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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特征与城市化效应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黄耿志¹^,, 薛德升², 张虹鸥¹

1. 广州地理研究所广东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广州 510070

2.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its effect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HUANGGengzhi¹^,, XUEDesheng², ZHANGHongou¹

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dong Open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Guangzhou 510070,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收稿日期:2015-09-21
修回日期:2015-12-17
网络出版日期:2016-03-2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69)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5A030313842)

国际地区交流与合作项目(41320104001)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黄耿志(1986- ),男,广东汕尾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化,非正规经济与全球城市.E-mail: hhhg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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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进入城市正规部门,而进入非正规部门,但关于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却不清楚.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估算方案,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测度与解释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自1990年以来,非正规就业已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就业的主要方式和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其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自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减少的特征,其在城市就业的比重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符合倒U形的规律.模型显示:尽管短期内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和城市化之间存在波动关系,但长期看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非正规就业每增长1%,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0.1%.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非正规就业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转移过程与劳动力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流动过程.结论强调,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失业问题,而更多是如何应对处于社会保障系统以外的非正规就业问题.

关键词：非正规经济;非正规就业;发展;城市化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 forces do not enter urban formal sectors, but get employed in informal sectors. This fact leads to a neglect of the effect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on urbanization when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employment and urba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normal statistical data. By using the co-integration test and error correction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on the urbanization measured by the propor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total population. It develops an estimation method to measure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s definition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t is found that from 1990 to 2010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China has grown to be a primary source of the growth of urban employment. In 2010,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ccounted for 50.7% of total urban employment. In particular, the unregistered employment as part of informal employment accounted for 32.8% of urban employment. Moreover, most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is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in provinces of eastern China. The model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employment, formal employment and urban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with a stable equilibrium in the long term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a regulatory mechanism within the urbanization system although this relationship is fluctuant in the short term. It is testified that the growth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at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grows by 1% will contribute to an increase of urbanization rate by 0.1%. Informal employmen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condition of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It has been widely noted that a basic conflic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s the gap between the unlimited supply of rural labor forces and the limited ability of cities to absorb them.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nformal employment should serve as a 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It is argued that the challenge to China's urbanization is not only from the problem of unemployment, but also from how to tackle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outside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latter is also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global program called "decent work" which has been promo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n the past decades.

Keywords：informal economy;informal employment;development;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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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耿志, 薛德升, 张虹鸥. 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特征与城市化效应[J]. , 2016, 35(3): 442-45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3004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 ZHANG Hongou.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its effect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J]. 地理研究, 2016, 35(3): 442-454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3004

1 引言

早期西方理论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最大问题是工业化发展远不足以吸收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后果是大量无业流民阶级的产生,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1].与西方经验相比,这种与工业化或就业增长不协调的城市化被称为"假城市化"^[2].在中国,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力也是地理****关注的重要问题.例如,周一星曾以2001-2003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推算每年平均有2000万乡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而每年平均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29万^[3],这意味着每年流入城市的农村移民有近1200万人处于无业状态.这样的城市化是过快的,令人担忧的,因为将导致城市社会的不稳定^[2].然而,假城市化理论预期的事实在中国并没有发生.
1970年代以来对非正规部门的发现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无业流民阶级并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研究表明,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虽未能在城市现代部门就业,但进入了政府管制之外的非正规部门就业^[4,5].所谓无业流民,其实是一个庞大的隐性就业群体.在当今世界30亿经济活动人口中,这个群体有近18亿人,创造了10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6].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就业占非农就业的比重高达50%~75%^[7].在中国,据经济学家估计,2004年城市非正规就业占城市就业比重达到58.69%^[8].如此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使得基于常规统计数据的分析得到的就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不完全准确,因为只反映了正规就业与城市化的关系,忽视了非正规就业因素.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是否对城市化具有推动作用?作用有多大?解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完善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的认识.
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也是一个有关城市化动力的问题.国内地理学对中国城市化动力的研究已形成丰富系统的成果^[9-11].这些成果基本上可概括为自上而下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城市化,前者强调政府投资和政策的作用,后者强调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的作用.两种理论虽区别了不同的城市化推动主体,但均强调经济发展或就业增长对城市化的主要作用.本研究仍然在经济与城市化的作用关系框架以内,但从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的视角看待这一关系,突出非正规就业的作用.首先分析非正规就业与发展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研究进展,其次对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定义,数据获取和计量模型进行说明,第三部分是结果分析,最后是结论.

2 文献综述

非正规就业对发展和城市化的作用的理论基础源于Todaro对刘易斯经济理论的修正.根据刘易斯理论,城市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传统部门进入城市现代部门的空间与经济转变过程^[12].所谓假城市化,就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速度远超过农村人口被城市工业部门吸收的现象.但刘易斯模型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在城市就业机会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进行.Todaro认为,原因在于城市传统部门的存在吸收了现代部门无能力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3].换言之,城市化包含农村人口从农业部门到城市传统部门,再到城市现代部门的过程.城市传统部门就是1970年代后引起广泛关注的非正规部门.
在Todaro看来,非正规部门是发展的阶段性现象,伴随现代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不断从非正规部门转入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将逐渐萎缩并最终消失.然而,1980年代以后的研究表明,非正规经济不仅不会消失,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大而发展^[14],与正规经济存在紧密的功能联系^[15,16],被视为自由市场力量的表现^[17].将非正规经济视为当前经济重构的结构性产物的观点促进了对非正规经济效应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效应,认为非正规经济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18],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效应.在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会带动GDP增加7.7%~9.9%;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比重每增加1%,GDP会下降4.5%~5.7%^[19].但对中国的研究显示,非正规就业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20],其每增长1%可带动GDP增长0.053%^[21].二是就业增长效应,非正规部门具有比正规部门更强的就业创造能力^[22],就业弹性系数大于正规部门0.12个百分点^[23],是中国城市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方式^[24,25].三是减贫效应,非正规就业对减少城市贫困具有重要作用,特别对低收入家庭而言,作用更加显著^[26].
然而,关于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推动效应却未得到关注.尽管非正规就业的经济和就业效应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间接的经验基础,但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发展是否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化仍不清楚.地理学研究揭示了乡镇,民营,外资等自下而上的经济力量对中国城市化的重要作用,奠定了中国城市化动力理论的基础.但近期研究发现,这些构成中国城市化之主要推力的经济系统实际上包含着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力量^[27],与正规部门,乡镇企业和农业部门已经构成当前中国经济的四元结构^[28].这个发现对进一步理解中国城市化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但尚未得到地理学应有的关注.近年来,国际学界已开始关注非正规经济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例如,Yuki认为在人力资本积累,人口分布和部门收入等存在非均等机会稳定状态的发展中经济体中,非正规部门的扩张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力^[29].Elign等研究发现非正规经济与城市化发展呈现倒U形的关系,即在城市化发展初期,非正规经济规模较小,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非正规经济在整体经济的比重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30].这个研究表明了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起步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没有对这个作用进行测度.本文开展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作用的论证和测度,以期从新的视角丰富对中国城市化性质的认识.与以往一些研究缺乏考虑正规经济的影响不同^[20,23],本文构建了包括正规就业因素在内的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的关系模型,体现了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角以及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共同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概念界定

关于非正规就业的概念一直存在争论^[31,32].二元主义认为非正规部门具有易进入,规模小,组织程度低,所受管制弱等特征,非正规部门就业即非正规就业.新马克思主义批判了二元论,指出非正规经济是以缺乏管制为核心特征的收入获取活动,并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紧密的关联,认为非正规就业包含了非正规部门就业和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该理论还明确区别了非正规与非法的区别,即非正规经济的生产过程是违法的,但其产品是合法的,而非法经济无论其生产过程如何,其产品一定是非法的.另一个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非正规经济不是缺乏管制,而是处于法律边缘,未受政府认可的自由市场活动.这些理论深化了对非正规就业的认识,但都难以用来界定非正规就业的统计范畴.
为了推进研究工作,国际劳工组织(ILO)从法人性质,雇工数量,是否进行会计核算,是否注册登记等4个标准提出了非正规就业的操作性定义^[33],其核心仍然是"管制缺乏",表现为未登记注册,未签订劳动合同,未享受社会保障.如表1所示,根据这些标准,可判定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IE)由个体工商户中的个体就业(IE₁₁),私营企业中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IE₁₂)和未登记注册企业中的就业(IE₂)等三部分组成.其中,IE₁₁和IE₁₂属于已被统计的非正规就业(IE₁),IE₂属于未被统计的非正规就业.
Tab. 1
表1
表1基于ILO方案的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判别
Tab. 1The definition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ILO standard

ILO标准	标准内容	移植到中国的解释	对应企业----就业类型
法人性质	非正规企业不具有法人身份	非正规企业由自然人组成^①	个体工商户----个体就业
企业规模	非正规企业雇佣人数不超过5人	非正规企业雇佣人数不超过7人^②	个体工商户----个体就业
会计核算	非正规企业不具有会计核算账户	非正规企业可不进行会计建账^③	个体工商户----个体就业
是否登记注册,签订合同	非正规企业没有登记,不与雇员签订劳动合同	非正规企业无证照经营,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个体工商户----个体就业私营企业----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未登记企业----未被统计的就业

注:① 根据《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十九条,个体工商户为自然人.② 中国个体工商户是雇工规模最小的经济单位,虽然新版《个体工商户条例》对雇工人数不再做规定,但旧版条例规定不超过7人,且根据《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10-2011)全国个体工商户户均雇工人数只有2.1人;而根据《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雇工超过8人以上的经济组织则属于私营企业.③ 根据《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达不到建账标准的个体户,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批准,可不建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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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也基本从上述三部分来估算中国的非正规就业,但对多少比例的私营就业属于非正规就业的问题存在争议和不足.例如,胡鞍钢等认为私营就业中有50%是非正规就业,但对为什么是50%没有做说明^[8].黄宗智认为私营就业全部(即100%)是非正规就业^[27],但这把私营企业中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正规就业也计算进去,导致非正规就业规模被估大.另一些研究则认为私营就业不是非正规就业^[20,23],忽略私营就业中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导致非正规就业规模被估小.那么,到底有多少比例的私营就业是非正规就业才合理?上述0%,50%,100%的比例值都只是假设,缺乏依据.根据非正规就业的判定标准,关键是分离出私营就业中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为此,本文利用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获取了私营就业中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率(r),再用私营就业总人数(PE)乘以r,从而将私营就业中的非正规就业分离出来.这种做法比已有估算方法更加接近非正规就业的现实.综上,非正规就业用公式可表达为:

\begin{matrix} IE = I E_{1} + I E_{2} = I E_{11} + I E_{12} + I E_{2} = I E_{11} + PE \times r + I E_{2} \end{matrix}

(1)
与非正规就业相对应,正规就业包括集体单位,国有单位,股份合作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中的就业以及私营企业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由此可将中国城市就业体系视为一个由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构成的二元结构(图1),前者具有享受社会保障和受制度保护的特征,后者则缺失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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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城市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组成
-->Fig. 1The composition of urban formal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in China
-->

3.2 数据来源和处理

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在199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选取的时间序列为1990-2010年.按照上述标准,非正规就业由IE₁₁,IE₁₂,IE₂构成,测算方法如下:
(1)IE₁₁可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市个体就业数直接获得.
(2)对于IE₁₂,主要是确定私营就业中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r.利用1993-2009年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进行的9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来测算r值.该调查提供了1995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年份的私营企业员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分别为36.3%,64%,71.4%和71.5%.这些数据表明劳动合同签订率呈现逐年上升的特征,反映了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和私营企业的正规发展趋势,因此通过计算1990-2010年合同签订率的年均增长率来推算其他年份的合同签订率是合理的.这个推算虽然使部分年份的数据变得平滑,但符合劳动合同签订率逐年上升的趋势,且是目前数据限制下最大限度接近非正规就业现实的较好方法.由劳动合同签订率可计算私营企业中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r,最后结合私营企业就业总数(PE)可得到IE₁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统计系统在统计就业行业结构时没有将私营和个体就业分开,以及在普查数据中缺乏分行业的城市就业,使得无法对非正规就业结构进行分析.
(3)对于IE₂,国家统计局根据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人口抽样调查对统计年鉴中的城市就业总数(TE)进行了修正,用此就业总数减去按综合统计报表制度和工商登记统计得到的各类别城市就业人数之和(ES),可得到未被统计的非正规就业数量IE₂,即IE₂=TE-ES.由于国家和省统计局未对各省城市就业总数进行修正,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修正:首先用长表数据中的城市就业人口除以城市人口,由此得到的比值乘以总的城市人口,可得到各省总的城市就业人口.
表2显示了按上述方法得到的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数量,其中城市化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Tab. 2
表2
表21990-2010年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估算结果
Tab. 2The estimation of the scale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China (1990-2010)

年份	城市化率 (%)	城市就业总数(万人)	城市正规就业数(万人)	城市非正规就业数(万人)	城市个体就业数 (万人)	城市私营非正规就业数 (万人)	未登记注册城市就业数 (万人)
1990	26.41	17041	14072	2969	614	42	2313
1991	26.94	17465	14525	2940	692	49	2199
1992	27.46	17861	14816	3045	740	69	2236
1993	27.99	18262	14890	3372	930	127	2315
1994	28.51	18653	15361	3292	1225	220	1847
1995	29.04	19040	15467	3573	1560	309	1704
1996	30.48	19922	15454	4468	1709	378	2381
1997	31.91	20781	15333	5448	1919	436	3093
1998	33.35	21616	13123	8493	2259	536	5698
1999	34.78	22412	12616	9796	2414	545	6837
2000	36.22	23151	12241	10910	2136	612	8162
2001	37.66	24123	11971	12152	2131	679	9342
2002	39.09	25159	12061	13098	2269	807	10022
2003	40.53	26230	12438	13792	2377	916	10499
2004	41.76	27293	12924	14369	2521	1007	10841
2005	42.99	28389	13606	14783	2778	1078	10928
2006	44.34	29630	14309	15321	3012	1131	11178
2007	45.89	30953	15076	15877	3310	1306	11261
2008	46.99	32103	15636	16467	3609	1460	11398
2009	48.34	33322	16288	17034	4245	1580	11209
2010	49.95	34687	17107	17580	4467	1730	1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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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构建

采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ECM)测度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协整是检验两个或多个非平稳变量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的方法,解决了变量间存在的"伪回归"问题.协整理论的思想是,虽然经济变量随时间表现出很强的非平稳性或随机性,但一组变量的线性组合可能具有不随时间变化的稳定性,协整检验可以揭示这种性质.协整的定义是^[34]:设随机向量序列y_t=(y₁_t,y₂_t,, et al.,y_kt)(t=1,2,, et al.,T)中所含分量为d阶单整,记为y_t~I(d).如果存在非零向量

\begin{matrix} β \end{matrix}

,使得

\begin{matrix} \overset{′}{β} \end{matrix}

y_t~I(d,b)(0<b

\begin{matrix} \leq \end{matrix}

d),则称随机向量具有d,b阶协整关系,记为y_t~CI(d,b),

\begin{matrix} β \end{matrix}

为协整向量.为了测度非正规就业扩张对城市化提高的作用,采用增长率变量序列构建模型.记城市化增长率为UR_t,非正规就业增长率为IE_t,正规就业增长率为FE_t.协整模型构建和检验步骤如下:
(1)采用普遍使用的ADF(Augment Dickey-Fuller)方法对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2)如果变量同阶单整序列,则构建以下协整方程:

\begin{matrix} U R_{t} = α + β_{1} I E_{t} + β_{2} F E_{t} + u_{t} （ t = 1,2, \dots, T ） \end{matrix}

(2)
式中:

\begin{matrix} α \end{matrix}

为截距;u_t为误差;

\begin{matrix} β_{1} \end{matrix}

和

\begin{matrix} β_{2} \end{matrix}

为协整系数,表示长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程度.
(3)对误差序列u_t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为平稳,则表明UR和IE,FE存在协整关系.
协整虽揭示了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掩盖了短期的非均衡过程.为了把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联系起来,引入误差修正模型,利用该模型可以揭示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背后的调整机制或短期变动过程.设x和y为同阶单整序列,并具有协整关系,则误差修正模型可以表示成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34]:

\begin{matrix} y_{t} = μ_{0} + μ_{1} y_{t - 1} + μ_{2} x_{t} + μ_{3} x_{t - 1} + ε_{t} （ t = 1,2, \dots, T ） \end{matrix}

(3)
记

\begin{matrix} k_{0} = μ_{0} / (1 - μ_{1}) \end{matrix}

\begin{matrix} k_{1} = (μ_{2} + μ_{3}) / (1 - μ_{1}) \end{matrix}

\begin{matrix} γ = μ_{1} - 1 \end{matrix}

,可将式(3)改写成:

\begin{matrix} ? y_{t} = μ_{2} ? x_{t} + γ (y_{t - 1} - k_{0} - k_{1} x_{t - 1}) + ε_{t} \end{matrix}

(4)
式(4)称为误差修正模型,式中:

\begin{matrix} μ_{2} \end{matrix}

表示短期内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程度;

\begin{matrix} γ \end{matrix}

为调整系数,表示在t-1期y_t_-1关于k₀+k₁x_t_-1之间的偏差的调整速度.结合式(2)可构建UR,IE,FE的误差修正模型:

\begin{matrix} ? U R_{t} = μ_{0} + μ_{1} ? I E_{t} + μ_{2} ? F E_{t} + γ [U R_{t - 1} - (α + β_{1} I E_{t - 1} + β_{2} F E_{t - 1})] + ε_{t} \end{matrix}

(5)
对协整方程式(2)和误差修正方程式(5)的参数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算.

4 结果分析

4.1 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特征

4.1.1 非正规就业成为城市就业的主要方式自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迅速发展,规模从0.30亿人增长至2010年的1.76亿,占总城市就业的比重由17.4%增长至50.7%(表3),成为城市就业的主要方式.其中,未被统计的隐性就业是非正规就业的主要部分,2010年达到1.14亿人,占非正规就业的比重64.7%,达到总就业的近1/3;在被统计的非正规就业中,个体就业是主要部分,占12.9%.
Tab. 3
表3
表31990年和2010年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规模和类型
Tab. 3The scale and types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cities of China in 1990 and 2010

就业类型	1990年			2010年		1990-2010年期间年均增速(%)
就业类型	规模(百万)		比重(%)		规模(百万)	比重(%)
总就业	170.4	100.0		346.9	100.0	3.6
正规就业	140.7	82.6		171.1	49.3	1.0
非正规就业	29.7	17.4		175.8	50.7	9.3
登记注册部分私营就业个体就业	6.5 0.4 6.1	3.8 0.2 3.6		62.0 17.3 44.7	17.9 5.0 12.9	11.9 20.4 10.4
未登记注册部分	23.1	13.6		113.8	32.8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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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非正规就业是城市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 1990-2010年,非正规就业的增长速度是正规就业的9倍多(表3),构成城市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此期间,城市就业增量(1.76亿)的83%来自非正规就业的增长,而非正规就业增量(1.46亿)的60%则来自未被统计就业的增长.
4.1.3 非正规就业发展存在区域差异,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占48.2%),其空间分布总体上具有自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减少的特征(表4).非正规就业的空间分布差异在省级尺度也表现明显,这可从各省不同的发展特征来理解.例如,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份集聚较多的非正规就业,与该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相对活跃,外来人口大量集聚有关.新疆,宁夏,甘肃,青海,西藏等西部省份,非正规就业比重处于最低层次,与该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民营企业发展程度较低有关.东北三省及湖北,湖南等中部省份的非正规就业比重处于中等水平,与该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但有相对较多的国有企业(正规就业)有关.然而,对这些空间差异的解释无疑需要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Tab. 4
表4
表42010年各省城市非正规就业占全国总量的比重(%)
Tab. 4The percentage of provincial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he national total in 2010 (%)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北京(0.80)	山东(8.17)	山西(1.75)	内蒙古(1.87)	陕西(2.14)	辽宁(3.45)
天津(1.20)	广东(14.10)	安徽(4.56)	广西(3.36)	甘肃(1.06)	吉林(1.85)
河北(5.59)	海南(0.52)	江西(3.26)	重庆(1.98)	青海(0.30)	黑龙江(2.26)
上海(2.91)	合计(48.2)	河南(4.86)	四川(4.83)	宁夏(0.44)	合计(7.56)
江苏(7.29)		湖北(4.46)	贵州(1.51)	新疆(0.85)
浙江(4.55)		湖南(4.41)	云南(2.48)	合计(20.94)
福建(3.07)		合计(23.30)	西藏(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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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水平具有倒U形关系特征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图2):第一阶段是1990-2004年,非正规就业在城市就业中的比重随城市化发展逐渐上升,到2004年达到最高峰;第二阶段是2005年至今,非正规就业在城市就业中的比重随城市化发展出现缓慢的下降趋势,但在2010年仍维持在50%以上.这个过程符合国际学界有关非正规就业发展与城市化呈现倒U形关系的规律,同时表明中国过去20多年大部分时期处于非正规就业发展的上升期(即倒U型的左半部分).从这个特征判断,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下定量测度这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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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90-2010年中国城市化与城市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关系
-->Fig. 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China (1990-2010)
-->

4.2 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测度

4.2.1 单位根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是协整关系模型建立的前提.ADF检验结果显示(表5),UR_t,FE_t和IE_t变量时间序列的ADF统计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这三个序列不平稳;但在一阶差分中,变量的ADF统计值均小于临界值,说明ΔUR_t,ΔFE_t和ΔIE_t变量序列是平稳的(图3),表明UR_t,FE_t和IE_t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Tab. 5
表5
表5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 5The result of ADF test of variables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统计值	大小比较	临界值	是否平稳	变量一阶差分	检验形式	ADF 统计值	大小比较	临界值	是否平稳
UR_t	0,0,1	-0.1174	>	-1.6^*	不平稳	ΔUR_t	0,0,1	-3.1429	<	-2.66^***	平稳
	C,0,1	-2.094	>	-2.63^*			C,0,1	-3.0768	<	-3.00^**
	C,T,1	-1.8999	>	-3.24^*			C,T,1	-3.2511	<	-3.24^*
FE_t	0,0,1	-1.449	>	-1.6^*	不平稳	ΔFE_t	0,0,1	-3.7126	<	-2.66^***	平稳
	C,0,1	-1.4502	>	-2.63^*			C,0,1	-3.6023	<	-3.00^**	平稳
	C,T,1	-1.9139	>	-3.24^*			C,T,1	-3.5716	<	-3.24^*
IE_t	0,0,1	-1.149	>	-1.6^*	不平稳	ΔIE_t	0,0,1	-3.5507	<	-2.66^***	平稳
	C,0,1	-1.7551	>	-2.63^*			C,0,1	-3.4291	<	-3.00^**
	C,T,1	-2.0788	>	-3.24^*			C,T,1	-3.3556	<	-3.24^*

注:检验形式(C,T,N)分别表示含常数项,含常数项和趋势项,滞后阶数;^*表示在10%显著水平,^**表示在5%显著水平,^***表示在1%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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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变量一阶差分序列图
-->Fig. 3The variables sequence after the first order difference
-->

4.2.2 协整检验运用OLS进行协整回归,得到协整方程(长期均衡方程):

\begin{matrix} U R_{t} = 0.021571 + 0.104364 I E_{t} + 0.103649 F E_{t} + u_{t} \\ （ 4.873 ） （ 2.763 ） （ 1.257 ） \end{matrix}

(6)
式中:括号内为t值.R²=0.4799,F统计量=7.842,DW=1.1476.协整关系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若残差序列不平稳,则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协整.对式(6)中的残差序列

\begin{matrix} u_{t} \end{matrix}

进行ADF检验(表6).
Tab. 6
表6
表6协整方程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Tab. 6The ADF test of the residual of the co-integration equation

变量	检验形式	ADF统计值	大小比较	临界值	是否平稳	是否协整
残差序列u_t	0,0,1	-1.9619	<	-1.95^**	平稳	是

注:^**表示在5%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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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差序列

\begin{matrix} u_{t} \end{matrix}

的单位根检验统计量为-1.9619,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因此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表明变量UR_t ,FE_t 和IE_t存在协整关系,即城市化,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证明本文的长期均衡关系的变量选择是合理的.协整方程式(6)说明:① 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与城市化发展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② 非正规就业关于城市化水平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104364,正规就业关于城市化水平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103649,亦即从长期来看,非正规就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推动城市化水平增长0.104364个百分点,正规就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推动城市化水平增长0.103649;③ 从长期来看,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略微大于正规就业.其原因可从理论和中国的特殊发展时期来理解.从理论层面上讲,由于非正规就业部门一般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其就业创造能力要大于正规就业部门,因此从就业对城市化作用的角度而言,非正规就业要大于正规就业.而对于"略大"的原因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系.中国1990年以来经历了由城市正规就业占主导向城市非正规就业占主导的就业模式转变,导致从整个时期来看,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相差不大.
4.2.3 误差修正模型根据协整理论,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用误差修正模型对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进行直接的描述.既然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和城市化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建立ΔUR_t,ΔFE_t和ΔIE_t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括号内为t值):

\begin{matrix} ? U R_{t} = 0.000159 + 0.119208 ? I E_{t} + 0.221050 ? F E_{t} + 0.278140 EC M_{t - 1} + ε_{t} \\ （ 0.113 ） （ 3.79 2 ） （ 2.990 ） （ 1.164 ） \end{matrix}

(7)
式中:

\begin{matrix} EC M_{t - 1} = ? U R_{t - 1} - (0.021571 + 0.104364 I E_{t - 1} + 0.103649 F E_{t - 1}) \end{matrix}

R²=0.5035,F统计量=5.071,P=0.8191>0.1,表明模型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进一步对模型残差进行Box-Ljung检验,

\begin{matrix} χ^{2} \end{matrix}

=0.0546,P值为0.8152>0.1,表明残差是白噪声序列,模型成立(表7).
Tab. 7
表7
表7ECM残差序列的Box-Ljung检验结果
Tab. 7The Box-Ljung test of the residual of ECM

变量	检验统计量 $\begin{matrix} χ^{2} \end{matrix}$	P值	大小比较	置信度	是否为白噪声
ECM残差序列	0.0546	0.8152	>	0.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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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误差修正方程式(7)看出,城市化发展的短期波动包括以下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短期内城市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增长的影响.从变量系数看,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短期波动的影响(0.221050)要大于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影响(0.119208),表明保持正规就业的稳定发展对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平稳有更重要的意义.另一部分是城市化与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的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误差项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估计值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278140的正向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方程的成立进一步说明,尽管在短期内,城市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增长之间存在波动关系,但长期来看,城市化系统存在一种调节机制维持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4.3 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分析

这种调节机制可从非正规就业对中国城市化作用的两个过程来理解(图4).第一个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转移.自1990年以后,城乡人口流动管制的解除推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进入城市部门,但由于城市就业机会不足,户籍制度歧视以及劳动技能低下等原因,这些劳动人口并不能全部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大部分进入了对技能要求较低,易进入的非正规部门,从而得以在城市生存和谋求进一步发展.调查指出,中国城市大部分农民工从事着各种各样的非正规就业活动^[35].从这个过程看,非正规就业通过吸收正规经济无法吸收的乡城转移人口推动城市化发展,使城市化即使在就业增长有限的条件下也得以稳定进行.非正规就业的存在应视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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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城市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
-->Fig. 4The roles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he urbanization
-->

第二个过程是劳动力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流动.一方面,伴随现代经济的扩大,正规部门吸收了来自非正规部门的部分劳动力,使非正规部门得以继续保持吸收低技能进城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换言之,非正规就业通过其与正规就业的联系保持其对城市化的作用,因此如误差修正方程所表明的,促进正规就业发展对推动城市化平稳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非正规部门也接收从正规部门流出的劳动力,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主要体现在经济不景气时大量被解雇的工人转入非正规就业,而在中国,主要体现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大量下岗工人在非正规部门实现了再就业^[36].因此,从这个过程看,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体现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最终进入正规部门所发挥的"桥梁"作用以及承接被正规劳动力市场挤出的失业人口所发挥的就业"蓄水池"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利用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合理确定了私营企业中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从而较为准确地估算了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规模.第二,虽然对非正规就业的效应已有许多研究,但关于对城市化的作用尚未得到验证.通过构建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把非正规就业纳入城市化发展的讨论,论证和解释了非正规就业对中国城市化的作用.研究表明,虽然短期内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之间存在波动关系,但长期而言,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非正规就业每增长1%,将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0.1%.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体现在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转移过程与劳动力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流动过程.长期看,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程度略微大于正规就业;而短期看,正规就业对城市化发展波动的影响要大于非正规就业.这意味着非正规就业的存在和正规就业发展的平稳对稳定的城市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矛盾是庞大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城市吸纳力之间的矛盾^[37].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城市劳动力达2400万,而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只有1200万^[38],表明这个矛盾还将继续存在.本文认为,发展非正规就业能有效缓解这个矛盾,保障社会稳定.对政策上的重要启示是,应认识到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不完全是就业供给不足的"失业"问题,而更多是如何应对缺乏保障的非正规"就业"问题.发展非正规就业不是简单地容忍其存在,而是要推动非正规就业者的正规化,解决非正规--正规二元城市就业的融合问题,这应成为新型城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关于非正规就业及其与城市化的关系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首先,数据获取是非正规研究领域的最大难题,如何结合人口和劳动力普查数据对非正规就业结构开展分析是未来研究需要改善的一点.其次,虽然初步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但对中国非正规就业的空间格局及其机制还需要系统的研究.第三,针对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不同区域条件或发展阶段下,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原因是什么?非正规就业的作用在城市化达到什么水平时开始加强或减弱?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深化认识城市化的非正规就业动力,为各地区制定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非正规就业政策提供依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Davis K, Hertz H.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e-industrial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54, 3(1): 6-26.https://doi.org/10.1086/449673 URL [本文引用: 1]
[2]	McGee T 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Third World: Explorations in Search of A Theory.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71.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The theme of the essays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volume devoted to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3rd world is a growing disillusionmen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ies that have emerged from the study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West. Discussion in the 3 chapters cover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Western theory and 3rd world reality; the rural urban continuum debate--the preindustrial city and rural urban migration;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and the 3rd world city--a theory of urban involution. The 2nd section of essays indicates how field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and particularly Malaysia reinforced the belief that similar path models are inadequate for explaining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both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3rd world. The form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3rd world may appear to be the same as that which characterized the West but the different mix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3rd world suggests that this factor is of such importance that at least 1 element of Western theory should be discarded when investigating the 3rd world city. This is the view that the city induces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jority of 3rd world countries it seems tha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regards the city as the prime catalyst of change must be discarded. The city must be seen as a symptom of processes operating at a societal level. To diagnose accuratel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oles of these c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the condition of underdevelopment which characterizes these countries of which cities are only part. The typology of rural and urban models presents a more realistic framework to assis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both rural and urban differences and rural urban migration. Its advantages over the simple rural urban continuum are numerous. The countries of the 3rd world ar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or underdevelopment as a result of their vary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capitalism their indigenous socioeconomic structures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one on the other. It appears that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s will be delayed longer in countries where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s are more resilient and where there are social and economic outlets for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than in countries where these structures have been subverted by capitalist penetration or where no effective traditional structures ever existed.
[3]	周一星. 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 . 城市规划, 2006, 30(s1): 32-3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提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镇化水平达到25%上下后就进入了中期加速阶段;中国近期城镇化的超高速增长主要是口径调整的结果,有水分;我国沿海部分发达地区正在经历韩国和日本历史上有过的超高速城镇化,但是不能要求在全国尺度上重现这样的超高速;我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应当和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保持相对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城镇化”;我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已经基本相适应,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Zhou Yixing.Thoughts on the speed of China's urbanization.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6, 30(s1): 32-3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提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镇化水平达到25%上下后就进入了中期加速阶段;中国近期城镇化的超高速增长主要是口径调整的结果,有水分;我国沿海部分发达地区正在经历韩国和日本历史上有过的超高速城镇化,但是不能要求在全国尺度上重现这样的超高速;我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应当和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保持相对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城镇化”;我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已经基本相适应,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4]	G?rxhani K.The informal sector in develop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 literature survey. Public Choice, 2004, 120(3/4): 267-300.https://doi.org/10.1023/B:PUCH.0000044287.88147.5e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The main goal of this study is two-fold: (1) to provide ageneral overview of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informal sector,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public choiceapproach; and (2) to compare these contributions across twoinstitutionally different types of countries: developed andless developed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Thepaper focuses on the criteria used to define the informalsect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l and informaleconomy, tax evasion, and public choice analysis. It isstressed throughout this paper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the two types of countries is of key importance.
[5]	黄耿志, 薛德升. 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 兼论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议题 . 热带地理, 2009, 29(4): 389-393.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非正规就业研究已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广泛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就业模式变化迅速,非正规就业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就业形式,其研究日趋为学术界所关注.当前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研究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主,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的概念,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农民工、下岗工人、妇女、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及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对策.文中系统梳理和评价了国内研究现状,指出从地理学视角出发的3个非正规就业研究议题包括非正规就业与全球化、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以及非正规就业的空间.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Review of informal employment research in urban China. Tropical Geography, 2009, 29(4): 389-393.]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非正规就业研究已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广泛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就业模式变化迅速,非正规就业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就业形式,其研究日趋为学术界所关注.当前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研究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主,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的概念,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农民工、下岗工人、妇女、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及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对策.文中系统梳理和评价了国内研究现状,指出从地理学视角出发的3个非正规就业研究议题包括非正规就业与全球化、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以及非正规就业的空间.
[6]	Jutting J P, Laiglesia J R.Employment, poverty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What's new?. In: Jutting J P, Laiglesia J R. Is Informal Normal?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is: OECD, 2009: 17-26.URL [本文引用: 1]
[7]	ILO. 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 statistical pictur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Chapter 1 of this report reviews development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with regard to measuring the informal economy. Chapter 2 presents, for the first time, national data from 47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most of them concerning informal employment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formal sector. Also national data on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for 13 countries covering more than one year are presented. This chapter includes a section on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Chapter 3 focuses on statistics concerning non-standard employ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hapter 4 presents statistics prepared by WIEGO on specific groups of urban informal workers, and explains the methods used for identifying these groups. This chapter includes recent ILO regional and global estimates of domestic work. Chapter 5 revisits and updates a plan of action for improving statistics on the informal economy and their dissemination. Annex 1 describes data coverage o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the informal sector, for all the regions, while annex 2 contains country-specific tables and explanatory notes,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methodology used for compiling the data shown in the tables.
[8]	胡鞍钢, 赵黎. 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 1990-2004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1(3): 111-119.URL [本文引用: 2]摘要转型时期我国就业模式从计划分配的、集中、刚性、单一的传统正规就业向市场配置的、分散、灵活、多元化的非正规就业模式转变。城镇非正规就业迅速发展,1990—2004年间年均增长率相当于城镇就业增长率的3.9倍;其创造的就业岗位远高于传统正规部门消失的就业岗位,2004年占城镇就业比重的58.69%,成为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导就业模式。城镇非正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全国经济增长率,1990—2004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城镇非正规部门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22.2%,相当于GDP平均增长率的2.4倍;非正规经济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到2004年已达1/3,其产出高增长对全国新增GDP的增长贡献越来越大,在1990—2004年期间为44%,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Hu Angang, Zhao Li.The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informal economy in transitional China: 1990-2004.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21(3): 111-119.]URL [本文引用: 2]摘要转型时期我国就业模式从计划分配的、集中、刚性、单一的传统正规就业向市场配置的、分散、灵活、多元化的非正规就业模式转变。城镇非正规就业迅速发展,1990—2004年间年均增长率相当于城镇就业增长率的3.9倍;其创造的就业岗位远高于传统正规部门消失的就业岗位,2004年占城镇就业比重的58.69%,成为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导就业模式。城镇非正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全国经济增长率,1990—2004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城镇非正规部门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22.2%,相当于GDP平均增长率的2.4倍;非正规经济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到2004年已达1/3,其产出高增长对全国新增GDP的增长贡献越来越大,在1990—2004年期间为44%,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9]	赵新平, 周一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道路及城镇化理论研究述评 . 中国社会科学, 2012,(2): 132-138. [本文引用: 1] [Zhao Xinping, Zhou Yixing.Review of China's urbanization roads and theori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2012, (2): 132-138.] [本文引用: 1]
[10]	宁越敏. 新城市化进程: 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 . 地理学报, 1998, 53(5): 470-477.https://doi.org/10.1088/0256-307X/16/9/027 URL摘要本文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９０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企业发展模式，从而使经济绩效得到提高，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城市体系不断趋于完善。 [Ning Yuemin.New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Dynamics and feature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1990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8, 53(5): 470-477.]https://doi.org/10.1088/0256-307X/16/9/027 URL摘要本文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城市化主体的角度分析了９０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认为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企业发展模式，从而使经济绩效得到提高，大、中、小城市齐头并进，城市体系不断趋于完善。
[11]	顾朝林, 吴莉娅. 中国城市化研究主要成果综述 . 城市问题, 2008, (12): 2-1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论述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中国城市化政策研究、中国城市化特征研究、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中国城市化过程研究、中国城市化空间研究、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全球化对城市化的影响研究、区域城市化研究等九个方面的内容。 [Gu Chaolin, Wu Liya.Review of main research findings on China's urbanization. Urban Problems, 2008, (12): 2-1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论述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中国城市化政策研究、中国城市化特征研究、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中国城市化过程研究、中国城市化空间研究、中国乡村城市化研究、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全球化对城市化的影响研究、区域城市化研究等九个方面的内容。
[12]	Lewis W 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a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2): 139-191.https://doi.org/10.1111/j.1467-9957.1954.tb00021.x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First page of article
[13]	Todaro M P.A model of labour migr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8(1): 138-148. [本文引用: 1]
[14]	Biles J J.Informal work in Latin America: Competing perspectives and recent debates. Geography Compass, 2009, 3(1): 214-236.https://doi.org/10.1111/j.1749-8198.2008.00188.x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Abstract During the ‘lost decade’ of the 1980s, informal work and self-employment emerged as the most prevalent forms of work throughout Latin America. In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majority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dopted a series of sweeping neoliberal reforms designed to open nation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e export-led growth, and generate employment, ultimately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informal work. Despite the widespread adherence to the neoliberal model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reforms during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informal work has not diminished and in much of Latin America the odds of finding ‘decent work’ are no better today than during the economic crisis of the 1980s. In light of this seeming paradox, this article offers an overview of the recent debates and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informal work in Latin America. Drawing on recent research, as well as reports and policy documents from ke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 pose and attempt to answer four core questions: What counts as informal work? Who works informally in Latin America? Why do men and women throughout Latin America increasingly resort to informal work? What role does informal work play as a livelihood strategy in Latin America and how has this role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15]	Mukim M.Coagglomeration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dustry: Evidence from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15(2): 329-351.https://doi.org/10.1093/jeg/lbu020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A large and growing informal sector is a major fea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 analyze coagglomeration patterns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India, and study (i) the causes underlying these patterns, and (ii) th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if any, on the entry of new firms. I find that buyer–seller and technology linkages explain much of formal–informal coagglomeration. I also find that this sectoral, within-industry, coagglomeration matters mostly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formal firms births. Traditional measures of agglomeration remain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new industrial activity, whether in the formal or the informal sectors.
[16]	薛德升, 林韬, 黄耿志. 珠三角外向型制造业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 以广州狮岭皮具产业集群为例 . 地理研究, 2014, 33(4): 698-709.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4010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作为世界城市化发展中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一直是研究重点。以广州狮岭皮具产业为例，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为对象，研究了外向型制造业中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研究认为：正规企业为满足产品生产和降低成本的需求而采取的生产分包模式是非正规部门形成的根本因素；正规企业劳动保障的缺失与工人对自由轻松的工作方式的追求促使工人转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市场，推动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当地宽松的管制环境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全球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研究支持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发展中有利的组成要素。非正规部门不是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跳板”，而是他们逃避正规经济过度剥削的“避难所”。最后讨论了有关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劳动者的政策启示。 [Xue Desheng, Lin Tao, Huang Gengzhi.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sectors in the external-oriented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PRD, China: A case study of leather industry in Shiling town,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4): 698-709.]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4010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作为世界城市化发展中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一直是研究重点。以广州狮岭皮具产业为例，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为对象，研究了外向型制造业中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研究认为：正规企业为满足产品生产和降低成本的需求而采取的生产分包模式是非正规部门形成的根本因素；正规企业劳动保障的缺失与工人对自由轻松的工作方式的追求促使工人转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市场，推动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当地宽松的管制环境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全球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研究支持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发展中有利的组成要素。非正规部门不是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跳板”，而是他们逃避正规经济过度剥削的“避难所”。最后讨论了有关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劳动者的政策启示。
[17]	Xue Desheng, Huang Gengzhi.Informality and the state's ambivalence in the regulation of street vending in transforming Guangzhou, China. Geoforum, 2015, 62(6): 156-165.https://doi.org/10.1016/j.geoforum.2015.04.012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Street vending faces uncertain state respons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ies, though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staining the livelihood of urban migrants. Building 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that understands informality as a production of the stat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ture of the regulation of street vending in Guangzhou since 1949. The state鈥檚 regulatory practices are characterized by what we call historical ambivalence and geographical ambivalence, which refer to the inconsistency in policies, which fluctuate between soft and hard approaches over time, and the mix of contradictory regulatory measures applied in different urban spaces, respectively. Ambivalence is generated because the state addresses street vending in ways that attain the overarching objective of urban policies. In particular, the exclusion of street vendors in present-day China is not historically natural but driven and sustained by the government鈥檚 pursuit of a good city image favorable for attracting capital 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ying inter-urban competition. The definition of informality is not a neutral classification. Rather, declaring when and to what extent an informal practice is tolerable depends on what the state desires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mstance.
[18]	Macias J B, Cazzavillan G.The dynamics of parallel economies: Measuring the informal sector in Mexico.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09, 63(3): 189-199.https://doi.org/10.1016/j.rie.2009.07.004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existence of parallel economies that operate in the shadows of informality within mos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s widely recognized by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However, its composition, size and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are still open questions. In this paper, we estimate the siz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Mexican informal economy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using a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In addition to the standard explanatory variables traditionally used in the currency demand approach, we include remittances given their relevance in the Mexican economic syste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formality prior to the late 1980s accounted for at least two thirds of GDP, while stabilizing around one third of GDP in the last decade. Furthermore, our estimates provide evidence of a positive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p>
[19]	Schneider F.Shadow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What do we really know?.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21(3): 598-642.https://doi.org/10.1016/j.ejpoleco.2004.10.002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This paper presents estimates of the shadow economy for 110 countries, including developing, transition and developed OECD economies. The average size of the shadow economy as a proportion of official GDP in 1999–2000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 41%,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38%, and in OECD countries 17%. An increasing burden of tax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underlies the shadow economy. If the shadow economy increases by 1%, the growth rate of the “official” GDP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decreases by 0.6%, while in developed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shadow economy respectively increases by 0.8% and 1.0%.
[20]	张延吉, 陈祺超, 秦波. 论城镇非正规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经济问题探索, 2015, (3): 82-89. [本文引用: 3] [Zhang Yanji, Chen Qichao, Qin Bo.The effects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on economic growth. Exploration of Economic Problems, 2015, (3): 82-89.] [本文引用: 3]
[21]	沈晓栋, 李金昌. 中国非正规部门指数的设计与测算: 兼论非正规部门与经济增长关系 .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1, (8): 83-89.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2154.2011.08.01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文章基于2008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框架,利用统计指数理论和综合评价技术从投资、消费、就业、金融四个方面设计并测算我国非正规部门指数.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非正规部门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非正规部门年均增长快于同期经济增长;非正规部门的“低抗风险性、低政府规制”的特征增加了非正规部门增长的不稳定性;非正规部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当期非正规部门与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关系,但影响程度较弱. [Shen Xiaodong, Li Jinchang.The design and measurement of informal sector index in China: The relation between informal sector and economic growth. Commercial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11, (8): 83-89.]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2154.2011.08.011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文章基于2008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框架,利用统计指数理论和综合评价技术从投资、消费、就业、金融四个方面设计并测算我国非正规部门指数.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非正规部门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非正规部门年均增长快于同期经济增长;非正规部门的“低抗风险性、低政府规制”的特征增加了非正规部门增长的不稳定性;非正规部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当期非正规部门与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关系,但影响程度较弱.
[22]	Akinwale A A.The informal sector as a catalyst for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Lagos State, Nigeria.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2012, 11(3): 315-344.https://doi.org/10.1163/15692108-12341236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Abstract Unemployment remains high in Nigeria due to disintegration between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sectors, among other factors. While the unemployed largely focus on the formal sector in search of jobs, there is inadequate interest in the informal sector. Yet, this sector provides livelihood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ormal sector as a catalyst for generating employment in Lagos State, Nigeria, using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a descriptive survey research design.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480 apprentices, 40 masters, 20 journeymen, and 120 members of various communities through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Key Informant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respectively.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64.8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reported parental sponsorship of vocations in the informal sector, 14.2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were self-sponsored, and the remainders (18.5 percent and 2.5 percent) were reportedly sponsored by their relatives and masters. Awareness of opportunities for self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 was demonstrated by 71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However, 66.3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thought that schooling could be better than vocations in the informal sector. Mothers’ occupation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individuals’ choice of vocation in the informal sector (χ2= 33.71; P 0.05). Planning for self employment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age, mothers’ occupation, career plan, and satisfaction within the informal sector (t = 19.247, P < 0.01). The informal sector is vital for survival of youth in Lagos State, Nigeria. This sector should be supported for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23]	徐蔼婷. 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及其影响的统计研究.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4. [本文引用: 3] [Xu Aiting.Statistical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of Informal Sectors and Its Effects. Hangzhou: Zhejiang Industr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Press, 2014.] [本文引用: 3]
[24]	黄耿志, 薛德升, 谢妍翰. 非正规就业: 女性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 . 地理研究, 2011, 30(4): 699-708.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非正规就业对女性的影响一直是非正规就业研究的重点,其中许多研究认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往往难以实现向上发展而强化了自身弱势地位。这类研究忽视了非正规性的多样化性质,过度地强调了非正规就业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以广州市芳村茶叶市场茶艺表演业为例,使用观察、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研究了非正规就业对女性人力资本积累与向上流动的积极作用。研究表明:芳村茶叶市场是一个女性非正规就业集聚区,其中的非正规女性茶艺表演者可利用其就业过程中的非正规培训、正规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有效地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并最终可能进入高级、正规劳动力市场或实现自我创业。有关非正规就业对女性产生的影响需要考虑非正规性本身的多样性,而不宜一概而论。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 Xie Yanhan.Role of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A way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or female labor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4): 699-708.]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非正规就业对女性的影响一直是非正规就业研究的重点,其中许多研究认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往往难以实现向上发展而强化了自身弱势地位。这类研究忽视了非正规性的多样化性质,过度地强调了非正规就业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以广州市芳村茶叶市场茶艺表演业为例,使用观察、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研究了非正规就业对女性人力资本积累与向上流动的积极作用。研究表明:芳村茶叶市场是一个女性非正规就业集聚区,其中的非正规女性茶艺表演者可利用其就业过程中的非正规培训、正规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有效地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并最终可能进入高级、正规劳动力市场或实现自我创业。有关非正规就业对女性产生的影响需要考虑非正规性本身的多样性,而不宜一概而论。
[25]	薛德升, 黄耿志. 管制之外的"管制":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和生存状态 . 地理研究, 2008, 27(6): 1390-1397.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认为,无管制或缺少管制是非正规经济或非正规部门的核心特征。我国城市中的城中村是非正规部门最为集中的区域。选取广州市海珠区的下渡村这一典型案例,对非正规部门的"管制"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中村有宽松的管制环境、廉价的住房市场和良好的区位等条件,吸引了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但这些城中村的非正规部门并非完全处于管制之外,而是生存于一种管制之外的特殊"管制"之中。这种"管制"表现为一个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地方自治组织、地痞组织、本地村民和周围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构,深刻而切实地影响着非正规部门的生存状态。</p> [Xue Desheng, Huang Gengzhi.Regulation beyond formal regulation: Spatial gathering and surviving situa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s in urban villag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6): 1390-1397.]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认为,无管制或缺少管制是非正规经济或非正规部门的核心特征。我国城市中的城中村是非正规部门最为集中的区域。选取广州市海珠区的下渡村这一典型案例,对非正规部门的"管制"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中村有宽松的管制环境、廉价的住房市场和良好的区位等条件,吸引了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但这些城中村的非正规部门并非完全处于管制之外,而是生存于一种管制之外的特殊"管制"之中。这种"管制"表现为一个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地方自治组织、地痞组织、本地村民和周围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构,深刻而切实地影响着非正规部门的生存状态。</p>
[26]	都阳, 万广华.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在减贫中的作用 . 经济学动态, 2014, (9): 88-9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本文利用城市住户抽样调查数据 (CULS),对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的贫困进行了仔细的度量,结果显示,如果以家庭人均收入衡量,总体的城市贫困发生率达4.15%,而外来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为5.65%,较之本地居民高出1.8个百分点。尽管农民工在非正规岗位上就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但他们仍然构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的主要部分。对于处于收入分布底端的家庭而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收入,特别是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对于减贫有着显著的作用。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意味着在城市反贫困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利用非正规就业,而不是简单地将其正规化。 [Du Yang, Wan Guanghua.Informal employment in urban labor market and its rol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Economy Dynamics, 2014, (9): 88-9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本文利用城市住户抽样调查数据 (CULS),对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的贫困进行了仔细的度量,结果显示,如果以家庭人均收入衡量,总体的城市贫困发生率达4.15%,而外来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为5.65%,较之本地居民高出1.8个百分点。尽管农民工在非正规岗位上就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但他们仍然构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的主要部分。对于处于收入分布底端的家庭而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收入,特别是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对于减贫有着显著的作用。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意味着在城市反贫困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利用非正规就业,而不是简单地将其正规化。
[27]	黄宗智. 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涵义: 非正规经济实践 . 开放时代, 2010, (10): 134-158.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2938.2010.10.006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化的私有公司以及相关法律所起的作用;Andrew Walder和钱颖一等则指出,地方政府,尤其是其乡村企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两种分析都不能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验: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它们普遍用低于其成本的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另加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并允许绕过国家劳动和环保法律来招引外来投资。正是它们的这种非正规实践以及伴之而兴起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而不仅是外来企业,才是中国惊人的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机的来源。本文的分析来自历史+理论的视角,所指向的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新的理解和实用措施。 [Huang Zongzhi.Theory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formal economy practices. Open Times, 2010, (10): 134-158.]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2938.2010.10.006 URL [本文引用: 2]摘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化的私有公司以及相关法律所起的作用;Andrew Walder和钱颖一等则指出,地方政府,尤其是其乡村企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两种分析都不能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验: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它们普遍用低于其成本的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另加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并允许绕过国家劳动和环保法律来招引外来投资。正是它们的这种非正规实践以及伴之而兴起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而不仅是外来企业,才是中国惊人的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机的来源。本文的分析来自历史+理论的视角,所指向的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新的理解和实用措施。
[28]	胡鞍刚, 马伟. 现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 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1949-2009) .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7(1): 16-3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演变道路,而是经历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一是1840—1948年从传统农业解体到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漫长演变阶段;二是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分割和强化阶段;三是1978—1991年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并逐步转向三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四是1992年之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面对新的四元结构,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即经济社会一体化、趋同化和现代化,这就要求不断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集聚化、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Hu Angang, Ma Wei.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From two-sector to four-sector (1949-2009).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 27(1): 16-3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演变道路,而是经历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一是1840—1948年从传统农业解体到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漫长演变阶段;二是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分割和强化阶段;三是1978—1991年农村改革和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并逐步转向三元经济社会结构,即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正规部门;四是1992年之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所伴随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面对新的四元结构,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即经济社会一体化、趋同化和现代化,这就要求不断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集聚化、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29]	Yuki K.Urbanization, informal sector,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4(1): 76-103.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06.09.004 URL [本文引用: 1]
[30]	Elgin C, Oyvat C.Lurking in the cities: Urbanization and the informal economy.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13, 27(12): 36-47.https://doi.org/10.3389/fncir.2013.00066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Recent studies on the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motor cortex (MCx), taken together, strongly support the notion that the MCx controls the muscle synergies subserving movements in an integrated manner. For example, during pointing the shoulder, elbow and wrist muscles appear to be controlled as a coupled functional system, rather than singly and separately. The recurrent pattern of intrinsic synaptic connections between motor cortical points is likely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for this operational principle. So too is the reduplicated, non-contiguous and intermingled representation of muscles in the MCx. A key question addressed in this article is whether the selection of movement related muscle synergies is a dynamic process involving the moment to moment functional linking of a variety of motor cortical points, or rather the selection of fixed patterns embedded in the MCx circuitry. It will be suggested that both operational principles are probably involved. We also discuss the neural mechanisms by which cortical points may be dynamically linked to synthesize movement related muscle synergies. Separate corticospinal outputs sum linearly and lead to a blending of the movements evoked by activation of each point on its own. This operational principle may simplify the synthesis of motor commands. We will discuss two possible mechanisms that may explain linear summation of outputs. We have observed that the final posture of the arm when pointing to a given spatial location i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its starting posture. From this observation and the recurrent nature of the MCx intrinsic connectivity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basic mode of operation of the MCx is to associate spatial location to final arm posture. We explain how the recurrent network connectivity operates to generate the muscle activation patterns (synergies) required to move the arm and hold it in its final position.
[31]	Williams C C, Round J.Beyond negative depiction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Some lessons from Moscow. Urban Studies, 2007, 44(12): 2321-2338.https://doi.org/10.1080/00420980701540945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Informal employment is conventionally viewed as residual, marginal and sweatshop-like work that impairs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hesion. Reporting data from 313 interviews conducted with Moscow households during 2005/06, this negative reading is found to apply to just one segment of the informal labour market in this post-socialist city - namely, informal waged employment. Examining the multiple type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conducted on an own-account basis, more positive impacts emerge of this sphere as the key seedbed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principal mechanism for delivering community self-help. The outcome is a call for a finer-grained understanding and more nuanced policy approach towards informal employment that recognises its plurality of forms and their varying consequenc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hesion.
[32]	黄耿志, 薛德升. 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的主要学派 . 城市问题, 2011, (5): 85-9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根据所依据的理论思想，将当前非正规部门的主要理论学派划分为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其核心观点、存在的争论及综合途径进行了分析。认为非正规部门的多样性和地理差异性既是争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实现理论综合的基础。据此从特定地理背景与非正规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非正规经济体系与非正规经济政策建议三方面探讨了我国非正规部门理论研究的议题。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Mainstream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ies of informal sectors. Urban Problems, 2011, (5): 85-9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根据所依据的理论思想，将当前非正规部门的主要理论学派划分为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其核心观点、存在的争论及综合途径进行了分析。认为非正规部门的多样性和地理差异性既是争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实现理论综合的基础。据此从特定地理背景与非正规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非正规经济体系与非正规经济政策建议三方面探讨了我国非正规部门理论研究的议题。
[33]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15-11-01.URL [本文引用: 1]
[34]	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本文引用: 2] [Gao Tiemei.Econometric Analysis Methods And Modeling.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4.] [本文引用: 2]
[35]	李强, 唐壮. 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 . 社会学研究, 2002, (6): 13-25.URL [本文引用: 1]摘要中国人似乎好走极端 ,从 2 0世纪 5 0年代初到 80年代初 ,中国在城市里曾创造了一种超强度的“正规”就业模式 ,通常被称为“铁饭碗” ,即由政府劳动部门或学校分配工作、终身在一个单位中就业的体制。然而 ,自 80年代初改革以来 ,中国城市中却日益增长着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就 [Li Qiang, Tang Zhuang.Urban peasants-workers and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Sociology Research, 2002, (6): 13-25.]URL [本文引用: 1]摘要中国人似乎好走极端 ,从 2 0世纪 5 0年代初到 80年代初 ,中国在城市里曾创造了一种超强度的“正规”就业模式 ,通常被称为“铁饭碗” ,即由政府劳动部门或学校分配工作、终身在一个单位中就业的体制。然而 ,自 80年代初改革以来 ,中国城市中却日益增长着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就
[36]	任远. 完善非正规就业"上海模式"的思考 . 社会科学, 2008, (1): 119-125.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1996年上海市从国际劳工组织引入"非正规就业"概念,通过政府的扶持和带动,建设"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形成了非正规就业的"上海模式",其核心特征是政府主导和政府运作.这一模式在具体运行中发挥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改革和完善"上海模式"的建议包括:扩大对各类非正规就业管理的覆盖面;加强对各种非正规就业管理的规范性;推动非正规就业的创业孵化作用、向中小型企业转制;加强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对非正规就业发展的调节与管理作用. [Ren Yuan.Thoughts on the improvement of informal employment of Shanghai Mode. Social Sciences, 2008, (1): 119-125.]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1996年上海市从国际劳工组织引入"非正规就业"概念,通过政府的扶持和带动,建设"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形成了非正规就业的"上海模式",其核心特征是政府主导和政府运作.这一模式在具体运行中发挥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改革和完善"上海模式"的建议包括:扩大对各类非正规就业管理的覆盖面;加强对各种非正规就业管理的规范性;推动非正规就业的创业孵化作用、向中小型企业转制;加强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对非正规就业发展的调节与管理作用.
[37]	周一星. 城市地理求索: 周一星自选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85.2011.04.025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城市地理之于城市规划，更像是城市研究与城市实践之间的关系。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的自选集，固然是其一生学术研究的总结．对于当前诸多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和研究的人士而言．未尝不是一本夯实理论基础的教程。 [Zhou Yixing.Urban Geography: Selections of Zhou Yixing's Work.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8985.2011.04.025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城市地理之于城市规划，更像是城市研究与城市实践之间的关系。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的自选集，固然是其一生学术研究的总结．对于当前诸多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和研究的人士而言．未尝不是一本夯实理论基础的教程。
[38]	吴江. 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13).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本文引用: 1] [Wu Jiang.Report on China's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2013).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3.] [本文引用: 1]

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特征与城市化效应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its effect on urbanization in China

1 引言

2 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