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慧, 张梦天The influence of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on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urban land:A case study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WANGChenglong, LIUHui, ZHANGMengtia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5-07-21
修回日期:2015-10-15
网络出版日期:2016-01-23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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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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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政边界是指一切独立行政地域之间的界线,也是其所辖区域的周边界线[1],是一条没有宽度的线[2]。不同空间尺度下,边界的意义和效用存在较大的差别。国家的边界是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标志,神圣而不可侵犯;国家内部的行政边界是有利于高效行政管理而存在的地理分界线,是微观地域的权限界线。行政边界的存在,像一堵无形的高墙,阻碍了要素在不同城市间的高效流动,从而影响城市用地空间扩张。这里将城市用地扩张的行政边界效应定义为行政边界存在引起的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异化现象。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中国的政治核心区,区位优势明显。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提升至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定义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三大支撑带”。同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实施的正轨。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充分调配城市群范围内各个行政单元的资源禀赋与要素优势,合理布局区内产业,避免城市间产业的同构化现象。而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城市用地的扩张过程是人文要素地理过程的结果[3],同样受到行政边界的制约。明晰行政边界驱动下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规律和动力机制意义重大。目前,关于城市用地扩张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扩张特征、驱动机制和模拟预测三个方面[4-9]。人口、经济、产业结构等要素驱动下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特征和机理的研究较为深入[10-12],而行政边界作为抽象的空间地理要素,定量化分析是困扰驱动机制研究的难题。20世纪90年代,McCallum基于国家边界的视角研究美国、加拿大边境地区的贸易[13],随后,Helliwell等分别利用“边界效应系数”和“边界宽度”的测度方法研究一体化、市场分割等问题[14-18]。国内****主要通过贸易流数据或者研究单元的经济属性探讨边界效应影响下市场分割与区域一体化现象[19-22]。虽然对边界效应的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国内外****关于边界效应的研究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即行政边界引起的跨区域经济行为的差异化现象。李铁立等更是将边界效应细分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23]。随着研究的深入,城市行政边界效应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已有研究主要从城市边界效应及其演化趋势的视角出发,探讨城市边界类型和区域一体化特征。王振波等在研究淮海经济区的省际边界效应时,将苏鲁豫皖4省边界划分为一体化边界和疏远型边界[24]。李郇等关于20世纪90年代江苏、浙江、上海边界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上海与江苏省的边界效应越来越小,而上海与浙江省的边界效应不断增加[21]。余斌等则从产业的视角入手,基于主导产业结构构建城市群边界效应模型,并以信阳市为研究案列,探讨其在城市群一体化进程中的介入机会[25]。
随着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边界效应将成为测度城市群一体化和城市间要素差异化分布的重要手段。目前,尚缺乏在城市群尺度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研究。本文以城市群为研究单元,基于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和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构建城市用地扩张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将边界效应分析方法引入土地空间扩张的研究,探讨城市群尺度下,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
2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阶段模型
国内外关于城市用地扩张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包括扩张形态理论、门槛理论、行为理论和组织理论等[26-28]。城镇用地扩张形态理论主要采用描述性的历史形态方法概括城市用地的形态变化和空间演变过程,这其中就包括伯吉斯的同心环模式、霍伊特的扇形模式、哈里斯和厄尔曼的多核心模式等;“门槛”理论是由波兰****B·马力什在研究空间增长时提出的,他认为城镇用地规模呈现阶段性扩张是由规模效应产生的“门槛”造成的;行为理论和组织理论则分别从决策者和人类活动的视角出发,研究城镇用地扩张的规律与特征。该部分结合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探索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影响的规律特征。根据各种经济组织在不同区域内空间分布和组合的结果,美国****弗里德曼将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工业阶段、过渡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29]。陆大道认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经历了以农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过渡阶段、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阶段以及技术工业和高消费阶段[30]。而作为经济活动主要载体的城市用地,其空间扩张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过程。在总结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的基础之上,以中国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推理、演绎不同阶段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剖析不同阶段下城市群城市用地的空间格局与演化进程,从而提出中国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行政边界效应的阶段规律”,并构造理论模型如图1。处于中心的正六边形为增长极所在行政区;城市建设用地用灰色实心圆表示,实心圆面积的大小表示城市建设用地的规模大小。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
-->Fig. 1The phase model of border effect
-->
城市群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高级形态。城市群范围内城市之间要素（人流、物流、信息流等）流动密切。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城市用地的扩张过程受到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流的强度和流动性的影响。而具有等级属性的行政边界,一方面制约了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资源占有能力和发展潜力;另一方面通过屏障作用阻碍了要素的高效流动,导致城市间要素流量和流向存在差异。行政边界通过调节要素配置和流动过程影响城市用地扩张。根据行政边界对城市群范围内城市之间要素流动的影响效应,将城市群城市用地的扩张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
（1）行政边界的隐形阶段。这一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同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联系不够密切,区域的封闭性特征明显。空间上,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城市用地呈现小规模的无序分布,城市用地增长缓慢。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受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落后,要素跨边界流动的主观需求和客观机会较少。由于城市用地规模小、扩张缓慢,且多集中在人口、经济密集的城市核心区,城市用地扩张的过程基本不受行政边界的制约。该阶段,城市群尚未成型,行政边界影响城市用地扩张的机理也未形成,行政边界如同隐形,定义该阶段为行政边界的隐形阶段。
（2）行政边界的异化阶段。部分城市凭借资源禀赋的优势率先发展起来,成为地区的增长极,区域空间结构的核心—边缘模式初现。该阶段最大的特点是城市群的“极化”现象。周边地区的优势要素向增长极流动,推动核心城市的城市用地规模快速增长;由于要素向增长极汇集,而核心城市的行政边界又阻滞了其内部要素流向周边城市,周围地区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受到限制。要素流动的单向性使得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城市用地呈现扩张规模的差异化现象,即行政边界的存在影响了边界两侧城市用地的扩张过程。这一阶段,城市群雏形显现,核心城市的行政边界对要素流动具有单向的阻滞作用,而周边城市行政边界并未出现阻滞效应,不同城市行政边界的功能出现分化,将该阶段定义为行政边界的异化阶段。
（3）行政边界的疏导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城市间联系日益密切,城市群增长极与边缘地区要素流动的“极化—涓滴”现象明显。要素从核心城市流向周边城市的过程推动了周边地区城市用地规模的快速增长。该阶段,核心城市行政边界对跨界要素流动的阻滞效应减弱、疏导作用加强,从而改变了“异化阶段”城市用地的扩张格局,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异化进入新的阶段—核心城市的城市用地扩张速度趋缓,周边城市的城市用地规模增长迅速,两类城市的城市用地规模差距缩小趋势明显。随着城市群逐渐发育,城市间和城市内部形成不同等级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也重新塑造了周边城市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机理,部分成为核心的城市,行政边界的阻滞效应显现。但由于城市群整体的关联性加强,该阶段行政边界对要素的疏导作用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由于城市间要素的频繁流动,以工业用地、住宅用地、交通用地为代表的城市建设用地在城市群内部快速增长,行政边界通过疏导要素的流动促进城市用地扩张过程得到强化,将该阶段定义为行政边界的疏导阶段。
（4）行政边界的消融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的平衡状态,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间呈现理性的协同发展和高度的一体化状态。该阶段,要素高效流动于不同城市之间,无论是核心城市还是周边城市,其城市用地规模趋于饱和,且达到最优空间布局。这一阶段,行政边界是为高效的分区管理而存在,要素跨边界流动的过程不再受其制约。由于城市群城市用地达到较高水平的饱和状态,未来增长空间微乎其微,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效应消失,该阶段定义为行政边界的消融阶段。
3 行政边界对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实证分析
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1 研究方法 趋同分析主要是在条件β趋同分析框架或Barro回归方程内进行的。条件β趋同是指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与其自身初始状态到稳定状态的距离大致成正比,即经济体向自身的稳定状态收敛[21,31]。Sala-i-Martin把该框架称为趋同分析的经典方法[32]。国内外文献关于趋同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宏观经济学领域[33]。城市群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发育到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根据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在行政边界的“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消融阶段”的演化过程中,城市群城市用地的变化经历了低水平的平衡状态—核心城市的快速增长—周围城市快速增长—高水平的平衡状态这四个阶段。其中,“低水平的平衡状态”即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城市用地规模的初始状态;“高水平的平衡状态”表示城市用地规模趋于饱和并达到的最终平衡状态,即趋同分析中的稳态。作为有机整体,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间的城市用地扩张是一个“趋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城市用地规模趋向共同的高水平的平衡状态,即理论模型中行政边界的“消融阶段”。而从行政边界的“隐形阶段”到“消融阶段”,城市用地扩张经历了向自身稳态收敛的过程。当城市群城市用地达到最终状态（稳态）时,某城市的城市用地扩张速度与城市用地规模的初始状态到达稳态的距离成正比,即在城市群内部,某城市初始状态距离稳态的城市用地规模差距越大,城市用地扩张速度越快。这一过程符合条件β趋同的原理,于是,将趋同分析方法引入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研究。在忽略行政区划调整所带来城市空间规模变化影响的条件下,城市用地的扩张速度与初始年份该城市用地规模到稳定状态的距离大致成正比。Barro回归方程为：式中：βi<0、gi,t,t+T和Xi,t 分别是城市i内各子区域（低一级的行政区划）在t到t+T期城市建设用地的平均增长速度和刻画其稳定状态的一组变量（对数状态）;yi,t为t时刻城市i的城市用地规模;αi为常数项;ψi为Xi ,t 的一组系数;εi,t为残差项。
假设同一城市群内的两个城市City A和City B的城市用地具有相同的增长速度,并在城市群一体化和协同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具有相同的稳定状态,可以得式（2）：
将y=yA/yB代入式（2）可得：
式（3）实现了在一个框架内对两个城市的城市用地扩张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在此基础上,添加行政边界这一虚拟变量（用Border表示）,得到最终的模型为：
式中：yt+T和yt表示京津冀城市群范围内的两城市在t+T和t时期城市用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Border代表行政边界的类型（表1）;α、β、γ为所要测度的系数;εt为残差项。
Tab. 1
表1
表1京津冀城市群行政边界类型及虚拟变量取值
Tab. 1The boundary types and dummy value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 边界类型 | 行政边界两侧城市行政级别 | Border |
|---|---|---|
| A类边界 | 准副省级—正厅级 | 1 |
| B类边界 | 正部级—准副省级 | 2 |
| C类边界 | 正部级—正厅级 | 3 |
| D类边界 | 正厅级—正厅级,准副省级—准副省级,正部级—正部级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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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行政边界进行定量化描述,首先引入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这一概念。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分为7级：准国级、正部级、副部级、准副省级、正厅级、副厅级和正处级。京津冀城市群（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全部城市）13个城市的行政级别划分为三类（图2）,其中北京、天津为正部级,赋值为4;石家庄、唐山为准副省级,赋值为2;其他城市为正厅级,赋值为1。假设城市行政级别相同时,行政要素驱动下不同城市对相同要素的吸引力相同,同等级的城市间（正厅级—正厅级城市,准副省级—准副省级城市,正部级—正部级城市）边界对要素的影响效应相同。由于Barro回归方程中添加的虚拟变量为对数状态,所以式（4）中定义的Border为“行政边界”虚拟变量的对数,即Border=ln(Num行政边界)。本研究中的Border代表不同城市间行政边界的类型,这里用两个城市行政级别的差值间接测算得到。根据城市行政级别的分类和赋值,将准副省级和正厅级城市间的行政边界定义为A类边界,此时,式（4）中Border的取值为：BorderA=“准副省级城市行政级别”–“正厅级城市行政级别”,即BorderA=2–1=1。同理,B、C、D类边界的Border值如表1所示。边界是一个定性而非定量的解释变量,这样引入三个虚拟变量D1、D2和D3;对于D1而言,若属于A类边界,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D2和D3的取值依此类推,基础类别为D类边界。分别测算每种状态下相应的系数值。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京津冀城市行政级别
-->Fig. 2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of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gglomeration
-->
3.1.2 数据来源 选取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衡水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研究范围。城市用地面积选取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1990-2010年20年间,京津冀城市群内部行政区划调整幅度较小,调整区域基本以非城市用地的郊区为主,在模型测算中忽略不计。
3.2 结果分析
分别以20年和10年为测度尺度,对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行政边界效应进行测算,具体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数据的显著性检验和D-W检验的结果证明数据拟合效果较优,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Tab. 2
表2
表2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行政边界效应
Tab. 2The border effect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 A类边界 | B类边界 | C类边界 | |||||||||
|---|---|---|---|---|---|---|---|---|---|---|---|
| （1990-2000） | （2000-2010） | （1990-2010） | （1990-2000） | （2000- 2010） | （1990-2010） | （1990-2000） | （2000-2010） | （1990-2010） | |||
| ln(yt) | -0.506 | -0.096 | -0.605 | -0.506 | -0.096 | -0.605 | -0.506 | -0.096 | -0.605 | ||
| Border | 0.263*** | 0.217*** | 0.487*** | 0.429*** | 0.352*** | 0.781*** | 0.924*** | 0.452*** | 1.386*** | ||
| 边界效应 | 1.301 | 1.242 | 1.627 | 1.536 | 1.422 | 2.184 | 2.519 | 1.571 | 3.999 | ||
| R2 | 0.509 | 0.274 | 0.517 | 0.509 | 0.274 | 0.517 | 0.509 | 0.274 | 0.517 | ||
| D-W检验 | 2.1 | 1.8 | 2.1 | 2.1 | 2.1 | 1.8 | 2.1 | 1.8 | 2.1 | ||
| N | 78 | 78 | 78 | 78 | 78 | 78 | 78 | 78 | 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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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类时间跨度的边界效应测度中,A类、B类和C类行政边界的Border系数均大于0,且都通过显著水平为0.01的检验,即行政边界的等级属性与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的差距正相关。这表明测度尺度无论是10年还是20年,京津冀城市行政边界的存在都扩大了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以D类行政边界为基准,1990-2010年间,C类行政边界的边界效应系数为D类边界的4倍,而A类和B类的边界效应系数仅为D类行政边界的1.6倍和2.2倍。而在1990-2000和2000-2010的模型测算中,四类行政边界的边界效应也存在类似的倍数关系（表2）。由于A、B、C三类边界的效应系数均大于1,所以D类行政边界的边界效应最小,边界效应的关系可以表述为：C类边界>B类边界>A类边界>D类边界。由表1,四类行政边界等级属性的跨度关系为：BorderC>BorderB>BorderA>BorderD,边界效应的测度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范围内的城市之间,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
进一步对比测度尺度为20年和10年的研究结果发现,缩小时间尺度可以更加细致地刻画行政边界效应（包括A类边界、B类边界、C类边界的所有类型边界）的演化过程,三类边界的边界效应不断减小。由于行政边界与城市用地扩张的正相关关系不变,边界效应的减小意味着城市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作用被弱化,要素跨边界流动的效率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为深入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边界效应的演化过程,将测度尺度缩小到5年。数据的显著性检验和D-W检验证明数据拟合效果较优、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如表3,A、B、C三类行政边界的边界效应差距不断缩小,不同类型边界的同化趋势明显。边界效应的趋小和同化现象反映了城市间行政边界的屏障作用逐渐减弱,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不断加强。而四类行政边界的边界效应关系与20年和10年测度尺度的结果相同,即C类边界>B类边界>A类边界>D类边界,当城市之间的行政级别配对为“正部级—正厅级”时行政边界效应最大,其次为“正部级—准副省级”,“准副省级—正厅级”的行政边界效应最小。另一方面,行政边界对扩大城市用地扩张规模差距的正向促进作用依旧明显,但测度的显著性水平略有下降,即行政边界与城市用地扩张的显著性关系随时间尺度的缩小而降低。这一现象表明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效应越明显,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越显著。
Tab. 3
表3
表3城市用地扩张的行政边界效应（时间尺度：5年）
Tab. 3The border effect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every 5 years from 1990 to 2010
| A类边界 | B类边界 | C类边界 | ||||||
|---|---|---|---|---|---|---|---|---|
| （1990-1995） | （1995-2000） | （1990-1995） | （1995-2000） | （1990-1995） | （1995-2000） | |||
| ln(yt) | -0.189 | -0.402 | -0.189 | -0.402 | -0.189 | -0.402 | ||
| Border | 0.076 | 0.223 | 0.28 | 0.268 | 0.36 | 0.726 | ||
| 边界效应 | 1.079* | 1.250** | 1.323*** | 1.307* | 1.433*** | 2.067*** | ||
| R2 | 0.289 | 0.358 | 0.289 | 0.358 | 0.289 | 0.358 | ||
| D-W检验 | 1.6 | 2.2 | 1.6 | 2.2 | 1.6 | 2.2 | ||
| N | 78 | 78 | 78 | 78 | 78 | 78 | ||
| A类边界 | B类边界 | C类边界 | ||||||
| （2000-2005） | （2005-2010） | （2000-2005） | （2005-2010） | （2000-2005） | （2005-2010） | |||
| ln(yt) | -0.098 | -0.139 | -0.098 | -0.139 | -0.098 | -0.139 | ||
| Border | 0.196 | 0.12 | 0.363 | 0.146 | 0.491 | 0.268 | ||
| 边界效应 | 1.217** | 1.127* | 1.438*** | 1.157* | 1.634*** | 1.307** | ||
| R2 | 0.25 | 0.102 | 0.25 | 0.102 | 0.25 | 0.102 | ||
| D-W检验 | 1.7 | 1.9 | 1.7 | 1.9 | 1.7 | 1.9 | ||
| N | 78 | 78 | 78 | 78 | 78 | 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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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测度结果绘制行政边界效应演化进程图（图3）。对比时间尺度为20年和10年的测度结果,时间尺度缩小后,行政边界对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影响的阶段特征更加明显,边界效应经历了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以1990-1995年为基准,1995-2000年和2000-2005年的两个阶段边界效应均呈现增加趋势,2005-2010年,城市边界效应骤减;20年间,京津冀城市用地的扩张正从“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的“隐形阶段”后期过渡到“疏导阶段”。当三类边界效应组合为边长等于1的等边三角形时,不同城市间行政边界效应趋同,要素跨区域的高效、无差别流动弱化了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边界效应逐渐消失。如图2,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过程（1990-2010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 1990-1995年,三类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均处于较低水平,C类行政边界的作用大于A类和B类边界,并且边界效应差距呈现快速扩大的趋势。这一时期,京津冀城市群的行政边界效应从“隐形阶段”向“异化阶段”过渡。由于政策导向和等级属性的作用使得行政边界存在单向过滤性,周边地区的优势要素流向北京、天津,而京、津行政边界的存在阻滞了城市内部要素流向城市群范围内的其他城市,增长极的“极化”现象显现,“涓滴”现象不明显。一般地级市的扩张驱动力不足,城市用地规模较小;而要素的聚集则推动了核心城市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② 1995-2000年和2000-2005年,相对于1990-1995年,三类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的影响效应经历了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但边界对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屏障作用依然显著,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受到影响。该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处于行政边界效应的“异化阶段”。政策优势和行政边界的高等级属性推动北京、天津快速发展,而作为增长极的北京、天津,吸引力不断增强,容纳人口与产业的住宅用地和建设用地规模不断增加。区内其他城市发展现状和潜力远远滞后于北京和天津,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不断扩大。要素的差异性分布和低效流动严重制约了京津冀地区城市用地规模的增长。③ 2005-2010年,京津冀城市用地扩张从“异化阶段”过渡到“疏导阶段”。由于发展现状和需求的差异,城市间发展理念存在很大的差别。北京市更加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人才与科技创新等问题;天津市则强调市场体系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布局;而河北省把发展重点放在产业分工、能源与资源的开发利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布局[34]。为满足不同城市间的发展需求、推进城市群协同发展,行政边界的功能发生着变化。行政边界阻滞要素从核心城市流向周边城市的作用被弱化,跨越不同类型边界的要素双向流动日益频繁。这一阶段,边界的单向过滤性逐渐转变为双向疏导,而边界效应的趋小和同化现象则加速了城市群范围内要素的高效流动,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不断被弱化。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90-2010年行政边界效应演化图
-->Fig. 3The evolution diagram of administrative border effect every 5 years from 1990 to 2010
-->
4 结论与讨论
（1）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基于中国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特征和动力机制,以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为基础,构建中国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该模型将行政边界效应分为四个阶段,即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经历了低水平的平衡状态—核心城市的快速增长—边缘城市的快速增长—高水平的平衡状态这四个阶段。（2）1990-2010年,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过程从异化阶段初期过渡到疏导阶段后期。1990-1995年,行政边界效应从隐形阶段过渡到异化阶段,作为增长极的北京、天津,城市用地规模增长迅速;1995-2005年,城市用地扩张处于行政边界的异化阶段,要素的“极化”现象促进以工业用地、住宅用地为代表的城市建设用地的迅速增长,核心城市与周围城市的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逐渐拉大;2005-2010年为疏导阶段,要素流的“极化”与“涓滴”现象并存,城市间交流更加密切。快速城市化与产业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等推动了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间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不同行政级别城市间的扩张规模差距逐渐缩小。
（3）行政边界在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人为的空间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像一堵无形的高墙,阻碍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流的高效流动,而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城市用地空间扩张过程受到影响。基于行政边界的等级属性,将城市间的行政边界分为A类边界（准副省级—正厅级）、B类边界（正部级—准副省级）、C类边界（正部级—正厅级）和D类边界（正厅级—正厅级,准副省级—准副省级,正部级—正部级）。研究发现,四类边界效应的关系可以表述为：C类边界>B类边界>A类边界>D类边界,即城市群内部两个城市间的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强。如图3,当A、B、C三类边界的效应值构成边长为1的等边三角形时,边界效逐渐消失,城市间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差异性影响不再存在。两种平衡状态都会产生这一现象：一是低水平的平衡状态,即行政边界的隐形阶段;二是高水平的平衡状态,即行政边界的消融阶段。
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用地的扩张过程处于疏导阶段,城市间的联系愈加密切,要素流动的“涓滴”现象不断强化,城市间社会财富分布差距的缩小趋向明显。作为增长极的北京、天津,其城市用地趋于饱和,而河北省城市用地规模的拓展潜力较大。如何缓解京、津城市用地紧张现状的同时推动周边城市建设用地的高效开发成为疏导阶段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政策导向。通过产业转移改变京、津的城市用地格局,疏导城市群核心区过度密集的劳动力人口,缓解北京住宅用地的压力,同时推动周边城市的快速发展。而交通一体化的推进使城市间基础设施用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为职住分离提供了必备的硬件条件,城市群内部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步入正轨。
而作为有机整体的城市群,核心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城市用地的盲目扩张,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迫在眉睫。那么,如何合理的划定这条界限呢?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影响的导向作用不可忽视。根据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影响的阶段特征,定期、动态的划定与调整城市开发边界。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北京、天津城市用地趋于饱和,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应以限制城市“摊大饼”式外扩、提高已有城市用地的使用效率为基准;河北省其他地市的城市用地开发潜力巨大,这一阶段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应该重点圈定建设用地的开发范围,防止低效率的盲目扩张现象出现。而保护农业用地,实现人、地、景观的合理配置也是城市边界划定的重要原则。由于城市用地扩张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阶段的特征差异明显,这就需要对城市开发边界进行定期、动态的划定与调整。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本文阐述了行政边界区域的基本涵义，讨论了行政边界区域范围的确定，最后分析了行政边界区域的研究意义和目的，并提出了其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阐述了行政边界区域的基本涵义，讨论了行政边界区域范围的确定，最后分析了行政边界区域的研究意义和目的，并提出了其主要研究内容。 |
| [2] | . 边界是政治地理学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作为政治单元的国家地域范围的标志，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接触与彼此分离的几何线。正是由于它是国家与国家相接触之处，因而往往也是国家间发生摩擦、冲突之处。它是政治地理学的敏感之地，政治地理学家关注与研究热点。 边界是政治地理学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作为政治单元的国家地域范围的标志，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接触与彼此分离的几何线。正是由于它是国家与国家相接触之处，因而往往也是国家间发生摩擦、冲突之处。它是政治地理学的敏感之地，政治地理学家关注与研究热点。 |
| [3] | . 人文地理过程是陆地表层系统地理过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文从陆地表层系统科学的角度出 发，探讨了人文地理过程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组成部分，指出人口迁移过程和经济集聚一扩散过程是人文地理过程最重要的要素过程，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是人文地 理过程最直接的空间表达形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文地理过程模拟的核心内容，包括要素模拟和综合过程模拟；提出了人文过程模拟的主要数据源获得途径 与模拟方法，指出了人文地理过程模拟需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人文地理过程是陆地表层系统地理过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文从陆地表层系统科学的角度出 发，探讨了人文地理过程的基本内涵及主要组成部分，指出人口迁移过程和经济集聚一扩散过程是人文地理过程最重要的要素过程，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是人文地 理过程最直接的空间表达形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文地理过程模拟的核心内容，包括要素模拟和综合过程模拟；提出了人文过程模拟的主要数据源获得途径 与模拟方法，指出了人文地理过程模拟需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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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p>以Landsat MSS、TM、ETM 卫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利用遥感和GIS 手段，提取了长江三角洲地区5 个时相(1979 年、1990 年、1995 年、2000 年、2005 年) 城市用地信息，分析了城市用地扩展速度、扩展强度、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征，进而探讨了长江三角洲1979 年以来的城市空间生长过程。结果表明：① 1979 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增长呈明显的加快趋势，城市用地总体扩展强度也表现为不断提高。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用地的扩展强度表现为直 辖市> 地级市> 副省级市> 县(县级市)。② 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分维和稳定性特征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城市用地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城市用地增长过程和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联系。③ 长江三角洲城市生长表现出“一核二带”、“二核三带”、“四核四带”和“五核五带”的空间轨迹。</p> <p>以Landsat MSS、TM、ETM 卫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利用遥感和GIS 手段，提取了长江三角洲地区5 个时相(1979 年、1990 年、1995 年、2000 年、2005 年) 城市用地信息，分析了城市用地扩展速度、扩展强度、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征，进而探讨了长江三角洲1979 年以来的城市空间生长过程。结果表明：① 1979 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增长呈明显的加快趋势，城市用地总体扩展强度也表现为不断提高。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用地的扩展强度表现为直 辖市> 地级市> 副省级市> 县(县级市)。② 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分维和稳定性特征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城市用地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城市用地增长过程和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联系。③ 长江三角洲城市生长表现出“一核二带”、“二核三带”、“四核四带”和“五核五带”的空间轨迹。</p> |
| [7] | . <p>针对目前在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类型的划分与识别方面存在的问题,首次提出了基于夜间灯光图像像元灯光强度的时间变化特征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类型进行分类/识别的方法, 并应用该方法将中国1992~1998年间的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类型分成了3级7大类,进而对这些扩展类型的区域结构、空间分布和开发强度进行了分析,揭示了1992~1998年间中国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的一些主要特征。提出以像元为分析对象、并采用多级分类的方法,不仅实现了大尺度上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类型的快速识别,而且还在保证分类结果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衔接一致的前提下,提供了更为详细且符合实际的城市用地空间扩展信息。</p> <p>针对目前在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类型的划分与识别方面存在的问题,首次提出了基于夜间灯光图像像元灯光强度的时间变化特征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类型进行分类/识别的方法, 并应用该方法将中国1992~1998年间的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类型分成了3级7大类,进而对这些扩展类型的区域结构、空间分布和开发强度进行了分析,揭示了1992~1998年间中国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的一些主要特征。提出以像元为分析对象、并采用多级分类的方法,不仅实现了大尺度上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类型的快速识别,而且还在保证分类结果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衔接一致的前提下,提供了更为详细且符合实际的城市用地空间扩展信息。</p> |
| [8] | . <p>传统的城市土地扩张模型多为静态模型, 无法呈现空间上每一时间点的土地利用状况, 以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模型为代表的新型城市土地扩张模型虽然具有动态特性, 但其无法描述影响城市土地扩张的智能体(Agent) 之间所产生的多元变化结果。以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 理论为基础, 建立城市土地资源时间和空间配置规则, 构建了动态且能描述影响城市土地扩张的智能体(Agent) 间互动关系的城市土地扩张模型, 并以长沙市 区为例, 应用所构建之模型进行了城市土地扩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该模型可以反映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对于解释城市土地扩张的成因、理解智能体行为对城市土地 扩张过程的影响是合适的。并且将模拟结果与遥感土地利用解译结果对比, 1998 年、2001 年、2005 年城市土地扩张模拟的点对点精度均达到68%以上, 从而能够为政府和城市规划者 制定用地政策提供辅助决策支持。</p> <p>传统的城市土地扩张模型多为静态模型, 无法呈现空间上每一时间点的土地利用状况, 以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模型为代表的新型城市土地扩张模型虽然具有动态特性, 但其无法描述影响城市土地扩张的智能体(Agent) 之间所产生的多元变化结果。以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 理论为基础, 建立城市土地资源时间和空间配置规则, 构建了动态且能描述影响城市土地扩张的智能体(Agent) 间互动关系的城市土地扩张模型, 并以长沙市 区为例, 应用所构建之模型进行了城市土地扩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该模型可以反映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对于解释城市土地扩张的成因、理解智能体行为对城市土地 扩张过程的影响是合适的。并且将模拟结果与遥感土地利用解译结果对比, 1998 年、2001 年、2005 年城市土地扩张模拟的点对点精度均达到68%以上, 从而能够为政府和城市规划者 制定用地政策提供辅助决策支持。</p> |
| [9] | . 研究目的:研究江苏省城市用地扩张的变化特征和区域差异,探讨城 市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机制.研究方法: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结果:江苏城市用地呈总量上升趋势,城市用地扩展速率的区域差异明显.研究结论:城市用地变化的 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是城市用地扩张的根本驱动力,经济因素中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效益差异则是其直接诱导因素. 研究目的:研究江苏省城市用地扩张的变化特征和区域差异,探讨城 市用地扩张的主要驱动机制.研究方法: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结果:江苏城市用地呈总量上升趋势,城市用地扩展速率的区域差异明显.研究结论:城市用地变化的 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是城市用地扩张的根本驱动力,经济因素中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效益差异则是其直接诱导因素. |
| [10] | . <p>闽台因其区域自然背景及历史文化的相似性和经济发展时序递差性成为区域对比研究的理想对象之一。利用闽台相关统计资料对比显示,闽台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均体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并集中分布于台湾海峡两岸,与两岸的经济布局成东西呼应格局。从福建不同工业化区域以及台湾工业化阶段对比,闽台建设用地综合变动系数均经历了由工业化初期的稳定型或相对稳定型发展到工业化中期的剧变型,并于工业化后期步入缓变型的过程,但福建工业化初期及后期的综合变动系数值略低于台湾。相关指标对比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台湾而言福建产业结构变动率快于建设用地变化率,但福建工业化中期及后期区域的建设用地效率还明显低于台湾。通径分析的结果说明闽台建设用地变化的差异与两地经济发展阶段及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文章最后提出福建建设用地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发展对策。</p> <p>闽台因其区域自然背景及历史文化的相似性和经济发展时序递差性成为区域对比研究的理想对象之一。利用闽台相关统计资料对比显示,闽台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均体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并集中分布于台湾海峡两岸,与两岸的经济布局成东西呼应格局。从福建不同工业化区域以及台湾工业化阶段对比,闽台建设用地综合变动系数均经历了由工业化初期的稳定型或相对稳定型发展到工业化中期的剧变型,并于工业化后期步入缓变型的过程,但福建工业化初期及后期的综合变动系数值略低于台湾。相关指标对比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台湾而言福建产业结构变动率快于建设用地变化率,但福建工业化中期及后期区域的建设用地效率还明显低于台湾。通径分析的结果说明闽台建设用地变化的差异与两地经济发展阶段及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文章最后提出福建建设用地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发展对策。</p> |
| [11] | . <p>本文采用以城市土地利用年均扩展指数来表征城市空间扩展强度及其空间差异、以关联度系数来刻画要素因子对城市空间扩展影响机制的研究思路,初步构建了一种以城市土地利用面积、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生态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的指标系统,以此定量揭示城市空间扩展动态演变及其影响机制的评价方法。通过对重庆市1997年直辖以来近10年的城市空间扩展实证研究表明,重庆城市由直辖初期的"极核式"空间布局逐步发展成为由"分散集团式"和"集中型同心圆式"组合成的复合式空间格局。而经济水平的持续发展是重庆市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原因,政府引导下的大型项目建设及市场导向的乡村工业化建设过程,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影响要素和扩展机制之一。</p> <p>本文采用以城市土地利用年均扩展指数来表征城市空间扩展强度及其空间差异、以关联度系数来刻画要素因子对城市空间扩展影响机制的研究思路,初步构建了一种以城市土地利用面积、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生态以及其他因素相结合的指标系统,以此定量揭示城市空间扩展动态演变及其影响机制的评价方法。通过对重庆市1997年直辖以来近10年的城市空间扩展实证研究表明,重庆城市由直辖初期的"极核式"空间布局逐步发展成为由"分散集团式"和"集中型同心圆式"组合成的复合式空间格局。而经济水平的持续发展是重庆市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原因,政府引导下的大型项目建设及市场导向的乡村工业化建设过程,是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影响要素和扩展机制之一。</p> |
| [12] | . 文章简述了我国特大城市从 1990年到2001年的城市用地增长情况,综合选取10个因素作为特大城市建设用地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数据。用相关分析法得出所选影响因素的 Pearson相关系数,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特大城市建设用地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剔除次要影响因素,再应用偏相关分析法得出各显著影响因素偏相关 系数,进而根据偏相关系数判断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最后提出有利于各地区特大城市建设用地健康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 文章简述了我国特大城市从 1990年到2001年的城市用地增长情况,综合选取10个因素作为特大城市建设用地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数据。用相关分析法得出所选影响因素的 Pearson相关系数,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特大城市建设用地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剔除次要影响因素,再应用偏相关分析法得出各显著影响因素偏相关 系数,进而根据偏相关系数判断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最后提出有利于各地区特大城市建设用地健康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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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Barry Boswor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Gur Ofer (Hebrew University) Reforming PlannedEconomies in an in the formerly planned economies are trying to adopt reforms modeled on borders,such as com- petition and antitrust rules,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duct standards |
| [15] | The paper confirms a strikingly large effect of national borders on trade patterns. Estimates comparing trade among Canadian provinces with that between Canadian provinces and US states show interprovincial trade in 1988–90 to have been more than 20 times as dense as that between provinces and states, with some evidence of a downward trend since, owing to the post-FTA growth in trade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SA. Using approximate data for the volumes and distances of internal trade in OECD countries, the 1988–92 border effect for unrelated OECD countries is estimated to exceed 12. Estimates from a census-based gravity model of interprovinci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how a much higher border effect for migration than for trade, with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mong the Anglophone provinces almost 100 times as dense as that from US states to Canadian provinces. |
| [16] | Gravity equations have been widely used to infer trade flow effects of variou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e show that estimated gravity equations do not hav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is implies both that estimation suffers from omitted variables bias and that comparative statics analysis is unfounded. We develop a method that (i) consistently and efficiently estimates a theoretical gravity equation and (ii) correctly calculates the comparative statics of trade frictions. We apply the method to solve the famous McCallum border puzzle. Applying our method, we find that national borders reduce trade betwe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y moderate amounts of 20-50 percent. |
| [17] | ABSTRACT The measured effect of national borders on trade seems too large to be explained by the apparently small border-related trade barriers. This puzzle was first presented by McCallum (1995) and has gone on to spawn a large and growing literature on so-called border effects. We argue in this paper that, because distances are always mismeasur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border effects may have been mismeasured in a way that leads to a systematic overstatement. Our goal here is to develop a correct measure of distance that would be consistent for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intra-national trade flows. We show how use of the existing methods for calculating distance leads to "illusory" border and adjacency effects. We then apply our methods to data on interstate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member trade in the European Union. We find that our new distance measure reduces the estimated border and adjacency effects but does not eliminate them. Thus, while we do not solve the border effect puzzle, we do show a way to shrink it. |
| [18] | Failures of the law of one price explain much of the variation in real C.P.I. exchange rates. We use C.P.I. data for U.S. cities and Canadian cities for 14 categories of consumer prices to examine the nature of the deviations from the law of one price. The distance between cities explain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he variation in the prices of similar goods in different cities. But, the variation of the price is much higher for two cities locat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an for two equidistant cities in the same country. By our most conservative measure, crossing the border adds as much to the volatility of prices as adding 2500 miles between cities. |
| [19] | . 基于贸易扩张的新型要素模型, 我们利用2000—2007年样本度量了国内和国际市场潜力指标并经验考察我国贸易二元边际的发展趋势;实证研究发现国内外市场潜力构成贸易二元扩张的需 求动因,结论认为两个层次的市场潜力对外延边际的作用力均高于内延边际,国内市场潜力对二元边际的扩张作用高于国际市场潜力的解释力度;大国经济独有的" 双重优势"有待强化,即体现多样性优势的外延边际和体现规模优势的内延边际仍需并驾齐驱。政策意义还在于揭开"内外需发展之困",即贸易外需扩张要扩大区 域市场边际,获得地理多样性的竞争优势,贸易内需市场需要克服"边界效应",获得深度的市场潜力空间。 基于贸易扩张的新型要素模型, 我们利用2000—2007年样本度量了国内和国际市场潜力指标并经验考察我国贸易二元边际的发展趋势;实证研究发现国内外市场潜力构成贸易二元扩张的需 求动因,结论认为两个层次的市场潜力对外延边际的作用力均高于内延边际,国内市场潜力对二元边际的扩张作用高于国际市场潜力的解释力度;大国经济独有的" 双重优势"有待强化,即体现多样性优势的外延边际和体现规模优势的内延边际仍需并驾齐驱。政策意义还在于揭开"内外需发展之困",即贸易外需扩张要扩大区 域市场边际,获得地理多样性的竞争优势,贸易内需市场需要克服"边界效应",获得深度的市场潜力空间。 |
| [20] | . 本文在D-S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使用边界效应的方法来构建计量模型,以我国 1996~2011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估计边界效应来分析我国国内市场一体化以及我国边界效应的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 影响我国边界效应的因素。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区域间存在明显的边界壁垒,中西部贸易壁垒高于东部;我国的平均边界效应存在上升趋势,国内市场并非走向一体 化,特别地由于财税制度的改革2001年平均边界效应增幅最快,之后各种经济区和经济带的建设使得增长率小幅下降;自然壁垒不是影响边界效应的主要因素, 行政人为干预才是影响我国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本文在D-S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使用边界效应的方法来构建计量模型,以我国 1996~2011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估计边界效应来分析我国国内市场一体化以及我国边界效应的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 影响我国边界效应的因素。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区域间存在明显的边界壁垒,中西部贸易壁垒高于东部;我国的平均边界效应存在上升趋势,国内市场并非走向一体 化,特别地由于财税制度的改革2001年平均边界效应增幅最快,之后各种经济区和经济带的建设使得增长率小幅下降;自然壁垒不是影响边界效应的主要因素, 行政人为干预才是影响我国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
| [21] | . 采用Barro 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 构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对行政区边界效应的度量方法, 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对20世纪90年代江苏与浙江、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邹检验发现, 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结构性的差异, 进一步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 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存在一体化的趋势, 但存在着边界效应; 从变动态势上看, 上海与江苏的边界效应越来越小, 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存在增加的趋势, 同时, 江苏与浙江的边界在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减少。最后, 从自然条件、历史发展、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分析了边界效应及演变的原因。 采用Barro 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 构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对行政区边界效应的度量方法, 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对20世纪90年代江苏与浙江、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邹检验发现, 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结构性的差异, 进一步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 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存在一体化的趋势, 但存在着边界效应; 从变动态势上看, 上海与江苏的边界效应越来越小, 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存在增加的趋势, 同时, 江苏与浙江的边界在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减少。最后, 从自然条件、历史发展、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分析了边界效应及演变的原因。 |
| [22] | . 运用经济增长收敛性模型、Barro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和Head与Mayer修正后的边界效应模型对1988年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边界效应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边界效应在减小,趋同性在增加。进入21世纪,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区域边界内的利益最大化,使得江苏与上海、浙江的边界屏蔽效应增大,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任重道远。 运用经济增长收敛性模型、Barro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和Head与Mayer修正后的边界效应模型对1988年以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边界效应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边界效应在减小,趋同性在增加。进入21世纪,地方政府追求行政区域边界内的利益最大化,使得江苏与上海、浙江的边界屏蔽效应增大,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任重道远。 |
| [23] | 正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一种形式,并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得到强化。本书综合运用国际经济贸易地理学、制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边界、边界效应、边 境区位等的系统研究,揭示以上三者对跨边界区域经济合作的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影响, 以及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机制、制度安排和组织特征等问题,并借鉴国外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案例和发展经验,研究了我国参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 作实践的发展途径。 正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一种形式,并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得到强化。本书综合运用国际经济贸易地理学、制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边界、边界效应、边 境区位等的系统研究,揭示以上三者对跨边界区域经济合作的次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影响, 以及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机制、制度安排和组织特征等问题,并借鉴国外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案例和发展经验,研究了我国参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 作实践的发展途径。 |
| [24] | . 淮海经济区是我国典型的省际边 界区域。运用Barro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对淮海经济区1995年到2005年间的边界效应进行了定量测定,得出苏鲁豫皖4省边界效应存在着一体化边界 和疏远型边界2种类型,一体化边界包括苏鲁边界、苏皖边界、豫皖边界;疏远型边界包括鲁豫边界、鲁皖边界和苏豫边界。淮海经济区边界效应产生的机制包括边 界的"切变效应"、自然与历史基础、中部崛起政策的提出。 淮海经济区是我国典型的省际边 界区域。运用Barro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对淮海经济区1995年到2005年间的边界效应进行了定量测定,得出苏鲁豫皖4省边界效应存在着一体化边界 和疏远型边界2种类型,一体化边界包括苏鲁边界、苏皖边界、豫皖边界;疏远型边界包括鲁豫边界、鲁皖边界和苏豫边界。淮海经济区边界效应产生的机制包括边 界的"切变效应"、自然与历史基础、中部崛起政策的提出。 |
| [25] | . 在城市群主导区域发展的空间背景下,城市群间的相互作用已形成一种新的边界地区。提出城市群间相互作用的边界效应模型,并重构了边界地区的发展阶段。以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及信阳市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边界效应模型能够测度城市群间相互作用对其边界地区的可能影响;现阶段,武汉城市圈与中原城市群间的相互作用为信阳市发展提供了较大的介入机会,但尚未形成显著的边界效应,可能原因是信阳市自身的介入能力不足,说明边界效应是外部介入机会与内部介入能力耦合作用的结果;与此相对应,信阳市总体上仍处于地方化主导的发展阶段,推进区域化进程将是其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研究结论能够为城市群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边界地区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在城市群主导区域发展的空间背景下,城市群间的相互作用已形成一种新的边界地区。提出城市群间相互作用的边界效应模型,并重构了边界地区的发展阶段。以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及信阳市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边界效应模型能够测度城市群间相互作用对其边界地区的可能影响;现阶段,武汉城市圈与中原城市群间的相互作用为信阳市发展提供了较大的介入机会,但尚未形成显著的边界效应,可能原因是信阳市自身的介入能力不足,说明边界效应是外部介入机会与内部介入能力耦合作用的结果;与此相对应,信阳市总体上仍处于地方化主导的发展阶段,推进区域化进程将是其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研究结论能够为城市群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边界地区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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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 <p>综述了西方城市土地利用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较深入地评析了各种研究方法与理论派系的独到功力及其局限性。并结合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进展,提出今后应加强城市土地利用区位经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及城市土地开发过程的政治经济分析</p> <p>综述了西方城市土地利用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较深入地评析了各种研究方法与理论派系的独到功力及其局限性。并结合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进展,提出今后应加强城市土地利用区位经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及城市土地开发过程的政治经济分析</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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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 Lucas(1988，2002)一直强调城市具有不同于国家、省区层面上的经济增长特性，但为现有的有关文献所忽视。本文采用趋同分析的标准方法，就我国216个地级及其以上城市展开讨论，结果发现，与我国省区趋同模式不同，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存在δ趋同和绝对β趋同；从趋同机制上看，我国城市层面上同时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趋同机制。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且有助于对我国地区差距的进一步理解。 Lucas(1988，2002)一直强调城市具有不同于国家、省区层面上的经济增长特性，但为现有的有关文献所忽视。本文采用趋同分析的标准方法，就我国216个地级及其以上城市展开讨论，结果发现，与我国省区趋同模式不同，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存在δ趋同和绝对β趋同；从趋同机制上看，我国城市层面上同时存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趋同机制。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且有助于对我国地区差距的进一步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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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 正近10多年来,趋同分析是实证宏观经济学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这是因为,从理论的角度看, 趋同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而新增长理论,特别是早期的AK类型经济增长理论,预言的是趋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否存在趋同就成了实证检验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具有两个大型的跨国数据库,即Maddison 跨国数据(Maddison,1982)和Heston-Summers跨国数据(Heston Summers,1991),这为趋同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近10多年来,趋同分析是实证宏观经济学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这是因为,从理论的角度看, 趋同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而新增长理论,特别是早期的AK类型经济增长理论,预言的是趋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否存在趋同就成了实证检验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具有两个大型的跨国数据库,即Maddison 跨国数据(Maddison,1982)和Heston-Summers跨国数据(Heston Summers,1991),这为趋同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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