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Self-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extension and the planning effect evaluation: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DENGYu收稿日期:2015-08-4
修回日期:2015-12-10
网络出版日期:2016-02-2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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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自然历史现象[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城镇化在引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地位,同时提出了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的重大要求。在“三个一亿”重要战略部署的大背景下,中国各类城镇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2]。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重度雾霾、不断敲响的耕地红线警钟、越发严峻的结构性缺水问题,都在呼唤人口集中、经济集聚和生态环境保育区设置的空间优化。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空间规划体系,在指导区域空间开发方向、重点与强度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空间管控效应严重受制于垂直衔接差、水平协调难与法律保障弱,而其对城市空间扩展引导失效的症结源于忽视了城市是典型的复杂自组织系统,忽略了顾及城市空间自组织特征与机制的理性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尤以正处于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市场化进程中的转型期中国为甚[3]。城市空间演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4,5]。随着复杂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区域系统复杂性研究,逐步形成了以协同城市、混沌城市、智能城市、网格—主体城市为代表的自组织城市研究流派[6-8],成功地对快速发展的城市及城市体系进行了有效的描述和解释[9]。城市扩展的自组织特征表现为择优而居,有着蔓延发展的惰性[10]。空间自组织有着连续性和复杂性并存的特点,由此导致了城市空间扩展的不确定性,从而根本上制约了传统线性模型的预测精度[3]。纵使是复杂性模型层出不穷的今天,亦只能无限逼近客观实际,进而佐证了城市空间扩展的不完全预知性。城市空间自组织是城市达到大数定律后潜在的发展机制,只要复合了理性空间规划体系的引导约束作用,可有效促使城市空间的良性扩展[11]。但是,一个非理性或失调的空间规划体系往往致使空间自组织机制失效,错过跳出原有空间发展路径的机会,形成了城市中心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热岛效应加剧、环境恶化、人居环境退化、老城的衰败、郊区的蔓延等一系列问题[12]。例如,北京的“摊大饼”式的蔓延发展无不与其“圈层式”空间规划和“棋盘式”交通设施规划有着极大关系[13]。再如,产业空间重构不力与交通建设滞后引发通州、回龙观和天通苑新城的职住分离与交通拥堵问题[14];又如,城市功能布局欠妥与轨道交通超前布局带来的高铁站域“空城”问题等[15-17]。因此,迫切需要对城市空间扩展的自组织机制予以深入认识,甄别各类空间规划的规划管控效应,从而提出一种顾及城市自组织机制的城市空间管控方案。
已有研究着重对城市自组织机制的阐释、刻画和模拟,少有对城市自组织的空间特征进行量化表征,更鲜见针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各类规划管控效应的定量研究。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构建用于阐释城市空间扩展机制的空间逻辑斯蒂模型,根据模型结论,梳理城市空间自组织的连续性和复杂性特征;其次,采用相同模型对研究区全域、城市规划建设区、非城市规划建设区的定量对比研究,揭示出城市建设分区规划和交通设施规划的管控效应与差异;最后,提出一种顾及城市自组织机制的空间规划与交通建设规划相协调的综合管控方案,共同引导城市空间的良性增长。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以北京市城区,即北京城市六环快速路所通过和涵盖的地域作为研究区,包括首都核心功能区、城市规划建设区及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全部,以及城市发展新区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部分区域,涵盖了通州、昌平和顺义等市辖区的部分区域,共162个街道（乡镇）单元,空间分布如图1所示。通过分析与模拟研究区2000-2010年的城市空间扩展情况,重点展示其空间自组织特征,并揭示空间规划的管控效应。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研究区位置
-->Fig. 1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
2.2 空间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随着城市与区域研究相关理论的不断兴起,例如人文生态学理论、经济地理学、人口空间结构理论、行为学理论、城市结构理论、发展模式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系统动力学、元胞自动机、多智能体等计算机空间模拟技术也在突飞猛进,而且被广泛应用到城市空间扩展模拟的理论与实践中。这些新的研究框架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系统动力学模型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探求区域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从而直接服务于政策制定。但是,该类模型在揭示城市发展空间特征方面显得捉襟见肘,也很难把空间影响因素映射到模拟模型中。第二类模型是以元胞自动机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该类方法易于吸纳空间信息,并共同探求模拟区域的发展变化。但是,此类模型擅长时空变化的模拟,却无法满足对驱动机制的探讨。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空间逻辑斯蒂回归的成果表
-->Fig. 2Results of the model
-->
空间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兼顾了城市空间扩展模拟与驱动机制提炼的双效功能,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模拟体系中显得尤为重要[18,19]。因此,本文采用空间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来定量模拟城市空间扩展,刻画自变量与因变量城市扩展的关系,从而凝炼出城市空间扩展的自组织特征。逻辑回归模型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是因变量,表示在解释变量取值x的情况下,事件Y发生的概率;x1,x2,…,xn为自变量;β0,β1,…,βn为待求回归系数,它们的数值代表了每一个自变量对因变量P的贡献,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或Newton-Raphson法即可求解各个回归系数。
城市空间扩展的因变量表征了某一时期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1”代表了本时期土地利用类型由农用地转变为了建设用地;“0”代表了本时期土地利用类型保持不变。解释变量包括可达性变量、邻域变量、自然因素变量、规划变量以及社会经济变量五大类（表1）[20,21]。其中,可达性变量包括与城市中心的可达性、CBD的可达性、就业中心的可达性、工业中心的可达性、地铁站点的可达性以及高速可达性;邻域变量包括邻域建设用地、邻域农业用地、邻域林业用地及邻域水域用地百分比;自然因素变量主要考虑高程对城市扩展的影响,随着高程的增加将增大城市建设的成本与难度。规划变量采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对建设限制性分区的基本成果,将研究区划定为城市建设区与非建设区。社会经济变量包括人口数量及其变化,以及第二、第三产业企业的数量及其变化。
Tab. 1
表1
表1模型的指标架构
Tab. 1Indicators of model
| 变量名称 | 时间节点 | 变量类型 | 变量统计 | |||
|---|---|---|---|---|---|---|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平均值 | 方差 | |||
| 因变量 | ||||||
| 转换概率 | 2000-2010 | 离散变量 | ||||
| 解释变量 | ||||||
| 可达性（min） | ||||||
| 与城市中心的距离I | 2000 | 连续变量 | 0 | 193.22 | 51.75 | 48.01 |
| 与城市中心的距离Ⅱ | 2010 | 连续变量 | 0 | 169.84 | 43.99 | 40.31 |
| 与CBD的距离I | 2000 | 连续变量 | 0 | 191.13 | 47.91 | 45.90 |
| 与CBD的距离Ⅱ | 2010 | 连续变量 | 0 | 164.37 | 40.65 | 38.21 |
| 与就业中心的距离I | 2000 | 连续变量 | 0 | 186.63 | 41.30 | 41.84 |
| 与就业中心的距离Ⅱ | 2010 | 连续变量 | 0 | 164.37 | 33.16 | 33.78 |
| 与工业中心的距离I | 2000 | 连续变量 | 0 | 186.63 | 39.84 | 39.80 |
| 与工业中心的距离Ⅱ | 2010 | 连续变量 | 0 | 154.53 | 30.59 | 30.50 |
| 与地铁站的距离I | 2000 | 连续变量 | 0 | 174.47 | 62.46 | 34.75 |
| 与地铁站的距离Ⅱ | 2010 | 连续变量 | 0 | 147.40 | 37.41 | 25.92 |
| 与高速路的距离I | 2000 | 连续变量 | 0 | 154.79 | 35.99 | 29.42 |
| 与高速路的距离Ⅱ | 2010 | 连续变量 | 0 | 100.52 | 13.71 | 13.62 |
| 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变化 | 2000-2010 | 连续变量 | -6.28 | 78.26 | 7.77 | 11.64 |
| 与城市CBD距离的变化 | 2000-2010 | 连续变量 | -4.99 | 78.89 | 7.35 | 11.47 |
| 与就业中心距离的变化 | 2000-2010 | 连续变量 | -7.22 | 74.26 | 8.15 | 11.30 |
| 与工业中心距离的变化 | 2000-2010 | 连续变量 | -7.41 | 79.39 | 9.25 | 12.62 |
| 与地铁站距离的变化 | 2000-2010 | 连续变量 | -4.5 | 91.13 | 25.03 | 19.32 |
| 与高速路距离的变化 | 2000-2010 | 连续变量 | -0.07 | 114.44 | 22.25 | 23.92 |
| 邻域变量（%） | ||||||
| 邻域建设用地百分比 | 2000 | 连续变量 | 0 | 1 | 0.42 | 0.32 |
| 邻域农用地百分比 | 2000 | 连续变量 | 0 | 1 | 0.33 | 0.28 |
| 邻域林业用地百分比 | 2000 | 连续变量 | 0 | 1 | 0.11 | 0.18 |
| 邻域水域百分比 | 2000 | 连续变量 | 0 | 1 | 0.06 | 0.13 |
| 自然变量（米） | ||||||
| 高程 | 连续变量 | -126 | 1234 | 53.62 | 88.05 | |
| 规划变量 | ||||||
| 城市规划 | 2004 | 离散变量 | ||||
| 社会经济变量 | ||||||
| 总人口I（人） | 2000 | 连续变量 | 2542 | 215532 | 47221 | 32033 |
| 总人口Ⅱ（人） | 2010 | 连续变量 | 5000 | 359400 | 88742 | 57245 |
| 人口增长率（%） | 2000-2010 | 连续变量 | -0.63 | 8.36 | 1.09 | 1.16 |
| 企业数量I（个） | 2004 | 连续变量 | 123 | 6140 | 1132 | 951.62 |
| 第二产业企业数量I（个） | 2004 | 连续变量 | 10 | 1021 | 168 | 164.94 |
| 第三产业企业数量I（个） | 2004 | 连续变量 | 46 | 5895 | 967 | 919.99 |
| 企业数量Ⅱ（个） | 2008 | 连续变量 | 179 | 8917 | 1719 | 1401.38 |
| 第二产业企业数量Ⅱ（个） | 2008 | 连续变量 | 10 | 1461 | 190 | 227.52 |
| 第三产业企业数量Ⅱ（个） | 2008 | 连续变量 | 82 | 8683 | 1528 | 1357.71 |
| 企业数量变化率（%） | 2004-2008 | 连续变量 | -0.14 | 1.87 | 0.53 | 0.30 |
| 第二产业企业数量变化率（%） | 2004-2008 | 连续变量 | -0.59 | 0.91 | 0.06 | 0.23 |
| 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变化率（%） | 2004-2008 | 连续变量 | -0.05 | 2.00 | 0.65 | 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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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天安门作为城市中心。考虑就业中心、工业中心等影响因素,根据北京第二次经济普查年鉴的基本成果以及基于2004年和2008年北京市经济普查数据对北京市就业密度空间格局等甄别成果[22-24],本文选取北京CBD与金融街作为CBD区域;朝阳CBD、亦庄、通州、酒仙桥等作为就业中心;亦庄、石景山、上地、中关村、酒仙桥等作为工业中心。选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的道路交通图,将其配准到谷歌地球上进行数字化,最终得到北京市城市道路空间数据。为了准确刻画城市全局的可达性,本文全面考虑城市地铁对城市通勤的影响,采用矢栅一体化的可达性量算方法计算得到与城市中心的可达性、CBD的可达性、就业中心的可达性、工业中心的可达性、地铁站点的可达性以及高速可达性6个方面的区域综合交通可达性情况（表1）。
3 结果分析
3.1 城市空间自组织的连续性特征分析
根据空间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仅有2010年总人口、2008年第二产业企业数量及2008年第三产业企业数量3个变量不显著,其他变量均对城市空间扩展解释显著。表征可达性静态指标与动态变化指标均与城市空间扩展呈负相关。静态可达性的负相关是指城市空间扩展方向优先选择与城市中心距离更近的区位,在北京市“圈层式”空间规划和“棋盘式”交通设施规划的背景下,城市蔓延现象的出现则不足为奇。动态可达性变化指标的负相关结果表明,在该时间阶段可达性改善效果越大的区域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土地开发概率。实际上,此类可达性优化区域往往是新近建设的轨道交通设施经过之地,由于远离城市中心城市建设带有显著的时滞性。而且,结合邻居建设用地百分比呈正相关;农用地、林业用地及水域用地比例呈负相关的结果来看,城市空间扩展更加倾向于在成熟的建成区周围。高程的相关系数趋近为零,与研究区内高程具有良好的空间同质性相关,而且随着技术手段的提升,高程作为土地开发的门槛在不断减弱。城市总体规划在指导城市空间扩展的纲领性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其法律效应逐年增强。2005年颁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对北京城市空间的合理开发与有序拓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城市规划建设区的影响系数达到0.57,处于各类影响因素作用强度之首。在城市发展战略与城市规划的引导下,产业空间重构也对城市空间扩展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第二产业企业数量变化率呈正相关,而第三产业企业数量变化率呈负相关。第二产业外迁预示着新的工业用地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增加。与此同时,第三产业逐步置换了占据城市中心位置、集约条件差的第二产业,但第三产业的用地区域主要以旧城改造为主,而且用地性质以高容积率的写字楼为特征。论证了第二产业的空间布局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也暗示了第三产业集约高效的用地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城市空间扩展受城市“面状”空间规划与“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引导下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自组织性。此类自组织特性和机制,可以采用诸如本文使用的空间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予以识别和探讨,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例如,城市空间扩展方向优先布局在可达性优越的区域、更加倾向于成熟建成区的集中拓展、抑或在各类产业园区集聚发展等。
3.2 城市空间自组织的复杂性特征分析
城市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系统,由众多主体和要素构成,这些要素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紧密和频繁地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表征为城市空间扩展的确定性与可预知性,也可以因为非线性复杂作用产生空间突变。过空间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已经表明,城市空间扩展的自组织现象显著。进一步通过空间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模拟2010年的建设用地分布表明,发现空间逻辑斯蒂模型所揭示的城市空间扩展机制仅仅能够正确地解释城市扩展的70%。如图3所示,得以准确预测的新增建设用地往往分布在已有建设用地周围或城市规划建设区附近。而远离建设用地和规划区的地域却是模型无法准确预知的,从而说明了城市作为自组织系统同时具备了可预知性和不可预知性特征。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基于空间逻辑斯蒂模型的城市扩展模拟结果
-->Fig. 3Simulation of urban expansion
-->
图4分别统计了与建成区不同距离的新增建设用地数量和模型正确模拟的比例。可以看到,新增建设用地基本集中在距建成区300~700 m的区域,此区域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累积达到总新增面积的近95%。而且随着远离建成区距离的增加,新增建设用地的数量就会迅速减少。细致观察模型模拟的正确预测率变化曲线（图4）,即使在建成区周围模型模拟的正确率也无法达到100%,而且随着远离建成区新增建设用地的减少,正确率也在陡减。表明了虽然城市空间自组织的连续性特征显著,但是依然无法抹灭城市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所存在的突变性。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当前众多基于复杂性理论的空间预测模型层出不穷,却也只能无限逼近真实世界,不能在预测准确性上做到尽善尽美。城市空间扩展的复杂性特征是城市自组织的固有属性,也是对弹性规划管控强烈诉求的重要症结所在。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新增建设用地数量与预测正确率随远离建成区距离的动态变化示意
-->Fig. 4Trend lines of prediction accuracy for new construction land
-->
3.3 城市空间扩展的规划管控与效应评估
在《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认定北京为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设定了“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的发展目标,要求逐步形成“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为了有效引导并调控城市空间扩展方向,规划对北京市的空间建设范畴进行了空间建设限制性分区。随后,《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功能区域发展规划》首次打破按行政区划编制区域经济,将北京分成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四大城市功能区。首都功能核心区将进一步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功能;城市功能拓展区将发展和完善中关村科技园区、CBD和奥林匹克中心区的相应功能,并发展西部地区的中央休闲区功能,构造面向全国和世界的高端服务业重点发展区域,建设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基地;城市发展新区注重顺义、通州和亦庄等重点新城建设,要以各级产业园区及各类农业园区为依托,吸引和聚集国际国内先进制造企业,逐步将该区域建设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的主要聚集区,疏散主城区人口、拓展城市功能的重要区域;生态涵养发展区取消GDP发展考核目标,着重构建首都发展的绿色屏障。纵观城市总体规划与区域发展规划,均希望改变单中心的空间格局,走出以环线扩张的“同心圆”模式,通过加强新城建设,协调与中心城发展关系,构筑分工明确的多层次空间结构。但是,如图5所示,城市规划建设区均镶嵌在城市环路之间,规划建设的多个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城市职能中心,包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中央商务区、海淀山后地区科技创新中心、顺义现代制造业基地、通州综合服务中心、亦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和石景山综合服务中心等,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意义的疏散中心城区人口与功能的城市副中心,加之职能单一化、缺乏配套产业建设,间接加重了中心城市的交通负荷。可见,“圈层式”空间规划和“棋盘式”交通设施规划固化了城市单中心的发展模式。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规划建设区与新增建设用地示意图
-->Fig. 5Planning-construction area and new construction land
-->
为了进一步揭示和佐证城市建设分区规划和交通设施规划的管控效应与差异,分别采用空间逻辑斯蒂回归对研究区全域、城市规划建设区、非城市规划建设区进行定量对比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与全域模型结果不同的是,在规划建设区内的动态可达性主因子及邻域建设用地百分比对城市空间扩展影响变为不显著,且模型结果中没有与城市建设用地新增呈正相关的影响因素。反观规划建设区外的动态可达性主因子以及邻域建设用地的影响情况,与全域结果相比较,前者的负相关系数增至-0.004,后者的正相关系数提高了0.005,直接体现了在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影响下城市空间自组织的区位择优发展特征。然而,在规划建设区范围内,表征城市扩展的区位择优机制和临近建成区拓展现象将失效,充分说明了“面状”空间规划在引导城市扩展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要以“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为基础,并科学使用、谨慎布局“面状”空间规划,才能有效预防规划失效并引导城市空间良性扩展。这也从模型角度反映了空间规划管控的重要意义,一套理性地空间规划管控体系的重大价值,并解释了北京市单中心蔓延发展成因的规划缘由。
Tab. 2
表2
表2多方案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对比
Tab. 2Comparison with several schemes
| 显著性 | 模型区域 | 变量影响系数 | |||||||||||||
|---|---|---|---|---|---|---|---|---|---|---|---|---|---|---|---|
| X1 | X2 | X3 | X4 | X5 | X6 | X7 | X8 | X9 | X10 | X11 | X12 | X13 | X14 | ||
| 显著 | 全域 | 0.57 | -0.32 | -0.13 | 0.02 | -0.01 | -0.02 | -0.02 | 0 | 0 | 0.51 | -0.38 | 0.64 | ||
| 规划建成区 | - | -0.006 | -0.040 | -0.044 | -0.073 | -0.014 | 0 | 6.353 | |||||||
| 非规划建成区 | - | -0.003 | -0.004 | 0.025 | -0.007 | -0.013 | -0.019 | -0.003 | 1.073 | ||||||
| 不显著 | 全域 | 0 | 0 | ||||||||||||
| 规划建成区 | - | 0.001 | -0.014 | 0 | 0 | 0.927 | -0.918 | ||||||||
| 非规划建成区 | - | 0 | 0 | 0 | 0.602 | -0.4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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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1）城市空间自组织是一种潜在的城市发展机制,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与转型时期,突出展现出连续性与复杂性并存的特点。一方面,城市空间扩展表现出优先布局在可达性优越的区域、更加倾向于成熟建成区的集中拓展、抑或在各类产业园区集聚发展的特征。另一方面,城市空间自组织的复杂性特征决定了其不完全可预知性。于是,在不断采用新理念、新方法预测城市空间扩展的同时,更加应该提高空间规划应对未知干扰的适应能力,构建一种弹性空间规划结构。（2）当前中国正在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在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城市自组织机制的基础上,将城市自组织机制与他组织机制相结合,显得尤为重要。管理者在确定对城市实施他组织机制干预的同时,应当遵从城市演化的区位择优机制和临近建成区拓展等自组织规律,重视“面状”建设性分区等空间规划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强制性管控作用和“点线状”交通建设规划的空间引导作用。构建好一套以自下而上的“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为基础,充分发挥好自上而下的“面状”空间规划的强制管制功能的综合管控方案,共同引导城市空间的良性增长,避免出现规划失效引起的城市建设浪费,甚至是城市无序发展。
（3）充分把握空间规划的待选模式,甄别各类模式的实施手段与效果,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国情的空间规划模式。在中国当前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尽可能得实施以轨道交通建设为主体的交通设施规划,不失时机地发展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等模式引导城市空间扩展,警惕美国式车轮上的城市化、郊区化以及逆城市化模式的发生。同时,要合理安排各类空间规划的建设时序,规避因空间规划体系失调带来的规划实质性失效。
致谢：感谢仇保兴老师的悉心指导。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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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正当前我国城镇化是一个非常热 门的话题,城镇化关系到每个国民,每个人都可以对城镇化发表独到的见解。今年初以来由国家某部委牵头编制中国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虽经几轮讨论,意见仍 然很难统一。原因是城镇化涉及的因素太多、包含的内容太广,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到城镇化中去,每位****肯定都可以从本行业的知识角度对城镇化讲出一大套 道理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城镇化这样复杂的问题怎么开展研究呢?实际上,依据学术界长期积累的经验,凡对庞大、复杂而又长远的问题,常常 . 正当前我国城镇化是一个非常热 门的话题,城镇化关系到每个国民,每个人都可以对城镇化发表独到的见解。今年初以来由国家某部委牵头编制中国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虽经几轮讨论,意见仍 然很难统一。原因是城镇化涉及的因素太多、包含的内容太广,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到城镇化中去,每位****肯定都可以从本行业的知识角度对城镇化讲出一大套 道理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城镇化这样复杂的问题怎么开展研究呢?实际上,依据学术界长期积累的经验,凡对庞大、复杂而又长远的问题,常常 |
| [3] | . 本文从分析当代城市规划学发展 的困惑的表象和原因入手,进而提出城市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CAS)的基本特征,并据此归纳出城市规划学变革的方法论——新理性主义的四方面特征:从单一 连续性转向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并存;从注重确定性转向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并存;从突出城市的可分性转向可分性与不可分性并存;从严格的可预见性转向可预见性与 不可预见性并存。进而从这四方面"并存"提出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规律的城市规划变革七方面重点,即: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期中评价;推行低冲击开发模式;强 调层层嵌套式的城市结构;倡导用地混合与交往空间;实施从下而上的"社区魅力再造";提倡弹性的规划结构;形成城市群的协同机制。 本文从分析当代城市规划学发展 的困惑的表象和原因入手,进而提出城市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CAS)的基本特征,并据此归纳出城市规划学变革的方法论——新理性主义的四方面特征:从单一 连续性转向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并存;从注重确定性转向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并存;从突出城市的可分性转向可分性与不可分性并存;从严格的可预见性转向可预见性与 不可预见性并存。进而从这四方面"并存"提出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规律的城市规划变革七方面重点,即: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期中评价;推行低冲击开发模式;强 调层层嵌套式的城市结构;倡导用地混合与交往空间;实施从下而上的"社区魅力再造";提倡弹性的规划结构;形成城市群的协同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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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There are two paradigms of city formation and size聴the competitive model of large-scale land developers operating in national land markets and the self-organization model of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local politics, urban classes, and restrictions in national land markets on city size and formation. It starts by introducing local politics into the two paradigms. Then it turns to a growth situation, where land developers initiate new settlements, but existing cities are either self-organized or governed locally. The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politics of local no-growth movements and of governance of specially favored mega-cities. Copyright 2000 Academic Press. |
| [6] | A dynamical model of a central place system is described which,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s underlying dissipative structures, takes into account the self-organizing aspects of urban evolution, and shows the importance both of chance and of determinism in such systems. A theoretical evolution is discussed together with the modified dynamics of different possible decisions showing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these. A recent application of this new theory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Bastogne region of Belgium is briefly described, and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to the real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decisionmaking on the part of national, regional, and municipal authorities. |
| [7] | Self-organization, that is to say, the phenomena by which a system self-organizes its internal structure independent of external causes, is a fundamental property, as we have seen in the preceding cha |
| [8]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What is it in the externally represented face of the city that makes it recognizable and imaginable? What makes some urban elements and artifacts more legible and better remembered than others? Or put more generally: What makes an object an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and what makes it better perceived and/or remembered? Our answer to all these questions is “the information they embody and convey”. Some elements, including those that compose the face of the city, are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more informative than others and are therefore more legible and better perceived and remembered, quantitatively, in terms of Shannon's theory of informatio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IL, 1949), and qualitatively in terms of Haken's (Informa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 a Macroscopic Approach to Complex Systems, Springer, Heidelberg, 1988/2000) notion of semantic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we elaborate on this point of view in three steps: In the first, we introduce Shannonian information and show how it can be used to define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externally represented in different urban elements. In the second, we show how this is related to processes of grouping and categorization that give meaning to the face of the city and thus form its semantic information. In the third, we discuss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in general and for cognitive mapping in particular.</p> |
| [9] | . 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各种城市 问题接踵而至,对城市演化机制的把握尤为重要。西方****对城市自组织性的研究不断深入,新近进展中以亨德森的城市规模自组织模型、克鲁格曼的城市自组织模 型、杨小凯的自组织城市化模型、波图戈里的自组织城市、艾伦的城市自组织演化模型及新经济地理城市体系演化模型最具代表性。对城市自组织理论及模型研究的 新进展进行梳理和评述,有利于加深对城市自组织特征、机制的认识,合理地开展城市规划、管理,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各种城市 问题接踵而至,对城市演化机制的把握尤为重要。西方****对城市自组织性的研究不断深入,新近进展中以亨德森的城市规模自组织模型、克鲁格曼的城市自组织模 型、杨小凯的自组织城市化模型、波图戈里的自组织城市、艾伦的城市自组织演化模型及新经济地理城市体系演化模型最具代表性。对城市自组织理论及模型研究的 新进展进行梳理和评述,有利于加深对城市自组织特征、机制的认识,合理地开展城市规划、管理,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
| [10] | . 针对城市由自发式集聚进化到自觉发展这一过程的特性及其对城市空间规划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 应用系统自组织理论,研究了城市空间的自组织发展的特性,分析了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因素。研究表明,城市空间发展具有自组织特性,进而提出了在城市空间拓 展、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调适融合、城市人居环境的调整完善以及城市空间发展内在动力的激活等方面的规划对策。 针对城市由自发式集聚进化到自觉发展这一过程的特性及其对城市空间规划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 应用系统自组织理论,研究了城市空间的自组织发展的特性,分析了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因素。研究表明,城市空间发展具有自组织特性,进而提出了在城市空间拓 展、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调适融合、城市人居环境的调整完善以及城市空间发展内在动力的激活等方面的规划对策。 |
| [11] | . 首先提出一个在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过程中易被忽视的问题--城市复杂性的研究.归纳了城市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CAS(complex adaptive system)的5个方面特征;然后从抽象到真实,分析了"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共存,包括从单一连续性到与非连续性共存、从注重确定性到与非确定性共存、从突出事物的可分割性到与不可分割性共存、从严格的可预见性到与不可预见性共存、从着眼于宏大尺度的构筑物到与关注具体的生活环境共存.最后回归"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指出以"自组织"来弥补现有的城市缺陷,包括8个方面:微循环、微能源、微冲击、微更生、微交通、微创业、微绿地和微调控.<dt><strong><t>Abstract：</t></strong></dt><dd>The paper first raises a much neglected question-the complexity of cities. Then it summarizes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At both the abstract and detailed leve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system and other-organizing system, including the co-existence of continuities and discrete-ness, certainties and uncertainties, divisiveness and non-divisiveness, pre-dictabilities and non-predictabilities, and large-scale structures and micro-life spaces. At the end, the paper returns to the theme of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and points out that self-organizing systems should be relied upon to deal with urban deficiencies, including micro-circulation, micro-energy, micro-shock, micro-generation, micro-transportation, micro-entrepreneurialship,micro-greenery and micro-control. 首先提出一个在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过程中易被忽视的问题--城市复杂性的研究.归纳了城市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CAS(complex adaptive system)的5个方面特征;然后从抽象到真实,分析了"他组织"与"自组织"的共存,包括从单一连续性到与非连续性共存、从注重确定性到与非确定性共存、从突出事物的可分割性到与不可分割性共存、从严格的可预见性到与不可预见性共存、从着眼于宏大尺度的构筑物到与关注具体的生活环境共存.最后回归"城市使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指出以"自组织"来弥补现有的城市缺陷,包括8个方面:微循环、微能源、微冲击、微更生、微交通、微创业、微绿地和微调控.<dt><strong><t>Abstract：</t></strong></dt><dd>The paper first raises a much neglected question-the complexity of cities. Then it summarizes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At both the abstract and detailed leve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system and other-organizing system, including the co-existence of continuities and discrete-ness, certainties and uncertainties, divisiveness and non-divisiveness, pre-dictabilities and non-predictabilities, and large-scale structures and micro-life spaces. At the end, the paper returns to the theme of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and points out that self-organizing systems should be relied upon to deal with urban deficiencies, including micro-circulation, micro-energy, micro-shock, micro-generation, micro-transportation, micro-entrepreneurialship,micro-greenery and micro-control. |
| [12] | . 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空间格局与 土地利用类型的竞租规律,是城市组织土地利用方式、配置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发展与土地开发政策,进而提高城市与区域的土地利用整体效益的重要依据。论 文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北京市土地出让价格的分布规律,并在综合可达性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土地利用类型竞租规律,研究发现:1土地价 格的单中心圈层布局比较显著,随着时间可达性的增加,地价在不断衰减。2商业用地价格最高,在第一圈层占主导地位,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衰减最快;住宅用地 及综合用地其次,且明显低于商业用地的衰减速度;最后是工业用地,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变化微弱。3在时间可达性0.75 h以内商业用地的竞租曲线明显高于其他用地类型带来的利用效益;居住用地的土地利用效益衰变曲线的拐点出现在时间可达性的1 h处,1 h等时线与轨道交通及若干交通枢纽切合得较为紧密,这清楚地指出了居民住房消费的通勤时间忍耐度;工业用地利用效益的高低与其产业性质和园区区域政策相 关,与时间可达性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在北京市打造世界城市、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生态环境压力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 内主导北京市的产业结构转移与生产力空间重置。 城市土地出让价格的空间格局与 土地利用类型的竞租规律,是城市组织土地利用方式、配置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城市发展与土地开发政策,进而提高城市与区域的土地利用整体效益的重要依据。论 文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北京市土地出让价格的分布规律,并在综合可达性测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土地利用类型竞租规律,研究发现:1土地价 格的单中心圈层布局比较显著,随着时间可达性的增加,地价在不断衰减。2商业用地价格最高,在第一圈层占主导地位,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衰减最快;住宅用地 及综合用地其次,且明显低于商业用地的衰减速度;最后是工业用地,但其价格随可达性的变化微弱。3在时间可达性0.75 h以内商业用地的竞租曲线明显高于其他用地类型带来的利用效益;居住用地的土地利用效益衰变曲线的拐点出现在时间可达性的1 h处,1 h等时线与轨道交通及若干交通枢纽切合得较为紧密,这清楚地指出了居民住房消费的通勤时间忍耐度;工业用地利用效益的高低与其产业性质和园区区域政策相 关,与时间可达性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在北京市打造世界城市、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生态环境压力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 内主导北京市的产业结构转移与生产力空间重置。 |
| [13] | . 采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 ,对 1 982～ 1 997年期间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程进行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证实工业用地的高速外向扩展是北京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的主要原因 ;揭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 ,阐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中心和扩展轴的时空迁移模式 采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 ,对 1 982～ 1 997年期间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程进行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证实工业用地的高速外向扩展是北京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的主要原因 ;揭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 ,阐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中心和扩展轴的时空迁移模式 |
| [14] | . <p>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和交通的快速发展,北京居住郊区化日益加速。本文根据北京人口迁移、居住区开发建设,并选择四个大型新建居住区住户问卷调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对北京居住区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进行剖析。居住区空间以沿各环路圈层扩展、沿向外辐射主干道带状延伸及在现代产业集聚区周边扩展为基本特征。多数居住区规模较小,功能单一。居住区类型日益多样化,且分布趋向区域化。居住区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城市交通网络向外扩展及郊区产业的发展,未来北京居住郊区化仍是呈较快推进的趋势,根据北京可用地资源条件及未来交通网发展及产业布局,居住区发展重点主要在东郊和南郊五环路和六环路两侧,以及顺义、通州、亦庄、良乡等新城。</p> <p>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和交通的快速发展,北京居住郊区化日益加速。本文根据北京人口迁移、居住区开发建设,并选择四个大型新建居住区住户问卷调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对北京居住区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进行剖析。居住区空间以沿各环路圈层扩展、沿向外辐射主干道带状延伸及在现代产业集聚区周边扩展为基本特征。多数居住区规模较小,功能单一。居住区类型日益多样化,且分布趋向区域化。居住区空间分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城市交通网络向外扩展及郊区产业的发展,未来北京居住郊区化仍是呈较快推进的趋势,根据北京可用地资源条件及未来交通网发展及产业布局,居住区发展重点主要在东郊和南郊五环路和六环路两侧,以及顺义、通州、亦庄、良乡等新城。</p> |
| [15] | . 交通是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内在适应性因素,并直接牵引城市空间扩 展方向.论文选择北京市最具代表性的3个区域(中心城、通州区和密云区),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交通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发现不同交通道路对北京 城市空间形态变化影响力不同,中心城主要是受环路、高速、地铁和铁路的影响,而郊区则主要受国道和省道的影响. 交通是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内在适应性因素,并直接牵引城市空间扩 展方向.论文选择北京市最具代表性的3个区域(中心城、通州区和密云区),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交通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影响,发现不同交通道路对北京 城市空间形态变化影响力不同,中心城主要是受环路、高速、地铁和铁路的影响,而郊区则主要受国道和省道的影响. |
| [16] | . <p>在Landsat TM数据支持下,利用突变点方法获取北京市1994、1999、2004年城市边缘区范围,从扩展总量、扩展类型、扩展方向、扩展区域以及扩展强度等方面分析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探讨扩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边缘区扩展速率逐渐加快;扩展方向主要是东、北,类型以向外扩张为主;(2)边缘区空间扩展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的同时,受经济发展、工业增长、城市基础设施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城市规划等政治因素也对边缘区空间扩展具有一定影响。</p> <p>在Landsat TM数据支持下,利用突变点方法获取北京市1994、1999、2004年城市边缘区范围,从扩展总量、扩展类型、扩展方向、扩展区域以及扩展强度等方面分析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特征,探讨扩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北京城市边缘区扩展速率逐渐加快;扩展方向主要是东、北,类型以向外扩张为主;(2)边缘区空间扩展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的同时,受经济发展、工业增长、城市基础设施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城市规划等政治因素也对边缘区空间扩展具有一定影响。</p> |
| [17] | . 这里发表的是经过2009-2010年间大量调查研究和分析写成的咨询报告全文（原文）。“报告”于2010年9月由有关部门上报到国家。“报告”对近年来交通建设成就和交通运输业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进行了概括性评价，集中而系统地揭示了近年来全国范围内交通运输建设中出现的过度扩张、重复建设、能力浪费、不合理竞争以及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不协调等严重问题，认为交通发展应该逐步进入以优化结构、加强综合运输建设和管理以及发展广大基层区域的交通设施为主的新阶段。由于“报告”是在近年来交通建设特别是“高铁”建设大跃进的高潮中上报的，当时所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 这里发表的是经过2009-2010年间大量调查研究和分析写成的咨询报告全文（原文）。“报告”于2010年9月由有关部门上报到国家。“报告”对近年来交通建设成就和交通运输业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进行了概括性评价，集中而系统地揭示了近年来全国范围内交通运输建设中出现的过度扩张、重复建设、能力浪费、不合理竞争以及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不协调等严重问题，认为交通发展应该逐步进入以优化结构、加强综合运输建设和管理以及发展广大基层区域的交通设施为主的新阶段。由于“报告”是在近年来交通建设特别是“高铁”建设大跃进的高潮中上报的，当时所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 |
| [18] | Land-cover and land-use (LCLU) change was quantified for the last 35 years within and in the vicinity of a fast growing city in Mexico, using rectified aerial photograph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LCLU change was projected for the next 20 years using Markov chains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The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 growth and landscape change, and between urban growth and population growth. The analysis of Markov matrices suggests that the highest LCLU attractor is the city of Morelia, followed by plantations and croplands. Grasslands and shrublands are the least stable categories. The most powerful use of the Markov transition matrices seems to be at the descriptive rather than the predictive level. Linear regression between urban and population growth offered a more robust prediction of urban growth in Morelia. Hence, we suggest that linear regression should be used when projecting growth tendencies of cities in regions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
| [19] | Urban expansion has been a hot topic not only in the manag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in the fields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GIS). After land reform initiated in 1987, Chinese cities are facing a new development wave, which is the mixture of urban expansion and redevelopment. Local urban planners are also facing a huge challenge to require the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urban growth process, which involves various actors with different patterns of behavior. Modeling an urban development pattern is the prerequisite to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This paper presents a spatial data analysis method to seek and model major determinants of urban growth in the period 1993鈥2000 by 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 in PR China. The method comprises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and spatial logistic regression technique. The former is able to visually explore the spatial impacts of each explanatory variable. The latter can provide a systematic confirmatory approach to comparing the variabl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major determinants are urban road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ed area, and master planning is losing its role in the specific period. |
| [20]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residential and industrial/commercial land development in Lagos between 1984 and 2000. Land use changes were mapped using satellite images, whil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model the probability of observing urban development as a function of spatially explicit independent variables. Accessibility, spatial interaction effects and policy variables were the major determinants of land use change. Variables that influence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we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expansion of industrial/commercial land areas. The evidence of frontier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calls for land tenure and housing development reforms, and land use controls to minimize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unplanned urban expansion.</p> |
| [21] | ABSTRACT |
| [22] | . 本文分析了2008年北京市就业密度空间分布的现状结构,并运用非参数局部回归的方法模拟了2004年和2008年北京市的就业密度曲线,进而分析北京市就业密度分布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从就业密度的角度,2004年~2008年间,在城市规划的引导作用下,尽管城市单中心结构仍然突出,经济空间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多中心发展的雏形。其中制造业就业密度呈现出非常显著的郊区化特征,而第三产业则持续地向城市中心区高度聚集。综合来看,单中心集聚力量的延续对未来北京市发展将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困扰,如中心城过度拥挤、职住分离、交通压力加大等,建议通过政策手段加快布局调整,进一步培育具有一定规模和集聚能力的郊区次中心,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 本文分析了2008年北京市就业密度空间分布的现状结构,并运用非参数局部回归的方法模拟了2004年和2008年北京市的就业密度曲线,进而分析北京市就业密度分布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从就业密度的角度,2004年~2008年间,在城市规划的引导作用下,尽管城市单中心结构仍然突出,经济空间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多中心发展的雏形。其中制造业就业密度呈现出非常显著的郊区化特征,而第三产业则持续地向城市中心区高度聚集。综合来看,单中心集聚力量的延续对未来北京市发展将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困扰,如中心城过度拥挤、职住分离、交通压力加大等,建议通过政策手段加快布局调整,进一步培育具有一定规模和集聚能力的郊区次中心,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 |
| [23] | . 利用北京市第一、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 以"乡镇\街道"为基本空间单元, 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研究北京都市区城市功能格局的特征与模式。与2004年相比,2008年北京都市区城市功能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北京都市区城市功能布局呈现郊区化态势:建筑运输与制造功能呈现最明显的郊区化特征,沿主要交通干线向远郊区快速拓展;生产服务功能以及复合功能也呈现出初步的近域郊区化特征。北京都市区城市功能空间分异更加明显:城市中心区专业化于生产服务、公共服务功能;近郊区内沿专业化于复合功能、科教服务功能;近郊区外缘与远郊区专业化于建筑运输与制造功能。北京都市区的功能地域结构也在2004年"两轴两带八区"的基础上有所调整,2008年的功能地域结构更加综合,同心圆、轴向、多核模式均有所体现。 利用北京市第一、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 以"乡镇\街道"为基本空间单元, 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研究北京都市区城市功能格局的特征与模式。与2004年相比,2008年北京都市区城市功能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北京都市区城市功能布局呈现郊区化态势:建筑运输与制造功能呈现最明显的郊区化特征,沿主要交通干线向远郊区快速拓展;生产服务功能以及复合功能也呈现出初步的近域郊区化特征。北京都市区城市功能空间分异更加明显:城市中心区专业化于生产服务、公共服务功能;近郊区内沿专业化于复合功能、科教服务功能;近郊区外缘与远郊区专业化于建筑运输与制造功能。北京都市区的功能地域结构也在2004年"两轴两带八区"的基础上有所调整,2008年的功能地域结构更加综合,同心圆、轴向、多核模式均有所体现。 |
| [24] | . 一般认为中国首都圈的空间结构是京、津双核心。本文基于首都圈地区第二次经济普查中分县市区18个行业就业人口数据,运用区域密度函数,对首都圈地区分行业就业人口分布与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不同行业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发现:首都圈并不是单纯的京、津双核结构,而是在不同行业上存在不同的结构特征。总体上,首都圈的确呈现京、津双核结构,就业人口集中在京、津、唐三地,尤以京、津为主。而分行业来看,大部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则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单中心结构特征;而消费者服务业则大多呈现京、津双核结构;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呈现出京、津、唐三中心结构;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显示出以京、津、唐、保为中心的多中心结构。进而得出中国首都圈呈现以北京为中心,京、津双核明显,京津唐三足鼎立,京津唐保功能分异,秦皇岛、承德、张家口、沧州、廊坊共同发展的多中心空间格局。 一般认为中国首都圈的空间结构是京、津双核心。本文基于首都圈地区第二次经济普查中分县市区18个行业就业人口数据,运用区域密度函数,对首都圈地区分行业就业人口分布与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探讨不同行业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发现:首都圈并不是单纯的京、津双核结构,而是在不同行业上存在不同的结构特征。总体上,首都圈的确呈现京、津双核结构,就业人口集中在京、津、唐三地,尤以京、津为主。而分行业来看,大部分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则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单中心结构特征;而消费者服务业则大多呈现京、津双核结构;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呈现出京、津、唐三中心结构;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行业显示出以京、津、唐、保为中心的多中心结构。进而得出中国首都圈呈现以北京为中心,京、津双核明显,京津唐三足鼎立,京津唐保功能分异,秦皇岛、承德、张家口、沧州、廊坊共同发展的多中心空间格局。 |
