长趋势,从411.9亿kg增长到426亿kg,仅在2002年因洪涝灾害减产至356.9亿kg[30]。因此可见,河南省粮食产量自2000年来,总体保持连增趋势。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研究区域
-->Fig.1Study area
-->
2.2 评价维度与研究方法
基于国内外相关成果和县域研究空间尺度,构建由14个变量构成社会剥夺评价指标体系,涵盖收入、人口结构、就业、教育及住房条件5个维度。河南省县域六普人口普查是主要指标数据来源。但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南非等国家类似,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缺乏经济收入数据可直接用于经济剥夺评估[27,28]。基于此,选用2010年河南省各县（区、市）城市和乡村人口平均收入为基础,并基于城市、农村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平均而获得城乡人口平均收入,其他指标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1）。Tab. 1
表1
表1河南省县域社会剥夺评价指标
Tab. 1Variables used to compose social deprivation index in Henan province
| 维度(变量数量) | 指标 | 单位 | 方向 |
|---|---|---|---|
| 收入(1) | 城乡人口平均收入 | 元 | - |
| 人口结构(2) | 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 % | + |
| 14岁及以下人口比重 | % | + | |
| 离婚及丧偶人口比重 | % | + | |
| 就业(1) | 失业人口比重 | % | + |
| 教育(3) | 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 % | + |
| 平均受教育年限 | 年 | - | |
| 大学本科以上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 % | - | |
| 住房(6) | 平均每户房间数 | 间/户 | + |
|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 m2/人 | + | |
| 住房内无管道自来水的住户比重 | % | + | |
| 住房内无厨房的住户比重 | % | + | |
| 住房内无厕所的住户比重 | % | + | |
| 住房内无洗澡设施的住户比重 | % | + |
新窗口打开
一般剥夺指数（general deprivation index,GDI）将用于度量县域社会不平等水平,并藉此进行县域不平等空间模式及地域差异分析。其具体步骤包括：首先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县域社会剥夺的主要维度[13,28]。其过程包括KMO检验（本研究2010年KMO检验值为0.822,符合主成分计算要求）、相关系数及协方差矩阵计算、特征值及特征向量识别、方差旋转以确定主成分变量及县域剥夺指数计算五个主要环节;然后利用式1核算每个县区的社会剥夺强度,计算方法如GDI计算公式所示[8,17];最后基于ArcGIS技术平台和Geoda软件进行空间统计计算[31,32],通过空间自相关方法能有效探测数据热点、集群或空间关联模式,揭示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并通过可视化进行空间分区,实现河南省县域社会剥夺空间模式及地域差异分析。
式中：
2010年河南省县级行政空间单元共有159个,包括县（90个）、县级市（18个）、地级市辖区（50个）、省直辖县行政区划（1个）四种类型;河南省域可以进一步分为中原城市群（郑州、许昌、济源、焦作、新乡、开封、洛阳、平顶山和漯河）、豫北（安阳、濮阳和鹤壁）、豫南（驻马店和信阳）、豫东（商丘和周口）和豫西（三门峡和南阳）五个次级区域,是进行县域社会剥夺地域差异分析的空间单元。
3 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格局与空间模式
3.1 县域社会不平等强度总体较高
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2010年数据的4个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的83.1%。其中第一主成分因子特征根为6.962,贡献值49.73%,与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比重（0.767）、14岁及以下人口比重（0.854）、住房内无管道自来水住户比重（0.924）、住房内无洗澡设施住户比重（0.920）、住房内无厨房住户比重（0.685）、住房内无厕所住户比重（0.691）等正相关;与平均受教育年限（-0.956）、平均收入水平（-0.933）、大学本科以上人口占6岁人口比重（-0.812）成显著负相关,表明县域社会剥夺水平与住房条件、文盲人口比重显著相关。通过GDI方程计算2010年河南县域社会剥夺指数,然后基于自然断点法,将河南省各县区剥夺指数分为很低、低、中、高和很高5个等级。由于县域GDI指数越大,社会剥夺程度越高,表明该县域社会发展水平愈滞后。因此,具有最低等级GDI指数的县域,其社会发展水平却是最高,而最高等级GDI指数县域的社会发展水平却是最低。结果显示,2010年河南省GDI区间为0~0.658,其中郑州二七区等51个县区GDI值最低（0）,许昌市的许昌县GDI最高（0.658）。社会剥夺“很低”等级县域规模为42.7%,而“高”与“很高”等级县域规模为28.9%,表明河南省县域社会剥夺强调总体较高,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较低。3.2 县域社会不平等分布呈西高东低空间格局
2010年河南省县域社会剥夺“低”和“很低”等级县区的空间分布显著聚集于豫西北地区的郑州、济源、焦作、三门峡及新乡的西部,呈集中连片分布格局。而“很高”等级的社会剥夺县区聚集分布于河南省中部和豫北地区（图2）,中原城市群范围内许昌市的禹州、鄢陵县,洛阳市的伊川县及平顶山的叶县和漯河的舞阳县都属于“很高”社会剥夺等级县区。总体上看,类似河南省粮食产量的“西低东高”格局,2010年各县区社会剥夺水平总体上呈“西低东高”分布,豫东、豫南的社会剥夺水平整体处于“中”和“高”等级,而豫西北是社会剥夺“很低”等级县区连片布局集中区域,表明河南省粮食高产县区与社会剥夺高等级县区的空间分布具有一致性,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落后其他类型区域,凸显典型农区存在“高粮食生产、高社会剥夺”的“粮食与民生倒挂”现实。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10年河南省县域GDI空间分布
-->Fig.2The county-level GDI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enan in 2010
-->
3.3 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形态呈核心—边缘半环形结构
基于ArcGIS 9.3空间自相关结果,2010年河南省县域高—高、低—低、低—高、高—低及不显著类型县域数量分别为16个、40个、4个、11个和88个（图3）。其中高—高县区主要分布于豫南淮河流域的信阳东部及南阳西部和开封市西部边缘,低—低县区集中分布于济源市、焦作市,新乡西部、郑州西北部和开封市区,呈集中连片分布。11个县区属于高—低类型,主要集中于安阳、鹤壁、开封和洛阳市伊川县,其左右分别与低—低类型和高—高类型县区毗邻,于北、东、南三面环绕低—低类型县区。低—高类型县区数量较少,散布于河南中部及南部地区。豫中、豫东各县区社会剥夺指数空间自相关整体不显著。总体上看,受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及经济结构影响,河南省社会剥夺低—低类型县区集中连片分布于省域西北部,高—低类型县区从北、东、南三方阻隔豫西北低—低类型与豫东和豫南高—高类型县区连接,从而形成了以豫西北低—低类型县区为核心,安阳、鹤壁、开封和洛阳市伊川的高—低类型县区为外围,豫东、豫南的高—高类型及空间自相关不显著县区为边缘的核心—边缘半环形空间结构。表明河南省县域社会剥夺空间关系复杂多样,县域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变化剧烈。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10年河南省县域社会剥夺LISA格局图
-->Fig.3LISA groups for county-level GDI of Henan in 2010
-->
4 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的地域差异
GDI得分代表着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水平,其空间分布可以分为区域间、区域内和城乡之间三种类型的地域差异。4.1 县域社会不平等的区域间差异
如图2所示,河南省区域社会不平等空间差异特征显著。低GDI空间主要分布在豫西北的济源、新乡、三门峡、郑州等区域及其他地级市的市辖区,而高GDI空间主要聚集在豫北、豫南、豫西及豫东的非市辖县区。表2进一步表明,75%“很低”GDI等级（最低的社会剥夺水平）的县区集中在中原经济区,其后依次是豫北、豫西和豫南,豫东“很低”GDI类型的县域规模比重最低。但是,“很高”GDI等级（最高的社会剥夺水平）的县区同样集中在中原经济区,其后依次是豫西、豫北和豫南,而豫东没有“很高”GDI类型的县区。中原经济区、豫北和豫西地区县域社会剥夺的“很高”和“很低”等级县区规模都非常高,表明该地区县域间社会发展水平多样,差距显著。与此不同的是豫东和豫南,该地区社会剥夺的“最高”和“最低”等级县区规模比重都较低,但“低”等级（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社会剥夺县区规模比重却高于其他地区,且“高”等级社会剥夺县区比重与其他地区差距不大,表明豫东和豫南地区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但是相对均衡。Tab. 2
表2
表2河南省2010年不同等级GDI在各区域内的比重分布
Tab. 2The GDI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region in Henan province
| 区域 | 社会剥夺指数（GDI）等级 | |||||
|---|---|---|---|---|---|---|
| 很低 | 低 | 中 | 高 | 很高 | ||
| 中原经济区 | 75.0 | 11.8 | 28.6 | 32.3 | 66.7 | |
| 豫北 | 11.8 | 11.8 | 14.3 | 12.9 | 13.3 | |
| 豫南 | 2.9 | 17.6 | 17.9 | 29.0 | 6.7 | |
| 豫东 | 1.5 | 52.9 | 21.4 | 9.7 | 0.0 | |
| 豫西 | 8.8 | 5.9 | 17.9 | 16.1 | 13.3 | |
| 总计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
| 城市 | 68.1 | 12.5 | 7.1 | 0.0 | 0.0 | |
| 农村 | 31.9 | 87.5 | 92.9 | 100 | 100 | |
| 总计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
新窗口打开
4.2 县域社会不平等的区域内差异
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的区域内差异是通过各县区间GDI极差（R）、标准差（SD）及加权平均值偏差（WAD）三种指标进行度量,其中极差和标准差用于测度不同区域内各县区间社会剥夺的绝对差距,而加权平均值偏差则是用于相对差距度量。如图4所示,2010年中原城市群各县区的社会剥夺绝对差距最大（R和SD分别为0.659和0.231）,其次是豫北和豫西,豫南和豫东地区社会剥夺绝对差距最小;就社会剥夺相对差距而言,中原城市群范围内各县区社会剥夺相对差距同样远高于其他区域,其次是豫北和豫西,豫南和豫东地区各县区社会剥夺相对差距仍为省域最低（图4）。由此表明,河南省各区域内县域社会发展差距显著,其中中原城市群各县区社会发展差距最大,远高于省域平均水平,其后依次是豫北、豫西和豫南,豫东地区县域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最小、社会发展水平较为均衡。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10年河南省不同区域的GDI极差（R）、标准差（SD）及加权标准差（WAD）分布
-->Fig. 4Distritution of rang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mean wighted deviation of GDI in 2010 in Henan province
-->
中原城市群是河南省经济中心所在地,近年来各县区经济增长迅速且差距逐步缩小,但社会发展水平则存在显著的相对和绝对差距。豫东是河南省产粮大县集中地,各县区2010年平均GDP和人均收入仅为中原城市群的73.4%和64.1%[30],但各县区社会发展差距却为省域最低,发展水平相对均衡。由此表明：首先,区域社会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不相一致,存在显著滞后现象。尤其是短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动社会发展的迅速进步[15];其次,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社会发展也可以塑造出一种低水平的空间均衡状态;最后,传统农区的产粮大县不但是财政穷县,且社会发展水平也整体较低,“粮财倒挂”和“粮食与民生倒挂”并存。
4.3 县域社会不平等的城乡差异
为了讨论河南省县域社会发展的城乡差异,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将地级市辖区看做城市;虽然县城及中心镇所在地也可以看做城市的一部分,但现有数据统计口径对县城与县域不加区分,所以将非城市辖区县域称作为农村。如图2所示,河南省社会发展的城乡差距显著,城市辖区社会剥夺指数普遍较低、社会发展水平优于农村地区。在豫南、豫东和豫西,较低GDI等级的区域都是地级市辖区,如豫南信阳市的浉河区,驻马店的驿城区,豫东周口市的川汇区,豫西三门峡市湖滨区,南阳的宛城区、卧龙区等市辖区的2010年社会剥夺指数都为最低值（0）,而同期农村地区各县的GDI都较高,普遍位于“高”和“最高”等级。表2进一步证明城乡社会发展水平差异。2010年社会剥夺“最低”等级（社会发展水平最高）县区中68.1%为城市辖区,31.9%为农村县区,但“高”和“最高”社会剥夺等级（社会发展水平最低）空间则全部集中在农村地区,说明2010年河南省农村县域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滞后于城市辖区。但从绝对和相对差距视角,图3则表明城市辖区间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仅约为农村地区一半,揭示出农村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远大于城市辖区的特征。由此表明,与沿海发达地区类似,中国典型农区的农村县区社会剥夺水平远高于城市辖区[15];但同时农村县区间社会发展不平等差距却约两倍于城市辖区,与沿海地区所呈现的城市辖区差异化迅速发展、农村县区整体落后的态势不同,表明典型农区社会发展的城乡差异特征与沿海地区不相一致,具有显著的农区地域特征。5 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模式与地域差异的影响因素
5.1 经济发展
贫困是社会剥夺的最重要形式,其根源在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19]。河南省县域社会剥夺评价中第一主成分与县域平均收入水平呈显著负相关（-0.933）,表明县域社会不平等格局与经济发展及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表2展示了河南省县域GDI分布的城乡与区域差异,其中城市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在2010年拥有68%比重的“最低”GDI等级（具有最低社会剥夺水平）县区,而同期“高”和“最高”GDI等级（具有最高社会剥夺水平）县区则100%集中在农村地区。同样,作为河南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中原城市群区域的社会剥夺水平远低于其他区域（“最低”等级GDI比重最高）,而较高社会剥夺县区主要分布在豫南、豫北和豫东。回归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揭示经济发展与社会剥夺之间关系。如表3所示,以2010年各县区GDI作为因变量,选取同年度人均GDP、农业增长率、工业增长率、非农人口比重及地方财政公共支出为自变量。结果显示人均GDP、工业增长率和非农人口比重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均GDP及工业增长率越高、非农人口比重越大的县区,其社会剥夺水平越低,社会发展状态就越好。而与此相反,农业增长率与社会剥夺指数的相关系数为正,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农业增长率较高县区的社会剥夺指数越高,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再次印证农业县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改善能力上的脆弱性,与河南省的豫北、豫东、豫南等粮食主产区具有较高GDI等级的现象相一致。豫东作为河南粮食生产集中区,其各县区间GDI的绝对和相对差距较小,应为粮食主产县区低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反映。
Tab. 3
表3
表3GDI的回归分析结果
Tab. 3The result of regression analysis of GDI
| 模型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标准误差 | 显示水平 |
|---|---|---|---|
| 常数 | 0.058 | 0.040 | 0.000 |
| 人均GDP（万元） | -0.485 | 0.008 | 0.000 |
| 农业增长率（%） | 0.132 | 0.029 | 0.001 |
| 工业增长率（%） | -0.067 | 0.057 | 0.004 |
| 非农人口比重（%） | -0.389 | 0.061 | 0.000 |
|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万元） | 0.202 | 0.000 | 0.002 |
新窗口打开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地方政府可能会增加公共财政支出,以改善区域民生和社会发展。但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正并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越高的县区,社会剥夺水平也较高。通过分析数据可知,2010年各市辖区公共财政投资规模普遍低于其他县市,且农村县区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增幅也显著高于同期的城市辖区,其原因应是基于近年来河南省经济条件的整体好转及国家发展民生的政策导向,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区域公共服务配置的“减赤”和扶持力度,以致引发地方公共财政投资与社会剥夺水平齐头并进的“非常规”现象。这也再次印证,经济发展可以改善社会条件,但短期的增长和投入并不能有效降低社会剥夺水平[8]。
5.2 社会政策
回归分析揭示非农人口比重与社会剥夺水平呈负相关关系,非农人口比重越高,社会剥夺水平越低（表3）。非农人口聚集于城市,是引发中国城乡社会发展差异重要因素,其背后有着重要的社会政策根源。首先是城乡二元导致城乡人口结构不合理。基于城乡户口登记系统,固化城市与农村居民的聚集空间,阻隔农村居民的乡城迁徙和非农化转移,导致农村人口抚养压力大、结构不合理。第二,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调整及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基础教育设施经过“撤点并校”及布局调整,结果是县域中小学规模大幅度缩减,且空间分布高度集中。高中聚集在县城,小学和初中聚集在镇区。高中学生必须住校,中小学生因就学距离太远而被迫住校、走读或伴读,极大提高了求学成本,也使不少农村学生没念完初中就辍学,受教育年限大大缩短。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农村学生上大学的几率,但并轨后的高额收费标准,远非仅靠土地收入的农村家庭所能承担,“就学难”、“因学返贫”的实例在农村不胜枚举。因此高中后选择职业院校或直接离校务工是大多数农村子弟的选择,从而导致农村县域居民受教育年限及本科学历人口过低。第三,农村民生投资不足,居住条件落后。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领域是相互追赶和竞争,但忽略民生领域尤其是农村居住条件的改善。“新农村建设”旨在提高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农村居住条件,但实践表明乡村地域发展是内源性与外源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3],非农产业基础好、经济水平较高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水平更高。豫东、豫南及豫西南阳等传统粮食种植地区,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脆弱,严重影响政策效应的有效发挥,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隔离及城市倾向化投资策略对当前县域城乡社会发展不平等仍发挥着持续影响作用。5.3 空间战略
计划经济时期,河南是中央政府的重要投资和建设地区之一,逐步构建了河南省西北高东南低的经济空间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影响下,地方逐步成为河南省投资主体[34],显著强化了河南省经济格局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其中核心区域位于中原城市群,以郑州和洛阳为核心;外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落后,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市区,集聚特征显著,是区域和城乡社会发展不平等的基础。基于不均衡的省域经济空间结构,为了更好地整合区域内部资源、协调融合外部发展空间,2000年来,河南省逐步构建了中原城市群和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旨在促进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济源等中原城市群9市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形成高效率的中原经济区发展的核心区域,引领辐射带动整个区域发展。通过城市群规划,强化核心—边缘空间格局,明晰区域功能定位和差异化产业选择,核心区高品质产业结构是提供其良好社会发展条件的经济基础。因此,虽然同为地级市的农村县域,中原城市群中郑州的荥阳和新密,洛阳的新安、漯河的舞阳、焦作的温县和孟州等县市,由于工业基础较好,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较强,经济水平较高,社会发展条件较好（2010年GDI均为0）。而粮食生产被定位为豫东、豫南主导功能,地方政府在强调粮食生产的同时,将有限投资集中于经济发展而非民生条件改善,导致豫东、豫南的所有农村县域的社会发展水平都比较落后。2010年,驻马店市平舆县GDI值最高,为0.5571,遂平县GDI最低,为0.2735;农村县区GDI均值为0.4027,甚至商丘市辖区梁园区的GDI也高达0.2517,表明区域发展战略是河南省县域社会发展不平等重要驱动因素。
5.4 路径依赖
河南省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历来为中国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且中原经济区建设也明确不以牺牲粮食生产为前提,并计划打造105个粮食生产能力超10亿斤的粮食生产大县,建设区域化、规模化、集中连片的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但安乾等研究发现,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河南省农业增产不增收矛盾突出,农村劳动力利用效率低下,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8]。李裕瑞等进一步揭示出粮食生产与乡村发展之间的严重“倒挂”现象,必须推进宏观层面制度和政策创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34]。虽然从2004年起,河南省遵照“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不断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推行全省范围内免征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实施种粮直补,激发农业生产积极性。但与此同时,河南省推出基于“中心城市带动”的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重点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和新增长极,严重挤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抵消系列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效应,制约了城乡等值化发展[35]。还有粮食直补等惠农、支农政策机制不完善,补贴力度太小,未能根本扭转农业生产成本效益格局及其对农业生产积极性的制约。总之,由于河南省传统农区定位及现有惠农政策效应较弱,难以改变农业主导县区的经济弱势,由此导致河南省县域社会发展整体不均衡,以及不同区域间、区域内和城乡社会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5.5 综合作用
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格局及其地域差异有其深刻的转型期“结构性”社会经济背景,涵盖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空间战略及历史发展路径等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是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模式与地域差异的核心因素,粮食主产县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善能力较弱,导致社会发展水平总体滞后;非农人口比重是引发城乡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而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教育和居住条件差距促进并固化城乡居民居住空间,成为县域社会发展差异的关键;中原城市群空间发展战略确立了河南省域核心—外围空间格局,经济活动、社会投资多聚集于核心区域,区域功能定位和差异化产业选择加速县域社会发展的空间差异;河南省农业生产自然资源禀赋优越,其传统农区功能定位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得以强化,但惠农政策效应不足、农业主导县区经济羸弱,形成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差异的历史惯性。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空间战略及区域发展路径依赖共同驱动不同县区在功能定位、产业基础、经济水平、生产效益及公共服务配置方面的变化,形成多样化、差异化的县域社会剥夺及社会不平等空间格局（图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格局形成机制
-->Fig.5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pattern of county-level social inequality of Henan province
-->
6 结论与讨论
以河南省为例,从社会剥夺视角探讨2010年中国典型农区在粮食持续增产背景下县域社会发展不平等空间模式、地域差异及形成机制,得出如下结论：（1）2010年,河南省28.9%的县区社会剥夺指数处于“高”和“很高”等级,县域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较低,社会不平等强度总体较高。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与粮食产量分布类似,呈西高东低格局,总体上形成了以豫西北的焦作、济源、郑州西部和新乡西部为核心,安阳、鹤壁、开封和洛阳市伊川县为外围,以及豫东、豫南和豫西南为边缘的核心—边缘半环形空间结构。
（2）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区域差异特征显著。其中中原城市群各县区社会发展水平多样,社会不平等差距最大;其后依次为豫北、豫西和豫南。豫东地区县域社会不平等差距最小,社会发展呈较低水平的空间均衡状态,典型农区粮食主产县域“粮财倒挂”与“粮食与民生倒挂”并存。河南省农村县域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滞后于城市辖区,但农村地区社会不平等差距却2倍于城市,典型农区社会发展的城乡差异与沿海发达地区显著不同。
（3）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格局及地域差异的形成有着中国社会经济综合转型期深刻的结构性“烙印”,是国家及河南省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空间战略及历史发展路径等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其中以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调整为核心的社会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形成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而省域空间发展战略、传统农区定位及惠农措施是其重要驱动因素。
基于社会剥夺视角,初步探讨了转型期典型农区县域社会不平等格局、空间模式、地域差异及形成机制,认为如下途径有助于缩小县域社会发展不平等、实现粮食连增背景下农区可持续发展：第一,基于农区地域资源特色,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扶持科技农业、逐步扩大规模经营,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第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尤其是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住房设施和条件领域增加投资,科学确定供给规模,合理空间布局,有效缩小城乡差距;第三,提高县域非农人口比重,持续推进典型农区新型城镇化。但是,农区县域社会发展内涵远比当前指标体系所反映的内容更为丰富,其空间不平等强度及空间格局也更加复杂和多样。县域发展及其空间差异性,深受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要素的综合影响,应用网格和地统计分析方法能够更好地探明其分异规律及形成机理[36]。由于受数据限制,目前的测度仅限于县域空间尺度及多层次横向空间比较,对不同典型区域、差异化县区社会剥夺水平的时空动态、微观机理、政策嵌入及人地关系优化路径等仍有待深入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A new method is proposed to decompose inequality changes as measured by the Gini index into structural effects, real inequality effects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to updated Chinese data reveals that structural effects represent the driving force underlying the increasing trend in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explored. In addition to these contributions, considerable efforts are made to construct the income data used in the article. Pitfalls in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are discussed. |
| [2] | .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arative account of important aspect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on the basis of regional statistics available for Poland, Hungary, Romania and Bulgaria. More specifically it examines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disparities, the convergence/divergence trends that have taken place at the regional level and the relatio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to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It is found that spatial adjustments under transition favour metropolitan and western regions,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sharing common border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being a short distance from the European core. In addition, disparities have increased at various rates and degree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to levels that are higher than most of the EU countries. Given that the catch-up process, which favours more often efficiency than equity policies, has a long way to go, the regional problems in these countries may take alarming, by EU standards, dimensions. |
| [3] | . Most studies o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re based on macro regions and provinces. Studies on intraprovincial inequality remain limited, although there is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Guangdong and Jiangsu. Zhejiang is a leading coastal province of China experienc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has been known for its Wenzhou model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privat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uses time-series county data to examine regional inequalities in Zhejiang from 1952 to 1998, with a focus on the reform period of 1978-98. We find that intermunicipal and intercounty inequalities in Zhejiang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and overall inequality also increased, especially in the 1990s when more radical market reforms were implemented. While cities like Hangzhou and Ningbo have maintained their higher level of wealth, some counties, particularly coastal counties in municipalities like Wenzhou and Taizhou, have recorded dramatic growth, centred on private enterprises. However, municipalities such as Quzhou, which were favoured by Mao's industrialisation policy, recorded slower growth, as did the traditionally poorer municipalities. We have analysed the role of localities, the state, and globalisation in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Zhejiang, with an emphasis on local agents of development. Copyright (c) 2004 by the Royal Dutch Geographical Society KNAG. |
| [4] | .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he dominant sources of China's regional inequality have changed since the early 1980s. We adopt the decomposition method introduced by Tsui (1993) to facilitate comparisons with his results for 1982. Th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ominant sources of overall regional inequality in output have shifted from the intraprovincial to interprovincial inequality, from the rural–urban to intrarural inequality, and also from the disparity within the coast to between the coast and the interior. In the case of consumption, however, the intraprovincial inequality, the rural–urban inequality, and the disparity within the coast are the major factors of the overall regional inequality. |
| [5] | . <p>Identifying the problem regions and regional problems, and thus improving regional policies, are crucia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economic entiti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em>Sihua</em>")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need but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irection of integrat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China, and it also provides a significant perspective for identifying problem regions and regional problems so as to improve the regional policies. This study mainly aims to: firstly,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so a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m>Sihua</em> in China at prefecture level; secondly, to develop an evaluation criteria system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regions and regional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m>Sihua</em>. This paper comes first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o evalua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ate of <em>Sihua</em> in China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identify the problem regions and regional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Sihua</em> development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may benefit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policies and thus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p> |
| [6] | . <p>在分析国内外区域经济极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引用最近的国外区域经济极化有关研究方法，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测度区域经济极化的变量指标，定量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的总体水平与变化特征，并发现：随着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区域极化明显增强，其主要影响因素是区域发展策略、乡村工业化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分析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动力因子是影响江苏省区域经济极化的最主要方面。在空间上，江苏省区域经济极化明显表现为南北区域的分化与城乡分化两个方面。</p> . <p>在分析国内外区域经济极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引用最近的国外区域经济极化有关研究方法，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测度区域经济极化的变量指标，定量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的总体水平与变化特征，并发现：随着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区域极化明显增强，其主要影响因素是区域发展策略、乡村工业化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分析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动力因子是影响江苏省区域经济极化的最主要方面。在空间上，江苏省区域经济极化明显表现为南北区域的分化与城乡分化两个方面。</p> |
| [7] | . |
| [8] | .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cial deprivation at a regional scale using the case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Counties, county-level cities, and districts of prefecture cities are selected as the units of analysi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 significant variation is found in terms of the social deprivation index, showing a pattern of increasing deprivation from the cor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to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PRD, soci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se units, where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less differentiated. Social deprivation in urban areas is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in rural are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ities are significant, showing a bifurcation trend, whereas rural areas seem to be similar. Social dispar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re derived from unequal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social and regional policies. |
| [9] | .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of the pervasive rural poverty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poverty has become gradually urbanized in China, despite significant reduc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since the late 1970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urban poverty in China and emphasi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e traditional urban poverty, mainly experienced by the “three Nos” (people without stable income, working capacity, or family support) in the socialist era.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impacts of three major transformations during the economic reform—economic restructuring, changing welfare provision, and sociospatial re-organization—on the poor segment of urban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Nanjing i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changing composition of urban poverty and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e conclude that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he state's retreat from workplace-based welfare provis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at re-organizes urban spaces. Due to the strong legacy of socialist urbanism and the limit of our data analysis, there is no strong evidence of poverty concentration at district level, though pockets of urban poverty are found at community level in the city of Nanjing. |
| [10] | . <p>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200个反映社会空间结构的变量进行分析,提取出影响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据此将广州市划分为7类社会区。与1985年的广州社会区研究对比,归纳出基于老城区发展的、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的、基于农村社会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的三种模式,从转型期制度与政策变化、历史因素、政府对城市管理与调控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区分异的机制,总结了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比较了中西方社会区结构的差异,并从职业分异、家庭生命周期、外来人口等方面对广州未来社会区的演变做了分析。</p> . <p>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广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200个反映社会空间结构的变量进行分析,提取出影响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据此将广州市划分为7类社会区。与1985年的广州社会区研究对比,归纳出基于老城区发展的、基于工业和教育飞地发展的、基于农村社会区发展的社会区演变的三种模式,从转型期制度与政策变化、历史因素、政府对城市管理与调控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区分异的机制,总结了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比较了中西方社会区结构的差异,并从职业分异、家庭生命周期、外来人口等方面对广州未来社会区的演变做了分析。</p> |
| [11] | . |
| [12] | . China's rural areas are undergoing considerable spatio-temporal change. To some extent, this change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in our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us brings about challenges for the making of feasible 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strategic planning.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n index system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rurality in China at county level using national census data of 2000 and 2010, and examines the cor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ity index and major socio-economic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ors. The results of evaluation and spatial analysis show that the rurality index can largely reflect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counties with high rurality have been marginalized in the aspects of both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uch, the patterns of rural development identified by rurality index analysis significantly improve our knowledge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China. However, this index is less successful in reveal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atus quo alon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rurality index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measuring rural development, and could provide us with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local planning and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Furthermore, integrating rurality studies and rural socio-economic analysis can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making of integrated and regionalized r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C) 2015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13] | . 研究辨析了综合贫困(Multiple Deprivation)与贫困概念、总结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评述国外地理学对综合贫困空间的研究内容。再利用广州市最低保障数据和五普数据构建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总结贫困主因子,并求得各街道综合贫困得分。发现广州市内城区和外围局部地区存在综合贫困累积型分布的状况,呈现"圈层+局部放射"的综合贫困空间总体形态,内外城贫困特征有一定差异,是历史、政策和市场等多种力量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对拓展中国转型期贫困地理研究视角和指标体系有一定的裨益。 . 研究辨析了综合贫困(Multiple Deprivation)与贫困概念、总结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评述国外地理学对综合贫困空间的研究内容。再利用广州市最低保障数据和五普数据构建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总结贫困主因子,并求得各街道综合贫困得分。发现广州市内城区和外围局部地区存在综合贫困累积型分布的状况,呈现"圈层+局部放射"的综合贫困空间总体形态,内外城贫困特征有一定差异,是历史、政策和市场等多种力量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对拓展中国转型期贫困地理研究视角和指标体系有一定的裨益。 |
| [14] | |
| [15] | . This article examines social deprivation at a regional scale using the case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Counties, county-level cities, and districts of prefecture cities are selected as the units of analysi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 significant variation is found in terms of the social deprivation index, showing a pattern of increasing deprivation from the cor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to the peripheral areas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PRD, soci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these units, where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less differentiated. Social deprivation in urban areas is considerably lower than in rural are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ities are significant, showing a bifurcation trend, whereas rural areas seem to be similar. Social dispar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re derived from unequal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social and regional policies. |
| [16] | .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
| [17] | . 社会贫困是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享有情况、社会参与和融合等生活状况的测度。利用中国3 大典型地域、6 个代表城市、3 类邻里的1809 份个体问卷调查数据, 本文选取13 个相关指标, 判定个体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 利用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 并分析社会贫困现象在不同邻里、不同城市集聚的分异特征。研究发现, 6 个城市间的社会贫困集聚程度顺序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 大类邻里中, 社会贫困在城中村表现最为明显, 内城居住区次之, 企业配套居住区最低。中国城市居民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是体制(户口类型) 和家庭(教育程度、年龄等)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对3 类城市的社会贫困均起到影响, 东中部城市中家庭因素也有一定作用。体制因素对城中村的社会贫困起显著影响, 而家庭因素在内城居住区和企业配套居住区中作用更大。 . 社会贫困是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享有情况、社会参与和融合等生活状况的测度。利用中国3 大典型地域、6 个代表城市、3 类邻里的1809 份个体问卷调查数据, 本文选取13 个相关指标, 判定个体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 利用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 并分析社会贫困现象在不同邻里、不同城市集聚的分异特征。研究发现, 6 个城市间的社会贫困集聚程度顺序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 大类邻里中, 社会贫困在城中村表现最为明显, 内城居住区次之, 企业配套居住区最低。中国城市居民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是体制(户口类型) 和家庭(教育程度、年龄等)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对3 类城市的社会贫困均起到影响, 东中部城市中家庭因素也有一定作用。体制因素对城中村的社会贫困起显著影响, 而家庭因素在内城居住区和企业配套居住区中作用更大。 |
| [18] | . |
| [19] | . |
| [20] | .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spatial variations in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and level of deprivation in India.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rat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twenty five selected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deprivation has been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The state/union territory has been taken as the smallest unit of study. The entire research work is based on secondary sources of data.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level of poverty is low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tates of India, and it is high in central-eastern states extending from the state of Maharashtra in the west to the state of Bihar in the east. The level of deprivation is high in the states extending from Rajasthan in the west to Orissa in the east, medium level in the southern, north-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states and it is low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most states of India. |
| [21] | . This paper gives an account of an attempt to create a new area deprivation index for Scotland based mainly upon non-census indicators and calibrated at the spatial level of the postcode sector. This is the first such index to be produced in the UK. The paper explains why there is currently more interest in this type of index, describes how the index was constructed from identification of deprivation domains through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to their standardis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combination into a single measure. A multidimensional account of the resulting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deprivation is given. There then follows a discussion of various issues surrounding the index and area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r improvement are identified. |
| [22] | .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ology for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consisting of an identification method ρ k that extends the traditional intersection and union approaches, and a class of poverty measures M α . Our identification step employs two forms of cutoff: one within each dimens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erson is deprived in that dimension, and a second across dimensions that identifies the poor by ‘counting’ the dimensions in which a person is deprived. The aggregation step employs the FGT measures, appropriately adjusted to account for multidimensionality. The axioms are presented as joint restrictions on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easures, and the methodology satisfies a range of desirable properties including decomposability.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is particularly well suited for use with ordinal data, as is the first of our measures, the adjusted headcount ratio M 0 . We present some dominance results an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djusted headcount ratio as a measure of unfreedom. Examples from the US and Indonesia illustrate our methodology. |
| [23] | . In order to avoid a rigid poor/non-poor dichotomy (see e.g.脗 Hagenaars, 1986), the fuzzy sets approach to poverty measurement has been used.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propose fuzzy measures of unidimensional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by distinguishing three levels of poverty. A methodological research is proposed as follows: first, the poor are analyzed by partitioning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three mutually exclusive groups around the poverty line, and three levels of poverty are distinguished. Second, a general rul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fuzzy measure unions脗 (Zadeh, 1975) is proposed, that is, ru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all poverty starting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poverty. Finally, classes of fuzzy measures of poverty referring to the overall population are suggested. An application using individual well-being data from Tunisian households in 1990 is presented to illustrate use of one of the proposed concepts. |
| [24] | |
| [25] | . <a name="Abs1"></a>This paper presents the Provincial 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that were constructed by the authors at ward level using 2001 Census data for each of South Africa’s nine provinces. The principles adopted in conceptualising the indices are described and multiple deprivation is defined as a weighted combination of discrete dimensions of deprivation. Th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used is outlined and key findings are presented for one province—the Eastern Cape. The paper summaris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research is being developed further and the potential uses of these tools for policy and research. |
| [26] | . ABSTRACT In the United Kingdom, despite the social legislation of the post-war era,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remain the daily experience of many citizens. Large numbers of the disadvantaged live in rural areas, yet most research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conditions in urban Britain, and in particular on the main cities of England. This research employs a multi-scale multi-indicator approach and data extracted from the latest Census of Population to identify the nature, intensity and incidence of disadvantage in rural Scotland. The empirical findings are of both academic and policy relevance. Finally, a five-dimensional conceptual framework is presented as a guide for future research into the geography of rural disadvantage. |
| [27] | . The 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s (IMD) is an established method in western market economies for measuring the level of social disadvantage in small areas so as to allocate public resources and target area-based regeneration policies. The method has seldom been used in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method to the city of Guangzhou and attempts to develop an index that is suitable to the local context. Using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13 indicators are selected into 5 domains of deprivation, which are measured in the finest resolution of 1632 residents' committees (RCs). The method is useful to show urban鈥搑ural disparity and the extensive distribution of deprived areas in outer suburbs. |
| [28] |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 patterns of land use in Huang-Huai-Hai Plain, one of the China's most important grain production bases experiencing rapid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using high-resolution Landsat TM (Thematic Mapper) data and series data of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monitoring in 2000 and 2010, and related socio-economic data from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fter assessing the change of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Huang-Huai-Hai Plain during 2000–2010, three spatial econometric regression models including Spatial Lag Model (SLM), Spatial Error Model (SEM) and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water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outcomes indicated that,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land use pattern changes in the study area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loss of large quantities of farmland and the increase of construction land and water body. On the whole, the water environment in the study area was obviously improved, but |
| [29] | 该书系统收录了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统计数据，以及多个重要历史年份和近年全国主要统计数据，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资料性年刊。 本年鉴正文内容分为27个篇章，即： 1.综合；2.人口；3.国民经济核算；4.就业和工资；5.价格；6.人民生活；7.财政；8.资源和环境；9.能源；10.固定资产投资；11.对外经济贸易；12.农业；13.工业；14.建筑业；15.房地产；16.批发和零售业；17.住宿、餐饮业和旅游；18.运输和邮电；19.金融业；20.科学技术；21.教育；22.卫生和社会服务；23.文化和体育；24.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25.城市、农村和区域发展；26.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27.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同时附录两个篇章：台湾省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国际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为方便读者使用，各篇章前设有《简要说明》，对本篇章的主要内容、资料来源、统计范围、统计方法以及历史变动情况予以简要概述，篇末附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该书系统收录了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统计数据，以及多个重要历史年份和近年全国主要统计数据，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资料性年刊。 本年鉴正文内容分为27个篇章，即： 1.综合；2.人口；3.国民经济核算；4.就业和工资；5.价格；6.人民生活；7.财政；8.资源和环境；9.能源；10.固定资产投资；11.对外经济贸易；12.农业；13.工业；14.建筑业；15.房地产；16.批发和零售业；17.住宿、餐饮业和旅游；18.运输和邮电；19.金融业；20.科学技术；21.教育；22.卫生和社会服务；23.文化和体育；24.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25.城市、农村和区域发展；26.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27.澳门特别行政区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同时附录两个篇章：台湾省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国际主要社会经济指标。 为方便读者使用，各篇章前设有《简要说明》，对本篇章的主要内容、资料来源、统计范围、统计方法以及历史变动情况予以简要概述，篇末附有《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
| [30] | |
| [31] | . <a name="Abs1"></a>With the proliferation of social indicator databases, the need for powerful techniques to study patterns of change has grown. In this paper, the utility of spatial data analytical methods such a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is suggested as a means to leverag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social indicator databases.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ESDA are illustrated using a study of clusters and outliers based on data for a child risk scale computed for countries in the state of Virginia. Evidence of spatial clusters of high child risks is obtained along the Southern region of Virginia. The utility of spatial methods for state agencies in monitoring social indicators at various localities is discussed. A six-step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spatial analysis of key indicators within a monitoring framework is presented; we argue that such a framework could be useful in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ate and local planners. |
| [32] | . |
| [33] | . 村域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域发展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基于对黄淮海平原3 个典型县区内5 个代表性村域在过去30 年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的系统考察,探讨传统农区农业型村域转型发展的过程特征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内源性影响因素以及制度安排、市场需求和专业技术等外源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案例村域大致经历了缓慢发展、逐渐起步、转型发展3 个阶段。② 案例村域转型发展过程的共性特征包括:重视民众参与;以能人为关键主体,着力实现内发动力与外发动力的统筹协调;日益重视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创新是村域发展的力量源泉;战略、规划及行动力是村域发展的重要支撑;村域发展是一个自组织、网络化的动态过程。③ 其内在机理可归纳为:村民是村域发展的主体,能人是村域发展的核心因素,能人基于对村域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意愿、市场供需、政策导向、外域经验的洞察,着力激发内部动力、整合外部动力,共同构建协作组织、开展学习创新、制定发展战略、发展社会分工、参与市场竞争,切实推进村域自然—生态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制度—社会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村域转型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时期,为加速传统农区的村域转型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应注重村域生产体系和城镇生产体系的要素融通、信息互享、产业融合、功能互补。 . 村域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域发展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基于对黄淮海平原3 个典型县区内5 个代表性村域在过去30 年的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的系统考察,探讨传统农区农业型村域转型发展的过程特征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内源性影响因素以及制度安排、市场需求和专业技术等外源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案例村域大致经历了缓慢发展、逐渐起步、转型发展3 个阶段。② 案例村域转型发展过程的共性特征包括:重视民众参与;以能人为关键主体,着力实现内发动力与外发动力的统筹协调;日益重视抢占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创新是村域发展的力量源泉;战略、规划及行动力是村域发展的重要支撑;村域发展是一个自组织、网络化的动态过程。③ 其内在机理可归纳为:村民是村域发展的主体,能人是村域发展的核心因素,能人基于对村域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意愿、市场供需、政策导向、外域经验的洞察,着力激发内部动力、整合外部动力,共同构建协作组织、开展学习创新、制定发展战略、发展社会分工、参与市场竞争,切实推进村域自然—生态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制度—社会结构的优化,进而促进村域转型发展。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时期,为加速传统农区的村域转型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应注重村域生产体系和城镇生产体系的要素融通、信息互享、产业融合、功能互补。 |
| [34] | .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研究了1978年以来河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轨迹、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城乡收入 绝对差距一直在扩大,而相对差距呈现"V"与"M"复合状变化,2003年后虽有缩小迹象,但仍维持在高位;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空间格 局上具有对称性,城乡收入差距在富裕地区较小,而在贫困地区的表现则不具有一致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是影响河南城乡收入差距的主因,其影响机制是通 过城乡之间联系传递的,城乡之间联系又与地理地形、交通通讯条件紧密相关.基于此,不同的县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也应因地制宜. .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研究了1978年以来河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轨迹、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城乡收入 绝对差距一直在扩大,而相对差距呈现"V"与"M"复合状变化,2003年后虽有缩小迹象,但仍维持在高位;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区域不平衡性,空间格 局上具有对称性,城乡收入差距在富裕地区较小,而在贫困地区的表现则不具有一致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是影响河南城乡收入差距的主因,其影响机制是通 过城乡之间联系传递的,城乡之间联系又与地理地形、交通通讯条件紧密相关.基于此,不同的县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也应因地制宜. |
| [35] | . The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URED) as a definite measure and operating model is beneficial to gradually eliminating the dual-track structure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ridging the gap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creating harmonious urban-rural interac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URED in China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to reveal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URED and its differentiation regula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hina’s URED level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parts, i.e.,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according to the “HU Huanyong Line”, presenting a pattern of “east high and west low” and the URED level improves on the whole with the increase of distance from the line; (2) China’s URED level can also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parts according to “Kunlun-Qinling-Huaihe Line”, presenting a pattern of “north high and south low”, and the URED level reduces on the whole with the increase of distance from the line; (3) At the national level, China’s URED has a significant trend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e high and low URED regions tend to be adjacent, namely, the URED level presents obvious regional unbalance; (4) The five sub-dimension indicators of the URED level in the geographical space also reveal similar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and in the aspect of space a decreasing trend is found in the URED level from the eastern (northern coast, eastern coast and southern coast), the northeastern, the central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western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and (5) China’s URED at prefecture-level city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of differentiation area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the integrative cognition of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URED and can serve as a scientific reference concerning the decision-making of coordinat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of pushing forward new-type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China. |
| [36] | . 城乡发展转型是城乡要素转移、战略转变、机制转换的综合人文过程.利用网格和地统计分析方法,揭示了环渤海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性、动态性与差异性;利 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测了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研究表明:①城乡发展转型中心性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空间分异格局.平原地区逐渐形成以 省会城市为一级集聚中心、地级市为二级集聚中心、县级市及县城镇为三级集聚中心的空间格局,山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集聚性尚不明显.②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拓 展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结构特征.以北京、天津、济南、沈阳、大连、石家庄、青岛为主要城市扩展核心,呈空间聚核模式持续向外蔓延拓展.沿海岸线的 “C”型带和港口群区域的土地快速非农化,成为城乡快速转型的热点区.③受点—轴—面区位要素综合影响,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其最佳探测空间尺度为1200m.④未来城乡发展转型的极强敏感区以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为轴带,以京津为核心区,以辽东、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区域经 济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合理有序的城乡空间开发应以城乡发展转型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为依据,科学实施城乡空间优化与差别化管控策略. . 城乡发展转型是城乡要素转移、战略转变、机制转换的综合人文过程.利用网格和地统计分析方法,揭示了环渤海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性、动态性与差异性;利 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测了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研究表明:①城乡发展转型中心性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空间分异格局.平原地区逐渐形成以 省会城市为一级集聚中心、地级市为二级集聚中心、县级市及县城镇为三级集聚中心的空间格局,山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集聚性尚不明显.②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拓 展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结构特征.以北京、天津、济南、沈阳、大连、石家庄、青岛为主要城市扩展核心,呈空间聚核模式持续向外蔓延拓展.沿海岸线的 “C”型带和港口群区域的土地快速非农化,成为城乡快速转型的热点区.③受点—轴—面区位要素综合影响,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其最佳探测空间尺度为1200m.④未来城乡发展转型的极强敏感区以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为轴带,以京津为核心区,以辽东、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区域经 济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合理有序的城乡空间开发应以城乡发展转型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为依据,科学实施城乡空间优化与差别化管控策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