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颉耀文, 曹琦The landscap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oasis of arid region
SHIManjiang, XIEYaowen, CAOQ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5-12-3
修回日期:2016-03-10
网络出版日期:2016-04-2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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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农村居民点逐渐出现了布局分散、形状混乱、耕地占用严重、“空心化”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1-3]。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仍有超过6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地区。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点仍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4]。为协调区域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城镇化率,全国正在实施的“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等战略措施,加快了农村城镇化的步伐[5],使得部分农村居民点面临着新一轮的合并、重组甚至是消失。近年来针对农村居民点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主要研究集中在：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化、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6]、空心化与综合整理及其资源环境效应[7,8]、整理潜力测算[9,10]、整理分区与时序安排、与相关要素（耕地、农村人口、非农就业）的耦合关系[11-13]等,也有****重点进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14]和城镇化进程[15]的研究。但整体来看,首先,研究方法受“城市偏向”思维的影响,其研究成果多具有“城市社区”的特点,景观格局单一化、均质化[16];其次,对区域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长时间变化监测的研究比较欠缺,从而难以判断和掌握其演变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更无法指导现实中农村居民点整理等工作。干旱区绿洲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景观格局的演变,深受绿洲开发政策、人口规模、区位条件、经济增长等的影响,也是研究人类聚落和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途径。黑河流域是中国干旱区第二大内陆河流域,近年来多数****对该流域内人—水关系、土地利用等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相对而言,对绿洲农业区居民点景观演变进行定量化描述和驱动分析的研究则较少[17,18]。鉴于此,本文以黑河流域中游绿洲为研究区,综合应用RS和GIS技术,动态监测1987-2013年农村居民点空间集聚趋势和景观格局演变规律,并结合研究区人口、经济资料综合分析居民点景观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以期为绿洲开发及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参考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中国西北内陆腹地黑河流域中游,地理位置介于98°57′E~100°52′E和38°32′N~39°42′N,总面积为1.05万km2,行政边界包括甘州区、临泽县和高台县,张掖市政府驻地位于甘州区,如图1所示。2013年总人口为83万,有34个乡镇,349行政村。该区域年降雨量为62~156 mm,蒸发量1000~2000 mm,属于干旱区,黑河水系是该区域唯一的地表径流。研究区域地貌类型从南到北可简单分为山前冲积扇,走廊平原区和戈壁荒漠区[19]。绿洲分布于走廊平原区,面积仅占整个研究区25.7%,农村居民点镶嵌在绿洲内部或边缘区域,占绿洲面积约6.3%（依据本文2013年数据计算）,其余的大部分为荒漠和戈壁,不适宜人类居住。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研究区区位
-->Fig. 1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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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选取1987年、2002年和2013年Landsat TM、ETM+、OLI影像（带号133,134;行号033,每期2景共6景影像）,选择6-9月份且云量少于10%的影像,以便更准确进行居民点信息提取。选择在ENVI 5.1环境中进行影像的前期预处理（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影像拼接,裁剪）和波段运算（各期影像统一选择1~5波段）,采用面向对象的影像分割和分类的方法提取地物信息。因本文只关注农村居民点时空信息,在参考周成虎等基于Landsat数据居民点信息提取方法的基础上[20],本文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简单划分为居民点、建成区、水体、植被和裸露地表5类。受影像质量的限制,不同时期的影像采取不同的分割和分类参数。在最终的分类结果中,将居民点面积小于2700 m2的图斑（大约小于3户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俗称散户）认为未形成农村聚落或不具有居民点特征而删除,保留大于等于2700 m2的图斑。利用研究区1987年12.3 数据分析方法
主要采用三种方法：① 基于核密度函数的农村居民点时空集聚趋势分析;②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分析;③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演变驱动因素分析。2.3.1 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趋势分析 核密度分析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常用来分析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趋势[21]。其运算方法是是以研究区样本点为圆心,靠搜索半径产生圆,圆心处的栅格单元密度值最高,离开圆心越远,密度越低,逐步递减,到边界处密度值为零[22]。本文中,在ArcGIS 10.2中设置搜索半径为5000 m,栅格数据输出像元大小为500 m。
2.3.2 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分析 景观格局指数是高度浓缩的景观信息,是反映景观结构组成、空间配置特征的简单量化指标[23]。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分析主要选择反映居民点图斑面积、数量、形状等的景观格局指数进行统计分析[24],如表1所示。
Tab. 1
表1
表1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指数
Tab. 1The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study area
| 景观指数 | 描述 |
|---|---|
| 平均斑块大小 （MPS） | |
| 斑块大小标准差（PSSD） | 衡量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离散程度,单位为m2 |
| 斑块密度（PD） | PD=N/A;N、A分别为农村居民点个数和面积,单位为1/km2 |
| 边缘指数（ED） | |
| 形状指数（MSI） | |
| 平均分维数（MPF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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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农村居民点景观驱动因素解释力排序 为探索居民点景观演变的驱动机制,需要在居民点景观指数和景观驱动因素之间建立定量模型。为此首先需要建立农村居民点景观演变驱动机制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回归模型中驱动因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进行解释力度的排序,并以此评价驱动因子对景观指数的作用力大小。标准回归系数是指消除了因变量Y和自变量X1,X2,…Xn所取单位的影响之后的回归系数,其绝对值的大小直接反映了Xi对Y的影响程度[25]。
3 结果分析
3.1 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趋势
综合图2和表2,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和变化主要呈现：①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绿洲内部的平原区,整体上呈现较为集聚的分布特征,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河流周边,空间上形成4大片区。② 1987-2013年,居民点数量增长和面积扩展较为显著,分别增长了976个和60 km2,增长率分别为37.08%和54.5%。其中增长最显著的是居民点最大图斑面积由1987年的0.19 km2增长到2013年的1.44 km2,增长了近8倍。③ 受城市空间扩展影响,接近城市的部分农村居民点因城市边界扩展而被侵蚀,如图2中被2013年张掖市区范围覆盖了的农村居民点。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1987-2013年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动态演变
-->Fig. 2The distribution and dynamic change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from 1987 to 2013
-->
Tab. 2
表2
表21987-2013农村居民点数量、面积统计表
Tab. 2The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and area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from 1987 to 2013
| 年份 | 图斑数量 | 最小面积(m2) | 最大面积(106m2) | 总面积(106m2) | 平均面积(104m2) |
|---|---|---|---|---|---|
| 1987 | 2632 | 2700 | 0.19 | 110 | 4.22 |
| 2002 | 3151 | 2700 | 0.62 | 125 | 3.94 |
| 2013 | 3608 | 2700 | 1.44 | 170 | 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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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村居民点空间集聚特征
1987-2013年,农村居民点不断集聚,主要集聚区发生3个城市（张掖市、临泽县和高台县）和河流周边,空间上呈现出以3大城市和摆浪河下游的4大核心区（图3）。从演变历程来看,1987年明显的集聚区仅在张掖市区和临泽县城周边（图3a）;到2002年高台县城周边和摆浪河下游集聚区明显扩大,且随着新居民点的进一步增加,张掖市所在的甘州区和临泽县的农村居民点沿着黑河干流逐渐连接到一起（图3b）;到2013年,高密度集聚范围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点沿着312国道线将临泽县和高台县连在一起（图3c）,最终形成以围绕张掖市,临泽和高台县城及摆浪河下游4个较为明显的高密度集聚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87-2013年农村居民点空间集聚趋势
-->Fig. 3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trend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from 1987 to 2013
-->
综上所述,城市、河流及道路对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布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吸用力。具体表现为：首先,城市对农村居民点的吸引力突出表现为城市等级越高,吸引力越明显;其次,“亲水性”特征是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又一显著特点;最后,道路对农村居民点的吸引似乎在近几年才初具规模。
3.3 农村居民点景观演变特征
3.3.1 农村居民点景观面积及密度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1987-2013年农村居民点平均面积（MPS）由3975 m2增长到6356 m2,增长了59.89%;居民点景观密度（PD）由781个/km2到967个/km2,增长了23.81%（表3）。同期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的标准差（PSSD）在3个时间节点上也呈现了不同的变化特征,特别是2002年之后PSSD增长比2002年之前更为显著。Tab. 3
表3
表31987-2013年各乡镇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指数统计
Tab. 3The statistics of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1987, 2002 and 2013
| 景观指数 | 年份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 MPS（m2） | 1987 | 2545 | 8000 | 3975 | 1267 |
| 2002 | 3000 | 9999 | 4704 | 1631 | |
| 2013 | 3033 | 12870 | 6356 | 2779 | |
| PSSD（m2） | 1987 | 1841 | 11615 | 4949 | 2453 |
| 2002 | 2099 | 12408 | 4856 | 2392 | |
| 2013 | 2661 | 24775 | 7166 | 4286 | |
| PD(1/km2) | 1987 | 11 | 2837 | 781 | 749 |
| 2002 | 21 | 3037 | 930 | 859 | |
| 2013 | 29 | 3522 | 967 | 761 | |
| MPFD | 1987 | 1.26 | 1.36 | 1.32 | 0.03 |
| 2002 | 1.29 | 1.35 | 1.33 | 0.01 | |
| 2013 | 1.31 | 1.36 | 1.33 | 0.01 | |
| MSI | 1987 | 1.20 | 1.95 | 1.53 | 0.17 |
| 2002 | 1.37 | 1.78 | 1.59 | 0.10 | |
| 2013 | 1.42 | 2.04 | 1.61 | 0.14 | |
| ED（m | 1987 | 1.02 | 25.21 | 7.23 | 5.28 |
| 2002 | 1.26 | 23.05 | 7.75 | 4.25 | |
| 2013 | 1.11 | 22.97 | 6.83 | 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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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中景观指数的计算方式可知,如果农村居民点面积和数量同步增长,则PD保持恒定。综合以上3个指数不同的变化趋势,首先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面积和数量变化是不同步的,其次,MPS和PSSD在3个时期的不同变化趋势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增长模式在不同阶段也是不同的,因为只有边界扩展才会显著影响MPS和PSSD的变化。进一步推断,在2002年之前,新建农村居民点数量的增长显著引起整体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面积增长,而2002年之后,农村居民点数量增长减弱,随之边界扩展主导了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面积增长。
3.3.2 农村居民点形状及景观破碎度变化 表3中,农村居民点景观形状指数（MSI）由1987年的1.53增长到2013年的1.61,3个时期内,MSI最小为1.20（1987年）,最大为2.04（2013年）,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形状多数以矩形和近圆形为主（图2a和图2b）,条带型较少（图2c）。
1987-2013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景观平均斑块分维数（MPFD）变化不显著,边缘指数（ED）呈现先增后减、整体降低的特征,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体景观格局变得更为规则,景观破碎度降低。
3.3.3 农村居民点景观空间差异性 为表现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在空间上的差异性,选取密度指数（PD）,形状指数（MSI）及边缘指数（ED）,以2013年研究区34个乡镇的农村居民点为例,计算在不同乡镇内以上3个景观指数的变化特征,结果如图4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农村居民点景观差异性
-->Fig. 4The differences of landscape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
图4中,所选的3个景观指数在各乡镇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就PD而言,PD≥1100的乡镇如大满乡、党寨乡、梁家墩乡、沙井乡、长安乡,正远乡等都靠近城市周边,而PD较小的乡镇如板桥乡、合黎乡、花寨乡、罗城乡、平川乡及盐池乡等则远离城市,大多位于绿洲边缘区。
MSI分布特征似乎与PD的分布特征相反,MSI较大的如骆驼城乡（图2c）、平川乡、安阳乡、板桥乡等远离城市,其中平川乡、板桥乡主要的农村居民点沿黑河干流分布。MSI较小的乡镇如大满乡、梁家墩乡、南华镇、巷道乡、正远乡等则位于绿洲核心区的城市周边。
ED反应了农村居民点的景观破碎程度,其中破碎程度最高即ED最大的乡镇为沙井乡,行政区划属于甘州区但在空间上与临泽县城周边的居民点高度集聚在一起（图4c）,其次为靠近张掖市的大满乡,党寨乡以及农村居民点沿黑河干流分布的平川乡和鸭暖乡;而ED较小的乡镇与PD类似,大多位于绿洲边缘区,例如花寨乡、罗城乡和盐池乡。
3.4 农村居民点景观演变驱动机制分析
农村居民点景观演变可能受研究区人口、经济增长以及居民点所在的区位条件的影响。故此,在综合考虑数据的易获取性和代表性,选取人口、经济以及居民点区位条件3个方面建立农村居民点景观演变的驱动指标体系。其中人口和经济数据来自研究区1987年,2002年和2013年的统计年鉴,农村居民点区位数据利用GIS计算得到。各指标物理含义如表4所示。Tab. 4
表4
表4农村居民点景观演变的驱动因素
Tab. 4Driving factors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scape evolution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物理描述 |
|---|---|---|
| 人口增长 | 总人口X1 | 统计上各乡镇总人口,单位：万人 |
| 人口城镇化率X2 | （城镇人口/总人口）×100%,单位：% | |
| 经济增长 | 国内生产总值X3 | 统计上各乡镇经济总量,单位：万元 |
| 农业收入X4 | 统计上各乡镇农民农业种植（包括养殖）收入,单位：万元 | |
| 第二、三产业收入比X5 | （除农业收入的其他收入/国内生产总值）×100%,单位：% | |
| 区位条件 | 到主要道路的距离X6 | 居民点到主要道路的直线距离,单位：m |
| 到城市的距离X7 | 居民点到主要城市的直线距离,单位：m | |
| 距离河流的距离X8 | 居民点到主要河流的直线距离,单位：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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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景观演变的驱动因素后,需要判断这些驱动因素对景观演变的作用力大小,依此才能理清农村居民点景观演变的驱动机制。通过建立驱动因素与各景观指数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依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进行解释力度的排序,评选出驱动因子对景观指数的作用力大小和顺序。本文中,每期景观指数对应的驱动因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有8个,3期数据总共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24个。通过对24个回归模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进行排序,得到标准化回归系数及解释力度的排序表（表5）。
Tab. 5
表5
表51987-2013年农村居民点景观演变驱动因素排序表
Tab. 5The sorting of rural settlements landscape evolution factors from 1987 to 2013
| 人文因素 | 1987年 | 2002年 | 2013年 | |||||
|---|---|---|---|---|---|---|---|---|
| 标准化系数 | 解释力排序 | 标准化系数 | 解释力排序 | 标准化系数 | 解释力排序 | |||
| 总人口X1 | 1.58 | 3 | 0.71 | 1 | 0.36 | 2 | ||
| 人口城镇化率X2 | 1.06 | 6 | -0.04 | 8 | 0.06 | 7 | ||
| 国内生产总值X3 | 0.29 | 8 | -0.10 | 6 | -0.01 | 8 | ||
| 农业收入X4 | 1.25 | 5 | 0.07 | 7 | -0.01 | 6 | ||
| 第二、第三产业比重X5 | 0.91 | 7 | -0.18 | 5 | -0.12 | 5 | ||
| 到主要道路的距离X6 | -1.21 | 4 | -0.25 | 3 | -0.36 | 3 | ||
| 到城市的距离X7 | 3.70 | 1 | 0.44 | 2 | 0.36 | 4 | ||
| 距离河流的距离X8 | 2.57 | 2 | 0.23 | 4 | 0.62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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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中,居民点距离城市的距离X7、研究区人口X1、居民点距离河流X8和主要道路的距离X6这4个因子在不同年份对居民点景观影响解释力度均排在前4位,而经济因素对居民点景观的解释力度排序一直比较靠后。此外在研究区居民点在靠近绿洲核心区居民点分布呈现“满天星”的特征。结合3.3.3节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居民点在接近城市的区域,景观密度（PD）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形状指数（MSI）也较小,即多矩形或近圆形,如图2中的张掖市区周边和临泽县新华镇（图2b）。农村居民点在靠近河流和道路两侧,受河流或道路的影响,农村居民点形状多为长条带型,对应的MSI也明显大于城市周边。除此之外,分布在该区域的农村居民点景观破碎度、密度均低于城市周边。
综上所述,除区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的直接影响外,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扩大宅基地的冲动使农村“建房热”经久不衰。一方面,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扩建甚至新建住宅区引起农村居民点面积的增长;而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民文化广场、新农村住宅区、乡镇企业厂址以及部分城市产业向农村转移都可能间接导致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增长。
4 结论与讨论
1987-2013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均有显著增长,但在变化趋势上并不一致。结合居民点景观指数中密度及平均斑块面积和斑块面积标准差的变化特征,可以判断农村居民点在不同时期的动态变化方式,即边界扩展主要引起平均斑块面积以及面积标准差的显著变化,而居民点数量增长则引起居民点密度的变化。据此可进一步推断,在2002年之前,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数量增长显著引起居民点面积增长,而2002之后,居民点边界扩展显著引起居民点整体面积增长。但因本文只涉及三期数据,确切的结论还需更进一步的证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形状指数和边缘指数的结果显示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体以矩形、长条形和近圆形三类居多且景观破碎度逐渐降低。然而由于这种变化在不同的区域呈现不同的特征。整体来看,区位因素是引起农村居民点景观变化的首要因素,其次是人口因素,最后是经济的发展。区位因素通过影响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和扩展方式,间接影响农村居民点景观密度大小、形状指数及景观破碎度。在靠近城市周边的农村居民点,景观密度和破碎度明显高于分布在河流或道路周边的农村居民点,而后者的形状指数明显高于前者,但景观密度和破碎度低于前者。该结论也再次验证了城市和水系对于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和“亲水性”特性。
在今后的研究中,除进一步详细掌握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特征及景观演变的驱动因素外,还需探讨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人口变化与农村居民点面积之间的定量化关系,探讨在绿洲变化中（扩展、萎缩或稳定）农村居民点的贡献,以便更好理解人类活动对绿洲时空演变的影响。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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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是 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众多国家的政府机构、科研部门与社会团体都在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长沙市是一个典型的山区丘陵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大、数量多、布局分散且紊乱,随着“两型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提高资源的集约与节约利用水平,实现区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长沙市亟待解决的关键问 题。因此,加强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研究,探索其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的规律及驱动机制,对于保护耕地资源、优化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促进农村 土地资源的集约与节约利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论文以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为主线,以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支撑,采用系统分析法、综合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线性加权和 法、多元计量模型、GIS统计软件及景观生态学方法,探讨了长沙市近20年来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的轨迹、驱动机制和发展模式、调整方案。 研究发现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由1989年84300.44hm2增加到了2009年的109534.88hm2,平均斑块面积由0.425hm2增 加到了0.531hm2,斑块密度由0.167个/hm2增加到0.174个/hm2,斑块面缘比由1.546增加到1.676,分维数由1.679降到 1.672,说明长沙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斑块密度不断增加,斑块形状日趋规则。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差异明显,平原区农村居民点平均斑块面 积、斑块密度优于丘岗区和山区。20年来,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适宜性水平逐步提高,由0.7845提高到0.8295。而驱动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 变的主要驱动因子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工业化、农村居民环境三大类。利用最近邻点指数对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模式划分,聚集型乡镇17个,随机型乡 镇99个,均匀型乡镇1个。最后提出了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的方案即发展型乡镇46个,控制性乡镇60个,拆并性乡镇11个,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 措施。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是 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众多国家的政府机构、科研部门与社会团体都在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长沙市是一个典型的山区丘陵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大、数量多、布局分散且紊乱,随着“两型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提高资源的集约与节约利用水平,实现区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长沙市亟待解决的关键问 题。因此,加强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研究,探索其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的规律及驱动机制,对于保护耕地资源、优化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促进农村 土地资源的集约与节约利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论文以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为主线,以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支撑,采用系统分析法、综合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线性加权和 法、多元计量模型、GIS统计软件及景观生态学方法,探讨了长沙市近20年来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的轨迹、驱动机制和发展模式、调整方案。 研究发现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由1989年84300.44hm2增加到了2009年的109534.88hm2,平均斑块面积由0.425hm2增 加到了0.531hm2,斑块密度由0.167个/hm2增加到0.174个/hm2,斑块面缘比由1.546增加到1.676,分维数由1.679降到 1.672,说明长沙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斑块密度不断增加,斑块形状日趋规则。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差异明显,平原区农村居民点平均斑块面 积、斑块密度优于丘岗区和山区。20年来,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适宜性水平逐步提高,由0.7845提高到0.8295。而驱动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 变的主要驱动因子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工业化、农村居民环境三大类。利用最近邻点指数对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模式划分,聚集型乡镇17个,随机型乡 镇99个,均匀型乡镇1个。最后提出了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的方案即发展型乡镇46个,控制性乡镇60个,拆并性乡镇11个,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 措施。 |
| [2] | . 依托全国范围内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的典型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区域、区位和地形条件下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①调查村庄宅基地的平均空心化率为10.15%,其中东、中、西部区域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分别为14.82%、9.11%和7.15%,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②空间上,高空心化率省份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北和东北地区;③城镇远郊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1.33%)高于城镇近郊村庄(7.81%),山地区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2.24%)高于平原区(9.91%)和丘岗区(5.86%);④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率对于农村非农就业比重和耕地相对稀缺程度较为敏感。在当前背景下,如果能充分利用已有闲置和废弃宅基地,可满足我国未来10～20年新增农村人口的用地需求。 依托全国范围内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的典型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区域、区位和地形条件下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①调查村庄宅基地的平均空心化率为10.15%,其中东、中、西部区域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分别为14.82%、9.11%和7.15%,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②空间上,高空心化率省份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北和东北地区;③城镇远郊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1.33%)高于城镇近郊村庄(7.81%),山地区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2.24%)高于平原区(9.91%)和丘岗区(5.86%);④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率对于农村非农就业比重和耕地相对稀缺程度较为敏感。在当前背景下,如果能充分利用已有闲置和废弃宅基地,可满足我国未来10～20年新增农村人口的用地需求。 |
| [3] | .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以土地资源粗放利用、人口过疏化、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空心化现象。论文基于农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子系统综合评价与层次逐级判断组合研究方法,综合评价了中国县域尺度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并进行了地域分区。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空心化地域分异特征明显,高值区集中于北方边境和东部沿海发达县域,两湖平原、中部传统农区空心化也较为突出;低值区集中在南疆地区、青藏高原、西南山区等落后山区。按照土地、人口、经济子系统的交互特征,可将全国划分为新疆经济平稳发展型空心化中低值区等10个农村空心化大区,以及北疆农村空心化出现区等47个亚区。研究结果可为有序、分区、分类推进中国农村空心化整治提供科学支撑。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以土地资源粗放利用、人口过疏化、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空心化现象。论文基于农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子系统综合评价与层次逐级判断组合研究方法,综合评价了中国县域尺度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并进行了地域分区。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空心化地域分异特征明显,高值区集中于北方边境和东部沿海发达县域,两湖平原、中部传统农区空心化也较为突出;低值区集中在南疆地区、青藏高原、西南山区等落后山区。按照土地、人口、经济子系统的交互特征,可将全国划分为新疆经济平稳发展型空心化中低值区等10个农村空心化大区,以及北疆农村空心化出现区等47个亚区。研究结果可为有序、分区、分类推进中国农村空心化整治提供科学支撑。 |
| [4] | <p>This paper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cluding natural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infrastructure, reg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tegration, urbanization and rur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land use re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rural household behavior conversion, macro-control policy factors, and so on. Based o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ays and degree of effect on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these factors are classified into basic factors, new-type factors and mutation factors. The drive of basic factors mainly focuses on the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of rural settlements, the new-type factors mainly affect rural settlement transition, and the mutation factors may bring about sudden changes. All these factors constitute a “three-wheel” driving mechanism for 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shape three typical driver paths: slow smooth path under the basic factors, new path to rapid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type factors, and the sudden change path under the mutation factors. The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the aspects of settlement system, settlement scale, settlement morphology, settlement function, settlement culture, settlement environment, etc. The general process of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itial,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al, and mature stages.</p> |
| [5] | |
| [6] | Rapid urbanization has transformed the landscape and func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 As a consequence of urbanization, more than 900,000 Chinese villages have disappeared during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the landscape patterns and factors driving rural-urban conversion have long been neglected. Using medium-resolution Landsat TM (Thematic Mapper) data for 1978, 1988, 2000, 2005, and 2008, and socio-economic data,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 pattern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region were analyzed.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Beijing has experienced a 33.6% increase in rural settlement land and a 34.8% decline in its rural population. The amount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per capita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Following urban expansion, the major source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was cropland. Three modes of edge-expansion, dispersion, and urban encroachment were distinguished to study the dynamic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s. Edge-expansion was the most common development type, and the proportion of land areas experiencing this dynamic mode was highest during the rapid expan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Rural settlement land initially developed around urban land, and then expanded to peripheral regions and remote villages. The expan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and urban encroachment tended to be concentrated within 3km of the urban center, and extended around the new urban development zone (NUDZ).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ynamic modes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the drivers of a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such as distance to cropland, water bodies, roads and the urban center i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region. The distance to water bodies had more impact on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than the distance to cropland. Urban expansion was influenced more by the distance to a road than the expan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To assist i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citizens and farme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the “harmonious society”,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neo-urbanization” policies. I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region, a scientific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planning is fundamental to reconsolidate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
| [7] | The accelerated rural hollowing driven by vast and increasing out-migration of rural labors under urban-ural dual-track system has imposed huge obstacles on improving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coordinating urban-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aking Dancheng County in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rural hollowing and discusses two typical rural residenti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allocation (RRLCA) practices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TAAs) of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Dancheng experienced rapid rural hollowing characterized as the hollowing of rural industries, infrastructure, and residential population and settlements. However, Dancheng has considerable potential and the necessity of RRLCA, for the model-based estimation shows that the potential of increasing farmland by carrying out RRLCA was about 5649ha. The two community-based RRLCA practices show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living conditions, increment of farmland area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Their experiences, including self-organized rural planning,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nd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ay benefit future RRLCA. Overall, it indicates that promoting community-based RRLCA scientificall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could provide an integrated platform for increasing farmland area,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promoting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thus revitalize hollowed villages. On considering the limitations and obstacles of current initiativ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RLCA in rural China have been put forward. |
| [8]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land consolidation in Galicia, Spain.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have been carried out, comparing consolidated and non-consolidated areas. It is easier to measure efficiency than impact at smaller scale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indicators or larger data records. Land use is considered an operative indicator at a larger scale, showing that land consolidation contributes to retaining farmland in agricultural use, although we observe changes in use from cropland to pasture land. |
| [9] | . 准确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潜力是科学编制农村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针对当前普遍使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存在计算简单、测算结果偏离实际等问题,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统筹考虑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自然适宜性、生态安全性、经济可行性、社会可接受性和规划导向性5 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潜力逐级修正的测算模型.测算模型的相关修正系数利用农用地分等方法、生态用地一票否决制、经济社会指标评价以及概念赋值等方法设定.研究表明,平谷区各乡镇自然适宜性修正系数为0.4757~0.8628,生态安全性修正系数为0.3004~0.8852,经济可行性修正系数为0.3943~0.8939,社会可接受性修正系数为0.4643~0.8165,规划导向性修正系数为0.2877~0.8858,生态安全性和规划导向性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影响的区域差异较其他3 个方面更加显著;潜力经过综合修正后,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净增加耕地面积为614.13 hm2,增加耕地系数为10.77%. 准确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潜力是科学编制农村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前提.本研究针对当前普遍使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存在计算简单、测算结果偏离实际等问题,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统筹考虑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自然适宜性、生态安全性、经济可行性、社会可接受性和规划导向性5 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潜力逐级修正的测算模型.测算模型的相关修正系数利用农用地分等方法、生态用地一票否决制、经济社会指标评价以及概念赋值等方法设定.研究表明,平谷区各乡镇自然适宜性修正系数为0.4757~0.8628,生态安全性修正系数为0.3004~0.8852,经济可行性修正系数为0.3943~0.8939,社会可接受性修正系数为0.4643~0.8165,规划导向性修正系数为0.2877~0.8858,生态安全性和规划导向性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影响的区域差异较其他3 个方面更加显著;潜力经过综合修正后,平谷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净增加耕地面积为614.13 hm2,增加耕地系数为10.77%. |
| [10] | .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结构优化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统筹农村居民点政策指标、农户意愿与空间分布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嘉鱼县实际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心村、交通条件、坡度、土地利用类型等要素，应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嘉鱼县各镇农村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定量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嘉鱼县2007－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326.35 hm2，居民点整理区与置换区在GIS空间分析辅助决策下，可以较好地实现其空间结构的优化布局，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结构优化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统筹农村居民点政策指标、农户意愿与空间分布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嘉鱼县实际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心村、交通条件、坡度、土地利用类型等要素，应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嘉鱼县各镇农村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定量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嘉鱼县2007－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326.35 hm2，居民点整理区与置换区在GIS空间分析辅助决策下，可以较好地实现其空间结构的优化布局，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
| [11] | . <p>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区域范围内待整理农村居民点分区研究,对于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序整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河北省13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自然条件、区域经济实力和整理迫切度等8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计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综合评价值。进一步基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综合评价分值,运用层次筛选法将研究区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整理区、生态型整理区和优化调整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可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以及确定、实施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p> <p>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区域范围内待整理农村居民点分区研究,对于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有序整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河北省13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选取农村居民点用地自然条件、区域经济实力和整理迫切度等8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计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综合评价值。进一步基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综合评价分值,运用层次筛选法将研究区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整理区、生态型整理区和优化调整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可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以及确定、实施土地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p> |
| [12] | . 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和设计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项目提供决策依据，该文以环渤海地区327个县域为评价单元，从整理潜力、整理能力和整理迫切度3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的概念模型，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并计算综合评价值，运用指标判别法将研究区划分为5种类型区。研究认为，优先整理区着重推进城镇化引领型的村庄整治模式；重点整理区依据组织整合、产业整合、空间整合的原则适时推行区域内部“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优化调整区应以内部挖潜为主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调整；适度整理区在整理过程中重点关注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挂钩项目优选区应实施整域推进的区域整理模式，实现城乡等级体系重构和现代高效农业园区建设的有效结合。该研究有助于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有序整理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为制定农村土地整理规划和设计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项目提供决策依据，该文以环渤海地区327个县域为评价单元，从整理潜力、整理能力和整理迫切度3方面构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分区的概念模型，利用熵值法确定权重并计算综合评价值，运用指标判别法将研究区划分为5种类型区。研究认为，优先整理区着重推进城镇化引领型的村庄整治模式；重点整理区依据组织整合、产业整合、空间整合的原则适时推行区域内部“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优化调整区应以内部挖潜为主推进农村建设用地调整；适度整理区在整理过程中重点关注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挂钩项目优选区应实施整域推进的区域整理模式，实现城乡等级体系重构和现代高效农业园区建设的有效结合。该研究有助于推进农村居民点用地有序整理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 [13] | . 农村土地整治是适时补充耕地、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城乡用地、强化集约用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途径。本文针对中国城乡发展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农村空心化加剧发展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减反增”等突出问题,分析了科学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目标与现实意义,阐释了农村土地整治中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农村土地“三整合”、农村空心化“生命周期”、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等相关的基础理论,深入探讨了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差异性模式、城乡一体化模式、“一整三还”综合模式、统筹协同决策模式及其创新机制。 农村土地整治是适时补充耕地、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城乡用地、强化集约用地和提升土地产能的重要途径。本文针对中国城乡发展转型进程中出现的农村空心化加剧发展和农村居民点用地“不减反增”等突出问题,分析了科学推进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目标与现实意义,阐释了农村土地整治中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农村土地“三整合”、农村空心化“生命周期”、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等相关的基础理论,深入探讨了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差异性模式、城乡一体化模式、“一整三还”综合模式、统筹协同决策模式及其创新机制。 |
| [14] | . <p>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地区, 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 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1978-2005 年, 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由23.3%降为7.9%, 第三产业比重由19.8%升为40.5%, 农业劳动力比重则由90.8%降为47.9%。模拟分析表明, 沿海地区 农业产值与农业就业份额仍将持续下降, 2010 年、2020 年农业产值比重将降为8.0%和 6.0%, 农业劳动力比重将降为44.5%和32.2%。1990-2005 年, 沿海地区劳耕弹性系数为1.84, 反映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远快于耕地面积的减少, 农业劳动力效益在稳步提高。同期, 乡村人口由3.06 亿人降为2.19 亿人, 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规模却在增大, 未能实现农村人口 转移与农村居民点的减少相挂钩。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乡村转型发展规律, 重在科学规划、分区推进, 通过优化城乡用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 提升农村生产力, 促进沿海城乡互动与协调发展。</p> <p>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深刻地改变着广大农村地区, 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农业生产方式等发生巨大变化, 乡村发展步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1978-2005 年, 沿海地区第一产业比重由23.3%降为7.9%, 第三产业比重由19.8%升为40.5%, 农业劳动力比重则由90.8%降为47.9%。模拟分析表明, 沿海地区 农业产值与农业就业份额仍将持续下降, 2010 年、2020 年农业产值比重将降为8.0%和 6.0%, 农业劳动力比重将降为44.5%和32.2%。1990-2005 年, 沿海地区劳耕弹性系数为1.84, 反映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远快于耕地面积的减少, 农业劳动力效益在稳步提高。同期, 乡村人口由3.06 亿人降为2.19 亿人, 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规模却在增大, 未能实现农村人口 转移与农村居民点的减少相挂钩。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乡村转型发展规律, 重在科学规划、分区推进, 通过优化城乡用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 提升农村生产力, 促进沿海城乡互动与协调发展。</p> |
| [15] | . 为深入了解农村城镇化进程所处的阶段，掌握农户对农村城镇化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城镇化模式，该文选取河西走廊张掖市甘州区为例，首先基于Landsat TM/OLI 1990年、2004年、2014年3期遥感影像提取甘州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信息，利用GIS空间分析和统计方法分析甘州区农村居民点变化规律，揭示甘州区农村城镇化进程和特点。然后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城镇化影响因素，最后构建了甘州区多元化的城镇化模式。主要的研究结果：1）从1990年到2014年，甘州区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不断增加，特别是近10 a来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增长显著大于前15年，且空间集聚效应明显。说明近10 a研究区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且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依据城镇化阶段空间异质性将甘州区农村城镇化划为成熟期，成长期和孕育期3个阶段；2）Logistic回归发现影响农户参与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因素依次为：新型技能培训＞受教育水平＞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医院类型＞人均耕地面积＞是否支持土地流转7个因素，这7个因素包含了农户的生计特征、年龄及耕地资源禀赋。依据这7类主要因素将甘州区农户划分为非农技能型、农工兼营型和农业主导型3类城镇化类型；该研究最后依据不同阶段的城镇化和不同的农户城镇化类型，组合构建了多元的城镇化模式。该研究可为理清农村城镇化进程，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城镇化政策提取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为深入了解农村城镇化进程所处的阶段，掌握农户对农村城镇化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城镇化模式，该文选取河西走廊张掖市甘州区为例，首先基于Landsat TM/OLI 1990年、2004年、2014年3期遥感影像提取甘州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信息，利用GIS空间分析和统计方法分析甘州区农村居民点变化规律，揭示甘州区农村城镇化进程和特点。然后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城镇化影响因素，最后构建了甘州区多元化的城镇化模式。主要的研究结果：1）从1990年到2014年，甘州区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不断增加，特别是近10 a来农村居民点数量和面积增长显著大于前15年，且空间集聚效应明显。说明近10 a研究区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且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依据城镇化阶段空间异质性将甘州区农村城镇化划为成熟期，成长期和孕育期3个阶段；2）Logistic回归发现影响农户参与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因素依次为：新型技能培训＞受教育水平＞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医院类型＞人均耕地面积＞是否支持土地流转7个因素，这7个因素包含了农户的生计特征、年龄及耕地资源禀赋。依据这7类主要因素将甘州区农户划分为非农技能型、农工兼营型和农业主导型3类城镇化类型；该研究最后依据不同阶段的城镇化和不同的农户城镇化类型，组合构建了多元的城镇化模式。该研究可为理清农村城镇化进程，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城镇化政策提取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
| [16] | . |
| [17] | . 在解译的张掖绿洲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图的基础上, 进行相关的景观类型综合处理, 计算了绿洲景观格局的多个指数. 结果表明, 绿洲景观的组成以戈壁、沙地、耕地和草地为主, 体现了荒漠基质受人工影响而形成的典型农业型绿洲的特点. 绿洲内居民点众多, 仅与少数类型邻接并且比较分散, 戈壁、平原旱地和沙地分布则比较集中. 盐碱地和裸岩石砾地的形状最复杂, 戈壁的形状则最简单; 同时, 平原旱地、戈壁和裸岩石砾地的连接性均较好, 在景观中占有较大比重, 类型间的物质和能量迁移比较通畅. 在解译的张掖绿洲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图的基础上, 进行相关的景观类型综合处理, 计算了绿洲景观格局的多个指数. 结果表明, 绿洲景观的组成以戈壁、沙地、耕地和草地为主, 体现了荒漠基质受人工影响而形成的典型农业型绿洲的特点. 绿洲内居民点众多, 仅与少数类型邻接并且比较分散, 戈壁、平原旱地和沙地分布则比较集中. 盐碱地和裸岩石砾地的形状最复杂, 戈壁的形状则最简单; 同时, 平原旱地、戈壁和裸岩石砾地的连接性均较好, 在景观中占有较大比重, 类型间的物质和能量迁移比较通畅. |
| [18] | The ecological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in the Heihe River Basin is the first successful case in China in which the ecological systems in a river basin have been rescued. This project serves as a valuable examp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ecosystems in other inland river basins.This paper reviews the integrated studies of the water-ecosystem-economy relationship in the Heihe River Basin and concludes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inland river basins requires the basin to be considered as a whole,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upstream,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areas of the basin coordinated appropriately. Successful development in these basins will be reflected in an improved output per cubic meter of water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river basin management practices. |
| [19] | . 在黑河流域土地利用分类的基础上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流域景观制图 ,划分出 6个景观区。利用景观结构分析软件 FRAGSTATS在流域尺度上计算了各景观区的多种景观结构指标。结果表明 :山区的景观结构特征突出表现为连通性强 ,拼块形状复杂。绿洲 -荒漠区的景观结构特征表现为 ,绿洲主要沿河流和渠道分布 ,是镶嵌在荒漠基质上的景观异质体。绿洲是干旱区景观结构最复杂 ,类型最丰富 ,景观多样性最高的地区 ,但不同景观区的绿洲其景观结构有显著的差异。荒漠和绿洲的过渡地带的过渡生态类型丰富 ,其共同的景观结构特征是拼块破碎、呈团聚状分布。在极端干旱的北部阿拉善高平原 ,裸露戈壁是景观模地 ,占据绝对优势 ,蔓延度极高 ,其它类型是面积相对很小的异质镶嵌体。文章最后指出 ,在使用 FRAGSTATS的栅格版本时要特别注意尺度的影响。 在黑河流域土地利用分类的基础上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流域景观制图 ,划分出 6个景观区。利用景观结构分析软件 FRAGSTATS在流域尺度上计算了各景观区的多种景观结构指标。结果表明 :山区的景观结构特征突出表现为连通性强 ,拼块形状复杂。绿洲 -荒漠区的景观结构特征表现为 ,绿洲主要沿河流和渠道分布 ,是镶嵌在荒漠基质上的景观异质体。绿洲是干旱区景观结构最复杂 ,类型最丰富 ,景观多样性最高的地区 ,但不同景观区的绿洲其景观结构有显著的差异。荒漠和绿洲的过渡地带的过渡生态类型丰富 ,其共同的景观结构特征是拼块破碎、呈团聚状分布。在极端干旱的北部阿拉善高平原 ,裸露戈壁是景观模地 ,占据绝对优势 ,蔓延度极高 ,其它类型是面积相对很小的异质镶嵌体。文章最后指出 ,在使用 FRAGSTATS的栅格版本时要特别注意尺度的影响。 |
| [20] | . 从对居民地的遥感信息机理分析入手, 分析了居民地在LandsatTM2、TM3、TM4、TM5、TM7等各个波段上与其它地类的可分性。并探讨了增强居民地与其它地类的方法。同时进一步对各地物的谱间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 以水泥顶和瓦顶房屋为主的居民地, 其TM2、TM4、TM7的光谱值比较接近, 而其它地物除新修道路外, 都不具备这一特征。这一特征可以用如下表达式来表达, TM2TM4<T1;TM4TM7<T2;TM7TM2<T3。通过对T1、T2、T3选取合适的阈值, 就可 从对居民地的遥感信息机理分析入手, 分析了居民地在LandsatTM2、TM3、TM4、TM5、TM7等各个波段上与其它地类的可分性。并探讨了增强居民地与其它地类的方法。同时进一步对各地物的谱间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 以水泥顶和瓦顶房屋为主的居民地, 其TM2、TM4、TM7的光谱值比较接近, 而其它地物除新修道路外, 都不具备这一特征。这一特征可以用如下表达式来表达, TM2TM4<T1;TM4TM7<T2;TM7TM2<T3。通过对T1、T2、T3选取合适的阈值, 就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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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 <p>高度集聚是城郊聚落景观最明显的空间格局特征,是郊区城市化的直观反映。针对目前景观集聚程度研究空间计算方法缺乏筛选、不具可比性等问题,通过4 种集聚空间算法在不同角度分析典型区域的城郊聚落景观集聚特征,并在西安市长安区作以简单应用。结果表明:① 景观聚集度适于区分出同类连续大斑块和不同类破碎小斑块,核密度适于宏观上集聚组团的识别,空间关联算法适于空间定位具体要素点的集聚特征,Ripley'sL函数适于识别空间距离以确定搜索半径;② 根据核密度计算结果,从研究区聚落景观中提取出3 个大型组团,分别命名为“政府商业中心聚落组团”“沣渭新区聚落组团”和“旅游度假区聚落组团”,其划分模式符合研究区各经济板块的未来发展方向。</p> <p>高度集聚是城郊聚落景观最明显的空间格局特征,是郊区城市化的直观反映。针对目前景观集聚程度研究空间计算方法缺乏筛选、不具可比性等问题,通过4 种集聚空间算法在不同角度分析典型区域的城郊聚落景观集聚特征,并在西安市长安区作以简单应用。结果表明:① 景观聚集度适于区分出同类连续大斑块和不同类破碎小斑块,核密度适于宏观上集聚组团的识别,空间关联算法适于空间定位具体要素点的集聚特征,Ripley'sL函数适于识别空间距离以确定搜索半径;② 根据核密度计算结果,从研究区聚落景观中提取出3 个大型组团,分别命名为“政府商业中心聚落组团”“沣渭新区聚落组团”和“旅游度假区聚落组团”,其划分模式符合研究区各经济板块的未来发展方向。</p> |
| [23] | . 针对特定的生态过程 ,将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相结合的格局分析是未来景观格局研究发展的方向。景观格局变化与景观过程改变互为因果 ,了解格局演变时空规律及其演变驱动机制是结合生态过程进行景观格局分析的前提与基础。文章归纳了景观格局演变分析方法有景观格局指数与景观空间统计特征比较法、马尔柯夫转移矩阵法和主要以细胞自动机理论为基础的景观格局动态模拟。主要分析了景观格局演变的人文驱动力系统 ,介绍典型相关分析与逐步回归分析两种定量判别景观格局演变驱动力的方法 ,简要总结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最后提出今后研究所要突破的方面。 针对特定的生态过程 ,将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相结合的格局分析是未来景观格局研究发展的方向。景观格局变化与景观过程改变互为因果 ,了解格局演变时空规律及其演变驱动机制是结合生态过程进行景观格局分析的前提与基础。文章归纳了景观格局演变分析方法有景观格局指数与景观空间统计特征比较法、马尔柯夫转移矩阵法和主要以细胞自动机理论为基础的景观格局动态模拟。主要分析了景观格局演变的人文驱动力系统 ,介绍典型相关分析与逐步回归分析两种定量判别景观格局演变驱动力的方法 ,简要总结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最后提出今后研究所要突破的方面。 |
| [24]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ural settlement density, siz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using land use vector maps extracted from Landsat TM images. The patch density (PD), mean patch size (MPS), standard deviation of patch size (SD), Euclidian mean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MNN), and area weighted mean patch fractal dimension (AWMPFD) were calculated by GIS software to meas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bout 7.56-10 5 rural settlem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ural residential settlements in China were small with MPS of only 16.27 ha,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m were below 10 ha. China is divided into seven regions and the regional disparity is investigated across the seven regions, as well as within each reg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D and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was investigated at the two levels. While DEM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PD, the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had a mixed impact on the PD. In Northeastern China, North China Plain,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 Plain, Inner Mongolia Plateau, Loess Plateau, and Southwestern China, the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had a strong positive impact on PD, but in the Southeastern China, no appare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Whil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D and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was found in Inner Mongolia Plateau and Loess Plateau, a negative relation was found in Southeastern China and Southwestern China, and no obvious relationship found between them in Northeastern China, North China Plain,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 Plain.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Tibet Plateau, there was no appa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D and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The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 that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and annual mean precipitation did not have as much impact on MPS of rural settlements as topography and DEM. Rural settlements are impacted more by the topography and climatic parameters than are urban areas, as rural populations are more dependent on agricul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settlements and climatic parameters reflects the climatic impact on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and food avail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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