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帅帅, 韩增林辽宁师范大学 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大连 116029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ic carrying capacity of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DIQianbin, HANShuaishuai, HANZenglin收稿日期:2015-08-4
修回日期:2015-12-16
网络出版日期:2016-02-2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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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集散中心是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发展模式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人口和环境问题,严重阻碍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在宏观层面,人口过度集聚造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城市用地规模无效率增长、产业结构畸形变动和城市经济粗放增长等问题,经济流往往伴随着人流、资本流和技术流同方向流动,区域经济增长极化趋势明显增强。在微观层面,大城市多处于人口饱和状态,物价偏高、土地集约度低,经济发展规模与发展效率不匹配,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质量不匹配。Makoto等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东京城市发展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城市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增长,如果不对城市的社会经济进行调节,那么城市发展的未来将是晦暗的[2]。因此,基于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长远考虑,科学定量评价城市经济承载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理论课题和现实任务[3]。承载力原为物理学概念,初指物体在不受任何破坏时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引至生态学领域,表示一定条件下某种生物可以存活的最大数量[4]。20世纪60年代,承载力逐渐演化到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中,伴随研究问题的全面和深入,承载力的内涵也越来越多样化[5]。经济承载力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学术界对经济承载力内涵的研究方向为：一是将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将可持续性作为经济承载力的前提和基础,即可持续性是经济发展的下限,经济承载力是上限,构建起经济发展的空间框架[6];二是经济承载力的衡量标准,从人口数量逐步过渡到以经济总量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将经济承载力在衡量标准上与人口承载力划清界限[7,8]。不同学科对经济承载力的评价视角差别较大,经济地理学使用计量模型对经济承载力的绝对量进行估算[9],西方经济学则从福利效用角度对经济承载力水平进行评价式研究[10,11]。国外研究侧重社会生活方面的承载力,例如,Byron测算了社区公园可接待的最大人流量[12],James对城市供水系统的最大供水能力作出分析[13],Tarrant研究了城市公共场所达到拥挤时的最大人数[14],但都较少直接对经济承载力进行定量化评价。
对经济承载力的辨析,需要理顺承载基体与承载对象之间的交互关系,廓清承载力系统内部的演变机理。综合相关研究成果[15,16],本文认为：城市经济承载力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城市在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约束下经济巨系统充分发展所能承载最大经济规模的能力。经济承载力的特征突出地表现为：资源环境容量的不可突破性和发展经济的最大能动性,即具有刚性约束内的弹性标尺,正是这两种力量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经济承载力系统演替的根本动因。从经济承载力演变发展的角度看,经济承载力天然地包含两层含义：经济系统内生的自我存续和调节能力,这种调节能力包括经济系统遭受外部冲击的变革能力和系统内部的自我演进能力;经济承载力是经济系统与社会总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承载力评价应用过程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注重时序分析,忽略了对空间布局的研究;二是将经济承载力视作经济发展水平,淡化了两者在内涵和研究意义上的差别[17]。本文以2012年全国28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经济承载力指数计量模型进行测算并做出承载力空间差异分析,由此探索经济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的匹配关系,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尝试归纳影响城市经济承载力增长的驱动路径。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丰富和完善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理论体系,尝试从空间格局角度对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发展规律做出解读,识别城市经济承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的巨大差异,并希望通过对城市经济承载力空间分布差异的分析,以及给出城市建设的调整建议,在宏观层面探索城市经济承载力研究的新思路和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承载力研究方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是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通过邻接关系定义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自相关、空间关联指数等探测、描绘事物在空间上的分布,利用模型将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以此揭示事物在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8]。近年来,国内外****利用ESDA在区域经济差异、产业集群、城市空间拓展和房产地价分布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19-24],较好地描绘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 格局。ESDA技术中的Moran's I指数、Getis-Ord General G指数和Getis-Ord Gi*分别用来测度全局和局部的空间关联。前两者主要用来探测整个研究区的空间关联结构模式;后者用来识别不同空间位置的高值簇和低值簇的空间分布特征[25]。
2.1.1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 Moran's I的定义为：
式中：Xi为区域i的指标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设区域空间相邻为1,不相邻为0。通过行标准化的权重矩阵计算的Moran's I值介于[-1, 1]之间,其中[-1, 0)、0和(0, 1]分别表示空间负相关、空间不相关和空间正相关。采用Z值对Moran's I结果进行统计检验,E(I)为数学期望,Var(I)表示变异系数。依据下列标准化统计量可以对结果进行假设检验（原假设为：空间自相关）：|Z|≥2.58,P≤0.01时,非常显著;|Z|≥1.96,P≤0.05时,显著;|Z|<1.96,P>0.05时,不显著[26]。
2.1.2 Getis-Ord General G 计算公式为：
G(d)的期望值为：E(G)=W/n(n
2.1.3 Getis-Ord Gi* 计算公式为：
为便于比较,进行标准化处理：
若Z(Gi*)2为正且显著,表示区域i周围值高于均值,属高值空间集聚（热点区）;反之,Z(Gi*)2为负且显著,则区域i周围值低于均值,属低值空间集聚（冷点区）[27]。
2.2 指标选取
经济承载力只有依托于一定的地理空间才能体现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城市是典型的人类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城市经济承载力具有经济承载力的一切特征并表现得更为强烈,因此将城市与经济承载力结合研究,具有无可比拟的理论优势和现实优势。城市经济系统是一个具有明显耗散结构的巨系统,其在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一方面经济发展对原料、资源和能源等有较高需求,需要各个子系统通过贸易不断提供物质能量;另一方面,其产出产品也需要有足够的消费场所进行吸收分解与消纳。这种代谢吐纳在经济系统和城市各系统之间不断循环交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维持整个城市的平衡运转。如果仅依赖自身的经济资源,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可持续的,都会超过自身的经济承载能力[28]。因此,经济系统不可能独立于城市整体而单独存在,研究城市经济承载力必须多方面审视考察与经济系统相关的社会、环境、政治等多系统的状况,使城市经济承载力可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城市经济巨系统包含一系列复杂的系统要素,不同要素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影响力,这种功能和影响力主要包括：基础建设和外部支持对于经济活动的支撑力、经济活动“索取”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以及“回馈”和“调控”行为产生的调控力[29]。本文采用经济承载力指数计量模型进行城市经济承载力空间差异分析,依据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内涵和特征分别选取表征压力（P）、调控力（A）和支撑力（S）的量化评价指标[30]。其中：压力（P）表征经济行为的“索取”程度,采用开发利用强度指标度量经济系统受到的压力,包括经济、人口、土地和水资源四个方面。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表征现有城市空间的经济饱和程度,密度越大,可利用的城市空间就越小,压力越大。短期内土地和水资源在一定区域范围具有总量既定和更新速度慢等特点,其开发利用强度与资源剩余量、经济可持续性成反比。且土地和水资源在高强度开发下,易造成粗放经营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逆向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土地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越大,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越大。
支撑力（S）来源于基础建设和外部力量等状态指标,包括水环境状况、交通条件、外资利用和国家政策等方面。水环境和交通分别指代自然和人工的基础条件,外资利用考察第三方力量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政策对城市规模和城市定位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为便于量化且贴近实际,以城市行政等级[31]和城市规模等级[32]度量所获得国家优惠政策的多寡,即直辖市优于副省级城市,人口超大城市优于特大城市等。支撑力对城市经济承载力具有正效应,与代表负效应的压力无关。
调控力（A）表征经济活动的“回馈”性能动行为,采用对经济活动具有正向作用的指标来度量,产业结构和环境指标通过适应性行为作用于城市经济承载力,公共事业支出和人才数量通过经济效率的提高间接反馈到城市经济承载力。调控力与支撑力无关。
鉴于城市的耗散结构,假定量化指标的特性和功能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内部不存在空间差异性。资源条件和环境容量的不可突破性体现在城市经济承载力必须约束在以生态环境为代表的支撑力之上,以及以土地、资源等为代表的压力之下,两者所组成的框架为城市经济承载力的浮动范围,并通过以环境保护为代表的调控力的“回馈”行为进行上下波动。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构建的城市经济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Tab. 1
表1
表1城市经济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 1Indicator system for urban economic carrying capacity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权重 |
|---|---|---|---|
| 压力（P） | 经济压力 | X1经济密度（万元/km2） | 0.1223 |
| 人口压力 | X2人口密度（人/km2） | 0.0727 | |
| 土地开发强度 | X3建成区比重（%） | 0.0353 | |
| 水资源利用强度 | X4日人均用水量（t） | 0.0297 | |
| 调控力（A） | 产业结构 | X5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 0.1721 |
|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X6城市维护投资占比（%） | 0.0654 | |
| 固体废弃物处理 | X7固体废弃物利用率（%） | 0.0534 | |
| 人才培养 | X8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 0.1214 | |
| 支撑力（S） | 水环境状况 | X9河流密度（km/km2） | 0.0301 |
| X10湖泊水面率（%） | 0.0106 | ||
| 交通条件 | X11铁路密度（km/km2） | 0.0424 | |
| X12公路密度（km/km2） | 0.0416 | ||
| 外资利用 | X13外资渗透率（%） | 0.0757 | |
| 国家政策* | X14城市行政等级 | 0.0662 | |
| X15城市规模等级 | 0.0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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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承载力指数ECC是压力（P）、支撑力（S）和调控力（A）的函数,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ECC是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的城市经济能动发展的集中体现,压力增大使ECC加速减小,基础性支撑能力和适应性调控力会不断增强ECC,但到达一定程度后调控力便不会再有明显作用,最终城市经济承载力会稳定在一定水平。符合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内涵要求。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主要分为两类：空间数据和面板数据。空间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全国1其中,压力（经济、人口、土地）和支撑力（生态、交通）是通过面板数据或提取后的矢量数据与城市行政区土地面积之比获得,日人均用水量=报告期生活用水总量/(报告期人数×天数),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为三产与二产之比,城市维护投资占比与外资渗透率是由城市维护建设支出与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与GDP之比得到。由于数据单位较复杂,进行计算前首先按照正向指标（支撑力和调控力）、负向指标（压力）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分层加权求和获得支撑力、调控力和压力值,并依据式（5）计算城市经济承载力指数ECC。
3 城市经济承载力的测算与空间格局
3.1 城市经济承载力测算与空间分布
3.1.1 城市经济承载力空间分布 根据各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得分情况,以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进行划分,绘制2012年各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得分分布图（图1）,图1中的空白区域代表地级以上城市以外的区域,如自治州、地区等。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12年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空间分布
-->Fig. 1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carrying capacity of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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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可以看出,各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承载力空间分布并不均匀,大致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其中处于城市经济承载力较低水平和中低水平的城市数最多,约占总数的60.07%,处于高水平的城市数最少,约占4.17%。
整体来看,2012年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空间分布呈现两个鲜明特征：① 城市经济承载力从东南向西北递减。东南部经济承载力以高水平、较高水平和中高水平为主,且从海岸线（边界线）至西北内陆逐渐递减。高水平城市主要分布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以及海南省等地区,较高水平和中高水平围绕高水平城市依次向外扩散;在中西部及西北地区,城市经济承载力主要以中低、较低和低水平为主,空间分布较为散乱,没有明显的集聚或渐近关系。② 城市经济承载力大致随城市行政等级依次降低,整体显示出直辖市高于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高于普通地级市。其中,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多处于高水平和较高水平,而低水平和较低水平则以经济不发达的普通地级市为主。
3.1.2 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空间衰减特征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强弱差异十分明显（图2）。北京市的经济承载力最强,“首位度”十分明显,经济承载力得分比第二名海口市高15%;金昌市最弱,约占首强北京市的7.9%。城市经济承载力由强到弱的衰减速度不同,从首位开始的减弱几乎呈“垂直”状下跌,由北京市到第10位的珠海市,经济承载力骤降34.1%;此后衰减速度减缓,到第268位的曲靖市,得分值仍保持北京市的16.9%;但到最后的20个城市,经济承载力又表现出大幅下跌趋势。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12年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及其排序分布
-->Fig. 2Economic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ordering distribution of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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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排序看,空间分异特征明显。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排名靠前,省会城市排名最末的是第65位石家庄市,前30名中只有三亚市属于普通地级市。城市经济承载力排名前100名城市中,东部占39%,中部占41%,西部占20%。而在排名倒数100名中,东部占12%,中部占33%,西部占55%。因此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空间分布,东部地区整体靠前,西部地区整体靠后,中部地区排名较分散。
3.1.3 城市经济承载力子系统空间分布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子系统压力、调控力、支撑力空间分布如图3a~图3c所示。可以看出,各子系统得分值在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大分散,小集中”格局。整体上,高值城市分布较为分散,没有统一的规律可循;但是在局部地区,高值点却表现出明显的连片分布,集聚程度高。其中,调控力和支撑力系统的集聚程度高于压力系统。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12年地级以上城市压力、调控力、支撑力空间分布
-->Fig. 3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 A, S of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2012
-->
压力系统的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北、黄土高原及以珠三角为中心的华南地区,调控力系统的集聚范围包括京沪线沿线、长江中游及珠三角地区,支撑力系统主要以环渤海北部、华北—长三角及珠三角为主要集聚区。联系表1的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较低以及水资源的匮乏等导致压力系统高值集聚,如黄土高原以及甘肃地区等;而主要交通线沿线便于集聚大量人口及资源,人口的集聚带来过阔的市场,从而形成明显的支撑力和调控力高值区,如京沪沿线;极核城市的带动作用明显,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通过本身强大的经济辐射力带动周边城市快速发展,形成“锥形”的空间经济结构,如长三角和珠三角。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连片集聚的空间格局,表明邻近城市有可能存在空间关联,因此可利用空间自相关的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空间关联特征[26]。
3.2 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空间关联格局
3.2.1 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表2给出2012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全局自相关Moran's I指数。其中,Z值≥2.58,且P值≤0.01,表明Moran's I指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现非常显著。Moran's I为正,说明相邻城市的经济承载得分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集聚现象,经济承载力水平较高的城市临近,经济承载力水平较低的城市也互相临近。但是Moran's I指数值较小,说明相邻地区呈现若的自相关,集聚程度低。变异系数很小,表明各城市的经济承载力相对于均值偏差不大,稳定性和趋中性强。Tab. 2
表2
表2城市经济承载力全局自相关Moran's I指数
Tab. 2Global autocorrelation Moran's I index of economic carrying capacity
| 名称 | Moran's I | E(I) | Var(I) | Z值 | P值 |
|---|---|---|---|---|---|
| 参数值 | 0.027237 | -0.003484 | 0.000133 | 2.665014 | 0.0076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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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局域空间自相关与热点分析 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总体空间分布呈现弱的正相关,不能揭示城市经济承载力水平的空间相互作用,也不能显示具体地区的空间集聚强度。一方面,依据Moran's I散点图（城市经济承载力得分为横轴,城市经济承载力得分的空间滞后值为纵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制作LISA图,将4个象限依次归为下述类型：① H-H（高效型）,区域自身与邻域的经济承载力水平均较高,呈正相关,空间表现为成片的高值集聚区;② H-L（极化型）区域自身经济承载力水平较高,邻域水平较低,相关性为负,空间表现为中心高四周低;③ L-H（空心型）,区域自身经济承载力水平低,邻域水平较高,呈现中心低四周高的负的相关性;④ L-L（低效型）,区域自身和邻域的经济承载力水平均较低,为正的相关性,空间表现为成片的低值集聚区[33];另一方面,热点分析能够进一步探测出空间集聚的关键位置及区域相关的程度,确定具体区域对于全局自相关的贡献度,借此揭示Moran's I在何种程度上掩饰了局部的不稳定。利用ArcGIS 10.0软件将Getis-Ord Gi*的结果进行空间化,采用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对分析结果进行聚类分层,形成了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和冷点区等分区。将自相关与热点分析的结果相结合（图4）,可以加明显地从空间角度进一步探索城市经济承载力的集聚特征和空间关联格局。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12年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LISA集聚地及热点分布
-->Fig. 4The LISA cluster map and hotspot areas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carrying capacity of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2012
-->
整体上看,2012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热点空间分布规律性极强,形成明显的4层结构,热度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依次递减。局部空间特征主要体现为：① 沿海城市优于沿江城市。沿海城市的外资渗透率和交通便利程度远远大于沿江城市,由于沿海城市处于对外贸易的前沿,国家政策也会优于内地城市。② 东部优于西部,南方优于北方。说明南方经济的活力高于北方,依然是城市经济承载力提升的主体地区。
按照局域自相关与热点区域的分布特点,可以发现：① 热点区域H-H型较多。H-H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的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镇江及合肥等地,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以及海南省海口和三亚。这些地区大多有较好的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好,城市群发育程度高,要素流动、报酬转移及技术扩散等溢出效应明显,从而对邻域经济承载力有很强的带动作用。② 冷点区域H-L型和L-H型较多。H-L型成散点状分布,主要有沈阳、北京、呼和浩特、太原、西安、固原、兰州、武汉、重庆、成都、贵阳及昆明等地。除固原外,均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这些地区吸收了局部区域大部分的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在“虹吸作用”影响下,邻域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挤压下降,形成中心高四周低的极化型关联模式。③ L-L型主要分布在巴彦淖尔、延安、金昌、昭通及玉溪等地区,这些地区都位于西部,经济发展薄弱,调控力得分普遍偏低,而且国家政策优惠较少,与周边城市经济承载力低值区域一起形成了低效型的相关模式。④ L-H型中只有广东省河源市较为典型。其中原因较为复杂,可能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这里是广东南部地区的饮用水水源地,出于环境保护考虑,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另一方面是河源西面有广州市,南面紧邻汕尾和深圳,东北与厦门相距不远,正好处于虹吸潮的“低洼地带”,发展机会被周边城市剥夺,且地处三省交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因此形成空心型的相关模式。
城市经济承载力水平的热点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展现基本一致的分布特征,即经济发达程度与城市经济承载力水平呈正相关,衰减方向同样整体由东南向西北递减[34]。因此可利用地统计全局趋势分析法对两者在变化趋势及发展阶段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深层次探索。
4 城市经济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匹配特征及驱动路径分析
4.1 城市经济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匹配特征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匹配规律,分别从变化趋势的空间特征和发展阶段的空间特征两方面进行匹配分析,分别展示两者在局部和全局上的空间匹配特征。4.1.1 变化趋势的空间特征 采用地统计全局趋势分析方法对城市经济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总体空间变化趋势进行展示。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很多,综合相关研究[35],此处采用人均GDP表征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借助GIS中的地统计趋势分析模块,将城市经济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点数据投影至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正交平面上,以投影点拟合二次方曲线,以反映空间分布在不同方向的变化趋势[36-38]。
图5a和图5b分别描绘了城市经济承载力和人均GDP在不同方向上的空间变化趋势。图5a中,南北方向上,城市经济承载力基本保持平衡,南高北低的微弱波动可以忽略不计;东西方向上,则有明显的倾斜,自西向东缓慢抬升,表明城市经济承载力西部<中部<东部。图5b中,南北方向差别较大,趋势线自南向北不断抬升,且坡度较大,表明人均GDP南方<北方;东西方向呈现明显“U”型结构,东部和西部人均GDP较高,而中部则处于塌陷状态。因此,从整体空间变化趋势看,城市经济承载力呈现东高西低、南北均衡的分异格局,且东西方向的空间分异程度高于南北方向;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上,而在东西方向则是东西高中部低。且城市经济承载力在东西方向上的分异程度也远远小于经济发展水平在南北方向上的分异程度。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2012年城市经济承载力与人均GDP总体趋势空间匹配
-->Fig. 5Spatial match between the overall trend of urban economic carrying capacity and Per capita GDP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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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发展阶段的空间特征 以城市经济承载力得分为横轴、人均GDP为纵轴建立坐标系,对应288个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以点状分布其中（图6）。将图6中各点进行2次方拟合,得到斜率为正的趋势线,表明城市经济承载力与人均GDP总体正相关,但是趋势线斜率小于4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2012年城市经济承载力与人均GDP发展阶段空间匹配
-->Fig. 6Spatial match between the overall trend of urban economic carrying capacity and per capita GDP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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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个别异常点后,依据城市经济承载力和人均GDP高低值的分布规律,剩余城市点可划分为3阶段4层次：低级阶段、中级I阶段、中级II阶段及高级阶段。① 城市经济承载力和人均GDP双低的城市划入低级阶段,此阶段城市数目约占总数的60%,主要分布在西南的云南、广西、四川和贵州,西北的甘肃及中部的河南、山西、内蒙古等地,深处内陆,经济发展缓慢,城市经济承载力较低;② 人均GDP高而城市经济承载力偏低的城市划入中级I阶段,主要分布在中部的湖北、江西及东北的黑龙江、吉林等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由于经济和人口压力大造成城市经济承载力偏低;③ 中级II阶段表征城市经济承载力较高而人均GDP低,主要分布在东部的河北、浙江、广东及西北地区的大城市,这些地区交通便利、人才集聚,国家政策倾斜度大,形成较高的城市经济承载力,但是人口众多造成人均GDP普遍偏低;④ 城市经济承载力和人均GDP双高城市归入高级阶段,此阶段城市数目最少,大致分布在东部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及其他较大城市,如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广州等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条件,便利的交通,地处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这些城市在拥有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支撑力和调控力促使城市经济承载力也处于不断攀升阶段。异常点大部分为资源型城市,典型城市如鄂尔多斯,人均GDP排名第1,城市经济承载力排名为第251。悬殊的原因在于其煤矿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短期内可以促使人均GDP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仅靠资源承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不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因此城市经济承载力较低。
对于城市经济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匹配特征,从空间变化趋势看,城市经济承载力侧重东西方向,经济发展侧重南北方向;从空间发展阶段看,两者呈正相关变化,由低级到高级阶段基本对应中国的西部、中部和东部位置。这说明城市经济承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城市经济承载力的提升却并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还有与之相关的地理、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可以通过驱动路径的分析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4.2 城市经济承载力的驱动路径分析
4.2.1 城市经济承载力驱动路径解构 以历史发展基础的角度审视,任何区域经济格局的特征形成都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城市经济承载力空间格局的形成同样具有其内在的历史基础和外部的现实条件[39]。要素驱动城市经济承载力提升主要通过三种路径实现（图7）：资源环境驱动路径、经济社会驱动路径和政策人才型驱动路径。① 资源环境驱动路径指城市要素主要通过加大资源开发强度和改善生态环境条件等手段,以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来换取城市经济承载力的提升。此种路径主要维系于资源和能源的大规模开发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与自然博弈具有不可持续性。② 社会经济驱动路径借助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引进外资等方式,通过对城市经济承载力内部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以此实现城市经济承载力水平的整体提升。社会经济驱动路径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和速度缓慢的特点。③ 政策人才驱动路径兼具发展速度和提高质量的特性,在“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下,通过培养人才、鼓励创新和政策调节来实现城市经济承载力又好又快发展。在此种发展路径下,城市经济承载力具有跨越式提升的潜能。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城市经济承载力驱动路径解构
-->Fig. 7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driving path of the urban economic carrying capacity
-->
如图7所示,城市经济承载力的构成要素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解构方式。城市经济承载力提升的三种路径不是孤立运行的,通常需要借助不同的要素并行发展。资源环境驱动路径依靠资源和能源等“原料性”内部要素,社会经济驱动路径借助产业、交通和外资等“调节性”外部要素,而政策人才动路径则关注具有“能动性”的人才和“引导性”的政策,三者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共同推动城市经济承载力的提升。
4.2.2 城市经济承载力的驱动路径 将城市经济承载力得分值作为因变量序列Y,表1指标体系中三级指标X1,…,X15作为自变量序列,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 6.0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
方程的R2及调整R2值分别为0.9996和0.9995,说明此15个指标对城市经济承载力值具有较好的解释意义,P值均小于0.05,方程整体显著。只有建成区比重的系数为负值,说明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超过阀值,过度建设已经对城市经济承载力的提升造成负面影响;系数值较大的前三位分别是外资渗透率、城市行政等级和铁路密度。通过筛选、比较和提炼,按照重要性和代表性原则依次选取对外联系、国家政策、交通条件、经济基础和水土资源开发强度等指标加以分析。
（1）外资通过对产业体系的调节,进而促进城市经济承载力提升。实证表明,经济的外向型越强,城市经济承载力越高：外资渗透率最高的前10个城市中5个进入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前20。经济的对外性越强,代表经济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越高,抵御结构性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也就越强,城市经济承载力越高。
（2）区域发展政策是城市经济承载力空间格局形成的重要推手,具有导向性和优先权,反映了国家对于经济格局发展的意图和目的[40]。直辖市排名最末的是第13的重庆,副省级城市排名最低的是第44的宁波,一般省会城市排名最后的是第65的石家庄。国家对于城市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以国家级新区为例,截止2014年10月,11个国家级新区中3个设立在直辖市、5个设立在副省级城市、2个设立在一般省会城市。人口数量大的城市得到的优惠政策相应也较多,中国目前有7个人口超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和武汉,城市经济承载力排名最低的是第17的深圳。可见,国家政策的丰裕度与城市经济承载力的高低基本成正相关。
（3）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形地质和资源短缺给城市发展带来的需求性问题,使城市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升级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思路。城市经济承载力排名前10的城市中,北京、武汉、广州和上海分别是华北、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是区域内部对外联通的重要站点。铁路密度排名前10的城市5个进入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前30,铁路密度前10的城市6个进入城市经济承载力前30。以京沪线为例（图3）,铁路沿线压力普遍较小,而且铁路大大提高了沿线城市的经济支撑力和调控力,成为城市经济承载力的高值集聚区。
（4）经济基础也是影响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空间格局形成的重要内生因素。改革开放初始,东部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最早接受外国的资金和新技术,使得东部沿海地区能以良好的物质基础和较高的发展起点领先于内陆的中西部地区,依靠这种经济基础的领先优势,不断汇集国内外的资金、资源和人才,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为城市经济承载力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格局提供了物质基础。
（5）土地及水资源开发强度。建成区比重最高的是深圳市,达到42.6%,城市经济承载力最高的北京市,建成区比重也接近10%。对比西方国家较高的建成区比重,中国城市的高密度发展模式必将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较低的日人均用水量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淡水资源的贫乏。以土地和水资源为代表的资源环境驱动路径对城市经济承载力的提升作用越来越小,甚至出现逆向的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正在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转化。
此外,经济区位在城市经济承载力后期变化过程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经济区位的优劣导致开放的次序和程度的差异。① 地理位置的优劣。城市经济承载力排名前10的城市中,6个沿海2个临江,排名前100的城市中,21个沿海12个临江。沿海临江带来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市经济承载力提升的便捷途径。② 区域极核的带动作用。图1所示的城市经济承载力得分空间分布中,京津引领的环渤海地区、上海引领的长三角地区、广州和深圳引领的珠三角地区、重庆和成都引领的西南地区是中国城市经济承载力的4大增长极,中心城市以其强大的经济、技术、资金和人才优势不断向外进行扩散,周边城市作为中心城市的资源输出地和市场输入地,城市经济承载力随着中心城市的发展而不断提升。
由此得出,提升城市经济承载力的主要措施：① 优化资源利用。提高城市建成区的比重,将城市中心区的经济功能和基础设施向城市外围适量转移,将垂直型和水平型空间发展模式结合起来,减轻市中心经济压力。保护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防治水污染。② 大力发展交通事业,鼓励外部资本进入城市经济。加大对市内、域内道路和城市间交通的投入力度,优化路网布局,根据自身条件发展高速铁路和航空运输,提高交通设施对城市经济的引领作用。以国内外资本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体系,以此增强经济的包容性和抵御结构性经济危机的能力。③ 积极融入国家经济与区域发展战略。要根据自身区位及资源优势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借助政策优势改善城市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城市的经济承载能力。
5 结论与讨论
不同特质的空间格局往往是由地理要素的空间相关性导致邻域空间的趋同与分异、距离空间的增强和衰弱形成的[41]。通过经济承载力指数计量模型和ESDA相关分析,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本文不仅对城市经济承载力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更从空间角度分析其分布规律并认清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格局差异,尽管在指标的选择方面有些欠缺,但并不影响进行整体格局的判断。在对2012年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承载力水平空间格局及分异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影响城市经济承载力空间格局形成的驱动路径。通过分析,发现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空间格局分布呈现一定的规律性：① 城市经济承载力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且经济承载力得分值随城市行政等级依次下降。② 城市经济承载力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以H-H集聚类型为主,冷点区域H-L和L-H集聚类型分布较多。③ 利用地统计全局趋势分析对城市经济承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空间匹配特征进行描绘,差异的空间位置,城市经济承载力主要是东高西低,经济发展主要是南高北低。④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空间格局形成显示出了明显的三种路径驱动特征：资源环境驱动路径、经济社会驱动路径和政策人才驱动路径。以重要性为原则,外资利用、国家政策、交通条件、经济基础和资源开发强度对城市经济承载力具有较大影响,除此之外,经济区位、人才、环境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承载力也有一定的影响和塑造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限于资料的可得性,没有在时间维度和小尺度（县域或分区）对城市经济承载力进行细致分析,而对于揭示城市经济承载力的时空格局演化又是十分必要的,因而下一步将对长时间、小尺度的研究进行深化。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反映了城市生态支持系统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功能，它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社会经济发展的无限需求与生态支持系统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的阈限必然存在。引入生态承载力理论，结合其阈限性，解析了导致城市生态危机的生态承载力供需失衡根源。而生态承载力的阈限特征通常在少数瓶颈要素上表现出来，因此城市生态调控最终落脚到调节生态承载力瓶颈要素的供需上。针对瓶颈要素，给出了城市生态调控的层次、方法和蓝图，即从自然、功能和人文3个层次，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调节供给或需求的措施进行生态调控，最终实现稳定的、持续的城市发展。 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反映了城市生态支持系统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功能，它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社会经济发展的无限需求与生态支持系统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的阈限必然存在。引入生态承载力理论，结合其阈限性，解析了导致城市生态危机的生态承载力供需失衡根源。而生态承载力的阈限特征通常在少数瓶颈要素上表现出来，因此城市生态调控最终落脚到调节生态承载力瓶颈要素的供需上。针对瓶颈要素，给出了城市生态调控的层次、方法和蓝图，即从自然、功能和人文3个层次，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调节供给或需求的措施进行生态调控，最终实现稳定的、持续的城市发展。 |
| [2] | Asian mega-cities have realized explosive growth in the post-war decades. Such growth, however, resulted in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cluding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and a lack of adequate urban infrastructure. This growth also created a chaotic mixture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use in the fringe of the cities. Western urban planning concepts such as zoning and greenbelt additions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cities to encourage controlled urban growth. These landscapes located in the fringe of Asian mega-cities indicate that such attempts have not achieved significant success. Asian cities historically place land use patterns of urban and rural character next to each other. These vernacular landscapes have in the past demonstrated a work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s. It is therefore perceived that a planning concept, which respects the mixture of urban and rural land uses,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applied to encourage an ordered growth of Asian mega-cities. Farm and wooded landscapes provid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s, visual amenities and cultural services that help justify the continued relationship of rural and urban land use mixes. A planning concept that respects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of the past can help provide new stability to the Asian urban environment of the 21st century. |
| [3] | . 承载力研究范畴经历了非人类生物种群承载力、人口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经济承载力、文化承载力、社会承载力等概念内涵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从生物种群承载力扩展到“耕地—食物—人口”承载力、从单要素制约承载力发展到多要素制约的系统承载力、从单纯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承载力研究延伸到涵盖自然资源禀赋和人类发展需求的综合承载力、从单个城市承载力扩展到区域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研究等演变特征。但另一方面,也不时发出“建议废弃承载力研究”的反对之声。本文指出:城市综合承载力不是一个伪命题,在一定时空条件及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约束下,城市承载力阈值是客观存在的。并就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评价理念、限制性因素的辨识、评价方法、空间分类分级评价等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并运用"状态指数"法来辨识城市综合承载力的主要限制性因素。最后,对未来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进行了展望,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启迪和参考。 承载力研究范畴经历了非人类生物种群承载力、人口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经济承载力、文化承载力、社会承载力等概念内涵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从生物种群承载力扩展到“耕地—食物—人口”承载力、从单要素制约承载力发展到多要素制约的系统承载力、从单纯基于自然资源禀赋的承载力研究延伸到涵盖自然资源禀赋和人类发展需求的综合承载力、从单个城市承载力扩展到区域城市群综合承载力研究等演变特征。但另一方面,也不时发出“建议废弃承载力研究”的反对之声。本文指出:城市综合承载力不是一个伪命题,在一定时空条件及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约束下,城市承载力阈值是客观存在的。并就城市综合承载力的评价理念、限制性因素的辨识、评价方法、空间分类分级评价等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并运用"状态指数"法来辨识城市综合承载力的主要限制性因素。最后,对未来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进行了展望,旨在为相关研究提供启迪和参考。 |
| [4] | . <p>在总结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和特点,对目前各种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深层次的联系,提出了以"可支撑的合理规模"来描述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角度综合分析了节水措施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提出了基于现代进化算法的思想的水资源承载力计算思路。将该模型应用于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中,分析计算了该地区在规划水平年水资源可承载的规模。实例证明,该模型能够综合反映出水资源的承载规模,可以为当地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p> <p>在总结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和特点,对目前各种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进行比较,分析其中深层次的联系,提出了以"可支撑的合理规模"来描述水资源承载能力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从"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角度综合分析了节水措施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提出了基于现代进化算法的思想的水资源承载力计算思路。将该模型应用于辽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中,分析计算了该地区在规划水平年水资源可承载的规模。实例证明,该模型能够综合反映出水资源的承载规模,可以为当地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p> |
| [5] | .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中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选取中原城市群中土地、水资源、交通和环境要素承载力指标，建立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水资源承载力对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影响最大，而且是城市群发展中的短板要素；②城市群供给指数低于需求指数；③城市综合承载力在五大城市群中处于中等水平；④郑州和洛阳引领城市群发展的能力有限。针对上述问题，作者从城市发展速度、模式以及居民行为方式等方面提出提高承载力的政策建议。 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中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选取中原城市群中土地、水资源、交通和环境要素承载力指标，建立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水资源承载力对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影响最大，而且是城市群发展中的短板要素；②城市群供给指数低于需求指数；③城市综合承载力在五大城市群中处于中等水平；④郑州和洛阳引领城市群发展的能力有限。针对上述问题，作者从城市发展速度、模式以及居民行为方式等方面提出提高承载力的政策建议。 |
| [6] | . 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下,经济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个平衡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由承载力引出经济承载力的概念,初步阐述了经济承载力的构成要素及影响经济承载力的因素,并对提高经济承载力提出些许管见。 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下,经济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个平衡点,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由承载力引出经济承载力的概念,初步阐述了经济承载力的构成要素及影响经济承载力的因素,并对提高经济承载力提出些许管见。 |
| [7] | . 经济承载力正在逐渐成为制约城市发展规模的根本性因素.本文通过 建立北京市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的时间序列ARIMA模型,对北京市2007年-2010年的三次产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进行了预测.根据预测的结果.文章中计算 了基于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北京市最优人口数量.最后,对如何提升城市经济承载力,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经济承载力正在逐渐成为制约城市发展规模的根本性因素.本文通过 建立北京市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的时间序列ARIMA模型,对北京市2007年-2010年的三次产业吸纳的就业人数进行了预测.根据预测的结果.文章中计算 了基于城市经济承载力的北京市最优人口数量.最后,对如何提升城市经济承载力,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
| [8] | . 经济承载力正逐渐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根本因素。用经济总量定义城 市经济承载力，基于Eviews6.0软件，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自相关检验以及异方差检验来确定大连市1990~2012年土地指标的可靠性；利 用多元回归和二元二次方回归分析拟合方程，运用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测算出大连市国内生产总值的上限值为23986.1956亿元，并对此模型方法的优 劣性进行了探讨。 经济承载力正逐渐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根本因素。用经济总量定义城 市经济承载力，基于Eviews6.0软件，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自相关检验以及异方差检验来确定大连市1990~2012年土地指标的可靠性；利 用多元回归和二元二次方回归分析拟合方程，运用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测算出大连市国内生产总值的上限值为23986.1956亿元，并对此模型方法的优 劣性进行了探讨。 |
| [9] | . 本文提出区域经济承载力概念,并建立区域经济承载力评价模型。然后以浙江海宁市为例,进行区域经济承载力评价与预测,为其实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本文提出区域经济承载力概念,并建立区域经济承载力评价模型。然后以浙江海宁市为例,进行区域经济承载力评价与预测,为其实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建议。 |
| [10] | . 区域经济规模的合理性取决于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否在环境容量的限度内,因此,环境容量大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以环境容量这个表征环境系统健康与否的关键指标为限制因素,运用数理经济学方法,应用广义福利概念建立环境经济承载力的分析模型,并用动态规划方法来求解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优)经济规模,以此作为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参考。 区域经济规模的合理性取决于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否在环境容量的限度内,因此,环境容量大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以环境容量这个表征环境系统健康与否的关键指标为限制因素,运用数理经济学方法,应用广义福利概念建立环境经济承载力的分析模型,并用动态规划方法来求解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优)经济规模,以此作为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参考。 |
| [11] | . 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其旅游承载力。社会经济承载力则是构成旅游承载力的重要因素。社会经济承载力决定了目的地在有关各方利益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所能够接待外来游客的最大数量。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数学模型，模拟了构成社会经济承载力的各要素之间达到均衡的过程。 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其旅游承载力。社会经济承载力则是构成旅游承载力的重要因素。社会经济承载力决定了目的地在有关各方利益得到基本满足的前提下所能够接待外来游客的最大数量。本文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数学模型，模拟了构成社会经济承载力的各要素之间达到均衡的过程。 |
| [12] | A model is developed for carrying capac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based on indepth case studies at 6 different locations in the USA. Previous work on carrying capacity is incorporated and literature is selectively reviewed. The first chapter presents the problems, develops the model, and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rest of the book. Succeeding chapters cover relevant literature; crowding and s... |
| [13] | |
| [14] | . Focuses on a model of perceived crowding that could be used to set an acceptable range of social carrying capacities for whitewater boating. Reference to other articles on the topic; Description of the model; Utilization of an on-site survey at Nantahala River in North Carolina. |
| [15] | . 承载力一直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难点和理论前沿.论述了承载力研 究起源发展进化历程,绘制了承载力研究起源发展进化图,将承载力研究的发展分为起源奠基、应用探索和理论深化3个阶段,分阶段总结了承载力研究的主要特 点、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以及争论的不同观点.承载力理论起源于人口统计学,种群生物学和应用生态学,在起源奠基阶段,承载力研究主要是以非人类生物种群增长 规律研究为主,完成了一个科学概念或理论所必需的定义内涵、数学表达公式以及科学机理等等的积累;1953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承载力研究的探索 争论阶段,在全球资源环境危机背景下,承载力开始应用于解决人类经济社会面临的急迫的资源环境问题,并在应用探索过程中引起大量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 后期承载力研究进入理论深化阶段,人类承载力研究不再简单地套用生物种群承载力理论方法,认识到人类承载力除受资源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外,人类自身文化 社会因素也对承载力产生巨大影响,并尝试着将这些因素纳入到承载力方法之中,从而使人类承载力研究从非人类生物种群承载力理论方法中脱胎出来,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人类承载力研究. 承载力一直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难点和理论前沿.论述了承载力研 究起源发展进化历程,绘制了承载力研究起源发展进化图,将承载力研究的发展分为起源奠基、应用探索和理论深化3个阶段,分阶段总结了承载力研究的主要特 点、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以及争论的不同观点.承载力理论起源于人口统计学,种群生物学和应用生态学,在起源奠基阶段,承载力研究主要是以非人类生物种群增长 规律研究为主,完成了一个科学概念或理论所必需的定义内涵、数学表达公式以及科学机理等等的积累;1953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承载力研究的探索 争论阶段,在全球资源环境危机背景下,承载力开始应用于解决人类经济社会面临的急迫的资源环境问题,并在应用探索过程中引起大量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 后期承载力研究进入理论深化阶段,人类承载力研究不再简单地套用生物种群承载力理论方法,认识到人类承载力除受资源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外,人类自身文化 社会因素也对承载力产生巨大影响,并尝试着将这些因素纳入到承载力方法之中,从而使人类承载力研究从非人类生物种群承载力理论方法中脱胎出来,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人类承载力研究. |
| [16] | . 研究了承载力概念的历史、特征和缺陷及其应用背景和条件,对承载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将承载力概念的变化划分为3阶段:1)萌芽阶段,环境容纳能力概念的提出;2)发展阶段,容纳能力概念中强调资源和环境与种群增长之间的状态均衡;3)完善阶段,承载力的概念强调人文价值选择,追求的目标,强调生态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对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发展的一种支持能力,承载力的估计变为一种范围估计.承载力概念应用在与人文活动及人文目标等有关的领域的时候,是一个复杂的规范概念,受生态系统的动态演替规律,人类价值取向,目标体制背景及管理措施等的影响.最后,在分析总结我国已有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生态经济系统的背景下,提出了新的水资源承载力概念,分析了水资源承载力的特征和研究方法,并提出了西北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框架。 研究了承载力概念的历史、特征和缺陷及其应用背景和条件,对承载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将承载力概念的变化划分为3阶段:1)萌芽阶段,环境容纳能力概念的提出;2)发展阶段,容纳能力概念中强调资源和环境与种群增长之间的状态均衡;3)完善阶段,承载力的概念强调人文价值选择,追求的目标,强调生态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对生态经济系统良性发展的一种支持能力,承载力的估计变为一种范围估计.承载力概念应用在与人文活动及人文目标等有关的领域的时候,是一个复杂的规范概念,受生态系统的动态演替规律,人类价值取向,目标体制背景及管理措施等的影响.最后,在分析总结我国已有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生态经济系统的背景下,提出了新的水资源承载力概念,分析了水资源承载力的特征和研究方法,并提出了西北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框架。 |
| [17] | . <p>采用韦伯-费希纳定律确定指标评价标准，通过D-S 证据合成理论将主客观权重相结合确定综合权重，应用信息扩散技术确定小样本情况下样本指标值在指标评价域上的信息分配，进而确定隶属度，在此基础上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环渤海17 个沿海城市的海域承载力进行评价，并运用自然断裂法进行空间表达。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 年，环渤海地区海域承载力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各地海域承载力不断提高，但级别特征值都在1.8~4.0 之间，整体水平不高；区域空间分异明显，空间峰值效应显著。</p> <p>采用韦伯-费希纳定律确定指标评价标准，通过D-S 证据合成理论将主客观权重相结合确定综合权重，应用信息扩散技术确定小样本情况下样本指标值在指标评价域上的信息分配，进而确定隶属度，在此基础上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环渤海17 个沿海城市的海域承载力进行评价，并运用自然断裂法进行空间表达。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 年，环渤海地区海域承载力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各地海域承载力不断提高，但级别特征值都在1.8~4.0 之间，整体水平不高；区域空间分异明显，空间峰值效应显著。</p> |
| [18] | . 通过ESDA空间分析，研究1985 年以来新疆县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的变化及其特征。结果表明：1985 年以 来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弱的空间自相关性，但集聚作用总体不断增强。热点区的空间结构主要集中 在以奎—克—乌为核心的圈形结构，2000 年以后热点区显著增加，不断向北疆中部、东疆以及南疆东北部集聚；南 疆西南部处于经济发展的冷点区，有不断向东延伸至阿克苏地区的趋势。新疆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表现为 更多的不稳定性和异质性，集聚水平较低，集聚态势总体有所减弱；经济增长热点区的切换较为频繁，地理集中不 明显，有从北疆中部向东疆哈密地区、南疆西南部喀什地区转移的趋势；经济增长冷点区主要集中在南疆阿克苏 地区和田地区西部，县级尺度的经济与增长的区域差异呈现相反的演变趋势。从经济发展的时空特征上看，多峰 值是新疆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显著特征；经济空间格局的自组织性较强，但有减弱的趋势；空间格局演变中的随 机成分较低，而由结构化分异引起的空间差异十分显著，东南—西北方向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较小，东北方向经 济发展的异质性则十分明显，空间差异较大。 通过ESDA空间分析，研究1985 年以来新疆县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的变化及其特征。结果表明：1985 年以 来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弱的空间自相关性，但集聚作用总体不断增强。热点区的空间结构主要集中 在以奎—克—乌为核心的圈形结构，2000 年以后热点区显著增加，不断向北疆中部、东疆以及南疆东北部集聚；南 疆西南部处于经济发展的冷点区，有不断向东延伸至阿克苏地区的趋势。新疆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表现为 更多的不稳定性和异质性，集聚水平较低，集聚态势总体有所减弱；经济增长热点区的切换较为频繁，地理集中不 明显，有从北疆中部向东疆哈密地区、南疆西南部喀什地区转移的趋势；经济增长冷点区主要集中在南疆阿克苏 地区和田地区西部，县级尺度的经济与增长的区域差异呈现相反的演变趋势。从经济发展的时空特征上看，多峰 值是新疆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显著特征；经济空间格局的自组织性较强，但有减弱的趋势；空间格局演变中的随 机成分较低，而由结构化分异引起的空间差异十分显著，东南—西北方向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较小，东北方向经 济发展的异质性则十分明显，空间差异较大。 |
| [19] | . 利用中国1952～2000年各省区的人口、土地利用和人均 GDP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几何中心、可利用土地、人口和GDP总量的空间中心计算表 明,空间中心统计是一种简单有效刻画要素空间分布的方法.通过对中国各省区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系数Moran's I的计算,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存在强烈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不失为一种深入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变化的重要和有益的方法.对不同年度的 Moran's I和Local Moran I的分析也揭示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时空变化规律. 利用中国1952～2000年各省区的人口、土地利用和人均 GDP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几何中心、可利用土地、人口和GDP总量的空间中心计算表 明,空间中心统计是一种简单有效刻画要素空间分布的方法.通过对中国各省区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系数Moran's I的计算,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存在强烈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分析方法不失为一种深入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变化的重要和有益的方法.对不同年度的 Moran's I和Local Moran I的分析也揭示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时空变化规律. |
| [20] | . <p>定义了城镇边界的划分规则, 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获取了苏南沿江地区1984 年、1991 年、2000 年和2005 年的城镇边界, 利用分形维数(半径维数、网格维数、相关维数、边界维数)、紧凑度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 I、Local Moran I), 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结果表明: 分形度量可以定量揭示区域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空间组织 结构, 空间自相关可以定量揭示城镇的空间扩展过程、聚簇模式, 二者相互结合, 可以测度区域内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 揭示城市群/ 城市连绵区的形成过程; 苏南沿江地区城镇扩展从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点状扩展模式, 经历了由政策驱动下以融合填充为主导的点- 轴延伸模式, 发展到以经济辐射联系为策动力基于区域产业空间组织的城镇连绵集聚模式, 一个大的城市群正在形成。特别自2000 年以来,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日益显现。区域内城市的多中心现象始终存在, 但空间极化作用逐渐削弱。</p> <p>定义了城镇边界的划分规则, 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获取了苏南沿江地区1984 年、1991 年、2000 年和2005 年的城镇边界, 利用分形维数(半径维数、网格维数、相关维数、边界维数)、紧凑度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 I、Local Moran I), 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结果表明: 分形度量可以定量揭示区域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空间组织 结构, 空间自相关可以定量揭示城镇的空间扩展过程、聚簇模式, 二者相互结合, 可以测度区域内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 揭示城市群/ 城市连绵区的形成过程; 苏南沿江地区城镇扩展从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点状扩展模式, 经历了由政策驱动下以融合填充为主导的点- 轴延伸模式, 发展到以经济辐射联系为策动力基于区域产业空间组织的城镇连绵集聚模式, 一个大的城市群正在形成。特别自2000 年以来,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日益显现。区域内城市的多中心现象始终存在, 但空间极化作用逐渐削弱。</p> |
| [21] | . <p>基于ESDA-GIS的空间分析框架，利用江苏省1346个小城镇的统计数据，对其城镇群体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首先对统计数据进行了概括性因子分析，抽取的规模与经济因子值的频率分布都是偏态的，且两因子之间不存在规模－效益的正相关性。随后，对小城镇群体的空间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由密度图显示：小城镇空间分布不均衡，其密度由东南部的沿长江、环太湖地区向西和向北递减。通过空间自相关测度分析得出：小城镇的经济因子的空间分布具有正相关性，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规模因子的空间相关特征不明显。最后，将小城镇的局域空间自相关系数按县 (市、区) 行政单元进行聚类，利用方差图的结论修正聚类结果，得出江苏省小城镇经济发展类型分区：三区、一环 (带)、一片，即苏北中部地区、苏中及宁镇区、苏锡常地区、苏北边缘环带、睢宁片区，对应的经济发展类型分别为：弥漫发展型、极核发展型、集群发展型、过渡发展型、持续贫困型。</p> <p>基于ESDA-GIS的空间分析框架，利用江苏省1346个小城镇的统计数据，对其城镇群体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首先对统计数据进行了概括性因子分析，抽取的规模与经济因子值的频率分布都是偏态的，且两因子之间不存在规模－效益的正相关性。随后，对小城镇群体的空间结构进行了探索性分析，由密度图显示：小城镇空间分布不均衡，其密度由东南部的沿长江、环太湖地区向西和向北递减。通过空间自相关测度分析得出：小城镇的经济因子的空间分布具有正相关性，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特征；规模因子的空间相关特征不明显。最后，将小城镇的局域空间自相关系数按县 (市、区) 行政单元进行聚类，利用方差图的结论修正聚类结果，得出江苏省小城镇经济发展类型分区：三区、一环 (带)、一片，即苏北中部地区、苏中及宁镇区、苏锡常地区、苏北边缘环带、睢宁片区，对应的经济发展类型分别为：弥漫发展型、极核发展型、集群发展型、过渡发展型、持续贫困型。</p> |
| [22] | The capabilities for visualization, rapid data retrieval, and manipulation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have created the need for new techniques of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that focus on the “spatial” aspects of the data. The identification of local pattern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cern in this respect. In this paper, I outline a new general class of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and show how they allow for the decomposition of global indicators, such as Moran's I, into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observation. The LISA statistics serve two purposes. On one hand, they may be interpreted as indicators of local pockets of nonstationarity, or hot spots, similar to the G i and G* i statistics of Getis and Ord (1992).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ay be used to assess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locations on the magnitude of the global statistic and to identify “outliers,” as in Anselin's Moran scatterplot (1993a). An initial evaluation of the properties of a LISA statistic is carried out for the local Moran, which is applied in a study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nflict for African countries and in a number of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
| [23] |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is a family of statistics, G , that can be used as a measure of spatial association in a number of circumstances. The basic statistic is derived, its properties are identified, and its advantages explained. Several of the G statistics make it possible to evaluate the spatial association of a variable within a specified distance of a single point. 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a general G statistic and Moran’s I for similar hypothetical and empirical conditions. The empirical work includes studies of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by county in North Carolina and dwelling unit prices in metropolitan San Diego by zip-code districts. Results indicate that G statistics should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I in order to identify characteristics of patterns not revealed by the I statistic alone and, specifically, the G i and G i 65 statistics enable us to detect local “pockets” of dependence that may not show up when using global statistics. |
| [24] | |
| [25] | . 基于苏北地区2008年卫星遥感影像,通过运用空间插值、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空间测度模型,深入分析了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具有"南密北疏"的特征;在规模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出现高值簇的空间集聚,其主要集中于徐州、连云港和宿迁等地,总体上呈现"南低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形态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份较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则较为显著。从不同方向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各向异性,其中东南-西北方向的乡村聚落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自东南向西北,聚落形态具体表现为由带状、长矩形、矩形到方形或不规则团块状的渐进性演变。总体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基于苏北地区2008年卫星遥感影像,通过运用空间插值、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空间测度模型,深入分析了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具有"南密北疏"的特征;在规模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出现高值簇的空间集聚,其主要集中于徐州、连云港和宿迁等地,总体上呈现"南低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形态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份较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则较为显著。从不同方向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各向异性,其中东南-西北方向的乡村聚落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自东南向西北,聚落形态具体表现为由带状、长矩形、矩形到方形或不规则团块状的渐进性演变。总体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
| [26] | . 根据科技资源的内涵与结构,利用全国286 个地级以上城市2001-2010 年科技资源的相关数据,应用改进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计算出各城市在不同时期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 对研究期内各城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态势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科技资源平均配置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在高低交错中呈现逐年递减趋势,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科技资源平均配置效率差距逐渐扩大。② 在空间分布上,科技资源平均配置效率与城市群存在较好拟合。从空间的演变格局来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空间自相关显著,呈现出相似值(高高或低低) 之间的空间集聚,空间分布的集聚现象逐步增强,在地理空间上总体差异具有变小的趋势。③ 科技资源配置相对效率的差异是区域发展的普遍现象,它的存在与演变是地理位置、科技资源禀赋、科技环境等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反映。 根据科技资源的内涵与结构,利用全国286 个地级以上城市2001-2010 年科技资源的相关数据,应用改进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计算出各城市在不同时期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 对研究期内各城市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态势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科技资源平均配置效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在高低交错中呈现逐年递减趋势,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科技资源平均配置效率差距逐渐扩大。② 在空间分布上,科技资源平均配置效率与城市群存在较好拟合。从空间的演变格局来看,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空间自相关显著,呈现出相似值(高高或低低) 之间的空间集聚,空间分布的集聚现象逐步增强,在地理空间上总体差异具有变小的趋势。③ 科技资源配置相对效率的差异是区域发展的普遍现象,它的存在与演变是地理位置、科技资源禀赋、科技环境等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反映。 |
| [27] | . <p>管理者的管理风格与环境相匹配是有效管理的关键. 采用模糊网络分析法和文化理论方法评价了黑河中游张掖市最优水资源管理风格. 以文化理论为基础, 采用理论分析法和频度分析法, 建立水资源管理风格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的计算结果,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文化理论中提出的个人主义者、 宿命论者、 等级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4种风格进行实例研究, 依据分值大小进行排序. 结果表明: 等级主义者得分最高, 即为最优的管理风格. 因此, 在黑河中游水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应主要实行等级主义者管理风格, 可为水资源管理部门分配人员、 选聘人才、 培训方向提供理论依据, 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p> <p>管理者的管理风格与环境相匹配是有效管理的关键. 采用模糊网络分析法和文化理论方法评价了黑河中游张掖市最优水资源管理风格. 以文化理论为基础, 采用理论分析法和频度分析法, 建立水资源管理风格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的计算结果,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文化理论中提出的个人主义者、 宿命论者、 等级主义者和平均主义者4种风格进行实例研究, 依据分值大小进行排序. 结果表明: 等级主义者得分最高, 即为最优的管理风格. 因此, 在黑河中游水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应主要实行等级主义者管理风格, 可为水资源管理部门分配人员、 选聘人才、 培训方向提供理论依据, 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p> |
| [28] | The Internet is fast becoming an essential channel for communications and research and is likely to play a pivotal role in recent initiatives at the European level to face up to the challenges of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develop a European data infrastructure. As the diffusion of computer networks in Europe has only recently gained momentum,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pattern of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access. In this paper are presented the findings of monitoring access to the Gopher and World Wide Web servers of a European-wide research programme (GISDATA) collected during 1994 and 1995. The interest of this case study lies in the specific remit of GISDATA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community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reduce the fragmentation and potential duplications of efforts of research undertaken exclusively at the national scale on issues that by their nature are regional or European in scale. The findings of the monitoring process undertaken confirm the potential of the Internet in raising awareness and disseminating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programme. However, they also indicate the extent of bias towards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hen information resources are made available via largely text-based navigating tools such as Gopher. By contrast the potential of the more graphically oriented World Wide Web to readdress this bias is demonstrated by the very significant shift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ountries accessing the GISDATA Web server. Although further monitoring of access and research into diffusion patterns is necessar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 first snapshot of current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accessing network-bas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Europe. |
| [29] | . 利用协调发展模型和剪刀差方法，对1986—2004年间吉林省西部生态支撑能力［<EM>F</EM>(<EM>x</EM>)］和社会经济［<EM>F</EM>(<EM>y</EM>)］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吉林省西部<EM>F</EM>(<EM>x</EM>)呈先下降后略有上升的趋势，而<EM>F</EM>(<EM>y</EM>)总体呈指数形式增长;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EM>F</EM>(<EM>x</EM>)和<EM>F</EM>(<EM>y</EM>)具有明显的脆弱性;<EM>F</EM>(<EM>x</EM>)和<EM>F</EM>(<EM>y</EM>)的剪刀差α从1986年的4.93°下降到1996年的0.28°，后又上升至2004年的12.30°;1995—2004年间，吉林省西部由以损害<EM>F</EM>(<EM>x</EM>)促进<EM>F</EM>(<EM>y</EM>)发展的状态正逐渐向两者协调发展状态过渡，<EM>F</EM>(<EM>x</EM>)和<EM>F</EM>(<EM>y</EM>)的耦合协调度由轻度或濒临失调衰退类型转变为勉强或初级协调类型，但这种刚发展起来的初级协调状态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1995年后，α增长较快且协调度<EM>C</EM>波动强烈<EM>F</EM>(<EM>x</EM>)和<EM>F</EM>(<EM>y</EM>)冲突较强烈，研究区处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多发期;相比单一的协调发展模型，与剪刀差方法结合可从发展状态和演变速率2个角度来表征<EM>F</EM>(<EM>x</EM>)和<EM>F</EM>(<EM>y</EM>)的相互作用，它既能反映两者发展的均衡程度又能反映两者的冲突强度，可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探讨生态支撑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利用协调发展模型和剪刀差方法，对1986—2004年间吉林省西部生态支撑能力［<EM>F</EM>(<EM>x</EM>)］和社会经济［<EM>F</EM>(<EM>y</EM>)］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吉林省西部<EM>F</EM>(<EM>x</EM>)呈先下降后略有上升的趋势，而<EM>F</EM>(<EM>y</EM>)总体呈指数形式增长;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EM>F</EM>(<EM>x</EM>)和<EM>F</EM>(<EM>y</EM>)具有明显的脆弱性;<EM>F</EM>(<EM>x</EM>)和<EM>F</EM>(<EM>y</EM>)的剪刀差α从1986年的4.93°下降到1996年的0.28°，后又上升至2004年的12.30°;1995—2004年间，吉林省西部由以损害<EM>F</EM>(<EM>x</EM>)促进<EM>F</EM>(<EM>y</EM>)发展的状态正逐渐向两者协调发展状态过渡，<EM>F</EM>(<EM>x</EM>)和<EM>F</EM>(<EM>y</EM>)的耦合协调度由轻度或濒临失调衰退类型转变为勉强或初级协调类型，但这种刚发展起来的初级协调状态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1995年后，α增长较快且协调度<EM>C</EM>波动强烈<EM>F</EM>(<EM>x</EM>)和<EM>F</EM>(<EM>y</EM>)冲突较强烈，研究区处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多发期;相比单一的协调发展模型，与剪刀差方法结合可从发展状态和演变速率2个角度来表征<EM>F</EM>(<EM>x</EM>)和<EM>F</EM>(<EM>y</EM>)的相互作用，它既能反映两者发展的均衡程度又能反映两者的冲突强度，可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探讨生态支撑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
| [30] | . 城市承载力是指一定范围内,特定目标、特定时期城市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人口及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能力。基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从资源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支撑力、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和调控力三方面提出城市承载力概念模型及综合承载指数计算方法,从城市管理的空间特性出发,提出基于微观空间层面的承载力空间差异性分析方法,构建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常州市区为例对所提出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城市综合承载指数评价城市承载力,能够较为直观地显示和分析承载力空间差异,符合实际情况;(2)所划分的高、中、低承载区的空间分布与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空间形态基本吻合,且在城市未来发展方向上对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具有指导性;(3)通过空间定量评价确定的承载力提升热点地区能够将提升要素空间化,定向、定位指导城市建设。但在提升要素筛选中受指标实际可获取性影响,存在一定的偏差,有待进一步完善。 城市承载力是指一定范围内,特定目标、特定时期城市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人口及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能力。基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从资源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支撑力、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和调控力三方面提出城市承载力概念模型及综合承载指数计算方法,从城市管理的空间特性出发,提出基于微观空间层面的承载力空间差异性分析方法,构建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常州市区为例对所提出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城市综合承载指数评价城市承载力,能够较为直观地显示和分析承载力空间差异,符合实际情况;(2)所划分的高、中、低承载区的空间分布与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空间形态基本吻合,且在城市未来发展方向上对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具有指导性;(3)通过空间定量评价确定的承载力提升热点地区能够将提升要素空间化,定向、定位指导城市建设。但在提升要素筛选中受指标实际可获取性影响,存在一定的偏差,有待进一步完善。 |
| [31] | . 中国的城市具有鲜明的行政等级特征。按照行政级别和政府驻地，中国城市大体可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一般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县级市、县城和一般建制镇七级。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大小及增长与其行政等级的高低密切相关，随着行政等级的提高，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均呈现指数递增的趋势。从人口和用地规模增长看，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增幅一般高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这种城市规模及增长的分异，受到政府资源配置行政中心偏向的重要影响，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在权限设置、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这种城际分异的重要原因。在现有城镇体系下，行政中心偏向也是一种大城市偏向，二者起到了相互强化的作用，这种相互强化效应导致近年来行政等级较高的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规模控制政策的失效。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今后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弱化行政等级的影响，以综合承载力作为城市规模控制的依据，以扩权为重点促进经济强镇发展，推动城际发展机会平等和权益公平。 中国的城市具有鲜明的行政等级特征。按照行政级别和政府驻地，中国城市大体可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一般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县级市、县城和一般建制镇七级。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大小及增长与其行政等级的高低密切相关，随着行政等级的提高，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均呈现指数递增的趋势。从人口和用地规模增长看，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增幅一般高于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这种城市规模及增长的分异，受到政府资源配置行政中心偏向的重要影响，不同行政等级城市在权限设置、资源配置、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差异，是造成这种城际分异的重要原因。在现有城镇体系下，行政中心偏向也是一种大城市偏向，二者起到了相互强化的作用，这种相互强化效应导致近年来行政等级较高的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规模控制政策的失效。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今后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弱化行政等级的影响，以综合承载力作为城市规模控制的依据，以扩权为重点促进经济强镇发展，推动城际发展机会平等和权益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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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 认识中国省际尺度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世界上120个国家或地区与中国31个省区的经验数据，采用改进的象限图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全国31个省级单元划分为6种类型。城市化严重超前型3个，城市化中度超前型2个，城市化轻微超前型8个，基本协调型4个，城市化中度滞后型5个，城市化轻微滞后9个。②省际尺度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③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省际格局呈明显的东西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以城市化超前经济发展水平类型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城市化滞后经济发展为主。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类似马太效应。得出2个重要的启示，一是当前中国不少发达省区中的城市化超前现象值得关注和警惕；二是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城市化进程仍然需要适度加快。 认识中国省际尺度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世界上120个国家或地区与中国31个省区的经验数据，采用改进的象限图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研究表明：①全国31个省级单元划分为6种类型。城市化严重超前型3个，城市化中度超前型2个，城市化轻微超前型8个，基本协调型4个，城市化中度滞后型5个，城市化轻微滞后9个。②省际尺度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③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省际格局呈明显的东西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以城市化超前经济发展水平类型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城市化滞后经济发展为主。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类似马太效应。得出2个重要的启示，一是当前中国不少发达省区中的城市化超前现象值得关注和警惕；二是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城市化进程仍然需要适度加快。 |
| [36] | . <p>分别研究2009 年中国286 个地级以上城市住宅均价和房价收入比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趋势、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根据供需理论和城市特征价格理论建立了影响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初选因素,并根据半对数模型分析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空间集聚性分异(东南沿海三大城市群与内陆城市之间)和行政等级性分异(省会与地级市之间)的双重格局;② 房价收入比较高的城市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购房难度较大的城市已超过一半;③ 住宅均价的总体分异趋势和空间异质性都强于房价收入比;④ 城市居民收入与财富水平和城市区位与行政等级特征是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两大核心影响因素。</p> <p>分别研究2009 年中国286 个地级以上城市住宅均价和房价收入比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趋势、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根据供需理论和城市特征价格理论建立了影响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初选因素,并根据半对数模型分析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空间集聚性分异(东南沿海三大城市群与内陆城市之间)和行政等级性分异(省会与地级市之间)的双重格局;② 房价收入比较高的城市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购房难度较大的城市已超过一半;③ 住宅均价的总体分异趋势和空间异质性都强于房价收入比;④ 城市居民收入与财富水平和城市区位与行政等级特征是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两大核心影响因素。</p> |
| [37] | . 省际边缘区是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本文基于县(区)尺度, 选取衡量经济水平的14 个指标, 运用因子分析和ESDA-GIS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呼包鄂榆经济区的经济空间分异。分析结果表明:①数量上呈非均衡发展格局, 趋于强者日趋极化, 弱者日趋边缘化;②空间分布上呈现东—西递增, 南—北递减的分异趋势;③全局Moran’s <em>I</em>指数得分为0.3215, 表明区县经济发展有“趋同俱乐部”特征;④扩散型、极化型、“塌陷”型和“传染”型4 类空间关联类型的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中心—外围式等级特征, 但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经济投入、经济效率、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4因子的空间集中程度差异显著。 省际边缘区是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本文基于县(区)尺度, 选取衡量经济水平的14 个指标, 运用因子分析和ESDA-GIS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呼包鄂榆经济区的经济空间分异。分析结果表明:①数量上呈非均衡发展格局, 趋于强者日趋极化, 弱者日趋边缘化;②空间分布上呈现东—西递增, 南—北递减的分异趋势;③全局Moran’s <em>I</em>指数得分为0.3215, 表明区县经济发展有“趋同俱乐部”特征;④扩散型、极化型、“塌陷”型和“传染”型4 类空间关联类型的空间分布呈现一定的中心—外围式等级特征, 但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经济投入、经济效率、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4因子的空间集中程度差异显著。 |
| [38] | . 在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分法、变异系数分析法、地统计全局趋势分析法等方法探索了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80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12010年,中部地区分类城镇化差异呈现出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省域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表现为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西省〉湖南省。2自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综合水平差异总体呈现减小趋势,但这并未带来城镇化协调度的稳步增高,而是整体降低且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3武汉、长株潭城市圈内城市城镇化综合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趋势越发明显,然而京九段等经济带所辖城市虽形成经济协作关系,但在城镇化协同发展上还未显现明显规律。4中部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中部重大经济战略体的形成、产业转移承接及集聚要素创新等因素对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在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分法、变异系数分析法、地统计全局趋势分析法等方法探索了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80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12010年,中部地区分类城镇化差异呈现出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省域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表现为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西省〉湖南省。2自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综合水平差异总体呈现减小趋势,但这并未带来城镇化协调度的稳步增高,而是整体降低且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3武汉、长株潭城市圈内城市城镇化综合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趋势越发明显,然而京九段等经济带所辖城市虽形成经济协作关系,但在城镇化协同发展上还未显现明显规律。4中部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中部重大经济战略体的形成、产业转移承接及集聚要素创新等因素对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
| [39] | . <p>通过ESDA相关分析，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省县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的变化状况。在经济总体空间格局上，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热点区的空间结构多表现为以苏州、无锡为核心的圈状空间结构，且不断的向东南方向集聚。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更多的随机性和结构的不稳定性，热点区域切换频繁，没有明显的地理集中现象。江苏经济空间格局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份在不断降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越来越显著，东北—西南方向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较小，而东南—西北方向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最大。最后，将江苏省经济格局演化的驱动力归结为3个方面：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区位和区域发展政策。</p> <p>通过ESDA相关分析，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省县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的变化状况。在经济总体空间格局上，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热点区的空间结构多表现为以苏州、无锡为核心的圈状空间结构，且不断的向东南方向集聚。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更多的随机性和结构的不稳定性，热点区域切换频繁，没有明显的地理集中现象。江苏经济空间格局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份在不断降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越来越显著，东北—西南方向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较小，而东南—西北方向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最大。最后，将江苏省经济格局演化的驱动力归结为3个方面：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区位和区域发展政策。</p> |
| [40] | . 本文首先对基建投资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和投资省际总体差异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然后文章选择1953、1965、1978和1990年四个年分对投资在各省的分布进行对比,并探讨了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的变化和影响投资区域分布的因素. 本文首先对基建投资在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和投资省际总体差异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然后文章选择1953、1965、1978和1990年四个年分对投资在各省的分布进行对比,并探讨了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的变化和影响投资区域分布的因素. |
| [41] | . <p>基于苏州地区1984-2005 年的6 个时相卫星遥感数据, 从城镇实体地域扩展的视角, 运用关联分维数、全局和局域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构建了空间关联测度模型, 分析了苏州地区城镇扩展的周期性、城镇建设用地的分维特征、城镇扩展的“热点区”空间 分布及演化, 城市化空间梯度的形态演化。结果表明,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苏州地区的城 镇扩展经历了稳步增长、缓速下降、急速增长和快速下降四个阶段, 显示出“大起大落”的 特征; 在空间格局上, 城镇扩展强度的高值簇区(热点区) 呈现出较明显空间演化和跃迁的特 征, 经历了苏州市区、苏州—吴江轴线、苏州—昆山轴线(沿沪宁线)、太仓—常熟—张家港 轴线(沿长江) 的不断轮换, 并成为不同阶段驱动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期间, 城 镇扩展的空间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 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形态由相对分散向相对集中演 化, 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 并且表现出较明显的带状关联特征, 城市区域化发展的趋势明显。然而, 在苏州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 城镇发展的主导驱动机制 有所不同。</p> <p>基于苏州地区1984-2005 年的6 个时相卫星遥感数据, 从城镇实体地域扩展的视角, 运用关联分维数、全局和局域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构建了空间关联测度模型, 分析了苏州地区城镇扩展的周期性、城镇建设用地的分维特征、城镇扩展的“热点区”空间 分布及演化, 城市化空间梯度的形态演化。结果表明,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苏州地区的城 镇扩展经历了稳步增长、缓速下降、急速增长和快速下降四个阶段, 显示出“大起大落”的 特征; 在空间格局上, 城镇扩展强度的高值簇区(热点区) 呈现出较明显空间演化和跃迁的特 征, 经历了苏州市区、苏州—吴江轴线、苏州—昆山轴线(沿沪宁线)、太仓—常熟—张家港 轴线(沿长江) 的不断轮换, 并成为不同阶段驱动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期间, 城 镇扩展的空间连续性和自组织性越来越强, 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形态由相对分散向相对集中演 化, 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的机理越来越显著, 并且表现出较明显的带状关联特征, 城市区域化发展的趋势明显。然而, 在苏州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 城镇发展的主导驱动机制 有所不同。</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